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眼中的周总理:外交艺术充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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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眼中的周总理:外交艺术充满魅力(图)
http://news.QQ.com  2008年03月07日10:15   国际先驱导报    评论9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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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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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周总理的外交思想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窦晨、郭一娜发自北京、东京 他是一个爱结交朋友的人。以至于钱其琛有过这样的评价:“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听到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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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除了怀念,似乎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他和他朋友的故事,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和延续?
待客要周到 礼宾无小事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天,下午5点以后,外交部礼宾司的同事们大都下班了。马保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响起熟悉的淮安口音:“我是周恩来呀!”
马保奉赶紧说:“总理您等一等,我把司长叫过来。”没想到周恩来却开门见山:“谁管明天卡翁达(时任赞比亚总统)访问的文艺晚会?”得知是马保奉负责后,总理立刻让他记下了新调整的晚会节目单。按照礼宾工作需要,还要送去翻译。
周总理的朋友们未必知道,这个大国总理接待朋友时竟是如此事必躬亲。
从1965年进入外交部礼宾司到2007年退休,马保奉大部分时间都在礼宾司工作,这使他对周总理的待客之道有很多切身的体会。
中苏关系不好时,在接待国宾的宴会讲话上时常批判“苏修”,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驻华使节往往会退席抗议。由于讲话一般安排在冷盘之后、上热菜之前,因此就出现了退席使节吃不上热菜的情况。周总理发现后,找礼宾司商量,把讲话时间改在吃完热菜之后,这样即使一些使节退席,也可以让他们吃好饭。
“周总理就是周到。”不管当时那些驻华使节是否领总理的情,但他的诚意却清晰可见。“今天我们的外交礼宾工作严谨、周到、细致的好作风,就是周恩来言传身教、手把手培养起来的。”对于这笔外交遗产,马保奉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温暖异乡客 历久更弥新
“我认为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离不开周恩来。”说这番话的,是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现任日中友好协会代理会长的佐藤嘉恭。虽然和周恩来只有一面之缘,而且前后不到2个小时,但用佐藤自己的话说,“那次见面至今还总在记忆里回转”。
1965年,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10周年,中日代表团“意外”相逢。
当时印尼方面特意为中日两团安排了非正式午餐会。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就给随团的佐藤留下“强烈印象”。“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日本代表团团长川岛正次说,‘我认为中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两国关系’。当时两国还未建交,所以我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地说。他真的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
会餐结束后,周总理走过来和每位日本代表团的成员握手。“那是我和他唯一一次握手。”与周总理见面后的第30个年头,佐藤来到中国出任日本驻华大使。每次他和中国官员提起那次见面,“都感觉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今年已经74岁高龄的佐藤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和他同年代的很多日本外交官都很佩服周恩来。他希望两国都能珍惜相互的友好关系,踏踏实实解决好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这也许才是对周恩来最好的怀念吧”。
外交大智慧 能管很多年
在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所写的《外交案例》一书中,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思想被当作了“外交大智慧”的案例。
“当时中国有三种选择,支持万隆会议但不参加;参加但以意识形态划线;参加会议而且力促会议成功。”吴建民说,中国选择了第三条。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思想,成为会议成功的关键。
“求同存异,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代表了历史的潮流,体现了人类进步的方向,了不起,所以是大智慧,不是雕虫小技,它能管很多年。”吴建民说,十七大报告里“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源于求同存异思想。
吴建民向《国际先驱导报》透露,外交学院将建“周恩来外交研究中心”。“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是为了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我们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吴建民眼中的周总理
在这位中国前驻法国大使看来,周总理的外交遗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窦晨发自北京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采访中吴建民总是调整坐姿的动作,让《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有些不安:“您的腰是不是不太好?真不好意思……”
“没有啊,我的腰很好。”在外交学院会议室,吴建民的回答一时让记者有些困惑。“我讲话要看着人家,否则会觉得不大尊重,椅子太重,我只有调整自己。”记者突然想起,刚才这位中国前驻法大使说过,周总理对他影响甚深,包括“平等待人”。
1965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吴建民,曾经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担任法语翻译。3月4日,身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的他,与《国际先驱导报》的对话就从当年的那段经历开始。
大国总理的气派
《国际先驱导报》:听说因为早年留学法国,周总理的法语也不错。给他当法语翻译,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吴建民:他可以听懂,而且能够听出来你是不是原原本本地翻给对方,这当然对有的翻译会有压力。我还好,开头有点紧张,但慢慢就适应了。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对很多事情都很严谨、细致。
吴建民:是。有一次我去人民大会堂给他当翻译,总理露了一面就不见了,那时外宾还没来,总理哪去了?原来在旁边房间刮胡子。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平时看总理,他的衣冠总是很整洁。尽管衣服并不新,但是给人一种大国总理的气派。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这么细致,在他身边工作也会紧张吧?
吴建民:那当然,比如文字上的东西,他会具体到给你挑错别字。所以外交部报告的文字都比较严谨,因为总理如果发现有错别字,会批评的。
《国际先驱导报》:您见过总理发脾气吗?
吴建民:有的时候总理也发脾气。尤其对有些外交人员身上的“大国主义”习气深恶痛绝,他会骂得你狗血喷头。比如看不起小国,想指挥人家,到人家那里不尊重风俗习惯,嫌人家落后,总理非常非常看不惯。
外交艺术充满魅力
《国际先驱导报》:周总理为中国结交了很多外国朋友,您注意到有什么诀窍吗?
吴建民:周总理跟人家谈话,都讲得很到点子上,不是强加于人,而是讲道理,同时把我们立场为什么这样坚定的道理讲得很清楚。
我记得一次他会见非洲某国客人,会谈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6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1998年我去法国当大使,当时参与会谈的一位该国外交官正好也在法国,他居然还记得当时周总理的讲话。为什么呢?该国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独立后受到法国的压力,他们就想完全依靠中国。周总理当时就说,我们虽然同情你们斗争,支持你们斗争,但到底离得很远,“远水救不了近火”。这句话很形象,把很复杂的关系变成一个简明易懂的比喻,人家会觉得有道理。
周总理总能设身处地为对方去着想,很尊重小国。他可以从深夜11点谈到早上5点,一个大国总理,又是文革期间,那么忙,对方当然非常感动,感觉中国是真诚的。所以中国和非洲关系那么好,非洲人后来把中国人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当成自己的事情,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
《国际先驱导报》:每个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高超的外交艺术都有自己的概括,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
吴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我在自己写的书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情:1955年4月16日,在飞往万隆会议中途,经过新加坡时遇到雷雨,飞机只得迫降,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听说周总理来了,提出与周总理在机场贵宾室会面。那时新加坡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在当地特务活动也很猖獗,出于安全考虑,同行的人都建议他不去,周总理的态度是,送上门的工作为什么不做?他是前英国首相的儿子,“不做岂不可惜?”
总理让我终身受益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的言传身教对您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有什么影响?
吴建民:举个例子,我在法国当大使,一个法国大公司头头要见我,但他突然有事不能来。他的二把手说,能不能代替他来见我?我其实也可以让他见我的副手,这在外交上不失礼,但是我说可以呀,结果她很高兴,觉得我尊重她。这是一位女士,她后来当了法国核能集团的总裁,很能干,和我们一直关系很好,外交总要考虑机会来的时候不要拒绝。
《国际先驱导报》:您曾说对您个人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就有意识去学习吗?
吴建民:当时年轻,有的理解,有的也不一定能理解,但年轻人记忆力好。我记得1971年11月,我作为中国派出的首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赴纽约工作,代表团离开首都机场那天,周总理带领大伙绕场一周,接受工农兵欢送。我那时是三等秘书,小萝卜头啊,要求我们先上飞机,让领导最后上,我们铛铛铛跑上弦梯,周总理回头一看,“怎么上去了,还没和你们握手呢,都下来”,我们就又跑了下来。
我当时就感觉,这几年总理老得真快,头发都白了。握手时我不由得冒出一句“总理多保重”,他眼睛看着我,很诚恳地说了声“谢谢!”这是我和总理最后一次握手。这些年来,很多事情过去了,但是总理这个举动我不会忘。
在他身边工作的6年,当时是一种尊敬的心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记忆经过自己的思考、咀嚼,慢慢品出其中的道理,化为我们的行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