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光璧:比特时代的先驱是[易经]

国际易联网站按：
《中国青年报》聂北茵采访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董光璧教授关于“寻找新科学诞生的种子－－访中国科学院董光璧教授” 的报道，国际易学联合会以“比特时代的先驱是《易经》”为题郑重推荐给大家。
记者：不久前，您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出：21世纪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科学都进入新的发展周期，科学是21世纪的核心问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进入科技创新时期的中国，要关注科学革命的新特征，确立文化价值选择观念，发展新的科技模式，寻找新科学诞生的种子，为世界科学的发展作贡献。
“科学革命”的内涵是指什么？
首先请问，您所说的“科学革命”的内涵是指什么？是指科学的重大发明，还是指科学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
董光璧：我指的是后者。如果以科学和社会相互作用的视角来考察科学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已经历了两次革命并正在经历着第三次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在16 17世纪，其主要特征是科学同宗教神学的分离，它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起促成了现代社会的出现。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其主要特征是科学同直接生产劳动的分离，科学因而进入社会生产力并开始制度化和社会化。第三次科学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主要特征是科学技术开始成为一种产业，并因而作为一种与直接经济活动分离的力量，以其为人类行为的合规律性提供基础的方式，开始规范经济、权力、道德，乃至一切文化。
记者：您怎么估价这种科学革命引发的精神意义？
董光璧：五百年来的社会发展史已经表明，科学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不竭源泉，同时也是促进思想解放的强大精神力量。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几乎都是以科学文化为启蒙和先导的，它所体现的理性批判精神，一直是推动这一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在当今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基础，不仅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且科技文化的普泛性使之成为沟通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语言”。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革命”历程，那在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一个“科学革命”的历程呢？
董光璧：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表现为三次高峰期，以魏晋玄学为特征的新道家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南北朝时期的第一科学高峰，以理学为旗帜的新儒学的理性精神把科学推向了最高峰，以功利思想为主导的实学思潮导致了晚明时期中国传统科学最后一道光彩。中国传统科学也曾经有过自身现代化的三次导向：第一次伴随宋代的“文艺复兴”而发生，主要表现为科学知识的理性化，由于“靖康之难”而中断；第二次伴随中国经济史家们所称的明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发生，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由于“甲申鼎革”而夭折；第三次伴随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而发生，主要表现为在西学的影响下的天文学和数学的复兴，由于“虎门硝烟”而转向。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中国传统科学的革命没有成功？
董光璧：应该这么说，中国传统科学自身的现代化受阻之后，是以引进西学的方式走向了现代化。
“科学革命的新特征”是什么？
记者：您能解释一下您说的“科学革命的新特征”是什么吗？
董光璧：我认为，当代科学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高技术评估的困难和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及其特征。
记者：您能再谈得具体一点吗？
董光璧：这么说吧，当今时代，价值理性正在成为科学行为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总体范式已经在转变之中，一种与传统理解的科学不完全相同的新的科学类型正在形成。种种迹象昭示了科学可能不再完全沿着17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它将从以科学与人文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性转向以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为特征的后现代性。
记者：您所说的“后现代性”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吧？
董光璧：在我看来，后现代不会是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因为它在反对科学霸权的同时走向了一种虚无主义，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们并非反现代化而是主张超越现代性。依据“社会中轴转换原理”分析，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本质在于，从以财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科学为主导的“智力社会”的转变，所谓“后现代社会”就是智力社会。
记者：也就是说，从以科学与人文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性转向以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为特征的后现代性，您把它概括为21世纪科学革命的新特征。
董光璧：是的。
怎样寻找新科学诞生的种子？
记者：请谈谈我们最关注的这个话题：人类怎样去寻找新科学诞生的种子？
董光璧：我认为，科学自身的逻辑发展与社会需求发展的交汇处往往是新科学的生长点，科学为求得其生存条件不得不以适应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代价，而任何社会要想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也不得不修改某些规范，以提供科学发展所必须的社会条件。当代世界正处在从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当代科学正在从现代科学走向后现代科学，当代文化也正在转向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文化。在新旧文化转接的历史性转折的关头，任何文化传统都面临能不能被科学论证的考验。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新科学的种子”诞生在当科学的发展要求改变社会固有的条件的时候？
董光璧：是的。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是这样的。
记者：这也可以说是“新科学的种子”诞生的一种客观条件？
董光璧：是的。
记者：对中国而言，我们怎样去寻找新科学诞生的种子？
董光璧：谈了客观条件也要谈主观努力，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
记者：您能举个例子说明吗？
董光璧：比如今天，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后现代性，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当今世界正处于原子时代向比特时代转变的关头，如果说原子时代的源头是古希腊的原子论，那么比特时代的先驱是中国的《易经》。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的种子，向世界提供我们文明中的最佳遗惠，以在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科学知识系统和新的人文价值体系，当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研究的。
记者：您认为，未来中国在“寻找新科学诞生的种子”的探索中会有什么样的贡献？
董光璧：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与过去的150年和未来的150年密切相关。过去的1840 1949年的100多年，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争得了世界政治五强之一的地位，其标志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50 2050年的100年则是中国人民争得世界经济强国地位的艰苦奋斗时期，它包括已经成为过去的50年和作为第三步战略目标限期的未来50年。中国对世界科学的贡献率现在还只是万分之几，再经过从2050年开始的100年不懈努力，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科学强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