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贪腐录：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腐败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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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贪腐录：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腐败样本
2010年10月26日 08:32《财经》杂志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条
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呈现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时代特征。这些贪腐行为集中于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交易，因何暴露，应如何预防、惩治？望这份万字报告为政改设计者和实施者鉴
《财经》记者 陈晓舒 徐凯
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年－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在落马官员中，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位高权重，占有更多体制内外资源，直接或间接拥有巨大的“话事权”。但在权力失衡与监督失效的制度背景下，他们的贪腐行为带来的破坏力更大，亦更大地影响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故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120人（见附录），仍不是这23年来落马高官之全部，不完全统计盖因信息不透明。
他们因违法违纪被查时，年龄最高者83岁，早已退休；年龄低者则不过48岁，于正得意时陨落。罪名除常见的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外，还有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等；其中受贿额最高者近2亿元人民币，并创下单笔受贿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陈同海案）；确凿可证的是，他们中近半数人养有情妇；绝大多数出身于平常人家，仅寥寥数人为高干之后。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成为中共十七大后的流行语，但由于制度缺陷及监管漏洞，近20多年来，虽然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贪腐行为却与日俱增。目前的腐败形势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窝案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行业领域越来越庞杂等特征。
在较长的时间维度内观察，以每五年党政轮替的周期为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数字，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进入司法程序的省部级官员有35人。而1998年至2002年，这一数字是19人；1993年至1997年则为7人。由此可见，在数量上，每过五年相关数字即翻一番。最近的2008年及2009年则分别为4人和8人，在这个五年未到中点之时，已有12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进入司法程序（见图表1）。
这份样本广泛分布在全国要害部门的各重要职位。除西藏、内蒙古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未有涉及外，这份样本涵盖了其余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其中，党政系统官员61名，人大、政协官员35名，司法机关官员10名，国企和大型金融企业官员13名，另有解放军系统高级将领1人。
在官员序列最顶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落马官员有三名。巧合的是，他们均匀分布在前三个五年周期中：1995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1999年被查处的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2006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事实上，多重信息表明，对官员腐败的关注，以及对于预防与惩治腐败体系的建设，已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过去20多年里，历届领导人皆高度重视腐败问题。邓小平表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则称：“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决不手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连续八次在每年年初的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今年1月12日，胡锦涛表示要“严肃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同时继续推进“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致力于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正是本报告的初衷。这份统计报告的原始资料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此外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
通过梳理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的省部级及以上落马高官的贪腐行为，可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相关贪腐呈现怎样的时代特征？这些贪腐行为更青睐哪些领域，其进化发展具有何种内在脉络？他们在权力、行业、职位和年龄等领域分别有怎样的高发特征？省部级高官又因何东窗事发？而关于他们的司法审判，其时限、最后的罪名和刑罚有何不同？其司法通道有何现实意义？
本报告希望借此提供一个契机，有益于今后的反腐格局，为政改设计与实施者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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