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人口危机全面爆发，专家建议停止计划生育

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距1980年已经三十年了。而2010年底中国又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摸清人口底细。2011年将开始十二五规划，是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可以说，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是箭在弦上。
在《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际，2010年9月24日《经济观察报》（国内最有影响、最直言的两三家报纸之一）组织了一场以“人口、人口结构和国家安全”为主题的论坛。由于我不在北京，没有参加，准备了一篇文章以弥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杨支柱，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鑫海，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红刚，北京大学人口学和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参加了这次论坛。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丁力主持了这次讨论会。
丁力：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即将正式启动，而此时也正即《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周年。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人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人口政策更是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已经推行了30年，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口结构、性别比例失调等诸多问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时代，即将面临的或许是 “未富先老”。人口政策是否到了一个需要转折的时期？应该怎么调整？本期论坛，就这个话题，我们请来了几位在这个领域卓有研究的专家，一起探讨人口结构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道。
四位学者的观点以及我的文章发表在《经济观察报》2010年国庆合刊上。这5篇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应该在十二五规划停止计划生育。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李建新：人口变迁与大国实力兴衰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1009/2686843.shtml
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10/11/182196.shtml
李红刚：人口减少将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1009/2686840.shtml
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10/11/182194.shtml
王鑫海：人口是国土安全的基石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1009/2686839.shtml
杨支柱：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http://rich.online.sh.cn/rich/gb/content/2010-10/09/content_4033454.htm
易富贤：专家建议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1009/26868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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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2010年10月09日经济观察报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1009/2686844.shtml
易富贤（中山水寒）daguokongchao@******
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口是国家的根本，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管仲认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说过：“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墨子也有类似表述，认为人口众多是富国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
商鞅也认识到“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鞅变法的核心其实就是人口政策。在变法之前，秦国地理偏僻，人口稀少，被人看不起。商鞅推行农战制度，大力发展人口。并通过优惠政策，引进外国移民。同时，骚扰敌国农田、粮仓，使得敌国人口减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时，秦国土地和人口已超过六国总和，一举统一中国。
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也即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正是因为历代执政者都十分重视人口发展，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经济强国。直到1840年，当时中国人口和GDP均占世界的33%左右。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古老的哲学往往露出年轻的微笑，先贤们的人口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政治、经济、国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安全都有赖于人口安全。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会有人口膨胀压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今后将出现人口减少。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2.17，1995年的1.4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
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后期的2500万左右下降到1996年之后的1300万左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 年龄结构不稳定，导致养老危机；性别结构不稳定，导致光棍危机；民族结构不稳定，可能导致民族矛盾。而美国和印度都有稳定的人口结构：美国是柱状人口结构，印度是正三角人口结构。
就是说，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生育率远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有人口膨胀压力；但现在中国的生育率早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即将面临人口萎缩。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尽快由人口控制向人口发展转变。
人口结构与家庭安全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计划生育让这一代人很多断子绝孙，让下一代人举目无亲。据统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中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意外伤害是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利剑。汶川地震中失去子女、子女伤残的家庭惨不忍睹。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孩子成为 “稀有品”，孩子承载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全部希望，也因此成了罪犯报复社会的目标，2010年连续校园凶杀案让全国人民揪心。
婚姻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孩子使得家庭关系变成了三脚架，夫妇俩在精心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感情不断升华；到了老年，经过几十年的磨合，激情已经升华为浓浓的亲情，夫妻俩在子女的帮助下相互搀扶，在孙辈们的嬉戏中一起老去。但是在计划生育宣传下，繁衍人口的首要功能被淡化，婚姻被简化为爱情，为了爱可以随便离婚，爱得死去活来，离得随随便便。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孩子少了，维系家庭稳定的纽带也少了，离婚率也就不断攀升。据民政部门统计，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5年为161.3万对。
北京、上海、东北地区生育率低，离婚率也高；而广西、江西等地生育率较高，离婚率也较低。韩国以前离婚率并不高，但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从1982年的2.42下降到现在的1.0)，离婚率也在快速上升，现在韩国离婚率排世界第三位了。美国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下降到1976年的1.74；离婚率也不断攀升，1981年达到顶峰。1980年代后美国掀起保护家庭运动，生育率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并保持稳定；离婚率也不断下降，现在已经跌至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1980年代欧洲生育率没有像美国那样止跌，而是继续下降，现在只有1.4左右了，离婚率也居高不下。
由于离婚而带来的单亲家庭问题、老人问题、儿童成长教育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欧洲通过各种手段增加离婚的难度，但是收效甚微，因为没有子女为纽带，家庭是无法保持稳定的。高离婚率是一种社会病，但中国一些学者偏偏认为离婚率上升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样的结论显得片面。
1980年代初的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结婚年龄，这群人的离婚率非常高。一方面是因为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双方性格难以磨合；一方面是双方四个父母过度干预子女家庭。尤其严重的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性别比不断攀升，光棍危机即将于2012年开始全面爆发。目前初婚年龄男性与女性基本持平，但从2012年开始，男性人口大幅超过女性，到2016年超出女性人口30%以上。总光棍人数也将由2012年的1000万上升到2017年的3000多万，2022年的近4000万。娶上老婆将成为今后成功男人的标志。
这4000万青壮年光棍对婚姻伦理道德的影响和家庭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相当部分国民将处于“家庭内战”之中。真正的战争是暂时的，但是“家庭内战”将是持久战，对国民的影响比几场真正的战争还要大。保卫婚姻就是保卫国家。
人口结构与国防安全
国防归根结底是人防。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达到4亿之后，一直停滞不前，到1950年仅仅增加到5.5亿；而同期世界总人口却从10亿增加到25亿，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增加迅猛，比如英国、俄国人口分别从1800年的1600万、3500万增加到1950年的5300万、1.81亿；日本人口从1850年的2700万增加到1950年的8320万。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俄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
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占世界比例稳定在22%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目前的19%。尤其是1996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了，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人口规模的下降不但导致适龄参军入伍人数下降，也导致支撑国防的经济规模下降。而与中国有边界争端的邻国印度却是朝气蓬勃，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意味着今后的综合国力将远超中国。高盛全球研究等多家机构均预测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40年中国劳动人口与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是2.3：1，而印度是6.7：1，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对比可想而知。
有人说美国目前人口只有3亿，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人口减少并不可怕。但是要知道，牛能健康地从100公斤长到400公斤，但大象从5吨降低到1吨肯定会死亡。现在美国之所以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社会发展比中国和印度早了上百年，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以1850年为起点，美国人口从2319万增加到现在的3亿，增加12倍，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了；而同期中国人口从4亿多增加到13亿，只增加2倍。中国人口规模即将以每年净减一千多万的速度萎缩，人口结构将不断老化；而美国人口还将增长。
人口结构还将改变中国的外交格局。由于海外华人的沟通，中国很多政策很容易“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中国很多外贸是通过华人进行的。但计划生育一方面导致年轻人口的数量减少；一方面降低了他们移民海外的动力，因为他们还有父母需要照顾。
人口问题忧思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距1980年已经30年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形势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中国大陆2010年的HDI相当于韩国和中国台湾1990年左右的水平，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现在泰国、伊朗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生育率都只有1.6左右。
有人提出用二胎方案取代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国际国内经验表明二胎方案不足以恢复人口发展能力。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伊朗都为曾经提倡二胎而后悔不已。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4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只有1.47，承德只有1.6。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其实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国力的提升。日本战后三年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美国国力强盛，很大程度得益于两次出生高峰：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而198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现在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
根据各项人口学指标 (育龄妇女人数、生育意愿、不孕症发病率、输卵管结扎率、剖腹产比例)估算，“补偿性生育高峰”只多出生3000多万孩子，即便在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加上正常出生的，中国每年最多只出生2000万孩子，远达不到中国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和印度现在的水平 (每年均出生2500万孩子)。
笔者认为，2011年将开始 “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一举扭转被动局面，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为今后的人口发展赢得宝贵的时间。停止计划生育一举多得：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光棍问题，弥补今后劳动力短缺，将经济模式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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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
2010年10月09日 经济观察报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1009/2686842.shtml
杨支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
青年作家韩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国，就是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至少从网上舆论看，这句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人口流动障碍，以后会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能力层面。有了选择的自由，你还愿不愿留在这儿，确实是爱不爱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尺度。
前段时间第三次移民潮炒得很热。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规模不断扩大，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与第一、二波移民潮(“文革”后和“八九”后)相比，第三波移民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但移民成分更复杂，政治选择的含量更少。
我不认为第三波移民潮对中国社会、中国构成多大的危机。投资移民虽然带走了大量的财富，但带走财富的速度还远没有赶上外资流入中国的速度。有两个问题显然比资金和人才外流更重要：第一，区分正常的外流和不正常的外流，后者才是我们应该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能维持多久？一旦中国经济减速、停滞、衰退，流入和流出的平衡就会被彻底打破，那时的资金和人才外流才会构成真正的危机。
因为“一胎化”生育控制政策而发生的人才、资金外流，显然属于富有中国特色的不正常的人才和资本外流。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育意愿普遍比较低，因为“一胎化”政策而发生的人才外流一直存在，但不是很严重。最近几年因为农民生育意愿普遍下降，计生系统为了维持自己存在的理由抛出所谓“富人、名人超生论”，加重对有钱人生第二个孩子的处罚，进一步刺激了出于生育目的的人才、资金外流。
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本流动和移民的影响我们显然估计不足。将来人口老化了，劳动力短缺了，印度、越南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们少生了孩子，给人家腾出了生存空间。果真如此，我看也是不错的。人家在本国或欧美受了教育，到我们这儿来打工，我们是捡便宜的。但是实际后果可能不是这样的。
人家今天之所以愿意到我们这儿打工，因为我们充裕的劳动力吸引了太多资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等到我们本土劳动力短缺，没有这个比较优势以后，资本可能大量外逃，经济萧条，人家就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打工了。相反，可能我们的劳动力要外流了，因为我们的养老负担沉重、税收太高。那时候我们的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也不像我们60后、70后对出国那么恐惧了。移民出去的越多，那么剩下的人承受的负担就更重，可能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我看来，第四波移民潮将是因为三十年生育控制后果总爆发而行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与前三次移民潮主要是精英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第四波移民潮流失的不只是精英，流向的也不只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它的另一特点是发生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流入和流出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由于人口生产的长周期性，第四波移民潮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靠什么来减轻它的危害？国家不可能禁止国民出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那只能依靠二战后犹太人在沙漠上建立以色列那样的爱国心和凝聚力，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如果一个人爱这个国家，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他可能不愿意出去；如果一个人跟兄弟姐妹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比较和谐，他可能不愿意出去。但是在这方面，实行了三十年的现行人口政策的影响同样是负面的。
我们先看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到80年代初发展成“一胎化”。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出生人口，整个80年代大概是2.3到2.4之间，远远超过了政策生育率。原来政府计划在20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1亿，但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是12.6亿。姑且以这个数据为准，那么11亿到12.6亿之间，这多出来的1.6亿“超生”的人，他们肯定有兄弟姐妹，加上父母，以一家四口计，“超生”者家庭人口高达6.4亿，超过总人口12.6亿的一半。这6.4亿人的生活水平曾受到“超生”罚款的严重影响。那1.6亿“超生”的人，政府既然认为他们是多余的，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你让他怎么效忠这个国家，怎么爱这个国家？
还有一些人受到的影响更明显，这就是所谓“黑人”。“黑人”最大的一部分是所谓“超生”而又没有交足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非婚生育的，还有80年代“黑人”的孩子，也就是“黑二代”。2007年公安部公布的户口数据比社会发展公告公布的人口数据少4000多万。如果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就有4000多万的黑人。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证寸步难行，“黑人”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不可能上好的学校，“黑人”不能办营业执照，不能办外出务工证明，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能结婚，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从邮局取款。他只能打黑工，住黑屋，因为房子没有身份证也租不了。
另外，被强制堕胎和被强制上环、结扎的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会比被罚款或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人受到更大的影响。
国家对这部分公民的凝聚力是很弱的。他们之所以现在还住在这里，一个是因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二是因为上一代人受教育水平较低不敢出去闯荡。下一代除“黑人”之外受教育程度较高，如果他对国家不满，同时又遭遇经济不景气，那么他们出走他国将是非常自然的事。
不要说上述受到直接而且比较严重的损害的人，就是没有受到生育控制直接严重损害的人，也会受到轻微的损害，比如说为了办“准生证”折腾来、折腾去多跑几千里路，或者自愿上环、结扎但不堪定期查环、查孕的羞辱。
国家对人口的观念，涉及到公民个人对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感受。源自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会影响到国民对国家的忠诚。计划生育意识形态把人口看成负担，看成包袱，动不动就讲“人均GDP”，似乎GDP是恒定的，人多了，人均GDP就少了。这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GDP，因为有那么多劳动力在创造它。社会总人口减少，劳动力自然也会减少。但是这样一种说法导致人们把人当成一种负担，认为人少就好，每个人把别人都看成多余的。这样没有尊严的人，他怎么可能效忠于国家？
这种没有尊严的状况，必然也会波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不但来自于对父母的感恩，也来源于兄弟姐妹的和睦。如果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和睦，那么孩子们就更愿意留在或者回到父母的家里。在计划生育的意识形态下，每个人都把他人看成与自己争夺资源的敌人。如果兄弟姐妹都成了跟自己争夺父母财产和爱心的敌人，那么跟其他的人，你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关系吗？所以很多表面看起来跟计划生育没有关系的领域，譬如说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其实都跟计划生育把人当成负担这样一种观念有关。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看作是资源争夺的关系，那么这个部门跟那个部门之间、这个地区跟那个地区之间、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之间还能不是资源争夺的敌对关系吗？
因此令人恐惧的不是第三波移民潮，而是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后果总爆发引起的第四波移民潮。现在看来无论政府多么英明，第四波移民潮都已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政府尽快改变使人口负债和性别比失衡越来越严重的人口政策，裁撤不必要的衙门、减少官员的数量，实行惠民政策使年轻人养得起孩子，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改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和社会责任感，可以将第四波移民潮带来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   2010/10/11 4: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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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迁与大国实力兴衰
2010年10月09日 经济观察报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10/11/182196.shtml
李建新 （北京大学人口学博士、社会学教授）
国家实力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对于这样一个概念，专家学者还是有不少共识的，如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及能力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所引用的国外专家或机构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power)概念，皆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要素；而引用的国内同行的研究中，都没有出现人口要素，这或许与我国长期宣传我国人口众多是一个沉重负担有关。
在分析国家的综合国力时，可以从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加突出。
大国硬实力的或文明的能量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大国的兴衰》作者肯尼迪指出，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如果说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关键，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然成为各个大国优先保证的发展战略核心，那么大国的人口要素与大国核心实力——经济成长又是什么关系呢？怎样的人口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利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教授DavidE.Bloom和JeffreyG.Williamson以动态的人口结构视角做出了回答。从人口要素上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其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是由一套价值体系和制度构成的。如果说一个文明价值体系及观念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那么软实力的规模和能量就与这个文明价值系统的共同体——人口紧密相连。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文明价值体系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人口要素在文明价值体系中所起的作用。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直接导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而单单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这是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两个民族人口规模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这是禀赋两种不同文明的共同体冲突替代的结果。长久以来，虽然塞族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那里的一寸土地。但现实是，科索沃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约220万的科索沃人口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东正教。这就是科索沃民族冲突以及当今要求独立的人口学背景，在这里一个人口规模扩张的民族正在取代另一个人口规模缩减的民族，从而一个旧有的文明价值体系也被另一个新的所取代更换。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当代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2008年的美国选举将载入美国历史史册，也将载入人口史史册。于多种成分(血统、族裔、文化、信仰等)聚于一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胜利固然有多方解读，但单单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观察，从动态的结构视角去分析，奥巴马的胜利首先来自于美国社会人口族裔结构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的当选是以美国社会人口的族裔结构改变为基础的。1950年，白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近90%，1990年降至80%，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非白裔的美国人已经上升到了25%，2008年总统选举之时，非白裔美国人口已接近30%，而且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与选民结构有关)。美国选民族裔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是奥巴马当选的基础。由于奥巴马身上的“多元”背景(血缘、族裔、信仰等)，他的美国价值取向必定与布什不同。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人口要素对一国软实力影响的表现形式：或以 “刀光剑影”式文明共同体——人口规模的“征服替代”，或以“兵不血刃”式文明结构——人口族裔结构的“颜色革命”。
从大国实力竞争的较量历史看，也有许多深刻的启示。19世纪是西欧大国角逐的世纪，更是英法“两雄”竞争的世纪。大国实力竞争的背后也是人口的较量，英国的人口优势在19世纪超过法国，也超过其他国家，如人口增长快、年轻型人口有活力、有生机，最终成为19世纪欧洲大国的“领头羊”。历史是如此诡异，当年英国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刺激”而写就的，不过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未在英国“结果”，却在法国“生根”。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200多年后今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文明版图，这是一个英文主宰的世界，而法语却只能偏于一隅，还在为主权而战，谁能否定这事实上是当年英国人口增长扩张的胜利呢？
20世纪是美苏世界争霸的世纪，同样也是美日经济竞争的世纪，是一场轮番上阵的 “三国演义”。如果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解读，同样会看到，美国无论是在人口数量规模的增长上，还是人口结构变化上，都毫无疑问占据了优势。以日本与美国经济实力的较量为例，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东亚奇迹的日本曾经是一派光彩夺目的景象：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日本制造、日本文化被人们津津乐道。然而仅仅过了20年，这一切就像过眼云烟，日本现如今根本没了对美国说“不”的底气了。探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一目了然。也就在这短短的20年间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老化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则是由11.2%微升到12.3%，变化不大。请注意，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老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使其丧失了与美国竞争的人口实力。
再来看看21世纪大国之争，如今有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四国“后起之秀”，21世纪是这“金砖四国”竞争的时代。在这四国之中，中印“龙象”之争更为引人关注，更被认为是“龙象崛起”的世纪。中印之争中国的人口准备好了吗？谁将走得更远？从人口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人口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加速的老龄化过程。因此，仅从人口学的角度，从动态的结构视角，从中印两国人口要素的动态比较上看，无论是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如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还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如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劳动力人口中的年轻人口比重的变化，中国人口实力明显不占优势。
当我们自信满满地追赶美国并与印度形成竞争之时，我们需要从人口的角度，认真地审视比较一下大国人口方面的变化趋势。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间，面临着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总量减少三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正常人口最大的人口变化。与我们的追赶目标美国相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快于美国，但却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竞争对手印度相比，虽然目前我国人口占有优势，但未来劳动力人口剧减和加速老龄化会使我们的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大国实力的人口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而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单单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比较上看，我们处在极为不利的境地，我们的大国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有可能不仅追不上我们的目标——美国，而且有可能被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印度所赶超。
目前我国的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自身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衰落”之源，无论是对我国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持续和增强，都是削弱的，是完全不利的。不彻底废除，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   2010/10/11 5: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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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
--人口减少将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
2010年10月09日 经济观察报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1009/2686840.shtml
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10/11/182194.shtml
李红刚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即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今年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第二季度，中国GDP超过了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把交椅。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认真地在 《外交政策》（2010年1、2月合刊）杂志上发文预测说，2040年中国GDP规模将相当于全球 GDP的 40%，远超过美国（14%），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这样一个预测应该很鼓舞中国人心，因为中国多少年来说要复兴，至少在GDP总量上我们要复兴。
显然以上预言是很乐观的，因为它基本建立在趋势外推的基础上。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未来30年会重复过去10年的故事吗？未来30年会怎么走，当然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潜力、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的环境，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变量。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未来30年的人口演化绝对不同于过去30年，它注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前车之鉴是日本。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大致有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号称“日本奇迹”，使它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但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人喊“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迎来了“失去的10年”，甚至有人说是“失去的20年”，从那时候起日本经济增长基本上就停滞了。一些人把失去年代归因于日元被迫升值、泡沫经济等，但这些金融因素恐怕很难真正解释。现在看来，失去年代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人口问题。
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14-60岁的劳动人口总量开始减少，而且其总人口在2005年左右开始下降。中国现在的人口演变趋势已经跟它20多年前高度疑似了。我们已经在前30年重复了日本奇迹，会不会也重蹈日本随后20年的覆辙？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而且，与日本比较舒坦地度过“失去的十年”不同，中国的感受会痛苦很多，因为中国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远不及20年前的日本。
为什么人口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现代经济学一般把经济增长归因于五大源泉，即物质资本、劳动数量、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自然资源。而人口变动跟其他四个因素的变动有很强的关联，人口要是减少了，可能就是一损俱损。
经济与人口的正相关
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GDP总量？因为经济总量直接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关。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富裕，人均收入仍在世界100位左右。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国，甚至被人家称为超级大国，被捧为G2，主要原因是我们人口多，使得我们总量比较大，展现了综合实力。其实，谈及综合国力，完全可以抛开GDP因素，因为人口数量本身就反映国力。如果人口萎缩，即使国民很富裕，这个综合国力也够呛。
有的人可能不屑于这种大国情怀，强调更要关注人民的富裕，人均GDP比总量GDP更重要。因为人均GDP等于总量GDP除以人口数量，有人就认为如果能把人口分母减少，人均GDP就自然上升了。这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思维，把复杂事情极端简单化了。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统计分析，把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做了一个相关分析，发现其实两者没有统计相关性。如果把中国各省作为一个经济体，你再做一个人均GDP和人口密度相关性分析，你会发现两者呈现很强的正相关。也就是说，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它越富裕。
为什么以上线性思维是错误的？理论逻辑在于，如果没有其它经济要素额外抵补，当人均GDP公式中分母减少时，分子可能减少得更快。因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有效需求对GDP具有主导作用，而人口减少导致的基本消费减少和自发投资减少会引起有效需求更大程度的减少（乘数效应），进而导致GDP减少快于人口减少；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人口减少会导致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降低，导致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从而减少人均产出。
人口密度下降可能是许多嫌人太多的国人梦寐以求的，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殊不知人口密度快速下降，也可能带来的严重问题。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美国底特律1950年有185万人口，但今天其人口数量不足当年的一半，成为美国过去60年来人口锐减最多的城市之一，而人口失业率却高达13%。福布斯甚至预言她在2100年后会消失。如果一个城市童话般干干净净地人间蒸发，也许并不可怕。但实际的衰亡过程对该城市的居民不啻为长期折磨。其实，现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在上演类似的村庄、城镇消失的故事，扩展的并非悦目的绿地而是破败的废墟。至于人口密度急剧下降所造成公共设施维护不足、局部或全局的公共财政危机，则是更多的人口衰减的地方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人口结构失调的风险
谈到人口结构问题，我这里主要谈两类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关于年龄结构，人口金字塔可以直观地把它表现出来。但是，现在我国的金字塔是个明显倒立的金字塔。这种倒立金字塔显现的问题是年轻人相对过少、老龄人口比例增长太快的问题。年轻人过少首先会带来劳动力短缺问题。自2003年左右珠三角地区已现民工荒，在2010年在东部甚至中部都普遍出现了民工荒，大有全面爆发之势。对此现象有不同解读，但我认为我国自2009年左右19-22岁劳动力达到高峰（大约1亿人）后开始快速减少应该是主要因素，而且在未来十年该年龄段人口会减少一半。这是一个很大的减少，显然经济应对不了这么快的调整。
实际上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比较优势上，比较优势就是人口红利，这个用完了以后，问题就来了。如果制造业开始空洞化的时候，我们经济转型不顺，别的产业不能填补空缺，这对经济是一个致命冲击。有人认为劳动短缺是期盼已久的好事，表明我们将告别失业（剩余劳动力），进而提高工人议价能力。这些说法乍听有理，细究不然。劳动力短缺会最终引致本国投资减少、企业倒闭，使得就业岗位也减少，也就是说人口少未必失业率就低。而且，失业是有结构性的，年轻人短缺并不能消减大龄工人失业，民工荒也不能自然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效地利用了所谓“人口红利”，但与此同时也切切实实地累积了大量 “人口欠账”。“人口红利”的另一面也许就是“人口高利贷”，而这个高利贷一定是要还的。
老龄人口比例增长过快（老龄化）既是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结果，但也是人口控制政策进一步有力地推进的。与发达国家自然演化的结果不同，我们的典型特征是“未富先老”。老龄化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也涉及到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问题，或者老年人养老问题。试想世代独生子女家庭，倘若三代共处，一对年轻人就要赡养4位老人；如果四世同堂，一对年轻人甚至要赡养12位老人。即使心存孝道，恐怕也会力所不能及。有人据此提出社会化养老可能解决问题，可严峻的现实意味着这种想法无异于画饼充饥。
联合国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人口变化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事实上，目前我国能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只有4000多万，而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离传说中的“社会养老”还很远。
人口结构的另一个表征是性别比例。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出生100个0至4岁的女孩，相应会出生123.26个同年龄段的男孩。如此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那时，每5个成年男性中就会有一个“光棍”。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以及极端的反社会行为。这无疑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观念、性别筛选技术是人口比例失调的动因和凶器，但政府生育控制政策也显然是一大推手。
中国台湾、日本的人口密度显著大于中国大陆，但少子化已经引起了他们的人口焦虑。根据最新人口报告推估，台湾生育率逐年滑落，今年跌至0.94人。为鼓动大家生育，台湾有关部门专门特举办“鼓励生育创意标语竞赛”。台中市民张芝菁以“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力拔头筹赢得大奖。我很欣赏这个有些回归传统说法，孩子，不仅是传家宝，也是社会传承的唯一载体。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数据显示，到2030年日本劳动人口会比目前少一千万，在那之后会出现经济负增长。日本要面对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克服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悲观指出，劳动力衰退将影响日本市场规模，还将损害多项国民利益。日本如果无法及时补救，在一连串的恶性循环中，就将面对在二十多年后走向贫困。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似乎 “急中生智”，在2006年新年记者会上提出日本人应该“像狗那样生儿育女”，一时成为国际笑谈。2009年日本领导人提议给新生育家庭每月发放补贴，直至孩子年满15周岁。
经过30年的社会巨变，伴随30年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已经进入“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老龄化加速”的时代。随着人口形势从量变到质变，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社会风险也在一天天积累，“人口安全”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必须应对的课题。人口演化有其自身规律，并非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的。比如，我们知道强制减少生育不易，但国际经验表明，鼓励甚至强制增加生育更难。一种生育模式一旦形成，它将有巨大的社会惯性，改变它需要百倍费力。考虑到人口变动惯性和有关指标显现的长时间滞后性，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再来解决，就为时已晚了。中国港台、韩国、日本等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当今的焦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强烈的信号。面对目前人口的新局面，现在人口政策调整应该已是迫在眉睫！
  *.*.*.*   2010/10/11 5: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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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国土安全的基石
2010年10月09日 经济观察报
王鑫海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果将国家看作是一座大厦，那么最基层的就是人口安全。它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防安全，一个是环境安全，他们共同支撑着屋顶——国土安全。
国土与人口是分不开的。《大学》中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如果君王有德，国家就能吸引人，留住人；百姓在国土上安居乐业，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丧失国土。孟子说，“诸侯之宝三：人民、土地、政事”。孔子指出，一个国家兴盛的标志，就是四方之民背着襁褓中的孩子前来投奔。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人口政策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推行已经有30年了，这期间全球人口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很多原先推行节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早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就开始转变为鼓励生育。我国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尽管老龄化危机逐步显现，年轻人口的锐减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警觉。人口政策的影响有20到30年的延后性，所以1980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老龄化危机现在才暴露出来。从时机上讲，现在提出全面鼓励生育已经为时已晚，但多少可以缓解正在爆发的人口危机。
人口安全出了问题，必然导致国土安全受到威胁。国土安全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国防安全、环境安全。一个对外，一个对内。
对国防安全的影响
当前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和平崛起是中国一贯的战略定位。今后十年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然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远非高枕无忧。尽管“兵凶战危”，但是“忘战必危”，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没有连续维持60年以上的和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也就是说每个人仍然可能经历战争，国不可一日无防。即使像瑞士那样的永久中立国，也时刻保持完备的军事力量，建立了严密的国防动员体系。
人力资源短缺与流失
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人口部的统计数据，假如目前中国的人口政策延续下去，0至14岁的人口占世界同年龄段人口的比例，将由现在的18.6%，逐步变为2020年的12%，2030年的9.7%，2040年的 8.5%，2050年的7.3%。就算接下来10年全力鼓励生育，也仅仅可能提高一两个百分点，这对中国将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几十年来人口政策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摸到人口老龄化危机这条鳄鱼了。
到2012年，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也就是出现养老育幼“两头沉”危机，这将伴生严重的经济压力。2009-2018年，19-22岁黄金劳动力将减少一半，从1亿左右减少到5000万左右。这意味着，如果要维持现有的武装力量人数，10年后适龄男青年要有20%参军。
有人认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战斗力和人数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科技和经济实力。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现在军队的质量很重要，但是数量仍然重要。一个10人的美国特种兵小分队需要1000个人在后面支持，每一样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品，都需要大量人力去开发、生产、运输、维护。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各地严惩富人超生，征收几十万、上百万的天价社会抚养费，这笔钱足够一家人轻松移民，这个商机已被人发掘。大多数移民广告在移民好处一栏都列明：无计划生育限制，甚至有的移民广告说只要花20万美元就可以做美国人的爸爸。很多高层次海外学人不归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这种现实的问题让很多海外学人望国兴叹。
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移民现象，但是大多数是有进有出，各阶层都有。不像中国，富人、人才大量流失。此消彼长，发达国家由于吸收中国的财富、人才，国力更加强大。
独生子女、独子军人比例高
目前中国现役军人超过70%无兄弟姐妹，超过90%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或者有姐妹无兄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出现，已引起军事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
中国历来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大家都知道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当时魏王派晋鄙率军10万救赵，观望不战。信陵君盗得虎符，带勇士椎杀晋鄙，夺其兵权，并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父回国；兄弟都在军中，兄回国；没有兄弟的独子，回家奉养父母，最后，挑选出8万精兵，救了赵国。抗日战争期间，兵役法规定五丁抽二，三丁抽一。除了独子不当兵，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传统，美国影片《拯救大兵雷恩》就反映了军方不惜一切代价，不让一位母亲失去所有的孩子。
有几个子女的父母，失去任何一个子女都会感到无比悲痛，但是只要还有其他子女活着，他们大多数可以继续生活下去，而独生子女一旦牺牲，他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位老人无依无靠，当时很难度过心理危机，过后则面临很大的养老危机。
穷二代与“黑二代”
以前总有人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然而现实更残酷，如今穷二代面临不婚不育的窘境。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由于计划生育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即将出现几千万光棍，第二是高房价粉碎了他们成家立业的梦想。现在网上已经在公开讨论 “不给穷老公生孩子”的合理性，赞成的居多。
什么样的军人有战斗力？一种是为了保卫家园，保卫老婆孩子，一种是为了战争胜利后能够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穷人生孩子，说明他们对社会还抱有希望。穷二代不婚不育，说明他们已经绝望。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穷二代得不到良好教育，无法脱贫，就是因为他们是超生孩子，他们的父母被迫缴纳巨额罚款变穷或者变得更穷。
而所谓的黑人就是没有户口的人，主要原因是超生人口无法上户口，现在已经出现了“黑二代”，生活比“穷二代”更困难，他们完全脱离了政府的管理。在战争状态下，生活状况不佳的几千万黑人，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削弱国防力量。假设100个士兵能够产生100个单位的战斗力，如果其中一个人有异心，整体战斗力马上削弱一半，只有50个单位。
对环境安全的影响
国土安全的第二个方面是环境安全，就是要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几年前就曾提出了一个观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危害中国的环境安全。
片面宣传妨碍解决环境根源问题
一些人口学家宣称 “人口多了肯定会破坏环境”，而且它被知识分子，特别是环境保护界的知识分子认为是一个当然的前提。我阅读了几百本有关环境保护的著作，其中谈到人口与环境关系的，套路都差不多，先谈人口爆炸，然后谈环境危机，说人口多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
于是很多人以“人口多破坏环境”为“理论根据”支持现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把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甚至3亿。由于“环境保护”天然的“正义性”，这些人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而“人口过多”与“环境危机”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如果盲目地把减少人口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忽视对环境问题根源的探索，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左腿有病锯右腿，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人口危机接踵而至。
谁消费谁担责
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讨论减排问题，世界各国都说减排好，中国也这样说，但是等到分配义务的时候，各国都在争取自己少减排，别国多减排，因为减排意味着消耗真金白银。只有中国例外，有个官员说我们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了4亿人，为世界做出了贡献，外国人就说你再减几亿好不好。
“环保圣经”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老是说欧美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根据我跟欧美学者的接触，他们95%以上支持中国减少人口，尽管他们也说妨碍人权不好，但这里有个资源竞争的问题。现在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资源相当于10个中国人，美国每年增长200万到300万人，而中国通过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节省下来的资源还不够美国一家所增加的人口的资源消耗。
在减排问题上，中国不能强调减了几亿人为减排做贡献，而是要理直气壮地讲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中国当然支持节能减排，但是，如果欧美日要求中国承担减排的责任，他们就必须无偿向中国提供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从人均角度来说，我们排的很少，更何况我们的人均排放量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生产供外国人消费的产品，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讲人均消费排放量，谁消费谁承担责任。
另外，在中国国内，还存在一种叫“连坐惩罚”的制度，把极少数人破坏环境的责任强加到所有的中国人身上，比如说每100个中国人，99个要保护环境，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很多受到环境危害的群众跪求政府，要保护他们的家园，而真正破坏环境的人只有1%，但这些人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行贿，造成政府监管不力。由于破坏环境，不用污染处理设施，降低了成本，而在市场上以市场价销售，他们就获得了超额利润，而且还富有竞争力。他们把环境转变成金钱，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而责任由所有中国人负担。
廉价消费劳动力的恶性循环
在环境监管方面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现在环境监察人员很少，一般的县级单位或区级单位，环境监察人员只有十几个人，而搞计划生育的专干有几百人。名义上说人口多破坏了环境，但实际上我们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减少人口上去，而没有真正地保护环境。
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廉价出口人力和资源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借了人口高利贷和环境高利贷。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背后，是老化的人口、破坏的环境、资源浪费式采掘。
以后劳动力严重不足，人才、富人流失，中国可能只能依靠进一步廉价出售环境资源换取外汇，而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这几十年中国低价提供给他们的人力物力，养老育幼。
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依靠减少人口缓解环境危机，技术进步就被忽视甚至放弃，而适度人口压力可以促使环境保护技术的进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指出，“一胎化”计划生育导致了暂时的“人口红利”，但是，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中国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
三个误解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中国人还不够多吗？
这是一个常见的担心。我的回答是，中国用占世界20%的粮食产量，养活了不到世界20%的人口。单纯谈耕地数量是片面的，重点在于粮食产量。另外，大家要注意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早就不是上个世纪的22%，而是不到20%。
第二个问题是，房价这么高，不是人口多造成的吗？
房价高，是政府管制公民的建房权，容许投机炒作造成的。历史也有这样的例子，政府管制农民的种粮权导致大饥荒。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其中有一个地方没有饿死人，山东昌乐县，一个地方政府用活了7%自留地政策，并且把最好的耕地给老百姓自己种，老百姓仅仅靠这7%的自留地活下来了。包产到户不到一年，中国就解决了粮食问题。
现在各地实行的以房入户政策，就是所谓的买房子上户口。我建议实行入户免闲置税政策，恢复房屋的居住功能，抑制过度投机，立即降低房价。凡是商品房，都必须根据面积大小，登记一定人数的居住者，公民只能在一套房子登记户口，没有人登记的房屋，按照市场价的10%每年收取闲置税。计划生育是为了节约资源，闲置房屋是无可置疑的资源浪费，征收房屋闲置税，可以比减少人口更好地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第三个问题：北京交通拥堵，不正好说明人口过多吗？
最近我对中关村大街做了实地考察，查清为什么会产生交通拥堵问题。我发现这完全是管理问题。在科贸前面的，这里有一条公交车道，很多人骑自行车到这儿之后，他就拐到公交车左侧，占据机动车道，把路面占掉了。从道路设计上讲，完全可以修一个“几”字形弯道，让自行车从公交车站台右侧通过。
  *.*.*.*   2010/10/11 5: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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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10/11 5: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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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空巢》（全面反思计划生育）幻灯片：
http://daguokongchao.orangecabin.com/ ; (定期更新版）
http://www.hanminzu.com/doc/daguokongcao.ppt
  *.*.*.*   2010/10/11 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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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8月12日播出《易富贤：中国人口危机2012年将全面爆发》

可通过下面网站观看视频：
http://v.ifeng.com/opinion/china/201008/766cd17c-3223-476d-8e07-0b2c4479bb1c.shtml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8/13/1943893_0.s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YMzQ2NorxA/
第一财经电视2010年6月4日采访的视频：
http://video.sina.com.cn/v/b/37209475-1570296191.html
http://v.ku6.com/show/Us7aaMzsP9A9L7VQ.html

  *.*.*.*   2010/10/11 5: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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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03550980
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敦刻尔克大撤退
易富贤
一、敦刻尔克大撤退
二战前，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英、法、美等国的绥靖主义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求得一时苟安，不惜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谋求同侵略者妥协。1931年“九一八事变”，容忍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5年3月容忍希特勒重整军备。1935年8月美国通过中立法。1935年10月容忍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3月放任希特勒武装进占莱茵区。1936年8月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采取“不干涉”政策。1937年7月纵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又策划太平洋国际会议，阴谋出卖中国，同日本妥协。1938年3月默许希特勒兼并奥地利。

英国首相张伯伦于1938年在慕尼黑会议上和希特勒会面。
丘吉尔是英国议会中极少数强硬派。丘吉尔警告，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将给欧洲带来灾难，如果不立即阻止甚至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但是多数人都将他的警告视为危言耸听。
张伯伦自吹：“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为了推行绥靖政策，他一面在国内打击强硬派，一面多次亲自去德国，与希特勒秘密会谈。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署《慕尼黑协定》。英、法、美企图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在欧洲实现“普遍绥靖”，求得“一代人的和平”。张伯伦带着希特勒一份保证不会有进一步领土要求的声明回到伦敦，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欢呼：“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唐宁街。”
在议会，只有丘吉尔等少数人还在抨击绥靖政策，他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他的发言引起一片抗议之声。丘吉尔还曾一度遭到自己选区的保守党党部弹劾动议，差点丢掉议席。
“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张伯伦哀叹地说：“我曾为之奋斗过的一切，我曾希望过的一切，在我公务生活中我曾奉行一切，都毁灭了。”
二战初期英法联军只是躲在马奇诺防线后，没有对波兰进行有效的军事支援。9月27日波兰沦陷，英法两国只对德国在外交上予以谴责。这一期间被德国人称为“假战”或“奇怪的战争”。由于战事进展不顺，下院议员们在1940年5月对张伯伦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案。在国会辩论时，一位议员在议会发言引用了克伦威尔解散议会时的宣言：“你们在这里坐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干出任何好事，走吧，让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告诉你们，滚！”众叛亲离、声名狼籍的张伯伦只得“引咎辞职”。5月10日，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

英国首相丘吉尔
丘吉尔接任首相的时候，德军已经绕过马奇诺防线，仅十多天时间，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将40万英法联军围困在法国的敦刻尔克。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法国也准备投降。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
丘吉尔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军，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英国政府通过广播紧急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这些船主非常明白撤出远征军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所以积极响应政府的呼吁，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他们驾着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花花绿绿的私人游艇，冒着德国飞机、潜艇和大炮的打击，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将一批批联军官兵送回到英国本土。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5-04/28/xin_362040228145365612853146.jpg
这是当时英国士兵乘船从敦刻尔克撤退时的情形

这是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往英国的情形。
共861艘各种船只加入救援行列，在坦南特上校等人的出色指挥下，在短短的8天中，奇迹般地将33.8万人安全撤回英国，为以后的战争保留了一大批具有战斗经验的官兵，这些回到英国的官兵，绝大部分都成为日后反攻的骨干力量。没有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没有4年后的诺曼底登陆，就没有二战的胜利。
二、中国知识精英在计划生育上的绥靖主义
在国际人口爆炸舆论的误导下，中国在19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获得知识精英一面倒的支持。而印度也在1976年实行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计划生育也从此废止。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决策层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愿望，但心里没底，召开五次座谈会进行论证，经过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科学诠释”，决策层才下决心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毕竟还心虚，当时只是将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临时性政策，只用公开信形式发出呼吁，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一些领导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15年，并且在全国两百多个地方试点二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根本没有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一再提议要制定计划生育法，但是当时的决策层坚决反对。
但是在宋健等人的推动下，经过田雪原、邬沧萍、翟振武、蔡昉、李建民等人口学家的“深入论证”，尤其是何新、胡鞍钢等决策智囊的推波助澜，硬是将一个临时性政策一步步推上了神龛。1990年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是计划生育却在不断强化，取消了大多数二胎试点。1990年代中期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了，但曾毅等人口学家纷纷将生育率篡改成1.8。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了，但是在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推动下反而于2001年制定了计划生育法。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了，十一五规划期间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但以蒋正华、宋健、徐匡迪为正副组长的由三百多位专家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仍然将生育率篡改成1.8，反对调整人口政策。2007年01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现在计划生育的弊端早已显露，中小学纷纷撤并，高考考生也逐年下降，用工荒席卷全国，光棍杀人案接连发生，但是人口学家们仍然只是提出五花八门的二胎过渡方案。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附和这种二胎过渡方案。到目前为止，人口学界只有梁中堂和李建新等人明确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们罕有对这一空前的民族灾难提出异议。我这些年厚着脸皮寻求各界声援，但大多数人都以“不懂人口学”为由而不愿参与这场民族救亡运动。知识精英们不懂人口学，难道也不懂生儿育女，不懂人权、人道、人伦、民族利益？没有事实判断能力，难道也没有道德判断能力？没有理性，难道也没有人性？
丘吉尔后来将二战称为“非必然的战争”，认为这次战争原本在开始时就可以轻易制止，但因英国人民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让坏人重新武装”。绥靖政策催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
同样，中国的计划生育也完全可以避免，至少应该像印度那样被及时废止。但因为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导致这一史无前例的民族灾难，每个家庭都是受害者，损失数亿人口（数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是单一年龄人口），导致无数起人间悲剧，使得世界第一大民族从此萎缩，留下了几代人都难以承受的痛苦。
三十多年了，就算是圣旨也早就改了，但由于政治家的政治惰性，学者的爬蚤心态，民众的习惯心理，导致计划生育至今还未废除。
三、中国人口政策需要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
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但人口学者和决策智囊们仍然以“政策连续性”为由推荐二胎过渡方案。如果用这种“过渡”心态，英国能够撤出在敦刻尔克的英军？中国大跃进能够及时废止？
救人如救火，敦刻尔克大撤退是分秒必争，如果延误几天，那四十万联军将全部成为德军的炮灰。如果，英国远征军主力无法撤回英国，那抗击德国入侵的就只剩下童子军了。以后的战争发展也就难以预料，对于英国而言，如此惨重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同样，停止计划生育也有高度时限性。停止计划生育所能出现的三千多万堆积出生高峰，相当于当年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40万英法联军。这个堆积高峰是今后有效缓解人口危机的唯一希望。时间就是生命，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在一天天老去，一批批妇女正在丧失生育能力。从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都将快速减少。20-29岁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降至2017年的0.9亿、 2023年的0.65亿。
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有政治副作用，撤退中英国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造成英国本土地面防卫发生严重的问题。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敦刻尔克大撤退保留下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官兵，这是一批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作战英勇的精锐官兵，四年后在诺曼底登陆的英军中，这些人无疑是绝对的中坚骨干力量。敦刻尔克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英国保留了继续坚持战争的最珍贵的有生力量。
同样，停止计划生育也会有一些政治代价，但代价是不得不付出的，是值得的；人口才是最重要的，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火种。
如果十二五规划仅是放开二胎，即便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是无力回天，由于一方面生育妇女人数不足，一方面生育意愿很低了。现在中国城市化为47%，正处于加速阶段，而目前城市规划都是依照独生子女家庭设计的，城市人口密度、容积率比韩国、台湾地区都还要高。韩国、台湾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20多年，现在已经是民不聊“生”了，生育率只有1.0。中国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女孩，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等这些女孩到了生育期，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0，那么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只占全球的1/20。世界第一大民族就在“过渡”中萎缩下去，今后历史会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民意是动态的。当初张伯伦推行绥靖政策的时候，获得一面倒的支持。1940年9月他辞去首相职务后，仍然是保守党领袖，担任枢密院院长，参与决策。即便在生病之间，国家各种文件仍然送他阅批，使他能了解国家的局势。他一直认为丘吉尔只是一个战时临时政府，希望战后他可以重新回来掌权。但媒体一直不希望张伯伦继续在政府任职，攻击张伯伦。1940年11月9日，张伯伦在家乡的孤独抑郁中病逝。毛泽东曾说：“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同样，计划生育在推行过程中得到精英们的支持（虽然遭到农民的反对，但农民没有决策发言权）。即便现在，在不对称舆论的宣传下，城市精英们仍然还感到人满为患。但是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今后数亿老人老无所养，数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大量丧失子女的家庭对社会丧失信心，大量失业而又有号召力的教师找不到工作，对社会的稳定的影响可想而知。面对满目疮痍的人口形势，那个时候的民意还会像现在这样？网络民意已经逆转了，大众民意的逆转还会远吗？那个时候，鸵鸟心态还能管用吗？现在大多数计生委官员、人口学家、决策层到那时都还在世，如何面对愤怒的民意？
丘吉尔在1940年6月4日向议会报告敦刻尔克撤退时说：“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英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亨利.莫尔也指出，欧洲的光复就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这绝不是一场奇耻大辱的败退。而纳粹德国陆军上将蒂佩尔斯基在战后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到：“英国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完成的事业感到自豪！”
从政策连续性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种撤退，但这种撤退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不是奇耻大辱！中国今后完全有理由为没有及早停止计划生育而后悔，为现在停止计划生育而感到自豪！
1940年6月4日丘吉尔在下院通报了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但是也提醒“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不要把这次撤退蒙上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来取胜的。……我们将战斗到底！”敦刻尔克撤退是从错误的绥靖路线上撤退，但离二战的胜利还很远，当时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一轴心集团的力量仍然很强大。联军只有经过积极备战，才有4年后的诺曼底登陆，才有二战的胜利。
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从过去的错误的人口政策上撤退，然后往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但仅仅停止计划生育还远远不够，不但难以有效提升生育率，甚至还难阻生育率的继续下滑，今后必须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中国人口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人口政策已经没有退路了，已经没有过渡的余地了。发扬丘吉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精神，果断、高调停止计划生育，既能一举扭转过去的被动局面，又能抢救出生堆积高峰、逆转不断下降的生育意愿，为今后的人口发展赢得宝贵的时间。毫无疑问，中国的复兴之路是以停止计划生育为转折点而真正开始的！
  *.*.*.*   2010/10/11 5: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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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 daguokongchao@******
中国从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由于时间的滞后性，目前还只是看到所谓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恶果还没有显露出来。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
1、2012年：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
2、2009-2018年：219-22岁黄金劳动力减少一半。
3、2012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4、2010年：老年抚养比开始加速上升。
5、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6、2011年：育龄妇女开始快速减少。
7、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一、2012年：总劳动力开始减少。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的“精气”，是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比如日本，从1950年到1990年代，15-64岁总劳动力一直在不断增加，国力也在不断增加，到1980年代后期对美国都构成了威胁。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但由于国力在增强，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得以消化。政局也稳定，首相不但能够任满任期，而且还能连任。

但19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就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有“日”薄西山的趋势。对于日本的衰退很多人提出了解释，有人说是因为日元升值、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银行体系问题……..等。其实这些只是表象，如果劳动力充足的话，那么1990年代初出现的这些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会被消化（日本以前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但几年之后就度过了危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根本原因是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0年代开始减少。总劳动力减少标志国力即将衰退。在国力下降的过程中，不但无力消化过去的老问题，而且因为老年化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丛生，日本政局也变得不稳，首相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

中国目前经济还朝气蓬勃，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劳动力还在增加。中国目前与日本1980年代后期有些类似，国力达到鼎盛时期（以奥运会为标志）。但是2012年中国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意味着中国即将走日本1990年代的老路。2012年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标志年份。

在总劳动力减少之前，19-22岁劳动力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已经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万，也就是说最有活力的劳动力在9年之内下降一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这个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高考生源快速减少（意味着今后大量高校将破产），导致2010年的全国范围的用工荒。
此外，国际人口结构的巨变也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虽然发达国家早就出现了老年化，但总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与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最近20多年，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一直低于50%，比1950年、1960年、1970年都要低，是负担最轻的时期。但是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意味着也将出现经济乏力。

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从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将快速增加。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了，今后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变。

发达国家人口结构改变对中国经济有深远的影响。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年幼消费者，导致“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现在国际市场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北美和欧盟两大经济体，即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近60％。2010年发达国家的总劳动力减少和老年抚养比增加，将导致消费萎缩和储蓄额下降，意味着购买力下降，国际市场即将萎缩，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而印度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增加，将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原因将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中国的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
二、2012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出生性别比异常对目前的婚姻市场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目前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24岁左右，男性在26岁左右，男性比女性大2岁左右。我们用22-26岁这五年年龄段代表女孩初婚人群，对应男性24-28岁年龄段。从图可见，2012年之前，中国婚姻市场基本正常，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甚至女性还略多于男性（城市剩女现象的人口学基础）。但是从2012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口将大幅超过22-26岁女性人口，到2030年男性人口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

以25-55岁男性人口对应23-53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过剩男人”。目前“过剩男人”波动在1000万左右，对于这么一个大国来说是正常的，并且这些人很多是智力、体力有缺陷的人，经济能力比较弱，对自己的光棍身份比较认同，对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但是从2012年开始，“过剩男人”将快速增加，到2017年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开始接近4000万。这4000万青壮年光棍对社会稳定和家庭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比如2007年广东省徐闻县42岁光棍苏千小砍杀4学生；2010年3月23日，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2010年5月16日，20岁贺州男子疑因女友悔婚，血洗佛山一条街，“专挑年轻女孩儿砍”，先后6人被砍伤送往医院。
三、2010年：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从2010年的1.67、1.1亿增加到2030年的3.4、2.3亿，2050年的4.4、3.3亿。


201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1%，也就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并且只有城市四千多万老人享受社保金（他们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了。2010年开始，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20多年后将是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40年后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现在的年轻人到了老年，将是无比凄惨。
四、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与总劳动力的比例。中国目前总抚养比是空前地低，不到40%，这也是一些人口学家所吹嘘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从2015年开始，进入人口还债时期，总抚养比将快速上升。
五、2011年：育龄妇女快速减少

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开始减少，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也快速减少。

妇女是生育的主体。育龄妇女减少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了。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如果十二五还只是放开二胎，那么中华民族的衰落难以逆转！
六、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联合国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则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开始负增长。

其实联合国的预测还过于乐观，因为对现有数据是采纳国家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比如联合国认为中国1995-2000年每年出生1970万，2000-2005年每年出生1801万。但中国国家统计局认为1995-2000年每年出生1900万，2000-2005年每年出生1624万。而根据客观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5-2000年每年只出生1379万，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2001-2005年每年只出生1369万。也就是说中国人口高峰不可能达到13.9亿，峰值时间也不会等到2020年。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增加，但从1988年开始，年增人口其实是在直线递减。根据1987年到2006年年增人口变化趋势，笔者推测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

人口一旦负增长，将一发不可收拾。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那么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将出现一个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净减一千多万， 雪崩 !大国空巢！在人口“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结论：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危机将全面爆发。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0/19 1:15:13编辑过]
  *.*.*.*   2010/10/11 5: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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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谁来养？
  *.*.*.*   2010/10/11 5: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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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计划生育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停止计划生育功近而德远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10-02-01 14:36:54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2/01/content_1048049.htm
一、中国大陆不能走台湾、韩国、东欧的老路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而己倍,君子耻之。
相对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来说，中国确实是"地有余而民不足"，这些地区已经在鼓励生育，中国生育率也只有1.2-1.3了（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为什么还坚持计划生育？
政治人物，都会萌生出名垂青史的愿望，都希望"居其位,有其言,有其行"，这种愿望在任期的后期往往还非常强烈。蒋经国就是个例子，1980年代中后期，蒋经国已经到了人生暮年，并且疾病缠身，自觉来日不多，有强烈的急迫感，要在有生之年启动政治改革。很多人认为，当今能让中国决策层名垂青史的只有像蒋经国那样的政治改革。其实这种想法值得商榷，因为蒋经国改革只是暂时成功，从长远看，是失败的。
蒋经国的改革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问题-人口。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继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正式当选为台湾领导人。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速，并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政治上，蒋经国于1980年代中后期，加速民主改革，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进行国会改革。但是台湾生育率却从1975年的2.83下降到1978年的2.71，1984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到他1988年去世的时候台湾生育率降低到1.85。李登辉主政台湾的时候（1988-2000），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并完成了政党更替，但是却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到2000年生育率降低到1.68。陈水扁上台之后，台湾生育率更是急剧下降，2001年就降低到1.4，2005年只有1.1。尽管台湾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仍然徘徊在1.1左右。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仍然无法逆转台湾生育率下降的势头，2008年台湾生育率只有1.05，2009年只有1.0了，全球最低。
台湾的政治改革使得全民皆政，女性参政热情高涨。美国建国这么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女副总统。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也是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民主党）也有五个孩子，美国女性参政大多是完成人口再生产这个"主业"之后。而台湾民主才几年，就有了一个单身女性副总统吕秀莲。现在两党之一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是单身，两大直辖市之一的高雄市长陈菊是单身，萧美琴、陈文茜、洪秀柱、赖幸媛等政治人物都是单身。台湾女性被过度的驱使参加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将生育当成"副业"，生育率不降才怪。在台湾这种选举文化下，政治是高于人口的，为人口做出贡献的朱木兰（生育了包括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内的6个女儿）是不会被人视为英雄的，而一个孩子也没有生的政治人物吕秀莲、蔡英文却被视为英雄。
台湾的最大的危机不是统独，而是生育率持续低迷，正在沦落为一个老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地区。陈水扁对台湾最大的危害不是贪污，而是将生育率降低到1.1。但是台湾的学界和政界都没有意识到台湾真正问题所在；或者是意识到了，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下无能为力。比如马英九能够牺牲短期政绩而降低养育成本？能够牺牲女性选票？他显然不能，只能放任生育率下降到1.0的极度危险的水平，等于是让台湾坐以待毙！
韩国也是在1980年代启动政治改革。但是韩国的政治民主化也伴随着生育率的下滑，生育率从1980年的2.83下降到2005年的1.08。韩国现在仍然在享受1980年之前繁衍的人口所创造的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韩国2010年老年抚养比只有15%（6.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将增加到37%（2.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到2050年更是增加到73%（1.4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台湾和韩国已经是民不聊"生"了，社会彻底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了，这种急性自杀的制度难道值得复制？

七七宪章发起人之一、捷克剧作家哈维尔被中国一些人士视为楷模，因为他让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民主。在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后，哈维尔于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2002年卸任。相对于东欧和原苏联其他国家来说，哈维尔治理下的捷克的社会发展是很不错的。根据联合国2009年的资料，捷克的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847提升到1995年的0.857，2007年的0.903；人均购买力也从1990年的1.7万美元提升到2007年的2.4万美元；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90年的72.1岁延长到2007年的76.4岁。而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却出现倒退，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821降低到1995年的0.777，到2007年仍然还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7.9岁降低到2007年的66.2岁。
估计在哈维尔有生之年，仍将享有盛誉。但是今后历史可能会重新评价他的功过。因为他的任期出现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捷克的生育率从1985年的1.96下降到1990年的1.90，1995年的1.28，2000年的1.14。1985-1990年，捷克每年出生人口占全球0.95‰，但是到1995-200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0.67‰，10年之内下降30%。虽然近年捷克在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仍然只有1.2左右。斯洛伐克也一样，生育率从1985-1990年的2.15快速下降到2000-2005年的1.22。捷克目前经济发展不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以前较高生育率出生的人口还是劳动力），现在的抚养比空前地低，只有42%，其中老年抚养比只有22%。但是，捷克的抚养比将快速上升，根据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到2025年捷克的抚养比将提高到56%（老年抚养比为32%），2050年总抚养比增加到75%（老年抚养比为48%）。但是近年捷克的生育率走势却与联合国的低方案基本一致，那么依照低方案的预测，2050年捷克的老年抚养比将增加到54%，也就是说劳动力与老年人的比例从目前的4.5：1增加到1.9：1。
换句话说，哈维尔一方面让捷克现在的人民"活得更加民主、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却让捷克人民"活不下去"了！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他东欧国家在政治民主化之后，也都出现生育率的跳跃性下滑。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保加利亚的生育率分别从1985-1990年的2.12、2.03、2.15、1.92都下降到1995-2000年的1.25左右。匈牙利、罗马尼亚现在的生育率也只有1.3左右。很多西方人口学者认为俄罗斯正是自我走向死亡（Russia is dying）。
从人口学角度看，台湾、韩国与俄罗斯一样已经是难以逆转地走向了"自绝"的道路，今后经济崩溃和政治崩溃是不可避免。
二、台湾、韩国人口政策失败的原因
相对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地区，台湾、韩国、以及东欧的政治民主化都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是不是政治民主化本身是错误的？笔者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这些地区的政治改革方案确实存在很大的弊病，没有进行配套的人口政策改革。政治活动的主体是"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人"服务，但是如果政治改革成功了，但却损失了人口，那么是得不偿失。脱离人口可持续发展这一底线的政治改革，只是过把瘾就死。
近代世界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工业化，二是政治民主化。这两件事情都是有前提的。工业化的前提是必须完成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一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原材料，又使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能够从土地上脱离，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否则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领域，农村劳动力不够，将引起粮食短缺。
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前，除了推广美洲高产作物外，还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开始农业革命。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工业革命也是建立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也是先进行农村改革，再进行工业化的。
同样，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完成人口政策改革，否则生育率下降，社会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当年欧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时候，生育率都很高，人口不是问题，就像水虽然重要，但是对于在江南的人们来说不算问题一样。但是1980年代后期，台湾、韩国、东欧政治改革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已经进入 "人口沙漠"，需要注意 "水"的安全了。当时这些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已经在0.8左右或以上了，生育率自发下滑的"势能"本身就已经很大，需要小心翼翼地防止生育率下滑，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措施，提供"动能"来对抗生育率下滑的"势能"。
但是这些地区却没有出台措施防止生育率下滑；而当时的激烈的政治改革等于是触发了蓄势待发的生育率的球，导致生育率跳跃性下滑；并且经济体系的改变，等于将个体置于高度竞争的斗兽场，经济安全大为降低，生育意愿也大为降低；东欧的改革还导致贫富差别的扩大，降低普通老百姓的养育孩子的能力。这种政改所引发的生育率跳跃性下滑的原因值得专门研究，笔者只是抛砖引玉。
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中国强制计划生育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生育率下滑的问题。比如韩国民主化之后，金泳三彻底停止了计划生育，但是生育率却继续下降。
三、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称为始皇帝，意图"二世三世于万世，传之无穷"，怕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故焚书后坑儒以消除对政权的潜在威胁。但仅过了十多年，"坑灰未冷"就天下大乱，造反的刘邦和项羽却是"不读书"之人。
六十多年前，很多知识精英以为只要实行共产主义，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现在很多知识精英以为只要实行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今后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人口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当然，人口危机也将转变为政治危机。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也将是今后全球面临的最大危机。
人口投资是高投入，高产出，但是这种产出却有几十年的滞后性。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与政权的任期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人口投资和产出脱钩，表现在两个方面：人口投资主要在家庭，但是产出却主要在社会；现任政府进行人口投资，但是产出却在几十年之后，而后面的政府却并不领情，比如1979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在享受1950年-1979年人口投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却反而指责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再比如罗马尼亚现在在享受1966-1989年的人口投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却也指责当年的人口政策。
民主制度下当政者需要为自己和政党连任拿出快效的政绩，是不可能进行长期投资的。比如台湾生育率只有1.0了，从长远看，当务之急是提高生育率，降低养育成本（比如提高包括幼儿园在内的教育投入），让生育妇女能够安心养育孩子。但是如果在生育上投资之后，就无力完成短期的政绩，下一届选举必败。
从全球看，自由主义是自绝的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支持者生育率普遍低，比如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党的州的生育率比保守主义的共和党的州要低，而加拿大和欧洲比美国的民主党还要"自由"，生育率也更低。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比较复杂，既有美国那种保守主义，又有美国那种自由主义。
从某种角度讲，现代民主制度是急功近利的制度，而人口政策却需要高瞻远瞩。古代的世袭制（其实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却反而能够做出一些高瞻远瞩的决策，因为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可能恢复世袭制了）。现在发达国家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不能持续发展，意味着社会也难以持续发展。1950年发达国家总人口占全球32.1%；但是2005年总人口只占全球18.7%，尤其是0-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0.6%了。发达国家的老年抚养比从1950年的12%（8.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增加到2005年的23%，而到2050年将达到50%（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
笔者无意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无意全盘否定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事实上他们的制度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制度确实存在很大问题，需要完善，需要升级。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追求，有不同的政绩标准，祖父当年追求不上的漂亮女孩现在已经成了行将就木的老太婆，难道你还要将她作为追求对象？中国不能像台湾、韩国那样采纳原始版的民主自由制度，而需要探索升级版的民主自由制度。 政治改革不能东施效颦！
有些左派学者提出恢复到公有制。但是当年苏联就是因为公有制，生孩子是大锅饭，并且破坏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在1950年代生育率就急剧下降（而欧美国家却在战后出现了婴儿潮）。1950-1955年、1955-1960年、1960-1965年、1965-1970年苏联的生育率分别为2.85、2.82、2.55、2.02，而同期美国的生育率分别为3.45、3.71、3.31、2.55。美国著名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甚至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的崩溃。中国在1960年代生育率还比较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朝鲜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比中国落后，但是生育率也已经只有1.8了；而与朝鲜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生育率还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同为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和墨西哥社会发展水平一致，但是现在社会主义的古巴的生育率只有1.5，而墨西哥却还有2.2。
可见，现有的各种制度都不能解决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有什么样的媒体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决策方式和政治运作模式。很多时候，一种技术的出现，就足以改变历史进程。
比如西周、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集体经济的井田制是必然的选择，否则人类社会难以延续下来；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提高，个体劳动者可以生存了，废除井田制是必然的趋势，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造纸术发明之后，中国文明迅速赶超欧洲。欧洲发明活字印刷机器之后，欧洲出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又超越中国。以报纸为媒体，产生了政党制度。在纸媒体的时代，领导层只要征求学者、士子（学术界）的建议就够了，参与决策的只有少数精英人士。中国很多政策，就是几个学者主导下完成的，公众没有发言权。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的独生子女的建议能够被采纳，是得益于当时"不争论"的政治气候。
但是互联网时代就不一样了，互联网上的用户越多，观点碰撞就越频繁，新的观点就越容易迸发。领导与下属不再处于信息不对称之中，海量的信息来源，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增，只有经过网络千锤百炼的观点才经得住检验，少数学者凭借"奏折"是难以垄断决策了（他们的观点在网络都不堪一击）。中国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将取决于互联网。互联网将在全球范围带来一场政治改良（改朝换代是血腥风雨，政党轮替是痛心疾首，但是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改良却是温和得多，这也反映出人类文明的进步轨迹）。形势比人强，铁器时代，不能用青铜器的老思维；互联网时代，不能用纸媒体的老思维。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1980年对正确的人口观点是"未之闻"，现在是"闻之"了，然后是"学之"、"行之"。难道决策层对于网络一面倒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吁能够视若罔闻？计生委利益集团当然会尽量隐瞒真相，但是决策层应该有足够的信息渠道来摆脱这种信息不对称给自己造成的损害。
中国1950年代后期的经济大锅饭导致三年大跃进；1979年的改革开放，实行包产到户，将经济上的投入与产出挂钩，大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但现在各国的人口投资和产出脱钩，导致人口再生产的大锅饭，家庭不愿意投资，政府也不愿意投资，生育率不断降低。那么能否也在人口领域进行"包产到户"以提升生育率？但现在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社会化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就像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逆转的一样），人口再生产不可能完全"私有化"了，那么生育率上升需要的强大动能（物质动能和精神动能），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国家行使生育公权为生育私权保驾护航，让生育有所回报，人口投资与养老受益适当挂钩。也就是说人口政策需要"私有制"与"公有制"合理地搭配。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首要责任是让国家能够持续发展下去，首先是必须保证人口能够世代延续下去。提升生育率，就是为未来投资，并且这种投资将收获上千年，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人口的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政治制度改革的首要考虑因素。
人口可持续发展是最高层次的普世价值。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受精卵之所以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因为它有多方面分化潜能，是全能干细胞。受精卵分化成成体干细胞之后，就不能发育成完整的生命了，而只能定向分化出特定的细胞和组织（如心肌、骨骼）。人口相当于全能干细胞，而意识形态只相当于成体干细胞。人口问题是"能否活"的问题，而意识形态是"如何活"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民族千年的存亡继绝问题上，左、右之争就显得是无病呻吟了。
铁器的发明，导致井田制的废除，春秋战国时期纷纷实行改革，原本落后的秦国最后改革成功，统一中国。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人口变局，全球低生育率必将导致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体系改革，哪个国家能够成功，就将主导未来的世界格局。
二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纳粹，中国国共两党也摒弃前嫌共同抗日；现在人口生态灾难正席卷而来，中国各派需要摒弃意识形态之争，在人口政策上达成共识：停止计划生育，建立提升生育率的经济、文化制度，让人口恢复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形成全民共识，将此作为今后的政治改革的底线（比如固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
四、停止计划生育功近而德远
政治体制改革是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周期长（超过当政者的任期）、风险大，改革结果难以预料。政治体制改革的"受害者"是官僚阶层，需要对抗整个官僚体系，而且还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来贯彻，难度可想而知。并且还面临各派别的阻力。
而人口政策改革（停止计划）规模小，周期短（就改革本身来说），结果已经一目了然，副作用甚小。停止计划生育是全民收益，只"损害"计生委系统的利益，而计生委系统在整个官僚系统中人数最小，2008年国家部委编制调整，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并且停止计划生育，需要撤消计生委，根本不需要通过计生委系统来贯切，完全可以无视他们的阻力。我与各级计生委系统有联系，据我所知，计生委系统很多人也是支持停止计划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样损害他们的利益），只是担心自己的前途，真正顽固反对者并不多。有些计生干部还担心，如果迟迟不停止计划生育，今后他们将成为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他们希望停止计划生育的愿望比其他人还要强烈（有些还在网上宣传我的观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支持停止计划生育。法学界几年前就几乎一面倒反对计划生育，现在经济学界也开始觉醒。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停止计生可以尽收人望，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何乐而不为？
从"政治成本"看，停止计划生育成本低，难度低，风险小，收益却巨大，尤其是影响深远（远远超过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功近而德远！
并且人命关天，时间就是生命！相比于政治改革，停止计划生育更加迫切。停止计划生育有高度时限性（事实上现在就已经太晚了），每延迟一年就将多损失至少数百万人命，现在最后一次育龄妇女高峰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停止计划生育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这已经是最后的时机了！如果再等几年，一方面生育妇女已经不到现在的一半了，一方面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很低了，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难以提升了。
《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谓天地最大的品德就是"生"。文明和野蛮的分野，就是能不能尊重人的生命。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任何理由都无法为生命的损失辩护， 我认为，不能以人类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实现国家的发展、成功和远大抱负。人类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生命不是命题，生命的存在不隶属于任何可讨论的范畴之内！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平稳过渡吗？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机遇悄悄地来过了，又在飞速地离去。 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还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的尾巴，这一项英明决定必将永载史册，被后人称颂；否则只能望洋兴叹、遗恨千古！
我要申明的是，我并不反对政治改革（虽然我本人对政治并无兴趣），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要进行政治改革，比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总理也借用《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诗品》"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来说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人口政策改革比政治改革更加迫切，没有足够比例的青壮年劳动者，即使上帝当国家领导人也无济于事！人口政策改革成功，一方面给政治体制改革打下人口学基础，一方面让当政者将更加自信，还可以携民意启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改革。指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停止计划生育，那是舍近而求远，并且今后很可能像现在台湾、韩国那样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之中。
五、大道至简：生生不息
计划生育已经三十多年了，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三十年了，现在看来当初出台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草率的，计划生育是无功于当代，有害于千秋。全球200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么好政策。虽然几十年来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有人用"政策连续性"为理由来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到现在，计划生育的恶果已经开始显露，对今后的后果也能够预测了，但主流学家仍然用"政策连续性"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而建议用不同的二胎方案来"软着陆"。政界和民间的一些人士也支持二胎方案，但也并不是认为二胎方案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二胎方案更加符合"政策连续性"。
其实这种思维是有悖于中国的维新传统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强调"生生不息"：人口的世代更替，制度的不断更新。
《周易》中解释"易"说："生生之谓易"。"生生"，就是生命永远不息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最大特点是"新"， 儒家经典《大学》还引经据典指出，早在商汤时期，"盘铭"上就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这就是《周易》所说的"日新之谓盛德"。《诗经.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见，我国传统文化要求人们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而不能因循守旧，阻挡历史进步。在制度上，也为当政者纠错维新设置了一些台阶，如天人感应（古代一场天灾就足以启动一场政治改革）、清君侧等；可惜现在"唯物"时代，既不畏天，又不畏人，这些台阶也没有用了。
在公元二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春秋时期的科学文明远不如希腊文明，战国和西汉的政治文明不如罗马文明。希腊涌现了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科学大师。古罗马建立了共和政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但是希腊和罗马文明都不能保证人口延续下去，最终灭亡，欧洲出现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但是现代欧洲文明仍然有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这个文明一大特点是在非常辉煌的时候因为人口不能持续发展而导致文明嘎然而止。希腊如此，罗马如此，现在欧洲也如此（生育率只有1.4了）。
而中华文明由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元素在里面，具有再生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因此一直延续下来了，在欧洲黑暗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却是辉煌的隋、唐、宋文明。解放之后的几十年也是不断纠错维新的历史，大跃进三年，果断停止；文革十年，也被果断停止。
但是中国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的纠错维新的优良传统，在这三十年几乎消失殆尽，一方面是独生子女政策限制生育，不让人口生生不息；一方面不让制度生生不息（比如僵化的独生子女政策至今还未废除）。
领导人不是超人，也会出现失误，作为后来者，应该毫不犹豫地改正前任的失误（其实也是对前任的负责），而不能用所谓的"政策连续性"继续前任的错误。很多时候，改正一件错误的功绩远远比开拓一项新的事业的功绩更大。
"日新之谓盛德"，拘泥于政策连续性而不"日新"，哪来的盛德？停止计划生育，标志着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错能力、还有活力。
六、无限风光在险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
受"政策连续性"的政治思维的影响，人口学界也形成了因陋守旧的学风，希望出生人口越平稳越好，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建议"二胎软着陆"。
其实平稳意味着僵化，僵硬代表死亡，灵活才代表生命力，中国古代风水学就强调连绵起伏，没有起伏的高峰就不算好风水。春秋时期的老子曾解释过齿亡舌存的道理：坚硬的牙齿较早脱落，而柔软的舌头却至死犹存。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僵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迟迟还不废除？
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古今中外，盛世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增长。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
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1947-1949年这三年的出生高峰（每年出生270多万孩子，而1960年左右每年只出生160万孩子）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
中国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中国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
人口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出生的平稳，标志着政策的僵化、政治的平庸。出生平稳了，政绩也没有了。
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虽然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已经太晚了（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了），又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担心会出现"堆积生育高峰"，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结果没有出现出生高峰，没有任何政绩可言。
而美国总统里根却逆转了美国生育率下降的势头，美国出现了二战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奠定了美国强盛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政绩高峰，里根总统将因此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并且高峰不高峰要看参照物。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每年能够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相对于现在的1300万是高峰，但是相对于1980年代后期却不是高峰（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相对于1963年左右来说还算低谷，相对于印度现在来说也不算高峰。
无限风光在险峰，每个出生高峰就是一个政绩丰碑，连绵起伏的出生高峰将筑起一道人口的"万年长城"。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真出现一个较大的出生堆积高峰，这是天大的好事，将成为后人难以跨越的政绩高峰，本届领导无疑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已经熟透了。人口政策调整要干净利落，不要拖泥带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停止计划生育是势不可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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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10/11 5: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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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时评
倒三角结构考验人口政策
童大焕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0-13 [打印] [关闭]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0/13/content_3424686.htm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科学家、人口问题研究专家易富贤在10月9日的《经济观察报》撰文，建议2011年将开始的“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以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光棍问题，从而弥补今后的劳动力短缺，将经济模式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
文章指出，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世界各国经验表明，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 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 2.17，1995 年的1.43。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不稳定，导致养老危机；性别结构不稳定，导致光棍危机；民族结构不稳定，可能导致民族矛盾。而美国和印度都有稳定的人口结构：美国是柱状人口结构，印度是正三角人口结构。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已经刚好三十年过去，中国也正处在新的紧要发展关头：一是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型；二是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正在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三是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挑战。如今，甚至连一些东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也已经广泛存在招工不足的问题。
这一切都需要重新审视实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和文化再生产。而人口的正常再生产则是物质和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中国正处在1840年以来难得的和平条件下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时代，很多人据此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积累下足够的财富，养老问题就可以“自我解决”，而无须通过代际养老来完成。实际上，这是对财富的极大误解。没有足够的当期劳动力创造当期财富和价值，所谓的财富积累，不论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还是以房屋等实物形式存在，都无法呈现出应有的价值。一个社会的健康成长，合理的人口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迟退休年龄之类的权宜之计，只能局部缓解中国未富先老的物质财富问题，不能解决年轻人不足导致的服务严重匮乏、亲情和温情迅速弱化的社会问题。调整生育政策，是重构合理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必要和必然之举。
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也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而老龄社会的快速到来，也让我们反思现行的生育政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0-13 13:52:1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