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女性看中国“二奶”

一个美国女性看中国“二奶” 　　去年夏天有次和朋友一起吃饭，在北京一家很有情调的餐馆。老友唐带来一位身穿牛仔、皮靴，身材高挑的女孩，向我们介绍说是他的女朋友。在座的六个朋友没有一人表示了丝毫的尴尬——尽管唐早已结婚，有两个孩子，而我们都认识他的妻子。如今在中国带着情人参加聚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何况是在这样一家高品位的餐厅，能负担起这里消费的绝不是一般的工薪阶层。　　我问唐的女友：“你是做什么的。”虽然问题有点唐突，但她看上去并不介意。“她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唐代她回答道，“很知名的。”说完不无得意地搂住她的肩。我仗着自己是外国人的优势，继续假装不懂地问她：“那你就是他的二奶?”在座的朋友闻言均大惊失色，齐刷刷地看着我。她并没有生气，笑着对我说：“你的中文很好嘛。”仿佛对我知道这个词汇感到有些意外。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中国生活过6年，现在几乎每年我都会来这里。凡是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很少有不知道“二奶”这个词的。她们通常出现在有钱的商人身旁，穿着Prada皮鞋，戴着钻石首饰，挽着Gucci的手袋，开着宝马，出入各种高档会所，住在幽雅的别墅里。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而30岁之后大多都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的出现却越来越普遍，有人羡慕，有人鄙视，在本质上，她们的身上都附着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巩俐所饰演的四姨太的灵魂。　　在美国，情妇以及相关事宜通常都是极为保密的，在欧洲，这同样是一件相当私密的事情。但在中国，她不仅能给你带来快乐，还能给你带来面子。情妇的生活质量通常是她情人的经济实力的表现，她的美貌程度是他品位的标志，她的职责既包括私下的温存，更有公共场合的交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以及生活理念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如今中国公民当中，既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也有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贫富差距的加大更把女性置于一个非常脆弱的地位。正如中国上百万的企业家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百万富翁、歌手梦想自己成为下一个超级偶像、女演员成为下一个国际巨星一样，处于情妇或二奶地位的女性们也希望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出一片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黄盈盈认为，中国的性产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内部结构——它根植于中国封建传统，映射着中国现代社会。而在这一复杂产业内部，“二奶”无疑是地位最高的一种形式。有时候她们的工作和爱有一些关系，但不管怎样，她们也是接受礼物和报酬的。如果她收到的只是礼物，那她只能算是情妇：如果礼物是在某种服务后马上给的，那她的角色介于情妇与二奶之间：如果礼物直接变成了钱，那她就成为了二奶。黄盈盈说，一部分女人完全是为了钱，另外一部分女人是为了爱，但大部分是两者皆为。此外，在中国，依据不同男人不同的经济实力，许多常年在外的生意人养二奶不是因为奢靡，而是为了经济实用——再养一个家比老住宾馆更便宜，而且还有人照顾生活，帮着做些如交电话费、订机票、买事务性的礼物等等琐碎的事情。　　我曾经问一个中国朋友，既然他承认爱情人更甚于妻子，为何不干脆和妻子离婚?“为了方便。”他平静地说道。他们的婚姻能让他们的父母高兴，他和妻子也都能从中得到一种安全感和安慰感。至于浪漫柔情，他们则另觅他处。　　现代生活的种种压力使婚姻更倾向于一种利益的组合，与爱无关。正是这种潜在的规则导致了二奶的出现。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离婚率翻了数番。据民政机构统计，1980年有34万对夫妻离婚，1990年有80万对，2000年有121万对，2005年有133万对。为了遏制婚姻不稳定的趋势，2000年中国颁布新婚姻法，明文禁止“婚外同居”，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最多两年徒刑，当丈夫被判定有婚外情时，妻子有权继承丈夫的财产。这种法律援助对于婚姻状态有否帮助我们且不论，它倒是促进了一种行业的发展，那就是由起疑心的太太们雇佣的私家侦探。在二奶最为普遍的城市，如深圳和上海，这样的私家侦探数不胜数。在中国的电视剧中，婚外情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题材。在腐败案件的调查中一定会有个二奶出现，这与西方腐败官员和自己的女秘书必定有一腿一样，已经成为某种定式。　　近年来，在上海、广州和深圳兴起了许多“二奶村”。这些居住小区通常靠近机场，周围尽是酒吧、美容沙龙和按摩院。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某住宅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此附近有6家美容院、1家星巴克和4家按摩院。星巴克里通常有七八桌客人，全是年轻女性，喝着茶或咖啡，交谈着、轻笑着，聊着男人、房子或旅行的话题。在家乐福里丝芙兰的专柜前，我看见两个20来岁，打扮非常时髦的女性在挑选化妆品，不一会儿她们就拿着挑中的商品去结账，这几瓶化妆晶的价格超过了上海的月平均工资1838元。古北是上海发展非常完善的生活区。许多女性开始是在这里的某家店铺工作，然后各显神通，为自己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摇身一变就成为这里的主人。一家沙龙的女老板告诉我她已经34岁了，很想结婚，但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这些二奶们就是造成她困境的原因之一。　　我问她有没有想过选择和她们一样的生活方式，她回答说，一方面她宁愿自己工作，另一方面她的年龄也不允许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关于二奶讨论得最多的有两个话题：一是这样的女人到底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爱，另一个就是关于年老色衰的二奶被抛弃的命运。　　在上海流传很广的一个有名的二奶的故事正好涵盖了这两大主题。一个中国女孩在二十出头时成为一位已婚外国大使的情妇。他在中国任职的3年里，她一直是他的二奶。当他离职回国时便把这个女孩介绍给了自己的接任人。而当这个接任人离职时又很有礼貌地把她留给了下一任。于是这个女人变成了有名的“大使二奶”，一种原本很私密的个人关系竟然变成了一种制度与程式。当第四任大使上任时她已经三十好几了，而他对她再无兴趣。据说，风韵犹存的她通过邮购新娘的网站最终嫁给了一位澳大利亚农民，远离城市，过起了悠闲的乡村生活。　　除此之外，我还听到过很多不如这位“大使二奶”命运的女人的故事。26岁的小林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国际导游，她认识很多二奶，非常理解她们的生活。小林的一个朋友给一位香港商人做了7年二奶。如今她30岁了，香港商人抛弃了她又找了一个19岁的女孩，剩下她一人没有学历，没有工作，没有前途。其实在封建中国，年纪大的姨太太并不会被抛弃，她们会和新姨太住在一起，即使不能和平相处，但起码还是有生活保障。但在现代中国，尤其是在城市中，养一个二奶的高额费用让她们不得不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小林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那个男人最终和妻子离了婚，但他仍然不会和她结婚。即使结婚了又怎样，难道他就不会在外面再找一个二奶了吗?小林说：“那样的话她至少可以有个孩子。一旦有了孩子，他也许会照顾他们一辈子的。” 　　中国直到清朝还有学者为一夫多妻制辩护，坚决反对一妻多夫。最著名的诠释就是：“一把茶壶总是配有4只茶杯，你见过一只茶杯配有4把茶壶的吗?”我的熟人中，虽然有很多人承认他们有婚外情，甚至有的男人表示并不干涉妻子“自己的事情”，但已婚女人不会公然带着情人参加聚会。　　2006年8月的一期《中国日报》(中国规模最大的英文报纸)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中国东部某城市开张了一间“泄愤”吧，顾客可以对那里的男服务生拳打脚踢发泄愤怒，而光临该店的顾客绝大部分是酒吧或美容院的女老板——一些愤怒的女人。
幸福，也许只需要一点点努力就可以得到，
但太多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放弃；世上的感情，不过两种：
一种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
一种是相望于江湖，却怀念到哭…… 作者介绍：蕾切尔．德沃斯金，中文名杜瑞秋，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毕业，上世纪9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并因受邀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洋妞在北京》为广大中国观众所认识。 情妇成"反腐功臣" 是贪官脸皮厚还是反腐力度弱? 
 近年来，不少情妇成了腐败分子的“克星”——有些贪官，若不是情妇“铁心”、“铁证”举报，非但“倒”不了，反而可能还会往上“升”，至少还在官场上潇洒着、在社会上风光着。从这个角度讲，这些举报贪官的情妇们，堪称“反腐功臣”。只是这些功臣有点另类罢了。  人称“开着直升机上去的”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先后耗费巨资，包养了数个情妇。和很多贪官一样，王守业最后“栽”在了包养的情妇身上。 由王守业想到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多年来，杨枫不是养了一个情人，而是养着一个“情妇团队”。身为一名领导干部，整天要应对一群情妇，即便体力精力充沛，也不可能不影响工作；即便善于伪装，也不可能毫无“破绽”。可奇怪的是，杨枫不但平安无事，反而官运亨通。如果不是“首席情妇”失宠后“反戈一击”、到处反映，杨枫至今怕是还在“情妇团队”中游刃有余，还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呢。  这些举报贪官的情妇们，的确功不可没。然而，如果把情妇视为反腐的一股力量，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之类的话没少讲，可是不少贪官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养情人、包二奶，道貌岸然地做“公仆”、当“君子”。如此这般，到底是贪官的脸皮厚，还是反腐的力度弱？中桂辉  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