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法宝

“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法宝

——纪念“鞍钢宪法”诞生五十周年

          贺普霄

              鞍钢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

          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提出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

          很吸引人……不是马钢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

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毛泽东

                             （一）

 鞍钢宪法是国宝，

政治挂帅党领导。

两参一改三结合，

“头脑风暴”结硕果。

                            （二）

改旗易道不得了，

中国法宝必丢掉；

亡羊补牢来得及，

主席旗帜迎风飘。

    （三）

腐败硕鼠虽可恶，

八荣八耻全颠倒；

要让人民当好猫，

看他哪里还有窝？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对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总方针。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是当家作主的中国工人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方针创造的、被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为“鞍钢宪法”。它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创办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法宝。

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从秋收起义失利到上井冈山之前的“三湾改编”就开始了。把党的组织建立在连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完成打仗、生产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这支军队才是不可战胜的，就能推翻圧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先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坚持政治挂帅，就是高举马列主义特别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这就是毛主席教导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完成其他各项工作的保证。不仅鞍钢人创造的鞍钢宪法是如此，大庆人创造的“大庆精神”和大寨人创造的“大寨精神”也是如此。大庆精神中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三老：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这就是当家作主的大庆人完全自觉地对党、对人民事业的认真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周总理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人创造的“大寨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大寨是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农民领袖陈永贵领导下，依靠合作化后的集体力量战天斗地干出来的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不是小岗村在严宏昌带领下，依靠按手印破坏集体经济、用国家和社会救济打肿脸装胖子的“形象工程”，还牺牲一位拿国家工资的处级干部。大寨和小岗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举的不是一个旗，走的不是一条路呀！就说陈永贵吧，他还当了只拿大寨大队工分不领国家工资的副总理。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不拿俸禄的“工分宰相”。现在谁能办到呢？恐怕大官的车档次低了、下去不搞警车开道、前呼后拥、轰轰烈烈地迎送都不行。因而，群众就用 “听见警车响，人们在猜想，不是抓逃犯，就是来首长”形容当今大官下来的威风和抓逃犯的森严。这就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执政为民的结果，给年年都要惩治成千上万的县处级以上的腐败分子（仅2009年就惩治了7036个）埋下了祸根。究竟还有多少被大后台保护着或者其本身就是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还未东窗事发、边腐边升还在走的走资派——腐败分子?当然，这些群众心里都有数，就是不敢发动群众，更不敢大搞群众运动来揭发惩治罢了。用群众的话来说：“腐败硕鼠虽可恶，八荣八耻全颠倒；要让人民当好猫，看他哪里还有窝”。然而，古巴大官的车，群众可以“招手停”（这是古巴法律的规定）顺路搭便车办事并给领导及时反映情况；群众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去政府找领导谈，进政府门就像出入自己的家门一样方便，更没有高干和高干子弟的特权，卡斯特罗的工资和一般干部差不多。一位相当于国家副主席、副总理职位的高官，因接受了外国在古巴公司的信用卡还未用，被群众举报后就立即免职在一所中学教书；一位省级领导因办公事急，他的公车因一位妇女招手没有停而受到处分。这就是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张心阳写的《古巴为何无人上访》，原人大常委会常委朱相远去古巴访问考查后深有感触地写下了《我在古巴感受社会主义》的缘由。因为古巴的第二代领导人高举马列主义古巴化了的开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旗帜，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改旗易道。朝鲜的第二代领导人也是一样，高举马列主义朝鲜化了的开国领袖金日成的旗帜，将国民经济的增长能真正用在全民免费教育、医疗、住房等国计民生上。他们尽管都是小国，但敢于在美国眼皮下与侵略成性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斗争到底，敢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核垄断。尽管朝鲜到处都是山，人民身上却无一座“山”；古巴全国都是岛，没有一个岛被侵占，更没有美国佬和侵占国联合搞军事演习。因而人民不知道昂贵的学费、药疗费、房价和就业难、下岗、上访、两极分化是什么概念和滋味。党群、干群鱼水情，人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这就是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执政为民的必然结果。

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要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在必要的情况下，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就要大搞群众运动。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抗日战争中，群众起来了，就能人自为战、村自为战、麻省战、地雷战、地道战……将日本鬼子打得头破血流，从而赢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也是在车轮滚滚的支前群众运动推动下，推出了全国的胜利，让蒋家王朝滚到台湾岛上去了。建国后的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当时农村就有庄稼做嫽，抗美援朝的群众大生产运动）、一化三改，都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推动下实现的。特别是三反五反的群众运动，不到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改革开放30年无法比拟的严惩腐败的伟大胜利，支援了抗美援朝，促进了三年经济恢复比预料得快，使国家安定了30年未出现大的腐败。人民常用“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定入了库，腐败很难治”、“共产党把法制全了，大盖帽把天遮严了；人民没有四大了，腐败分子不怕了”来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对现在腐败泛滥成灾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心。劳尔·卡斯特罗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和国家保证全民免费教育、医疗、住房等前提下发动全民搞改革运动；朝鲜的货币改革，首先提高广大工农民众的生活水平。这就充分体现了高举开国领袖的旗帜，坚持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两个国家的胜利。

今天的刘庄、南街村、北徐庄、兴十四村、南岭村、韩村河等这些在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的领导下创办的村办集体企业，就是按照鞍钢宪法坚持政治挂帅——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只姓社不姓资的公有制性质；干部整天和职工战斗在一起，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的老黄牛火车头精神，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才有今天数个到数十个厂（公司）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现代化集团公司，村民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没有失业、没有压迫和剥削，村民由经济上的平等促进了政治上平等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刘庄的机械厂，就是党支部书记史来贺和“三个半”铁木工将几个报废汽车喇叭拆开后，鼓捣成功的启发下办起来的；几个棉花新品种也是这样群策群力培育出现的。可惜呀，实在可惜，从现在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不难看出，在我们的国企里工人不仅不是主人，甚至连在旧社会一些资本家的工厂都不如（那时可以造反，现在则不能），农民工则更可怜。有的国企成了领导的私企，对工人动不动就用下岗来威胁，甚至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有，只好尿裤，那怎能参加企业管理？有的外企老板强迫工人喝尿，随便就对工人进行搜身。但工人还不能造反，甚至还受“法律”保护，因为这是国家请来剥削工人的。然而通钢、林钢的工人阶级不信邪，敢于造反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是替工人说话，替领导和老板办事。现在有几个国企领导知道鞍钢宪法，执行鞍钢宪法？只知道他的工资比工人高数倍、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更高。更让人不可思议甚至气愤的是，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经过几次增订到2002年版，竟将“鞍钢宪法”、“三老四严”、 “人民公社”、“又红又专”……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的奇迹词汇给“增订”掉了。不知其依据、目的、用意何在？难怪我们的国企一个接一个地被崽卖掉、农民的土地被抢夺等多种“改革”手段化公为私、以权谋私而破产，导致工人下岗、失业，农民上访，但其书记、厂长有几个下岗、失业的？这就是法宝被否定，国企就变味、就倒闭、农民流落街头的道理。原来很好的国企，在卖厂风、承包风的歪风邪气风暴中，他当书记、厂长把国企办不好，但将其卖给或承包给他及其亲属就能办“好”。这些人还是共产党吗？现在竟让外企来兼并国企，收购农民的土地，这大概是从李鸿璋那里遗传过来的。这在战争年代恐怕就是汉奸和叛徒吧。这样的人在党内究竟有多少，值得深思。让他掌权，究竟是为谁掌权，为谁执政，以谁为本，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从1989年后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找不到毛泽东思想旗帜，也找不到作为指导思想的内容，说明已经用不姓社，不姓资，不议论来改旗易道了。终于让毛主席担心的农村包产到户后，工业的公有制性质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仰人鼻息，我们怎样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这也是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否定政治挂帅和鞍钢宪法的必然结果。

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创办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也是大搞群众运动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集思广义的必然结果，是防止、克服官僚主义，多快好省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好途径。

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震动。当这一“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为什么中国能搞得这么快，这在世界科技界成了一个谜。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揭开了这个谜底：1958年，正在全国搞“大跃进”的时候，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通过“全民办铀矿”积累了一定技术力量和专业队伍。而氢弹研制前的“技术民主”更是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技术民主”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没有学术权威，只有科技工作者。（《中国剪报》2007年6月22日）李鹰翔说这番话，距1958年已半个世纪，距第一颗氢弹爆炸已四十多年。这话是对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大庆、大寨精神的赞扬和缅怀。

我们在重温、颂扬、缅怀、纪念鞍钢宪法诞生五十周年的同时，特提出重整旗鼓贯彻执行鞍钢宪法的愿望，那就是卷首的（一）、（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