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系列之三 获得特赦后

        
                                   杜聿明系列之三   获得特赦后      杜聿明，陕西米脂人，在其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曾屡建功勋，叱咤风云，是一代名将。1948年淮海战役中。杜聿明败走麦城，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战犯，直至1959年9月被特赦。
   1958年l0月1日，天刚蒙蒙亮，一夜兴奋得睡不着觉的杜聿明就起了床，换上了干干净净的服装，提前吃了早饭，登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公安部特地为战犯们搭起了一座高台。杜聿明举目望去，天安门城楼和金水桥金碧辉煌，广场上几十万欢乐的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欢呼声响彻云霄。    特别使杜聿明百感交集的是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和分列式。对这支队伍，杜聿明又熟悉又陌生。想当年它装备简陋，小米加步枪，没有飞机、坦克、大炮，轻重机枪也很少。可是它硬是打败了数量上超过它几倍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自己和站在一起的众多国民党将领都成了它的手下败将。如今，它面目全新，飞机在天上轰鸣而过，先进的坦克、大炮缓缓开过，天安门广场，陆、海、空三军官兵迈着雄健的步伐接受检阅。杜聿明虽然带了20多年兵，但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规模盛大的阅兵庆典。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请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特赦战犯作出决定。17日，人大常委会讨论并同意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一天，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中共中央也发出了“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强调指出：这次特赦不同于历史上的大赦和国际上的大赦，战犯必须关押已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特赦。
   杜聿明和其他战犯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激动过后，杜聿明细细想来，报上讲的是特赦一批，而不是全部；还要根据表现好坏。他不敢妄言自己已“确实改恶从善”。他是43名头等战犯之一，他断定这次特赦不会有自己。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人民法院对战犯特赦大会”在功德林隆重举行。法官致词后宣读了首批特赦人员共3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这时全场肃静，全体战犯屏声敛息，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出来。杜聿明刚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是真的吗?
   杜聿明肃立在主席台前，聆听法官庄严地宣读自己的特赦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一九五九年赦字第一号     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犯杜聿明进行了审查。罪犯杜聿明，男性，55岁，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该犯关押已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释放。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杜聿明上前几步，恭恭敬敬地向法官行鞠躬礼，双手接过这份比生命还要宝贵的通知书，又深深地鞠躬，再转身回到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几百双眼睛都注视着这位确已改恶从善的原国民党将军。杜聿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汹涌澎湃的感情狂潮，滚滚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低下头，喜极而泣。杜聿明代表获赦战犯在特赦大会上讲话时声泪俱下。他哽咽着说：“共产党和毛泽东把我这样的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生死以之决不反顾!”    周恩来总理在杜聿明等人释放10天后接见了他们。那天，一辆大轿车载着杜聿明等获特赦人员驶进中南海。周恩来在陈毅、习仲勋副总理和张冶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国民党投诚人员和党外民主人士的陪同下，和杜聿明、溥仪等人亲切握手，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杜聿明的老师。当年杜聿明曾多次聆听过周恩来的讲话。这次会见气氛非常融洽，周恩来说：“我们对蒋介石先生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闹点别扭，反对搞两个中国，反对搞托管。这一点非常重要!”3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对被特赦人员的工作、生活、劳动、学习、参观作好安排。杜聿明到北京郊区的红星人民公社劳动锻炼了一年，劳动锻炼期间每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他心情舒畅，生活自由自在，节假日还可以进城办事、探亲访友，充分享受到了新中国一个公民的全部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杜聿明在公社劳动期间，黄埔军校老同学陈赓大将几次会见和宴请了他和另几位黄埔同学。陈赓很诙谐健谈，说话妙趣横生，陈赓说：“我们从黄埔到大革命都是团结在一起的，后来我们的‘蒋校长’背叛革命，以致兄弟间打来打去，现在我们终于又合在一起了，就应该团结到底，永远不再分开了。”    1960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杜聿明参加接待作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哥马利和杜聿明分别是非洲地区地中海战场和中国战区中缅战场指挥官，彼此是知名的，交谈起来便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这时，蒙哥马利扭头笑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军队哪里去了?”杜聿明指坐在对面的陈毅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币口又问道：“一个也不剩吗?”杜聿明指指自己，答日：“就剩下我一个了。”周恩来笑着说：“你也进入社会主义了。”这时，全场发出一阵开怀的大笑 。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这个职务非同一般，是经国务院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而任命的，还专门开了会，庄严地颁发了任命书。  杜聿明很珍惜这种工作机会，因此，特别努力。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真实地把过去经历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1961年，他写了《辽沈战役概述》、《准海战役始末》几篇；1962年又着手写他任东北保安司令时的资料，都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
   杜聿明等任政协文史专员后，张治中、邵力子两位老师特地邀约杜聿明等人及有关人士在和平宾馆欢聚，以示祝贺。张、邵二人关切地问杜聿明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何困难需要解决，可向他俩提出来，能帮助解决的就给解决，不能解决的，可以代为向政府或有关方面反映，还勉励杜聿明等努力工作，为国效力；并且说：“你们当中丧失配偶的，可以重新组织家庭；家属在大陆的，将向统战部和政协领导建议，把家属户口迁入北京，以阖家团聚。”杜聿明受到极大的鼓舞，积极和在美国的妻子曹秀清通信，促她早日回大陆团聚。  杜聿明等到政协工作以后，每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就接到国家正式请帖，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宴会，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特别是1964年国庆的请帖，是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的署名，杜聿明等更为惊喜!
   周恩来牵线搭桥杜聿明夫妻团聚：    曹秀清与杜聿明是同乡，也是陕西米脂县人，知书达理，父亲是清末秀才。1923年，19岁的杜聿明与比自己大两岁的曹秀清喜结连理。时逢国共第一次合作，杜聿明在黄埔军校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军校中共产党、国民党组织部都给他送来了入党申请表，杜聿明的父亲是地主，他怕“共产”，就参加了国民党。曹秀清的父亲是米脂县工商界头面人物，她原先在家学诗文绘画，结婚后才到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去读书，并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曹秀清因杜聿明的关系被清理出共产党，从此两党恩仇反映在杜聿明的家庭中。    1956年，战犯管理所宣布可以与家属联系的当天，杜聿明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妻子曹秀清。这位虽然比他大两岁但是来自貂婵故乡的女士，不仅替他生了3个女儿3个儿子，而且以榆林女子师范和南京政法所毕业的资历，在杜聿明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期间，分别担任第五军军人子弟学校校长和军人眷属工厂厂长。杜聿明爱她，与其说她是位贤妻良母，倒不如说她是曾，经与他同舟共济的忠实伙伴。此时，作为妻子曹秀清又何尝不思念自己恩爱的丈夫呢?只恨海峡两隔，不能团聚。1957年，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后，曹秀清终于有理由提出去美国探亲，并获得台湾当局批准。曹秀清清楚大陆的情况，因为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1952年从美国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在周恩来的关心下，60年代后每年暑假都要携杨振宁的母亲飞往日内瓦与杨振宁一家团聚，介绍大陆和杜聿明的情况，女婿杨振宁、女儿杜致礼也都鼓励她去大陆，从而使她对返回祖国大陆的信心和愿望更加强烈。最后，在杨振宁的安排下，曹秀清从美国飞往日内瓦，由外交部的同志亲自接机，安排休息数日后，转机飞往北京。——1963年6月3日，杜聿明在北京飞机场迎到了从美国久盼而归的妻子曹秀清，夫妇俩喜滋滋地手牵手走进了布置一新的家。分别15年后重新相聚，杜聿明恍如隔世，悲喜交集，细细端详，61岁的妻子虽已两鬓飞霜，但仍然雍容华贵，风韵扰存。曹秀清讲述了15年的酸甜苦辣，生离死别，使杜聿明唏嘘不已。北京新居条件很好，房子大，水、电、煤气、暖气一应俱全，家具由政府配给，而每月房租却只有5．4元。而在台湾，同样的房子每月租金要1000多元，使曹秀清大感意外。曹秀清回大陆后，夫妇俩重新安排家庭生活。曹颇善于料理家务，对杜聿明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很周到。老两口很少出外串门，杜由政协下班后，不是在院子里侍弄花卉果木，就是在灯下夫妻对玩桥牌或收看电视，日子过得十分幸福美满。当郑庭笈等人间及曹秀清十几年的海外生活和争取回归大陆的情况时，曹秀清感慨地向他们讲述了如下的曲折过程：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全军覆灭，传到后方的消息是光亭(杜聿明)生死不明，留下一位老母亲、6个孩子和我8口人。我在大陆无依无靠，就跟着把全家搬到了台湾。全靠我自己东奔西跑，找光亭老同学、老同事帮忙说情，才勉强将子女安置进学校读书。为了打听光亭的确实消息，我首先到美国找大女儿杜致礼。这时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国际上很有声望，我估计台湾当局不会阻止我去美国的。我请得萧毅肃当担保人。1958年9月间，突然得到通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接见我。我想，从大陆到台湾将近10年时间里，蒋介石对我根本没有过问，为什么我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却要见我呢?我心里也没底。“国防部”派来一辆汽车，将我接到蒋介石官邸。刚进会客厅，蒋介石夫妇随即跨入。他们和我握手寒暄几句后，就请我坐下。蒋介石先问了问我和子女的情况，接着又仔细地询问了杨振宁的情况。蒋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为国争光。李政道的母亲在台湾，杨振宁的父母都在上海。你这次到美国去，凭着岳母的关系，要争取杨博士为党国效劳。”我心里想，这次到美国，主要是找光亭。但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便回答说：“杨振宁没有到过台湾，台湾的情况他一点也不了解。我见到他后，一定向他好好介绍台湾的情况。台湾是个宝岛，物产丰富，环境优美，要他回来看看，为建设宝岛贡献力量。”蒋介石微微笑了，点头说：“很好。”蒋离开会客厅后，宋美龄请我吸烟，还给我点火，非常热情。
到美国后一年多，就得知光亭被特赦释放的消息，喜出望外。不久我和光亭通信联系上了。光亭信上说，他在北京的居住条件很好，有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暖气设备俱全．要我回北京定居，共度晚年。我心急如焚，就积极准备办回大陆的手续，争取早日团聚。正在这时，担保人萧毅肃从台湾频频来信，催我返回台湾，说如我不回，他就不好交代。我写信告诉他，我到美国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请萧到“国防部”去查档案。以后果然就没有信催了。
   曹秀清回到大陆后不久，就和杜聿明一起受到了周恩来和陈毅的接见。并在政府的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曹秀清和其他几位特赦人员一起，畅游了南京、无锡、苏外I、上海、杭州、黄山、南昌、长沙、韶山、武汉、西安、洛阳、延安、井冈山等地，到城乡参观学习。在参观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韶山时，同行的特赦人员中有“末代皇帝”溥仪和新夫人李淑贤。杜聿明示意曹秀清陪李淑贤游览。曹秀清却不知怎样称呼李淑贤为好，按西方习惯，她是贵妇人；按年龄，她只能做自己的女儿……正在为难之际，溥仪先打了招呼，介绍李淑贤道：“这是我的新夫人。”曹秀清简直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政府能把一个处处为尊的皇帝，也改造成为没有一点架子的普通人。于是觉得，她再不用为杜聿明担心什么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政协机关后院内，贴满了大字报，其中对《文史资料选辑》中某些史料和观点，指名道姓地提出批判。杜聿明对于涉及自己的部分，很认真地去看，有的还抄了下来。外面的“造反派”在政协大门上贴上了传单，指责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提出耍扣发民主人士的工资，赶出北京。政协职工没有照办，只是让专员参加打扫卫生等劳动，扣发工资30％。当时外面已经开始乱揪乱斗，气氛十分紧张。杜聿明和宋希濂、郑庭笈二人原来同住一院，每天到机关上班，都是结伴而行，以便互相照颐，如发生意外有人通风报信。杜聿明对当时发生的一切，不能理解，但很镇静，曾对郑庭笈说：“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1966年8月，“红卫兵”掀起破“四旧”高潮。政协领导为了使专员们不至于卷入，宣布：“专员暂时停止上班，在家里自行组织学习班。”当天晚上，杜聿明和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研究，决定第二天开始学习，家属一律参加，每天上午9时至11时学习半天，四人轮流主持。还决定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这件事全由杜聿明一手操办，他用红油漆以仿宋体工工整整地书写，但也没有挡住“红卫兵”到院里来“破四旧”。
   开始是北京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继之而来的是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他们把杜聿明家里的《文史资料选辑》、照相机、电动缝纫机都拿走了，还要把杜的大儿子的骨灰盒扔掉。曹秀清急了，哭着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那些“红卫兵”终于发了善心，骨灰盒才幸免于难。最使杜难过的是，1960年黄埔师生和周恩来在颐和园的珍贵留影被拿走了，他惦念了很久。“红卫兵”还贴了一张大字报，对这个院子提出三条“勒令”：一、自动减少工资；二、不准请保姆；三、打扫胡同的卫生。杜召集大家研究，决定由宋希濂起稿，杜抄写，回答了一张大字报，表示接受“红卫兵”的要求和批评意见。第二天中午，来了三个带着照相机的“红卫兵”，把杜等叫出去，要他们站在大字报下面照相。杜聿明始终没有弄清这几个“红卫兵”是哪个单位的?照相有什么目的?以后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院里的人都出动扫胡同。在这些日子里，杜聿明除了学习和搞卫生，整天都蹲在家里。他对“文化大革命”很少发表议论，也不听外面传播的小道消息，只是看书学习，好像外面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郑庭笈问起他今后怎么样时，杜总是说：“要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周恩来知道了杜聿明等人的处境，当即指示政协领导，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并发还扣除的工资。十一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又被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在那动乱的1966年，给予这种待遇，使杜聿明感到特别温暖和珍贵。就在这时，不知哪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果然就再没有人来折腾。1969年秋，政协又将杜聿明等召回机关，恢复上班。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前一阶段对他们的保护措施，是按照周恩来批示办的。
   1969年10月28日夜里，大批“红卫兵”和公安民警，到唐生明家里抄家，唐和他的妻子徐来都被押走了。杜、宋、郑三家不知是怎么回事，都各自紧闭大门蹲在家里，偷偷从窗户窥探。11月6日，沈醉、康泽同样被带走；12日董益三被带走。这些事使杜聿明等又紧张起来。郑庭笈问杜：“你对这件事情是如何看法?杜还是说：“党的政策不会变，不会把所有特赦人员都押回监狱的。”以后获悉，沈醉等人的再拘留，是与国民党军统问题有关，杜聿明的判断果然不错。1971年沈醉等也都释放回家，还补了工资。
   “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全国兴起“外调”之风，政协机关也成立了接待外地来京调查人员的机构。找杜聿明调查材料的人特别多，外调人员有时要排队等候。杜聿明深深感到，提供材料关系到被调查人的生死存亡，是一桩极为严肃的大事，因此无论是和来人面谈或书面答复，都是再三考虑，做到实事求是。有时他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就请有关朋友帮助回忆；实在不知道的，他也介绍线索，让来访者能够继续进行调查。
   中美恢复邦交后，坚冰打破，人员交流日益增多，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博士也从1972年起先后多次回大陆探亲讲学。
   1973年暑假，杨振宁和杜致礼第三次回国探亲讲学，夫妇俩上午到达北京，中午就到杜聿明家进午餐。政协机关怕曹秀清忙不过来，派人协助购买物品，并派了厨师代做饭菜。席间有郯洞国、侯镜如、焦实斋、郑庭笈等作陪。接着，郑洞国又在四川饭店宴请杨振宁夫妇。    7月17日上午，杨得到通知，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十分高兴。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就播发了这则消息。毛主席和杨振宁一起照了相，事后还送了杨振宁一张。全家都感到无比光荣，把这张照片视为至宝，一直挂在杜聿明的会客室里。杨振宁还转达了毛主席对杜聿明的关怀，说：“在接见时，毛主席对我说，‘代问你岳丈好’。”
 继之，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杨振宁夫妇及杜聿明夫妇。杜聿明回忆说：“宴会气氛非常亲切，周总理对待我们像一家人般欢聚一堂”。杜致礼还和总理开玩笑说：“你们还是重男轻女，杨振宁是安徽人，酒宴就设在安徽厅，我可是陕西人哩!”总理听了哈哈大笑，不以为忤。杨振宁是美籍华人协会会长，他回到美国后，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     久病住院与世长辞。正当杜聿明诸事顺心，竭力为人民工作之际，可恶的病魔不断向他进袭。杜聿明早期患有肾结核病，曾进行手术割去了一肾，因此多次发生感染，导致肺结核、胃溃疡及脊椎结院(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简称)的精心治疗和长期住院休养，病情虽有好转，但终以身体孱弱，行动已感困难，开始策杖而行。他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力疾从公，参加政协各项活动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本职工作。由于肾功能极度衰竭，1981年春，杜即深感不支，便进入协和医院治疗。协和医院拥有优秀医护人员，医疗设备亦较为先进。在杜病情严重、生命垂危之际，组织力量大力抢救，使用最先进的医疗方法和有效药剂，辅以精心护理，几次转危为安。杜的女儿杜致礼闻父亲病危，于1981年1月间由美国回国，并带有“人功肾”透析用药，投入医治，一时颇见成效，杜的病情好转，神志清醒。曹秀清母女及所有友好，俱为杜额首称庆，杜致礼如释重负，道别父母返回美国。 可是，到4月末，病情骤然恶化，肾功能全部衰竭，杜已呼吸困难，不省人事。延至5月7日上午7时27分，杜聿明终于停止呼吸，与世长辞，终年77岁。    当杜聿明病势恶化，已呈弥留状态之际，曹秀清急电杜致礼，嘱其即日回国与乃父诀别。杜致礼接电后不胜惶急，迅即摒挡就途，于5月6日飞回北京。她思父心切，不颐旅途疲劳，驱车径往协和医院杜的病榻前。杜聿明这时进入呼吸短促的半昏迷状态，虽然已不能说话，但心里还有感应，似乎还明白是长女致礼的到来，父女拥抱之际，眼里竟流下了热泪。杜致礼陪伴到深夜，还不忍离开，经多人劝解，才回到崇文门寓所稍息。 女婿杨振宁闻讯岳父杜聿明病危，虽极关切，奈何科学研究和国际活动紧迫，难以抽身与其妻杜致礼一道回大陆向乃翁诀别。但得到杜聿明逝世噩耗后，立即兼程回国。全国政协领导为了照顾杨振宁能参与葬礼，决定推迟杜聿明的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日期。杨振宁于5月22日回到北京，23日即参加遗体告别，25日参加在政协礼堂举行的追悼大会，会后与杜致礼搀扶曹秀清捧骨灰盒至北京八宝山墓地安放。丧事办毕，杨振宁即匆匆飞往日本，参加世界科学组织的会议。    杜致礼留下陪伴母亲，以慰大丧后的哀寂，待其母稍安后才返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