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流产与火葬：天道无常与人性善恶的吊诡

　　——对当今社会一般思想的反思

　　前言

　　西元2005年，我去某大学办事，其校门口一块高达10米的大广告牌，内容是无痛人工流产。也许大部分人熟视无睹了，没人会去反思这种广告背后的伦理与思想史变迁。

　　记得，我曾在2006年与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师弟刘依平先生讨论过，即使电线杆上的广告纸也是研究“思想史”的材料。上个世纪，我还能在马路上看到黄纸上写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这是符祝。道教的符祝用黄纸，一般是长形的，用朱笔画上一些常人不认识的符号。当年的胡适说，中华民国政府大肆宣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与在黄纸上写“姜太公在此”没什么区别。

　　后来，电线杆上祖传秘方治疗“乙肝”、“性病”之类的小方块白纸。到今天，电线杆上有“办证”、“招聘男女公关月薪上万”、“美女大学生三陪”、“无痛人工流产”等红色不干胶纸。在电视上，还有什么大学生捡起“招聘男女公关月薪上万”的广告去应聘上当的笑话。

　　从马路上的“天皇皇地皇皇”到治疗乙肝、性病，再到“办证”、“招聘男女公关月薪” 、“美女大学生三陪”、“无痛人工流产”，可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道德每况愈下，“自由”越来越大。如今晚上走到马路上，还有许多人向你发放一张名片一样的卡片，内容大都是“美女大学生三陪”之类。

　　报纸、杂志、电视上的广告，不是丰乳肥臀，就是壮阳补肾，马路上随处可见的卖“性保健品”的小商店。就连坐一次公交车，每一个座位背后不是“男科医院”，就是女子医院的“无痛人工流产”。

　　我走在马路上，也曾十几次看见有美女在散发“女子医院”的宣传小册子，内容无不是“无痛人工流产”。

　　一、  打胎

　　“人工流产”，在民间俗称“打胎”、“半产”、“小产”、“堕胎”。我记得在编《湖湘先贤正义录》之时，读《宋教仁集》，其中有社会改良会戒除打胎、卖春药之条款。大概是宋教仁、唐绍仪、蔡元培、汪精卫等人于1912年2月23日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总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认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入会条件共有36条。第一条即“不狎妓”，其次为“不置婢妾”。第三十六条是“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如卖春药、打胎等）及各种印刷品（如卖春画、淫书等）。”

　　在中国古代，打胎是不为社会舆论与道德所许可的。在西方，这个问题也至今存在争议。至少宗教界是主张禁止打胎的。

　　中国古代存在打胎之事。打胎起源什么时候，我也无从考证。打胎一般分三种形式：药物打胎，外力打胎，针灸打胎。据《汉书》记载，西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与妹妹赵合德为了专宠，使得后宫女人没一个人生子。《后汉书》记载有汉灵帝后妃王美人畏惧何皇后而服药打胎失败之事。像武则天，据说是十四岁入宫侍候唐太宗，十多年没怀孕，但与唐高宗李治媾和几次便怀孕。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宫中也无人怀孕生子。因此我怀疑武则天皇后主宰的后宫是靠打胎来维持局面的。

　　在中国古代，至少从秦汉时期开始，强迫他人堕胎或殴打他人导致堕胎是一种犯罪行为。云梦秦简《封诊式•出子》记载了因斗殴堕胎而产生的诉讼和司法检验。《唐律•斗讼》已有对堕胎定罪量刑的记载，其后元明清都承袭大唐律例禁止打胎的精神。

　　民间信仰认为打胎是杀生，要遭报应。到清代开始，因自明代开始将美洲的旱作物引进中国导致人口急剧膨胀，出现反对盲目打胎的思想。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 九《如是我闻三》有一则故事。汪士铎在 《汪悔翁已丙日记》卷三中提出 “要广施不生育之方药”，“施断胎冷药”，“使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明确提出要用绝育堕胎的手段减少人口的出生。

　　到如今，打胎成为人们熟视无睹的家常便饭之事，与伦理道德话语及思想话语无涉。从来没有一个医院会将打胎的后果告知民众。一个女子去打胎，也就变得十分“伦理盲目”。

　　我现在不是去讨论打胎的医学后果，而是要讨论打胎的伦路问题。打胎是女子自己的权利，还是其男友或家人的权利，还是社会的权利，还是胎儿的权利？我们也不必去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在西方也至今辩论不休，各有各的道理。譬如说，有的女权主义者会说打胎属于女人自己的选择权。

　　一言以蔽之，打胎是杀生。这是十分肯定的，它是杀死正在孕育的生命。我认为，打胎是失去对生命的敬畏，把人变成不遵守规则的反复无常的小人，无法无天。把创造生命看成一件极为随便的事情，想杀生便杀生。而鼓励打胎的社会观念，更是导致社会生存环境的更加恶化。

　　也许会有人反驳我，拿一个幼女被老人强奸怀孕的实例问我，究竟是生下小孩还是打胎的两难问题诘难我。我必须表态，这也不是我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只是探讨公开鼓励打胎导致的伦理道德后果及一般思想史的变迁。打胎，会失去对生命的崇高感与敬畏感。尤其是无痛人流的发明，导致打胎更加容易，而对生命的崇高感与敬畏感更加缺失与稀薄。

　　打胎，貌似是自由的扩张，是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但实际上是滥用了“自由”，使得这种“自由”变成肆无忌惮的放任，良知的沦丧，逃避责任与使命。把神圣的生命创造变成一种儿戏，正如李逵的两把板斧朝无辜的群众砍过去，也如尼采说的上帝被疯子杀死了，人也同时被杀死了。正如王莽、武则天滥用民众对儒家经典与佛教经典的迷信而当皇帝一样，后果则是民众不再相信“真理”。“宪法”也会可以像打胎一样变成一张废纸，还谈什么“正义”、“真理”呢？

　　我也不必讨论打胎的背后有什么因素，譬如男女双方无力抚养小孩，那是生存的困难。生活成本太大，属于政府与社会的事情，也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

　　正如中国人喜欢乱穿马路一样，是对“规则”的不遵守。这种习性，是自从夏商周以来的专制独裁制度培育出来的恶之花。商朝宣称“有命在天”，即上天会一直保佑商朝政府，授予了他们永远统治天下的合法执照，不会像今天的什么执照是有期限的。周人冒险夺取了商朝的天下，也感觉到上天也并不是一个好家伙，反复无常，于是鼓吹“德”，“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神灵“唯德是依”。

　　可见还是老子说得好，天道废才会有仁义兴，因为无耻的周朝人冒险打破商朝人遵守天命与规则之后，便会鼓吹“德”。

　　天道废，相当于打胎。民众对打胎习以为常，便会麻木不仁，无法无天，既不敬畏天地，也不会敬畏生命，更不再遵守规则与正义，“真理”便如同腹中未孕育而成的胎儿一起被杀死。因此，我认为，打胎是把良民变成恶人。水库的闸门一开，后面的水会跟着一起冲出来，谁也阻挡不了这一股大势。

　　二、  火葬

　　火葬与土葬，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一直同时存在的礼俗，也并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别。在世界上，印度教、佛教盛行火葬，儒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盛行土葬。先秦文献已记载有火葬的礼俗。《墨子•节葬下》云：“秦之西有仪渠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 谓之登退，然后成为孝子。”《荀子•大略》亦云：“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在当今中国，接受了“先进文明”的人会认为，土葬是野蛮的礼俗，不文明的礼俗，火葬是文明的礼俗。佛教传入中国后，因为佛教主张火葬，导致佛教信仰者会采取火葬的礼俗。所以在宋明时期，政府业被迫出面禁止火葬的礼俗，并设立漏泽园、义冢，以解决贫困者无力购置墓地的问题。因而士大夫譬如司马光、程颐、朱熹等也出面解释土葬是“文明”的礼俗，火葬是野蛮的礼俗。满清入关前，皇室也是进行火葬的，但统一天下后，便对火葬讳莫如深，接受中原的土葬这种“文明”的礼俗。

　　儒家对于生死，往往搁置起来，注重关注现实世界的建设，而不必去讨论死后的彼岸世界，但是儒家十分重视丧礼，事死如事生，俗人一般是服丧三年。对丧礼的重视，无疑是对生命的敬畏。

　　火葬的成本比土葬成本更大不说，火葬还污染环境。当今时代，除了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外，城市人口已经普遍死不起了。土葬讲究“入土为安”，慎终追远，风水佑护子孙后代。从利害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土葬不会污染环境，火葬焚烧尸体污染环境，因而土葬优越于火葬。

　　古人也强调不能侮辱尸体，而今放火焚烧尸体，惨不忍睹。据说，有的地方禁止土葬，有人偷偷土葬，而执法者竟然掘坟开棺焚烧尸体，谈何仁义道德？

　　我也不讨论土葬与火葬的优劣问题，而是讨论两者背后的思想史变迁问题。活生生的人，死后就变成一把骨灰，何其渺小？不信仰佛教的俗人因而更加感到了生命的脆弱与渺小及其无常，由此产生恐惧感与自卑感，丧失对生命的敬畏，变得无法无天。

　　当然，信仰佛教的人，不会像俗人一样理解这个问题。不过，本文不打算过多地讨论佛教对于生死及丧葬的看法。但是在中国，大部分人不信仰宗教，因而火葬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强迫，更是抹杀生命的尊严与伟大，还表现为公民自由选择的丧失。因此，我主张公民有自由选择火葬、土葬等多种丧葬方式的权利。以“信仰”为选择的前提条件，公民有权进行自由选择。

　　近几十年来，火葬已成新的礼俗。它与打胎一样，大部分人城市人口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有部分年老的老人还顾恋于土葬。在火葬礼俗文化下熏陶出来的人，与随便打胎的人一样，不会敬畏大自然，不会敬畏生命，以攫取地球资源为能事，以残酷的丛林法则为能事，既不遵守规则，也不会追求正义与真理，视“宪法”与“神话”为儿戏，反复无常，不说良知沦丧，最后一点的道德感也没有了。小偷做贼害怕被看见，还要依靠夜晚的黑色保护，于今的人做贼不再偷偷摸摸，似乎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虽然这背后固然会有许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打胎与火葬也有一份作用。

　　三、余论

　　一般情况下，我主张禁止打胎。对于土葬、火葬，我主张可以依据人的“信仰”进行自由选择。

　　打胎与火葬，其后果是导致良民变成恶人，一般人失去对生命的敬畏感与崇高感，无法无天，不再遵守“规则”与“正义”而信从潜规则，也不再会有人追求“真理”，即使“宪法”也会被视为一张废纸。

　　礼俗与现代人说的所谓“制度”同样有陶铸人性的作用。视而不见只会导致问题的恶化，惟有及时代圣贤立言，拨乱反正，用“正义”来校正“偏离”，此所谓经世致用也。

　　尼采说，上帝被疯子杀死了。福柯说，人也被杀死了。打胎与火葬，如同李逵的两把板斧，砍断了无数中国人的脑袋。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

　　己丑年九月十八日

　　西元2009年11月4日下午4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