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万亿国有资产如何分给13亿民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3:21:18

几十万亿国有资产如何分给13亿民众?

2010-11-06 08: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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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财新高峰中国与世界论坛大会,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焦点话题之一。素有“批评经济学家”之称的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以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都指出,收入分配的改革是中国经济调整、拉动内需的核心问题,许小年并建议将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分给13亿民众以刺激消费。

许小年认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而不是向居民倾斜;在财富积累方面,国民财富的积累速度落后于国有部门的财富积累和央企财富资产的增长速度。以上因素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高,不愿消费。

谢国忠也指出,中国经济调整的核心并不是汇率,而是家庭收入过低的问题,如果能够把家庭收入在经济总量当中的比重提高50%,达到世界正常水平,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摩擦就可以基本得到解决。

“有调查显示,我们过去几年间收入的分配大多数集中在最高端的收入组别里,而中层和下层的收入组别收入增长速度远远的落后于高端组别的收入。如果不解决寻租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收入分配。”许小年表示。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指出,当前国民收入确实存在不公的情况,当社会分配差距过大的时候,富有的人有货币支付能力,却没有购买欲望,贫困的人却恰恰相反。“现在问题是投资逐年上升,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消费和投资比重严重失衡。”

许小年认为,要刺激消费,就要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向居民倾斜,进行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的市场上和二次分配的市场上体现公平的原则。

他开出的药方是,将国有资产分给民众。“我们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可以分给13亿民众,国有资产在国资委手里管着,一分钱都不能用于消费,如果分给民众就可以变成消费购买力。有很多的政策,政府与其花4万亿扔到“铁公基”里,不如把4万亿放到社保里,与其国资委掌握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不如把它放到全国社保基金里,来充实我们的社会保障,使老百姓可以放心地把储蓄拿出来用于消费,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许小年说。

姚景源则表示,解决分配差距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把蛋糕做大,二是重新切蛋糕。他解释说,蛋糕做大就是保证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切好蛋糕,则是处理好政府财政、企业利润和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政府财政收入这么多年,20%的增长,企业利润也是20%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是一位数的增长。”姚景源建议转变政府职能,节约财政支出。

“中国需要进行结构改革。”许小年强调,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喊了十几年仍然没有转变。制度刚性的存在制约了结构改革,只有打破这个制度刚性才能打破这种模式。”

然而,这些专家学者的建言,政府官员和掌控这批庞大资产的利益集团会听得进去行得出来吗?当国富民弱己成为中国现阶段乃至未来的真实写照时,谁会愿意把攫取的财富散发给大多数人?现在的中国模式,已经惊天动地了,不断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学界的大小讨论会都在大吹特擂。连一些外国人也跟着恭维,说得国人心里都美滋滋的。

所谓中国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原国企的工人就以极低廉的价格被买断工龄下了岗。在任何国家企业的改制,都不能以牺牲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而在中国所有者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一夜之间把老百姓的房屋夷为平地。这样的强权,这样的掠夺,直接导致官员的腐败泛滥,官员和围绕在官员身边的极少数人于是成为中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阶层。

中国的发展优势,直接催生了低工资和无工会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农民工。按秦晖的说法,这是一种低人权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的背后,实际上是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是广大农民因城市户籍门槛而造成的非国民待遇,以及这个体制本身具有的种种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管制甚至压迫。农民工在工作待遇上的劣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显然,如果给了农民国民待遇,允许自行组织工会。那么,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剩下多少呢?

不可否认,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极少数人更是拥有了令西方人惊叹的巨额财富,政府更是培养了一大批挥金如土的政客!不说那些数不胜数的楼堂馆所形象工程,单看看奥运会、60周年大庆、世博会的排场,那一场欢宴不是随随便便就扔掉几千个亿!摊到每个平民百姓的头上,能拉动多少消费解决多少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可惜没有人在乎这个占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也没有人心疼被挥霍掉的钱财。

所谓国富民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只是一个幻觉抑或是一个笑话!当一批批权贵和富豪把大量财富转移到海外把子女眷属送往海外,甚至动辄耗资数亿在海外购置豪宅之时,国富民强的宣传说教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更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吴敬链老先生最近指出:“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现在中国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尊严,不是来自于GDP总量与政府拥有的庞大财力,而来自于民众与政府之间基于互信的良好政治关系。无论是近现代西方还是中国古代,对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都有很好的阐释。林肯那句“民治、民有、民享”道出了美国政治的精粹。中国的孟子曾将人民列为统治者的“三宝”之一(其余两宝是土地、政事)。那句源自战国的“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经过唐太宗李世民引用后更是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