状元为什么常常成不了气候？

                    许锡良

中国人历来有状元情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状元意味着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与最大前途。一旦成为状元，什么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等等，统统不在话下。而且还可以享受到什么“紫禁城骑马”特殊待遇。在文武百官都必须下马的紫禁城，唯独允许状元可以骑着高头大马进去。也难怪，中国历来的“才子佳人戏”的基本戏路，无不是穷才子遇到富贵美丽的员外家小姐，小姐家嫌贫爱富，然后穷才子进京赶考，一举中状元，骑高头大马，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并且娶得美人归，因此，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所谓状元无非就是这些喜剧角色。

如果认真起来看，其实中国古代的几乎所有的状元，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几乎都是空白的，状元除了作大官发大财，必要时当当汉奸外，至今没有发现一个状元有什么象样的文学或者思想类著作，也没有发现有一个有过什么创造发明，甚至连一篇象样的文章都没有留下来。这真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悲哀。其实，只要稍稍想一想，也不难理解的。因为，中国科举制度，考的内容只是一些“四书五经”里的内容，又不允许发挥，更不允许创造，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空间被严重挤压，同时，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驯服奴才的好办法。其目的本来就是要造就唯唯诺诺、伏伏贴贴的好奴才，因此，一切也就在顺理成章之中了。中国古代的教育，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貌似公平合理，其实是一种毁灭人性的绝招，是帝王坏心肠的一个铁证，其实也是一种阴谋。心直口快的唐太宗李世民，激动之下，说漏了嘴，他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凭良心讲，唐代时的科举，花样还比较多，那里不但考考“四书五经” ，除策问、帖经之外，而且还要加试诗词赋、文章之类。自由发挥创造的空间相对明清时的“八股取士”不知道好多少倍，但是，其实也是没有多少用的。即使如此，唐朝的大诗人仍然没有一个是状元出身的。可见，即使考诗，也不见得就能够真正培养诗才。

废除科举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逐渐地用高考填补了科举的空缺。科举是废除了，但是，中国人的状元情结仍然是藕断丝连，其阴魂不散。照说，高考在许多功能上与科举是有天壤之别的，比如高考只继承了科举考试的一小部分功能。因为科举高中，就常常意味着升官发财，但是，高考高中，离升官发财的路途仍然十分遥远。中国的高考+公务员考试+组织部考察提拔才略等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尽管如此，中国的高考仍然是必须经历的第一关。而且高考的成绩与录取的学校性质，常常决定了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因为，许多机会都让什么“211”及“985”类大学占了，甚至有的是垄断了。要不，中国人仍然是那样痴迷于重点率，特别是能否上北大清华，尽管这两间大学除了出了不少大官外，其实也没有出什么对世界有多少杰出贡献的人。出大官这并不稀奇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太学也出了不少大官。因为，朝廷就是有意在这里挑选“接班人”，如此这般的规则就摆在那里，即使是一只小虫，如果进了太学，也是有希望可以成为一条好龙的。真正厉害的学校其实不是出官员，而是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出发明创造型的人才，那才真是叫“本领”。因为，这些方面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即使是你皇帝，有如乾隆那样，一生喜欢诗文，每天都吟风咏月，据说一生写了四万多首狗屁不通的诗，却一首也没有能够流传于世。尽管他在世的时候，是被万人称颂的，多少无耻的文人称颂其诗是万世杰作，其实应该是狗屁的还是狗屁，不会因为他是皇帝就真的变得多么精彩。这是最不可糊弄于世的。这就是上帝的公正所在。

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至今已经是33年过去了。据前两年武汉市教育部门组织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高考30年来，各省市一级的高考状元不下千余人，随机抽样调查三分之一强，即近400人，结果发现，竟然无人一人在社会各行业中做出了杰出成就，与社会期望值相比，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应该在逻辑与理论层面上就可以说得清楚的。

首先是因为高考所考的内容，并不能够真正反映考生的素质。至今中国的高考，基本仍然是以考试记忆力为主，因此，中国的学校，每到高三的时候，就开始突击训练，开始题海战术了，常常是猛抓三个月，抓升学率,要抓出血来,也会成绩斐然，否则的话，就要大退步，无论你平时多么扎实的功夫，没有学校敢在高中三年级时开国际玩笑的。所以，每到高三，一切活动都让位于高考，服从于高考，围绕高考指挥棒转。那些考试，据说也常常是有作弊的。所谓作弊其实就是让考生偷看一眼，成绩竟然就提高了十几分甚至几十分，有些考生高考场上没有想出来，出了考场就回想起来了。而这些分数常常是一分之差，天上地下，决定命运时是非常残酷无情的。但是，所谓分数其实就是这路货色。试想，这样的分数是否能够说明一个人的前途？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是这样检测一个人的能力吗？

(在“老先生”的引领下，4名高考“状元”进孔庙大成殿行“敬拜礼”。)

以科研为例，一个科研工作者，常常并不需要十分费心地去记忆那些研究材料，他最需要的能力是心中有没有存留几个有价值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他是否善于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料，能否利用那些公开透明的资料信息去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再以作家为例，他也不必动辄去背诵那么多的诗歌、文章，只需要看过并且看懂，同时有所启发其实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他是不是从中吸收到了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善于化成自己的思想智慧与灵感。这其实与记忆力好坏关系实在不大。如果记不住或者记得不牢，完全可以去查阅文献资料。现在就更是方便，上网就能够查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关键是这些东西对你是否有用，是取决于你的问题意识与创造能力，而不是记忆力。

(图为广东和德庆的4名高考“状元”穿宋朝状元服、骑高头大骏马巡游德庆宋街，一展“威风”。)

其实在社会不同职业领域莫不如此。一个人在一个领域里是不是有杰出成就，就个人素质来说，是取决于他是否有创造力。而创造力首先来源于他的问题意识。因此，胡适曾经劝告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说，“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并且说：“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节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

其实，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人成才成器的重要标志。这也是爱因斯坦所强调过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想像力比知识重要的根源。但是，一个高考状元需要这样的状态吗？这样的状态能让他成为状元吗？恐怕刚好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经常被值得研究的问题缠绕着的人，他恰恰不会满足于现成的答案。因为他总在质疑问难，总是在批判,总在探索新路子,因此，这样的人要应考，要他花十足的功夫去背诵他人早定下的答案恐怕远非易事。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就率先把这些富有创造力，敢于质疑问难，善于提出问题的人淘汰出局了。而留下的所谓尖子生、状元之类，不少其实就是只会死背书的。这种学习方式与将来工作之后，在社会上要求的积极主动地做事，主动寻找发展机会，创造条件完善自己大不相同。在社会上没有人会告诉你，你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只有自己才知道。因为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天赋、兴趣与能力特点究竟是怎么回事，个人的特点与环境之间的契合，更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事情。远非那些只会背书考高分的书呆子所能够洞悉的。

一个孩子如果自小就被分数驱赶着，变成了只会背诵书本，考取高分的分奴，那么，也就意味着他被迫忽略了大自然的复杂多样与美丽无限，也忽略了社会的纷繁与作为人的丰富内心世界，特别是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忽略与冷漠，造就了人格缺失严重的一类人。因此，人类社会，奥妙无穷的大自然,各种大千世界本是多么美妙离奇,令人惊讶，但是，高考的分数却把他们的眼睛蒙住了,他们的心智被肢解了,破碎了。变成了一个被爱因斯坦批评过的这种人：“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高考与传统的科举制度一样，都是在不断地制造着“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人。我的老家江西抚州是一个特别会考试的地区，去年的高考又是大丰收，竟然仅一间学校能够将全省北大、清华指标的近半数收入囊之物。我曾经从网上看到刚刚考上北大清华的那些学生的合影，仅仅从照片上看，那样木然的样子，感觉就是爱因斯坦所描述过的那种人：他们面部表情木讷，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事实上就是无异于行尸走肉。但是，表面看来这些孩子是成功者，是人上人，其实，他们将一生的幸福与发展前途都抵押在这里了，他们其实是被异化了的教育，严重摧残了的牺牲品，他们其实是这种被功利异化了的伪教育的扎扎实实的受害者。但是，中国社会多少家庭，多少学校，多少政府官员，多少媒体都在为这样的受害者欢庆。有的地方甚至连续多年搞高考状元庆典，让高考状元重新骑高头大马，配戴大红花，敲锣打鼓，招摇过市，好不热闹。其实，从现代社会来看，其蠢无比，这是在作践年轻人，残害年轻人。这种风气将使中国因为教育、知识与人才的培养误区而陷入万劫不复。

1390年的科举考试历史，无数的状元，30多年来的高考，一千多个高考状元，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这是教育的死胡同。在中国，政府、家庭、社会、学校已经形成了合谋着杀害孩子的生命活力的合力。中国人正在被严重扭曲与异化了的反教育路上，越走越远。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

2010年11月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