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劫》(四) 杨无忌：魂断磨子桥——成都七中58社教罹祸学生的人生之旅

《五八劫》(四) 杨无忌：魂断磨子桥——成都七中58社教罹祸学生的人生之旅
发布者siyu 在 08-03-21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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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8年1月，那场曾经改变了我们很多同学命运的所谓“1958年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已经整整50年了。眼下，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正筹备出一本集子，以为后人真实地记下这段行将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专以坑害百姓为终极目标的所谓“政治运动”人们听说过、经历过不 少，但公然把矛头指向未成年人的还闻所未闻，而我们当时恰好正值“桃李芬芳”就无辜遭此劫难。朋友们要我写一写我们七中同学的情况，对此，我既感到义不容 辞，又有些忐忑不安。这固然因为我才疏学浅且不善笔墨，更因为时光久远，有的同学早已撒手人寰，遗恨终生；有的同学为命运所驱赶，在人间蒸发，多年来音讯 杳然；还有相当多的同学在艰难岁月中苦度春秋，他（她）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带血的伤口深深地掩盖起来，只偶尔在夜阑人静之时静静地抚摸一下那痛彻肺腑的伤 痕，而不愿向世人甚至亲人重提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是啊，岁月悠悠，往事不堪回首！写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实在很不轻松，这对我不啻是一场心灵的煎熬，一次情感的折磨。记得中学时读巴金的《家》、《春》、 《秋》，他在《激流》总序中曾经写道：“我流着眼泪读完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在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此时此刻，我仿佛看见了余伯楷 同学那双无助而又略显呆滞的目光，以及他那如泣如诉的文章《人生灾难从1958年开始……》（见本书余伯楷专文）其实，经历了几十年人生悲剧的又何止余伯 楷一人！于是，我拿起了这支笔。写什么，怎么写呢？我想，就叫做《魂断磨子桥》吧，因为，两年前七中百年校庆时，我们年级专门制作了一张光碟，题名为《磨 子桥情思》，当时，我曾用这支笔，饱蘸着我们58级同学的款款深情，写下了那篇文章，之后我们曾扛着摄相机在雨中去七中录相，在一间斗室里忙着录音……。 如今，盛典早已结束，生活依旧恢复了平静，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曾经从这所百年名校中走出的最为不幸的另类学生，看看他们从58年以后怎样艰难地走上了各 自的人生之旅。
一、忍悲含泪祭亡灵
我久久地凝望着眼前那张泛黄的照片，那是54年我们几个初中同学的合影。前排一位小女孩扎着一对长辫子，圆圆的脸盘上有一对充满童稚的大眼睛，似在叩问这 深邃莫测的世界：我将来能上“北航”吗？这就是七班的卢胜义，她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举止文静且乐于助人，她是老师们心目中的乖娃娃，同学们公认的好榜 样，所以，被大家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我们曾一起参加过“航模组”，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北航梦”。因为他从小志存高远，立志成为中国的齐奥尔柯夫斯 基，为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身。谁料想，自1957年时任成都市卫生局副局长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她的“北航梦”也彻底被击碎了。高中毕业时被划 为“三类学生”，发配到建筑单位当工人。此后三十多年间，她在西昌、南充、达州等地四处奔波，历尽了种种艰辛，好不容易才盼到了调回成都的那一天。她回家 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四处托人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七中，尽管七中曾经深深地伤害过她，忠厚善良的她对自己的母校仍旧是那样无怨无悔，那样一往情深！但 命运之于她却几近于残酷，在她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孩子从七中毕业，她就匆匆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她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不幸的世界，令不少熟悉她的老同学 痛心疾首，掩面唏嘘。
四班黄德昭同学生性活泼开朗，他在球场上生龙活虎，是校队主力；在舞台上风度翩翩，系话剧组台柱。记得57年我们曾同台演出过田汉的《苏州夜话》，他在剧 中扮演一个抗战时期的爱国老画家，当时，他身着一件破旧的长大衣，满是皱纹的脸上长满花白的胡须，不时在舞台上迈着蹒跚的步履，独自吟诵着那首唐诗：“淡 淡长江水，幽幽远客情，落花虽有恨，坠地亦无声。”言辞中颇露真情。是啊，“落花虽有恨，坠地亦无声”，想不到这首诗竞成他终生的写照！58年落榜后也被 分配到建筑公司，后调去支援重钢，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八十年代初他过早地离开人世，死时才四十几岁。最近，我偶然翻阅那些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所谓 “秘密档案”，在那一整套22期《社教简报》中，第8期上分明写着：三类学生参观（第一学部的）大字报后，消除了对鸣放方针政策的顾虑。七中黄德昭说： “我对方针政策接触少，对大字报想不通，怕放了以后将来操行成绩受影响，看了第一学部的大字报，真是各抒己见，自己也就没得顾虑了”。我特别注意到，炮制 这份《简报》的时间是1958年2月2日，也就是所谓“社教”才刚刚开始的第三天，它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运动尚未开始，很多人的“类别”早 就内定了。黄德昭啊黄德昭，你地下是否有知，50年前，无论你怎样虔诚地向党表示决心，人家早已把你打入了另册。现实真让人触目惊心，我感到欲哭无泪！
六班黄家刚同我从小志趣相投，情深意笃。儿时，他常来我家，虽然彼此家境都不富裕，但我们常常是白天一碗稀饭分两碗，一个馒头分两半；夜晚则抵脚而眠，彻 夜长谈。他早年父亲去世，继父生活亦十分困窘。特殊的境遇赋予他对社会个人生敏锐的洞察力，造就了他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和宁折不弯的坚强性格。他在文学方 面的才华从上中学以后已开始显俄露，学校放暑假了，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还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他却只身去到简阳棉丰公社，与那儿的农民同吃同 住，体验生活，并写出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往事》，发表在省文联主办的《草地》月刊上。58年社教时，他表现得比很多同学都更加冷静，根本没有发表任何言 论，但他的出身，他的性格以及他的“名声”注定他在劫难逃。据说，在当年对个别学生的“政治类别”进行最后审定的时候，学校某领导曾经轻飘飘地说过一句决 非轻飘飘的话：“对黄家刚这样的娃儿，你们就再不要惯食（四川方言，姑息之意）他了。”就这样，一棵挺有希望的文学苗子被话生生地卡死了，一个有棱有角的 血性男儿从此开始了他苦难的人生。58年落榜后，迫于生计，他长期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北巷子补过锅，在川棉厂打过工，直至64年木综厂扩建招工，他被 分在该厂备料车间上班，每天劳动强度很大，工作十分辛苦，幸得车间的一位姓陈的领导对他的文学才干十分赏识，在工作中对他多有关照，于是，他得以重新拾起 那支闲置已久的笔，走上了一条十分艰辛的创作之路。文革结束后不久，他的作品《老韩》获省文艺创作奖，80年代初，他以其高中的学历和不菲的创作成果，破 格调入省作协担任专业作家。叶就在那以后不久，他才得以组建家庭，彼时，他已年近不惑。前几年，见他中年得女，关爱有加，我亦想尽其所能以帮助老同学一臂 之力，在他女儿升学考试前，我曾多次骑车穿城到他家为其补习英语，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就在他辞世前不久，他曾打起精神同我有过一次长谈，言及58年那 场痛心疾首的遭遇，他十分动容……
2005年12月一个寒冬的清晨，在中医附院太平间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我们一群老同学和他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遵照他生前的遗嘱，没有花圈，没有挽 联，一切尘世间的俗套都免去了。太平间的气氛格外阴冷，让人倍感酸楚，我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猛然间，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是啊，家刚，你一路走好！我明白，如果说你生前不愿参加体制内的所有会议、活动是对专制和强权的一种抗争，那么，你死后婉拒一切俗套则可视为对这个充满功 利和浮燥的社会的一种蔑视。诚如吕涛所言：“少年才智足称奇，傲骨如君世亦稀”。呜呼！“落花虽有恨，堕地亦无声”。天外仿佛又传来了黄德昭那凄楚、哀怨 的声音……
二、同是当年落难人
在我们年级众多的落难者中，一种情况是因言论或文字获罪。其中，除了在大会上发过言，因而被定为四类，政治2分的席克毅（4班）和卢宗辉（5班）外，比较 典型的有余伯楷（7班），他在运动中同样被定为四类，政治2分，只发给休业证，取消升学资格。后被发配至省建三公司作苦力，每月仅领生活费13元。59年 因超强的劳动，微薄的收入，再加上受到的种种歧视，一时愤激，在一张废纸上胡乱涂写了一些牢骚话，随即揉成一团弃于废纸筐中，不料被人告密，于1960年 4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彼时，新帐老帐一起算，余被判刑13年，刑满后留场直至98年退休，至今每月退休工资仍只有348元聊以糊口。如果说余伯楷的 不幸源于那张要命的废纸，该班刘鸿鸣的遭遇则令人啼笑皆非。该同学家庭成份工人，其父是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是同学中为数不多的“红五类”，因此毕业时学 校给她评定的政治和操行成绩都是“五分”，奇怪的是他三次报考均以落榜告终，为求生计只得到处去打零工，教民中，直到7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方知自己早已被 内定为“托派分子”，对于这顶飞来的“托派”帽子，他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若干年后，他才知道，原来初中时的一个朋友在云南某高校挨整后，他受到牵连，被 公安机关定为“托派”，并把材料直接转到成都公安部门，由此划为“四类”，这一点，连学校也不得而知。于是他成了我们中政治操行“双五分”的“四类”学 生，而且这个结局几十年来像幽灵似的伴随着他，至今无法摆脱。说来十分荒唐，谁都知道所谓“托派”，是共产党内的一个帮派，刘某当年是一个不到十五岁的娃 儿，连党员都不是，何来“托派”一说？其实，他的“四类”身份也早在那次“社教”之前就板上钉钉了。笔者前面提到的那份编号为“第8号”的《简报》中亦有 如下的文字：“四类学生仍然不相信不反右，顾虑较大，发言带试探性。如七中刘鸿鸣说：原准备放假回家，现在懂得了要改造思想，愿意在十六天内丢掉包袱”云 云。
另一种情况是动辄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未成年学生。如一班某些同学因与团支部在个别问题上意见相左，则被冠以“反党小集团”这样吓人的帽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利用所谓“鉴定”坑害学生，这是当时常见的又一手段。对此，笔者作为一个教师体会尤其深刻。几十年来我在这三尺讲台默默耕耘，未敢有丝毫的懈怠，大凡对学 生进行鉴定更是慎之又慎，唯恐有半点不实之词。我这样说并非标榜自己多么高尚，只是因为良知尚未泯灭，且曾经有过切肤之痛。下面谈谈我的两位同学在这点上 的亲身经历：同班同学周远谋（三类、政治3分，落榜后在刃具厂当工人）告诉我，58年10月，他去市重工业局询问自己的分配去向时，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鉴 定摘抄，在历数了他的“家庭问题”后，上面分明写着这样几个字“该生在校表现个人主义很严重”，他始终搞不懂写这话的人当时的根据是什么？但就这样几个字 决定了我们这位非常聪明的同学终生与大学无缘。无独有偶，我的小学同学，1班徐祖德（四类，政治2分，后在木综厂当工人）的毕业鉴定更让人大跌眼镜：“该 生声称科学是他的第二生命，日以继夜地刻苦攻读，是一个只专不红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还嫌不够，非得加上“极端”二 字才行，真不知在那些“左派”先生眼里，“个人主义”究竟为何物？！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大搞株连。我们6班的女同学邓静谷、郑世英、曾昭蓉、陈秀芳都是文学爱好者，《星星》诗刊发表流沙河的诗歌后，曾相邀去拜访过他，无 非想请教一些文学上的问题。流沙河成为右派后，这四位同学也被贬为同情右派的“苍蝇小姐”，仅仅因为这一点，他们中的三人当年均未考上大学，郑静谷虽侥幸 被四川石油学院录取，但在开学后不久的“政治复查”中，连续被审查了五个晚上，随即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勒令退学。她究竟犯了哪门子罪？竟要人家顶着烈日，背 上铺盖卷，在众日睽睽之下立马滚蛋！想想吧，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这是何等不堪的羞辱啊！五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以理性的思维，以关爱的目光再来看看 这四位同学不幸的结局：她们中的一人现已作古，一人多年来音讯杳无，一人在车祸后失去了健康，邓静谷则在山城一隅独自品尝着自己苦涩的人生……。（在这个 左得十分“可爱”的新建学校，先后被“清洗”的还有张永康，张学陶，容科登等人。）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然，叫得最响，打击面最广的当数所谓“家庭出身”。据笔者所知，仅仅因为这一点而被划为四类或三类，因而未考 上大学或被降格录取的，对得上号的就不下七十人（见本文末所附名单），在这些同学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数四班杨华椽同学了。不是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话吗？说什么“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还说什么“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云云。该同学的“政治表现”应该很不错了吧，他 一直对“党的教导”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还在初中时，他就认真地和家庭划清界线，并揭发其父的问题，还曾经当过团支书。但毕业前他仍多次遭到批判，落榜后 回家务农，几十年来生活一直十分清苦。若干年后，张家襄同学向我谈起他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她说：“杨华椽真的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我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六十年代他亲口对我说他去过劳改队，要求人家收留他，当人家问他为啥想来劳改时，他回答说：‘因为我想你们这儿可以吃饱肚子。’”每当她 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十分揪心……是啊，当一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说出这番话时，他该是怎样的饥饿难耐？！怎样的走投无路？！
就在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放下我们班邓世雄同学的电话，此时此刻，他正默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起这位同学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不禁黯 然神伤。让我们设身处地的为这位同学想想吧，他自幼勤奋好学，因“出身不好”连续五次报考大学均被拒之于门外，因为其档案上赫然写着“此人不宜培养”，他 是在近40岁时才走进电大课堂，了结了自己苦涩的“大学梦”的。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已倒闭的峨眉自行车厂当工人，多年来苦于重病缠身，不久前老伴又不幸辞 世。我在想，夜静更深之时，病床上的邓世雄同学内心深处该是怎样的一种苦涩，一种酸楚？！
三、青春有悔情亦真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到了1996年初春，时光过去整整38年以后，我们这些老同学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当年的少男少女此时都已两鬓染霜，年近花甲，于是， 浮现在他（她）们脸上，流淌在他（她）们心田的，有对童年的深切眷恋，有对往事的频频回首，有对友谊的格外珍视，也有对人生的深切感悟。当然，更多的还是 对久别重逢的满心喜悦。时至今日，又过去整整10年了，当时许多同学的音容笑貌，我至今历历在目，不少旧友的肺腑之言也音犹在耳。对此，吕涛同学的一首诗 有着生动的描述：
忆昔天真在校园，初读人生第一篇，如今方解其中味，回首沧桑卅八年。
三十八年弹指间，是非荣辱付笑谈，惟有一生青白在，无病无灾长开颜。
这次聚会刚刚结束，作为年级同学会的召集人之一，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原七中高58级4班同学黄显君。我认为，要全面了解我们七中高58级的这 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到这封信。因为，它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那场该诅咒的运动（是的，我在文中多次这样说：该诅咒的这场运动）给我们一些同学带来了怎 样的精神上的重压和心灵上的煎熬。
说实话，当年七中高58级7个班近400人，不同班的同学彼此多不熟悉，何况，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想，即令黄显君同学站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认识他，他之所 以寄给我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心灵上得不到安宁，感到有愧于儿时的伙伴。读了这封信，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除了及时 将其转给他们班的同学外，我真想坐在黄显君同学面前，与他作一次倾心的交谈，哪怕能让他心里稍微好受一些也好。但十年来我们无法联系。而且，这辈子也许都 无缘相见了，因此，我想借助这篇拙文，真心实意地对黄显君同学说：当你全面了解了这场运动的始末以后，你内心的就会坦然多了。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何况，当时你同我们一样，也都还是个孩子，真正应该对历史承担责任的是决不是你。我真的十分钦佩你的勇气，你的襟怀，以及你的人格！
他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校友会召集人，主席先生：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我急匆匆地赶来赴约，由于公务在身，单位电令我即刻行动，只好迅速返回。在同学们欢聚之时，南行的列车轰然 辗碎了同学们为我提供的久别重逢的良机，辗碎了今生独有的时日。我怀着内疚，怀着遗憾远去了，远去了，巴山蜀水，远去了，我的故乡！我这次来有两种准备： 一是与年级同学畅叙别情，交流感悟，回顾人生；二是向当年58级4班被我伤害过的团员们、同学们负荆请罪，接受同学们的鞭鞑、批斗，回答我所知道的问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38年前的一幕幕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时任团委组织委员，分工联系本班支部，我忠实地执行了组织的决定，对当时团支部开除黄德昭，劝退冯义盛，警告陈芙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受迫害了，受 委屈了！我充当了当时“光荣”，历史认定错误的角色，我诚恳地接受同学们的批判，俯首任千夫所指！我是班级这一事件的见证人。这段往事伤害了同学，也害了 自己。对此，我内心常感隐痛，希望得到你们的批斗、发泄而后心安！这是我千里回蓉的主要目的。可惜，我只能留下这样一份请罪书，任人评说，请求宽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是啊，正是这时代的旋律让我选择了艰苦，选择了奉献的人生历程。
我学的是铁路工程，足迹遍大江南北，差点失踪在腾格里沙漠，险些埋骨于青藏高原的雪地冰川……
大厦千间，夜眠八尺，黄金万两，一死皆空。清贫淡泊的生活，正直奉献的人生，曾是我们当年共同追求的人生真谛，明代于谦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所以，对自己奉献人生的选择我不后悔，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又送上了这人生之旅……
同学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见泯恩仇。我们都已满头白发了，多多保重吧，后会有期。
你们的同学：黄显君 1996年2月21日顿首
四、五十春秋晃如梦
拙文前面三个部份，分别谈到因那场运动，我的那些或已经撒手人寰，或多年饱受摧残，或至今仍十分愧疚的同学们，下面，谈谈我自己。
整整50年了，我该从何说起呢？还是从那场该诅咒的运动说起吧：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位于青龙街13中的第三学部，运动已进行了大半，可我们七中高58级6班的大学报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上不去，我们几个当干部的心里十 分着急，在一天碰头的时候我表了个态，说明天我带头在班上发个言吧。说什么呢？我一向认为，无论说话、写文章都该说真话，说心里话，正所谓言为心声，文如 其人，胡编乱造怎么行呢？于是，我搜索枯肠地想啊，想啊，终于想起了读小学时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
第二天下午，按事先的安排轮到我发言时，我忽然发现教室对面坐着一位“稀客”，此人同学们都不认识，但我知道，她就是当年团市委的一个干部，时任第三学部 副主任的李泽芬，我注意到在我发言时，她一个劲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不时抬起头来瞄上我一眼，若干年后我才有如大梦初醒般读懂了她那神秘的目光里分明透露 着这样一句“潜台词”（我自幼酷爱戏剧，不妨借用这样一个术语）：哼，原来这娃儿骨子里居然对我们党怀有刻骨的仇恨！
我杨某何功何德？居然让学部领导如此“关爱”呢？说来有点话长了。从我能够记事起，我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应该算是出身于一个书香门 弟吧，在我父亲那间书房里，大大小小的书箱、书柜几乎快推到大花板了，里面满满的线装书是他毕生的最爱。我刚满三岁，即命我天天临字帖，识方块字，且每日 晨昏必在孔老夫子像前顶礼膜拜，口中还念念有词：“孔夫子，孔夫子，保佑弟子会读书、会写字、会做文章！”五岁时，我被送往一所叫做树基儿童学园的教会学 校读书，且一直名列前矛。51年我小学尚未毕业，却因无钱缴纳学费而缀学了，当时，一位姓于的级任老师出于爱生心切，主动登门拜访，并将情况反映给学校。 据说，在讨论是否能给我免费的教师会上，有人反对，认为这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最终，由于多数人赞成，我才得以继续学业。在讲完了自己这段亲身经历后，当 时，在会上我的原话是：不是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吗？我希望读书，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有什么错呢？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个别人，在一些 具体问题上（比如我所经历的这件事上）不一定真正按党的政策看问题，办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读书了。会上，我就只说了这一件事，因 为除此以外，我再也想不出其它什么和党的方针政策有关的事情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凭这个发言，我的政治分被定为3分，划为三类学生就已经是板上钉 钉的事了，此是后话，暂且不谈。
这里，我得说说，52年成渝铁路通车，因市委少年部主办的《红领巾》杂志举办征文比赛，我以一篇《坐上火车去旅行》在比赛中获奖，同年报考七中（当时叫成 县中）时，又因作文出众，令阅卷的教研组长罗毅文及众多老师颇为赏识，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尽管本人出身不好，不少老师仍力争破例录取了我。进校第一年，因 各科总成绩在全年级名列第一，校长刘文范在全校大会上当众将一支镌刻有他姓名的钢笔颁发给我，以资鼓励。初二时我又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在课外活动 中我亦十分活跃，学校话剧组排演多幕剧《小雪花》，我担任主角，扮演一个叫做狄克?邓普塞的小黑奴。因为品学兼优，被同学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正因为上述原 因，当年我和15中另一名同学被团市委指定代表全市中小学生参加过慰问团。我想，这就是我受到学部领导“格外关注”的原因。
行文至此，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重提这些往事还有多大意思呢？说心里话，我决非炫耀自己的“光荣历史”，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只是想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那场该诅咒的，针对未成年人的运动怎样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正如余伯凯所说：灾难从1958年开始了。
可悲的是，我们自己却全然不知，短短15天的运动结束以后，同学们都乖乖地回到了学校，根本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了。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自然是十分 紧张的，我满心向往地报考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北大、南开、复旦等重点院校的文科专业，渴望得到深造。说来真是一个讽刺，自己教了几十年书，年年月月都在为学 生的高考成绩忙碌，但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却一无所知——且至今还是个谜。据说，当年高考成绩对本人是“保密”的，那就永远“保”下去好了，反正我也这把年纪 了。只是，这件事折射出当权者对人权的贱踏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也太肆无忌弹了。难怪古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高考一结束，老师们又被赶去搞“运动”了，我受命率领全校毕业班同学去人民南路修下水道，没有任何人监督，更谈不上一分钱报酬，每天在烈日下用钢钎把当年 用酒米浆糊粘起来的城墙砖将一个个撬下来，站在深及大腿的水坑中通霄达旦地挖呀、刨呀，谁也没有叫过一声累，更顾不上去担心将来的前途。因为当时的我们一 心想的是：“走向生活”前多为家乡的建设出把力，流点汗。一个个天真的脑袋瓜里根本不相信阳光灿烂的生活道路上会有阴谋，有陷井！劳动一结束，我即十分虔 诚地代表大家向学校呈上了一份总结：《我们在劳动中毕业》。
就在那些天，我记得有一位名叫欧永成的人召见我谈了一次话，此君当年不过某街办区区一名办事员，但却深谙毛氏之整人术。据说：在刚刚过去的“反右”斗争中 表现不凡，故深得上司赏识，当李井泉、杜心源之流密谋这场坑孩运动时，眼见不少老师总不开窍，于是调来了这帮打手。这厮也果真不负所望，1958年上半 年，在七中这块舞台上，在我们这批娃娃面前充分施展了一翻拳足，其整人的功夫果然十分了得。当时，在不少老师纷纷靠边站以后，此人是我们六班几十号人头上 事实上的太上皇，主宰着我们的生杀大权。我们离校不久，他也就青云直上，如愿以偿地去某校坐上了校长这把交椅，难怪同学们鄙夷不屑地说，这些人是踩在我们 这些学生的肩膀上爬上去的。若干年后，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时，总会莫名其妙地联想起《牛虻》里亚瑟在蒙泰尼里主教前忏悔的情形，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犹如吞下了一只绿头苍蝇，心里很不是滋味。彼时彼地，此人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今后，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永远 相信我们的党”云云。
鉴于当年师范院校填报的人很少，毕竟，总得有人当教师吧，几天后，我得到了西师外语系的录取通知，比起那些落榜的同学，我应该算不幸中之大幸了，我还有什 么可说的呢？心想，这辈子就好好当一个教师吧。看得出来，同学们对我的遭遇有婉惜，有同情，也颇有些不平。所以，那天去火车站同我道别的人格外地多，有一 百多人吧。大学四年基本上都是全民挨饿的年月，我从来没有倒下去，一直是系上学生会主席。毕业的时候，学校号召支边，我心想，虽然自己出身不好，但关键时 刻我决不当孬种，就和几个好朋友报名去了甘、阿、凉、西昌，我被分在甘孜州康定中学任教。
甘孜州山高皇帝远，很多时候都“左”得出奇，我工作才两年就赶上了“四清运动”。运动一来，在整群众方面，那些地方丝毫也不比内地逊色。以我为例，时年 23岁，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当时在“清经济”名下，连当班主任管理学生一点撮箕、扫把的班费也得一一交待清楚，至于“清政治、清思想”之类就是更大有文 章了，整整三天三夜我方才勉强过关。如果说，那次运动让我再次领教了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在所谓“政治运动”中的处境的话，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懂得了家 庭出身这个紧箍咒当年压在人头上真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了。
65年的一天，按上峰旨意，各班得在教室设“红书台”一张，专供摆设伟大领袖著作之单行本，以便学生随时翻阅。我班一时找不到多余的课桌，只得动员独坐一 张双人桌的李姓某生与另一女生同用一桌，以便空出一张书桌供“红书台”所用。这本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再平凡不过的一椿小事，不料，该生性情执拗，我左说右 说就是不肯，眼看，下课时间快到，学校又马上要来检查，我很着急，也很生气，就此批评了她几句，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可要命的是这位学 生的家长对此所采取的态度。其实，他不过是当地军医院一位少校科长，但此人非常跋扈，竟然把情况反映到我们的顶头上司州委宣传部，时任宣传部长的王某系一 山西帮官员。此人作风更加霸道，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断定这是我对干部子弟搞阶级报复，并指示学校校长：杨某不宜留在州直属重点中学，应将其贬到关外去。 （注：所谓“关外”在当地指的是折多山以西，甘孜州的若干县份）。对此，两位校长也觉不妥，恐难服众，加之当时66级毕业在即，工作一时无人接替，就把这 事压下来了，只让我写检查了事，但两次检查都因“未自觉上升到阶级报复高度”过不了关，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常言道，屋漏偏遭连夜雨。我这个家庭出身“先天不足”的人，老是遇上一些与家庭出身纠缠不清的事情。按说，我们当教员的，遵从先师的祖训，对学生“有教无 类”一视同仁就行了，可在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偏偏有一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潜规则”，你不买账还硬是不行。当年，我这个班集中了当地州委、州 政府，军分区不少要员的子弟，按当地的说法统称“高干子弟”，那时候，学校劳动特别多，除每周劳动课外，每学期都少不了要下乡集中劳动一个多月，因为伟大 领袖不是说了嘛“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彼时，学生们都已达到入团的年龄，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都十分在乎这件事情，偏偏对这件事 情我又不懂窍，态度是不以个人好恶代替集体意见，某人能否入团由学生民主讨论而定。初中生年龄不大，他（她）才不管你老子是干啥的，只要你在校表现好，学 习努力，在劳动中能吃苦，他就投你一票，相比而言，干部子女家庭环境多半比较优越，劳动锻炼比较欠缺，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对这种年龄的孩子，纯属教育 范畴的问题，但在那种情况下，又有人上纲上线了。正在这时，有一个人闯入了我的生活圈子，此人姓张，系当时甘孜州直属机关团委书记，他年龄不大，官瘾却不 小，且精通权术。据说，他已内定为州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的接班人，这很令他欢欣鼓舞，为了在上司面前邀功，他主动请缨，坐镇我担任班主任的这个班发展团员， 美其名曰，“蹲点”，书记亲自挂帅，成绩自然不小。于是，我成了众矢之的，而且，这也是我文革中的一大罪状。只是天不作美，当运动按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进 入“文攻武卫”阶段时，此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一次武斗中命丧黄泉，升官一事自然再也无人提起。时至今日，整整30年过去了，我与他之间的一点恩怨， 也早已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一干二净，就他而言，只能算甘孜州政治舞台上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而已。如今，人都早死了，再去说什么都显得不够大度。其实，重提 这件事我只是觉得《红楼梦》里那首“好了歌”说得太深刻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安在？荒冢一堆草没了。
顺便说一句，从“文革”一开始，我们学校但凡有点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都在劫难逃，很多钦定的大字报上常有不实之词，我这人有时顽梗不化，一天， 在忍无可忍时，竟然提着浆糊桶，以《我的几点意见》为题贴出大字报对那些不实之词一一加以驳斥，还在大字报中扬言“可杀而不可辱”，这自然捅了马峰窝，当 即被打入牛棚，一关就是八个多月……
一晃到了69年冬天，运动按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一天，我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拿着电报，我去向驻校军 宣队请假，当时，一位钟姓指导员竟一口回绝，并口出狂言：“人都死了还回去干啥？！呆在学校好好参加运动吧！”当晚，康定山沟里黑云压顶，狂风怒嚎，似在 为普天下的冤魂野鬼招魂，我独自坐在窗前，面对着仅三百七十公里之遥的成都方向，端起了一杯苦酒一饮而下。那天，我经历了生平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 ——喝醉酒的滋味，只觉得腹内有如翻江倒海，想吐却吐不出来，脸上任泪水汨汨往外流淌，想哭但无法放声痛哭……。我想起我父亲一介书生，自幼饱读诗书却一 生坎坷，从49年至69年整整20年间，借用杨泽全友的一句话来说：劳则肩挑背磨，餐风露宿；闲则挨批挨斗，忍辱偷生。如今，他已经去了，我是他的独子， 却无法为其送终，这未免太不近人情！我只好于次日给家里去了一封电报，恳请我同窗好友，也是我妹夫吕涛代我为父料理后事，在这件事上，吕涛于我有恩，我终 生难忘……
197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噩梦终于结束了。次年春天，我病中的母亲给我寄来了一本刊物，是广东出版的《花城》，上面刊有遇罗锦的一篇小说《一个冬天的 童话》，小说的前面，她写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政治昌明之时，我把这本书虔诚地奉献在我亲爱的哥哥灵前……。她所指的“亲爱的哥哥”就是“文革”之初，因矛 头直指伟大领袖的“血统论”，钦定为“现行反革命”而在北京的一次万人大会上当众枪毙的遇罗克。
是的，“中国的政治昌明”，这是多少善良的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以及我们的父母兄妹，我们的儿女子孙们——朝朝暮暮，世世代代所企盼的啊！
五、他们是最不该被忘记的七中人
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个并非题外的问题：
两年前，作为七中百年校庆的重头戏之一，该校倾力打造了一部《校志》。认真阅读了这部计900余页，洋洋洒洒约80万字的宏篇巨著之后，作为一名教师，我 认为大凡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这部书都涉及到了，资料翔实，布局严谨，堪称当今中学校史之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应该感谢参加过本书编写，并为之付出 了辛勤劳动的校友同学。但作为一个58级的学生，我又感到有些遗憾，且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此秉笔直言，愿与母校商榷。
我总的感觉是：比起频频见诸于书中的各种统计表、计划书、人名录、规章制度摘抄，受奖情况记载等等，对于发生在1958年春，关乎百余名学生毕生命运的重 大事件，这本书的编写者似乎过分吝惜笔墨，通览全书只用了寥寥52个字即轻轻一带而过，现不妨全文实录于后：“……又如四川自己搞的在高三学生中进行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将有的学生划为‘四类’，极不公正地剥夺了他们上大学和就业的权利。”（见《校志》、《概述》，第9页第3段），接下来，在此书第二篇第五 章《学生工作》里，还有着如下的文字：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在全体学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以反“右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 育”，学校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下，结合毕业、升学、纪律秩序、道德品质等具体问题，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学生明辨“是非”， 分清“敌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正确的政治主场”。（见《校志》242页，第6段）读了这些话，我不禁掩卷沉思：这是历史吗？这是七中真实的历史 吗？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和经历了太多的磨难，现今仍健在的高58级同学会同意这样的历史吗？
我的观点是，既然明确地界定了时间——“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既然言之凿凿地讲，其性质乃“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其作法是“坚持正面教育 的原则。”那么，曾有7个班，300多位学生经历过的那场所谓“1958年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该怎么解释？！是疏忽，是健忘，还是回避？既然是写史，既然是修志，就应该忠实于历史，不夸大其词，不避重就轻，也不文过饰非。
我还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心里也十分明白：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决不会苛求当今学校的领导该对当年发生在七中的事说上什么，就犹如我们不会奢望在热闹的 庆典中会给那那些尽管十分不幸，却决非“名流”的人以同样的礼遇一样。因为，社会风气使然。毕竟，他们也是七中人，而且是最不应该被忘记的七中人！毕竟， 古往今来，损不足而奉有余，此乃社会之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