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不趋炎附势 拒赴国宴为摆脱江青拉拢(4)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1990年出版了。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很关心这本书，几次询问过。大批样书到了，父亲让我挑上一本，一块儿去钱家。我竭力挑拣出一本最漂亮的，内心却忐忑不安，总觉得自己的作品太小儿科，仿佛是小学生的作业拿去给大学教授批改。

翻开书的扉页，我觉得不好意思写什么“敬请教正”之类的话，显得傻里傻气的。我把这个心思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

那天晚上，走进钱家宽敞的大客厅里，我头一回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奉上这本书时，杨绛奶奶没戴眼镜，就未翻开看。她抚摸着书的封面，“嗬，挺厚的呢，有30来万字吧?”我尴尬地笑一笑。

钱钟书爷爷也拿过那本书，翻至扉页，却见什么字也没有,一片空白。他诧异地停一下，也往前翻一页，还是白白的。他看我一眼，又望了身边的父亲一眼。父亲注意到他的神情，显得很窘，呵斥我说：“施亮，你怎么回事儿!书上怎么什么也没写?”

我嗫嚅答：“我，我……这个东西，很幼稚的!我不好意思写……”

钱钟书爷爷放下书，唇边带一丝浅笑。“你坐下吧……不要紧的。”他拍一拍我的胳膊。见我坐下，也在旁边沙发坐下。“好啦，你的头一部书出版啦，最艰难的一个时期过去啦。以后，你要多注意身体，不要急于发表作品，多积累，好好写。”他又加重语气对我说：“记住，不要以成名为目标！太早成名对你没有好处，容易走上功利的道路。”以后，杨绛奶奶也好几回对我重复这个意思。

“爷爷，不过，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水平太差。”我鼓足勇气说，“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没有赶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作家的水平。”

“那倒不见得。”钱钟书爷爷摇一摇头说，“我有一种想法，也许，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要从你们这一代人开始呢。我读过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刚发表的小说就很不错。只要不急功近利，勤奋写下去，是能够成功的。还有，你也一定要明白，有些著名作家并不见得就是优秀的，不过是一时走红而已。我们那个时代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像是一堆泡沫，一眨眼，又消失了。留不下一部真正的作品。”

我听过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内心感动，感到他的心跟我接近了，我就有胆量提出内心存疑已久的一个问题：“爷爷，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您……”

“说呀!”

“您在《围城》的‘重印后记’里说，后来您又写了新的小说《百合心》，可惜只写了两万字，在搬家时丢了。可我猜测，并不是丢了，而是您自己把它烧掉了。”

“哦，”他一怔，问我，“怎么是烧掉呢?”

“因为，您心里一定很明白，在那个年代，即使把这本书写完，也根本不可能出版了。另外，在当时社会气氛下，您也没有心情写了。看着它，心里难受，索性就一把火烧掉了事!”

钱钟书爷爷并未答话，却细眯起眼睛，用一种极复杂的眼神注视着我。注视着，注视着，目光倏忽间又变得很空漠，虽然还瞧着我，又似乎注视更遥远处。

沉默少顷，他改变了话题，向父亲问起熟识的一位老友的近况，随后又说起其它事情。杂七杂八闲聊着，他显现出迷惘的模样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间歇处，有两次他瞧我一眼，疲惫地一笑。

送我们出门时，在走廊上，钱钟书爷爷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下，说：“施亮呀，要珍惜你现在的好时光，搞好身体，写吧，写吧，好好地写。”说完，又使劲拍一下。我也用力点一点头。

走到楼外，父亲又懊悔地提到未在书上题字之事，说他也有责任。我也回应着。可是，我的心思并未在此事上。刚才钱钟书爷爷对我讲的那些话，是真正的金玉良言，必定如铭文般留在我的记忆中。还有，我也意识到自己在不经意间，可能勾起他心灵深处某种忧郁的回忆。或许，我那几句话又唤起他“碧海掣鲸闲此手”的遗憾?外人是难以理解这种遗憾的巨大创痛的。所以，他的神情才显出那么迷惘，那么复杂！于是，钱钟书爷爷瞬时间转化成的那一道很空漠的目光，总在我心头萦绕。

科学家认为，记忆像放在书架上的独立文件，每次取下来打开看时，又可以随意修饰。但是，最深刻的记忆却是不会更改的。在我记忆的铜镜里，这个片段是永远也不模糊的。

1993年5月18日，父亲病逝。第二天，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给我们家人写来一封唁信：“若莹夫人、亮、研贤伉俪同鉴：昨日得知咸荣逝世，不胜惊悼。数十年至交，临终未得诀别，尤为悲感。我自动手术以后，衰朽愈甚，一时未能康复。杨绛失眠减食，亦成病妪，本拟闻讯即造尊府慰唁，而实以精力不胜，稍待异日。先此草函，尚望节哀顺变，料理大事。指痛不便多写，书难尽意，即颁阖家平善不备。钱钟书、杨绛同上。五月十九日。”

这是钱钟书爷爷亲笔信，以前他写信从来是神采飞扬的毛笔字，如今却用钢笔了，且字迹颤抖。他是拖着刚动大手术的衰弱病体写来的这封信啊。

这年的11月中旬，也就是钱钟书爷爷的生日前几天，母亲精制几样小菜，嘱我和妻子傅研送去。她还给钱家打了一个电话，恰是钱钟书爷爷接的，他说不必送小菜了，可希望我和傅研过去一趟，也带孩子们去。

在大客厅里，钱爷爷穿一身亮蓝绸缎的中式棉袄，领口纽襻没有系，颤颤巍巍的，人消瘦了一大圈，面容憔悴。他见我们仍然是把小菜带来了，苦笑着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哪里吃得下去。能把食物嚼一嚼，维持住体内的营养就不错了。

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感伤情绪，绝无强颜欢笑之词。他对我们说，他自己也来日无多了。他的一切国家会管的，不过，他更担心的是杨绛奶奶。当时，杨绛奶奶正好出门了。他重复说了好几回，拜托你们多照顾奶奶！

然后，有好几回，他仔细端详着我，目光充满了忧伤和寂寞。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想起我的父亲，想从我的脸上看出我父亲的逝影来！我强忍住眼泪。那天，我们只呆了半个小时。本来，钱钟书爷爷让我们再多等一会儿杨绛奶奶，我们何尝不愿意陪他多坐一会儿？可我们知道，这只会勾起老人更多的哀伤，更多的痛苦。我们匆匆告辞了。

又过了三年半时间。1997年的正月初一，我和傅研去北京医院看望了长期淹缠于病榻的钱钟书爷爷。他微闭双眼，面色黑黄憔悴，一根鼻饲管维系着他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见了我们情绪有些激动，引发了一连串咳嗽与喘息，身体也微微颤抖着。我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心缩成一团地疼痛。

他清清楚楚地说：“我已经不知年了。”

他的头脑仍然是那么睿智。可是，这也是与痛苦成正比的。他真的来到人生边上，受够了死神的戏弄，被推来搡去，在死亡深渊的悬崖边徘徊。还有，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这对老夫妇还要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就在半年前，杨伟成姑父及我与傅研把钱瑗姑姑癌症晚期的消息告诉杨绛奶奶，我们亲眼看到老人仰靠沙发，双目望着天花板的哀恸神情……

这次探望钱爷爷一个月以后，傅研陪同杨绛奶奶去小汤山的温泉胸科医院，与钱瑗姑姑见了最后一面，母女俩极理智地做了临终诀别。一星期后，钱瑗姑姑病逝。

我们那天参加钱瑗姑姑追悼会回来，阿姨对我们说，中午杨绛奶奶未吃午饭，阿姨劝她多少应该进一点儿食，因为下午还要去北京医院。杨绛奶奶凄恻地说：“我怎么吃得下去呢？这时候，我女儿的血肉正在炉子里被烧着呢！”

钱瑗姑姑病重期间，钱爷爷有所感觉，总问杨绛奶奶：“阿圆怎么不来看我？她最近怎么不来了？”杨绛奶奶就编出些话来，先瞒住他。又问了几回，他不再问了，却用一种忧愁的目光望着她。杨绛奶奶说：“那种眼光是很难受的，让我心里一揪一揪地疼。”

钱钟书爷爷去世了。那天晚上，我和傅研看过新闻联播后，立即赶到钱家。傅研拉住杨绛奶奶的手，哽咽失声。杨绛奶奶急促地说，别哭，别哭，不要哭！又对我们说，爷爷不喜欢别人用哭声送他。

我们都忍住了眼泪。我望着杨绛奶奶略显疲惫的消瘦脸庞，忽然想起，是啊，我从来未见杨绛奶奶流过眼泪。也许因为，眼泪是透明的血，它淌在心里了。

生命只是个行路的影子，这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台词。钱爷爷生命的一切，都留在书山的路径中了。而在我的记忆铜镜中，老人的背影、侧影、倒影汇成了一幅又一幅斑斓画面，也映照出一条真正学者的独立人格之路。

这是我们的鉴范。施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