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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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英]伯林 著，胡传胜 译
出 版 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3-12-1 字　　数： 328000 版　　次： 1 页　　数： 447 印刷时间： 2003-12-1 开　　本： 印　　次：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806576533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图书 >>哲学/宗教 >>哲学 >>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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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兴盛中，伯林的著作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它激发了持续、昂扬更是富有启发性的辩论。它涉猎广博，既有磅礴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现代情怀，在当代学术进展中使政治思想突然变得令人激动并充满乐趣。
——罗纳德·德沃金
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伯林的这个毕生信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核心性的。
——约翰·罗尔斯
这个人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因为党派偏见或者因为对理性的狭隘理解而难以倾听的真理。他告诉我们道德的悲剧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相互冲突的希望可能导致的不幸。但是他也向我们提供另一种希望：如果我们能公正地坚持这种复杂性，这种悖论，并在同情的理解中调和那些不可公度的道德之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便不难相处。
——查尔斯·泰勒
本书是以赛亚·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伯林著作的编辑亨利·哈代讲述了本书的缘起，修订了文本，确证了引文的出处，收录了伯林其他论自由的著作。伊安·哈里斯的文献综述展现了“以伯林为中心”的英美实践思想的最新进展。
1962年1月，伯林致信约翰·布朗。这封信值得全文引用:
对于收有论自由及一般相关主题的若干文章的普及本文集的导言，我有一种负罪感。我觉得在夏季之前无法完成这个导言。原因如下:(1) 既然它牵涉到阅读有关这本书各篇的大量批评——这是新的导言的要点——这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与思考，以及小心起草对反驳意见的回应。批判性的评论似乎从未停止，虽然我准备以1962年1月作为界限，不再考虑以后出现的批评。
(2) 我实在太忙，在我的牛津课程表之外我有太多的讲座，要出席太多的委员会，这以一种高度不经济的甚至常常是荒唐的形式消耗了我的大量精力。在我清醒的时候，我对此感到后悔并且一再下决心不再接受大学生协会的邀请，过一种合理的也就是精力比较集中的生活。但这些美好的决心一再被打破，而且我感觉到作为教授，我无法拒绝向那些渴望听到真理的人说出真理。至于说到各种委员会，既然它们是我去伦敦和国外的惟一借口，我便暗中忠诚于它们，纵然我知道它们有吞噬时间与毁灭精力的特征。
事情如此，我自己深知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内写好导言，在4月份我还要外出演讲和在委员会尽义务，但我会在5月或6月动笔，你将在7月中旬拿到它。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这件事使出版推迟，那么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怪不得别人，但我真切希望这不会太扰乱您的出版计划。
这才产生了贝福致林内的便条:“以赛亚·伯林，大拖延者，又一次推迟导言的交稿。”
5月份，科迪斯·布朗办事处的B.麦克伦南向约翰·布朗要求提前支付一百英镑，布朗不在，一个同事告诉她他们可以支付五十至七十五镑，“但我觉得我们不会超出此数目”。(人们会奇怪牛津大学出版社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销售预期，从那以后这本书一直处于重印和订购中。)现在被称作《自由四论》一书的合同于6月份签订，取代了1959年7月与纽约方签订的《三论》。10月份，约翰·布朗致信在纽约的迈耶尔:“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伯林的导言。”
伯林1963年2月致信布朗说，“《自由四论》的导言……是个麻烦的差事”，部分是因为他正在优先从事另一个计划(像许多其他计划一样，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即写一本以1962年耶鲁大学斯托尔斯讲座稿《政治思想的三个转折点》为基础的书。
1964年，阿门出版公司负责普及版的斯塔沃斯致信布朗说:“自从上一次我们就伯林爵士《自由四论》导言一事通信至今已逾一载，关于它的进展情况，你能否告诉我们任何消息?”回答是再过一年也准备不好。牛津大学出版社被问及是否要取消合同。斯塔沃斯致信在牛津的彼得·苏特克里特:“导言答应我们至少四年了，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伯林自己)现在见到它了。”斯塔沃斯要求科迪斯·布朗办事处允许出版过程往下进行而不再管它。科迪斯·布朗办事处的理查德·西蒙回信说伯林肯定将在1966年4月写好导言，如果到时没写好，牛津大学出版社将不带导言出版《四论》。斯塔沃斯接受了这个安排。
不用说期限又过了，表面的理由是伯林病了。斯塔沃斯获准在导言未到之前排印四论。在打字稿送到印刷厂之前，他就两种排版方式(热排版或莫诺照相排版)征求伯林意见，并且解释说如果选择莫诺排版就不能改动。伯林保证不改动，斯塔沃斯轻率地相信了他，采用了莫诺制版。导言又一次答应8月底交稿，同样达成了这样的理解:如果到时没准备好，书将照样印行。
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四天，伯林致信斯塔沃斯提出如下条款，又一次出现反复。信是他不在时吩咐他的秘书克那菲斯(1967年以后是陶尔肯)写的:
[……]首先，我得感激您对我的极端周到与耐心，我感到受之有愧。我知道纽约的牛津出版社肯定视我为非常糟糕的顾客(全因这些拖延)，但这种情况的一个隐秘原因是，我怀疑您善意地想编成普及本重印的这些作品可能根本就不值得;我把《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又彻底查看了一遍，我觉得它真是错误百出，如果不做任何改变而重印它，我肯定将感到羞愧。我读遍了对它的令人难受的批评(如我保存的那些;一些更猛烈与短命的，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或者当时就被丢弃了)，这不是件愉快的事，我觉得有些批评者说的是对的，而且，为了读者的利益与总体的完整性，导言也不能完全不要。因此，我做了修改(虽然远比所需的要小)，并希望在导言中对此有所弥补。我打算下一周就准备导言。同时我希望导言不会使出版社失望:我认识到可能需要印刷者做些事情，我非常希望完成这个工作，也就是说，非常希望修改能被包括进来(如果让文本没有改动就付印，我将感到耻辱，而且无法想像前景会是什么)，如果这被认为在资金上是难以处理的，我将考虑补偿出版社的这些意外费用。事实上我的惟一期望就是那些修改被吸收进去。
我希望您能宽恕我这么麻烦。我了解作者，我也知道我可能并不是他们中最糟的;不过与有些作者不同，对于出版方我真的有良心，我不把他们仅仅看做势利的争论对手，而是看作真正的知识上的合作者，特别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因此我希望您能再一次容忍我，容忍我非分的要求——因为我非常清楚，如果出版的惟一条件是不做修改地印行这些文本，我宁愿不出版任何东西，宁愿这些文章继续处在它们现在体面的隐匿状态[……]。
我想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公正，而是宽恕。但是我真的觉得您不会拒绝我。您肯定遇到过比我更犯嫌的作者。也许我的要求并不是特别不合理。不管怎么说，我都心存感激。
《四论》的校样11月底出来，但仍然没有看到导言。1967年5月它终于送达，但旋即被收回，因为伯林希望获得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与赫伯特·哈特的批评。与此同时他继续对文章本身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尽管他承诺不这样做。这导致了斯塔沃斯如下咬牙切齿的评论:
我觉得我必须提及[“提醒你”的策略性替代语]本书已经由莫诺制版机制版，这产生的并不是一个铅字样，而是一张软片。每一处修改都涉及精密的制作，甚至有点类似于从人眼中清除白内障;软片的表面不得不被剪切，行距或字距将被拉大。这种修改是非常昂贵的。
伯林终于在8月份返回了四篇文章的校样。一个月后他寄给牛津大学出版社导论修订稿。他在附信中说:“因为它所受到的毁灭性批评，我尽可能按批评者的要求进行了修改，这样也许足以避免太大的错误(或许避免不了)。”关于这点斯塔沃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内部记录是这样写的:“尽管我对修改胶片的成本作了太多解释，尽管我做了建议、恳求、再解释、再建议与再恳求，伯林还是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要是这本书是在有了文字处理机和现代制版技术的时代出版就好了。
11月份，斯塔沃斯寄给伯林一长串关于《导言》校样的疑问，但直到1968年2月伯林才回信。在信中他写道:
我知道我渐渐地但无法改变地成了最浪费您时间的作者，如果不是您的最无法忍受(虽然我可能的确如此)的作者的话。冒着再一次给您造成巨大折磨的风险(它可能严重损害您的健康;这种健康以及达观，您会在您最近的休假中再次获得)，我得提出另一个对您造成伤害的过分要求[……]。我的许多朋友(当然是那类真心实意的朋友)建议我，这本书应该加上另一篇相同题材的文章，即若干年前我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上的主席致辞，题为《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这篇文章可以成为该书的第五篇，而书名《自由四论》便可改为《自由五论》或干脆改为《自由论》，因为这五篇文章可能与这题目相符。所说的第五篇文章并非我的劣作，我希望它能包括在内。
他附上《导论》第一段的必要小改动，并在另一张便条上写道:“我实在汗颜。我实在只能如此:但为什么要让您(或印刷方)受罪?决定论与人的无助说到底是正确的。”
斯塔沃斯关于第五篇文章这样回信:
我们虽然对五论的想法很感兴趣，但我觉得现在收录实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在多种媒体中打出《四论》的广告，封面也已经定好，已经按照现在的篇幅核定了价格，并且——既非最后也非最不重要——已经在每个单页上印有《自由四论》的书眉。
伯林回信:
你说收录《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为时已晚，对此我自然感到失望。我估计我不再可能有哲学文集出版了。[……]但这篇文章的确属于您正在出版的文集的范围，如果不被收录，它将再无机会重印。当然，这对你、对别人(仔细想想，还有对我自己)都不是太大的损失;但是我还想作最后一次请求，恳请您考虑能否最后将《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撤换下来，第五论比它好多了。需要的改动也不太大。它将意味着去掉一个附录和一篇现在看来已成陈迹的文章——如果人们觉得它有价值，它也许会在别的结集中再版。我并未低估我现在带给您的麻烦，但是，这一次，我完善这个本子的要求(替换无疑就是完善)比我容易激起的负罪感要强烈得多，我应该为这种令人讨厌的不停的变卦负责。在这件事上您真的不能松口?您真的(现在)不能软化一下您纽约的那些同事的铁石心肠?万望考虑。
这封信不但没有软化纽约人的铁石心肠，反而使这个牛津人的心肠变得冷酷。斯塔沃斯决定摊牌时间已到，他请伯林来见他。我们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继续这个故事:
伯林以邀请我到全灵学院午餐作为反击。“谢谢，但不。”我回答说。这必然是个摊牌的时刻，我需要利用在我自己阵地上的优势。伯林感觉到了这个策略，借口工作压力建议另找其他见面地点，但我断然拒绝。如果我们不见面——就在出版社——讨论情况，这本书的出版将不会有任何进展。他支吾搪塞了几周后，最终同意了。
那天上午我穿着我颜色最深的礼服等候他，我的脸色是阴沉的。
“以赛亚爵士……”
他举起一只手并用一种快速的佯攻来打断我的正面进攻:“他们说你正在翻译勃洛克。革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你知道他妻子吗?不知道?我见过。我得跟你说说她。”他干得还真出色。
“以赛亚爵士……”
又一次举起手，这一次佯攻狡猾地变了个方向:“我知道我让人烦，但是我太忙了，太为新学院的那些无家的讲师们分心了。”三十四年后，作为那个学院的研究员，我愉快地回忆起这个老魔法家的革命性的高谈阔论:“我得带着他们大街小巷地走，他们是大街上的尘物，但他们将拥有这个地球!”
真拿他没办法。我把我的枪口对准第五论，却弱软地同意重排被他如此令人恼怒地修改过的四论——由出版社承担费用。
不过，第五篇文章并未被永远排除在本书以外。在下一封信中，斯塔沃斯写道:“我们同意在出新版时，将增加《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1968年的斯塔沃斯协议直至2002年才兑现。
根据他自己的供述，伯林“像往常一样”在《导言》的校样上大动手脚。他要求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写一个脚注来回答对他的观点的批评。他向斯塔沃斯说EH卡尔可能也乐意这么做。“上帝!要是这样的话!但是整个文章不应该成为观点(主要是我自己的观点)的汇集，这些观点受到它们预想的支持者的坚决否认。”斯塔沃斯回答是减少修改，“不夸张地说，我觉得目前的修改将要求导论几乎一半要重排”。(结果是全部重排了。)在回答斯塔沃斯的要求时，伯林说他在修改时已经尽可能把改动的空间补上了。他补充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我想说应该全速前进，只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加大马力，如果它停顿或后退，我也不能抱怨。”晚一些信件，在回答关于校样的询问时，说:“我的学说在今年的政治学本科学位考试中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因此可以预料我不受欢迎的学说出版时，将会引起批评的风暴，而且将不仅仅来自学生，还将来自各个角落:或者是风暴，或者是令人沮丧的沉默——《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或类似报刊会发几篇颇为不屑的文章。所有这一切我将听之任之，或至少我设想自己会如此。”
从现在开始，一切或多或少开始顺利进行，虽然还有一些小的故障。9月，斯塔沃斯告诉林内:“伯林还在进行一些烦人的扫尾工作，但我们将予以克服。”下一个月，一份林内的备忘录大胆地说:“我们想把本书放在下一季度的征订目录中。”当伯林在10月份看最后一次校样时，回答有关索引所涉页码的一些问题时，他仍然发现正文中有些错误。定稿中未及改正的错误有待新版来改正。
样书最后于1969年3月送达伯林，顺带的消息是出版时间为5月5日。就像一开始安排的那样，本书出了平装本，作为牛津普及本丛书中的一本。这个策略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也许这只是后见之明)，至多是个不成熟的出版实验，因为这本书没有受到足够多的评论似乎与此相关:现有的文字编辑习惯于(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更认真地对待精装本而不是平装本。本书也许改善了牛津普及本的形象，但是它的出版样式(它的低调的书名也许强化了这一点)损害了它最初的命运。
伯林对样书的反应包括:
我自然对封面上我的照片感到恐惧——我以前就被提醒过，它使我感到压抑。这真是绝对必需的吗?不过事已如此，我也没有必要为这种趣味上的失检而悲痛。(私下说，你不同意?)至于其他，书的外观还是很精致的。现在我只期望尖锐的批评了，虽然这可能是个最坏的时刻，反复唠叨我并不感到羞愧也不希望从中退却的情绪;不过这些情绪被年纪大或年纪轻的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视为非常“无关的”。不过，不必介意，后代的评论也许更仁慈，当然也许根本不存在仁慈的后代。也许它应该被公正地忘却——书、作者、反应以及一切。
他还提供了近两百人的清单，他愿意出钱把书送给他们以供评论:“我估计有可能想买这本书的，也就这些人了。不过随他去吧。”
斯塔沃斯回信说:“我很抱歉你对封面不满意。我肯定你还记得卡罗尔·巴克劳伊周六早晨带着校样到你家拜访过你。当时你说不喜欢绿颜色字而在你的书架上选择了淡蓝色取代它。”以其淡蓝色的外观，速干胶装订，本书最终进入公共领域。
关于《自由五论》(《自由四论》的第二版)，出于已然明显的理由，我加上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题目出自斯温伯恩的诗作，双引号最终被去掉了，因为如果写成《“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目的证明手段合理”》)，虽然准确但有点学究气，而且可能产生理解困难而不是启发。我也对四论的原文与导言进行了编辑，根据伯林的愿望(他向牛津大学出版社表达得太晚了)对太长的句子进行了断句，对太长的段落进行了分段。尽可能地增加与修订了一些参考书、引文与翻译。恢复了第一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因为实际原因删除的少数段落，极个别地方稍做润色，当然未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两种自由概念》与《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在收入1997年出版的单卷本选集《对人类的适当研究》时已经做了处理，这里便不再做进一步的修改。因为《四论》在文献中被广泛引用，所以我制作了两个版本的起止页码对照表。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
重印已经出版的文章原则上是应受责备的，不过在这里情有可原。
——A.H.M.琼斯，《雅典民主》(牛津，1960)
我也增加了讨论同样主题的若干篇其他著作，以使得它们能够很方便地在一本书中被参考。的确，论希腊的文章以前从未结集，倒数第二个附录以前从未公开发表。但收录《自由》与《最后的回顾》(摘自《我的思想之路》)却打破了我的一般准则，即同一篇作品不出现在我自己编辑的多本论文集中。但这两篇是短文，重印在内当可以原谅，它们很明显确实属于本书的范围。当然，《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是另一个例外，因为它已经收入《概念与范畴》(1978)中;但是特殊的理由上面已经谈清楚了。我最后放弃加上已收入《俄国思想家》中的《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虽然它对目前这本书的主题有着深刻的洞见。不过它是一篇较长的文章，而既然它的方法更多是传记性的，收不收录于此最终似乎并不太重要。其他一些明显的候选文章应该是伯林1952年的讲座系列《自由及其背叛》，不过，它已经由查托*.温多斯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单本与《自由论》同时印行。
《自由》
这篇对伯林自由观的概述，对于不熟悉伯林著作的人，是一个很有用的引导。伯林写作此稿于1962年，是为联合电视公司讨论自由的影片准备的。由巴姆伯·加斯科因制作的五集(原文如此)系列节目名为《四种自由》，伯林出现在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集中。与往常一样，伯林在影片中实际上讲的，与他事先准备的要点非常不同;而且十多分钟的摄制(文字脚本保存了下来)只播放了不到两分钟。
1993年，特德·洪德里希请伯林为他正在编辑的一本书，即《牛津哲学手册》，撰写一篇论自由的文章。伯林觉得无力写作一篇新文章。从1988年以后，他没有写出重要的东西。在那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思想credo(信条)《论理想的追求》，是接受第一届阿涅利奖的致辞(奖励他对伦理学的贡献)。虽然他的智力没有萎缩，而且他还不时写作一些短文，但显然——对于已经是八十岁的他，这是很好理解的——他实际上已经放下了他的创作的笔。
不过，他仍然询问我，他写的那些东西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能派上点用场;我向他出示了这篇小文。当我第一次让他注意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斥之为无用的东西。使我稍感吃惊的是，他后来发现它“并不差”，他做了修改并交给洪德里希。洪德里希按照它现在的这个样子愉快地接受了它。
内容简介
这本书的核心纲领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即他的这种信念：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有时是互不相容的;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
《四论》还充满着其他的闪光点，包括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对历史主义与决定论的毁灭性批判，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著名讨论，以及在《穆勒与生活的目的》中对穆勒思想的内在紧张的检视。它是我所读过的最丰富且最富人情味的作品之一，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经典。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汀等参与了普通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现实感》(1997)等。
目录
编者絮语：从《自由三论》到《自由论》
自由五论
导论
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
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两种自由概念
穆勒与生活的目的
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
自由
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
最后的回顾
传记性附录
目的证明手段合理
致乔治·凯南的信
关于偏见的笔记
伯林及其批评者
索引
媒体评论
古今之争中的伯林□书评人 林国荣
伯林通常以为人们所熟悉的对自由的两种区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而著名，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为消极自由建造了一座坚固的防护性“城堡”，这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政治权力惊吓的被统治者来说，差不多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原因是这座消极自由的“城堡”拥有继承自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道义上的至高点。
现代自由VS古代自由
但伯林肯定不是第一个作出这种区分的人，远自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词我们就能见证到这两种自由的隐约的“不和”。在那里，雅典城的“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劝诫”妇女们不要为在战争中阵亡的自己的亲人哭泣，伯里克利的现成解释是：“英雄有大地作他们的坟墓。”生活在消极自由“城堡”当中的现代人很难理解伯里克利的这种“专制”行为和言辞。但无论如何，强大的罗马人也同样规定“妇女”不能因为死亡了亲人而在罗马城中发出哭声，并且罗马人把这项法律铭文于“十二铜表”之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到19世纪末，西奇威克在他的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的著作中讲到个人自由，他首先提醒我们，所谓个人自由就是指对某人的行动缺少一种外在的阻碍，这种阻碍要么是一种“物理的强制或限制”，或者是由于“害怕痛苦的结果”而禁止我们行动的强制性威胁。这个提醒启发了边沁功利立法原则的设想。一旦理解了这个提醒的近似于反讽的真实色彩，我们就能够看到，那种认为公民的自由仅仅在自由国家的范围内才有可能的想法，几乎是荒谬的。伯林在谈及“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一节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伯林暗示：有关个人自由的真理应该是，个人的自由并不一定必然与统治的形式相关系，因为一个代议制立法机构对个人自由的妨碍是完全可能比一个专制君主还要多。
在谈论“希腊个人主义”这一核心章节中，伯林提醒那些仍然自认为深受专制立法行为迫害的人：关键在于如何去理解“强制”这一根本性概念。我们知道，甚至在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的时代，卢梭也坚持认为，强制一个人学会自由，这是合法的；途径就是教育和惩罚。
无论如何，在《自由论》这本书中，伯林暗示他的读者，他所要作出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区分不能轻易地被理解为专制与自由之间的现代对立，更确切地说，和贡斯当一样，伯林在区分两种自由的时候，心中所想乃是那场古老的、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古人和今人之间的争吵”。支配伯林作出这个区分的原因，乃是因为伯林清楚地看到，自由的现代概念来自英国、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并经过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润色，这种自由同古代的自由概念是不同的。
古代自由建立在统治国家的权利之上，办法是通过战争或者公共集会为祖国效力。古人很少或者从来就不知道个人权利。作为一个公民，他们决定战争与和平，并且有权利控制或者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但作为单纯的个体，他们需要服从城邦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在公共生活中，公民是主人；正如在私人生活中，他是奴隶一样。诞生过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雅典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这可能是伯林在论述希腊个人主义兴起的章节中，把过多的目光投向雅典的原因。对伯林来说，现代自由乃是力图保存最大范围的可能性，让个人求得发展。因此，现代自由绝无可能像古代自由那样容忍奴隶制。现代自由把重大的分量给予了商业自由，这对于古人显然是无法理解的，甚至孟德斯鸠也把强盗的德性同商业德性同等看待。
被忽略了的“消极自由”
伯林绝对不允许把他的自由概念等同于类似洪堡的个性自由概念。洪堡的自由概念以人的灵魂或者心灵完善为前提和归宿；伯林的自由概念隐含地以启蒙时代的个人天赋权利为信念基础。
伯林的现代自由概念赋予个人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所不知道的价值，从这方面来看，伯林的思考是崭新的和具体的。并且以一种截然不同于古代自由理论的经典辩护者小穆勒的方式，伯林在其作品的标题中假以两种自由的区分，这更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但是，伯林忘记了基督教。确切地说，他忘记了宗教自由的问题，至少他有意忽略了这一问题。
支配伯林作出自由的两种区分的真正逻辑是这样的：来自法律的自由并不是消极自由的栖息之地，如果你想通过法律或者抽象的个人权利设定而拥有一种武力既不能获得又不能剥夺的自由，那么可以保证这种自由是不存在的；除非你已经拥有了一种通过武力或者强力既不可赢得也不可剥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被真正自由、和真正不受羁绊的人所理解并运用。而这种自由正是政治生活的最终目标。伯林只字不提基督自由的原因恰恰在于消极自由正是基督自由本身。
这种自由是绝对的，原因在于这种自由同政治自由和法律自由没有实质上的关联。因为消极自由的最终信念在于：它是上帝而非国家赋予的。消极自由所寻求的是一个精神的领地，而不是一个政治自由应当得到保障的世俗国家，正如同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大迫害时代，基督教的护教士和教父们所寻求的是信仰自由、崇拜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和法律自由一样。伯林充分感觉到了个体良心在现代自由国家当中的权利，伯林同时也发现这种权利在诸如雅典这样的古代自由城邦中的缺乏。伯林区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动力因和目的因皆在于此。
根据伯林论述古代希腊、尤其是古代雅典的视野，我们可以认定：古代自由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关涉到政治和法律自由，这种自由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共和时期的罗马大放异彩；第二阶段关涉到心灵或者灵魂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对以雅典和共和时期的罗马为代表的政治法律生活的崩溃的反动。从深层次来讲，这种灵魂的自由采取了斯多亚和基督教两种形态。斯多亚主义仍然容忍了同政治自由的或多或少的妥协；而公元后4世纪的基督教拒绝作出任何妥协。
作为结论，伯林在作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时，并不是真的忘记了宗教的自由；只不过，伯林混淆了为基督教所确认以对抗国家权威的宗教良心观念和以个体良心为基础的现代个人权利观念。自公元1世纪以来，后者就不曾为基督教会和基督教王国所知晓；真正说来，现代人是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当中，才知道了后者，并学会了运用后者。
伯林，现代自由观念的伟大刻画者，骨子里是一个希望引领我们继续思考这一主题的古人。
书摘插图
这五篇文章的第一篇刊登在纽约《外交事务》“世纪中”专号上；其他四篇源于讲座。它们讨论个人自由问题的各个方面。它们首先涉及这个观念在我们这个世纪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兴衰变迁；其次涉及那些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假定与方法进行检审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与作家在著作中赋予自由这个词的意义；再次涉及自由的两种主要概念在观念史上的重要性；第四讨论个人自由的理想在J.S.穆勒这位自由的最热心斗士之一的思想中的作用；最后则讨论知识与自由的关系。
这些文章的第一、第四与第五篇没有引起什么评论。第二与第三篇则激起广泛的、在我看来也是富有成果的争论。既然我的一些批评者提出了在我看来既中肯又公正的反驳，我就想进一步澄清，在哪些地方我确犯了错误或有含糊不清之处。其他的谴责在我看来则错误的（我希望表明这点）。有一些最严厉的批评者攻击我的观点，却既举不出事实又举不出论据，还有些人则把我根本没有的观点强加给我；虽然这种情况可能是我自己缺乏明晰性造成的，但我不觉得有必要去讨论，更不用说去捍卫，那些在我和攻击我的人看来都明显荒谬的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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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

这是伯林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发表于 2008-1-23 9:22:40
个人评分：心情指数： 受益匪浅 　　阅读场所：书桌旁
我很喜欢阅读伯林的书,他让你感到思想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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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蓝花

感受思的凌厉与畅快！
发表于 2007-12-2 10:40:29
个人评分：心情指数： 受益匪浅 　　阅读场所：书桌旁 图书馆
伯林是我喜欢的一个思想家，
他是20世纪伟大的为自由辩护终生的哲人，
他的《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启蒙的时代》等等，
都是延续着相同的主题——如何维护得来不易的自由！
虽然是哲学书籍，
但却没有古奥不可解、拖泥带水般的拖沓弊病，
阅读伯林的书，
让你感受到的是他语言风格的清新流畅、
以及他的思维的缜密及凌厉，
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让你一卷在手、欲罢不能！
同时带给你的将会是思的深刻！！
总而言之，
这是一本部错的书，
书的装帧以及内容上（其中《两种自由概念》已是经典之经典！！）
都是物有所值！！！
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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