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我曾经针对陈水扁总统写了《今天这一课：品格》，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徵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今天是2008年3月18日，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三天。2300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不要给孩子错的示范
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着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手里牵着一个幼儿，站在路口，我发现，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快走动。
那牵着手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话，“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实践一件事：
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村子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
2006年百万台湾人穿上红衫到凯达格兰大道去抗议时，我曾经在午夜时穿越广场。疲惫的人们彼此交谈，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穿越整个广场，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起起落落在广场的夜空里，就是：你教我们怎么教孩子？
08年3月16日，身为教育部官员的庄国荣面对群众，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说出口的秽语侮辱马英九过世的父亲。他当晚就被迫辞职，并且道歉。我可以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绿营”父母们，错愕之余，心里想的，多半也是这么一句话：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美洲，都紧紧抓着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为孩子的未来选总统
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这个国家里头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18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国家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6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6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四年或八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6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
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我认为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竿，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如果我是那个牵着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作总统：
基本的品格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够：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总统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总统不能口出恶言，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
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就是为人温润，心地善良，对人谦恭，勤俭度日，礼让弱者。所以总统懂得“温良恭俭让”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正比。
选择这样的总统，我不必担心6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无限的包容
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愿意再让6岁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纪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馆的毁，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坐在历史课堂里听老师说，教科书又改了，她不知怎么教。我更不愿让孩子在拆和毁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归位，或者看见教科书以同样的粗暴方式又改写回来。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风气中成长。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论是荷兰城堡、大清炮台、抗清遗址、日本神社、蒋公行馆，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不论地图是站着看还是躺着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要急着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团的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舒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变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全球视野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的？卡塔尔，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60年之久的“两岸”思维，开使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总统会要求他的教育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辩论，懂得如何进行组织、串连，学会和国际社会协商、合作以及订定游戏规则的所有技术和手段。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爱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弱者。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社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
有这样的总统，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6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须有悲悯心
整个社会是关切人权的，我们6岁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作核心价值的公民。
政治家和政客的分别
台湾人总共才经历过几个总统？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强人总统，第二代是从强人艰辛过渡到民主的总统，要“破”许多东西，也要“立”许多东西，但“破”与“立”之间，很多的犬牙交错。第三代，就是陈水扁，政权彻底转换后第一个民主实验。他，完全的不及格，然而他个人的不及格并不等于台湾人的不及格。事实上，陈水扁的8年对台湾民主特别有贡献：他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样的总统，切肤的教训，无比分明。以后什么人当选，大概都不会再重蹈覆辙；台湾人，是更成熟了。
经过这三代，台湾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呐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作者是作家、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