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画传

第一章1.出生地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10月诞生于浙江绍兴。   
    对于故乡绍兴，鲁迅怀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一面是热爱，崇敬，终生的眷恋；另一面是憎恶，决绝，甚至诅咒说：“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   
    绍兴地处江南，傍水居筑。近有曹娥江，远有钱塘江，涛声不绝。河汊，小桥，乌篷船，是山阴道之外的另一组应接不暇的风景。水是智慧的象征。然而还有山地，有峰峦，有岩石，有着严峻刚毅的灵魂。所谓“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这里产生了相当一批著名人物，如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王思任等。鲁迅曾经辑录有关这些“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作为一个叛逆者，对于历史传统，其实他并非一概视同虚无，而是有所选择，有所皈依的。他很喜欢王思任的一句话，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   
    不同于帝都南京，绍兴没有那种霸气，也没有大都会一般的奢华。这是一个中小城市，也可以说是边缘城市，四围毗连乡村，除了官僚、工匠、市民，有名的师爷之外，经常有无数的农民、渔人、丐儿混杂其中。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叠合的中间地带，鲁迅有机会从小接受相当完好的教育，其一是经典的，书面的，其二是日常生活的，两者都紧连着乡土中国固有的血脉。他长期被困于“自己的房间”，艰于与上流社会相周旋；故乡的一切：山水，习俗，戏曲文化等等，几乎成了一生中仅有的一点诗意，虽然柔弱，然而足以自持，是效力强大的解毒剂。   
    鲁迅与故乡交恶，始自家道中衰以后的痛苦体验。13岁时，他已经从一个大家族的少爷沦为“乞食者”，过早地进入社会了。事隔多年，当他回忆起来时，我们依然可以居间感受到一个少年的悸动。他感叹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第一章2.在底层    少年鲁迅经历的两次重大的家庭变故,严重地毁损了他的精神健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深刻的创痕。   
    最先是祖父下狱事件。   
    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出身翰林，曾外放知县，后被勒令退职。通过出钱捐官的道路，在京候补9年，终于当上一个专事抄写的七品小京官。一年，慈禧太后“万寿”，由光绪皇帝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恩科考试”。在此期间，周福清恰好因料理母亲丧事滞留绍兴。几家亲友在得知他同主考官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凑集了一万两洋银，求他为应试子弟代为行贿。他应允过后，立即赶赴苏州，待打听得主考的行止，亲自写了一封信，将具名及一万元的钱票附入，令听差递呈。但是，所有周密的考虑，最后竟被卤莽的听差给败露了。   
    即使在一个腐败透顶的社会，官方也得维持“法治”的面子。周福清知道事关重大，试图找人开脱，碰壁之余，随即逃到上海，避居了一段时日，结果投案自首。光绪皇帝在刑部上报的案卷中，亲笔批示道：“斩监候。”   
    斩监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犯人给监禁起来,听候斩首。何时斩首是无法预期的,只能等候最高指示。这种朝不保夕的悬空状态,给所有相关的生命带来无边的焦虑。   
    在周福清入狱时起，为了逃避株连，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由母亲鲁瑞转移到了乡下，过一种其实是流亡者的生活。由于同知府大人有私交，周福清得以租住杭州府狱附近花牌楼的房子，并且由姨太太及少子陪住，还雇了厨师和保姆。所有这些费用，自然都得由长子——鲁迅的父亲周凤仪负担起来。然而，除了变卖田产，被断送了科举前途的读书人有什么能耐呢?对于祖父在官场中染成的这种陈腐的习性，鲁迅应当是反感的。周福清后来病故时，三弟周建人曾经问他，是否保存祖父的日记，他的回答是：照例烧掉。   
    周凤仪忧愤成疾,37岁时就死掉了。这时,鲁迅才16岁。这是继祖父下狱之后，他所遭受的最为沉重的打击。   
    周凤仪所患的“鼓胀病”，按照现代医学推断，当是肝硬化腹水。从病因学来说，长期的精神抑郁是致命的。为了病重的父亲，正在三味书屋读书的鲁迅无法专注于“子曰诗云”，请医生，寻“药引”，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从鲁迅后来的回忆文字来看，他在当铺所受的侮蔑是刻骨铭心的，而药引——如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结子的平地木等等——的寻搜，也使他受尽了中医的愚弄。所以，他在日后表现出来的，对本土传统以及社会不公现象的憎恨与攻击，都变得很可理解了。   
    如果说祖父下狱事件直接来自权力和权力者，那么，父亲的亡故则与社会和文化有关。这两次连在一起的事件，使鲁迅长期陷于绝望，孤独，以及对所在境遇的质疑之中。在描写鲁迅性格的时候，人们常常说他多疑、善怒，其实是苦难生活预期教育的结果。在生存的斗争中，为了不欺骗自己，他必须拒绝支援，勇于独战。他是固执的，顽强的，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整个世界，无主名的杀人团，其强大并非出于个人的幻觉，而是经验中的事实，因此他不能不坚持作殊死的反抗。然而，作为自觉的弱势者，他在内心充满悲悯之情。周家的败落本身就是一种不幸，从病魔的掌中挣扎至死的父亲，到依然留在世界上而为贫困所俘获的母亲与幼弟，都是孤苦无告的受难者。憎来源于爱，责任和勇气同样来源于爱。他，一个头生者，除了站出来做他们的保护人，已是别无选择。在家庭的由盛而衰的下坠过程中，在上层与下层两个世界转换的中间地带，他长时期停留在那里，凝视着人类的灵魂，感受着周围的冷漠，麻木和残酷。对于鲁迅，整个少年时代，不但培育了他的性格，他的哲学，同时孕育了他未来的精神倾向与文学主题。   
    幸福是单调的，惟有苦难深沉而丰富。在短短几年内，鲁迅所经历的一切，实在远胜于一个太平顺民的漫长的一生。
第一章3.十字路口    丧父之后的鲁迅，艰难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边缘人”。母亲在家徒四壁，生计几乎无法维持的情况下，仍然让他读书，希望他继续走科举的道路。但是，两次变故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使他对于“正路”充满厌恶和危惧。而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么呢?当地读书人最常见的两条出路是做幕友或是做商人，其实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这是他所不愿为的。然而，他已自觉长大成人，总不至于像家族中的其他子弟那样，自甘堕落为游手好闲者,甚至“破脚骨”；自然也不会抛舍文字，去做那类虽则自食其力却如牛马般惨苦，麻木而忍从的劳动者。他处在社会和家族的双重胁迫之中。《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琐记，说在这样的时候，居然还有流言说他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使他觉得真如犯罪一般。于是，他决计出走。“但是，哪里去呢?”文章回忆道，“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一个变动的时代为个人出路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新的契机。   
    物极必反。满清政府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最后一样跳不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改革势在必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部压力——从洋枪到洋货——加速了这种来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旨在苟延残喘的变革。从戊戍政变可以看到，即使反动如西太后，血洗了一个政改班子，却仍然得以以改革家的姿态亮相，可知到了世纪末，历史的时针已经无法逆转。虽然，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迟迟不见实行，但是，在教育制度以及言论出版方面，则相对宽松许多。这些末代统治者，比起大兴文字狱的先祖来，并不晓得意识形态的厉害。这种无知，正好使整个社会受益。这时，中西学堂出现了，洋学堂出现了，《知新报》和别的报纸以及一些翻译的洋书也都相继出现。陌生的世界成了一种诱惑。长期遭到禁锢的大脑，从此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在绍兴，鲁迅同样可以看到《知新报》，《点石斋画报》，英人傅兰雅编著的《格致新编》等新颖的读物。可以想像，现代科学知识和各种文化信息给他带来怎样的骚动。这同他选择洋学堂的道路，即所谓“把灵魂卖给鬼子”是有联系的。当然，他先后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不用交付学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没有退路。他太需要自立了。   
    水师学堂的官办色彩相当浓厚，到处乌烟瘴气。而鲁迅的观念也不见得很明澈。在此期间，他曾经同周作人一起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行为本身是倒退的。幸而，这种歧路彷徨的阶段很快终结了。   
    一所新型的学校拯救了他，在矿路学堂里，虽然学的汉文还不脱老八股，但毕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以及德语。特别是地质学和矿物学，对鲁迅来说，是十分刺激的。整个课堂设置是西式的，连教科书也用洋书。第二年，总办换成新党人物以后，学校的空气便变得更加活跃了，鲁迅有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新党出现的情形：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这时，看新书的风气在学校流行起来。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严复编译的《天演论》。该书原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译者将导论及本论译出，其实相当于改写，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实行人治，同归于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语，独出机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阐释。其中，着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救亡图存的警钟。《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随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荡。鲁迅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危机感，斗争，科学和进步，从此成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后来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学说，于此也不曾有所动摇。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一面加速陆沉，一面奋力崛起。义和团运动以一种畸形的集体性行为，试图依凭传统的单向方式，解决帝国列强势力所强加的殖民困境。这种民气，很快随同圆明园的大火一起烟灭了。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蜕变的封建士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深明所属的两难处境，因此深知，必须承受难堪的历史屈辱，向强大的敌手学习生存。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是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学生留学日本；至1906年，十年间在日的留学生总数共达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鲁迅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中，作为官费生，由学校选派到日本去的。此间是1902年。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
第二章4.铁屋子里的呐喊（1）    袁世凯称帝不久,就在一片声讨声中一命呜呼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权力核心迅速解体,一度达于极度恐怖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起来，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因为失去权力的支持而失去固有的强制性力量。在权力集团经过多次的分化与重组，建立起北洋军阀政府时，已经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新型的知识者组成的集群，并开始向它挑战了。   
    这个新的知识权力中心主要由一份期刊和一所大学构成。期刊是《新青年》，大学是北京大学，它们都是在1917年前后经过改组，分别由激进主义者陈独秀和自由主义者蔡元培所领导；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无一不是为西方的观念和变革的热情所支配。《新青年》高张“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提倡自由、人权、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发动“文学革命”即白话文运动以推进思想启蒙。除了陈独秀、胡适两位旗手式人物以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以及新近来京的周作人等。这批人物大抵在北京大学或别的高校任教，他们播下的思想火种，最先在青年学生中间引起燃烧，然后向社会蔓延。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学生发起的著名的五四运动，以反帝救亡为特征，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但从此，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展开，思想运动开始渐渐衰退；而文学，也就不再担当领唱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鲁迅的反应相当迟缓。社会运动的浪潮在周围咆哮，他仿佛无所察觉似的，依然平静地度他的小官吏的生涯，“麻痹”和“装死”。终于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到访，给他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位朋友就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新文化运动中的悍将钱玄同，在《〈呐喊〉自序》中记作金心异的。自序这样写道：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狂人日记》的主题是吃人。他告诉许寿裳说，中国是“食人民族”，并认为这是关系甚大的一种发现。小说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现实世界上，已经找不到不吃人的地方，一方面吃人，一方面被人吃，这样形成一个吃人的大罗网。可是，没有人认识到，更没有人想到改悔，“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可怕的是，知道自己吃而且感到惭愧的，居然是一个“迫害狂”!   
    关于吃人，如果说《狂人日记》写的是抽象的吃，《孔乙己》、《明天》、《白光》、《药》、《阿Q正传》等写的便是具体的吃。孔乙己和陈士成是辗转于科举制度下的两位畸形的旧式知识分子，一个死于众人的麻木和凉薄，一个死于个人的屈辱和自卑，但都是一样死于穷困。单四嫂子的儿子，与其说被病魔吃掉，无宁说被一个无爱的人间所吃。革命者夏瑜死后，他的血被做成人血馒头。正如《即小见大》的一篇短文所说的，“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阿Q是死于枪毙的，这个流浪汉，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死法，而看客却嫌枪毙不如砍头的好看。《狂人日记》、《白光》用的是表现主义，意识流的方法，《孔乙己》是典型的契诃夫式写法，《明天》相当散文化，可以说是一支忧怨的弦乐，《药》是写实和象征并用的，结尾上坟的一段是一幕哑剧，刻画如同版画一般明细，却极有意味。至于《阿Q正传》，它的结构的丰富性，简直无从概括，既有忠实的历史画面，又有精到的心理分析；既是讽刺喜剧，又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神话《补天》也是写吃，伟大的女娲死后，禁军就在她的肚皮上扎寨，自称是惟一的嫡派。小品《兔和猫》和《鸭的喜剧》写的仍然是吃，“一味收拾幼者弱者”。总之，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可敬畏的生命的遭遇，我们所在的世界，充满了血腥，死亡，恐怖和阴影。   
    《社戏》的色调在鲁迅的小说中，几乎是独有的明丽。大约这正如一位日本论者所说，因为他写到了月光与少年。“我想月光是东洋文学在世界上传统的光，少年是鲁迅本国里的将来的惟一希望。”佐藤春夫写道，“假若说月光是鲁迅的传统的爱，那末少年便是对于将来的希望与爱。”然而，在另一个写及农村的短篇《故乡》里，这种和谐的诗意消失了。少年的闰土变做了“木偶人”，在他的头顶，不再有金黄的圆月的朗照。在这里，爱变做了“厚障壁”，希望也变得十分茫远，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第二章5.铁屋子里的呐喊（2）    散漫在中国大地上的贫困愚昧的农民，以及凝聚这一切——他们的悲苦与反抗，过去与未来的一场刚刚逝去的革命，占据了鲁迅的记忆。至少，与辛亥革命及其后政治生活相关的小说便有多篇，其中最著名的是《阿Q正传》。革命，在阿Q那里就是造反，从一无所有到占有一切，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到吴妈之类，未庄人都是他的俘虏。实际上，革命党进城以后并没有什么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革命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有名的。精神胜利，首次意味着否认事实，掩盖缺陷，譬如头上长着癞疮疤，便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连“光”也讳，“亮”也讳，甚至连“灯”“烛”都讳了。又如被人打败了，便说是“儿子打老子”，采取不承认主义。由于以一种自我欺骗的态度对待实存，因此不可能深入问题的本质，只能永远停留在表层，生活在大量假像中间，而以一种喜剧的态度上演悲剧。阿Q在枪毙前画押的一节写道：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懵懵懂懂地活着，懵懵懂懂地死掉。革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根本不可能进入他的血肉。阿Q既不能进入自身，也不可能进入社群；既不了解自己作为无权者的权利，没有自觉的政治诉求，更不可能联合众多的无权者去争取这种权利。可以说，中国没有本来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所谓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众多孤立的阿Q的集合物，是只有专制政治的强制力而没有凝聚力的。阿Q以精神胜利而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因而将永远无法改变这现实。阿Q的形象是写实的，又是寓言的，其荒诞的存在只有某种虚幻性，形而上学性，大大扩展了作品的阅读空间。这是鲁迅所描画的中国的肖像画。他说过，他写《阿Q正传》，乃意在描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   
    1923年，这些小说由北京新潮社结集出版。在自序中，鲁迅说明了取名《呐喊》的缘由：“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表明，由于那个“精神界战士”的未曾消泯的旧梦的召唤，他已经从黑暗和绝望的套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身上显然保留着深夜的凉意。   
    随着思想文化斗争的进行，战斗的意气变得日渐健旺。在新文化运动四面受敌的时候，鲁迅主动承担了新文化营垒的另一方面的狙击任务，在《新青年》的《随想录》一栏中做起短评，一以攻击时弊，二是反抗传统，而这两者自然一样是听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即他所谓的“遵命文学”。他把这些短评称为有情的讽刺，以别于“无情的冷嘲”，故结集时，又称之为《热风》。   
    作为鲁迅的第一个杂感集，《热风》把它的主要的火力投向“圣武”，即中国专制政治的传统。许多罪恶的、畸形的社会文化现象，都是缘此而来。最高统治者在生前极力谋求“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死后还要保存尸体。尤其致命的是，“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的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的经验家也愈多”，这样，中国历史就只能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没有理性，没有主义，只有“刀与火”。大一统与暴力，形成了自大与好古的国民根性。自大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没有个人的自大。好古的文化心理，集中体现在国粹家——种子一直延绵至世纪末的“国学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维护传统偶像，突出的如林纾、刘师培、吴宓等人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言论，以及一些充满僵化、陈腐的、正统观念的“含泪的批评家”对新生的机运的批评上面。此外，鲁迅极其敏锐地在社会观念转型时期发现“二重思想”论者并予以抨击，以后对种种骑墙主义、机会主义的揭露，都是反对“二重思想”的延长。所谓“二重思想”，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表面上的办法是折衷，调和，实质上仍然是“现在的屠杀者”。鲁迅立足于“保存我们”和“保存现在”的观点，以做“有主义的人民”相号召，说：“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如果说《呐喊》是记忆的，虚构的，独语的，那么《热风》便是现实的，战斗的，宣言的。鲁迅的小说总是弥漫着一层阴郁的气息，而这些随感，则是火焰般鲜明地跳跃着的，它们具有思想者的睿智，如蒙田、尼采一样的东西，但是，又因为死灰的长久的积压，而自然地带上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的一种庄严的、沉着的、悲壮的东方风格。收入另外一个集子的一篇写于同时期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重复写道：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被许寿裳称为介绍欧洲最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的鲁迅，是一直重视翻译，并且把它同创作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认为，他是把翻译当成创作的，本意在表达自己，而不仅在于观念和形式的引进。此间完成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文，以及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都是这样。   
    小说中的绥惠略夫是俄国的革命者。他从被判处死刑的途中逃了出来，躲在彼得堡城内。为他所意想不到的是，世上的幸福者固不待言，连“不幸者们”竟也反过来帮助政府追捕他。他逃向一家大剧院，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终于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向剧场中的观众——他一直深爱着的人们——开枪。在他的意识中，有一段关于爱与憎的个人独白：   
    ……你是尽了你天职的全力爱着人类……你憎，就因为你心里有太多的爱!而且你憎恶，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牺牲!……因为再没有更高的爱，可以比得有一个人将他自己的灵魂……并非生命，却将灵魂给他的切近的人了!   
    在鲁迅那里，其实同样存在着这种个人与社会，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爱与憎的内在紧张。当人生的悖论逼迫他解决而又终于无法解决时，便使他一度陷入彷徨的境地中去了。
第二章6.彷徨时期（1）    五四运动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随着党派性的介入，以及工农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开始改变它的独立性质。从著名的知识领袖到广大学生，不是参加政党，投身实际政治，便是逃避社会，自囚于宁静的校园，踱进研究室里。启蒙运动很快地成了历史的陈迹。《新青年》的命运，很可能说明一切。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杂志主编陈独秀到了上海，组建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力主将《新青年》办成政治性杂志，后来果然也就成为党刊了。编委胡适等持保守态度，主张“不谈政治”，保留杂志原来的学术艺文性质。作为同仁，鲁迅坚持一贯的“思想革命”的原则，同周作人一起，基本上支持胡适，但反对“不谈政治”。在他那里，“政治”有着政治思想与政治运动之分。他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仍当恪守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也即启蒙立场，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操作。也就是说，以写作从根本上对抗权力，而不是为权力而写作。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歧途是由来存在着的，他看得清清楚楚。分裂已成定局。显然，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精神溃败。对此，他无能为力。   
    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回忆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陷，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了。他还写了一道题《彷徨》的诗，其实是一幅自画像：“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这种彷徨无地的心情，还跟另一件牵扯到个人隐私的事实有关。鲁迅艰难购置八道湾居屋，在周作人全家迁入之后，又把母亲和朱安接来，有闲情在宅院里种下青杨和丁香，如此应当可以长住久安的了；不料，院墙之内很快发生了战争。鲁瑞告诉鲁迅的学生许羡苏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开头还好好的，弟兄二人还忙着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呢……”战争的起因不明，大家讳莫如深。鲁迅逝世后，周作人把有关的两页日记撕掉了。鲁迅1923年8月14日的日记也极简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至今留下的惟一的证物，是周作人写给的鲁迅的绝交书：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们。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信是装在一个写有“鲁迅先生”四字的封套里，由他亲自送到鲁迅的桌面上的。鲁迅阅毕，请人到后院叫周作人前来说清楚，周作人拒绝了。据许寿裳和郁达夫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明显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羽太信子证实鲁迅对她“非礼”，周作人后来也有间接承认某报记者关于“调戏”之说。许寿裳极力维护鲁迅，说羽太信子“歇斯底里”，错在周作人偏信。在郁达夫的印象中，羽太信子却是文明有礼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鲁迅深爱他的二弟，乃至及于弟媳。当周作人滞留绍兴期间，鲁迅给他写信时，还常常夹带给信子的信。正是鲁迅，负担了羽太一家的经济援助工作；直到决裂之后，仍同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彻底的决裂，对于长期以保护人自居的深沉的鲁迅来说，不能不陷于痛楚难言的境地。
第二章7.彷徨时期（2）    战争结束后，鲁迅立即迁离八道湾，同朱安一起住进砖塔胡同。为了安顿母亲，随后又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宅，于次年5月迁入。在此期间，他除了继续写些杂文，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等长期的编校工作之外，开始了小说集《彷徨》的写作；加上后来的《野草》，集中显露了这一阶段中的灰色的人生内容。   
    《彷徨》在某个方面重现了《呐喊5》的主题，并且进一步深化。可以拿《祝福》同《明天》做一个比照。两个女主人都是失去了惟一的儿子的年轻母亲，她们一样的惨苦无告；除此之外，祥林嫂却多出了一份被命运追逮的紧张与恐怖。在小说展开的人物关系中，《祝福》全景式地展开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的狰狞面目。关于妇女的世代的奴隶身份，《离婚》可以说是又一个补充。《呐喊》中的“看客”形象，为《示众》的摇镜头所凝集；它放大了和《阿Q正传》结尾“大团圆”的公众场面，一片汪洋，无始无终，是中国民族历史的一个象征。《长明灯》令人想起《狂人日记》里的错乱中的清醒，但是，同时作为受迫害者，疯子与狂人对于黑暗的反应状态，存在很大的差异。狂人是发现的，疯子是判断的；狂人是间断的觉悟，疯子是持续的行动；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是忏悔的，祈祷般的，疯子高喊着“我放火”，则是明确的宣言，完全立足于个体的反抗。   
    如果说《呐喊》更多的是关注中国乡土，那么《彷徨》的重心，已经明显向匆匆来去几成陈迹的新文化运动——传统中国的最新变动——及其产物倾斜。辛亥革命的创伤依然，而今又增加了新的伤口；新旧两个疼痛点在《彷徨》中，通过一群知识分子的大致相同的遭际而被牵系到一起来了。   
    这是一群新型的知识分子，不同于孔乙己和陈士成，然而他们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最终走向失败，孤独和死亡。《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青年时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做起家庭教师之后，教“子曰诗云”，《诗经》、《孟子》、《女儿经》，而非ABCD；变得敷敷衍衍，随随便便，模模糊糊。他生活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做一些自认为“无聊”的事情，而不为明天筹划，甚至不知道明天。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用吕纬甫的话说，恰如受了惊吓的蜂子或蝇子一般，“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孤独者》的魏连殳，先是沦落而为求乞者，弄到连买邮票寄信的钱也没有；因为生活窘迫，结果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从此，在他的周围，已经不再有忧郁慷慨的青年，而只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显然，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小说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连殳始终无改于做一个孤独者。《伤逝》是一出自由恋爱的悲剧，理想破灭的悲剧。子君因为爱情，大无畏地背叛家庭，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自己的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人生的道路是如此艰难。与涓生同居之后，子君便埋首于家务中，以至全然忘却了翅子的扇动；在贫穷与饥饿的围困之下，日渐变得颓唐，苦闷和绝望了。经过长期的挣扎之后，她终于回到她的父亲那里去了，但接着就是死亡。在这里，爱与生活不能并存。生活是真实的，严酷的，简直无从抗拒。经济权，也即生存权，居然成了知识者面临的突出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是五四一代的基本命题，也是《彷徨》的主题。鲁迅在以此为题的一次讲演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悲剧是统一的娜拉式的悖论：从出走到回来。其中的荒谬感，加深了悲剧的限度和批判的力度；这种批判，既是针对“老社会”的，同时也是针对知识者自身的。这里有一种互为因果的纠结，但是，不同于《肥皂》和《高老夫子》的讽刺，对这些知识者的批判，作者却是满怀了一种未了的温情。   
    《野草》用诗的语言，去写一种哲学：绝望的反抗。在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中，充满着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血与铁，火焰与毒，爱与复仇。作者就处在这两者中间，感受着矛盾的张力，此谓“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整个作品就像一首变奏曲，在无限的回旋与变化中，处处响应着一种奔突的激情，哪怕在音调最低沉甚至休止的时候。正如他所说：“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同时，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其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用“我梦见”开头的。梦是记忆，也是想往；就在这梦中，他完成着关于生命的体验与沉思。《影的告别》写彷徨：“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求乞者》写虚无：“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墓碣文》以嘲谑的笔调写痛苦：“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希望》写道：“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抵抗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颓败线的颤动》写决绝：“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复仇》二章一写对立于旷野之上的将要拥抱和杀戮的两人，因“路人”的围观而停止一切动作，惟“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一写耶稣被钉十字架，“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悲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这“赏鉴”与“玩味”，已然超乎复仇之上。惟有敢于担当这大痛苦大侮蔑大孤独的人，才可以称为战士。《过客》是集中的名篇。这过客，自称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只有一个人，而且只是向前走。他不能退转，因为退转的地方没一处没有地主，驱逐和牢笼；况且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叫唤，使他息不下。血不够时就一路上喝水，但不愿接受任何人的馈赠，哪怕是一小片裹伤的布，——他会把这看作布施一样可怕，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既祝愿她以及她以外的一切的灭亡，连同自己，又不愿有这境遇的存在。他只是走，只得走，哪怕黄昏，哪怕去路只是坟。这是生存的哲学，也是死亡的哲学。一切都在逝去，生命无法反复；无论如何，这是比西方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英雄西西弗斯更悲壮的。   
    一部《野草》，除了个别篇章，带了童年记忆的柔润，想像的幽灵般的闪烁飘忽，和后来个人论战趋于激烈时那穿刺一切的锋锐之外，整体是沉重的。那是一种弥漫的，持久的，因极度的自我麻痹而永难消除的钝痛，用鲁迅在此时翻译出版的厨川白村的文论著作的题目来形容，可谓是“苦闷的象征”。
第三章8.旋涡中（1）    1920年秋，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讲授的是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这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北大，他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说《鸭的喜剧》，译著《桃色的云》等，都是他为这位远方友人留下的温暖而寂寞的纪念。1923年起，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次年七月，曾随团赴西安讲演，此行的目的，同历史小说《杨贵妃》的构思不无关系，但是，在观览了许多伪造的古迹之后，便把计划给打消了。在女高师，他做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说，也都不失为一个象征性的题目。自从在故纸和古碑中走出来，参与了《新青年》的战斗以后，无论形势如何变迁，也无论情绪如何消沉，已经不可能再度返回旧垒而只能过客般地一直向前；在思想上，毋宁说是更加激进了。   
    大学教职给鲁迅提供了与青年相接触的机会，有助于抛掷“身中的迟暮”，因为世上的青年并未完全衰老。在女高师期间，因为青年的推动，使他从此被放逐于知识者同行之外，以私人论战的形式，与权势者处于势不相立的位置之中。   
    在女高师改名为女师大之后不久，许寿裳辞去校长职务，接替的是刚刚留学回来的女教员杨荫榆。这位新校长十分保守，当学生欢迎孙中山来京时，即遭到她的禁止。白话文也是她所反对的，多次表示这一科目可以取消。在管理方面，是十足的家长制，广结羽翼，位置私人，藐视公意，一意孤行，尤其敌视不安分的文科学生以及学生团体，随时加以摧残。曾经有三位文预二年级学生因战事影响，未能到校，被她下令开除；而别系的学生，以同样的情况缺课，却可以保留学籍。为此，文科生群起要求学生自治会主持公道，给予援助。自治会进行交涉，杨荫榆不但固执己见，而且公然侮辱代表。于是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一个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的决议，开展“驱羊运动”。   
    袁世凯死后，帝国列强分别培植地方军阀，为它们火中取栗。在不断的纷争中，各派军阀共同推出皖系头子段祺瑞，由他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统领国会总统及内阁总理的权力。广东革命政府与北京军事独裁政府正相对立，极力推行孙中山制订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1925年3月，正当革命进入高潮，孙中山病逝。整个北方变得特别黑暗。   
    “五七”国耻纪念日的当天，杨荫榆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试图以主持人的身份露面，重建校长权威。学生会成员闻讯后，随即加以抵制，并选派自己的代表主持会议，结果被拒绝了。她们临时商议决定：阻止杨荫榆进入会场，并由许广平、刘和珍、郑德音等六人执行。大会开始时，当杨荫榆刚刚出现在大礼堂门口，许广平等立刻上前拦阻，一时嘘声四起；杨荫榆大怒，以致呼警察入校，强行压制学生。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以校长主动撤离而告收场。   
    两天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许广平等六人煽动风潮，败坏学风，经评议会议决开除，“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广平为“害马”，即由此而来。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的公开信，同时针锋相对宣布：校方关于开除的牌示“自归无效”!过了两天，全体学生在操场紧急集合，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杨荫榆闻讯后，立即逃往女师大附属学校。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总干事许广平为代表，拿封条封闭校长办公室；还派人张贴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入校门。   
    对峙的局面十分严峻。许广平认为，这时，最重要的是争取教员的支持。为此，学生会印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并派人分头谒见各级主任和职员，请他们出面主持正义。   
    一直留在壕堑里的鲁迅，是继续进行他的“散兵战”呢，还是带头加入集团的战斗?   
    3月间，有一个女学生写信给鲁迅，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和苦闷。她请教先生，问道：“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份?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言辞十分恳切，希望先生能拯拔一个在痛苦中陷溺的灵魂。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许广平。   
    从此，他们开始频繁的通信。关于人生的体验和内心的阴暗，鲁迅除了在《野草》中作过诗性的笼统的描画之外，极少明细的剖析。然而，在自称为“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面前，却招供般一条一条地写了出来。他告诉她，他如何地看待中国的“染缸”社会，如何地“专与苦痛捣乱”，如何地“硬唱凯歌”；教她不要“性急”，不要做盲目的牺牲，要“韧”等等。许广平认为先生对反抗哲学的概括是准确的，即：“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她表示说，要效法这种精神，她要做先生的“马前卒”。   
    4月12日，许广平约同同乡同学林卓凤一起，第一次到西三条“探险”。从这一天开始，两人的通信带上了情书性质，不只单纯地讨论社会和人生问题，还有互相间的调侃，充满喜剧意味。此后，许广平探访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   
    校内的冲突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鲁迅的介入是迟早的事，何况这中间有一个许广平。就在许广平等被开除的次日，鲁迅在他的《忽然想到》的文章中加写了一篇，明确表示说：“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还强调指出：只要青年如此坚持下去，则“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代表学生自治会与鲁迅联系的是林卓凤，她递过公函，鲁迅阅后当即答复：准于参加自治会召集的师生联席会议。   
    鲁迅知道，这场斗争是艰难的。在学生一方，即使有人站出来为之说话，写文章，都是不中用的；而权力者无论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作为弱势者的一分子，他是不满这种现状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即表示说：“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当他决心介入女师大斗争，过往的人生经验，尤其是官吏生涯告诉他，对付眼前的压迫者，仅仅依靠勇气是不够的，仍须具备健全的理性，富于策略的变化。在团体这一面来说，他认为，应当重视斗争的合法性。为了不致授人以柄，即使深知教育部是杨荫榆的靠山，他仍然替女师大学生草拟了一份《呈教育部文》，披露杨荫榆“尸位素餐，贻害学子”的言行，要求“迅予撤换”。此外，他还构想了一份集体宣言，以教员联名的方式，在《京报》发表，以扩大舆论的影响力。至于个人行动这一面，他更为集中地写作杂感，狙击来自官方的“软刀子”。这些文章，除了在他参与其中的知识者的同仁刊物《语丝》，以及由他的学生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之外，还登在他亲自组织和编辑的青年刊物《莽原》上面。以他的个性参加集团的斗争是不得已的，好在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一致的意见也是个人所愿意服从的。他喜爱的斗争方式是个人的，可以充分体现自由意志的；写作杂感便是最合适的方式之一，所以，写起来也特别地得心应手。
第三章9.旋涡中（2）    5月在青年学生的生命周期中有一种魔咒般的力量，到了这个时候，血液就会因应一个神秘的声音而狂暴地奔腾起来，不可遏止。五四风暴沉寂了几年，到了1925年，突然在上海出现。虽然运动的性质有所改变，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仍然是强大的。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集合了2000余人，到公共租界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共产党员顾正红，以及逮捕和迫害工人的罪行，反对工部局旨在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提案，遭到帝国主义巡捕的拘捕。下午，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外，有近万名群众聚集到一起，要求释放学生，结果被打死11人，重伤15人，被捕50余人。史称“五卅惨案”。血的教训，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7月，广州成立中华国民政府，一年后开始北伐。   
    整个北京都感受到了南方力量的冲击。这时，杨荫榆决心以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甚至不惜毁灭女师大。她一面解散学生自治会，一面要求警察厅派警察进驻学校。8月1日，在杨荫榆亲自督领下，武警100余人雄赳赳开进校门，把守要道，停止伙食，实行严密封锁。杨荫榆宣布：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所有住校学生立即离校。刘和珍、许广平、郑德音等率领学生，坚决反抗。下午4时，杨荫榆指使武警强行驱逐和殴打学生，有十多个学生扑倒在泥水中，仍不屈服。各校学生会代表闻讯前来慰问，杨荫榆见此情势立即逃离现场，但是，警戒线一直没有解除。在学生的要求下，许寿裳、鲁迅等教师到校值夜，以堵塞校方散布的流言。3日，杨荫榆发表《女师大启事》。女师大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时，有消息说，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呈请停办女师大，引起女师大学生的高度警觉。她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校务维持会，发布“驱章宣言”，散发声讨章士钊的传单。为了防止学生运动的蔓延之势，教育部正式颁布“停办女师大”，并决定在女师大原址另行筹建国立女子大学。与此同时，章士钊秘密呈请段祺瑞，下令免除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   
    8月19日，在武警的护卫下，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领了十余个部员来到女师大，强行宣布接收。但是，一连几天，在一群青年女学生的顽强的抵制之下，强权和阴谋都无法得逞。22日下午，刘百昭组织了一支更庞大的队伍，混杂了部员、巡警、茶役、老妈子，分头蜂拥而入。他们奉命行动，每十多人挟持一人，强拖出校。学生一个个挣扎着被捆塞到十多部汽车内，然后，一起拉到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禁闭起来。这天，学生受伤多人，失踪七人，是在风潮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当女师大被迁走之后，章士钊随即在原址改设女子大学，任命镇压学生运动有功的胡敦复为校长，亲自起草《整顿学风令》，由段祺瑞发布全国。整个教育界笼罩着一片恐怖。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鲁迅虽然不无忧患，但是，在斗争的推动下，仍然表现得十分亢奋。他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开会、联络、奔走；还要写作，编辑，讲课；还要提出诉讼，同司法兼管教育的“老虎总长”打官司。余下的工作便是：看病，吃药。他决心带着病痛，同这个邪恶的世界周旋到底。   
    在维持会主持下，女师大师生在宗帽胡同租了一些民房做临时校舍，于9月同北京各高校同时开学。11月，北京数万工人学生发起大规模示威运动，游行队伍接着冲击段祺瑞、章士钊、刘百昭等人的住宅，放火焚烧晨报馆。一时间，大小官员纷纷逃遁。女子大学当局及部分职员以为“革命”来了，也随之溃退。对女师大来说，形势变得十分有利，在女子大学学生的配合下，全体师生胜利举行了复校运动，女师大校牌挂起来以后，次日即开招待会，向各界报告复校经过；接着，选举校务维持会主席易培基为校长。这次选举，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校长民选”的先例。此间，鲁迅曾为一张学生集体照题词；文中引用了两句古诗，曰：“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紧接着，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鲁迅的复职令，平政院也通过了议案，算是“平反”了。然而，这个桀骜不驯的人物，不但没有因此收敛锐气，反而变得更加好斗。他不会轻易转移他的斗争目标，那就是：政府。   
    正当女师大学生为她们的胜利斗争欢欣鼓舞时，一个意外的打击，使她们一下了完全陷入黑暗里。   
    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等交战，奉军失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在中国的利益，于12日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并纠集辛丑条约中的各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8日上午，北京二百多个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场上高悬书写“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的血衣，气氛十分壮烈。会议通过驳复最后通牒，驱逐署名最后通牒的公使，成立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后，组织了一个两千多人的请愿团，高呼口号，直奔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由于面对的是专制反动、野蛮的政府，因此，希望和平对话只是一种幻想，流血冲突是必然的。当天，被枪杀的学生群众就有47人，伤200余人，构成现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天，许广平原来是计划参加请愿的；出发前，把替鲁迅抄的书稿送到老虎尾巴时，被鲁迅留下来了。鲁迅始终认为，一个政府，如果真的是国民的代表，原也无须请愿；如果不是，请愿又有什么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他想不到政府的手段会是如此凶残。噩耗传来，死者中竟有他的两位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这使他感到了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悲痛，致使一篇刚刚开头的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文章以另一种内容续写完成。在最后一节，他写道：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它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话，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第三章9.旋涡中（3）    写完，他特意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他要让自己，以致所有的中国人记住这个日子。   
    政府一面穷凶极恶，一面力图掩盖事实真相，宣布死者为“暴徒”，请愿为“暴乱”，枪杀学生自然是“平暴”了。除了歪曲的新闻报道之外，一群聚集在《现代评论》周围的文人学者也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散布流言，污蔑群众和青年学生，说是“自蹈死地”。其实，自女师大事件以来，这批被称之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便一直与章士钊、杨荫榆等沆瀣一气，说“闲话”，放冷箭，甚至公开与学生为敌。尤其是陈源，他的《西滢闲话》，可以做为官方喉舌的代表。鲁迅与他们之间的缠斗，耗费了不少心力，但也因此留下了收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许多篇章。收进《坟》的最后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虽然是关于革命历史的经验性总结，但明显的是为面临的现实斗争激发而写的。如果说“痛打落水狗”的公式带有隐喻性质，那么，他在这个时期中所写的杂感，大多属于公开的私人论战的文字。所谓“论时事不留情面，砭锢弊常取类型”，几乎把每一个论敌当成为一个典型，从单个的解剖来揭示人物的共相，因此，就像瞿秋白曾经指出的那样，像章士钊、陈西滢之类，都是明明白白地可以作为政治名词来读的。这是鲁迅在斗争实践中开创出来又一种文体风格。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源照例说“闲话”，说是罪在群众领袖，而非政府；正是他们“叫”人去“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的，女师大学生也是因为被“叫”才“不得已”参加的，所以“当得起虐待的名字”，结论是：“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这种走狗的论调，必然遭到鲁迅的加倍的痛击。   
    而加倍的压迫也接踵而至。惨案发生的次日，政府下令通缉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士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据传还列有一个50人的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名单中就有鲁迅的名字。不得已，在亲友的多方劝说之下，他终于在参加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之后，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短暂的流亡。   
    避难前，写下《死地》；避难中写下《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大衍发微》等，是一个完整的创作系列，在愤怒的抗议和痛苦的辗转中，反复言说关于“壕堑战”的思想。对于一个专制的政府，固然不可以抱有和平的幻想；倘论战斗，也都不可以采用“正规的战法”的。这位被众多称为“自由主义者”所嫉恨的人物，对事件表态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大约这也就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革命论者与别的革命者不同的地方罢?但是要战斗下去，这态度在他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除却战斗，一个衰亡民族不可能有别的获救的希望，虽然希望一样微茫。   
    在长期的斗争中，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密切。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所给予他的鼓舞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如何，他已经从曾经试图了结自己的黑暗的深渊中苏生过来，重新点燃灰烬，显现出甚至连青年期也都不曾有过的健旺的战斗意识。他写了《死火》、《腊叶》，以记录内心深处对许广平的感激。大约在1925年10月，即许广平发表《风子是我的爱……》和《同行者》前后，两人的爱人关系就确定下来了。   
    一个人，在有了家室之后还有没有爱的权利?这对鲁迅来说成了严重的问题。他绕不开朱安。而且，与自称为“同行者”的许广平的结合，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一直相爱地走到生命的尽头呢?在这个问题上，最充分地反映了他的多疑的性格。在一个月内，他写了两个小说：《伤逝》与《孤独者》。子君迎着严威和冷眼勇敢地携爱人走来，却是一个人诀袂径去；单身的魏连殳以送殓始，同样以送殓终。在自己所敷衍的故事中间，他一面咀嚼人生和爱情的本味，一面琢磨下一步的走法。   
    政治的阻遏，爱情的发展，在这夹缝中间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最后，他决定与许广平一同离京南下。此前，同上黑名单的老同事林语堂已在厦门大学就任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等职，这时恰好介绍他去当教授；而许广平毕业后，也将回到她的母校广东省立女师范任教，这样，就有了同行的借口了。其实，他们的关系还是相当隐蔽的，死结还没有解开；但有一个想法是比较明朗的，就是在相近的地方分头为社会服务两年，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两年以后再会合到一起。   
    对于即将离去的北京，鲁迅是颇多眷恋的，这是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地，是他长期与政府及走狗文人相周旋的地方。学生章廷谦到他家里求字留念，他从司马相如讽谏汉武帝好神仙的《大人赋》中抄录一段见赠，最后两句是：“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他并不企慕个人的宁静与安逸，他所喜欢的，惟是战斗的人间。
第四章10.孤岛（1）    厦大是一个孤岛。   
    厦大中的鲁迅，在各种包围和阻绝中也成了孤岛。   
    在鲁迅看来，厦大就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四面都是海滩，无屋可租，校舍极其窄而且散漫，许多同来的教授讲师都被搁在当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鲁迅的住处距课室不远，倘要上课，则必须走96级石阶，来回192级，所以他开玩笑说，这简直是“收拾光棍”。后来迁到号称集美楼的一个无人可以为邻的大房间里，环境似乎略有改善，而搬迁时为了一件器具，一个灯泡，都得处处受气。总之，他初来几天，对厦大的印象便糟透了。   
    本地人相当封闭，又欺生，歧视外来者，把鲁迅等南来的教员称为“北人”。在教员内部，也热衷于派系斗争，互相攻击排挤，惟以校长之喜怒是伺。除了普遍的权力崇拜之外，这个近海的地方还有一种特别的拜金主义的风气；用鲁迅的话说，在这里，“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争宠，献媚，叩头。”从校长到教员，大抵是趋炎附势，汲汲于名利之徒。在通信中，鲁迅如此写下自己的观感：“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这里指的是史学家顾颉刚。在鲁迅看来，顾颉刚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革命的，而且为人虚伪，圆滑，善于经营。鲁迅最感厌恶的黄坚，便是他所荐引的；此外还安排了多人，而且都有眷属，大有从此江山永固之概。他表示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然而，既然来到了这个荒岛，只好放火烧荒，开拓，播种，尽可能地多做些事情。新文化运动兴起已久，而这里的学生还是读《礼记》《大学》之类，做的也是“之乎者也”的文章。在群贤楼大礼堂开会或观剧，男女学生各坐一边，界限清清楚楚，有一个男生给班上的女生写信，要是在北大是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在这里却闹得沸沸扬扬。对于一个恶浊的环境，凭一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除了讲授文学史和小说史，鲁迅课余仍悉心指导学生的文学创作。两个文学社“泱泱社”和“鼓浪社”就这样组织起来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随之相继产生，成为荒岛上最早散发出新文化气息的异样的花草。学生请求鲁迅审阅和修改稿件，他并不推辞。此外，他还应邀做了多次讲演，散播自由平等和反抗的思想。比如《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讲演，光看题目，就知道它的危险的鼓动性质，他希望在眼前的青年人中，有更多的叛逆者出现，为改变现存的秩序而斗争。   
    在日常生活中，毕竟太缺乏刺激。除了许广平来信和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炮声能够不时地为他带来欣喜之外，整个的心情，都像这孤岛一样笼罩着一种近于恒在的荒凉。仅来一个月，他便写信告诉许寿裳说：“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几乎在同时，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重复了同样意思的话：“一个人要生活必须要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他是热爱生活的。为此，他决定放弃原先计划，把两年单干的时间缩短为一年。   
    既然是短暂的勾留，势必没有大计划，比较而言，厦门的日子，也就几乎成了锐进的一生中的又一处明显的停顿。此刻对他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进取，实际上也无由进取，而是总结。而寂静的环境和沉闷的生活，是宜于回忆和反思的。   
    思想总结的完整体现，是杂文集《坟》的出版。后记《写在〈坟〉后面》是一篇胶结着诗与思的极富创意的文字，也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   
    在文章中，鲁迅严格地解剖着自己，说在思想上，是中了些庄周韩非的毒的，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心里也常有；他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因摆脱不开而时常感到沉重。他说是常常诅咒这思想，并且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概念，强调说，“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是把自己，连同其他的启蒙思想者也看做这“中间物”的。“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所以，他把生活和斗争看作是通往坟的道路；这道路是探索的，实践的，总之是无须指引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极力反对保守，倒退，反对复古，把这一切等同于试行自杀。“中间物”意识是一种生命意识，一种平民意识，一种革命意识。由于他始终坚持了这一意识，故而使他卓然独立于所有的文化人和大队的革命者之中，既峻切，激烈，又满怀依恋的深情。
第四章11.孤岛（2）    这时，高长虹和他的“狂飚社”同仁向鲁迅发起了攻击。起因大约因为向培良有一个剧本投给《莽原》，主持人韦素园答复说可以发表，却因版面的关系而拖延了两期，后来接获消息，说是剧本已由作者收入即将出版的书中，便将原稿退还。为此，向培良愤愤不平，认为压制稿件是别有用心的，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上海的高长虹。高长虹接信后，接连发表文章，说韦素园“曾以权威献人，今则用以自献”，又说鲁迅自任编辑的莽原社内部有“党伐”现象，“几无处不显示有入主出奴之分”。接着步步进逼，又著文说鲁迅想获得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连年龄，疾病都成了嘲笑的材料，说：“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高歌和向培良也相跟着漫骂诅咒，指鲁迅为“世故老人”、“绊脚石”、“前一个时期的人物”。鲁迅一面忍隐，一面调查，但当忍无可忍时终于出手反击了。对于狂飚社特赐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纸糊的假冠”，他联系了此前陈源类似的嘲笑，指出，这是“暗中所加，别有作用”；至于自己对“假冠”的态度，则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深入批判了高长虹一类青年中的“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高长虹还在文章中暗示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又作诗说：“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高长虹明显以“太阳”自况，“月儿”是许广平，鲁迅则是“夜”了。对此，鲁迅特别愤怒，便写了小说《奔月》，用了影射的手法，作了猛烈而刻毒的回击。对于这些年轻朋友，他坦言道：   
    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力气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奔月》发表后，这场近于“内讧”的斗争便告结束。斗争使他深化了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问题的思想，此即所谓“新的世故”；所以，斗争的结果非但不曾使他感觉沉重和痛楚，反而更加激越了。   
    在与高长虹的交战中，只要涉及他与许广平的关系，他会对自己说：“我可以爱!”可是当他要对两人的关系作出最后的决定时，便又犹豫起来。他的顾虑有好几重，从朱安的处置到自己的固有的地位的保持，都是他所不能不虑及的；尤其重要的是对人生的毫无把握，耽心因此而连累了许广平，让别人替自己再做牺牲。在通讯中，光是一个“牺牲论”的问题，两人就足足讨论了一个多月。最后，他还是把决定权让给了许广平，希望朋友给他“一条光”。许广平回答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这“遗产”显然是指朱安。关于“遗产”的处理，她又说：“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里就正当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至于所谓的“牺牲”，许广平明确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说：“天下断没有人而肯甘心被人宰割，换言之，这一方出之爱护，那一方出之自动愿意，则无牺牲可言。”这样一来，鲁迅心上的疑云便全然消散了。对于许广平的决心和智慧，他深为感佩，不禁说：“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   
    此间，鲁迅接到广州中山大学发出的聘书，鉴于厦大环境的恶劣，尤其是与许广平的关系的深入发展，如他所说，有了“害马”做“保镖”，所以通知了校方，提前考试，并辞去一切职务，于1927年1月16日乘船南下。   
    鲁迅的离校，使厦大变得十分紧张，风潮随之而起；同时，演讲送别饯行，又多少显得有点热闹。行前的鲁迅却是从容得很。当他应了泱泱社的邀请到南普陀西南门的小山岗上照相时，还特意挑拣了一座许姓祖坟做背景，单独地照了一张，说是要将照片印到即将出版的《坟》里去。下午，他立即写信告诉许广平道：“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   
    此刻，他的心里，已为“跟踪”的神秘的快感所充盈……
第四章12.革命策源地    鲁迅到了广州之后，立刻陷入工作和人事的漩涡之中。   
    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化人，在一个日趋紧张的政治斗争中，自然成了左派和右派势力共同争取的对象。政治是一道铁幕，如果不是从事实际操作的人，往往幽冥难辨。虽然此前许广平的观察结果会给他的政治态度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总体上，鲁迅对广州的变化并不乐观。这是一个“红中夹白”的革命策源地。他是抱持着一个既定的价值原则来看待眼前这一切的，无论名目是什么；因此，比较时下流行的观点，就有了许多新的发现。   
    2月18日，鲁迅应邀到香港青年会讲演，许广平随行担任翻译。他的讲题是《无声的中国》；次日，又代替孙伏园讲了一回，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讲演，都是针对中国的旧传统旧文化而发的；他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化于中国是极其有害的，现在应当是舍掉而求自由生存的时候了。   
    他说，我们中国已经哑了，死了。青年们首先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这个声音，就是“现代的声音”。他阐释说，现代性就是世界性，要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因此是不能强调中国特色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这样实际上是退回到老路上去，唱“老调子”。“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他特别指出，“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怎么办呢?只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了古人，抛弃了老调子，也就是说，彻底背叛了侍奉主子的旧文化，甚至不惜使用“激烈”的方式，“危险”的方式。言下之意，当然包括革命在内了。   
    这两个讲演，在香港，自然被视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   
    开学之后，鲁迅就加倍忙碌起来了。他讲授的课目是：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还有不得已被套上的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头衔所带来的行政事务，弄得他简直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只好感叹说：“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玩笑啊!”   
    即便如此，他仍然关心着校园之外的整个社会的改造工作，设想着怎样在一个没有文学社团，没有文艺出版物，也没有像样的文艺书店的文化沙漠中开辟绿洲。最先，他打算同创造社的出版部联合起来做一点事情，挑拨一下空气，因为创造社的元老们都雄赳赳地革命去了，结果合作不成。他以有限的资本，独力开设了一家“北新书屋”。五个月以后，不但没有赢利，还亏损了近百元，只好关闭。   
    革命与文艺一直占据着他的思考的中心。他写下《黄花节的杂感》等几篇文章，做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等数次讲演，以革命和文学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这倒是很特别的一种方法。   
    以革命的眼光看文学，于是有了“文学无用”论。一者，权力可以打杀文学。他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二者，革命也可以成为一种霸权，迫使文学起宣传的作用而取消了审美的功能。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因此，如果要说革命对文学的关系，首先就是对人的影响，使之成为“革命人”。他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在谈到文学时，他多次强调写作的真诚，这种自然流露的文学是一民族的文化的表现，但于革命，却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力。在这里，他是一个艺术本体论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惟美倾向。   
    倘以文学的眼光看革命，他认为，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是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但是，这也是革命前的文学现象，及至大革命的时代就没有文学了。因为文学创作是需要余裕的。革命成功以后，有两种文学，一是歌颂革命的，是新制度的讴歌，再就是旧制度的挽歌。而现在是既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由此他就证明中国社会没有改变，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   
    什么叫革命呢?在鲁迅看来，革命可以有“小革命”和“大革命”之分。所谓“小革命”是指一般的改革，渐进的改革；而“大革命”则是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弱小者对于压迫者势不可遏的反抗。其次，革命并不排除暴力，但是仅仅逞使武力不足以言革命，仍须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而且这是更长久更艰难的工作。三、革命是自觉的社会行为，“奉旨革命”是不能算作革命的。四、革命是以革命者对革命的信仰为基础的，但是革命愈到后来，往往愈不革命；因为当队伍变得浩浩荡荡的时候，革命精神便将转为浮滑，稀薄，或者竟至于消亡，再下去便是复旧了。鲁迅以佛教中的小乘大乘为例，他是以坚苦的小乘教为真正的佛教的。革命也一样，坚苦的进击者是很少的，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即使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和革命毫不相干。五、革命必然有牺牲，害怕牺牲的革命者是可疑的。六、但当为革命牺牲的真正的革命者已为大家所忘却时，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革命无止境，是因为革命精神在未来的时间中，得以不断的延续。可是，精神是需要培养的，而且在生长的途中，不能耽于玩赏而攀摘它的花果。然而，他在革命策源地所见的恰恰如此。所以他很感慨地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总之，他认为，革命策源地也很容易变成反革命的策源地的，正如他在《在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个著名的讲演中所说。   
    对于过去的论敌，走狗文人，正人君子，现代评论派的南下，鲁迅是耿耿于怀的，总认为是革命的不吉的征兆。其中，尤其是顾颉刚到中大任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这期间，他写了一个小说《眉间尺》，开篇就让一只被击落水的老鼠露出它的红鼻子。“红鼻”在他的信中，正是顾颉刚的别号。在他获悉顾颉刚前来的信息之后，当即确定“鼻来我走”的方针，并及时通知校方。小说的主题是复仇，而黑色人则分明带有自况的味道。通篇燃烧着一种战斗的激情，它表明，在这个不公的世界上，是必须有人不惜任何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去替弱势者复仇的。   
    大约为了随时可以因此辞职离校，故而同许寿裳、许广平一起，租赁了白云楼26号2楼的一组房间，及时搬出了中大的宿舍大钟楼。
第五章13.被梦境放逐的人（1）    国共合作破裂。   
    4月12日，大奢杀——鲁迅称作“血的游戏”——开始了。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后，蒋介石在白崇禧部队的支持下，纠集当地集会组织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联合总会”的名义袭击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总工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接着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工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从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外还有500多人失踪。在4月15日当天，广州的李济深等也采取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出动军警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住宅,解散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团体，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2000多人，杀害100多人。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一方面发布命令“清党”，清除异端，一方面建立“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凌晨。中山大学被包围。宿舍楼的每一层，都有“树的派”的头目带领武装把守，搜查，捕人。气氛十分恐怖。   
    鲁迅闻讯，匆匆冒雨赶来参加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鲁迅郑重表明，对于学生的被捕，学校是负有责任的，希望能够出面担保他们。而且，人被抓走也总应该知道原委，他们犯了什么罪?仅仅宣布一个事实是不行的。他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建议，找李济深出个布告，不准搜查教授宿舍。对于如何处理学生被捕问题，他与朱家骅的意见是对立的。朱家骅认为，学校是“党校”，因此应当服从党的决定，不要干预政府干的事情。这样的结论当然是鲁迅所不能接受的。他提起五四运动，质问道：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而这种情况，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等参加过运动的人都是了解的。作为过来人，为什么到今天会把这些全给忘了?为什么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朱家骅辩解说，因为时局不同，当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如此一来，有何话说呢?他只能说：现在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不能再走老路。   
    在座的各位主任噤口不言，没有反应。鲁迅再次重复了一通“应该对学生负责”之类的话，而会议也就匆匆结束了。   
    回到白云楼，悲愤之余，他决定辞职。   
    4月21日，鲁迅向中山大学正式提出辞呈，与此同时，许寿裳和许广平也一起辞去了各自的职务。   
    关于辞职，与顾颉刚来中大不无关系。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鲁迅和谢玉生给编者的信,透露了这一消息，结果引出顾颉刚写信提出打官司的事。鲁迅认为这是利用“党国所治”的一种恐吓,于是复了一信，因为顾颉刚未曾实行，结果不了了之。后来编杂文集子时,他仍然把信件加了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插了进去。大约因为这是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故事,所以不愿轻易从此遗忘的罢。   
    辞职之后，鲁迅更是深居简出，简直成了现时代的一名隐者。所谓“大隐隐于市”，表面上看来，他也确乎算得是“大隐”了，然而竟没有一点隐者的超然的心思，只有搅缠在一起的痛苦，愤怒，焦灼和无耐。当此时刻，他想离开这个血泊而不能；只好暂且整理一下旧稿，借以排解内心的芜杂。   
    一是《野草》。编完后，他写了一篇恰如地火般蜿蜒奔突的《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临到结末，则有一种决死的悲壮与昂扬；像这种情辞激切的文字，在他的个人写作史上是不多见的：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就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的我的题辞。   
    二是《旧事重提》，编集时,改作《朝花夕拾》。大约涉及回忆的缘故，写的《小引》有点悲凉，说是：“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随身带来的旧稿，还有德国童话《小约翰》，待整理完毕，再作《引言》时，那不屈的反抗的意志又在阴郁中涌动起来了。他写道，所在这楼外的世界与童话中的风景是不同的，有着大都市中的悲欢，“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的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他对大屠杀的暴露是明白的。这场“血的游戏”对他的刺戟实在太大了，扩大的血泊，使他根本无法绕开。然而，他说：“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
第五章14.被梦境放逐的人（2）    果然，在几部旧稿整理完毕之后，他一气写了系列新的杂感，就像一道拉开的闸门，简直倾泄一般写作，有时竟多达一天数篇，表现了一个老战士的强旺的生命力。   
    这些杂文不同于《华盖集》及其续篇那种私人论战的文字，但是，他抨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仍然是主人及其叭儿。他指出，这是“青年遭劫时期”，“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而可死之罪呢?都是随意强加的，“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在《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包围新论”，论及权力者即“猛人”和包围者的关系，并由此推及中国历史的恒在的循环，是十分精到的。他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身边总有几个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使猛人变得日渐昏庸，成为傀儡；在外则使别人看不到猛人的本相，而只能经过包围者的歪曲的反映。中国之所以这样走老路，原因盖在于包围：不管猛人如何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包围的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于是统统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这时，包围者便离开这株已倒的大树，另寻别一个新猛人。至于民众，又如何呢?他在《答有恒先生》里写道：“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在一个未经理性启蒙的社会里,群众的作用是可疑的。而中外的大独裁者，恰恰利用了所谓的“群众”，建立和维持其极权的统治。   
    文章是明白的，体现了一个具有良知的作家的勇气；但是又是曲折的，隐晦的，因为写作者已然失去自由言议的环境。鲁迅特意指出，共和使人们变得沉默，这是深具讽刺意味的事。此外，他还变了手法，在翻译日人《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一文的附记里写道：“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意谓：中国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呢?在编1927年的杂感集《而已集》时，他将1926年10月写在《华盖集续篇》末尾的一段诗体文字重复用作题辞：   
    这样我又看见这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文辞的重复使用标志着世事的螺旋变化,流血的历史在短时间内重现，延续，正好说明了新军阀也是旧军阀，他们是一丘之貉。
第五章15.被梦境放逐的人（3）    身在现代而要做隐者甚难,何况鲁迅。来访者仍然不少，慕名前来的固然有，但也有侦探思想，伺机利用甚至降罚的。其间，鲁迅不无选择,但是必要时,他一样以身伺虎,不避危难,表现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日本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山上正义曾经记录过同鲁迅在广州几次会见的情形。最初在大钟楼，山上问到对广州的看法，鲁迅的回答落到广州的学生和青年的身上，认为他们把革命游戏化，因为对压迫摧残缺乏痛觉，所以使人感觉不到必要的真诚和严肃。实际上他说的仍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谈到革命文学，他是否定它在中国的存在的。他说：“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尽管有喜悦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现在，连这绝叫和怒吼都没有了。大屠杀之后，记者眼中的鲁迅明显地变得更加阴郁和冷峻了。窗外，白云路的街道上不时传来急促的号声，口令声和脚步声。他们看到，原来是打着“工会”和“纠察队”的旗子的工人，并排在楼下走过。这就是“奉旨革命”。但是，所谓革命，已经完全为专制与恐怖所代替了。后来，鲁迅还对山上谈到过：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革命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等词句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   
    鲁迅的坚定的知识分子立场，使山上深为感动。从此，他决心翻译鲁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的一部作品：《阿Q正传》。他知道：这里面积淀了许多富于批判力量而又饱含人类同情的无比珍贵的物质。   
    7日，鲁迅还先后应邀作过两次讲演。一次在知用中学，讲题普普通通：《读书杂谈》。在大屠杀之后，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对新的社会情势的认识，对革命的认识，对屠伯的认识。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他提出，要做“思索者”和“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他拿自己的吃荔枝作比，说是在先前出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此推及新鲜的荔枝是如何的好，结果吃过以后，才知道与原来猜想的大不相同，结论是说非到广州来吃便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说的是自己对于革命思想的幻灭过程。事实大于雄辩，实践重于理念；因此，他强调说，“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另一次讲演是在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题目古怪而冗赘，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胸有积悃，发为狂言；虽然名目是关于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学术报告，却完全把学者的所谓“学术规范”的框架给打乱了。   
    讲演说的仍旧是政治与文化学术，政治家与知识阶级的关系。在这里，他截取的是魏晋时期这一历史断面，借以解剖中国的文化传统，整个的政治道德和知识谱系。作为政治家的形象，从曹操到司马氏都一例是流氓、骗子和屠夫。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夏侯玄，以及嵇康等，罪名都是“不孝”。鲁迅剖析说，天位本从巧取豪夺而来，如果以忠治天下，立脚点便不稳，办事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样才有了生杀予夺的随机性。其实，这些权力者有哪一个是孝子呢?鲁迅要指出的是，目前的杀共产党，借口忠实于三民主义，本质上一样为篡夺权位，与曹操是一党的。他以今例古说，譬如有一个北方军阀，从前是压迫国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一样。   
    在这样的政治底下，知识阶级是要吃苦的。于是，魏晋时期就有了许多变态的表现，所谓的“名士风度”，就是如此。讲演特别提到了阮藉和嵇康两位代表性人物，对他们各自的思想、性格、与权力者的关系和不同的命运结局作了详细的比较。他们都是旧礼教的破坏者，二人的脾气都很大；但是，阮藉老年时改得好，嵇康则始终是极坏的，结果阮藉得以终天年，而嵇康则遭到了杀害。嵇康的害处在于发议论，“非汤武而薄周孔”，对正统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这就给统治者造成了最直接的威胁，因此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一个连人们的最起码的言论自由都给剥夺了的社会，还奢谈什么革命呢?   
    讲演的最后一天下雨，而听众不但不见减少，反而增多了。“以几点钟的讲话而出风头”，此等“大获利生意”，无论对公敌私敌，都使他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意。   
    9月底，鲁迅偕同许广平一起离开广州。   
    抱着梦幻而来，为梦境放逐而去，这种境遇是痛苦的。但与十年前经历民主革命相比，却并不如往日的颓唐，这是因为有许广平与他同在。“与子偕行”，而此际已不再止于师徒之谊了。   
    自从许寿裳提前离职，租下的白云楼二楼就剩下了两个人。他们就这样自然地结合到一起来了，从肉体到灵魂。从许广平写的独幕剧《魔祟》，可以看出，同居的地点正是白云楼，时间是有着一眉新月的初夏的良宵；而字里行间，也都盈溢着一种幸福的神秘感。   
    走前的一个夜晚，正值中秋。窗下，鲁迅编完《唐宋传奇集》，又写了序例，最后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大夜，璧月，饕蚊，既属写实，又是隐喻，在描述自身的恶境的同时，也流露了内心的欣悦。
第六章16.革命文学家的围攻（1）    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到了上海。   
    从段祺瑞到冯玉祥，北京一直为军阀所盘据，对鲁迅来说于是成了危地，还有一个不再同返北京的原因是许广平的身份问题。在朱安仍然保持其作为妻室的名份的情况下，她将无法安顿。至于上海，也未必就是适宜久居的所在。由于靠近党国首都南京，政府的许多机构都设在这里，不但官僚政客党棍买办势焰熏天，帮头流氓特务赌徒之类亦随之蜂起，人数日夥，互相勾结。然而别无选择，何况现代派人物早已南下，文化界的空气到处是一般恶浊了。   
    鲁迅让三弟周建人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租了一间三层的房子，两个很快居住下来。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一些熟人和朋友，如孙伏园兄弟，李小峰，林语堂；还有到访的郁达夫夫妇；结识了著名的内山书店的老板，这个日本人后来成了他的至交。   
    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职业问题。在许广平一面，本来她想应邀参加朋友编辑的妇女杂志；但是，鲁迅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又回复到从前孤独的境地中去了。他要求她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务，一面学习日语，独立从事他所一贯看重的翻译工作。许广平服从了。当她没有深刻意识到翻译工作的意义，并且全力以赴时，内心是委屈的。她在工作问题上放弃了选择的权利。她成了子君。然而，这又不是她所愿意的。几十年过后，虽然她也曾公开著文，以未谙习日文而抱愧于鲁迅的好意，但也分明表示了深埋已久的不满和反抗。   
    在鲁迅一面，由于在北京时代为经济所累，所以特别看重饭碗问题。但是在他这里，有一个长期缠扰的矛盾，就是：教书呢，还是写作?结果他决然辞掉了劳动大学的教职，而接受了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为他争取的“特约撰述员”的聘书，领取300元月薪。因为蔡元培答允了领薪之后仍可自由著作，这样，他觉得也不妨一试。拿政府的钱骂政府，无论如何是占便宜的事，何况这钱说到底也算不得是政府的钱。   
    鲁迅写信给江绍原说：“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现在，吃饭问题总算有了一点保证，可以喘口气了。   
    初来上海，其实也同初到广州一样，人忙得很。除了应酬陪客，就是讲演。但是，对于教师出身的鲁迅来说，讲演是他所愿意的；他可以藉此直接表述个人的思想，特别是面对青年大学生，那是引火的好材料。因此，讲演的场次也安排得很紧凑，平均每周一次，火力相当集中而猛烈。   
    讲演的中心，仍旧是：社会现实，政治，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鲁迅对目前的语境有着透彻的了解，因此讲述是非常的自由畅快，既有矩度又不断突破，命意在改造这境遇，这样，落脚点也就不能不是每个社会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厄运的担当。   
    在劳动大学，他的讲题是《关于知识阶级》，所论有：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出路何在?他强调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对立的，因为权力者要统一思想，而知识者恰恰相反，不但有知识，尤其突出的是有“自由思想”，于是势不可免的是同生存空间发生冲突。在这里，他创造了两个相关的概念，叫“真知识阶级”和“假知识阶级”。“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这是一个分水岭。他指出，真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是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而且不顾利害地发表出来，随时准备着为社会而牺牲；相反，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但是，有一个历史现象是必须记住的，就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比较长。也就是说，假知识阶级总是占多数。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怕危险和孤立，勇于与“老社会” 奋斗的。关于知识阶级的话题，不能不引起他对政府的智囊人物，即旧称的御用文人，如现代派一流的憎恶。讲演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都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第六章17.革命文学家的围攻（2）    几次讲演都谈到文学问题，在光华大学的一次，讲题为《文学与社会》，将一贯的文学思想表达得较为分明。鲁迅按思想斗争史的实际分野，把文学粗分为“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两类，他是明确反对造象牙之塔的。此外，他还批判了把社会的苦痛趣味化，以及高挂革命的招牌，使文学仅仅限于诅咒和发泄的现象。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呢?他强调社会力量的强大，指出文学家所面临的特别严酷的处境，说：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不容易，尤其在压迫之下，文学家更不能革命；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了指挥刀的驱使而已。他对所谓的“革命文学”一直保持警觉，到了“清党”以后的今天，革命的实质已经暴露无遗，倘文学还要搭“革命”的大架子，那是可憎厌的。他说在广州，党部出了一道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文章到了后来都说是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他接着说，这完全是假话，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我要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他把文学的诚实的品质提到很高的位置，甚至认为，没有建设，宁可灭亡。他指出，文学的死亡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文学的生命就是真诚，好的思想写好的，腐败的思想写腐败的，不要虚伪，不要粉饰，不要如同一块很小的糖，而用很大的包皮纸包一般。他坦言，对于一些“革命文学”的文学价值，他是怀疑的。因为，文学失去真诚就将失去全部意义。   
    在暨南大学做的演说，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影响特别深远。   
    鲁迅一开始就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同一”是暂时的，冲突则是根本的，永远的。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艺家偏偏敏感,又不安分,而且总要开口，这就难免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被挤了出去。外国许多文艺家在本国站不住脚就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头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在中国，个人主义者为多，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的人道主义者就很少。在政治家眼里，人道主义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冲突常常在他们之间发生。鲁迅指出，文艺家的命运注定要碰钉子，要站不住脚。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也赞同过，但是到革命成功以后，政治家便把从前所反对的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了。他直率而幽默地说道：“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关于革命文学，鲁迅认为，革命是不能和文学连在一起的，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做文学的人总得闲空一点，正在革命中，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其实是颂扬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每一次冲突，胜利都属于政治家，这是有史为证的。但是，人类的历史并没有因此便完。鲁迅讽刺说，“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他以十分坚定的语气说，“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系列讲演中，鲁迅所取的立场，明确地是反对党国的立场，民间的立场，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在方法论方面，则显得十分灵活，不断变换视角，既有社会学的，也有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既有阶级分析，也有文化综合，充满智慧和创见。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内涵丰富，尤其具有独创的意义。
第六章18.革命文学家的围攻（3）    国民党的“清党”事件，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捩点。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以“国民革命”的天然领袖自居，继续北伐，联合桂、冯、阎三派新军阀，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迅速占领京津。1930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正式开始了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血泊中站起身来，发动过多次暴动，都先后以失败告终。革命进入了低潮。就在这时，上海文学界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高扬“革命文学”的旗帜，开始围攻鲁迅。   
    由创造社的元老成仿吾挂帅，纠集了刚刚从东京留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诸人，筹办了一个新刊物《文化批判》。而蒋光慈、钱杏等则同时成立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在有关“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和领导权方面，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有过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倡导同一性质的“革命文学”以及攻击鲁迅等“老作家”方面，步调是一致的。   
    《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了冯乃超的长文《艺术与社会生活》。文章列举了白话文运动以来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惟一的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就是郭沫若；对于鲁迅，则说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该刊和二期接着是李初梨的长文《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照例标榜创造社和郭沫若，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并列，把他们的作品一概称之为“趣味文学”。成仿吾和郭沫若都发表了文章。郭沫若一反从前的“天才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否则，“那就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他裁定徐志摩一类为“有意识的反革命派”，语丝派为“不革命的文学家”，批评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宣告自己已经“转换”了方向，“克服了小有产者的意识”，“向新思想新文艺新的实践方面出发去了。”钱杏对鲁迅的攻击最厉害，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被《太阳月刊》编者鼓吹为“实足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的论文，文章断定说，“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说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创作是只有过去，没有将来的。又说，鲁迅完全是受了自由思想的侵害，若不把领袖思想、英雄思想从脑中赶掉，是没有出路的。最后宣告道：阿Q时代早已死去，我们不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当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铺天盖地的攻击，火力比现代派的正人君子们凶猛得多，他们是共产青年，是他自己先前曾经打算联合的对象——这是为鲁迅所预想不到的。   
    他沉着应战，2月23日，写下头一篇答文：《醉眼中的朦胧》。文中指出，真正“朦胧”的是革命文学家。他们扯不断同官僚军阀的瓜葛，然而以他们的敏感和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不敢太露骨地恭维现在的主子；和官僚军阀的瓜葛已断，本可以走向大众，毫无顾忌地说话，又担心大家记得他们的指挥刀，总之得有点朦胧。鲁迅说，在中国，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而对于感觉到的为黑暗势力所支配的社会现状，却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但当杀人如草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这算得是什么“革命者”，什么“革命文学家”呢?   
    革命文学家立即组织反攻。除了《文化批判》，又有《战线》、《戈壁》，以及《文化战线》、《我们》、《流沙》、《洪荒》、《澎湃》等创刊，可以说，所有可利用的刊物都动员起来了。   
    潘梓年以弱水的笔名发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批判鲁迅在论战中“冥顽不灵”，“冷嘲热讽”，回避问题，结论是“‘老头子’的确不行”。《文化批判》同期刊出创造社骨干分子的三篇长文：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编者著文特别推荐了这三篇文章，其实，文章并没有接触到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只是对鲁迅一味施以人身攻击，比如称鲁迅为“Don鲁迅”，“文坛的老骑士”，“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最恶的煽动家”，“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实”，“无聊”，“无知”，“‘王婆骂街’的乱骂”，“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还有“‘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的病人”，“中国的救世主”，“死鼠一只”；称鲁迅的全部创作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等等。成仿吾以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称鲁迅为“梦游的人道主义者”，着重把鲁迅同人道主义连在一起进行批判。钱杏一样攻击鲁迅“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藏着“阴险刻毒的心”，“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当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之后，他立即写了《死去了的鲁迅》，说鲁迅完全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的手术”；他宣告说：阿Q时代固然已经死亡，其实鲁迅自己也走到了尽头，跟着死去的阿Q而死去了。编者在编后总结道：钱杏的文章给鲁迅“最后以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们不知道，鲁迅是一个老奴隶出身的战士，对于被打击看得太寻常了，虽然他可以据以反击的杂志只有一个《语丝》。3月6日，他写信给章廷谦说：“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近来亦大肆攻击了。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得多少刀箭。”   
    《语丝》16期发表了他的题作《文艺与革命》的通信，指出革命文学家的致命问题，惟在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黑暗。针对“超时代”的逃避哲学，他强调文艺与社会的相依相生的关系，还特别批判了上海文坛中的行帮意识，说“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指出这种专一吹嘘同伙文章的现象是十分恶劣的。文中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对革命文学家鼓吹的文艺即宣传的观点，也给予必要的辩驳和澄清。   
    17期《语丝》又是鲁迅的文章，短小锋利，而且都是写于同一天的，一共六篇：《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堪称一以当十。   
    这些文章，有谈革命，有谈文学，不是直接的论辩；但是在命意上，都一致地把对中国黑暗社会的暴露与对革命文学家逃避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十天之后，鲁迅又写了一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作为正面的答复。文章从弱水的谤文出发，指摘其中的矛盾可笑之处，并且发掘各各的根源。他说：“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却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创造派也声言反对资产阶级，讳言黑暗，厌恶人道主义，他们到底属于前后的哪一种类呢?答案是清楚的。
第六章19.革命文学家的围攻（4）    对于革命文学家的围攻，鲁迅一经战斗，便颇不以为意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拼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然而，革命文学家并没有轻易放过他；最后的进攻仍然是凶猛的，连主帅也挥戈上阵了。   
    6月，钱杏发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宣布对鲁迅的绝望，说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只是任性，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对于如何看待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问题，钱杏的文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批判说，只要留心鲁迅的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是怎样在矜持他的黑暗的暴露。他认为，如果要暴露黑暗，也必须同时创造光明；没有光明的创造，那么暴露也是“盲目的暴露”。因为“鲁迅的眼光仅及于黑暗，”所以“出路只有坟墓”，“只有‘没落’到底”。李初梨在一篇题作《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标准》的文章中，把艺术定义为“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悬拟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包含“结构和技巧”在内的艺术标准与“反映着何种的意识”的政治标准，并且规定了它们先后的位置。这种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观点，到了40年代被经典化和教条化，影响就深广许多了。   
    《创造月刊》第二期集中刊发了批判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明确地把鲁迅当作“敌人”，“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可以变成一切无为的，消极的乃至反动的ineelligentsia的浦逃薮”；因此批判鲁迅，“‘除掉’鲁迅的教训”，便成了“我们对于现阶段的任务”。化名杜荃的郭沫若的文章对鲁迅的歪曲和攻击特别厉害，把鲁迅当成极端敌视青年的“老头子”加以描绘，“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最后“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是：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正是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发表的当日，鲁迅又写下一组短文：《革命的咖啡店》《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这是他进行正面论战的最后一组文章。他想及早结束这种近乎无聊的纠缠。对于论争的焦点之一——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鲁迅有一段十分扼要的说明：“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他并不以阶级性否定人性，但也反对以人性抹杀阶级性。他指出，创造派“自以为唯物史观”，其实是“唯心的”。在迎战创造派的同时，也批了一下新月派如梁实秋者流的面颊。   
    此后，革命文学家多少还有一些明枪暗箭，但都断断续续；而鲁迅，也还时时提起旧事，像当年同现代派斗争那样“不能带住”。然而，作为一场思想文化方面的战役，毕竟已告结束了。   
    关于这次论争，鲁迅写信告诉朋友说，“上海书店40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提提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第六章20.革命文学家的围攻（5）    在论争中，鲁迅一面解剖论敌，一面解剖自己。既然论敌以“唯物史观”标榜自己，而又不愿意做介绍的工作，他只好加紧购读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并且努力把它们译出来。对于这些书，他觉得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暖昧难解的问题，都可从中得到说明。后来在编定的包括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杂文集《三闲集》的序言中还提到：“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校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托洛茨基的文艺观,与普列汉诺夫大致相近。鲁迅称之为“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托氏的《文学与革命》一书,尤其为鲁迅所喜爱，多次引述其中的观点，并选译过个别章节。在此期间,鲁迅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两种著作：《艺术论》和《文艺批评》，作为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的补充。此外，鲁迅还重译了《文艺政策》一书。1929年4月出版的文艺理论论文集《壁下译丛》，作者除俄国的开培尔外,其余都是日本人；其中有有岛武郎，小路实笃,还有为他所喜欢的主张坚实而热烈的片上伸。   
    创造派称鲁迅为“人道主义者”而不断施以攻击，新月派也对“浅薄的人道主义”加以非难，一时形成鲁迅所称的“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为此，鲁迅选择翻译了苏联和日本的有关托尔斯泰的系列评论。苏联官方对于托尔斯泰的态度，基本上是列宁观点的过度阐释，“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重新估价运动，鲁迅称之为“廓清运动”，同时对这种把观念同艺术截然分开的作法，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这里牵涉到一个知识分子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不应成为权力的附庸，也不应成为“知识”或“技术”的奴隶，他们应当拥有“道德力”，应当敢于抗争。鲁迅指出：“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的反动统治阶级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陆续翻译了一批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自从托洛茨基使用了“同路人”的概念之后，苏联文艺界便广泛地以此称呼大批的非党作家。这些作家，在他们国内，是受到自以为正统的如拉普“岗位派”一类人物所歧视，甚至敌视的；认为“同路人文学”在本质上是与革命目标相敌对的，反革命的。这种“狂妄的、一知半解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与创造派极其相似。因此，他的翻译，与其说是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苏联文学的现状，毋宁说他借此事实批判革命文学家的错误倾向，为长期陷于“瞒和骗”的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范型。   
    这时，遭到政府封禁的《语丝》已由北京迁到上海，由他担任编辑。他仍然觉得手头只有一份杂志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还得有揭载译文的场地。于是，他便同郁达夫共同主编了另一种刊物：《奔流》。实际上，整个编辑工作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翻译，编辑，校对，完后还得写编后记，还得搜集和安排插图。正如他所说，“因为《奔流》，终日奔得很忙”；“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
第七章21.左联时期（1）    1927年5月，鲁迅只身返京省亲。   
    年前，他就接到“老太太的命令”，但因为陷身斗争，无暇他顾，再者恐怕同许广平的关系有关，便一直拖延着。而今，“害马”已经怀孕，他不能不把两人同居的“秘密”向家人公开了。   
    在北京逗留的大半个月里，鲁迅在燕大，北大，以及两所师范学院里一共做了四次讲演，很出了一下风头。讲演的内容有新文学问题，妇女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他讲话时总是处处联系着个人过往的斗争经验，执著于记忆中的创痛，“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如他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他强调政治先行，强调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意义；相对于“阶级斗争”，提出“同级斗争”这一特别富于民族文化内涵的概念。他的意见是，应当及早消除普遍的“互斗”现象，致力于阶级的抗争。由于思想的魅力，他每到一处，听众如潮。在北大讲坛，因为拥挤，他不得不通过后台走上讲坛。还有报道说，青年看到讲演的海报，奔跑相告，争先恐后，以致一度使周围一带的警察受惊。   
    鲁迅先后三次前往未名社，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青年朋友晤谈，又特意到西山疗养院去，看望了重病中的韦素园。此外，他还访问了几个教育部里的旧同学，得悉因有学校拟留他教书，遂使一些教员惴惴危惧的消息。往日的北京，已经变做北平，然而，城市非但不见进步，反而日见停滞和颓废。感慨之余，更加坚定了他在外“漂流”的决心。   
    返回上海后，第一件事是同老板李小峰打了一场版税官司。虽然，官司以鲁迅获胜告终，但《奔流》也因此失去经济上的给养而夭亡。由于这场官司，林语堂同鲁迅在一次晚宴上起了争执，终至友情破裂；究其实，在思想倾向上，两个早已是分道扬镳了。   
    9月，海婴出生。从此，在精神上不免多出了一种负累。过份的关怀就是负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也能给他带来少有的欢愉，但是并不能减少他的隐忧；这从后来关于转地疗养的通讯，从遗嘱，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孩子的爱是感人的，《自嘲》诗里有一联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今为人们所传诵。他的《答客诮》，作为父亲的自画像，更是传神：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于菟。   
    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党中央高踞于国家之上，党政不分，从军队直到所有的群众团体都成了党的御用工具。1928年8月，蒋介石宣布：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应进行“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从“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次年1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均为“反动宣传品”，应予“查禁查封或究办之”。3月封闭晓山书店，8月封闭创造社出版社，上海几所学校也遭到查封。10月，国民党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以遏乱源”。自由，民主和人权公然遭到践踏，专制秩序代替战争和混乱。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   
    鲁迅同青年朋友柔石一起出席自由盟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知识者群体秘密召开的会议上，他没有正式发言。他向柔石的朋友，会议主持人冯雪峰表示说，他是不赞成这种方式的，但同意发表一个宣言。但当发起人名单正式发表的时候，他却同郁达夫一起，成了领衔的人物了。   
    接着，上海又成立了20多个分会。自由盟敦请鲁迅等出席系列讲演活动，宣讲自由的真义。他先后做过几次讲演，都是讲说文艺和美学，是自由的边缘主题，并没有进入组织者指定的中心；然而，通过他特有的策略和方式，却成了自由和人权的最出色的宣传家。可是所有这些，都骗不过嗅觉发达的“文探”。他们跟踪自由盟的活动，利用党国的传媒，诽谤，漫骂，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文章，最恶毒的是，强调“以党治国”而否定自由盟存在的正当性，目的在于鼓励当局采取镇压活动。果然，国民党政府下令上海各校禁止自由盟派人来讲演，并通过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党部得悉自由盟的情况之后，随即呈请南京当局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起初，鲁迅并不以为意，仍照常出入内山书店；后来经过许广平和友人的再三规劝，才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躲了起来。除了柔石，冯雪峰，郁达夫等有限的四五个朋友之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每隔几天，许广平便抱海婴去探望一次；偶尔外出，还有人跟踪。这种境遇，既是禁闭，也是流亡。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直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但他仍然珍惜这仅有的一点“残剩的自由”。避难期间，他曾数次觅屋，后经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进入北四川路公寓。为安全计，他只好在门上贴上写有“内山完造”字样的纸条。
第七章22.左联时期（2）    几乎在自由盟成立的同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政策，决定争取鲁迅，并且通过鲁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外围组织。一方面，阻止党员停止攻击鲁迅，派遣潘汉年作为中宣部联络员，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开展组织的筹备工作；另一方面，让冯雪峰出面，说服鲁迅加盟。在当前，任何反对政府的行动，都是他愿意支持的，何况是青年文学团体。他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以及一些他认为无碍于他单独战斗的原则。他说，他不一定参加左联的筹备小组的工作，挂名可以，但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筹备会议公认鲁迅的盟主地位，曾经考虑在组织内部给予他以类似“委员长”“主席”的“头衔”以示尊重，他一概谢绝了。在有关发起人的名单问题上，他同这群未来的伙伴也存在着意见分岐。他提议应当加入两个人，即郁达夫和叶圣陶；前者被勉强接受了，而后者仍然遭到拒绝。对于这种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关门主义的作法，他是不满意的。至于参照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宣言拟订的纲领，大约鲁迅从总体上看出了由创造派保留下来的脱离现实和惟我独尊的倾向，也就不拟修正，只是看后缓缓说了一句话，算是表明态度：“反正这种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就这样罢。”   
    左联的成立大会于3月2日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团三人：鲁迅、夏衍、钱杏；常委七人：夏衍、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大会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建立与各进步团体及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   
    鲁迅的发言，在精神上是对纲领持批判态度的。令创造派成员感到困惑和不满的是，当大家一致向前看的时候，这老头子仍然算旧账，说了类似“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话。的确，他不怕开罪于新的战友，认为有必要对思想斗争的历史进行反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作家的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把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提高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此外，还就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如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持久战，战线的扩大，战士的培养，以及建立联合战线等，也都表示了个人的意见。   
    在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写信致章廷谦，表白加入团体的想法：“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两年后，还这样说到：“到1930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中共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出于政治上单方面的考虑，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政治组织一样对待左联，使之秘密化，要求作家发传单，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这样，左联就有了“第二党”之称，距鲁迅加盟的初衷愈来愈远。实际上，两者的距离也确乎愈来愈大了。
第七章23.左联时期（3）    中国传统士人对权力有一种依附性，其实也就是奴性；现代知识分子即使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念，也难以逃脱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尤其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大批精英人物，往往寄改革的希望于上层，前有“现代派”，后有“新月派”，小则闹闹别扭，大则为虎作伥，更甚者则直接进入政府，充当权力人物。这其中，胡适称得上是一位领袖人物。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党化教育”以及一整套极权主义的做法，同他的一些观念是有冲突的，为此他曾以辞去大学院委员的职务相要挟，写信给司法院长提出抗议，并把信件发送通讯社，还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人权”的文章，向“党治”提出挑战。但是，关于这段越轨的举动，胡适本人有自白说：“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还写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为了求得“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互相认识”。即便对党国怀着如此的忠诚，仍然遭到政府的惩罚。中央明令教育部蒋梦麟签发对胡适的“警告令”，出版《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动员国民党人批判胡适。1930年2月，中宣部发出密令，禁止出售和销毁《新月》杂志，查禁胡适等著的《人权论集》，传媒纷纷揭载有关惩治胡适的各种议案和消息。   
    对于胡适们的“人权运动”，鲁迅没有直接评议。他知道，在“人权案”问题上，决不能作出使压迫者有任何可供利用的事情；但是，为主子设想的奴才道德，是必须加以揭露的。为此，他发表了一篇《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无情地嘲笑这群“刽子手和皂隶”“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拙劣表演。“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个道理。”鲁迅需要指出的是，新月派批评家所以有超然的态度，实在因为有着超然的地位所致。   
    这时候，鲁迅大体上放过了胡适，着重批判的倒是梁实秋。这是有意味的。在《新月》的圈子里，从事文艺批评的，几乎只有梁实秋一人。梁实秋不但要做“好政府主义”的宣传家，而且自告奋勇，以反对“普罗文学运动”为己任。因此，当左翼文艺在重重压迫下艰难生长的时候，对梁实秋方面加以狙击是必要的。   
    1929年9月，《新月》同期发表梁实秋的两篇论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强调文学的对人的全面完整的体现，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主张译文的畅达等，不能说梁实秋的文章毫无可取之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论文主旨在于否定正在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头一篇歪曲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和主张，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纯属于子虚乌有；后一篇不仅仅是翻译的技术问题，而是借批评“晦涩”、“难懂”，而抹煞所有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以及翻译实践。   
    鲁迅作了一篇长文作答，把两个问题扭到一起，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章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实则强调反抗压迫的斗争的必要性，其中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梁实秋的种种讥笑“多数永远是愚蠢的”之类的贵族派头，特别为鲁迅所憎恶；他的反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一贯的平民意识的突出表现。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文学不是“只有”阶级性而已，可见他对人性并不加以抹杀。在他创作的小说人物谱系中，哪怕漫画化的阿Q，他的性格和行为，都是不可以用“阶级性”作出全部的说明的。   
    此后，鲁迅还作过两文直接抨击梁实秋，就是《“好政府主义”》以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章表明，像梁实秋一类人物，是为政府和上流社会服务的。因为是“走狗”，所以“驯良”；又因为驯良，所以“雅”。   
    从创造派到梁实秋，他们是从左到右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曲解的。梁实秋主张文学只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阶级性；“革命文学家”则坚持文学只有阶级性，否定共通的人性，两者都一样的“以意为之”。所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特意在“人性”的“艺术之宫”里，安排了两把虎皮交椅，让梁实秋和钱杏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并排而坐，“劳资”媲美。《我们要批评家》也是既说成仿吾和钱杏，也说陈西滢和梁实秋的；但批评前者更甚，指众多挂了“革命的”的招牌的作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
第七章24.左联时期（4）    7月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题作《上海文艺之一瞥》，对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更为直接，更不留情面。其实，他所批评的人们，此时已经成为他的盟友了，怎么可以无顾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呢?怎么总是纠缠历史的旧账呢?可见，他从来是看重思想和思想批判本身的。整个讲演是关于上海文坛从才子佳人到流氓才子的变迁史；只“一瞥”，就阅尽了六十年风光，无论怎样的变来变去，骨子里一仍其旧。其中，创造社是被当作才子加流氓的典型之一来加以批判的。“才子气”和“流氓气”，其实是概括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个类别，突出地表现为逃避现实和打倒一切。鲁迅举例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他又指出，“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他认为，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的善变者，都可以称作流氓。讲话提到的人物有成仿吾，郭沫若，叶灵凤，张资平等，自然也有向培良之流。他说：“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异的。”   
    为了回敬鲁迅的这篇讲演，郭沫若写了一本《创造十年》的书，单是“发端”，就费去一万字。他还针对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写过一篇《“眼中钉”》。他把鲁迅对创造社的批判说成是“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不过一丘之貉而已”，从而肯定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后，有人评为“轻薄”、“无聊”，也有人称之为“互争雄长的伟大的旧账”，还有人撰文说举发鲁迅的错误是正当的，把《上海文艺之一瞥》当成为鲁迅的“小资产阶级性固定不变”的证据。一场文艺思想的论争，终于发展成为未来的宗派主义的斗争；这时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时局不同，尚未出现权力的垄断而已。   
    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一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以《艺苑朝华》的名目，定期出版画集，已出第一辑的五种，就有三种木刻集，即两本《近代木刻选集》和一本《新俄画选》；还组织了中国最早的木刻讲习会，亲自给青年艺术家充当翻译，或直接讲解。对于“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他总是不忘给予热情的评介。在官方的压迫日渐加紧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更大一点的发言空间，他积极投入翻译和出版工作。其中，除了《竖琴》、《一天的工作》两个短篇集子之外，还翻译了两部长篇，一部是“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一部是革命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他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计10种，但除了4种得以出版外，其余的包括《毁灭》在内都成了“不准出生的婴儿”。结果，他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毁灭》，还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这叫“钻网”。钻网是大苦事，但也有报复和胜利的快意在吧!但看他为《铁流》做的广告：“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委婉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此时，他的感情和意志，无疑也是鲜艳而铁一般的。
第七章25.左联时期（5）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了大会，党的实权落在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王明手里。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会全的召开十分不满，于是发动了一批同志，于1月17日在东方饭店开会表示反对。会议未及结束，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袭，30多个与会者全部被捕。   
    其中就有柔石，还有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伟森，都是左联作家。   
    第二天中午，魏金枝把柔石被捕的消息告诉了鲁迅。他感到十分震惊而且悲痛。这时，他想起柔石身上还藏有一份由他和北新书局签订的合同，这正好给官厅留下了把柄，那么官厅还会轻易放过自己吗?经过反复考虑，等到第三天，他便找内山商量搬家的事情。次日晚上，内山委托店员雇了几辆黄包车，亲自把他一家护送到花园庄去。   
    这时，谣言蜂起了。上海的《社会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沈阳的《盛京时报》等，纷纷揭载鲁迅被捕或已死的消息，甚至传为“共党中重要分子”，“任沪红军领袖”。这些谣言是足可杀人的。于是，通过电报、书信探询鲁迅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远在北平的鲁迅的母亲，也为此担忧成疾。   
    不得已，鲁迅只好写信辟谣，在信中变换名字和写法，乃至使用暗语，如用换住医院代替出走等等。这种幽禁般的不自由的境地，使他变得十分焦虑而且悲哀。他写信给在日本的李秉中说：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于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   
    在此期间，他不断地打探柔石等人的情况，焦苦地等待着事件的发展。天气愈来愈冷，他不能不常常惦念柔石在狱中有没有被褥?写信要的洋铁碗收到了没有?……但终于有一天，传来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是柔石和其他23人，已于2月7日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柔石的身上，足足中了十弹!……   
    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买兰归国，他书赠七绝一首，表达了一个现代的流放者的悲痛的心情：   
    椒焚桂折佳人老，   
    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   
    故乡如醉有荆榛。   
    在一个凄凉的月夜，在什物堆间，在妻儿的柔弱的鼾声里，鲁迅不觉再度沉重地感到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悲愤中吟成七律一首：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第七章26.左联时期（6）    两年过后，他犹未能释怀，写下有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结尾是这样的：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起他们的时候的……   
    正是为了这“将来”，鲁迅不会在压迫中屈服，他会奋起抵抗。2月末，当他返回旧寓，便立即投入山上正义所译的《阿Q正传》的校阅工作中去了。   
    严格说来，这不是一部仅仅属于他个人的作品，而是一部政治色彩相当浓烈的纪念文集。本书于10月5日在日本东京出版。书前印着李伟森等人的遗像和悼念他们的献辞，内文在《阿Q正传》之后，还译载了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人的作品以及小传，此外，还载有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特意为此书作的《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长篇序言。他的命意很清楚，生命和声音是打不死的。   
    鲁迅还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交给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嘱她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文章自然是激烈的，其中毫无隐瞒地说到左翼作家之死，说到警备司令部，说到当局，直接指出惟有通晓“杀戮法”或“侦探术”的某一位政府委员和侦缉队长。史沫特莱为此警告他说，如果发表了，他一定会被杀害的。   
    “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据当事人回忆，鲁迅当时很慢很沉着地回答说：“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史沫特莱临走前，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的大批中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书和宣言》，向西方知识界控诉中国对作家艺术家的屠杀。宣言和鲁迅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后，立即激起国际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柔石等人牺牲后，冯雪峰接替冯乃超当左联党团书记。他做的头一件事，是找鲁迅商量出版一个纪念战死者的刊物《前哨》。鲁迅十分支持这个想法，《前哨》的刊名就是他想出来的，刊头也是他亲笔所写。他为刊物写了一篇不像悼文的悼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说是不像悼文，就是他已然掩藏了深沉的悲痛，而通篇燃烧着愤火。此前，他否认“革命文学”的存在，而此刻，竟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个字眼；因为确确实实，中国的抗争文学已经染上了烈士的鲜血了。由于他是以能被利用的心理加入左联的，因此一直坚持他的“散兵战”原则而游离于组织之外，而此刻，竟也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一度为他所讨厌的“我们”的字眼，公开声称自己为“左联之一员”!   
    在“纪念战死者专号”编定的当天，鲁迅特意携了眷属，邀请冯雪峰全家一起留影。大约这对于死者和生者，也都是一种纪念罢。
第八章27.救亡与启蒙（1）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关东军队突然袭击沈阳，接着入侵吉林、黑龙江。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短短三个月内，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国难当头。举国上下，一面是投降与倒退，一面是救亡运动的高涨。   
    从这时开始，鲁迅写下大量的时事评论，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专制政策。这些时评，以《伪自由书》为最集中也最直接。在战争刚刚揭开帷幕的时候，在蒋介石以民族领袖自居而宣称“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时候，在沦为异族的危机使每一个中国人变得空前亢奋的时候，鲁迅提醒大家说，不要忘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奴隶国家，我们从来就是一群奴隶!他认为，民族生存的关键，在于使广大奴隶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因此，针对打出“民族”旗号而为政府着想，尽“宠犬”的职分，极力维护现代奴隶制度的喧嚣一时的“民族主义文学”，他写下长文，指出：这是一群流尸，而流尸文学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当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舆论日益偏向统一战线和保卫国防的宣传时，鲁迅仍然从自己的独特的阶级论出发，清醒地透视了从理论到实践都仍然处于混沌未解状态的民族问题，从而确定自己在一场新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为奴隶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鲁迅的深刻性还在于，他不但指出抗战的障碍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自身。他常常把权力者的专制手段同国民的愚昧表现，把权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国民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在使统治者无所遁形的同时，让国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从事救亡。在特定的救亡时期，启蒙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打掉中国政治剧目主持人的欺骗性，把幕后的丑剧搬上前台。《二心集》的后半部，《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都是这样的短小精炼，入木三分的文字。其中，《宣传与做戏》《经验》《谚语》《沙》《偶成》《漫与》《世故三味》《谣言世家》《火》《捣鬼心传》《现代史》《〈杀错了人〉异议》《二丑艺术》《华德焚书异同论》《由聋而哑》《同意和解释》等，都写得十分漂亮，比之《热风》诸篇什，更扎实，更沉着，更具藏锋。   
    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上海事变以后，长达一个月内，甚至于流离失所，连一个可供写作的环境都没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个中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当此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做什么呢?他心里想的，还是要说话，要写文章，打破禁锢的沉默。   
    1932年1月，《中学生》新年号征稿，要鲁迅面对中学生说说今后努力的方针。他的答复十分明确，说：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么?假如各先生说“不”，那么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   
    1932年间，在左翼批评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仍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当创刊词发表的《真理之檄》，还有《阿狗文艺论》，一面批判封建意识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一面批评左翼文化运动，把“普罗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都称之为“阿狗文艺”。在左翼批评家的回击之下，后来又发表了《文化运动问题》《是谁为虎作伥》及《勿侵略文艺》等文，坚持自己的“自由人”观点，反对政治对艺术的介入，表明一种矛盾的立场和理论上的混乱。稍后，杜衡以苏汶为笔名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边，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从此，关于“自由人”的论争便转向“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现代》杂志上。   
    鲁迅介入这场争论很晚，直至苏汶破门而出，才发表第一篇文章：《论“第三种人”》。作为左联盟员，苏汶竟然把矛头对准了“左翼文坛”；这种简直近于叛卖的立场和极不严肃的态度，使鲁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没有使用过去对付论敌的近乎刻毒的讽刺笔调，也没有使用周扬等往往把问题归结为阶级本质的简单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辩的事实和显浅的比喻，辩说苏汶所言及的两个要害问题，即“第三种人”是否存在，以及大众文艺的价值问题。   
    在专制的现代中国，不做奴隶，就是奴才，简直没有逃路。无论如何以“自由”“中立”相标榜，最后难免要分化；所以在鲁迅看来，论证“第三种人”存在与否不重要，全部的意义在于政治实践。针对苏汶对“横暴的左翼文坛”的斥责，鲁迅说，左翼作家有着引导的责任，但在“一党专政”之下决没有超越指挥刀的威权，因此，所谓的“第三种人”也即“作者之群”说是因为左翼文坛的威吓而搁笔，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谎话而已。鲁迅承认，自有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确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但是，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断克服着，进军着。   
    至于说到大众文艺，连环图画，唱本，鲁迅并不认为是没出息的。他说，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由来憎厌那种轻视民间文艺的自以为高贵的贵族化观点，而且并不以为形式是决定一切的。   
    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理论的论战，由于左翼批评家是从党的理论和政策立场出发的，所以，一经党内的领导人的指示，很快地便偃旗息鼓了。令人不解的是，迟迟出战的鲁迅，却在同一营垒中人归于沉寂以后，竟独力把论战坚持下去。他接连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其一是这些貌似超脱的理论的提倡者，已经卖身权门，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为伍；还有一些更可怕的现象是，这些变化了的“第三种人”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志”联成一气，甚至恶意地拿他当玩具了。随着情态的发展，尤其在1934年以后，他对所谓“第三种人”的态度也就变得日渐严厉起来。
第八章28.救亡与启蒙（2）    1932年11月9日夜间，周建人来寓，交给他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次日上午，他冒雨购得车票，晚上向内山老板辞行，第三日早晨便匆匆北去了。   
    到了北京，便立即写信给许广平，报道母亲稍愈的消息。此间，许广平也都不断给他写信，劝他写小说，或者玩玩，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温存。往日的朋友，待他很好，使他深感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到的。但是，许羡苏已走，许寿裳不在，而许广平此刻也只能作纸上谈，内心是寂寞的。比起三年前的一次，显然少了那一份欣悦，而多了中年以后的怆凉。   
    在京居留期间，他什么也没有写成，惟一的成绩或许仍是演说。他一共讲演了五次，在北京大学，在辅仁大学，在女子文理学院，在师范大学，在中国大学。听讲对象全是青年学生。关于讲演的盛况，报章揭载说，“在各大学演讲，平青年学生为之轰动，历次讲演地方均门碎窗破。自15年后，此种群众自动的热烈表现，惟东省事件之请愿运动差堪仿佛之。”   
    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   
    所讲还是文艺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政治问题是透过这些貌似纯文化问题来表现。他指出，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是不错的。他对中国文学有一种很独特的分类法，就是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前一种是帮忙文学，但既帮忙也就得帮闲，帮闲文学实在也是帮忙文学。至于后一种虽然暂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阙，毕竟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便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时，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目下的文化人大谈女人与酒；岂吉兆哉!在此，鲁迅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   
    回顾几年来革命文学演变的历史，鲁迅指出，在专制统治下所谓“革命文学”是怎样成为“遵命文学”的。这里说的遵命文学，完全不同于他对自己在“呐喊”时期的创作的统称，而是指受官方保护的文学。他说，有几类人物是值得特别研究的：其一，胆小而要革命，如叶灵凤之流。其二如张资平之流，大讲马克思主义，其高超处使人难以理解，又绝非实际所可做到。这样的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还有，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对于时代变迁中的旧道德，旧法律，旧制度毫不顾及，表面上仿佛很纯粹，实则也是遵命文学。他说，目下的作品，很难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多为劳苦大众，以他们的思想和文笔，都不足以构成文学。中国到底有没有无产阶级文学，哪些才能算是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怎样估量它们的价值?至今，他仍然没有中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四的“文学革命”，即西装先生的“皮鞋脚”胜利之后，下等人的“草鞋脚”要插进文坛；它遭到霸占文坛的“皮鞋脚”的拒绝，这也是当然的事。   
    关于知识分子，他分为新旧两种。他的所谓“新”，并不包括浮游于社会上层的部分。新知识者立足于现实，在实际斗争中寻求自己的艺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业既然同大众结合，那么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单为自己的了。他指出，所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存在，至少得有一个可以容纳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可是，在中国这块历代专制的国土上是连半点空隙也没有的。所以，要赢得自由和独立，就必须正对权势者，如果力图避开权势者的注意而奢谈什么“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为艺术而艺术”之类，倘不是幼稚或浅薄，那么简直就是欺骗了。   
    谈到新兴的未来派艺术，他的评说也很独特。他说，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不过人家欧洲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文学，虽然看不懂，却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老是做戏似的，常有新主义而货色照旧。他说还有一点希望，就是：作者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又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学，徜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说及中国社会，说及压迫和被压迫，就不行了。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如月界，天际，可又没有危险了。他告诫说，不要只注意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   
    最后一次讲演，题目是《文艺与武力》。他说，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学，统治阶级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压迫。但是无效，于是使用麻醉政策，收买一些无耻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饰。不幸文学是社会的，不是几个人的，这就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无效，恶性循环，只好又诉诸武力了。他又说，言论与文学，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所以，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于新文学建设，实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各地方的报刊，纷纷报道鲁迅返回北京的情况，期间夹杂了不少流言。有说他受了不愉快的压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说他“卷土重来”是为了做教授的，等等。然而，这些于一个战士丝毫无损，他所关注的，惟是现实社会中的抗争。
第八章29.救亡与启蒙（3）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20万驻军不战自溃，致使关内大片土地相继沦亡。   
    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阶级矛盾，反而给统治者造成加强控制的机会。国民党政府除了继续出动军队围剿中央苏区以外，仍然以通缉、绑架、囚禁、酷刑、虐杀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压制知识界中反党治和其他反内战的运动的同时，强化党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训政”的招牌下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于大独裁者来说，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种点缀品或代偿品而已。   
    经过将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一个以保护及营救政治犯以及争取公民权利为职志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2月间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   
    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以她在国内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以及业已形成的国际声望，成为民保盟的执委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鲁迅应蔡元培邀请入盟，补选为执委。   
    比起左联，民保盟是一个具有更鲜明政治色彩的组织，但它只是争取民权，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权，是整个社会进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这就规定了它与专制政府处在相对立的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在加入左联之后，仍然参加了民保盟。   
    民保盟自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其中，如营救牛兰夫妇，营救陈独秀、彭述之、黄平君等政治犯，营救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罗章龙、陈赓等共产党人，营救许德珩等教授学生，抗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帮助国民御侮自救会，声援各地维护民权的斗争，抗议德国希特勒派一党专政的暴行等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鲁迅自始至终参加民保盟的斗争。对于平常的集会，包括左联的会议，他是不出席的，但是只要接到民保盟的开会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对于一般事务，尤其牵涉到人际关系的，他并不善处置，而民保盟分派给他的事务，却办得整整有条。随着政府方面的压力，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有的转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应付，到5月间往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时，骨干分子已经不超过四五人。鲁迅自然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后，应修人到丁玲家联系工作，被特务从三层楼的窗口摔下而牺牲。   
    由民保盟等人发起数十名文化人共同签名，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同盟还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募捐和营救工作。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要求惩办非法绑架的幕后策划者。左联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对此加以揭露。国际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了声明。   
    丁玲的失踪使鲁迅感到特别悲痛。但是，他没有在所有有关的宣言上签名。他知道，屠伯是决不会分神于抗议的；对于一个专制政体，什么宣言都将不起作用。他根本不愿意向政府乞求什么。   
    这样，剩下来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倍工作。鲁迅首先想到的是出版丁玲的书，让丁玲的作品得以最广泛的流布!丁玲失踪后的第三天，他找到郑伯奇，建议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并且吩咐尽快出书，出版后还得大做广告。他亲自查明丁玲母亲的详细地址，告诉良友主编赵家壁，得将丁玲的稿费分期分批寄出，以免被本家侵吞。   
    紧接着丁潘失踪，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的事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了!   
    鲁迅与杨铨的接触，始于民保盟成立前后。每次开会，杨铨总是事先写了便条，请人驱车把鲁迅接到会场，会后则由他亲自陪送。接待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时，两人的接触稍多，还曾合影过一次。对于这位热血男儿，鲁迅是有所了解的。他曾经这样对人说过，杨铨本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至于要同情共产党，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说起杨铨被害的情形，他认为，汽车被打烂，人被打死，而小孩子未受伤，可见杨铨临危仍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对于杨铨临死时所表现的镇静的态度和人性的流露，赞叹之余，深表痛惜之情。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走前不带钥匙。他准备好了一切。   
    送殓归来，晚上写了一首七绝：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过了一周，他又做了两首旧诗，自抒怀抱，其中一首云：   
    如磐夜气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失踪和杨铨之死，有如两块大石压在心头，久久不能释怀。   
    在此期间，谣言四起，各处风传杨铨被刺后，接着又将杀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了。有一份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执行行刺任务的特务的代号。鲁迅和杨铨名下的代号完全相同。鲁迅在信中还颇幽默地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不过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吓来自“文虻”。还在丁玲失踪后不久，一连五六日，都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支店询问他的住址。他估计也无非是文人所为。但是，恐怖无疑是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艰于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话。   
    当此“中国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际，仅有六七个弄笔之徒名列“该死之榜”，也不必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的罢?“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在给山本初枝的信里，他写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杨铨死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经过大半年的反抗与挣扎，终于无声无息地解散了。
第八章30.救亡与启蒙（4）    1933年是一个特别严峻的年头。   
    从这时开始，在鲁迅的文字中，不断出现“文网”的字眼。其实，“文网”除了从删改、禁毁作品直到通缉等来自官方的干预手段之外，还有文人为同行设置的陷阱。鲁迅本人即陷入了上海滩文人——他称为“狐鼠鬼蜮”、“小虻”、“富家儿的鹰犬”、“无赖”、“覆面英雄们”——的恫吓、诽谤和攻击之中。   
    自北京回来之后，便有小报登载消息说鲁迅要出版一本新著，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所谓“三嘘”的对象是：梁实秋、杨人、张若谷。考其出处，原来是在一个饭店里，在家闲谈到几个人的文章时，鲁迅曾经说过：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的。这时，同梁实秋的论战已经过去，至于张若谷，实在连“嘘”的资格也没有；三个人中，杨人或者还有值得一“嘘”的必要。   
    杨人早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太阳社成员，后来加入左联。1933年1月，他公开发表“脱离政党生活”的自白；2月，在《现代》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宣称“自由”地站在“政党生活战壕”之外，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分明扯起“自由人”的旗子，背叛了革命，却仍以“革命”标榜自己。早在1930年，他便化名“文坛走卒”，造谣说鲁迅“拿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大开汤饼会，庆祝海婴周年生日，不料引起郁达夫对亡儿的记忆，顿时伤感起来云云。大学院的钱是拿了的，但并非“奖赏”，当然后来到底被教育部裁撤了；至于“汤饼会”之类，更是无中生有。对此，鲁迅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杨人的自白出来之后，才作文加以揭露。然而，杨人逼人太甚，又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说鲁迅以诸葛亮自居，把无产阶级大众都当成阿斗。信中还说鲁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实际上又如何为鲁迅的老态而惶恐，如何“出诸至诚”云云。   
    鲁迅终于写了一篇《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他认为，答复的必要，是因为杨人不失为一个类型，事关革命和社会，“个人倒还在其次”。   
    对于杨人，信中称作“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以同“奸商”相区别。在《伪自由书》后记里，还对杨人一类革命小贩有过很深刻的批判，说：革命文学者，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以各种理由，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杨人不甘沉默，结果成了叭儿。   
    鲁迅因为接待过萧伯纳，还遭到文学社同仁的一场袭击。   
    《文学》杂志是郑振铎从北京到上海后创办的，鲁迅出席过组成编委会的一次晚宴，按理说，关系是算比较友好的罢?杂志第二号即登出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无端虚构事实，对鲁迅加以奚落。   
    文章说：“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倘事实如此，鲁迅不就成了一个势利小人了么?   
    他气愤之极，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开发表。   
    信很短，但简要。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其实，休士他是见过的，只是认为在此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仁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看到的。后来提到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文学》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伍实在函中作了解释，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对发表伍实文章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取得鲁迅的谅解。
第八章31.救亡与启蒙（5）    1933年临近结束的时候，上海文坛还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围绕《庄子》与《文选》问题，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展开。   
    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登出施蛰存填注的书目，一共两项，在“欲推荐给青年之书”一格写着：《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   
    《大晚报》固然是对他攻击最烈的一份报纸，但类似的书目，同他十年前回答《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的意见正好相反。中国的事情总是翻来覆去。鲁迅不禁因此联想到发生在青年中间的许多复旧现象：学写篆字，填词，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诗写成方块，等等。这些新青年，进的是学校，丝毫没有沾染过八股毒，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再想起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学外文，看洋书的那种进取之态，不免感慨系之。   
    鲁迅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一文，并加了一条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前后比照，突出地显示历史倒退的现象。内容也如此，旨在证实“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文章批评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非为施蛰存而发；施蛰存当然认为是针对他的，于是起而辩难，并且一直纠缠不休。鲁迅也韧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称之为“洋场恶少”。继《“感旧”以后》上下篇，以及《扑空》、《〈扑空〉正误》、《若“兼示”》之后，他又以不同的笔名，写下《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至此，论争才算告一段落。   
    双方论争的一个重大触点是：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问题。   
    鲁迅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进行统一考察。他向来看重思想革命，而把语言当作思想的载体。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从批评刘半农到施蛰存，回到继续“为白话战斗”的话题，至于思想道德方面，流传了千百年的孔孟之道，以及《家训》中的“颜氏渡世法”，难道是适合当今这个急剧变化的可生可死的大时代的吗?所以，鲁迅必须站出来，充当保卫“五四”的狙击手。   
    在论争中，鲁迅并不专用力于施蛰存身上，他使用惯用的“春秋笔法”，旁及第三种人，胡适“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还有谣言文学，以及二丑艺术等等。因为讽刺的犀利，以致最后连文章也发不出去。   
    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太多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了，而现在又来这套，非倒退而何。”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没有从正面给予回击，他本来便认为施蛰存此举在于“取悦当道”，但当他确信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这时，文坛日益复杂化，事件不断发生：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对鲁迅来说，最先有《中央时报》的讨伐，接着有《时事日报》，后起的则有《大晚报》和《大美晚报》的合伙的讨伐。此外，还有《社会新闻》，《微言》，等等。鲁迅成了众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预言：“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果然，次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100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76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禁书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多作品，都在这里遭到肆意的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分明是一种暗暗的死。1934年末，鲁迅又预料，当局又要“另结新样的网”了。然而，事态变化的迅速与严酷，又远远超乎意料之外。   
    真是无法可想。
第八章32.救亡与启蒙（6）    鲁迅过去的老朋友林语堂，继《论语》之后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对于幽默与讽刺，鲁迅曾经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力倡写真实，肯定作者介入现实斗争的热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翼下的微风文艺社澄清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居然把两人的作品捆到一起，然而，在左联内部，在批评《人间世》的同时，也对小品文取一律扫荡的态度：甚至特地开了会，公开提出反对写杂文，要写“伟大的作品”。这是鲁迅意想不到的。   
    笔名林默的廖沫沙是始作俑者。在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发表《倒提》一文之后，又是他，向鲁迅放了一回暗箭。《倒提》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此大鸣不平，以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又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在这里，鲁迅暴露了国民中的奴性心态，再度批判传统的恩赐观点。他说，我们究竟是人，和鸡鸭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这意思本来极明白，但是到了林默那里，却被理解为：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第二是说明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对华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是从“古典”来证明华人没有出息。于是，他写文章下结论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   
    林默的文章叫《论“花边文学”》，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文中还顺势否定所有杂感，认为颇尽八股之能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谣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的杰作，而且断言，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终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后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   
    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据他后来的解释，所说的“狗才”，是指“在替敌人缴械”的貌似“急进”的人物，林默是应当包括在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他给曹聚仁的关于大众语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了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文章说，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后者的例子，文中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关于大众语的意见，一篇是杨人的《赤区归来记》。绍伯硬把两篇文章拉到一起，说鲁迅替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人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调和》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绍伯即田汉，也一样是青年“战友”。把“调和”加在一个战士身上，等于取消了他的全部战斗。这一攻击性行为，很容易使鲁迅想起从北平回来后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了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是模仿苏联诗人别德内依骂托洛茨基的语调骂胡秋原的，除了“丢那妈”一类的辱骂以外，还加上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砍脑袋之类。文委书记冯雪峰看后觉得不妥，于是去找周扬，两人争吵了起来，不得已请鲁迅出面写文章，代表左联说话。鲁迅还是以个人的名义，用致周扬公开信的形式写了出来，仍然发表在《文学月报》上；结果引出因《文学月报》的被禁而创刊的《现代文化》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这文章公开为芸生和编者辩护，标题是《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署名为：首甲、方萌、郭化若、丘东平，假名夹杂真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错排者。文章指责鲁迅向“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作调和”，“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主义的色彩”，“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是一样在“必须肃清”之列的。还说鲁迅的批评“空喊和平”，“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与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论是同样性质的。文章还反驳鲁迅的不要把革命者涂成吓人的鬼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多余的顾虑“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至于说革命的敌人不是提笔可以判定生死的话，则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文中借用鲁迅的原话打击鲁迅，说他“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其中有一句话分外刺目，是：“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我们党!”什么党?鲁迅写信质问，那反应，用他的话来说是模模糊糊。现在又说他“调和”，这不能不使他联想到那样一个“党”的存在，那样一群有着“英雄”嘴脸而又躲躲闪闪的人。   
    像对付林默的文章一样，他没有立即作答，直到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绍伯的文章：   
    ……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一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对于这段严肃的文字，左联内部有一些人是不以为然的。夏衍看了以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后来编集子时，鲁迅在附记里完全拆穿了这种把戏，指出：之所以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是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在通信中，鲁迅多次把绍伯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在周扬把持左联之后，鲁迅正式进入“横站”着作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年龄疾病，白色恐怖，“奴隶总管”的鞭扑与“战友”的暗箭，使他不复有左联成立早期的意气的健旺，而以悲愤的时候居多。
第八章33.救亡与启蒙（7）    还有《译文》事件，鲁迅所受的伤害也与“同人”有关。   
    同人首先是茅盾。早先商定成立译文社，编辑出版《译文》周刊时期就有他，还有黎烈文，后来加进文学社的青年编辑黄源。刊物由生活书店承印，书店的条件是：先试办三期，编辑费稿费不拟开支，如果销数超出几千再订合同补算。前三期由鲁迅亲自一手编定，从第四期开始，鲁迅拟由黄源编辑。在《译文》的基础上，又拟编辑出版《译文丛书》，由黄源和生活书店接洽，因书店内部的人事变化，延宕未果。为此黄源转同由吴朗西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洽谈。   
    就在这时，茅盾和郑振铎一天晚间来到鲁迅寓所，说是生活书店请饭，然后三人同往新亚公司。同席还有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一共七人。晚饭时，书店经理毕云程突然提出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要鲁迅承认。《译文》不是个人的私产，黄源也不是自己的私人，要换人也是译文社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书店方面提出，而且预先不打招呼?茅盾也是《译文》主持人之一，为什么不可以表态?鲁迅知道，这完全是布置好的局势，对黄源搞“缺席裁判”，什么请吃饭，分明是“吃讲茶”!鲁迅连饭也不吃一口，放下筷子就走。临走时，他告诉茅盾，请他约黎烈文次日下午到他家去一趟。   
    茅盾和黎烈文如约前来，坐下不久，鲁迅从衣袋里取出他已签了字的《译文》的合同，放在桌面上，说：“晚饭的事，沈先生大概和黎先生谈过了吧?”茅盾回答说谈过，鲁迅接着说：“我在这里不谈了。《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经签了字的，昨天他们出来推翻了。”他随手指了指桌面上的合同，又说：“这样，合同不算数了。”他拿起合同，随即撕成纸条，说：“生活书店要继续出版《译文》，我提议，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两人表示同意，他便对茅盾说：“请沈先生通知生活书店。完了。”   
    鲁迅要黄源签署合同的提议，打乱了生活书店的计划。由邹韬奋亲自安置在书店里执理事务的胡愈之当面斥责黄源，并且批评鲁迅，说他在新亚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最后提出要鲁迅收回成命，由黄源亲自转达这个决定。几天过后，黄源收到鲁迅的一封信，知道其间有过郑振铎的斡旋，然而无效，《译文》的事情结束了。   
    十天后，鲁迅写信给萧军，述及《译文》停刊一事：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得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第八章34.救亡与启蒙（8）    在他的百般努力之下，《译文》后来终于复活。他所译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原来交《世界文库》连载，为了对读者负责，他不想因对生活书店的不满而中止。但等《译文》复刊以后，他便将《死魂灵》第二部转交《译文》发表，并写信给郑振铎，声明原来连载的部分不再汇印，而且，在可能有的出书预告上也得除去他的名字。这等于宣告，他和他们已经完全决裂了。   
    在政治高压之下，在叭儿和同人的夹击中，鲁迅横站着艰难对付各路的明枪暗箭。他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包括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等在内的《奴隶丛书》；在写作方面，更多地从事文化批判，后来则愈来愈偏向于“文史”，绕到问题——尤其是权力与知识，政治与文化，以及知识阶级自身的问题——的背后，做“刨祖坟”的工作。继《花边文学》之后，《且介亭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都较为集中地编入了这类文字。   
    其中，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很富于进攻的性质。所谓“两三件事”，是指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有关“火”的一节，把神话典故同现实中的烧书事件等联系起来，通过民间祭火神的习俗描写，表明权威和压迫不可能完全征服人心，同时权势者也决不会因为有过讴歌感谢的人们而施行王道的。关于王道，文章这样指出：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   
    为了刨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老根，鲁迅搜购了一批明清时期的笔记、野史、禁书和档案等，边读边写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狱史反照现实。   
    《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都写奴才文人，他们忠而获咎，以致惨死，根究起来都因为“隔膜”：不了解主奴有着严格的区分，为奴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文中对乾隆一类“英主”的统治心态有着很细致的披露：“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是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作为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或“文化统制”，一方面是砍头，禁书，甚至“销毁”，不使与世人见面。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有关系的历史著作，无不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是鉴定，便是评奖，使文苑中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还有就是以统治者的思想形成一股势力，一种潮流，并且使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潮流。   
    《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继而叙说文字狱，以及文字狱以外的统治者的虐政。自有史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被同类和异族屠戮，奴役，掠夺，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然而，中国的文人，却偏能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文章把统治者的凶残和文人的乖巧对照着写，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以各种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国现实的才子们的轻蔑和愤慨。   
    这样的文字当然为检查官所不容。《病后杂谈》送到《文学》月刊，检查时即被删掉五分之四，只剩下第一段，即鲁迅戏称的“只剩了一个头”。他要求将删剩的部分照样发表，意在悬头示众。，但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作家据此评论说：鲁迅是赞成生病的。至于《病后杂谈之余》一删再删，题目也被改作《病后余谈》，而且删掉“关于舒愤懑”的副题，才准予发表。鲁迅没有法，只好在结集时设法补正，在曾经删除的文字旁边加上黑点，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文章如土欲何之?”然而，世界也不是没有避居的地方，山本初枝邀他旅日，萧三也转达过苏联请他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意向，但他都谢绝了。他告诉山本初枝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路。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他这样答复萧三：“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他离不开上海。   
    他离不开中国。   
    他知道他的危险处境，他将继续着他的“带着镣铐的进军”。
第九章35.解散左联前后（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围剿中失败，奋起，辗转突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确定为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足以壮大到可以成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于是把大量的军事援助倾注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只是提供急需的药物，医疗设备和政治读物，以及不容违拗的指示。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其基本精神，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场。   
    自东北四省沦陷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12月9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集中涌向新华门。国民党当局不但拒不接见请愿学生，还出动军警驱赶，致使学生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进一步暴露了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实质，揭示了依靠民众的力量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性。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所作的揭露和谴责，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敌对态度是相   
    一致的。这是结论的一致。鲁迅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在上海，凭借国民党控制下的有限的几家报纸，他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的信息。左联党组与中共中央实际上也处于隔绝的状态，何况“周扬之流”以党的面貌出现，使他时时感到愤慨，孤独与悲哀……   
    他曾写下自作的七律一幅赠许寿裳，云：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沈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同一天，还为友人写了两幅字，一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一是明人项圣谟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的题画诗，此诗他已写过不只一次了。数天后，还写过几幅字赠人，大抵抒发寂寞之感。还选取南宋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写作条幅赠增田涉，诗云：“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一切豪情如虹霓在眼，转瞬即逝，幽默里包含着一种自觉无力收拾的人世的辛酸。
第九章36.解散左联前后（2）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左联代表萧三写信回国，指示在组织上取消左联。   
    信是由鲁迅转左联的。鲁迅很清楚，此信并不只是代表萧三个人。信里从对“新月派”和“第三种人”的评价，几年来思想文化界的论争，直到统一战线问题，在鲁迅看来都有不少混乱的、糊涂的、错误的地方。对于左联的关门主义的严重性，他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楚的了解，他曾对人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1935年至1936年间，“鞭子”之喻，在信中就不知使用过多少次。他信中称周扬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指导家”，不但自己不做事，还指责别人不做事，甚至指责他“懒”，“不写文章”。青年朋友萧军一度想加入左联，他的意见很明确，就是：“现不必进去。”对于左联的核心，显然，他已经完全失望了，可是现在要取消它，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情方面，他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左联成立时，他甘愿被利用，一者因为盟员都属于文学青年，二者是为了对付当局。那时候，说起态度来，还不算怎么积极坚决。可是，等到柔石等人牺牲以后，他就从感情深处把自己同左联的命运连结到一起了。要把这些给忘记掉，全盘放弃这个柔石们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团体，甚至同杀人者携手组织“统一战线”，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此外，由外部和上头指示解散的做法，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作为一个自动组织起来的团体，成立与解散，都一样是内部的事情。关系到左联命运的大事，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能代替盟员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把信转给左联党组之后，他便期待着盟员中间有一次集体的民主讨论与磋商。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解散左联的计划实际上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早在10月上旬，新“文委”组建完成，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仍被推举为书记，在收到萧三的来信前，以周扬为首的“文委”成员即已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分别看到《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开始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而积极行动了；萧三的信件，只是促进原计划的完成罢了。12月间，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决定解散“文委”所属各联，其中包括左联，并且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到议事日程上。会上还决定“文总”解散后，成立一个新的党团实行统一领导。   
    可是，要解散左联，必须取得鲁迅的同意。他们都知道这老头子不好对付，经过研究，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通过茅盾了解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茅盾转述了周扬夏衍等人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要是赞成抗日，参加进来也无妨。但是，这个团体的核心必须是左联，倘使左联解散了，我们不但统不过来，结果恐怕还得被人家统了去。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鲁迅认为存在着一个主体，一个核心问题。   
    三天后，茅盾如约将情况告诉周扬和夏衍。夏衍辩解说，组织不会没有核心，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不是核心么?茅盾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再传达给鲁迅。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说明来意之后，鲁迅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笑了笑，说：“他们这班人我早就不相信了!”   
    周扬决定让徐懋庸以组织的名义，再次找鲁迅谈。鲁迅毕竟鲁迅。绕开走是不行的。然而，无论徐懋庸或是茅盾，出使都没有结果。鲁迅一点没有改变的意思：不赞成解散左联。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汇报了有关鲁迅的情况，并且表示赞同鲁迅的意见。主持会议的是上海“临委”的胡乔木，在他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致讨论通过解散左联。会后，胡乔木让徐懋庸继续做鲁迅的工作。当徐懋庸把会议的决议及胡乔木的意见向鲁迅传达以后，鲁迅表示：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于是，提出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他认为，如果不发表宣言，社会上会认为经不起政府方面的压迫，是自行溃散的。周扬开始说，可以讨论；过了几天，对徐懋庸说：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的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影响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为此，徐懋庸第三次找鲁迅，鲁迅答复说也好。可是过了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当鲁迅听完这套不成理由的理由时，脸色一沉，于是一言不发。   
    一度轰轰烈烈的左联，就这样，在中国文坛上终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改造》杂志所载，“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向鲁迅问起左联的情况，鲁迅回答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接着，又在《光明》期刊上看到鲁迅复何家槐的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他觉得鲁迅说不知道是意气用事，于是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很快，他收到了鲁迅的回信：   
    ……集团在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根究或解释，“文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第九章37.解散左联前后（3）    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但鲁迅所拒绝的绝不只是一个徐懋庸，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他曾经这样指出：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随着左联的解散，一个原先叫“作家协会”而后叫“文艺家协会”的新组织，开始积极筹备起来。   
    出面同各方面联络的是郑振铎和傅东华，而这两个，在左联常委分工中是归周扬负责联系的。郑振铎和傅东华为了加强号召力，又拉了茅盾做发起人。茅盾自觉他在文坛中的特殊地位，当左联内部明显地分成两派对，他开始力求保持中立，后来就随着周扬派势力的增长而一边倒了。   
    自《译文》事件之后，鲁迅与茅盾之间的隔阂加深了，但是还不至于发展成为很大的矛盾。在一封信里，茅盾谈到全国的救亡形势时说：“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鲁迅回信说“春天来了”的感觉未免太早，还表示了“作家协会一定小产”的看法。他想不到茅盾会成为协会的核心，只是认为与郑振铎的经营有关：到了4月26日，才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透露说，茅盾已经同郑振铎站在同一阵营里了，并且掌握了指挥权。十天后，他在信中再次讲述到协会的情况，说：“此间莲姐家已散，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但他们形势亦不佳。”“莲姐家”，即左联；“旧人”，指左联同人；“毛姑”就是茅盾。   
    在同一封信内，鲁迅还写道：   
    《作家》，《译文》，《文丛》，是和《文学》不相合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出现。我认为这是好的，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情形就变化了。
第九章38.解散左联前后（4）    鲁迅所以对组织别一团体发生兴趣，是因为可以借此打破由周扬等人计划傅郑出面主持的“大家族”的一统天下。整个中国文坛的情状是令人忧虑的。曾经与鲁迅发生论争的创造社的一群，开始同原来对立的文学研究会合流，这是一股无论凭资历或是实力都是足以左右文坛的力量。多年来尚未消除的思想矛盾，虽然经过左联这一共同体的一定程度的阻遏，因为形势的剧变，而今却有了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周扬派人反复游说鲁迅，让他加入协会，他都加以拒绝。从2月到5月，他在多次通信中表明了这种决绝的态度。   
    经过四个月的酝酿，在“大家族”的主持下，中国文艺家协会终于在6月7日正式成立。到会达七八十人，青年人不多。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宣读了茅盾起草的宣言，以及协会章程。组织庞大，机构重迭，颇有衙门化的倾向。茅盾是常务理事召集人，计划中是可以统领整个协会的工作的。周扬等办的《文学界》当作协会的会刊，由徐懋庸负责。可笑的是，大会还一致通过了致鲁迅——一个拒绝本团体的人——的慰问信。   
    鲁迅曾经参加与筹划的别一团体始终没有成立，只有在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一个星期，发表了一个宣言，名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经鲁迅作过文字上的修正。与《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大会上宣读通过的办法，而是采用分头联系，说明原由，个别协商，征求签名的方式。《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强调“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贯穿着“国防”的精神。《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则强调宣言者在“争取民族自由”的大前提之下，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工作，也就是强调斗争的持续性和多面性，强调构成“民族”的一分子的自由。这种个体自由，不应因为“统一战线”的确立而被泯灭。   
    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鲁迅说过：“《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他是看重个人实践的。对于文艺家协会，由于是脱离了文艺家的个人实践而成为“吓成的战线”，所以他对曹靖华说起这个组织时，这样下断语道：“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变化的。”   
    事实上，不多久，协会也就无疾而终了。
第九章39.解散左联前后（5）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   
    冯雪峰此行的任务是在上海各界，包括文化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和寻找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将有关情报及时报告中央。他到达上海后，次日即来到鲁迅家里。见面之后，他想不到鲁迅会冒出这样的话：   
    “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的吧?”   
    冯雪峰一点也不了解鲁迅的处境，不明白这些感慨从何而来。鲁迅说话很平静，并不需要什么回答似的，甚至让人怀疑他在独自赏玩着他的牢骚：   
    “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   
    “我成了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   
    “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接下来，鲁迅才陆续向冯雪峰谈了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包括生活书店，《译文》，以及与茅盾的关系等，毫无保留地发泄对周扬、夏衍和田汉等人的不满和憎恶。最令他气愤的，是因为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和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而遭到的各种攻击。   
    按照原定计划，冯雪峰很快同茅盾见了面。关于上海文艺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倾向接近周扬，而与胡风相对立。对于胡风，茅盾竟毫不掩饰内心的不满情绪，这是他意想不到的，最早见到党员是周文，其次是王学文。大约过了二十天，冯雪峰请王学文约周扬见面，周扬拒绝了。周扬不相信他是从陕北来的，要他把证件拿出来，并且散布说他“假借鲁迅名义”等等。其实，冯雪峰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到上海以后，没有首先找周扬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风，特别是没有和他们商量之前，就和胡风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与“国际文学”口号相对立。   
    早在1934年10月，周扬就以“企”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上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提出“国防文学”创作在中国的急迫性。一年后，周立波撰文进一步明确“国防文学”的内涵，何家槐等也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列举岳飞、文天祥等古代文臣武将，鼓吹“民族英雄”的“复活”。在中国，“国防文学”作为一个口号而被大力提倡，是由周扬定调的。1936年2月，周扬征得文委内部的胡乔木、夏衍、章汉夫等人的同意，设法在组织上传达贯彻口号的精神，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于是，不仅上海、北平、广州，连日本东京的左联盟员和文化界，也都纷纷发表赞成这一口号的文章，迅速形成一股“国防文学”热。   
    胡风是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把新的口号提了出来的。文中阐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现实的生活基础，以及反映在文学方面的新的美学基础；特别强调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有着统一主题的文学与人民大众生活的血缘关系。   
    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受到徐懋庸和周扬的反击。冯雪峰怕把事情闹大，给“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便制止胡风作任何解释。但是，文坛很快分成两派，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拉开了战幕，“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和“国防文学特辑”也都在刊物上出现了。   
    就在这时，鲁迅病倒了。   
    也恰在这时，鲁迅收到一个署名“陈仲山”的“托派”来信，以及附寄的刊物。但是，他已无力复信，便把事情委托给了冯雪峰。此外，冯雪峰还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表明了对两个口号的意见。文章发表以后，赞成的文章并不多，而宣扬“国防文学”，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却连篇累牍，有增无减。后来，连郭沫若、茅盾都卷进去了。对于两个口号的态度，可以说，茅盾是骑墙派，而郭沫若自始至终是坚持“国防文学”的立场的。
第九章40.解散左联前后（6）    一天，鲁迅收到徐懋庸的一封信。信中批评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又说，“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鲁迅支持这一口号，自然是“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又批评鲁迅偏袒了“胡风他们”，“巴金和黄源之流”，所以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准”，等等。此信表面上是攻击几个人，其实是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挑战，不放过任何异己者。鲁迅十分清楚，写信的虽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后仍是那一伙。他们何尝维护什么统一战线?分明白天讲的冠冕堂皇，暗夜里做的又是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左联的时候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鲁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写它几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现在，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冯雪峰见状，怕鲁迅的身体应付不了，便主动提出代他草拟复信稿。鲁迅看了拟稿之后，表示要重新写过，后来又补充说，前面部分可用，后面部分还是得由自己写。过了几天，冯雪峰再到鲁迅家里时，稿子已由许广平誊抄出来了。拟稿几乎全被红笔勾划过，还有整整四页，是他用毛笔在白宣纸上加写的。   
    全文的题目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冯雪峰代拟的前面部分，说的是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关系。其中说口号是鲁迅提的，是冯雪峰有意借鲁迅的威望以图缓和紧张空气，停止国防文学派的攻击。关于两个口号的解释，有些地方与鲁迅的原意不大切合：还有，对茅盾和郭沫若的适当让步与妥协，鲁迅都没有作什么改动。增写的部分是从这里开始的：   
    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从此，在“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之后，又多出了一个新名词：“四条汉子”。增写的部分，主要是霸权解构与人格批判，充满搏战的激情。鲁迅深知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的可怕，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诸如“统一战线”这样那样的大题目之下锻炼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者，甚至威胁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所以，他在指出无凭无据，即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这种恶劣倾向之后，特别强调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公开信远远超出了个人问题，也超出了文艺问题。它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统一战线的个人宣言，是对于被诬枉的有为青年的辩护词，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挑战书。它一经发表，便被称为“万言长文”，立刻在上海、北平、东京文化界引起强大的反响。   
    这时，郭沫若充当公开的反对派，发表《苗的检阅》，把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称作调遣大家作“现代的模拟战”，“把自己人认成为假想敌”，是有意挑起“文艺家的内战”，违反了“对内的纪律”，从而要求撤回新口号。接着，又发表《戏论鲁迅茅盾联》：“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茅盾不敢正视，采取回避政策。但是，鲁迅的长文还是有力量的，连东京左联的以郭沫若为核心的铁板一块也出现了分化，周扬在文艺界中的地位大不如前，但不久，也就辗转到延安去了。
第十章41.仆倒（1）    “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对鲁迅来说，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战胜的敌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敌人是他无法对付的，那就是死亡。   
    1936年3月，鲁迅中寒骤患气喘，此后日渐消瘦，身体大不如前。但他照常工作，并不特别注重休息，除了翻译《死魂灵》第二部以外，还为殷夫诗集作序，写下《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等好几篇很带份量的文章。尤其是《写于深夜里》，全文充满激情的呼喊，透着彻骨的讽刺的力量，史沫特莱称之为“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   
    到了5月，整个精神显现出极度衰惫的状态，后来连日记也写不下去了。从许广平到许多关心他的友人，包括宋庆龄，都劝他休息和治疗，到底被拒绝了。冯雪峰转托茅盾通知史沫特莱，请她的治肺病的专家朋友立即前来诊治。医生听诊之后，告诉史沫特莱，病情已经严重到过不了年。又说，鲁迅是他平生所见的第一个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像这样两肺都有病，而且病得这么厉害的，如果是欧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于是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亲自诊治。医生走后，作为临时翻译的茅盾把医生的诊断，以及住院的建议告诉了鲁迅，可是他不相信。他说大家骗他，又说就算做医生的说得严重一点也不是什么可骇怪的事。接着，他简直用了责问的口气说：   
    “当别人正在斗争，吃苦，死，而你们却要我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上一年，对么?”   
    所有的言辞恳切的劝说都全无效力，易地疗养的计划也没有实行。一直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警告他不要多动，只要静静躺着。他的答复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接着，他告诉须藤：“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第一，是要把病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的一个月可以治好，我宁愿动动，化两个月治好。第三，假如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所谓拖延，是为了工作；不工作而一味拖延，在他是办不到的。他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是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他以工作麻痹自己，慰藉自己，鼓舞自己；以工作对抗死亡。   
    他以工作答谢所有关心他的朋友，回敬憎恶他的仇敌。   
    赶快做，是他的一个原则。
第十章42.仆倒（2）    只要病情稍愈，他立即恢复写作。7月，他开始写了一篇《〈呐喊〉捷克译本序言》，8月继续写作，9月的成绩超过8月，10月又写了好几篇。文章依然笔意纵横，强劲如昔。   
    此间，他一面写着怀旧的文字，如《我的第一个师父》，还有两篇关于章太炎的回忆文章；另一面的主题是复仇，有《半夏小集》、《女吊》；甚至连遗嘱《死》，也是不妥协的态度。   
    《半夏小集》有一段说：   
    ……无毒不丈夫，形之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女吊》是以这样的话作结的：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死》写着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使人家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它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还在重病中时，为了纪念共产党朋友瞿秋白而编辑的《海上述林》下卷的出版，不忘托人催促排字局赶快排印，信里还写着这样的话：“翻译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了世，编辑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待着读者的死亡的吗？”不久在他身体渐渐恢复过来的时候，却突然在他的壕堑里仆倒了——   
    时间是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