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北大校花，三十年（组图）

    原计划11月11日11点11分再写这篇文章，以此模仿1918年11月11日11点的111响礼炮，纪念伟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光荣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也是欧洲的无名战士日，每一个鏖战之处，都有牺牲者纪念碑，姓名、军号、宗教信仰，像上帝的亚伯拉罕，或安拉的易卜拉欣，同为神的牺牲品，供后世瞻仰。

    伴之而来的是一朵朵高山罂粟，现在被环保成一朵朵绿梗、红瓣的纸花，黑托上四枚鲜红的花瓣，像中枪的青年胸口。我曾在埃及阿拉曼、法国诺曼底捐过小钱，作为回报，收款人在我左胸恭敬地别上这种纸花。

   1992年，老鸭在阿拉曼拍得上面这张照片，阿拉曼战役50周年，英国首相梅杰，向阵亡的所有军人（英联邦，也包括德、意军人）献阿尔卑斯罂粟。

    2004年，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诺曼底》一书中写道：“这是一种原产于阿尔卑斯高山的小红花，名叫‘阿尔卑斯罂粟’（Alpine Poppy）,被移到植平原后，迅速开遍漫山遍野。阿尔卑斯罂粟生性奇特，尽管生命力强，但一摘下来就迅速枯萎，就象战场上那些昙花一现的年轻士兵。由此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当作缅怀无名战士的特殊祭品——黑色的花心是射入胸膛的7.62mm弹头，红色花瓣是子弹穿过皮肉迸开的鲜血。”

    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远东，老战士通常是作为反革命镇压的，且不说那些已经作古的无名烈士。即使是活着的，如果不是权高位重，也无人理睬。

    昨天下午总参二部离休将军易非，抱着电话跟我商量了一个下午，说他作为“皖南事变”的幸存者，曾被国民政府以“不服军令、政令”干掉9000多人，他正在撰写回忆录，求我这个“前辈”帮他改一下稿子。

    93岁的少将，管49岁的上校叫“前辈”的唯一理由，是我这个耳目喉舌眼下还没退休。就像2008年10月25日，97岁的季羡林，管47岁的喉舌叫老弟一样。

     缅怀无名烈士从来就不是远东的主旋律，但在世界上却是“普世价值”。连天朝历来蔑视的“日本鬼子”都建有靖国神社，更不用说欧美文明国家，缅怀那些为人民做过贡献的牺牲者了。

   美国的阿灵顿公墓的韩战、越战纪念碑给我极大震撼，还有法国巴黎的荣军院、贡比涅的列车，柏林德国的无名烈士之母，意大利的先贤祠……我们家门口的平安大街也有一处先贤祠，现在租给“同仁堂”坐堂问诊，做壮阳药，生意红火。现而今的阳刚不靠运动也不靠精神，全靠食补。

    勾起老鸭这通感慨的是我一位美丽的学姐，说到美丽，30年前曾名列北大校花之列。尽管30年弹指过去，昨日花黄，但老兵不死，学姐还一直致力于唤醒远东健忘族的狼子野心。

    北大的校花，大多出在政治系，这在上百年前就是如此。张中行就告诉我：马珏是北大中文系名教授马裕藻的长女，1928年考入北大预科，因病休学一年，1930年转入北大政治系；马裕藻还有一个女儿马琰，也就读于北大法律系。一个中文系的教授，缘何送自己的两个掌上明珠去学政治法律，着实令人费解。

左起：刘曾复、季羡林、张中行、某名角儿。

    张中行当时与马珏同系、同级，曾如此回忆：“马珏在政治系上学，有一顶了不得的帽子，‘校花’。人，尤其是年轻人，常情，水做的怎么样说不清楚，泥做的都爱花，如果还大胆，并愿意筑金屋藏之。诚如我所见，上课，有些人就尽量贴近她坐，以期有机会能交谈两句，或者还想‘微香闻泽’吧”（张中行：《马珏》，见《负暄三话》，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7页。）

    张中行在另一篇回忆马裕藻教授的文章中戏言，马裕藻“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戏呼为老丈人。”（张中行：《马裕藻》，见《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页。） 
    吴组湘也提及马珏当时在校内风采，大有男生愿为马皇后跳楼自杀，而马皇后也不堪此扰，而退学结婚。

    30日下午，昔日的北大校花，学姐谢芳来胡同里看我，带来牙买加原装的蓝山咖啡。蓝山背景上的毛笔字是北大季羡林老先生写的“唐师曾取经”。学姐当年太美，4年国际政治系没人敢打注意，包括现在贵为文化部长的蔡武。岂止国际政治系，就是整个北大也没人敢与她约会。至今让我学姐感慨春光不再，痛不欲生。

     30年前，那时候的男人还知道脸红，女人也没把MBA 、EMBA当成攀龙附凤的捷径。我学姐自忖：大不了回老家杭州，接着住帝国主义在西湖留下的小洋房。其结果自然是瓜熟蒂落，最终自产自销，被我们系的学兄高峰消化掉。到现在，谢芳给我学兄生的儿子都已走向世界，可除我学兄，就没与外人约会过。

   知道老鸭皮糙肉厚享受不了“蓝山”，我学姐特地还给准备了两把快刀。一把小刀让老鸭每天剃胡子，别“胡子拉碴”扎坏了祖国的花朵。另有一把长刀，购自比利时的佛兰德斯古战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出土文物。

    一战爆发后，德军进入荷比低地的比利时，为保障比利时中立，法国紧急组织600辆出租汽车驰援，即“马恩河出租汽车队”，是人类第一支摩托化步兵。学姐说卖刀人称这是“德军枪刺”，老鸭怀疑是法军军刺。

   我学姐千金之躯，靠联合国的外交豁免权，把这柄枪刺从比利时背回中国，不料在杭州火车站被维稳的人民警察发现。我学姐说“这是战地记者唐老鸭的收藏品”。不料这帮警察竟然读过我的书，登记后居然放行。古人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警察真好，下辈子老鸭托生厉鬼，也要去苏州、杭州投胎。

   在维也纳咖啡馆，为庆祝无聊的人生刺刀见红，老鸭弄出中国文化书院王守常院长送的“冰酒”款待佳人，王守常的前任分别是汤一介和季羡林。帮侍者开酒瓶的是，清华建筑学院的黄老师。黄老师是梁思成、林徽因门派，规划过北京城，长得颇似老夫20年前认识的一位女学究，都说物以类聚，清华、北大是一家，大凡女博士都出自一炉。

日本赠给隆美尔元帅军刀的证书，2004年老鸭摄自斯图加特隆美尔故居。

     邻座的老外偏巧是德国人，是北京工业技术学校的德国专家。与女学生边吃边聊，十分从容。学姐忍不住斜刺里插进去，让德国工业技术学校的德国老师鉴定枪刺出处，当即语塞。学姐与其钻研良久，也考究不出这柄军刺属于法军还是德军。

      老鸭剥去银灰色油漆，仔细辨认，应该不是德军的，疑似French Model 1886 Lebel Bayonet，一种早期法国M1886林白刺刀，合金手柄, 有护手勾,十字长刃。

    老鸭怕我学姐红灯照似的逼死洋人，忙找出2004年6月，在斯图加特隆美尔家，小隆美尔亲笔签赠的两本书（明明是5本的，放在公用书架上怎么变两本了！）义和团般做城下之盟。看得德国佬直打立正，惊叹大清国卧虎藏龙，桌子后边钻出通隆美尔元帅的大腕，滚鞍下马：莫不是中堂李鸿章大人？老鸭对酒酣的德国佬正色而道：“Essen、zapfen、schlafen、liebemachenen。”德国佬一口红酒立马喷出来了。

    我学姐周游世界，从首都机场回左家庄，居然坐公共汽车359，全程只花一块二，哪儿找这么省钱的校花儿！

    都说花好看，其实能折回家的花儿其实很少，我们系的学兄就搬回了我学姐。折枝、摘花已不符合低碳、环保的社会潮流。有的花儿是看的，有的花儿是闻的。校花儿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