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独一代”进入婚育期 上有四老下有“独二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6:38:17
“独一代”进入婚育期 上有四老下有“独二代”
2010年10月23日 15:40:09 来源： 齐鲁晚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在济南一家早教中心，父母正在陪孩子一起“上班”。
作为计划生育产物的“独一代”，自诞生，就被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忙工作，城市里的90%以上的孩子都是在幼儿园长大的，根本没条件‘惯养’，现在的孩子才算‘惯养’。”“独一代”王欣的母亲张长文说。
王欣1983年出生，已经有了儿子牛牛，不到2岁，每周游泳一次，去一家幼教中心“上课”一次……这个家庭每个月为他支出费用三四千元。
进入婚育期的“独一代”，当他们面临“独二代”时，面临就业、养老等压力时，内心感受又如何呢？
他们诞生的那个年代———
“党让干啥咱干啥，肯定没错”
53岁的张长文已经退休了，毫无疑问地承担起照顾外孙的责任。
“牛牛，渴不渴啊，喝点东西。”张长文将奶瓶往孩子嘴里塞。牛牛专心玩着“挖掘机”，扭着头躲闪着，最后干脆跑开了。
“慢点慢点。”张长文连忙起身跟上去。
这个情景发生在济南正觉寺小区一栋居民楼家里，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卧室的窗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
房子里还有一个“阿姨”———这户人家请来的保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帮着做家务，一个月工资1200元。
张长文1981年结婚，正是提倡“只生一个好”的年代。
她姊妹5个，“有两个的都算少的”，父辈的普遍思想是“孩子越多越有福、越光荣”。
“到了1980年，突然严了。”那时候，墙上到处被刷上了“想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优生 幸福一生”之类的标语。广播里天天讲“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单位有了专职的计生工作人员，大会小会宣传计生工作。
“那时候，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真是起了大作用了。眼可尖了，谁家媳妇的肚子大了，立马知道。”老太太们还会移动小脚，健步如飞跑到各家各户召集开会。
那时候张长文没有做任何的思想斗争，思想非常单纯，“党让干啥咱干啥。肯定没错，肯定光荣。”
“也有超生的，城市的很少，一般是没有公职的，农村可能多点。”在那个摆地摊都遭歧视的年代，“铁饭碗”被看得很重，“超生”和“离婚”一样丢人。
“结婚了之后还不能立马要孩子，单位给你列上计划，然后拿了娃娃票，才能生孩子。”张长文24岁结婚，26岁生下了女儿王欣。
在四合院里长大的童年———
“那时脖子里都挂着钥匙”
张长文一共休了84天产假，然后就去上班了。
那时候大家对工作都有革命热情，都想出成绩，都想进步，谁也不想比谁差。王欣便由奶奶照看。
张长文当时在历下区的机关单位上班，丈夫在街道办上班。
每天8点上班早晨7点半出门，中午不回家，晚上5点半下班，6点多到家，然后给孩子喂奶，“白天一天吃的啥
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奶粉都很少见。”
王欣算是幸运的，有奶奶照看，因为她的叔叔早早接了老人的班。“那时候，爷爷奶奶辈的也就50多岁，都还没退休，都上班，没人看孩子。”
“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休完产假后，直接将孩子送到托儿所。”
王欣上小学了，有一个院子里的发小是同班同学，他们一起上学放学，学校离家很近，走10多分钟就到，“从来没有家长接送的，不像现在家长能把学校门堵了。”
“那时候我们脖子里都挂着钥匙，回家后先写作业，写完之后就跑到院子里玩。”在王欣记忆里，她的童年是轻松的，快乐的，不知道什么是孤独。
上世纪80年代的济南，很少有高楼大厦，大都是大街小巷四合院。
四合院里住的少则几户，多则几十户。
“你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把锅坐上。”
“再帮我看会儿，我去炒个菜。”在院子里，随便哪个邻居，都可以帮着照看一会孩子，一个大人能看好几个孩子。
院子里总是有玩的人，有时候院子里没大人，年龄大点的孩子也可以照看年龄小的，也没啥不放心的。
到了做饭的点儿，实在找不到人看孩子，就把孩子撂在床上，随便给个玩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去忙了。
张长文以前住的四合院里有20多户人家，“那时候真的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谁家包了水饺，都会先盛上几碗给邻居送去，谁家孩子大了，衣服小了，就送给小点的孩子穿。对于送来的衣服，无论新旧，没有嫌弃的，不像现在。
2010年10月23日 15:40:09 来源： 齐鲁晚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在济南一家早教中心，父母正在陪孩子一起“上班”。
作为计划生育产物的“独一代”，自诞生，就被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忙工作，城市里的90%以上的孩子都是在幼儿园长大的，根本没条件‘惯养’，现在的孩子才算‘惯养’。”“独一代”王欣的母亲张长文说。
王欣1983年出生，已经有了儿子牛牛，不到2岁，每周游泳一次，去一家幼教中心“上课”一次……这个家庭每个月为他支出费用三四千元。
进入婚育期的“独一代”，当他们面临“独二代”时，面临就业、养老等压力时，内心感受又如何呢？
他们诞生的那个年代———
“党让干啥咱干啥，肯定没错”
53岁的张长文已经退休了，毫无疑问地承担起照顾外孙的责任。
“牛牛，渴不渴啊，喝点东西。”张长文将奶瓶往孩子嘴里塞。牛牛专心玩着“挖掘机”，扭着头躲闪着，最后干脆跑开了。
“慢点慢点。”张长文连忙起身跟上去。
这个情景发生在济南正觉寺小区一栋居民楼家里，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卧室的窗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
房子里还有一个“阿姨”———这户人家请来的保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帮着做家务，一个月工资1200元。
张长文1981年结婚，正是提倡“只生一个好”的年代。
她姊妹5个，“有两个的都算少的”，父辈的普遍思想是“孩子越多越有福、越光荣”。
“到了1980年，突然严了。”那时候，墙上到处被刷上了“想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优生 幸福一生”之类的标语。广播里天天讲“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单位有了专职的计生工作人员，大会小会宣传计生工作。
“那时候，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真是起了大作用了。眼可尖了，谁家媳妇的肚子大了，立马知道。”老太太们还会移动小脚，健步如飞跑到各家各户召集开会。
那时候张长文没有做任何的思想斗争，思想非常单纯，“党让干啥咱干啥。肯定没错，肯定光荣。”
“也有超生的，城市的很少，一般是没有公职的，农村可能多点。”在那个摆地摊都遭歧视的年代，“铁饭碗”被看得很重，“超生”和“离婚”一样丢人。
“结婚了之后还不能立马要孩子，单位给你列上计划，然后拿了娃娃票，才能生孩子。”张长文24岁结婚，26岁生下了女儿王欣。
在四合院里长大的童年———
“那时脖子里都挂着钥匙”
张长文一共休了84天产假，然后就去上班了。
那时候大家对工作都有革命热情，都想出成绩，都想进步，谁也不想比谁差。王欣便由奶奶照看。
张长文当时在历下区的机关单位上班，丈夫在街道办上班。
每天8点上班早晨7点半出门，中午不回家，晚上5点半下班，6点多到家，然后给孩子喂奶，“白天一天吃的啥
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奶粉都很少见。”
王欣算是幸运的，有奶奶照看，因为她的叔叔早早接了老人的班。“那时候，爷爷奶奶辈的也就50多岁，都还没退休，都上班，没人看孩子。”
“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休完产假后，直接将孩子送到托儿所。”
王欣上小学了，有一个院子里的发小是同班同学，他们一起上学放学，学校离家很近，走10多分钟就到，“从来没有家长接送的，不像现在家长能把学校门堵了。”
“那时候我们脖子里都挂着钥匙，回家后先写作业，写完之后就跑到院子里玩。”在王欣记忆里，她的童年是轻松的，快乐的，不知道什么是孤独。
上世纪80年代的济南，很少有高楼大厦，大都是大街小巷四合院。
四合院里住的少则几户，多则几十户。
“你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把锅坐上。”
“再帮我看会儿，我去炒个菜。”在院子里，随便哪个邻居，都可以帮着照看一会孩子，一个大人能看好几个孩子。
院子里总是有玩的人，有时候院子里没大人，年龄大点的孩子也可以照看年龄小的，也没啥不放心的。
到了做饭的点儿，实在找不到人看孩子，就把孩子撂在床上，随便给个玩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去忙了。
张长文以前住的四合院里有20多户人家，“那时候真的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谁家包了水饺，都会先盛上几碗给邻居送去，谁家孩子大了，衣服小了，就送给小点的孩子穿。对于送来的衣服，无论新旧，没有嫌弃的，不像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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