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瓷器历史展观感

欧洲瓷器对中国制造业的呐喊
——“欧洲瓷器历史展”观感
〇泉名

　　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维茨（Loszlo Parakovits）、孙建伟夫妇捐赠的“欧洲瓷器历史展”自上海来武汉了。瓷器作为中国的国粹之一，会被外国人整成什么样儿呢？带着这样的好奇，我来到了武汉博物馆。
　　位于二楼的展厅并不大，但布置得紧凑有序，奶白色的展柜将各种瓷器凸显得美轮美奂。展览以“中国瓷器的出口贸易”为开端，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讲述了欧洲瓷器工业由仿制到创新最后自成一体的过程。可以看出，欧洲人对于产自中国的瓷器由衷喜爱，他们的仿制是虚心的，他们的创新是成功的。面对这些沉默着的瓷器，我自豪，我赞叹，我反思。
　　瓷器史告诉我们，至迟从九世纪起就有少量的中国瓷器传入欧洲。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随着欧洲航海业空前发展，来自东方各国的奇珍异宝大量运抵欧洲各国，尤其是光润柔美的中国硬质瓷器，对于仍使用铁制品的欧洲人来说，闻所未闻，惊为天物。上层社会对瓷器的珍爱，致使瓷器在欧洲一度价比黄金。拥有中国高档瓷器多少，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受各国宫廷的委托，商人们纷纷到中国购买、订购瓷器。后来，为了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西班牙、葡萄牙、瑞典、荷兰等国先后成立东印度公司，派出大批商船，专门到中国广州采购瓷器、茶叶、丝绸工艺品等货物，利润往往在三倍以上。如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史料统计，从公元1602－1682年，长达80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广州共运载以景德镇瓷器为主的中国瓷器1200万件。仅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派出商船190艘，到广州运输瓷器、绸缎、茶叶、工艺品。
　　瓷器的烧制方法一直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但不断增长的需求和丰厚的利润，像兴奋剂一样刺激着欧洲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促使欧洲各国竞相出现仿制和研制瓷器的热潮。“欧洲瓷器历史展”就是这股热潮的一朵闪亮的浪花。　　展览中，印象最深的是德国迈森瓷器和英国韦奇伍德的碧玉炻器。
　　迈森小镇位于德国德累斯顿市西北部、易北河旁，以出产白色瓷器闻名欧洲。“迈森瓷器”制作精美，款式多样，价格奇高，素有“瓷中白金”之称。“迈森瓷器”的发明者约翰•弗里得里希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ottger）是一位年轻的炼金师，1700年伯特格尔结识了当时正在破译瓷器秘密的学者埃伦弗里德•瓦尔特•豪•契恩豪斯（Ehrenfried Walter von Tschirnhaus），受其影响，伯特格尔放弃炼金术，转而研究瓷器配方。当时欧洲并不知道中国瓷器的基本原料是高岭土，经过无数次试验，伯特格尔于1708年1月15日用七种矿物质混合烧出了白色透明的器物，这一天是欧洲瓷器诞生的日子，此时伯特格尔26岁。1710年1月23日奥古斯都二世发表宫廷最高敕令，宣布研制成功“在透明度和其他特点方面与东方——印度瓷器完全相同的容器”，并颁布专利证明，在德累斯顿建立作坊，批量制作瓷器。作为欧洲瓷器生产的专利所有者，迈森瓷器交叉双剑的标志很快就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点看，欧洲人注重品牌形象是由来已久的。展览中一件“德累斯顿大型人物组合摆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个椭圆形雕花白瓷座上，是三个造型各异的青年男女，他们正在演奏一首乐曲。弹奏钢琴的公主优雅地坐在靠椅上，眼神迷离，似乎正沉浸于柔美的音乐之中。对面，站着一位身着红色礼服的男青年，他欠着身子很专注地吹着一根横笛。一位宫廷侍女坐在男青年身边的靠椅上，文静地拉着怀里的一把大提琴。整个组件色彩鲜艳，纹饰华丽，带着强烈的欧洲贵族气息。三个人物刻画得细腻传神，栩栩如生，与欧洲雕塑一脉相承。静看这件作品，仿佛能听得见他们演奏的音乐。
　　在琳琅满目的展品里，一组唤作碧玉细炻器的器皿引起我的注目。只见蓝色的胎体上，贴附着白色浮雕人物、花鸟等装饰物，蓝白色彩对比鲜明，素雅中洋溢着浪漫与尊贵气息。碧玉细炻器的发明者是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乔赛亚是一位很有创意，并似乎总能将创意变成现实的人。他于1759年在英国斯塔福德郡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陶瓷工厂，并以自己的姓氏“韦奇伍德”作为产品的牌子。1762年，他试验成功米白色瓷器，开始使自己的品牌成为流行风尚的引导者。18世纪60年代末，他生产出一种黑色不上釉、质地精细的炻器。这种炻器非常坚硬，与钢铁碰击时能产生火花。1775年，我在展览中所见到的碧玉细炻器又被他的公司隆重推出。这次他聘用了著名雕刻家约翰•弗拉克斯曼（John Flaxman），将弗拉克斯曼所做的各种雕像和浮雕花样翻制到碧玉陶器上，构成这种与众不同的炻器。此后，乔赛亚在1812年推出骨瓷餐具，骨瓷中加入了一定比例的动物骨粉，色泽纯白，有一种半透明效果。这种瓷器美丽温润、质轻，且极为耐用，为“韦奇伍德”品牌赢得极大声誉。优美雅致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设计，一直是韦奇伍德陶器产品的风格。乔赛亚•韦奇伍德也因为在英国陶瓷制作上无与伦比的地位，被誉为“英国陶瓷之父”。展览说明告诉我，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叫达尔文的人，他们的儿子就是后来发表了《进化论》的著名科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他的发现得益于从他母亲家族所获得的一大笔财产。这也算作瓷器对近代科学的贡献吧。
　　另外，法国塞夫勒陶瓷、意大利卡波迪蒙蒂瓷、荷兰代尔夫特瓷器……这些欧洲陶瓷的代表，在展览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此次展览的欧洲瓷器，种类繁多，既有像“小天使与少女”、“牵着狗的绅士和女士”、“卡博地蒙蒂女士造型瓷器”这样纯属家居装饰品的摆件，也有像“马略卡陶瓷天鹅杯”、“塞夫勒水壶”、“德累斯顿手绘花卉图案盆”这样华美与实用相结合的器皿。展览还专门设置了“18—20世纪的欧洲瓷盘”“18—20世纪的欧洲茶具系列”“军事人物雕塑”三个专栏，这些瓷器展示了欧洲人的生活细节和生活情趣，也反映了瓷器在欧洲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重要地位。
　　看完展览，我的内心却不禁涌上一股悲哀来。瓷器本来是中国人的骄傲，但师傅的发展速度显然落在了徒弟的后面，就像其他的重大发明一样，徒弟们似乎比师傅玩得更帅。展览后记曰：“当今西方社会对中国有个普遍共识，那就是中国仿造了很多西方国家的产品。中国近期的仿造技术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制裁。”12月的《上海侨报》上有一篇对孙建伟女士的专访文章，孙女士针对欧洲瓷器发展，说：“（欧洲人）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拿来之后要变成自己的东西，还要再改进提高，他们这种不满足于眼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应该学习的。” “精益求精”，正是欧洲工业精神所在。孙女士说有一件事深深刺痛了自己，“我在景德镇看到当地造的一只茶杯仅卖3美元，但在美国贴牌后就卖到200美元。”她说：“我去有些中国瓷器烧造中心，他们堂而皇之地把外国的技艺拿来当作自己的创造。我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让国人思索一些问题：我们既不了解祖国古代文明的精妙，也不愿创新把之发扬光大，我们的活力和创新力哪去了？是理念落后，还是急功近利的心态？这值得我们深思。” 这正是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孙建伟这对夫妇将自己收藏的欧洲瓷器无偿捐献出来，在全国做巡回展览的真正目的。作为中国人，我在悲凉之余，万分感激这对夫妇的“国际主义精神”。我将此展看作是欧洲瓷器对中国制造业的一声呐喊，尽管这或许是喧嚣的中国街市上的呐喊声。
　　在我离开的时候，迎面有许多人正向博物馆大门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