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愿任山西省临汾市委书记折射出怎样的为官之道

　　据称夏振贵到临汾工作未满一年，许多工作还没有正式展开即因为“襄汾溃坝”事故被停职检查。在夏之前，李天太等临汾官员因“洪洞矿难”去职。不止是临汾，从2005年到2008年的三年间，山西省内换了四任省长。真是应了那句话——“晋官难当”。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在煤矿事故频仍，安全生产监管压力巨大，政绩无法凸显的现实下，官员们推辞道临汾就职本就是在意料之中的“理性”选择。尽管是人之常情，无人愿为临汾市委书记的残酷现实仍然像一把尖利的钢刀刺痛了我的神经。临汾的官员，尤其是主要党政官员不好当，在问责制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背景下，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不好当的官就立马没有人愿意当，似乎也太过戏谑而显得有些无厘头了。这让我想起一个电影片断，某警局内部选派一名干警去做危险度极高的卧底，长官让警察们排成一横排，自愿接受这项工作的上前一步站出来。话音刚落，除一人外，所有人都向后退了一步，此人尚未反应过来，长官已将任务委派给他，弄得此人哭笑不得。当然，这是根据电影戏剧化与喜剧剧情的需要而人为编制的。而在现实中，无人愿任临汾市委书记似乎更像是一种隐喻，折射出活生生的官场生态。

　　那是怎样一种生态呢?在为与不为的选择上面，首先需要评估的是自己利益的得失、仕途的前景、面临的风险;在为此与为彼之间的权衡当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自身的祸福、官位的稳定、工作的难易;在如何为与为多少的盘算中，首先需要计算的还是个人的政绩是否能够突现、自己的官位是否能够更上一层楼。如此而已。于己有利，并且面临风险较小的事情就拼命去干，于己无利或有害，或者阻力重重，困难异常的事情，则放手自然。每一次的决策选择都是自身利益与风险的全方位评估，每一步行动计划都暗含着无法言说的利益便车。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没有责任和使命，惟有利益永世常青。

　　按照宪政制度，人民与官员之间是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之所以授权为得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回报，例如以服务对象的身份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就官员而言，他们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就有了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服务好人民的利益和需求。在西方，这种责任和义务几乎是神圣的，表现为一种无法违背的行政伦理，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和为民谋利的无尚的荣誉感。若非如此，你无法解释西方一些商界精英放弃成百上千万美元的高薪，穿过“旋转门”去干不足前者十分之一薪资的联邦政府官员的活。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这句壮志豪言似乎正是对为官有责、使命必答充满东方智慧的解读。幸运的是，并非所有山西官员都不愿坐镇“火山口”。在今年两会上，回答记者有关“山西的省长是不是很不好当”的提问时，新任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山西省省长这个职务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责任”。(windows live:tena)

      网友追问：

是什么造成“晋官难当”?

　　昨天报纸上有一篇极具水平的文章，标题是《地方势力大兼矿难等事故多导致外官做不长久，市委书记和市长职位至今仍空缺，地方“两会”尚无法召开——临汾政局凸显“晋官难当”》

　　标题相当长，究竟“晋官难当”到什么程度呢?文章中的另一个副标题说得很清楚：“三年之内：山西换四任省长，临汾换四任市长。”被换掉的省长中，知名的有于幼军与孟学农;被换掉的市长中，据说，夏振贵在当临汾市委书记之前是晋城市口碑颇佳的市委副书记、市长，但是到临汾任职市委书记不足一年，就因“襄汾溃坝”事件而去职，被坊间称之为虎落平阳。

　　我们不由得要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晋官难当”呢?

　　报纸上说临汾这个地方因为煤矿与铁矿资源丰富，矿山都跟地方各级官员有勾结以及权钱交易。新上任的市长市委书记们根本不知道一些矿的真正后台是谁，就下台了。

　　而现在的官员问责制，是一把手问责制。出了问题，一把手下台。但是，一个市政府，最少有五、六个副市长，再往下，还有各级官员，每个人手上都有或大或小的权力，也可以订立攻守同盟，出了问题是大家和一把手的责任，没出问题权与利益每个人都有份。而且，一把手无论依法做什么工作，都会遭到来自明里暗里权力的抵制。报纸上说：“仅拆除违章建筑一项，就让夏振贵领教到临汾地方势力的复杂。汾河两岸的违章建筑，各式两层的别墅不是一般平民能盖得起的，其中不乏‘手眼通天’的能人。”用当地了解内幕人士的话说：“为了拆违建，夏几乎把临汾市一多半的地方势力得罪了。”

　　这些地方势力是平民百姓吗?当然不是!它是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体，更多的是权力。这些权力也可以称之为“官场软暴力”。它们勾结地方豪坤，进行完全自私自利的权钱交易，搜刮民脂民膏，使政令不能下行，使法律成为空文或仅仅是为他们渔利的工具。

　　这种官场软暴力单靠一、二个优秀的、廉洁的一把手官员、以及党政一把手问责制是无法彻底攻破的。

　　这样的官场软暴力，只能靠层层问责，事事落实到经办人头上、且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处罚机制才能抑制。

　　当然，夏振贵之类的市委书记、市长人选也相当重要。中国有句古话，叫恶人要有恶法治!

　　夏振贵上任虽不够一年，但其将精力花在拆违章别墅，采取敲山震虎的方式吓唬地方恶势力，是一种隔靴搔痒的方法。在临汾这样的地方上任，一上来就要直接插到利益的核心、各个矿山里去，狠抓安全生产以及各项制度的落实。只要不出矿难那么大的事，给自己赢得时间，直到掌握主动权，不怕临汾这个烂摊子不能理顺。

　　写到这儿，突然想起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那种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的方式，在节节败退，无人敢朝势如破竹攻城略地的德国侵略军反攻，眼看着俄罗斯将失去最后的一个阵地的时候，斯大林启用了朱可夫担任元帅，一举扭转了战局。

　　难道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庞大的公务员、官员队伍，居然找不到一个官，敢去接下临汾市长书记这个担子?临汾官场，就任由它软暴力下去?

山西真就找不到有智慧的“市委书记”?

　　“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至今，代市长罗清宇主持工作已半年，目前仍无适当人选任市委书记，往年此时已召开的地方“两会”至今尚未召开。山西临汾自溃坝事故后半年无人愿任市委书记。

　　看到这里，人们不得不感到不可思议。对于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资历深浅，功劳大小，职位高低，分配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担负什么职责，都应当由党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党的事业的需要和干部本人条件做出决定的。对于组织的决定，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是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调配干部去实现各项任务的保证。为何这样的规定到了临汾市就行不通了?作为我党的所有干部，在干部调配方面，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我党的战斗力就无从谈起，

　　应当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一代又一代的大多数共产党员是这样去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人民拥护，赢得执政地位，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毋庸讳言，如今，在一部分党员中确实出现了退化甚至蜕变的现象。有的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面对一些负面现象，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而是置身党外和局外，随意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品头论足，随意指责党及其组织;有的不用心工作，不关心群众，一心琢磨着发财之道，研究着升官之法;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工作精神萎靡，热衷于灯红酒绿，沉湎于声色犬马;还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搞腐败、走黑道，滑向了犯罪的深渊。他们既忘记了入党誓言的庄重承诺，更背离了先锋战士的模范作用。

　　也许有些干部会说不是自己不想去，关键问题出在，先期前去赴任的官员也都是抱着要搞好的愿望去的，为啥却总是会灰心丧气地丢职下台?一大原因是积重难返。第二原因是下不了决心整饬弊端，盘根错节的复杂官网，造成政令不通，造成新官上任三把火都烧不成就熄灭，因此，新的矿难层出不穷，就是必然的了。长此以往，我们的干部都如此心态，那当地的老百姓还要不要过日子了?

　　我不相信在山西找不到为临汾人民服务的党员，找不到有智慧、有能力解决矿难问题的干部。只要临汾人民信任和上级领导的真心支持，一切事情都好办。切忌!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心中装着人民，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动员、组织、宣传群众，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全面小康与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懈奋斗，这是党员的最高价值。

      网友建言：

当官本就该“有赚有赔”

　　众所周知的“晋官难做”，如今又多了个新凭据——媒体报道，由于重大事故频仍导致的乌纱帽不稳，山西临汾自溃坝事件以来一直无人愿任市委书记。

　　联想至去年曝出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中4584人竞争残联一职的骇人新闻，此次的市委书记一职无人问津，着实让人唏嘘不已。尽管后者的真实性并未得到证实，但“晋官难做”的现实，分明已成为山西官员们共同的哀怨。以至于网民的调侃中，居然出现了“让你去山西做官”的新骂法。

　　市委书记的“肥差”无人问津，这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确属罕见。然而细究起来，这又何尝不是合理裁汰机制的题中之义。当官本就该有赚有赔，倘若如今日官场般，只要别太出格、别捅大漏子就稳赚不赔，就“一人铁饭碗在手，上下三代无忧”，那科学的裁汰，又从何而来?趋之若鹜的公务员报考热，又该到猴年马月才能“回归理性”呢?

　　诚然，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有着其自身的难言之隐，长年依赖单一性的煤炭开采与运输，导致了其境内小煤矿林立、安全设施更新缓慢、官矿勾结及地方官员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性发展思维等等积重难返的问题，解决它们，绝非朝夕之功。而近两年大力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也使高层在事发后为平民愤而太过急于撤换干部，这些，需要各方的反思。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质疑甚至推翻官员问责制的理由，相反，从晋官们的惊惧成为新闻的背后，我们分明看到了其他大小官员们本不该有的高枕无忧，他们享受着旁人为之艳羡的福利、占有着社会大部分的医疗资源、掌握着自己治下至高无上的话语权，非但如此，他们的妻儿老小乃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七大姨八大姑，也在他们的荫庇下挥霍着各种特权。与牢牢紧握的这些资源相比，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微乎其微——与领导、同事搞好关系，凡事不要太出头，别捅漏子，一句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不但能保官运平安，运气好了也是进一步升迁的资本。这种只赚不赔抑或赔少赚多的营生，又怎能不让人艳羡。相比于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山西官员，他们是何其的幸运，孟学农去职时的一句“晋官难当”，自然是对如自己一般落魄官员命运的慨叹，又何尝不能映射出“山西以外官员好当”的现实!

　　遥想当年，报酬丰厚而又风险甚少的山西官位，又何尝不是许多人觊觎的对象。而今，风水倒转，轮着山西官羡慕别人，世事的难料，又如何不让人慨叹。然而民众，却显然是最终的赢家，从之前的事故瞒报到现在的信息公开，从当初的几百元丧葬费草草打发到现在的高额乃至巨额赔偿，从以往的官员漠视安全到现在的狠抓安全生产，将无数重大事故消灭于无形……这一切看的见摸得着的好处，都源自于官员的“怕”，官员的惧怕多一分，民众的惧怕就少一分，安心就多一分，这个道理，相信我们都懂。而倘若任由官员只赚不赔抑或赔少赚多，那么，官员大力整治的动力何在?老百姓又能指望的了谁呢?

　　“晋官难做”，这其中，自然有个别官员难以言喻的委屈，但对民众，却未尝不是好事。容笔者斗胆设想，倘若将来的某天，“中国官难做”成为举国官场共同的哀怨，也许我们的社会，会进步许多。(石头)

      媒体述评：

临汾政局凸显“晋官难当”

　　核心提示：地方势力大兼矿难等事故多导致外官做不长久,市委书记和市长职位至今仍空缺,地方“两会”尚无法召开

　　“襄汾溃坝”之后，2008年9月20日，山西省委作出决定，时任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被停职检查，市长刘志杰、副市长周杰被免职。同时，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政文主持临汾市委全面工作;罗清宇任临汾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临汾市市长候选人。

　　如今，被停职检查的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仍无复出工作迹象，而代市长罗清宇主持政府工作也有半年。据深谙临汾官场政情的人士对记者称，山西省官方正在物色临汾市市委书记人选，但“(对于书记一职)好多人都推辞”。该人士说：“晋官难当，而晋官中临汾的官更难当”。

　　三年之内：山西换四任省长 临汾换四任市长

　　至现任省长王君止，山西省在三年(2005年到2008年)内换了四任省长(张宝顺、于幼军、孟学农、王君)，而这三年间，包括代市长罗清宇在内，临汾市也换了四任市长(依次是王国正、李天太、刘志杰、罗清宇)。仅从官员走马灯似的轮换而言，临汾就是山西的缩影和典型。

　　临汾在山西的特殊地位，主要是由其丰富的物产(尤其是矿产资源)所决定———临汾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其矿产潜在价值量为山西之首，煤矿和铁矿储量丰富。

　　事故频发：情况尚未摸熟 官员已被免职

　　在煤价高企时期，多煤的临汾造就了众多“煤老板”，由于利益所趋，煤老板往往寻求与地方官员结成权势利益同盟。去年，涉及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一案，被立案调查的官员就多达14名;昔日曾与记者侃侃而谈，大谈临汾矿权改革，大骂煤老板“素质低、胆子大、惟利是图”的临汾煤管局局长杨吉春，去年亦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沦为阶下囚。这只是被披露的当地官商勾结情况的一角。

　　2005年，时任市长王国正升任市委书记后，李天太继任市长一职。彼时，临汾因污染问题而广遭诟病，李天太大力推行“碧水蓝天”工程，从而获得好评，但最终还是因“12·5”洪洞矿难去职。临危受命的刘志杰接手临汾，“襄汾溃坝”也使其难逃被免职的命运。

　　官员走马灯似的轮换，并不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因重大责任事故;政府一把手对责任事故应负领导责任，但当地政情分析人士称，平心而论，几乎这些事情都是长年积累的顽疾，恐怕他们(被免职的官员)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免职。

　　地方势大：外来官员难以开展工作

　　重大事故导致舆情汹涌，上级为了平复民愤民怨，有时候也只能“挥泪斩马谡”。洪洞矿难，李天太的道歉并未能挽回其市长的职位;通常，政府领导者只是上级问责最终的买单者，但“襄汾溃坝”破天荒地问责到地方党委一把手———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这让临汾官场不少人为之一惊。

　　临汾是中国古代帝王尧帝设都的地方，“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典故即出自此处。襄汾溃坝之后，临汾市党政官员被停职或免职，这一官场人事变动(尤其是夏振贵被停职检查)被坊间称之为“虎落平阳”。

　　夏振贵在李天太等临汾官员因“洪洞矿难”去职后来到临汾，此前，夏在晋城市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在晋城任职期间其口碑颇佳。夏到临汾工作未满一年，许多工作还没有正式展开即被停职检查，与其搭班子的市长刘志杰被免，这为“虎落平阳”增添了新的注脚。

　　在临汾为官之难，更在于当地各种地方利益盘根错节，“空降”的领导很难理顺各种关系。“不在这里经营个十年八年，很难撼动地方势力。以前有些煤矿，你都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后台是谁。”据接近临汾决策层的人士称，仅拆除违章建筑一项，就让夏振贵领教到临汾地方势力的复杂。汾河两岸的违章建筑，各式两层的别墅不是一般平民能盖得起的，其中不乏“手眼通天”的能人，“为了拆违建，夏几乎把临汾市一多半的地方势力得罪了”。

　　“烫手山芋”：当官风险太大 无人愿去就职

　　目前，主持临汾市委全面工作的李政文是山西省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只是在临汾党政官员被处理后，山西省委为避免当地出现权力真空而过渡性地主持工作。有了李天太、夏振贵、刘志杰等前车之鉴，使临汾市的党政领导要职成为“烫手山芋”。谁将成为下一任临汾市委书记，代市长罗清宇能否顺利“转正”，如今都存在变数。

　　据记者了解，由于市委书记人选还未确定，在山西其他各市已相继召开地方“两会”的情况下，往常于3月末召开的临汾市“两会”至今尚未召开。据悉，山西省委相关领导相继到阳泉市等地物色下一任临汾市委书记人选，但不少人都推辞到临汾就职。

　　当地观察人士称，这除了中央自十七大以后加强了行政问责力度，更在于当地复杂的官商权势利益交织错综复杂。“在这里当官风险太大，没来多久当地情况还没了解清楚呢，搞不好哪里‘哐当’一下出个事，自己又得走人。”如此这般，只会丰富“虎落平阳”的内涵。

　　开头提到的民谣中，亦有这么一句：“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在各种制度，尤其是党政官员的问责制尚未完善之际，“晋官难了”都将是一语成谶，而临汾只是这句谶语的真实反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