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作者：孙昌龄

住在一个高考考场旁边，经历了若干届高考阵势，各方重视程度可谓逐年跃增，今年轮到“90后”高考，尤为盛况空前。“90后”们多的是有钱家长，从小坐私家车，适逢高考“终身大事”，家长岂有不开车接送之理！于是考场外满是轿车，管它是不是停车位，我家孩子高考，路口停车理直气壮，高考压倒一切。成群的家长堵在马路中间聊天，全不考虑行人行车，我家孩子高考，你又没什么大事儿，我是重中之重。贯于炒作的媒体当然不失时机，早就开始倒计时，请“名师”，“状元”什么的向全国考生介绍注意事项，------，举国上下制造紧张空气，无形中传播了“上了大学高人一等”的错误观念。

当年“30后”的高考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学课程结束之后，老师的使命业已完成，学生不仅已经学会具体知识，而且获得了学习方法的真传，完全有能力自行准备高考，不需考前辅导。高考准备时间不长，更没有什么模拟考试。考场地点按考生毕业的中学统一分配，离具体考生的家可能很远。那时的考生都是骑自行车或是徒步前来赶考，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赴考场。记得高考第二天午后去考场的路上，发现前面不远处，上午监考的老师也正向考场走去，原来监考老师也和我们一样回家吃午饭，和我们一样徒步往返。我由衷地感动和敬重，于是急行几步赶上了他，礼貌地深深鞠躬：“先生好！”那位中年男老师身材高大，平易近人，跟我一路聊天一起进了考场。

当时别说私家车，就连出租车也没有，没有一个考生让家长护送。同一考场有私立学校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没见他们坐洋车、三轮车赴考。两天半时间里考八门课：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史地和政治。上午考两门，两大节课中间休息时，我校同学们跟平时课间一样唱歌、跳集体舞。保送师大的和留校教书的同学也来到考场，为同学们供水。我们的泰然得益于训练有素，我校老师常在下课前十几分钟加快语速总结，突然抬高声调下令：“拿出小本（测验专用）来”，同学们在一惊之余应对惯了小测验的难题，高考中反而丝毫不觉紧张了。那时没有题海战术，教材很经典，老师教你举一反三，所有同学都从容面对高考，甚至觉得考得并不过瘾。私立学校的同学略显紧张，他们要抓紧课间休息准备下一门考试，对我们又唱又跳很是不满，我们不解那十几分钟能有何用，但还是不再妨碍他们，心想也许“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吧。

五十年代初没人计算升学率，文革后一次返校座谈，同届校友突然提到这词儿说：“我们那时候升学率很高，27个人考上清华。”令参加座谈的校领导感慨。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代表当时我们的升学率，因为我班平均成绩远低于多数人的那位同学也考上了清华（学校并不公布个人成绩，是某些同学自己算着玩儿的）。有句话能恰如其分地概括我们的升学率，那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但是同学们报名并没盯着清华北大，当时的潮流是服从祖国需要，相当多的同学响应号召上了师大或国防科委院校，一大批人上了北医，更有觉悟高的自愿放弃上大学，直接做了当时急需的人民教师，还有一批留苏的。以上各路人等中，相当多的同学成绩不在清华北大中考者之下。我校升学率的确突出，不同学校之间当然还是存在差别的，后来得知，北京最好的私立女中那一届只有4人考上清华，当然她们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想学工，不像我校同学那样不让须眉地一心想“献身社会主义祖国工业化”。

CCTV1报道90后大学生入学，好像是以试探的口吻批判大学生不能独立的现状。主流媒体有责任旗帜鲜明地倡导良好社会风气，为什么要“试探”呢？报道的画面给人以不和谐感：一个母亲对一个至少1米80的男生事无巨细问长问短，一个父亲手机遥控着儿子不落任何细节，这些家长还得意地告诉记者，“小孩”第一次离家，什么都不会处理，必须家长帮助，认为“家长为孩子做多少都不为过（大概以为记者要评选模范家长吧！）另一些家长在打扫宿舍、洗床单，子女呆坐一旁无所事事，记者问到时，大学生们理直气壮说自己不会。比他们更小的孩子不是照样走向生活吗？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做了生意，穷乡僻壤很小的孩子就去拾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辛苦得多而未受关注。必须指出，这样的大学生家长对于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大学生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用处的。不要把考上大学、上了大学的放在不适当的位置。大学生入学古今中外都不是新鲜事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何以如此这般？

当年北京的“30后”考生录取后不久就收到学校通知：提前报到，负责迎新。他们就立即以主人翁的姿态，满腔热情地迎接外地新生了。也是第一次离家，他们承担了接待同学的任务，应比光是给自己铺床叠被更值得称赞，可是没人认为这也值得中央台报道，连学校广播站也没理会。各地同学都是自己结伴而来，绝无家长陪伴，先到的也会立即参加到迎新队伍中，不再认为自己还是新生。那时高校非教学人员甚少，校方把迎新工作放心地教给学生，结果十分完美。正因为这样，“30后”大学生比较懂得承担责任，而不需接受照顾。后来高校大批政工干部人浮于事，家长们对于无微不至的迎新工作反而放不下心了。看到今天的“大儿入托”场面，不禁想起我进幼稚园的情景：学校担心3至5岁的幼儿不适应，开学最初三天允许家长进教室站在墙边以安抚孩子；我跟随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哥哥上学，无人陪伴，看到那么多家长倒也羡慕，想过自己是否该哭，但是哭不出来，老师夸奖了我，于是只剩下了自豪。这也算不得什么，旅日华人萨苏在日本研究战史，有资料证明，二战中我国有12岁甚至7岁孩子上战场，日本侵略者都不得不佩服中华民族精神。

多数“30后”没有特殊感，因为要求他们大学毕业后当“普通劳动者”，无条件服从分配（即使心中不悦，也不敢表露，都知道“个人主义”帽子一旦扣上，一辈子的“政治生命”就完了，现在听来也许可笑，但当时人们都在乎这个）以致造成众多的“两地关系”，双方从“牛郎织女”熬到“牛公织婆”，依然一年一度“鹊桥相会”，个人利益不可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嘛。“30后”可称自立，但是比起更早的学长，他们仍应自愧不如，早年的学长们做到了毕业歌词所说的“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现代青年呢，大环境娇惯着，不正之风侵袭着，上大学决定命运，家长像送孩子入托一样，陪他们高考，送他们入学，不需“吃得苦中苦”，考上大学便为人上人。都要当白领，更多的可能要当郎咸平笔下的“黑领”，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谁还愿做普通劳动者？这种状况，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容乐观的，我们的民族需要脊梁，现状不改，谁做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