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至今未进富裕门　欲学南街村重走集体化

“大包干”发源地村民欲将土地打包租给外来企业组建“合作社”
新农村新合作之一
编者按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危险分田单干时没有想到，这一做法揭开了农村改革序幕。
20年世事变迁，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村温饱，却并未解决农村的富裕和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一个“共同富裕”的新梦想被树立。
新梦想的实现，不仅在于理论上的反思，更在于制度上的实践，而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正是实践者。近年来，在农村广泛出现的“新合作化”运动，便是生产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的大胆尝试与创新。与上世纪50年代不同的是，如今的“合作化”，不是意识形态力量的干预，而是在市场经济和契约意识条件下农民自发形成的合作，市场力量正在成为农村发展的主导推动力，而传统的农耕社会正在向现代公民社会迈出步子。
我们对这一新生事物报以极大的热情，从全国选取了四个个案进行了采访调查，包括:安徽凤阳小岗村再走集体化道路的艰难抉择，河南兰考合作社运动，江苏淮安与江阴新集体农庄调查，东莞农村股份制改造后的珠三角原住民现状，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分四天刊出。
一条宽阔笔直的水泥路旁种植着冬青树，把村庄一分为二，两旁的房屋被刷白的围墙所遮蔽，这个被包装起来的村庄在表面上看来与一般乡村的区别尤为明显。而且，这里还有一座宽阔豪华的“大包干纪念馆”，这让春节期间来小岗村走亲串门的人除打麻将外，多了一种活动的方式。
“大包干纪念馆”的门票是20元，但曾正坤是由他在小岗村的连襟亲戚领进去的，所以他并不用买票。曾正坤对纪念馆中陈列的农具感兴趣，他说这些农具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了。他家在离小岗村20里路的清塘乡，对于这个纪念馆和小岗村所蕴含的意义，他是有所了解的。
20多年前，小岗村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它所实践的“大包干”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倡导推广下，结束了一个时代。改革和荣耀已成过去，小岗村“旧貌犹存”，解决了温饱，但在富裕的门前苦苦挣扎，这个“中国改革第一村”，甚至被冠以“受赠村”这样的“荣誉”。
最近，“模式”之争又一次笼罩小岗村:小岗村要学习南街村，走“合作社”之路，就像20多年前，小岗村突然间成为农村建设的一个范本。
至今未进富裕门
在曾正坤看来，小岗村除了那些表面上的特征之外，和他家的村庄并无不同:都是要靠种地为生，要想富裕的话，必须外出打工。曾正坤就在外打工，1年能挣到2万元，但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并不多。小岗村108户人家，400多人，外出打工的，据村民粗略估算，大概50多人。
35岁的徐庆龙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上海浦东川沙镇开拖拉机开了4年，今年春节回家后，他不准备再出去了。“打工的收入和种地差不多。”徐庆龙说，在上海喝水都要钱，4年间，除了从火车站来回川沙外，他没有特意去过浦西，因为花费不起。
今年，徐庆龙带着最小的两个孩子回到小岗村种地读书，而最大的15岁的女孩，已没有读书，留在川沙帮助仍在打工的母亲。
徐庆龙打工4年回家种地，而严德文则选择外出打工，因为种庄稼要看天气。“如果连续3年风调雨顺，那种地也可以弄到钱的。”严德文的信心在于地多。丰收的2004年，他家的土地收入是1万多元，而2005年雨水太多，只有3000元。
地多，是小岗村的一个优势。在“大包干”之前，集体时期，计算在内的田地是400多亩，人均4亩，如果加上开垦出来的荒地，则要更多。说起当初竟然没饭吃的事，严俊昌，当时的老村长、“大包干”的带头人用“天天搞运动，都没工夫种地”来解释。
然而，天气并非影响收入的唯一因素，商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冲击着这些庄稼汉。2004年收入高的原因，还在于当年的黑豆价高路畅，最高的时候卖到5元1斤。但2005年，当人们加大黑豆的种植量时，黑豆1块钱1斤都没人要。
黑豆是几年前镇里的农科站推广种植的，农科站负责收购，说是出口到国外。而去年，不收黑豆了，村民们不知道黑豆有什么用途，不能做豆腐，因为颜色黑，不能发豆芽，因为豆大芽小，只好用来喂猪。
打工的收入则是稳定的，严德文说，别人怕吃苦，是进厂打工，每月有1100到1200元的收入，而他是去铺路，每月有1500元的收入，老板还包吃住。
“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5年前，一篇名为《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的文章这样说。如今，因为集资修建小区，欠债的人数更多，欠的债更多。
头衔带来的好处
严德文要去铺路的地方是江苏张家港的长江村，小岗村外出打工的人大都也是去长江村。长江村和小岗村的关系远不止于此。
小岗村那条命名为“友谊大道”的宽22米、长1000多米的水泥路，是1997年长江村与小岗村结为友好村的时候捐助100万元修建的；小岗村105户人家中的彩电，是2002年长江村送的；小岗村80亩的优质葡萄示范园，是2001年长江村帮扶建成的，长江村从村民手中以600元每亩的价格租来，种上葡萄后转租给现在的村主任严德友管理，如今小岗村几乎每家都种葡萄，总面积450亩，每亩收入2000元；2002年以来，长江村为小岗村开办各类培训班6期，培训了200多名村民、20名小岗村的骨干，为小岗人带去沿海发达地区的新观念、新思维、新知识。
“正如他所说的，富起来的中国农民不能忘了小岗村。从1997年开始，长江村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结成帮扶对子，8年来，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忙碌的身影刻在每一个小岗人的脑海里。”这是央视七套对长江村党委书记郁全和的描述，去年11月，他被聘为“小岗村村委会名誉村主任”。
小岗村还被不遗余力地包装成一个小康、文明的典型。一本关于中国农民调查的书中提到，小岗村电话是凤阳电信局贷款装的；学校是教委3个月建成的；水塔是省建设厅、水务局等建的；墙面是县委等六部门刷的，还每家建了个卫生厕所；友谊大道两旁的冬青树是在五六月酷暑难当的时期从百里外的林场抢种下去的，请了两个懂业务的工人精心照料，棵棵成活，凤阳县林业局的技术员还就此写了“高温种树”的论文，还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这些投资200多万元的事情发生在1998年，更多的投资还在继续。
滁州市委、市政府和凤阳县委、县政府投资300多万元，在小岗村建设了占地30亩，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的“红色旅游”景点大包干纪念馆；2003年12月21日，由小岗村、长江润发集团、滁州通力集团、滁州绿丰公司、张家港中兴房产联合投资3000万元的小岗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上海三农公司落户小岗村，通过“公司＋农户”的形式，与小岗村民签订协议，培育发展“大明贡猪”的养殖基地，2005年有40户农民饲养繁殖种猪，首批种猪已顺利产下两茬小猪崽，户均靠养猪增收750元……
办企业纷纷流产
严德友，小岗村现任村主任，老村长严俊昌的第四个儿子，2003年放弃了镇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来竞选小岗村村主任。他说，作为第二代“大包干”人，实在不想把小岗村这个牌子给砸了，小岗村的这个样子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必须面对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解决小岗村存在问题的新办法。
办法，小岗村一直在寻找。
早在1993年，小岗村成立“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由18个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担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以期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这个公司的运作下，引进了不少项目和资金，一些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有瓶盖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工艺被厂，食用油厂等等。
瓶盖厂运作不久被人炸了，公安局也来了，最终不了了之；电子仪表厂建了厂房合作方就走了；面粉厂也是胎死腹中，铜线厂现在还在，但工厂不在小岗村。严德友说，村里正在查铜线厂的股份问题，“村里所占的40％多的股份被严宏昌侵占为个人资产”。
严宏昌是小岗村的首富，对于引进的这些企业纷纷流产，不少村民归咎于他。严美昌还保留了多年前办冶炼厂时湖南的合作方给他的证明和委托书，上面写了严宏昌伙同自称为《解放日报》驻合肥记者站站长的人骗取他十多万财物的事情，并委托严美昌帮他讨回。
严宏昌否定了这个说法，并出具了他的湖南合作者写给他的欠条，上面写欠小岗村电费水费地租等若干元，委托小岗村委卖掉厂房，以所得资金偿还。
“小岗本来就穷，环境也不好，上世纪90年代想搞企业，但小岗自身不能搞，就是打着小岗的牌子，但对小岗有利的一个都没有。”严宏昌认为，企业没搞起来，政府对小岗村的实际扶持投入很少很少，小岗村只有引进权，没有管理权支配权。
对于冶炼厂的流产，严宏昌说因为对方不能兑现合同，对方指望小岗找市场，但小岗没办法找市场。而在小岗农业实业总公司下办的如今还存活的铜线厂等企业，严宏昌认为那是属于个体的，现在也半死不活，没有流动资金，办的时候没人问，办好了谁都来抢。
就这样十几年过来，小岗村没有属于自己的企业，没有集体经济。工业的路坎坷，养殖业呢？
据村民讲，几年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凤阳县农业局签了一个合同，由日方支援1000万日元，由中方在小岗村搞农牧业开发。一开始，就说要小岗村农民养鸭子。鸭子被承包到家庭，一家养十几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不但没效益，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为了应付日方的检查，还从凤阳县拖了一批鸭子去。村民说，“大包干”后，官僚主义、浮夸风又来了。
鸭子没养了，在村口，由费孝通书写的“凤阳县小岗村”的牌坊旁，日本援建的小楼倒是派上了用场，作为村委会办公用。而当年盖来做电子仪表厂厂房的房子，在2004年底承包给严留昌开招待所。
小岗村经常有人来参观考察，甚至要发展旅游项目，建一个招待所看起来必要而且必须。但让严留昌动心的，是村支书沈浩在2004年10月份所说的，2005年要搞的几个项目，一个是农贸市场，一个是东莞来办的电子厂，还有一个是在农贸市场对面要建一个县一级的医院。
如果这些都搞起来，招待所就不愁生意，更何况村里本来就有频繁的接待。
为了这个招待所，村里花了大价钱买来名贵树木，弄成一个花园。办置了被褥家具、给一间“豪华房”装上空调后，招待所在2004年12月28日开张了。
村里常有人来，但领导并不把人往招待所带。严留昌急了，去找沈浩，“当时沈浩对我说，你要和我搞好关系，否则生意不会好。”严留昌说他不知道该怎样和他搞好关系。
经营1年，严留昌列出一年来招待所的客人名单:暑假期间招待大学生30多人次，记者10人次，测量队10人次。招待××局的工人80人次，工人吃饭的钱付了，但800元住宿费没有给，该局两领导说:“我给你们小岗村免费做事，你们还要让我自己出钱吃饭睡觉，太过分了。”最后两领导给严留昌留了一张条:“在小岗村招待所吃饭27人次，住宿13天。”
纸条严留昌还留着，招待所他是不能继续经营了。他在招待所上投了3万多元，1年时间收回6000元。
村支部副书记关有江认为，招待所搞不下去，是因为设备太差。而严留昌说，他向招待所投入了2万多元。
2005年，小岗村没有人去竞标招待所，招待所花园一派荒芜，名贵花木和芦苇参杂在一起。严留昌嘲讽说:“如果是果树的话还能结出果子来吃。”
“红色之旅”找到“方向”
沈浩是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任村支书的。1993年严俊昌退了后，小岗村的书记一直由省里派来，如今已是第5任。书记换了一茬又一茬，任满后都升了，小岗村“旧貌犹存”。
“上面派下来的书记影响了小岗的发展。派下来两三年就走了，但在他任期的这几年规划都得不到实施就换了，如果是小岗人治理小岗早就不是这样了。”严宏昌对此直言不讳，他是县政协委员，但今年他提交的提案不是“岗人治岗”，而是修一条从小岗村向北通往307省道的公路。1998年，江泽民来小岗村视察，一条从小溪河到小岗村的柏油马路在那之前建成。
严俊昌也认为，外地来的人不能起多大作用，“他能脚踏实地保持正确的态度吗？他做了什么事情？能做什么？”
严俊昌和严宏昌这对堂兄弟，村里面的“对头”，在这个问题上却取得了一致。
沈浩是2004年来小岗村任职的。当年10月，新官上任的沈浩为寻求小岗村新的发展之路，带着村干部等13人进行了一次“红色之旅”，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他们的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
南街村的领袖人物王宏斌曾说:“小岗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小岗村的领导来到南街村参观，南街村的刊物这样描述当天的事:南街村档案馆副馆长张天顺说，现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建合作社的村庄很多，比如山西省壶关县小逢善村、洛阳新安县土古洞村、开封兰考县、山东济宁鱼台县、吉林四平梨树县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已发展起了集体经济……小岗人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学习南街村，坚定信念、找准方向，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非常感激，在档案馆留言簿上欣然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按照南街村的报道，这并非是小岗人的第一次感慨，在沈浩之前就有小岗村的人参观南街村并留下了感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这几句感慨和留言随后被媒体解读为小岗村要终结“大包干”、重走集体化模式。
此“合作”非彼“合作”
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在小岗村全体村民大会上说，年后要把小岗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开发利用。
沈浩这一天所说的合作与南街村的合作不同，是把集中的土地交给“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而这个“合作社”由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小岗村和滁州市粮食局共同组建，大龙公司独占85％的股份。该公司2004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小岗村养猪，但小岗村的村民们并不看好养猪，这种猪比普通猪贵，销路不好，他们对这个养殖场的事情充满了怀疑，并不愿意用土地入股。
沈浩在2004年10月的时候提出过要建一个农贸市场。小岗村民买肉买菜，要到10里外的小溪河镇，而附近的村庄也面临同样的麻烦。村里觉得，如果在小岗村建一个农贸市场，将会把周围的人吸引到小岗村来，对小岗村的经济将是很大的促进。至少，严留昌承包的招待所不会门可罗雀。
但在集中土地时，村里遇到了麻烦，村民不愿意出让土地建一个15亩的农贸市场，沈浩一直在争取，今年初，村里开始丈量土地。农贸市场或许会成为小岗村第一个集体经济项目。按照村里的说法，2006年将马上动工3个厂:汽车配件厂、镀锡铜线厂、面粉厂。办这些厂自然需要集中土地，现在小岗村有1800亩土地，除了400多亩已经种植葡萄外，沈浩打算将其他的土地全部纳入“合作社”。
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沈浩都迷惑自己是否说过一些话。“我们去南街，是要学习南街的奉献精神和创业精神。”沈浩在去年10月份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这样说，当时他认为，南街模式建立在剥夺个人部分自由的基础之上，小岗不可能也不会走这样的道路。“如果南街模式那么吸引人，那里出去的大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回去？”沈浩当时这样反问。
然而，沈浩的时间已不够，按照惯例，一年后他将离开小岗村。
今后的路怎么走？
严俊昌参加了“红色之旅”。对于那次参观的收获，严俊昌说首先要有一个带头人，当年大寨有陈云贵、郭凤莲，后来华西有吴仁宝、南街有王宏斌，一个村能否干好，关键看领导；第二个收获，严俊昌说小岗村的包干也影响了南街村，南街村也把地分了，但南街村地少，分了不好干，收回来了，也干好了；而严俊昌的第三个收获，是“大包干”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想致富，还是要办企业。
戴培昆，安徽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用比较理论的语言表达了和严俊昌差不多的意思:华西村和南街村有3个共同之处:工业化、集体化和带头人。“他们有一个公认的强势带头人。不是集体化产生领头人，而是先有领头人才有集体化。在华西村、南街村有一种外方内圆的精神，对外讲原则，对内讲奉献。”从这一点而言，华西村和南街村是不可复制的。
戴培昆认为，小岗村当时解决的是普遍性的温饱问题，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有它的历史功绩；华西村和南街村解决的是富裕的问题，当初他们坚持走自己的路，也走出来了。
“现在关键是我们今后怎么走。”戴说，小生产的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下的需要，生产力条件已经达到大规模经营，一户家庭能够经营2000亩的土地，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而在农村，有所谓的“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大部分人去城里打工了，土地通过转租的方式，土地2000亩、5000亩地集中，在安徽趋向非常明显。
40公里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刘府镇赵庄村，12年内，民营企业家赵世来将租用赵庄村1万多亩土地，总投资3000多万元。
这种集约经营、走城市化的道路，被认为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农业应对之策之一。
“在这个基础上怎么走？仍然是按照中央30年不变的精神。这30年不变是责任制的不变，但也要推动合理规模经营。我们需要做的是，允许农民多元化的生产方式。”戴培昆说，“现在中央在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意义决不亚于小岗村所掀起的大包干。”
据媒体最新报道，小岗村108户绝大多数已经同意了村委会的计划:将当年承包的1400亩土地以集体的名义按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给大龙公司，建设商品猪养殖基地，村民参与养猪业分红，另外还可选择外出打工，或成为企业的工人，每月领取600元左右的薪水。这项被宣传为“重回集体经济”的计划可能于本月下旬就实施。
小岗村今天的改革，远没有当年那种因为没饭吃而登高一呼所带来的悲壮和轰烈，血手印已经淡去，小岗村比起中国其他许许多多的村庄，只是多了一道牌坊。一名村干部说:“小岗村是政治意义上的小岗村，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小岗村。”
■“旧”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
1949年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1951年9月，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到农户总数的87.8％。
人民公社
关于在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到当年10月底，全国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