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龙永图•卖国|李鸿章

内容提要： 以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词语去评价龙永图太荒谬，也极不厚道。李鸿章脱离体制，孤悬于上，成为一个道德反面人物。龙氏谈判，代表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打进来之后的被动应对。当然，他们有一致：那就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理性而务实的选择。

   

　　近代以来，卖国还是爱国一直是两大社会主题。这原因也很简单：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出于被动挨打的地步，每一次挨打，都需要找人负责——皇帝当然是不可能为挨打负责的了，皇帝伟大英明永远正确，怎么会错？又需要负什么责？也不可能找什么体制制度的原因，汉家自有章法，从来如此，何错之有？所以找来找去，就只能找到具体经办那些军事外交事物的人员。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李鸿章成了近代最大的“卖国者”。

　　满清入主中原以来，为维持其对汉民族的绝对统治，满蒙贵族对新的军事技术及火器一直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顽固保持他们的骑射传统及其建立于其上的军事优势。诚然，对于隔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的大清国及远东诸邦，这种政策对内部的管制确实十分有效。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主要威胁均来自境外而不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势力。鸦片战争以后，火器的威力确实令清朝统治者感到恐惧和威胁，他们有学习西方技术的动机，但在“宁给友邦，不与家奴”统治规则下，这种热情却有十分的保留。防内仍然是清廷的首要目标。

　　因此，在1840-1870之间的三十年，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什么进展，但期间发生的一场大乱却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机会。太平天国动乱，在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却也做了一件好事：它摧毁了清国的国家军事主力----以骑射为本的八旗军队。最后，消灭太平天国的使命是由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和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来完成。这两支军队的特点是：由汉人指挥且由汉人组成，不受满蒙大员节制；配备现代火器基本由步兵构成。这完全违背了清朝的祖制，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掌握了军权的汉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掌握了清朝的政权，淮军后来成了清国的国家军队，但军队的将领却都是李鸿章的亲信，在一个传统上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度，李鸿章当时的份量有多重就可想而知了。

　　这位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建矿山，搞航运，设工厂，办电报，修铁路，开银行，忙得不亦乐乎。可以想象一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后面拖个大鞭子的清国员工在做现代化的事，情景肯定比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要搞笑，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氏这一折腾，当年的一个小渔村的上海却不小心成了远东的第一大城市。当然，李氏感到骄傲和腰杆儿硬的是他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清帝国海军主力，号称全球实力第三的舰队。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表面风光的李鸿章，却遭遇来自各方的暗算。尽管一向滑头的李氏一再向朝廷表示忠心，但手掌清国海陆两支大军的李氏却无论如何不能让其主——满蒙贵族们放心（结合以后的历史，可以想象，李氏要造反，肯定要比孙文容易多了），他们不时地给李氏使绊子，其他的汉族官员出于不同的动机，也经常给这位李中堂下菜（翁同和、张之洞、张佩纶可以算是三个代表），这虽然影响李氏的改革开放事业，但对于财大根粗的李氏来说，不是致命的。正当洋务运动达到当时的高潮，洋务运动带来的新技术、新物质开始在中国抛头露面之时，普通的中国人可以通过洋货感受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同时进一步感受西方精神文明之时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在中华土地上孕育的现代化长子，胚胎刚刚成型就受到外部的致命一击。而这一致命的一击，就来自李氏一向并不看重的蕞耳小国——日本，它不仅破坏了李鸿章等人的洋务事业，而且还使李氏身败名裂，至今不得翻身。以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将李鸿章钉死在了“卖国者”的耻辱柱上。然而，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者么？

　　卖国通常指在国与国交往中，单方面给国家主权人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的行为，但卖国和爱国是很复杂的很抽象的概念。不应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对国家主权人民利益的危害大小，是否在可能的条件下把危害降到最小，再比如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就此而言，断定李鸿章为卖国者，尚有可讨论之处。

　　首先就其是否在外交中，是否在可能的条件下把对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危害降到最小而言，李鸿章应该说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的。鸿章尽力维护清朝统治，只是割地赔款而已，当然如果赔款割地过多，能争而不争，也是卖国行为。但是李鸿章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割地赔款损失。人们只知李鸿章割让台湾，不知李鸿章以夷制夷保住东三省。

　　其次，我们应该看他签订的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看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无奈之举。衡量的标准两条，一条是不是受制于国内外压力，没有办法，比如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德国签了和约，把一些苏联领土割让给德国。你能说列宁就是卖国吗？他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为了给新生的苏联争取稳定内部的时间。他当时也并没有想到德国战败，德国一战败他宣布我废除这些条约。一条是不是政府行为。汪精卫不是中央政府的成员或代表，其行为非中央政府的指派，属个人的主动行为，因此是卖国。而李鸿章是主管北方洋务的北洋大臣，与外国谈判签约是其职责，而割地赔款又是朝廷太后之决定，因此李鸿章签约为政府行为非个人行为，说卖国只能说清政府卖国。

　　最后，我们还应分析李鸿章本人对这些条约的态度——是对此感到高兴，还是为之悲伤。对于李鸿章签“辛丑条约”，实际上很多人劝他不要悲伤，他自己实际上泪流不止，从慈禧太后盼他早日来，老百姓也希望他早日来。他们当时采取那个东南互保的政策比较符合民意。在当时的情况下，尽量保持江南，中国最繁华的地方，经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不仅几个官员希望这样，当时江南的工商业都是希望这样。这也反映出清政府的垮台是必然的，因为他在这边打仗，那边他的官员和老百姓，我们和那几个国家没关系，实际上意识这个政权要完，当时让其他地方来增援，都不来，说明清政府的权威，这个政权要垮台的政府，所以当时从海外的留学生，革命党人，到维新派，都对东南互保持赞同的态度，甚至孙中山更大胆，想象力更丰富，他通过英国的香港总督，希望李鸿章当皇帝，希望两广独立，孙中山他们反复做李鸿章的工作。约好他们见面，最后双方没有见面。

　　所以，我们可以说：李鸿章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做了自己作为大臣最好选择，也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用著名学者袁伟时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李鸿章是近代“庸众中的杰士”、“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见《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卖国者这顶帽子，显然是扣不到他头上去的。

　　历史在承接中前进，在我们当代，又有一个因为在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的人物龙永图，因为被指在谈判中对其他国家“让步太大”、“过度开放”、“牺牲民族产业”而被指为“卖国”。

　　就中国现实而言，可以肯定，在“开放”的方向上，已经不会再有不同的声音——没有人天真到会认为闭关守国是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入世”锁定了改革路径，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个意义不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在开放的度上，意见却大有不同。尤其是具体的产业开放方面，分歧很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龙永图“卖国”的言论。

　　分歧体现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具体情况，也有共性的问题。当下很热闹的关于“以市场换技术”是否失败、“经济一体化能否取代民族品牌”等思考，就是开放战略衍生出来的共性问题。而这些议题又的确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微观的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也关系到宏观的国家利益。当然，即便是批评的意见中，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人是从民族品牌，民族技术的角度提出了担忧，有人则因市场放开利益受到冲击而发出质问，甚至有人尖刻到称龙永图为“卖国贼”，指责他在当年的谈判中妥协太多。

　　譬如，在零售业，当家乐福、沃尔玛们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之时，处境惟艰的民营商业资本愤而抛出“过度开放论”，忡忡忧心一时弥漫零售业。面对斯情斯景，龙永图坚持认为最大的保护就是开放。在许多场合，他不断重复，温室里培养不出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政府也制造不出来，它们只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按照国际规则在市场搏击中历练而成。逻辑相同的辩论，在每一个因融入全球而发生重大变化的行业里上演，物流、银行、保险……充满了担忧与争议。即使是那些中国具有强大优势的产业，也同样避免不了烦恼，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并不熟悉的游戏规则与各种贸易壁垒。

　　再如，在纺织品产业。当2005年1月1日，配额取消，中国袜子、衬衫与牛仔裤潮水一般涌向海外，欧盟和美国很快亮起红灯封关以对，依据的正是当年中国入世时签订的协议。“当初是不是一定要同意这样的条件？”国人对此颇有微词。当入世带来了冲突与烦恼，龙永图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争议的漩涡。对于日益频繁的国际摩擦，他总是提醒人们，中国这个实力派新演员初登世界舞台，必然遭到原主角们的排挤。但是，与飞速增长的出口额相比较，遇到麻烦的只是一小部分：去年遭反倾销调查的商品总额仅占全部出口的0.3%，纺织品设限影响的也不过是总量的10%-15%.而面对种种抱怨与怀疑，他只能不断地说，付出小代价是为了保证大原则。

　　纺织品风波尚未平息，龙永图很快发现，自己又因为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被推上了另一个风口浪尖。事情起因于今年8月在广州花都汽车论坛上的一场舌战。主持人龙永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能为自主品牌而搞自主品牌”，不料话音一落，75岁的何光远猛然起身反驳。何是全国政协常委、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龙之争”的背后，是对入世时“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意见分歧。在一些认为这一战略已然失败的人看来，这些年技术没换来，倒丢了市场，比如汽车业就如同当年的东北，我们只能让出地盘给别人打架。这时，正值国内各界对改革的评价发生重大分歧，激辩连连。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一些媒体报道时将其观点曲解为“不要自主品牌”，龙永图遭到许多批评意见，尤其是在网上。11月22日，同样是在一个汽车论坛上，龙永图作出了正面回应。他再一次强调，如果抵制外资，抵制开放，中国很可能错失目前全球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这是他最担忧的事情。至于“卖国”的指责，他挥舞着右手，语调激昂，“我们的谈判班子在汽车的产业问题上问心无愧”。他说：“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其实，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有不同的意见出现，实在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只不过，以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词语去评价龙永图显得太荒谬，也极不厚道。尽管，龙永图当年是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但最终做出战略决策的是中国政府，是这个国家，而不是龙永图的个人行为。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因为龙永图是首席谈判代表，是一个性情率真富有个性的官员，他因此成为一个符号，成为种种非议的靶子。在非议一个具体官员的背后，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开放战略的评价之争。

　　有意思的是，有人还把龙永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并且是在传统的否定意义上——换言之，认为他们在对外国让步上，二者异曲同工，都是卖国者。其实，无论在哪个层面，龙永图与李鸿章都不能相提并论。首先，他们作用不一样。龙氏的主要功绩是参加世贸谈判。15年的谈判，龙氏亲历三分之二，中国走入世界经济大家庭，龙氏功莫大焉。而李鸿章作为大清王朝的一面精神旗帜，几乎以一人之力带动了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走出了自上而下的整体转型第一步。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都与李鸿章有关。其次，龙氏今日所处的地位与李鸿章当年已有本质区别。当李鸿章不得不一次次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四处谈判时，手上没有任何筹码，临终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而每次谈判完毕之后，都有人声称要“食其肉寝其皮”，以雪“心头奇耻大辱”。李鸿章因此脱离体制，孤悬于上，成为一个道德反面人物。而龙氏并非孤军奋战，他不仅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广阔的发言空间，更获得了一批人的同情与认可。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开放才能“亦无风雨亦无晴”地坚持至今。这也说明，龙氏的谈判，代表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打进来之后的被动应对。当然，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理性而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