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老”马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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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强人已经步入暮年,除了倒数着自己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完蛋了”的倏忽时光,还要泰然面对另一些强人发动的“炮火”。
  “我一躺到床上就睡着。我不想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错话。错就错了,自己本来就是个错思想,怕什么呢?说了之后你再批判我。批就批,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种偏执使马宾从对立阵营收到了一顶“左的精神领袖”的帽子。

“遗老”马宾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1-26  浏览:6038 显示全文     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强人已经步入暮年,除了倒数着自己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完蛋了”的倏忽时光,还要泰然面对另一些强人发动的“炮火”。
  “我一躺到床上就睡着。我不想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错话。错就错了,自己本来就是个错思想,怕什么呢?说了之后你再批判我。批就批,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种偏执使马宾从对立阵营收到了一顶“左的精神领袖”的帽子。曾经的同事吴敬琏更将他打入“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之列。以推崇市场化著称的吴,最近在一篇万言文章中公开批评马宾“开倒车”。
  10多年来,马宾无时不在缅怀毛泽东时代。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公有制经济昌盛,不脱离群众且世风良好的年代,转眼间,在物质刺激和市场效应下,社会风气败坏,“满目都是假,唯有腐败真”。当此之时,他力呼恢复毛泽东时代治国路线,再来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种腐败、不公等社会经济现象。
  吴敬琏第一个不能答应。今年10月,为纪念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吴在以封面专文形式发表的文章中说,马宾那种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将不得人心。
  
  二老相争
   马宾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副主任,退休后担任顾问一职。吴敬琏则先后在这个机构担任常务干事和研究员。
  本刊记者向吴敬琏询问了那篇文章的用意。他对马宾及其观点有着强烈的态度。他注意到,在马宾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透过网络做出响应的人,“是很有煽动力的”,这让他担心。
  虽然吴敬琏与马宾一样,对于腐败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心情,但他发现马宾为此开出了一剂“毒药”。
  “我不主张革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太痛苦了。”他说,“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今天的腐败等问题,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够深入。”
  这不是第一次交恶。数年来,两个人在字里行间不时批驳对方。对吴敬琏,在市场经济进程中,马宾就像面前一堵障碍,需花费巨大精力去战胜。尽管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依旧在推进,他的忧虑却一点没有减少。
  “你看看,现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多严重啊!”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对眼球裹满血丝。
  在马宾的追随者那里,吴敬琏的反应被解读成是“右派失势的前兆”。退役军官李森说,“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现在中央上层看到美国的经济危机状况,右派的一些东西可能要流产,‘大盘’不景气,很着急。”
  马宾与吴敬琏闹翻,也就是这十多年的事情。当初,反对通货膨胀和腐败方面,他们有高度共识,很谈得来。但马宾后来认为通胀和腐败是由市场引起,吴对此不同意,他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通过市场化来解决。”
  在中国,吴敬琏是对股份制改革极热衷的两个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个是厉以宁。厉对低通胀和股份制都支持;吴虽反对腐败和通胀,但支持厉以宁的股份制观点;马是三者都不支持。在他眼里,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一种表现形式。吴敬琏对股份制的立场让他感到不满,并找吴谈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谈拢。最后,吴和厉一同进了马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名单。
  在早些年,马宾与吴敬琏还有着共同的人际圈。吴敬琏的老师、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是马宾的故交。1930年代,孙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是秘密党员,被抓捕过一次。出狱后穷困无着,受到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马宾接济。
  1983年,孙冶方去世。中国经济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基金于同年设立。根据相关资料记述,筹款清单上,马宾一次捐了2983.67元,是额度仅次于荣毅仁和薛暮桥的个人最高捐赠之一。自从1984年第一届颁奖以来,吴敬琏迄今连续5次获得该奖。
  马宾捐出的近3000元钱,是抽空翻译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的两本书所得的全部稿酬。问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他说不认为那笔钱是自己的,“我有工资,我认为有工资以后就不应该拿别的钱。除了工资以外,自己的生活费用一律不该要公家的。那两本书,也是美国人送给我的。”
  现在,马宾和吴敬琏同为孙冶方基金会23人理事会的组成人员之一。
  “我也不想和马宾弄出一个什么社会事件,”吴敬琏说,“我们完全没有恩怨。我是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来想一想,他提出的这样一条道路,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这么多年来,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反对,就是想消解马宾释放出来的公共舆论辐射力,要让大家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两个旧日相识,大相径庭,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这种争执,也许要等到某一方咽气那一刻为止。在此之前,既然压不倒彼此,只有努力稳住阵脚,争取信众。
  “他以前是我们的研究生。以后到了美国,拜了美国,就胡说八道、朝三暮四,”马宾说,“我已经不屑于跟他争论了。”
  96岁的马宾住在万寿路的部长大院里,现在处于近乎半瘫痪状态。20多年间,一次骑车出门办事,一次出门散步,先后把两条腿摔断。拖着半截不听支使的身子,起立挪动之间异常吃力,但他只愿向家中的阿姨搭一把手借力,对来自旁人的帮助一概拒绝。
  “我坚持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可能完全是错的。因为有辩证法。”老人说,“只要我自己认为是需要坚持的,想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有说假话的必要。”
  
  反市场化
   改革开放初期,马宾由冶金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日常工作实际由专职副主任主持。这是负责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决策机构之一。
  那时他被外界评价为“思想很解放”。用马宾的话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将此看作是在继续革命。1984年中国经济界的体制改革激辩聚会“莫干山会议”,他是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这次会议涌现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我那时候思想最好、最活,是什么人发表意见,都愿意学习和来往。现在有人认为我很左。必须有左右,没有就不是辩证法,就像开车一样,总要有个左右方向。”
  后来他与莫干山会议上一些“鼓吹个人主义、生活乱七八糟又太过骄傲”的人分道扬镳了。一些看不惯的社会现象,也使他一反常态,对市场化道路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