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女儿女婿口述：河内“刺汪”案疑云

■[美]高伐林
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刺汪事件对于中日关系、蒋汪互动、汪氏命运，都具有转折意义。然而对于这一事件长达的69年的研究始终充满着谜团。本文作者从2004年春以来，与亲历此事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大女婿何文杰多次进行讨论，反覆推敲当时的情形。
 1938年2月26日，长女汪文惺为汪精卫拍摄的照片1938年12月，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因为在对日方略上与蒋介石意见不一，率家人随从，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来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O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条件之后，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通电，在香港发表，响应近卫声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为节省字数，用一个字代表日期，“艳”为29日），引起轩然大波。
1939年初，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两次到河内见汪精卫，带给他护照，劝他去欧洲；同时授意戴笠派得力部下陈恭澍到河内，令其率人刺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凌晨的刺杀案，导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饮弹身亡，而汪则幸免。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权。
汪氏夫妇共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夭折，其余为：长子汪文晋、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直在印度尼西亚某地隐居当修女，不问世事）。汪文惺出生于1915年，与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文杰（又名何孟恒），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后移居美国，现在新泽西州养老。在河内刺汪事件那段岁月中，他们刚刚成婚，与汪氏住在一起，亲历了那惊魂一夜，何文杰曾给笔者看过他写下的关于这次刺汪事件的详细记录。
采访主要由何文杰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补充。他们对汪精卫、曾仲鸣等人的称呼，笔者作了统一处理：以当事人身份讲述当时经历时，以亲属关系相称；其余则直呼姓名。请读者谅察。
高朗街25号与27号
高：我想请二位谈谈你们亲历的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
答：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呢？
高：我读到多人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包括最具权威性的三个版本，出入实在太大。你们二位当时就住在三楼，刺客开枪时，二位与汪氏夫妇都藏在对面房间。你们还记得当时情况吧？
答：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画过示意图，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
高：高朗街25号与27号，两个门出入？
答：对。
高：几乎无人提起！绝大多数资料都只说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号”。这一点非常关键：刺客确实是冲进了高朗街27号，却杀错了人。河内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中这么写：
“他（汪）的现址是高朗街二十七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请注意这一段：“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笔者偕鲁翘（王鲁翘）开车打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进出。大门进身（原文如此——高注）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他从正门前来往过多次，正面的结构却是应该看得清的，他只字没有提正门是两个门。
答：是两个门。
高：房间格局和你们的起居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答：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何文杰图中原标注为“二楼”，乃按照英式习惯。为了与别的史料说法一致，避免读者误解，在叙述上作了相应调整，下同——高注）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
十一姑（方君璧）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曾仲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后面的一个卧室住了微（注：原字为女旁，下同）姑（朱微，国民党已故元老朱执信的女儿，汪精卫的亲戚——高注）和曾仲鸣九岁的长子孟济。
25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和后面的小卧室，住的是汪家和陈家的晚辈亲戚：汪屺、雷庆、陈国琦和陈常焘。
25号三楼的前房，是父母（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
高：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是一直住在25号三楼的这个房间吗？我看到的各种资料上都说，他们原来住的是你所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的那个房间，只是因为方君璧刚自香港新来，临时才让给他们夫妇俩住，造成了误杀。
答：不是这样的。他们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
高：那么曾仲鸣、方君璧住进来之前，这间房没有人住？
答：对，没有人住，只用来见客而已。
高：汪氏夫妇住的房间与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一样大小？
答：一样大，25号与27号是完全对称的。
高：那么，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
答：刺客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何文杰关于河内高朗街25号和27号的示意图夜半惊魂
高：那天晚上的事是怎么发生的？
答：3月20日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嗜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是什么声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这时爸爸（结婚后，我跟着妻子这样称呼）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地问：“是什么？”
“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进了老人家的房间。
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往下面一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手？已经有人入屋了？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这样子已是相对安全的了。
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我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不要走动。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微姑腰部以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强忍着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刻催促微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
我们是后来才谈起各人的遭遇，综合出一个事情的轮廓的。估计刺客约三、四人，从27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来看，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刺客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刺客的手电筒照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刺客继续登上三楼，那时十一姑丈和微姑同时从前后两房间出现，见到刺客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面十一姑丈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刺客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开枪。这时朱微刚好蜷缩在门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枪弹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事后刺客们仍循原路退走。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手无寸铁，所以他们来去之间绝未受到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
高：汪氏有卫士，难道没有自卫武器？
答：没有。当时法国殖民当局说，安南地方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允许有枪，也谁都不可能有枪，所以我们的卫士也都没有自卫的枪。
 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现年93岁，定居新泽西州。高伐林2004年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汪精卫遗书        以下是根据汪精卫的大女婿何文杰手抄《最後之心情》录入。中间“××”均系手稿上原有。何老先生在手抄稿前面写道：“一九六四年二月，汪氏逝世將近二十年，香港發現題爲'最後之心情’的汪氏的國事遺書，引起國人以至日本各方面的注視，也惹起了真僞的論爭，聚訟紛纭，始終沒有定論。最低限度，作爲史料的參考，也有一定的價值。”
真乎？伪乎？公布于此，请有兴趣者公断。
最後之心情
兆銘
兆銘來日療醫，已逾八月。連日發熱甚劇，六二之齡，或有不測。念銘一生隨國父奔走革命，不遑甯處。晚年目睹巨變，自謂操危慮深。今國事演變不可知；東亞局勢亦難逆睹，口授此文，並由冰如（汪夫人陳璧君字）謄正，交××妥爲保存，于國事適當時，或至銘殁後二十年發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銘
兆銘于民國二十七年離渝，迄今六載。當時國際情形，今已大變。我由孤立無援而與英美結爲同一陣線，中國前途，忽有一線曙光。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而慮其不能實現者。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裏，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其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爲蘇計，實計之得；爲中國計，讵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變以還，日本侵逼，有加無已，一般輿論，對日已成一片戰聲。渝府焦心積慮，亦唯以不變應萬變，以謀國府基礎之安全。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又必須本黨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後日人始信吾人有謀和可能，而爲淪陷區中人民獲得若幹生存條件之保障。即將來戰事敉平，兆銘等負責將陷區交還政府，亦當勝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組織或維持會之倫。兆銘行險僥幸，或不爲一時一地之國人所諒，然當時之念國際演變，已至千鈞一發局面，此時不自謀，將來必有更艱險更不忍見內外夾攻之局勢發生，馴至雖欲自爲之謀而不可得。兆銘既負國事責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輕棄其或有可能之途徑。年來昭告國人者曰：“說老實話，負責任”。說老實話：則今日中國由于寇入愈深，經濟瀕破産，仍爲國父所雲次殖民地位，而戰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頻于無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強，徒可勵民氣于一時，不能救戰事擴大未來慘痛之遭遇。如盡早能作結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變局之外。多樹與國，暫謀小康，只要國人認識現狀，風氣改變，凡事實事求是，切忌虛矯，日本只不能便亡中國，三五十年，吾國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負責任：則兆銘自民國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長，十余年來，固未嘗不以跳火坑自矢。個人與同志屢遭誣蔑，有壬（唐）、仲鳴（曾）、次高（沈）被戕者數數。今春東來就醫，即因民廿四之一彈，個人生死，早已置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國之情形，固猶勝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勝于袁氏二十一條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時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銘即死，亦何所憾！
國父于民國六年歐戰之際，著中國存亡問題，以爲中國未來，當于中日美三國之聯盟求出路。蓋以日人偏狹而重意氣，然國父革命，實有賴于當年日本之若幹志士。苟其秉國鈞者能有遠大眼光，知兩國輔車相依之利，對我國之建設加以諒解，東亞前途，尚有可爲。美國對中國夙無領土野心，七十年來，中國人民對之向無積憤，可引以爲經濟開發振興實業之大助。今日兆銘遙瞻局勢，東亞戰爭，日本必敗，其敗亦即敗于美之海空兩權。日本如能及早覺悟及此，以中國爲日美謀和之橋梁，歸還中國東北四省之領土主權，則中國當能爲之勉籌化幹戈爲玉帛之良圖，國父之遠大主張，便能一旦實現。
今兆銘六年以來，僅能與日人談國父之大亞洲主義，尚不能談民初國父之主張，即因日本軍人氣焰高張，而不知亡國斷種之可于俄頃者也。
兆銘竊有慮者，中國目前因中美之聯合，固可站穩，然戰至最後，日軍人橫決之思想，必使我國土糜爛，廬舍盡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戰爭之局面，絲毫無補實際。日本則敗降之辱，勢不能忍，則其極右勢力與極左勢力勢必相激蕩而傾于反美之一念，則三十年後遠東局勢，仍大有可慮者也。
兆銘于民主政治夙具熱忱，民十九擴大會議之後，曾通過憲法，當時張季鸾先生曾草文論之，言政局失敗而憲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爲雪中送炭。又憶南華日報在香港創立時，欲對民權主義多作鼓吹，而苦無注冊之保證金，賴當時英國閣揆麥唐弩氏遠電當局雲：“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報繳費”，心常感之。四年前國府還都，不過苦撐局面，爲對日交涉計，萬不得已而爲之，故仍遙戴林主席。銘屍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時地望與民國以來時局之推移有關系者參與其事，民主之基，庶幾有豸。然年來以對日主張，不無遭英美不明實情者之猜忌。東亞戰爭爆發後兩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區更痛苦彌深，而國府突對外宣戰，豈不贻笑外邦？不知強弱懸殊之國，萬無同盟可能；有之，則強以我爲餌。然悍然行者，實政府在淪陷區內，假以與日本爭主權爭物資之一種權宜手段，對英美實無一兵一矢之加。惟對解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勢利導者，率得行之，此實銘引爲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軍與曾李相持時，已爲藏垢納汙之區，八十年來，以條約束縛，政府苦難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還，大戰之後，租界終入國府範圍，固不當因日本之成敗而變易也。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爲與虎謀皮，然仍以爲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兩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國府目前所在之地區爲淪陷區，其所代表者爲淪陷區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對象爲淪陷區中鐵蹄蹂躏之敵人。銘交涉有得，無傷于渝方之規複；交涉無成，仍可延緩敵人之進攻。故三十年有句雲：“不望爲釜望爲薪”者，實爲此意，所以不惜艱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時，銘始與對日之役，其後兩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而我之對日，仍有全國立場。日本自維新以後，號稱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軍人有帷幄上奏之權。自清末兩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時。民初對我大肆橫迫，至華府會議，始解其厄，固已礙于英美之集體壓迫，早欲乘釁而動矣。九一八初起當時，粵方派陳友仁渡日與幣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甯方同志，寄望于國聯，斥爲賣國。及淞滬長城諸役衄敗後，累次交涉，見日本政出多門，而軍人勢力膨脹，海陸之傾軋，議會制度之破産，軍閥野心之無已境，其前途如失缰野馬，彼國之有識者早引爲隱憂。兆銘離渝與之言和，固已知其交涉之對象爲日本政府無力控制之軍人；爲淪陷區當地之駐軍；爲仰軍人之鼻息之外交使節；爲跋扈日張之校佐特務，而非其國內一二明大體識大勢之重臣。然以銘在國府之關系，與乙巳以來追隨國父四十年之地位，對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爲謀我滅我之資，亦不得不以之爲交涉之對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勝于南北舊官僚，兆銘即可于此時觇其國而窺其向。況彼政出多門，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對彼元老重臣，銘固未嘗不以東亞大局危機爲憂，以國父“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之言爲戒。即彼跋扈自大，無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級機關于盡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軍閥氣焰雖盛，進退時見逡巡，海陸軍之交誹，時或露真相于我。然其表現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樞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標榜，駐屯軍亦不能故違，只能拖延圖利。是以國府交涉之對象，非其謀國之臣，而爲重利之酋，銘仍不至于一著全輸而無以自立。即我或無法延拖改變其初衷，在淪陷範圍，彼既承認我政府爲盟邦，爲複興東亞之夥伴，即不能全不顧我民生需要與政府體制，仍可爲民生留一線之機，此實國難嚴重非常時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銘爲國之切謀一己犧牲之絕策，屢爲二三同志言之者。蓋中國爲弱國，無蹙地千裏而可以日形強大之理。蔣爲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于蔣言和之後，造爲謠诼，以促使國府之解組混亂，國將不國。非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于渝局；非深入淪陷區，無以保存其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淪陷區，則必外與日人交涉，而內與舊軍閥政客及敵人卵翼下之各政權交涉。）即國府過去打倒者如吳××，所斥如安福余孽××輩，以及日人特殊之鷹犬，東北亡國十余年之叛將，銘亦必盡量假以詞色，以期對日交涉之無梗。銘蓋自毀其人格，置四十年來爲國事奮鬥之曆史于不顧，亦以此爲曆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計非出此險局危策，不足以延國脈于一線。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國土重光，輯撫流亡，艱難余生，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爲可哀，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
是以銘之主張，其基本之見解：爲日本必不能亡中國。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棄對國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機。而中國局面之收拾，則誠爲不易，戰後大難，更有甚于戰爭之破壞，必有待于日軍之和平撤退而後政府陸續規複，始得保存元氣。民國二十六年廬山會議時，銘已懷此隱憂，時至今日，而此種迹象，蓋益顯著。苟國人能稍抑其虛憍自滿之心，實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無所得，戰局之逆轉，化戾氣爲祥和，亦爲一念，端在局勢之最後如何發展耳。
民國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長山本秀實入京，事後語人雲：“汪先生無情報”，蓋其時日方之敗局未顯，而戰事已見膠著。山本嘗周行南洋緬甸各占領區，故作此危語也。然山本此語，余實得聞之。銘離渝六載，在東亞戰事爆發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順利，除公開電報外，未嘗與渝方通訊。于日本以外其它國家，雖有互派使節者，未嘗以之爲交涉對象。蓋以日本軍人氣量狹隘，又多疑忌，國府所居地位爲變局，其目的爲專辦對日本一國之交涉，乃至日駐軍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實不必多事捭阖，啓彼機心。然銘等之真心主張，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隱瞞，各國使領亦有進言于我者。銘雖赤手空拳，在此東南諸省範圍內，凡能爲國家自主留一線氣脈者，亦無不毅然不顧一切之阻礙主張之，竟行之！蓋以此爲我內政範圍，外人不應幹涉。
今于此亦可爲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爲恢複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一爲中央軍校之校訓，以及銘屢次在軍校及中央幹部學校之演講；一爲教科書決不奴化，課內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誦讀。凡銘之講詞以及口號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複興中華，保衛東亞”，乃清末同盟會“驅除鞑虜，複興中華”之余音。“同生共死”，爲事變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條約交涉各端，更可謂殚心竭慮，實已盡其檢討對策之能事。且戰爭結束，日軍議和撤退，此項條約，終成廢紙，固無礙于國家之複興。
目前所疚心者，東北與內蒙問題，迄未得合理之解決方策耳。然關于東北內蒙，本月與小矶言，同意有改變之余地。如銘不幸病殁，抱憾以終者，未能生見九一八事件之起因東北之收複耳。然在九一八以前，東北地方政府與日本懸案，積有百余件，懸而未決，地方中央，互相诿責，大禍終啓。今銘在甯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爲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時，爲事變十三年來惟一有憬悟與誠意收拾時局之一時期。中國如謀振奮自強而又一切求之主動者，理當爭取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俾其從容退兵，收其實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憶三年前山本之言，蓋亦謂燭見機先，不可以爲敵方之新聞界人士而忽視其意也。
華北五省局面，殊形複雜，一年來稍有變動，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當緊力准備，俾將來國土完整，無意外變化發生。銘于十三年前奉國父命先入北京，其後擴大會議偕公博入晉，前年赴東北，頗知北方形勢，應得已于政府及黨關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應推公博以代主席名義常駐華北，而以京滬地區交佛海負責。在一年內實現重點駐軍計劃，俾渝方將來得作接防准備，此意當由冰如商公博以銘名義向中政會提出。
中國自乙未革命失敗，迄今五十年，抗戰軍興，亦已七載，不論國家前途演變如何，我同志當知黨必統一國不可分之主張，不可逞私煽動分裂。其在軍人天職，抗戰爲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不得擁兵自重，騎牆觀變。對于日本，將來亦當使其明了中國抵抗，出于被侵略者之自衛，並無征服者之心。對于渝方，當使其了解和運發生、演化至今，亦不失其自信及自重。將來戰後兩國能否有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于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兆銘最後之主張及最後之心情，期與吾黨各同志及全國同胞爲共同之認識與共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