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迟福林：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时代已成为历史}}

凤凰网财经讯 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首届财新峰会：变革世界的中国策”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凤凰网财经全程进行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演讲中称，当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突出矛盾的情况下，增长代替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了，也就是说，增长一俊遮百丑已经成为历史。下面是迟福林发言实录：

迟福林：首先祝贺财新主持了这样一个主题重要、层次比较高的峰会。我们这个单元讨论“十二五”，为了探讨“十二五”，我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出了两本书《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转型》，前几天也翻译成了英文。这里以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十二五”为主题，简要的提出三个问题，和在座的各位专家和同事做一个讨论。

第一，“十二五”我们是不是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阶段，或者历史转折的关键五年。“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提出了一个大方向，而我们讨论，或者我们决策者更多的从外部环境的变化看到的这样一个巨大转型的巨大压力。今天，我想从国内的变化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三件事：一是我们中国的发展阶段性特征何在？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一个转型的大国，发展性的或者阶段性的特征应该说十分突出，能不能够很好的把握阶段性特征，这对于我们政策的决定和发展方式的决定具有一些基础性的意义。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我提出来“十二五”应当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有的人提出来，别说“十二五”，“十三五”也做不到，不是十年、十五年的事情。这里我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温饱问题解决了，告别了吃不饱饭的问题，今天一些发展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现实中可以看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基本需求，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消费的最基础的部分。农民工和城市化连在一起，“十二五”能不能把相当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民工成为市民，不仅对城市化进程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我们实现这样一个人的自身发展，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有一个极大的意义。我简要概括，我对这个阶段性特征的概括，我们已经总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阶段，开始进入到与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性新阶段。我们的发展政策、我们的改革能不能建立这样的基础，对于我们转型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什么？过去生产品短缺是一个突出矛盾，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生产产品短缺，这成为一个现实。当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突出矛盾的情况下，增长代替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了，也就是说，增长一俊遮百丑已经成为历史。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释放以公共产品短缺带来的社会需求，需求结构的变化对我们发展方转变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三是我们面对发展环境的焦点何在？我们现在存在着发展环境面对各式各样的矛盾，“十二五”或者更长一段，经济转型引起的社会转型问题突出了，环境的焦点何在？在社会、社会矛盾、社会风险，我们已经开始从一个一元社会进入到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所以利益博弈、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是一个基本的常态，能不能够以社会机制来形成这样一个利益诉求、利益表达、利益参与、利益协商，这样一个机制，而减少行政权力对于这些的干预，可能对我们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十二五”从国内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转折的关键阶段，我们注重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对于我们阶段性特征，对于我们面临的矛盾，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清醒的估计。

第二，我们处在历史转折关键的“十二五”，我们应当做一些什么选择？由于时间关系，我简要的说一下。“十二五”规划提出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的理解恐怕重在三个转变：一是从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在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如果我们的改革发展政策还是坚持放在刺激物质产品的需求上，在现实生活看到的不仅容易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可能还会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风险、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我们很难来赢取消费格局和结构大的变化。举一个例子，从2000年-2008年，老百姓在文化消费的比例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明显下降，老百姓支出由2000年13.4%降到2008年12.1%，农村由2000年的11.8%降到2008年的8.5%，为什么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的消费比例反而下降呢？那就说明我们过重的注重物的追求，而忽视了人的自身发展可能带来的消费结构、消费需求。

二是发展导向要从经济总量转向国民收入。这里很重要的在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GDP总量发展的导向，恐怕投资主导是难以改变的，恐怕政府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的干预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弱。在这个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很难转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当然，从现实生活来讲，实现这样一个导向，关键在于我们今天晚上要作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这里不谈了。

三是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我们现在谈发展政策和改革，包括财政税收的改革，包括国有资本，是不是向着民富优先这样的调整，还是在总量导向下更多的向政府方面的调整、向财政这方面的调整。财政连续多少年都在2%作为一个整改，老百姓实际收入差2-3倍。所以，“十二五”期间我们真正要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在这三个发展的导向上恐怕要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有此调整我们的政策，由此加快我们的政策改革。第三个转变，“十二五”处在历史关键时期，我们能做些什么？

外国专家不断的提出一些问题，在我看来，我们真正扩大内需，未来恐怕重要的在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这里面关键的取决于收入分配，所以留在今天晚上谈，收入分配的改革既是衡量我们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核心目标，也是发展方式转变“十二五”时期成败的一个最关键的焦点问题。二是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变。这里恐怕既有一个城市化的合理的布局，更有一个随着中国30年经济的变化而必须所进行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三是由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和变革。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1、能源的消费总量要不要和经济增长速度挂钩，要不要在能源消费总量的前提下制约我们追求速度的倾向。2、核心取决中国在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3、推动公共产品短缺背景下的改革。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二五”期间，从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这样一个大局出发，应该初步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格局。二是在此基础上，应当放开这种教育、医疗等中高要素市场的开放，向社会开放、向外面开放，不要使中国的教育成为拉动世界其他各国教育的主要来源。我们有巨大的消费需求，所以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十二五”，从国内的发展变化出发，我们面对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我们把这些重大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在世界经济的平衡当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所以我很赞成温总理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真正朝这样的方向把自己的国内的事情做好了，这是最重要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