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经》的作者及记述的地理与时代

《海经》的作者及记述的地理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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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海经》即《禹本纪》，是一部流落到楚地的夏朝遗民用图画加口头解说著作的史书，它记述的是夏王朝故国（今山东省境内）的山川地理、方国异物和自黄帝以迄夏末的历史传说，在先秦时代流传很广，影响较大。如果说卜辞是研究殷商历史和文化的途径的话，那么，《海经》则是研究夏代历史和文化的门户和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夏代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        《海经》的作者及记述的地理与时代
王宁

    《山海经》由两部分组成，即《五藏山经》为一部分，简称《山经》；后面的《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和《海内经》为一部分，简称《海经》。何幼琦云：“《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内容大不相同，文字的笔调也相去很远，表明它们是相互独立而平行的两种书籍。”[1]又说：“我们认为《海经》来自《禹本纪》……当刘向父子领校中秘的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新名为《山海经》，这就是此书首见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此说甚是。关于《山海经》的篇目，应该是《五藏山经》五篇本来是一本独立单行的书，后面的《海外》、《海内》各四经共八篇本来属于一本书，即《禹本纪》，也是单行的，是刘向、刘秀（即刘歆）父子把二书合编在一起，成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山海经》十三篇；最后面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是《禹本纪》的另一个古老的本子，因为其古老所以简册散乱缺失严重，已经不完整，刘秀在校理《山海经》的时候就没有采用这个本子，是晋代的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掇拾残篇收录进自己的注本中，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十八篇[2]。
    但是，这部书有许多古今不解的谜案，历来研究此书者，大都放眼在其记录荒诞怪异的一面，所以今天人们已经把它当作小说来看待了。事实上，这部书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尤其是《海经》部分，笔者认为它本来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之遗民的作品，是一本记录夏王国故国的地理风物和历史传说的史书。
    下面拟从《海经》记述的地理、时代以及作者三方面略作探讨，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海经》记述的地理
    《海经》记述的地理，何幼琦先生在《〈海经〉新探》一文中做了精辟的论述，并把《海经》中的一些重要地名一一考出了其地望，虽然何先生的这篇文章里的问题不少，但是整体思路和一些主要地名的考证都是对的，在《海经》研究方面堪称是凿破鸿蒙之作，为我们正确认识《山海经》打开了门户，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何先生认为：“《海经》讲的地区，中西是一座大山，名为昆仑虚。山的四周有几条大川，分别流入附近几个大海。”兹将其文中所解释的地名择其重要者略引如次：
    昆仑虚：今山东的泰山
    赤水：今沂河
    流沙：今泗河。
    弱水：今大汶河。
    青水：今肥河。
    洋水：今沭河
    黑水：今大清河。
    西海：即钜野泽，又曰大野泽，又称为渤海，《海经》或称之为“大泽”。
    幽都山：即历城西南之药山。
    不周山：当在长清境内。
    崦嵫山：当系泰安西北的某山。
    交趾：当即诸城、日照、莒县一带。亦即《海外南经》之交胫国。
    这里面的一些说法笔者并不完全同意，拟另为文探讨，但这些水名和山名都在今山东省境内则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在《“四海”在上古地理中的疆域意义》[3]一文中补充了“四海”的说法，兹引于下：
    东海：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西海：即巨野泽，古亦称大野泽、勃（渤）海，其说良是。古时河、济、濮、汶等水皆注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淡水内陆海，水面甚为广阔，《元和郡县志》云：“大野泽在巨野县东五十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宋史•宦官传》：“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可见其面积之广大，故古人以海视之。此泽今已基本堙没为平地，东平湖乃其遗存的部分水面。
    北海：今渤海。古代渤海的海岸线现在虽然不能确定，但是现在的庆云、无棣、滨州、东营一带当时还都是海恐怕不成问题，因此渤海对于当时的山东省来说，可算是一个“北海”。《庄子•秋水》说河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而黄河古今都是入渤海的，可知直到战国时渤海仍有北海之称。
    南海：现在的江苏连云港以东的海州湾。古代海州湾的海岸线和渤海湾一样，还要靠西，今连云港市原是其海中的一个岛屿，古称“郁州”，《山海经•海内东经》：“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璞注云即此岛。
    《海经》记述的地理就是在四海之内、昆仑虚周围的这些河川流域的地区，这个区域范围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境及其周边地区，故何幼琦先生认为“《海经》所记的疆域，就是泰山周围的山东中部地区”，并认为“《海经》地图就是四千二百年前今山东省中部的氏族、部落分布图”，说甚确当。
    但是，这个说法似乎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近来看到的研究《山海经》的著述，基本上无人采信何先生的观点。这可能是因为何先生在考证时，只是拿了《海经》中的部分地名与现在的山东省的地理相印证，假设的成分多了些，而且有些考证也不够严密，缺乏足够的证据。因此，本文拟在尽量不重复何先生考证的基础上，从《海经》的整体记述入手，对其记述的地域范围加以重新考证，冀能使此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海经》记述地理方位的次序是先海外（大荒），次海内，此中所说的“海”，自然是指东、南、西、北四海，在《海经》中，共提到东海7次，南海6次，西海3次，北海7次。另外，《海经》中常有这样的记述：“东北海外”、“东南海外”、“西南海外”、“西北海外”，据此可知，四海在《海经》记述的地域中，不是在四正方，而是偏向于四隅。《海经》记述的地域层次可用下图表示：


西海        海外北经
  （大荒北经）         
北海

大　　海　
荒　　外
西　　西
经　　经        海内北经
海                            海
内                            内
西                            东
经                            经

海内南经         
大　　海              
荒　　外
东　　东
经　　经

南海        海外南经
（大荒南经）         
东海

    据张岩统计，《海经》中共记载了各种山丘170多座，水泽30多个（条）[5],可见《海经》记述的地域内多山多水。
    《海经》中还记述了6个“野”：畴华之野（《海外南经》）、诸夭之野（《海外西经》。又见《大荒西经》，作沃之野）、大乐之野（一作大遗之野，《海外西经》）、大荒之野（《大荒西经》）、栗广之野（《大荒西经》）、天穆之野（《大荒西经》）、都广之野（《海内经》，称在“西南黑水之间”）。除了“天穆之野”外，这些“野”应当是指一些平原，而且大多是在西部或西南，可知《海经》记述的地域的西部应是地势较平坦的平原。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天穆之野”。《大荒西经》云：“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启）焉得始歌《九招》。”这个“天穆之野”显然是一座很高的大山，但山顶上是平的，故可称为“野”，夏后开（即夏后启）才能在上面歌舞《九招》。这种高峻而顶平的山应当是崮类山。
    另外，《海经》中还多处提到河或河水，共有10处，其中《海外北经》3处，《海内北经》3处，《海内西经》1处，《大荒北经》3处，基本上都是在《北经》。河或河水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就是指黄河，至今如此，《海经》中的河或河水也是指黄河应该没有问题。那么可以确定，《海经》所记地域的西北和北部靠近黄河。
    据以上分析，要找到与《海经》所记地域相对应的地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1、  四隅有四个海。
    2、  地域内多山、水（河流），而且其中有崮类山峰。
    3、  西部是平原。
    4、  黄河流经其北部。
    如果要把这四个条件都满足，这个地域除了今山东省无以当之。
    首先说四隅的四个海，就是上面所说的四海，这四个海正好在山东省的四个角上，此已无须多讲。对照地图可知，这四海之内的地域，正是今山东省境。
    再说山丘多的问题，山东省中部是一片很大的山陵地带，被称为“鲁中南低山丘陵”，东部则有“胶东低山丘陵”，丘陵约占全省面积的35％。在“鲁中南低山丘陵”中有许多石灰岩形成的方山，山势陡峻而顶平，当地人即称之为“崮”，如孟良崮、吴王崮、抱犊崮等，大部分处于鲁西南地区。这些崮顶部平整，有土壤，可以居人，亦可耕种。如抱犊崮，原名君山，山顶有良田数亩，须抱牛犊上顶耕作，故名“抱犊崮”。同时，山东省境内多水，水系和河流流向复杂，长度5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000多条；在鲁西平原与鲁中丘陵间形成的低洼地带上，水泽湖泊甚多，主要有南四湖、北五湖两群，其中南四湖总面积就达1375平方公里。
    再说西部平原，就是著名的“鲁西北平原”，平原面积广大，绝大部分海拔在50米以下，土层厚实肥沃，是我国北方三大产棉基地之一。
    黄河流经山东省北部，古今皆然，已无需多谈。但《海经》时代的黄河并不是今天的河道，《海内西经》云：“河水出（昆仑，即今泰山）东（当作西）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何幼琦先生认为：“河水首徙改入勃海（宁按：指巨野泽）以后，贯济夺漯，又出漯水夺今马颊河入海。”又说：“在《海经》的时期，河水是夺马颊河入海的，河水所入的积石山、碣石山，就是今天无棣县北的马谷山。”其说是也。
    概言之，《海经》记述的地域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冀南、豫东和苏皖北部的淮河以北地区，所以何幼琦先生的结论是十分正确的。
    而《海经》记述的这个疆域范围，和夏代的疆域范围惊人地相吻合，因为夏王朝故国的疆域范围也恰恰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而渐及其周边地区，夏人称之为“中国”、“四海”、“九州”或“禹迹”等等，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夏国疆域新证》[4]一文中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兹不赘。

二、《海经》记述的时代
    关于《海经》记述的时代，吕振羽先生云：“如果我们认为《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是关于中国民族的古代，即原是时代的传说，那么，这两部久被世人目为‘怪诞’和‘神异’的古书，对中国原始社会，便有相当的说明，即它反映了原始社会的若干情况。”[6]吕先生把《山海经》当作史料来看，这是个进步，但推论该书所反应的时代过于笼统。
    何幼琦认为：“它（《海经》）的相对年代，也以儒家说的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我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建国之前；它的绝对年代，最低限度也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何先生之说已颇近之，但仔细推究，仍然不准确，笔者认为何先生的推断有些超前了。
    《海经》中记述的时代，最早是神话时代，就现在来看，较早的人物（或神祗）有大皡（即太昊）、女娲、炎帝。黄帝、帝俊（即帝喾、帝舜，商人在卜辞中称“高且夒”者）、帝鸿、颛顼、少皡、帝尧、帝丹朱等等。自帝俊以下，后世典籍皆言在黄帝之后，此可无论。唯大皡、女娲、炎帝，汉代以后的典籍多排列于黄帝之前，事实上，《海经》本身却不这么认为。我们先看看《海内经》的记载：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大皡爰过，黄帝所为。”袁珂《校注》云：“言此天梯建木，为宇宙最高统治者之黄帝所造、所施为者也。”
    显然，《海经》以为大皡是黄帝之后的人，最多也只是与黄帝同时，因为只有黄帝先“为”了建木，而后大皡才能“爰过”也。
    再说“女娲”，《山海经》中凡一见，见于《大荒西经》：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这个“女娲”实乃“女和”之音变。女和，来源于卜辞中的“娥”（原字上我下女），“‘娥’实‘女我’二字之倒合书，女我后演变为‘女和’，和、我古音同歌部而音近。《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女和、月母之国’，郝懿行《笺疏》：‘女和、月母即羲和、常羲之属也。’此女和即女我，亦即娥，亦即羲和。”[7]女娲，《礼记•明堂位》作女蜗，《文选•卢子谅〈览古诗〉》云：“赵氏有和璧”，李善注：“蔡邕《琴操》曰：‘昭王得【王呙】氏璧’。【王呙】，古和字。”《淮南子说山训》作“呙氏之璧”，是呙、【王呙】古皆读若和，而女蜗若女娲之字皆从呙声，则女娲即女和亦即羲和不疑也。《大荒西经》言女娲之肠化为十神，此显然是女和（羲和）生十日神话之异传。羲和乃帝俊（帝舜）之妻，则不在黄帝之前也。
    炎帝，古书并言与黄帝同时，如《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新书•益壤》：“故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淮南子•兵略训》曰：“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史记•五帝本纪》、《列子•黄帝》皆言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则炎帝亦不在黄帝之前也。唯自东汉以后，谶纬之书兴起，以炎帝为神农氏而列于黄帝之前，而后世诸书多因之，虚妄之言，不足据信矣。
    所以，《海经》之传说的最上限仅至于黄帝，而有人云《山海经》之至上神（天帝）乃帝俊，亦是，因为“黄帝轩辕即高且（祖）夒（即后之帝喾、帝舜、帝俊）”[8]，“我国自夏代以降，至上神之崇拜实甚单一，皆为狮子座之神黄帝轩辕，与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为一人（神）”[9]。
    既知《海经》所记时代之上限迄于黄帝若帝俊，则此中有一事甚可注意，即《海经》记事之最上限，与商人卜辞所记时代的最上限相同，卜辞所记时代的最上限人物亦至于“高且（祖）夒”，郭沫若云：“（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10]。又据《史记•周本纪》，周人所祖述之最高人物亦至帝喾而止。又《礼记•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帝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中凡言“禘”者，皆为至上神之祀，《尚书大传》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所谓“其祖所自出”者，即“高祖”，亦指至上神之上帝。“上帝”一名卜辞中已见，指夒，而亦称之为“高祖”，即其证。由《祭法》可知，夏、商、周三代神话传说的最上限皆至于黄帝（喾、舜、俊、夒）而止，“盖夏、殷二族本为兄弟之民族，而周乃夏、殷二代之附属方国，三代文化乃一源同出，故其至上神崇拜亦同。”[11]以此，则知所谓黄帝以前之传说皆后人所附益，不可信。同时，《海经》既能与卜辞、《祭法》相印证，则知其的确是可信的古代史料，汉代以后儒生们妄言臆说之“古史”，与《海经》不可同日而语。
    《海经》记述最晚的人物有文王，见《海外南经》：
    “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汤山。一曰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丘鸟】九、视肉、虖交。”
    一看全文，就知道这个“文王”有问题，因为其文明言熊、罴之类乃是“皆葬”（皆当读为偕，同也，偕葬即陪葬）之物，而文王也和众物一样成了帝尧、帝喾的陪葬品，太不合情理。
    其中“吁咽”一物，郭璞注云：“所未详也”，袁珂《校注》云：“所谓‘吁咽’者，或当时舜之析音。”按：此疑大谬不然。“吁咽”实即下文“一曰”后之“虖交”，乃“华实”二字之音变。吁、华古音同鱼部，咽、实古音乃真质对转，并音相近，皆一声之转。“虖交”一作“牙交”，《海内西经》有“梃木牙交”者即是，实乃“华果”之音讹，虖、牙、华古音同鱼部，交、果双声（同见母），并音近而假，故“虖交”即华果，果、实义同，亦即华实，“梃木牙交”言梃木有华有实也。《大荒南经》曰：
    “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爰有文贝、离俞、【丘鸟】久、鹰、延维、视肉、熊、罴、虎、豹、朱木、赤枝、青华、玄实。”
    按岳山即狄山，狄当是岳字之误，因为岳繁体作“嶽”，残去山部则为“狱”，后又讹为“狄”矣。此中的“帝舜”当是后人所妄增，因为帝喾和帝舜乃一人，不可能帝喾和帝舜同出，《海外南经》的“狄山”只有帝尧和帝喾便是明证。“吁咽（华实）”即此“青华、玄实”之省语。华即古花字，盖古人常以花果之类为陪葬品。
    既知“吁咽”非舜，则“文王”非周文王可知。其实此“文王”即文玉，古文“玉”字就写作“王”。汉代刘秀等人在校《山海经》时，其它地方的玉字都能正读，唯独这一个“玉”字还是作“王”，因为古代正有一个文王，因而认为此处本应作“文王”，所以没改。但就因为这个一个“王”字，使《海经》记述的下限向后推了六个世纪。
    此处“文玉”可有二解：一是指有花纹的玉石；二是即经中常见的“遗玉”，如《海外北经》曰：“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又《海外东经》：“嗟丘，爰有遗玉”。遗、文古音微文对转，音近可通。古人以玉为陪葬品是事实，山东地区的上古居民至少从大汶口文化时代已经开始用玉器陪葬了[12]，故此“文王”不足为信。
    再从头寻来，《海经》记载的故事最晚者为汤伐夏桀，见《大荒西经》：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即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疑此章山即历山。这是说夏末的故事，再以后的事就没有了。汤以后的商王一个也没有提及，更毋论周秦。
    我们再看看其记述的人物，除了那些传说中的帝王，如黄帝（帝喾、帝舜、帝俊）、炎帝、帝尧、帝鸿、帝颛顼等人之外，记载的人物如鲧、禹、启（夏后开）、孟涂、夏桀、夏耕、后羿、昆吾、奚仲、三苗等等，都是夏人的先世或夏代的人物。商人的王只提到二人，一是王亥，一是成汤，但这二位也是身处夏代的商王。周的先人有后稷、台玺、叔均，据《尚书》等古籍，后稷与禹同时，则台玺、叔均必亦是夏代之人。
    由上论述可知，《海经》记述的时代是上起自黄帝，下至于夏末世王桀，并非如何幼琦先生所言是夏以前的东西。
三、《海经》的作者问题
    袁珂先生认为《海经》“是古代楚国或楚地的人所作”[13]，其成书年代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14]，但其中有不少问题。
    我们先看看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其它一些作品：《归藏》是楚人作的一部古易书[15]，记录很多古人占卜的例子，从《玉函山房辑佚书》[16]的辑本来看，它从黄帝写到周穆王，下限是西周；《离骚》从高辛氏（帝喾）写到宁戚、齐桓公，即到春秋时代；《天问》是楚人写的一部史诗，从开辟一直写到令尹子文、堵敖，即战国初年。而《海经》也和《归藏》《离骚》《天问》一样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却之写到汤伐夏桀，即夏朝末年，这可是很奇怪的。
    而且，书中的口气也全不似楚人，如说昆仑虚的地望，上已知昆仑虚即今山东的泰山，而《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言昆仑虚在西北方，这实际上是夏人的口气。据《竹书纪年》，夏末代君王桀是居于斟鄩的，在今山东潍坊，夏朝末年，这里是夏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人口的重要的聚居地，由此看泰山的地望，正是在西北。而楚地之于泰山，于方位上全然不合。显而易见，《海经》当是流落到楚地的夏朝遗民的作品。
    那么，夏人是如何流落到荆楚一带的呢？关于这一点，吕振羽先生曾有一段论述云：
    “夏人完全被商族奴隶主集团战败后，他们这一系的人，一部分就沿豫西而入了今日的湖北荆襄一带（楚初居湖北秭归、荆门一带），渐次又扩至湖南，这一部分人，在一个长时的过程中，又有一支沿长江东下而直抵今日的江浙。在殷朝国家的长期年月中，又不断有南去的，如太伯、仲雍一样。他们到达今长江流域以后，又与原住民逐渐融合，而成为春秋时的楚人、吴人、越人等。到了两湖及江浙的，后来与原住民融合后，便根据其原来带去的神话传说，加以修改，因而一说他们是‘禹’的后裔，又说他们是‘后稷’的后裔。”[17]所以，“在楚人和越人中都有夏人的成分，而且后者是起主导作用的。”[18]
    吕先生此论至确，盖夏亡后，一部分夏人逃到了荆楚一带，这部分夏人的主要成分是只是分子的巫史集团，他们带去了故国的历史传说及其它文化，这也是楚地浪漫的巫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因为“夏代没有文字”[19]，所以其故国的历史主要是靠口头和图画相传。袁珂云：“《山海经》《海外》各经已下文字，意皆是因图以为文，先有图画，后有文字，文字仅乃图画之说明”[20]，说甚是也。夏人在记述各部族时，大多只记画其图腾或其奇异的衣饰外貌，以便于互相区别识记，在加上巫史们的夸饰，就显得奇怪诡异，这也是楚地巫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后人因此每以神话视之，而在当是对夏人来说，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这些图画和传说在流传中有佚失，也有增益，直到战国时代，才有通于文字者把口传记录下来，配于图画上，而提名《禹本纪》，因夏人祖禹也。夏人的历史，也只能是上起自黄帝，下至于夏桀，故《海经》中再无桀以后的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三》曰：“王应麟《王会补传》引朱子之言，谓《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曰‘东首’（宁按：此类文字皆见于《海经》部分），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其书之动物，实多为夏代一些部族的图腾，其云“东向”或“东首”殆有二因：一是当时山东地区的东夷民族风俗尚东，看看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发掘出来的墓葬，里面埋葬的死者大部分都是头东向；二是乃夏之遗民以示不忘故国之意，因其故国在今山东一带，对于楚地而言，正在其东方。
    在先秦时代，《海经》这本图书是流传很广的，我们看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先秦书籍都有和它相关的内容，如《逸周书》、《国语》、《楚辞》、《吕氏春秋》等等，特别是《楚辞》和《海经》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它本来是图画配合口头解说，而口头解说往往随意性比较大，在主要内容相同的情况下，叙述的语言肯定是各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口头解说最后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就形成了许多《海经》不同的版本，我们看看刘秀等人在校订《海经》的时候，至少有三个本子，一个是底本，另外还有两个以上的别本参校，刘秀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本来有“三十二篇”，除去《五藏山经》五篇之外，剩下的二十七篇中就有三个《海经》的不同版本二十四篇，另外当还有一个三篇的残本，可见当是存留的《海经》的本子也是不少的，所以我们看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引用的那些和《海经》相关的文字多与今本不同，就是因为根据的本子不同之故。
    鲁迅先生曾经说《山海经》“秦汉人亦有增益”[21]，而笔者很怀疑秦汉人（应该是汉初人）曾经为《海经》的文字做过传解，但是这些解说大部分失传了，有一部分掺入了经文之中，因此有人认为《海经》里有秦汉人的写的内容，如《海外南经》：“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东，其为人小颊赤肩。尽十六人”。郭璞注“尽十六人”曰：“疑此后人所增益语耳。”毕沅云：“郭说是也。此或秀释二八神之文。”又如《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长沙是秦代置的郡，“在长沙零陵界中”当是汉代人的传解混入经文中者，所以并非是秦汉人对经文有增益。
    总之，夏人和商人被灭亡后，在文化和历史上各有一幸，商人的一幸是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甲骨卜辞，并被今人所发现利用；夏人的一幸则是留下来了这部《海经》（《禹本纪》），但自被刘向父子编入《山海经》后，搅浑了水，虽然历代总说“《山海经》创之大禹”[22]，其实至今也没有人认为它是真正夏人的作品。因为有这个认识上的错误，所以它至今没有被充分地、准确地利用，只把它当作“语怪之书”，唯清代的毕沅坚信“《山海经》非语怪之书矣”[23]。
    综上所述，《海经》即《禹本纪》，是一部流落到楚地的夏朝遗民用图画加口头解说著作的史书，它记述的是夏王朝故国（今山东省境内）的山川地理、方国异物和自黄帝以迄夏末的历史传说，在先秦时代流传很广，影响较大。如果说卜辞是研究殷商历史和文化的途径的话，那么，《海经》则是研究夏代历史和文化的门户和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夏代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注 释：
[1]何幼琦《〈海经〉新探》 《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以下引何先生说皆出此文，不再另注）
[2]详见王宁《〈山海经〉的分篇问题》 《枣庄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又见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zgxqs.cn/data/2006/0707/article_851.htm
[3]王宁《“四海”在上古地理中的疆域意义》 《枣庄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又见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ztzl/zggds/2006-07-01-35160.htm
[4]王宁《夏国疆域新证》 《枣庄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又见智识学术网
http://www.zisi.net/htm/ztzl/zggds/2006-07-07-35162.htm
[5]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第269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6月
[6][17][18]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63页、第185页、第184页  三联书店1961年12月
[7][9][11]王宁《狮子座之谜：夏商周三代的至上神观念与星辰崇拜》 《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3期
[8]王宁《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 《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
[10]《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卜辞通纂•世系》第362页 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
[12]夏鼐《所谓玉璇玑不会是天文仪器》 《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13][14]袁珂《中国神话传说》第20页、第20-23页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
[15]郭沫若在《周易的制作时代》中认为《归藏》的南方色彩浓厚，和《楚辞》特别和《天问篇》是共通着的。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第389－390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九月；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再次出土了《归藏》，可以说明《归藏》的确是楚地楚人的作品。
[16]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涵芬楼本，1990年12月
[19]徐仲舒《先秦史论稿》第45页 巴蜀书社1992年9月
[20]袁珂《山海经校注》第18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
[21]《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第1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庐江水》
[23]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

（原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