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五大虎将——

林彪五大虎将——韩先楚

韩先楚（1913—1986）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土地革命时期，任红15军团团长、师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15师689团团长，344旅副旅长、代旅长，新3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副司令员、第3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建国后，历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7年4月四保临江：身为副司令的韩先楚坚持以险制敌，否定了司令员的作战方案，两种意见一起上报林彪，结果副手韩先楚变成了主帅。
1947年10月奇袭威远堡：政委要稳打近处敌人一个团，韩先楚偏要冒险长途奔袭敌人一个师，来个“黑虎掏心”。两套方案一起上报，林彪回电：“按先楚方案实施战斗。”国民党师长被俘后连连感叹：“贵军敢出奇兵，猛虎掏心，实在是厉害！佩服！佩服！”顺送韩先楚美号“旋风司令”。
辽西混战，韩先楚一棒打掉廖耀湘兵团及三个军部指挥机关，敌联络信号顿时中断，林彪还以为廖耀湘在玩什么花样。
两次潜渡海南岛成功后，林彪迟迟不下达渡海作战的命令，心急如焚的韩先楚给上级发出一封长电报，请求实施大部队的渡海作战，获得上级一致肯定。
大规模渡海作战开始，韩先楚随船血战，成为第一个登上海南岛的军级和副兵团级首长。海南解放三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如果没有韩先楚，海南岛也许会成为第二个台湾。
1970年,叶群为林立果“选美”，韩先楚公开抵制：“我韩先楚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叶群向林彪告状，林彪只是微微一笑。


韩先楚刚参军就当上了副班长，第一仗对付“刀枪不入”的红枪会，红军一时打不过，队长想撤，他一把抓住队长，大吼：“不能跑，跑了损失更大，往死里打，我就不信他们真的打不死！”


曾经有人问虎将许世友：“在中国众多将领里，您最钦佩的是谁？”
许世友回答：“韩先楚！”
那人又问：“为何钦佩他？”
许世友答：“他有胆！”
“文革”中，江青说：“军中有两霸，一为韩先楚，二为许世友。”
韩先楚16岁就参加了红军，一同还带去了十几个小伙伴，所以他刚到部队就被任命为副班长。
刚参军就“当官”，韩先楚有些紧张，说：“我没打过仗，不会带兵指挥。”
队长说：“没打过仗可以在打仗中学。你能带十几个人来说明你能指挥！”
第一仗打的是“红枪会”。“红枪会”是一个迷信色彩浓厚的武装组织，被国民党所利用，专门与红军作对。
作战时，红枪会仗着人多，又都吃了朱砂，迷信刀枪不入，显得气势汹汹。红军大队一时势弱，队长见进攻失利，便想撤出战斗。
韩先楚见状着急了，一把抓住队长，说：“不能跑，跑了损失更大，往死里打，我就不信他们真的打不死！”
队长这才镇静下来，挥枪喊道：“不准跑，谁跑打死谁！”
红军大队重新组织火力，一下子击倒了几十个红枪会员。这一下红枪会乱营了，四处溃逃。韩先楚率先跃起，带领战士们追击敌人，一下子又活捉了几十个。
这一仗过后，韩先楚当上了红25军一名排长。
1934年，韩先楚当上了连长，自从当上连长以后，韩先楚指挥部队作战的能力日益显露出来。那一年11月，红25军向西挺进，一路上接连遭到敌军的阻击。红25军一路冲杀，进入陕北。韩先楚每次作战都冲在连队的最前面，到陕北时，他已是营长了。
刚当上营长赶上了劳山战役，他奉命带部队进入预定伏击阵地。
能否诱使敌人进入伏击圈，是能否全歼敌人的关键。韩先楚亲临阵地检查战士们的埋伏情况，要求部队必须隐蔽好，不允许暴露目标，违者军纪论处。
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黄昏，从黄昏到晚上，又从夜晚等到天明，道路上始终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
“敌人知道我们埋伏在这里了吧？”
“情况判断错了吧？敌人不从这里走了?”
“也许敌人根本就不会来?”
战士们议论纷纷。有的干部沉不住气了，来找韩先楚。韩先楚叫部下们耐心等待。
又开始了等待，从清晨到中午，从中午到黄昏，敌人还是没有来。战士们都看着指挥员，看韩先楚如何处置。两天了，敌人没有来，再等下去会不会错过战机？
韩先楚下达了命令：“认真执行伏击命令，坚守阵地，违者军纪制裁！”
又等了一夜，第三天的早晨，敌人果然来了，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韩先楚率营与敌激战5个小时，终于将当面之敌全部消灭。
此战结束后，韩先楚被任命为团长。
当了团长师长军长的韩先楚仍在带头冲锋陷阵，刘伯承夸赞道：“韩先楚好样的，这个部队行！”一次，敌人将拉燃的手榴弹扔进了韩先楚的衣服，只听见裤腰里手榴弹导火索在哧哧地响，火星灼得他腰发烫……
熟悉韩先楚的老人都会这样说：“每当战斗到激烈决战的关键时刻，韩先楚便眼睛发红，常常奋不顾身地提着手枪直奔前沿督战。那情形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谁也挡不住。”
班排连长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理所当然的，团长率队冲锋就比较少见了。而师长、军长仍与战士一道前进，则极为罕见。
韩先楚将这些罕见集于一身。
红25军到达陕北后，团长韩先楚奉命率部队攻打土豪民团扼守的一个寨子，这个寨子三面是悬崖，只有一条小路可进入。守寨的土豪依据险要地形，十分猖狂，任凭红军劝说宣传，就是不肯放下武器。为了掌握敌情，韩先楚不顾危险抵近侦察。就在他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
韩先楚倒下了，头肿得有南瓜大，血流满面。子弹是从他额头上方射过，在头骨上犁出一道沟。给韩先楚救治的军医边包扎边咋舌：“你爹娘保佑你啊，没让你长高个，你要是再高1公分，这世上就没人能救你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韩先楚已经升为红15军团78师师长。西征攻打定边县城时，78师3团指挥所随部队冲入城内时，突然看见师长韩先楚已经站在城头上了！3团副政委石厚刚与韩先楚熟悉，惊讶地问：“师长，城门才打开，你从哪里上来的？”
韩先楚回答：“你们能爬城墙，我就不能爬吗？”说完，韩先楚大步走下城墙，朝枪声激烈的城内奔去。
1938年攻打马庄战斗中，我军进攻一时受阻。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小个子军官提着手枪怒发冲冠地往前沿阵地跑，在他的带领下，一群官兵紧随着冲了上去。原先已溃退下来的部队又潮水般地涌向敌阵。
冲击中，有个连长动作迟疑，只见小个子军官挥手一枪，子弹打在那连长的脚下，显然是有意打在那里警告他的。那连长不敢犹豫，朝前飞奔而去。
在一片喊杀声中，我军终于将日寇坚守的堡垒拿下了。刘伯承在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切，高兴地连声叫好。他问身边人：“那个小个子是谁？”
参谋告诉刘伯承，那人是689团（红军整编后干部均降级使用）团长韩先楚。
刘伯承夸赞道：“韩先楚好样的，这个部队行！”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打锦州，韩先楚已经是军长了，也是部队刚突入城门，他就跟着进去了。
打海南岛时，韩先楚是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渡海作战的总指挥，他并没站在大陆岸边指挥作战，而是随军主力一同登船渡海。天上有敌机，海上有敌舰，炮弹呼啸，水柱冲天。韩先楚镇静自若地站在船甲板上，指挥船队前进。周围所有的人都劝他回船舱里去，他都当作耳旁风。最后警卫营长急了，不顾一切地上前一把抱起韩先楚，和几个警卫员抬起韩先楚，硬把他“关”在了船舱里，直到战船抵达海南岛岸边，才放他出来。
这样的指挥官勇敢地冲在前面，面对的子弹必定比身后的人多，身上的伤疤自然也多。韩先楚身上的大小伤疤就有9个！
战争中最危险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也曾发生在韩先楚的身上，完全可以称为战争奇观载入史籍。那是在红25军北上长征路上，在攻打敌人一个据点时，韩先楚见敌人正面火力太猛，便从侧面爬上围墙，跳进院内。就在这时，一颗手榴弹飞来，正巧砸进韩先楚的怀里，谁能想到他的衣服上偏偏就有个窟窿，只见那颗手榴弹鬼使神差地从衣服窟窿里钻了进去，一气钻到裤腰上。此刻韩先楚伸手去掏手榴弹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听见裤腰里手榴弹导火索在哧哧地响，火星灼得他腰发烫……而他的后脊梁却在冒凉气！
就等着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了。
几十年后，韩先楚仍清楚记得，他当时完全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然而手榴弹没爆炸。
一颗臭弹！
手榴弹导火索未能点燃的概率在战场上是千分之一，而手榴弹导火索已经点燃却最终不爆炸的概率则是几万分之一。
这么小的概率偏偏发生在韩先楚头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韩先楚从此再打险仗恶仗，他不眨一下眼。
1947年攻打梅河口，一天时间里，他身边的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都中弹倒下了，只有他奇迹般地屹然站立。三保临江之战中，敌人一发炮弹飞来，韩先楚和身边几个人都没影了。警卫连战士惊呼着奔向指挥所，在废墟里寻找首长和参谋们的“遗体”。这时，只见韩先楚摇摇晃晃从土堆里拱出身子，拍拍头上的灰土，然后把挂在胸前的望远镜擦干净，又举到眼前观察起来……


新开岭战役之老爷岭，韩先楚所在的4纵对阵国民党“千里驹”25师，我军发动七次攻击仍未得手，韩先楚咬牙切齿：“拿不下老爷岭，我韩先楚誓不为人！”


自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起，韩先楚就一直在林彪麾下冲锋陷阵。随林彪到东北后，韩先楚先后担任过4纵副司令和3纵司令。这两支部队在他的指挥下，战绩辉煌，成为“四野”的王牌军。
“四野”的老人说：“咋成王牌军的？那是指挥有方打出来的！”
1946年冬到1947年上半年，是共产党在东北黑土地上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蒋介石军队连续向民主联军进攻，占领了东北许多城市，共产党力量基本处于守势。
1946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东北军政长官杜聿明为了实现“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了8个师，从沈阳地区出发，向我南满根据地进犯。杜聿明采用兵分三路的战术同时向西进逼，妄图将在南满的民主联军4纵和3纵逼上长白山。这是其毒辣的一招，若能实现，他即可掉转兵力北上与北满的民主联军决战。
三路敌军共约10万人，其右路是新6军，左路是新１军，中路是52军。
三路敌军中，对民主联军威胁最大的是中路的52军。
此路敌军又分左右两翼，左翼由52军军长赵公武率领第2师和军直属队，由正面向安东推进；右翼由25师师长李正谊率全师（欠１个团）向赛马集进犯。
辽东军区根据部署，决定集中兵力打击中路之敌，这个任务交给了4纵。
4纵决定先打敌之一路，吃掉25师。
25师号称“千里驹”师，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在当年的抗日战争中也曾有点名气。它是国民党军最早闯入关东的部队，在黑土地上也曾有过上乘的表演。
这一次进攻南满，25师显得气势汹汹，一路冒进。4纵开始并没想一口吃掉这只“千里驹”，只是和它兜圈子。“千里驹”仗着自己腿快，在4纵后面穷追不舍，4纵一咬牙，把这只“驹”引到了辽东大山一个叫“新开岭”的地方。
当时韩先楚是4纵副司令员，率领4纵10师和纵队炮团，正在永陵街配属3纵作战。接到敌情通报和上级命令，立即率队驰奔新开岭。
围歼25师的地方在新开岭东面一条东西走向的袋形谷地里，两边是高山，一条公路从谷地穿过，只要控制了谷地周围的制高点，“千里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去了。
4纵是以8个团打敌人1个师，兵力上并不占绝对优势，但是有良好的地形助阵，实力大大增强。
10月23日，李正谊率25师主力猛攻赛马集（今辽宁丹东凤城境内），4纵主力撤出了赛马集，只留下少量部队牵制敌人。李正谊指挥部队一个猛冲就拿下了赛马集，显示出这只“千里驹”确实不同寻常。
24日，李正谊接到了军长赵公武的电报，命令其部队继续前进，配合军主力合围凤城。李正谊当即命令74团团长梁济民带两个营留守赛马集，自己率师主力迅速前进。
当日下午，25师在距赛马集30公里处宿营，刚刚安顿，就接到梁济民发来的电报，说赛马集周围发现了大队共军，估计要发动进攻，请李正谊回师增援。
李正谊看完电报，轻蔑地对副师长说：“梁济民这人真是胆小如鼠，还没有同共军交火就先喊着支援，岂有此理！”
李正谊根本没把土八路放在心上。
26日黄昏，4纵的11师和12师加上纵队炮兵团共6个团，向赛马集发起攻击。
李正谊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中了共军的圈套，急忙回师增援赛马集。
快到赛马集时，与城内的梁济民联络中断，李正谊不敢贸然前进了，只得用无线电上下沟通联系。此时，防守赛马集的梁济民已经弃城逃跑了。他跑到离赛马集20余里的地方才站住脚，然后向25师师长李正谊报告自己的位置。
而此刻，4纵攻下赛马集后也迅速撤离。
4纵撤出赛马集是要围歼前来增援的敌25师主力，设伏地点在赛马集西南的双岭子。
当夜，李正谊率25师匆匆赶到了，与4纵发生激战。4纵这时约有1万人马，原以为能够一举击溃25师，不料激战了一夜，25师凭借优势火力毫不退却，4纵代司令员胡奇才一见纠缠下去损耗太大，便于拂晓时主动撤出了战斗。
4纵撤离战场后，李正谊的25师得以喘息，在赛马集休整了一天，当晚他接到了52军军长赵公武的电报：“长官部已令地方保安队限29日接防赛马集。你部应于29日晨向宽甸攻击前进，牵制敌人，策应军主力攻击凤城之敌。”
不久，李正谊派出的搜索队纷纷回来报告：赛马集以东地区共军人数很多，并且还有重炮；当地的老百姓也说“国军可别轻易前进啊！”
听此报告后，李正谊有点犹豫。副师长黄建墉不以为然，说道：“老百姓都被共军赤化了，他们的话不可信。”
参谋长董魁武也说：“共军已被我们击溃了，正在逃窜，他们还能发动攻击？”
只有另一个副师长有点顾虑，认为暂缓前进为好。
李正谊犹豫了半天，最后决定前进。
29日晨，25师分两路纵队向凤城方向进发，师的主力为左纵队，75团为右纵队。李正谊下令两路部队于当日下午3时会合。
75团没走出多远，即发现前方有小股解放军。团长赵振戈当即命令全团追击。只见前方那些零散解放军若隐若现，国民党士兵来了劲头，穷追不舍，很快就超越了师主力。到中午时分，75团已经到达了指定的会合地点。
这时，前方的解放军小股部队仍在隐现，赵振戈不等师主力到达，即令所属部队全力追击，一直追到了王家寨附近的袋形盆地的东端尽头。这时，赵振戈才发现自己进了“口袋”里了，四周都是高地，已有人影晃动，赵振戈想要掉头逃窜已经来不及了。
这里就是新开岭。
25师是机械化装备，重武器多，进入狭长的谷地里被迫挤成一字长蛇阵，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个时候，赵振戈只有急电李正谊火速救援了。
而李正谊率领师主力随后赶来，发现自己也进入了4纵设下的口袋阵，原来4纵早有安排，小部队故意示弱，将25师引入了预设的伏击圈里。
不等李正谊转过神来，四周的枪炮声已经响起来了。谷地里硝烟弥漫。李正谊只得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山头。尽管被围，“千里驹”师毕竟不同寻常，几次冲锋后，便突破了4纵11师的部分阵地，占领了老爷岭和部分高地。
老爷岭可以俯瞰整个新开岭谷地，是极有价值的制高点。山顶上有当年日本人修筑的工事和堑壕。
韩先楚这时已经率10师赶到战场。他站在老爷岭下的一个土包后，手举望远镜观察山上敌人的行动。看到敌人占领主峰后得意忘形的模样，韩先楚咬牙切齿地说道：“拿不下老爷岭，我韩先楚誓不为人！”
“千里驹”被绊住了马腿，一时也奔腾不动。25师师长李正谊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是冲不破4纵的包围圈的，于是直接向杜聿明发报求援，要求杜聿明派飞机协助作战。
熬过了一夜，杜聿明并没有派飞机来，他也许不相信“千里驹”被困住。李正谊见援军来不了，只有自己救自己了，他组织部队，向着4纵的阵地作最后的冲击。
垂死前的挣扎是最疯狂的，25师居然连续向4纵阵地发动了10余次冲锋，双方展开异常惨烈的激战。整个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
为了夺回制高点，4纵10师28团向敌人占据的老爷岭发动了7次攻击，伤亡了500多人，也没有攻下。
只差一步就可打倒对手了，可25师这个对手就是不倒。更令人心焦的是南满各路进攻之敌已进至4纵的后方，东、西、南面的敌军也相继占领了各个要点，一个以新开岭为圆心的包围圈正在形成。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战斗，我军将陷入敌人包围之中。
老爷岭歼灭战变成了消耗战，有人主张撤，韩先楚急了：“要撤你们撤，把部队给我留下来！”他命令给大炮“上刺刀”，一举拿下老爷岭。韩先楚的“铁拳”终于砸断了“千里驹”的马腿。新开岭战役，首创在东北战场上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战绩
1946年11月1日晚，4纵首长在一起紧急碰头，有人认为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原想打歼灭战，现在变成了消耗战，再打下去得不偿失，并且敌人的援兵正在靠近，如果继续与敌在此纠缠，等大队敌人围上来了，4纵将面临与敌优势兵力死战的困境，其后果不堪设想。
韩先楚坚决不同意撤出战斗。
他说：“不能撤！一撤就前功尽弃了，我们伤亡大，敌人比我们更惨，他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我们只要一股作气拿下老爷岭，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
主张撤的人态度也鲜明，说连攻了9次未能攻下老爷岭，部队伤亡很大，再打下去也是白打。拖延下去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
争论了一阵，竟是主撤派占了上风。
韩先楚急了，大声说道：“要撤你们撤，把部队给我留下来！”
这时，代司令员胡奇才发话了，他站在了韩先楚一边，说：“不能撤，现在撤出战斗太危险，一撤，快瘫的‘千里驹’就会蹦起来，我们的部队就可能被打散。”
最后形成的决议是将纵队的预备队也拉上去，全力攻击老爷岭，打到明日中午12时，若仍是未打下来，立即撤退。
接着研究攻击方案。10师师长杜光华提出的是“腹内开花”的打法，建议集中主力，猛插进去，直捣敌人心脏黄家堡子。这样不必与敌人在山头上纠缠，是个速战速决的办法。
一阵讨论过后，多数人还是赞同杜师长的意见，认为这个战术思想，本身就是一把利剑，是在短时间内解决战斗的希望。
又是韩先楚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略思片刻，说：“我提出两点小情况，请大家考虑。一是从侧翼观察，在老爷岭的后山坡上，白天有敌人约一个营的兵力集结；天黑以后，又增添了一些人，根据判断，这是敌人的总预备队。敌人是要全力防守的，可见这一高地的重要性。二是在黄家堡子周围，敌人一直在层层构筑工事，显然，敌人对我们的‘黑虎掏心’是有所戒备的。”
韩先楚提出的这两个“小情况”，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激烈争辩。逐渐地，众人感到了“腹内开花”的危险性。
韩先楚放下了手中的红蓝铅笔，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又说：“据我看，地形不好，敌人的工事和火力很强，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利因素。但是，如果从我们自己方面检查一下，我们的炮火零打碎敲，部队随到随上，这种加油战术，也是攻击不利的重要原因。”
他扫了众人一眼，不等大家回话便说：“黑虎掏心，正面强攻，这两种打法在目前情况下哪种更适合呢？我看后一种打法把握更大些。我们一股作气到底，胜算更多些。”
他随后又询问了炮弹的剩存数量，建议把各种火炮统一组织起来，以所有的榴弹炮和迫击炮射击山后的敌人预备队；以所有的野炮和山炮压制山头上的敌人，掩护强大的突击队，强攻老爷岭，只要拿下老爷岭，解决战斗就有十分把握了。
“就这样决定吧！”胡奇才说道。他接着对众人说道：“把所有的炮兵拉上去，把所有的炮弹打光，坚决打下老爷岭。”
当夜，韩先楚来到了炮兵阵地，亲自与纵队炮团团长和配属的辽东军区炮团团长一起组织炮兵协同。韩先楚对两位炮团团长说：“大炮向前推，推到距敌主阵地1000米内，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两位炮兵团长又惊又喜：大炮“上刺刀”，够刺激的！
当夜，两个炮团秘密向前开进，距敌最近的距离只有500米，打个喷嚏敌人都能听见。可是敌人愣是未发现。
次日晨，太阳跃出地平线，照亮了这片暂时沉寂的山野。晨光里，老爷岭犹如骆驼的脊峰，在群山中耸立。从山腰到山顶敌阵地前沿，4纵的突击分队成梯次地隐蔽着。
3颗信号弹升上了天空，我军强大的突击再一次发起。
在老爷岭上，火光迸发，我军的野炮、山炮猛烈地轰击敌人的工事；在山后，浓烟滚滚，我军的榴炮和迫击炮大显神威。它们再也不是前两天那样零打碎敲了，显示了强大与猛烈。
不等炮火转移，我勇敢的突击队员就发起了冲锋，在10师进攻的路上，师作战科副科长段然高举着手枪，带头向敌人冲去，这位年轻的指挥员，以模范的战斗行动来指挥部队。在他的率领下，战士们一跃而起，如万箭齐发，直向山顶飞奔。
28团率先冲上了老爷岭，与敌人展开了肉搏，5连副连长王喜庆带领４名战士，摸进一个碉堡，将正在射击的敌人全部活捉。
在我军强大的冲击队伍里，一位手执红旗的战士飞快地将一面鲜红的旗帜插上了老爷岭的最高峰。见到这一场面，指挥所里的人都叫喊了起来：“冲上去了！我们胜利了！”
失去最后依托的敌人，像受惊的羊群，乱作一团，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向南突围，被4纵11师截住；向西退却，又被4纵12师打回。4纵10师乘胜从山顶猛压下来，敌人被压至黄家堡子的山沟里。
这时的黄家堡子已是一片火海，4纵战士如同下山猛虎，追逐着乱了阵的敌人，满山沟里都是“追呀”“捉活的”的吼叫声。敌军士兵见如此威势，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举手投降。
被打伤了左腿的25师师长李正谊，化装成伙夫企图逃跑，可是没走多远就被解放军捉住了，这个曾经趾高气扬不要杜聿明援兵的“驹长”，连同他的“千里驹师”，在民主联军的“铁拳”面前，只能断了马腿。
新开岭战役，首创在东北战场上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战绩，它是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最困难时期，打得最有震撼力的一场胜仗。
新开岭战役后，有人问韩先楚：“最后打老爷岭，如果拿不下来，我军反而要陷入绝境，当时你有没有想过后果问题？”
韩先楚回答道：“那时只想到怎样才能尽快消灭敌人，其他什么都没有想。”
新开岭战役结束第二天，中央军委发出嘉奖令。延安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第25师的毁灭》的社论，予以祝贺。 四保临江：身为副司令的韩先楚坚持以险制敌，否定了司令员的作战方案，两种意见一起上报，结果副手韩先楚成了主帅。眼看我军布下的口袋阵“袋底”将被冲破，韩先楚大吼一声，封住了“袋底”


1947年4月，“东野”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任务已完成，而留在南满的第3、第4纵队则与敌军相持不下。此时，松花江水开始解冻，滚滚的江水又将我北满部队隔于北岸。
蒋介石不甘心三次进攻临江的失败，瞅准松花江解冻之机，命令杜聿明从热河调来13军89师、54师和93军一部，加上新6军的第22师，一共10万人，向南满的临江再次发动进攻。杜聿明将指挥机关由沈阳迁到新宾，令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和第13军军长石觉亲自督战，压迫我第3、第4纵队在通化地区与其决战，最后攻占临江，实现其“先南后北”的计划。
南满的形势再次严峻。
中共辽东分局发出了粉碎敌人进攻的通令，为了加强和统一部队作战，决定由3纵司令员曾克林和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组织前方临时指挥部。
由于情况紧急，韩先楚只带了几个参谋日夜兼程赶到了3纵驻地。他顾不上休息，马上参与作战方案研究。按辽东分局指示，此次协同作战由曾克林任主帅，韩先楚任副帅。可是在后来的作战指挥上，韩先楚这个副手却变成了主帅，副司令员成了司令员。
战役发起的前夜，在指挥所里，韩先楚和曾克林在歼敌时机的选择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曾克林等3纵首长主张先打敌暂编20师，或者等敌22师到达通化地区后再打。
而韩先楚则坚决主张先打敌89师。
3纵首长说，20师系滇系部队，装备一般，战斗力不强，并且部署在主力兵团的侧翼，易集中兵力歼灭该师。而89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美械装备，战斗力强，与其友邻部队距离近，如果一天之内不能解决战斗，增援之敌靠上来，我军有被反包围的危险。
韩先楚说，敌89师是国民党这次行动的主力，消灭了它，敌人的进攻计划有可能被粉碎。89师刚从热河调来，对南满的地形交通和人情都不熟悉，又缺乏与我辽东部队作战的经验，我军正好利用其骄横贪功的弱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其诱至有利地形歼灭。只要集中兵力突然袭击，在短期内取胜是有把握的。
3纵有人说，还是耐心等待一下稳妥。
韩先楚说，敌89师进至红石镇时我军就得出击，时间一拖，敌暂编20师、184师都会上来，靠在一起就不好打了。
应该说，两种方案都能消灭敌人，3纵的方案稳一些，韩先楚的方案险一些，稳难以出奇，而险则常常大胜。
直到深夜，两种意见仍无法统一。4纵司令部参谋肖剑飞便走到韩先楚身旁低声建议：“是否把两种方案都报告辽东军区，请陈云、肖劲光首长裁决？”
韩先楚点点头，把肖参谋的建议告诉曾克林。曾克林同意了。于是，两个纵队的电报用一个电台十万火急地飞向辽东军区。
两个小时后，陈云、肖劲光复电：“同意韩先楚的方案。”
就在这份电报里，辽东分局决定由韩先楚统一指挥4纵和3纵，打好歼灭敌89师这一仗。
曾克林看过电报，对韩先楚说：“老韩，陈、肖的电报已到，由你统一指挥，我们听你的！”
这也是一种胸怀，大度，真挚。
按照陈云、肖劲光批复的歼敌89师的方案，韩先楚与曾克林一同进行了作战部署，决定先将我军后撤一步，退至柳河一线集结，派出8师23团和10师一部诱敌，将敌诱至红石镇、三源浦，然后聚歼。
8师23团步步示弱，只使用轻武器，连小炮都不动用，完全装出一副不经打的模样，使尾追的敌第89师越发不可一世，毫无顾忌地一路追来。
23团撤至预定地点后，突然停住脚步，回身阻击猖狂尾追的敌人。敌军起初不在意，漫不经心地朝我军阵地冲来，遭到一顿痛击后，摸不清头脑了：共军昨日还似不堪一击，现在怎么突然变得凶猛起来？
敌军这才认真组织炮火掩护，白雪皑皑的阵地被炮火打得积雪飞扬，松树林被打着了火，浓烟滚滚，有的树头被齐刷刷地削掉了。
激战到下午3时，23团坚守的一个山头被敌军攻占，这里居高临下，如果敌军顺势冲下，我军布下的口袋阵的“袋底”就会被冲破。韩先楚和曾克林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命令8师组织力量夺回。8师师长左叶将师预备队调了上来，重新组织炮火配合，在两侧迂回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夺回山头，封住了“袋底”。
此时，3纵9师和4纵11师正在弯口镇、桓仁一线宽大正面上，与增援的敌军20师、184师展开激烈的争夺。敌军20师在弯口镇猛攻了两天，夺下9师前沿阵地一个山头，可是到夜里又被9师重新夺了回来。敌军只得急调飞机、坦克前来助战。第三天，敌军发动了一场陆空联合进攻，将成吨的钢铁，倾泻在我9师的阵地上，但9师官兵仍是牢牢地坚守住了阵地。
被我军牵入口袋阵的敌军第89师，这时候还蒙在鼓里，有板有眼地与我军对攻。由于敌军火力强，我军难以将其分割，战斗形成胶着状态。
韩先楚心中着急，他见敌军炮火猛烈，阻碍我军攻击，便重新组织炮火，集中压制敌军的炮火。在我密集炮火轰击下，敌军炮阵地上血肉横飞。我步兵抓住时机，再次向敌发起攻击。
就在这时候，敌军阵地后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并逐渐冲向敌军前沿阵地，这一下，敌军乱营了，东奔西逃乱成一片。
原来，在三保临江战斗时，我军担任警戒任务的一个连队被敌人隔绝，当时只得进入敌后打游击了。四保临江战役开始，这个连队从敌后钻出，见敌人就打，极为凑巧的是，他们袭击的地方正是敌军89师师部，一下子就把敌军指挥所打烂了。在逃跑中，89师的政训处长从马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胳膊，呻吟着要士兵救他。但是敌军官兵自顾自逃命，谁也不去扶他一把，有的竟还从他的身上踏过去。
敌军失去指挥后，成了无头苍蝇，陷入挨打困境。韩先楚迅速命令各部队实施大方位的穿插分割，于是，在方圆60里的地段里，我军展开了一场抓俘虏的大竞赛。
黄昏时分，敌89师和54师的162团彻底放下武器，我军四保临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奇袭威远堡：政委要稳打近处敌人一个团，韩先楚偏要冒险长途奔袭敌人一个师，来个“黑虎掏心”。两套方案一起上报，林彪回电：“按先楚方案实施战斗。”国民党师长被俘后连连感叹：“贵军敢出奇兵，猛虎掏心，实在是厉害！佩服！佩服！” 顺送韩先楚美号“旋风司令”
在东北黑土地上，韩先楚有一个美称：“旋风司令”。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动如雷，行如风。疾风狂扫，所向无敌。
“旋风司令”这一美称，其实还是韩先楚的敌手赠予他的。
最先叫响这一美称是在威远堡。
1947年9月，国民党军在我“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夏季战役沉重打击下，连吃败仗，损失惨重。蒋介石在南京如坐针毡。杜聿明又急又病，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说自己旧病复发不能亲赴前线指挥了。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更添无限忧愁。
让谁来收拾国民党在东北这个烂摊子呢？蒋介石掂来掂去，居然想到了张学良。
可是，张学良对打内战早已心灰意冷，不愿再参与了。
起用张学良之事告吹，蒋介石愁眉不展，闷闷不乐中忽然想到了他的干女婿、参谋总长陈诚。于是蒋介石唤来陈诚，说：“杜聿明在东北指挥失败，遭到众人抨击，连我也看不下去，东北是战略要地，如何才能守得住？你有什么想法？”
陈诚答道：“东北现在虽然局势恶化，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扭转，否则局势会不可收拾。共产党的秋季攻势可能要开始了，我的看法是运用我们的兵力优势，主动出击，打退共军的锐气。因为最好的防御是进攻。”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说道：“辞修（陈诚字辞修），我想让你去东北代替杜聿明，你赞不赞成？”
陈诚马上起立，应道：“领袖吩咐，敬当遵命！”
此时的陈诚，因在关内指挥作战屡遭败绩，正想换个地方挽回面子。
陈诚到东北时，正值我军夏季攻势刚刚结束，秋季攻势尚未开始之际。“新官上任三把火”，陈诚一到东北即大抓壮丁，扩充实力，先后组建了4个兵团10个军，使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达到55万人。他在战略上提出了一个新方针，称“机动防御”。陈诚认为，前任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没有把锦州到沈阳之间的共军肃清，所以处处被动挨打。他要确保北宁线，打通锦承线，维护中长路的安全。为此他从苏北调来49军，从华北调来43军。他向蒋介石夸下海口：6个月内恢复国民党在东北的优势，收复一切失地。
9月6日，陈诚以4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热河东部地区进犯。其中一路暂50师两个团进至新台边门一带。东北野战军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兵力首先歼灭了暂50师大部。
陈诚初战失利，挨了当头一棒。他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从锦州调出第49军79师、105师。
我军将敌人诱至杨杖子一带包围起来，陈诚见这股援兵又被包围，真是心急如火，又从锦州调出49军26师及22师、18师各一个团紧急支援。没想到，这股援军出动不久，便被我军部队阻于红螺山一线，寸步难行。
被围在杨杖子一带的敌第49军79师和105师，见待援的幻梦破灭，只得突围。我军则全面堵截，将敌全部歼灭。
陈诚又气又急，将国民党的王牌军新6军两个师调往锦州，这样，在四平至铁岭一线，国民党军力量薄弱了。林彪得到情报，趁热打铁，继续扩大战果，调集手下7个纵队，分别从东、西、北三面，多路向中长路进击。
就在战斗打响前，韩先楚被调到3纵担任司令员。
韩先楚到了3纵后，一头扎进作战室，对战况进行了综合分析。根据“东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图，作战中消灭敌人1个师才能体现“东总”的意图。怎样才能消灭敌人1个整师呢？韩先楚仔细研究了敌军的部署后，决定采取“掏心”战术，远距离奔袭威远堡，先打敌军116师。
若是认为韩先楚一生敢于冒险，只打勇仗那就浅显了。韩先楚有勇也有谋，他擅长出奇兵、打险仗，却在战前考虑周密，部署详尽。
当时的3纵集结地距威远堡有200多里，稍有不慎长途奔袭就会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或是敌人闻讯早早溜掉。韩先楚仔细察看了地图，奔袭途中村落不多，只要采取严密的保密措施，封锁住消息，出奇制胜的目的还是能实现的。为有把握制胜，要发三股奇兵，将敌人割裂开，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当敌师部告急时，下属各团必定前来支援，正好在运动中消灭。
一夜思考，一个大量歼灭敌人、出奇制胜的方案考虑成熟了。东方破晓时，韩先楚喊来侦察科长。
“从小四平到威远堡之间有没有直达道路？”韩先楚问。
侦察科长回答：“有！”
韩先楚问：“是什么路？”
“乡间大车道。”
韩先楚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亲自走过吗？”
侦察科长一时支吾了：“没有，是师侦察科报告的。”
韩先楚说：“那不行。你必须亲自走一趟，查清道路情况和沿途敌人的部署，摸准从小四平到威远堡的时间。”
侦察科长奉命离去。
在纵队召开的作战会议上，韩先楚把他这个“黑虎掏心”方案拿了出来。却没料想，政委罗舜初不同意，不但罗舜初不赞同韩先楚的方案，纵队其他首长也不赞同韩先楚的方案。多数人赞同的是罗舜初提出的作战方案。
罗舜初的方案是先打西丰。他认为，敌人3个师成犄角配置，116师居中，先打116师易受左右两翼敌人夹击。先打西丰是先打掉敌人一个角，尔后可以一步步往里打。
若是旁人，又是新到一个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放弃自己的意见，但他就不是韩先楚了。韩先楚面对多数人的反对，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对众人说道：“我们3纵是主力，在这么大的攻势里，我们只消灭敌人一个团太少了，我们必须把目标定在消灭敌人一个整师上！”
接着韩先楚将自己的方案和罗舜初的方案加以比较，说道：“先打西丰，敌人是步兵团，战斗力强，又有坚固工事防护，打这样的攻坚战，我们的伤亡肯定要大，即便打下来，也不过是一个团；而偷袭威远堡，打的是敌人的师部，敌人在后方，工事简易，好打，打敌人师部，其他团必然要来增援，我们就在野外打他的伏击，这是我们的优势，肯定伤亡小，并且消灭的是一个整师！”
罗舜初也是常胜将军，他的方案稳妥，并且一战奏效，即便是林彪来了，也不能说罗的方案有什么不妥。罗舜初坚持自己的意见。
韩与罗相持不下，一时难以取得共识。
无奈，两人的方案同时上报给“东总”了。
这使人想起了几个月前打敌89师，韩先楚和曾克林意见相持不下，也是两种作战方案同时上报。
韩先楚就是这样的军人，认准了方向就一头冲到底。只有上司说不，他才停住，有时候上司说不了他还要往前冲一会儿。
这样的军人极具个性，大多也是英雄。
这一回是林彪回电了，答复是：“按先楚方案实施战斗。”
接到“东总”的回电时，恰好3纵侦察科长也返回了。他向韩先楚报告说，进占威远堡的敌军安闲自在，而西丰的敌军格外紧张，不断加强工事修筑。韩先楚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派人出去放风，宣扬我军准备攻打西丰。同时，又派出了一支侦察队作为佯攻部队，向西丰运动，以坚定敌军防御西丰的决心。
9月29日深夜，秋雨绵绵，3纵主力部队从小四平出发了。部队避开大路和村庄，专拣小路走，严格实行灯火管制，沿途严密封锁消息。途中，曾与一连敌军遭遇，我军用轻武器与敌交火，全歼该敌，未漏一兵一卒。
10月1日拂晓，3纵的7师、9师和纵队炮兵按时到威远堡附近的指定地域。在韩先楚的望远镜里，威远堡的敌军正在起床出操。只见一队队穿着黄衬衣的敌军士兵，边喊口令边跑步，做梦也没想到3纵大军压境了。
韩先楚看了看手表，对身旁的作战科长道：“发信号，开炮！”
一声令下，我军的大炮怒吼起来，威远堡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敌116师师长刘润川当时还躺在床上睡觉，突如其来的炮火一下子把他惊醒，他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还在梦中，共军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点征兆也没有，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身边没有保驾的部队，顿时慌了神。惊慌中连忙给附近的30师和130师发报求救，得到的回答是也遭到了共军的袭击，无法前来救援。气得他高声骂道：“娘的，到这个时候就不管老子了！”无奈，只得急令下属各团火速回救师部。
这时，担任主攻的3纵7师已经攻占了二道沟一线阵地，9师进占塔子沟一线阵地，7师的19团一举攻占了望宝山，抵近天王山。天王山是威远堡以东的惟一制高点，是敌军的最后屏障，敌军拼尽全力进行防守。
黄昏时分，我19团开始攻击天王山。经过肉搏战，终于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拿下了天王山。
10月2日晨，敌军在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3纵阵地发起冲击，企图打开一条缺口突围，我军勇猛还击，战斗异常激烈。
在我军猛烈打击下，116师无路可逃，纷纷缴械投降。师长刘润川企图化装逃跑，尚未换好衣服就被我军俘虏了。
刘润川被俘后，面对韩先楚，感叹道：“从战术眼光看，你们可能打西丰，最厉害也不过打头道营子，万万没有料到你们竟先打威远堡，这一着实在是厉害！佩服！佩服！”
韩先楚率部攻打义县，揭开辽沈战役序幕。他让步兵挖掘坑道逼近城墙，再次让炮兵“上刺刀”抵近射击：“你别把城墙都给我轰塌了，你得让城墙上面塌，下面成斜坡，好让步兵进城！”国民党军大伤脑筋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最先在北宁路打响，首克义县，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在辽沈战役中，韩先楚再度担当重任，他不拘一格、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3纵担当攻克义县重任，打响了辽沈战役第一炮。义县是锦州北部的一座县城，守军是敌第93军暂20师。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曾打算把暂20师撤回锦州，但遭“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的否决。
义县的工事十分坚固，城高10米，碉堡群外是3米多深、3米多宽的壕沟，沟外布满了地雷、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加上锦州的国民党军随时可以增援，所以暂20师师长王世高对自己被围困并不感到紧张，他认为解放军仍会采用围城打援的老办法，主要攻击目标是出来增援的部队，攻城只是装装样子。
然而，解放军这一次是要坚决拿下义县城的。
韩先楚根据敌人的部署，区分了各师的攻城任务，他要求各师的炮兵一律推到距敌阵地二三百米处抵近射击。炮兵“上刺刀”既让炮兵感到惊讶，也同时感到刺激。
韩先楚对炮兵指挥员说：“你别把城墙都给我轰塌了，你得让城墙上面塌，下面成斜坡，好让步兵进城！”
这又是奇招，让炮兵接受挑战。
为破坚固城墙，韩先楚还命令步兵分队采取挖掘坑道的方式向城墙逼近，经过几天连续作业，3纵在义县外围挖掘的坑道已是四通八达，有的距敌军的前沿仅百米了。
坑道逼近战术，令敌军大伤脑筋，暂20师师长王世高把团长们召集到城墙上观察情况，问道：“各位有何高招对付共军的坑道？”
团长们面面相觑，一个个显得束手无策。
王世高叹道：“看来只有用迫击炮轰它了。”
炮轰了三天，消耗了大量的弹药，仍然无法阻止3纵的坑道逼近作业。
炮弹快打光了，王世高就要求空投弹药。28日，三架敌军的飞机临近义县上空，立即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射击，飞机只好飞到高空投掷弹药，结果大部分落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了。
王世高又气又急，只有组织部队强行出击，3纵利用坑道充分发扬火力，打得敌军丢盔弃甲，狼狈窜回。
9月29日，3纵发起总攻。
蒋介石为给王世高打气，给他发了封电报：
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你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殊堪嘉许，现已令锦州范主任大力增援，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
王世高捧着蒋介石的电报，给各团长打电话，叫喊着：“义县打得好，蒋委员长都重视了！各位一定要坚守住阵地，蒋委员长有奖！”
而下面的团长们则叫喊道：
“没有子弹啦！没有炮弹啦！”
“阵地全被打坏了！”
“实在顶不住了！”
王世高继续给部下打气：“坚持住，援军很快就会到的！”
30日深夜，王世高在掩蔽部里召开紧急会议，商议退路。副师长韩润珍汇报说：“锦州也遭到共军的攻击，援军看来一时到不了，只有突围才有生路！”
王世高这时不再鼓气了，说：“杀出重围，冲出一个算一个。”
但是已经晚了，3纵已经攻破城垣。
攻打锦州，韩先楚占据了师指挥所，师长急了：“司令员，你把纵队指挥所安到我这里，让我的指挥所往哪里放？”韩先楚回答：“你放哪里我不管，反正我就在这里了！”各级指挥所只好一级一级往下推，尽量靠前指挥
3纵攻下义县后，又随其他纵队攻打锦州。他们是从配水池和大疙瘩之间突破的。
配水池原是锦州供水的处所，位于锦州城北的一个高地上，是一座钢筋水泥建筑。敌军将池内的水放掉，经过整修，使其成为一个非常坚固的堡垒。在其周围又修筑了明暗火力点几十个。明碉暗堡之间有交通壕。坡下有宽达3米的环形外壕，还设有倒打火力点。壕外是雷场，还埋上了电发火的航空炸弹。大疙瘩原是古烽火台，千百年的风雨将其吹打成一个大土包，东北方言称之为“大疙瘩”。伪满时期，日军将其改造成钢筋水泥大地堡，顶层覆盖上两米厚的土，炮弹落上去只扬起一层尘土。敌军经过进一步加固，也将其构筑成一个独立防御体系。配水池与大疙瘩互成犄角，控制着锦义公路，成为锦州城北屏障。
两处守军原是暂22师1团2连，成员却是从全团抽调的具有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还配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我军攻打锦州前，敌军又向配水池和大疙瘩增派了3个步兵连和一个火箭炮排，并下达了死命令：必须战至最后一个人。
林彪在战前观察地形时专门来到这里，他对韩先楚道：“这里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韩先楚把攻打配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把攻打大疙瘩的任务交给了8师24团3营。这两个营都是3纵的英雄部队。
1948年10月12日凌晨，辽西大地一片寂静，在锦州城外我军阵地上，一排排威严的大炮徐徐昂起了炮口，一杆杆钢枪子弹上膛，冲击分队进入阵地，等待着即将发出的战斗号令。6时许，随着一声令下，大炮发出了怒吼，机枪喷吐出火舌，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冲击分队从各个方向朝着各自的目标冲去。
7师20团1营率先发起了攻击，当他们接近配水池时，敌人的暗火力点和倒打火力点突然射出密集的子弹，1营正在冲锋的战士纷纷倒下，前进受阻。
国民党守军并没呆在工事里被动挨打，他们乘机展开了反扑。我1营不得不就地转入防御。这时，敌军的飞机赶来轰炸，城内的大炮也集中火力向我轰击。激烈的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双方反复争夺，来回冲杀，杀得血流成河，杀得天昏地暗，20团1营发起最后一次攻击时，全营600多人只剩下26人了。而24团3营连续换上3个连，每个连都是伤亡过半。
当日，配水池和大疙瘩未能攻下。
在3纵司令部指挥所里，韩先楚面色严峻。他从“东总”的敌情通报中得悉：蒋介石在葫芦岛海面的军舰上直接指挥国民党军猛攻塔山，企图在塔山打开缺口，尽快让其部队赶赴锦州增援。我军4纵为保证攻锦部队按时攻下锦州，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每分每秒都在流血牺牲。而在黑山一线，国民党廖耀湘兵团也在疯狂进攻，企图在黑山打开缺口，与东进部队汇合，解锦州之围。
韩先楚知道，塔山和黑山阻援部队每一分钟都在流血牺牲，攻锦作战拖得越久，兄弟部队的牺牲会越大。
必须尽快攻下配水池和大疙瘩这两个要点！
一向作战沉稳的韩先楚也有点着急了。天刚擦黑，他便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向7师的指挥所奔去。途中，韩先楚的胃病突然发作，疼痛难忍，他捂着肚子蹲到了地上。警卫员小孙见状，背上韩先楚就要朝回跑。韩先楚一把拉住小孙的衣服，喝道：“往哪去？”
“回去！”
“不行！到前面去！”韩先楚一指前方。
小孙只得背着韩先楚朝前方跑去。
几个警卫员就是这样一路替换，硬是把韩先楚背到了7师指挥所。
7师师长邓岳一见韩先楚上来了，吃了一惊，急忙说：“韩司令，你怎么到我这来了？这是我们师指挥所的位置呀！”
韩先楚大口地喘了几口气，有气无力地挥了下手，意思是我疼得没劲跟你说话，然后掏出望远镜观察前方大疙瘩据点的情况。
邓岳急得又说一句：“你把纵队指挥所安到我这里了，让我们师指挥所往哪里放？”
韩先楚头也不回，嘣出一句：“你放哪里我不管，反正我就在这里了！”
邓岳不再嘟囔，喊一声：“7师的都跟我走！”
他带着7师指挥所直接下到了20团，“占”了团的指挥所。
那团指挥所呢，自然就下到营里去了。
韩先楚就是这样，把他的部下一级级往下推，尽可能地推得靠前指挥。
靠近了火线，韩先楚经过观察，判断出大疙瘩碉堡群后面有条交通壕，一直通向锦州城内，敌军的兵员和弹药补充就是靠着这条交通壕得以维持。
韩先楚转身对作战参谋说道：“马上给8师打电话，派一支部队从侧后插过去，到大疙瘩后面把交通壕截断。”
如果不是韩先楚发现了这条交通壕，派兵迅速地截断了它，大疙瘩据点仍将难以攻克，攻城作战将继续朝后拖延，流失的鲜血也会更多。
韩先楚一手扭转了局面。
13日，3纵终于攻下了配水池和大疙瘩。
与此同时，7纵攻占了罕王殿山，8纵攻克了大、小紫荆山，9纵攻下了大岭，2纵拿下了观音洞。锦州外围的敌人据点，全部被扫除干净。
10月14日上午9时30分，我军向锦州城发起了总攻。“东野”的900门大炮一起怒吼，千万发炮弹泻向锦州的城墙和城内据点，霎时间，锦州城笼罩在铺天盖地的弹雨之中。
在急促的军号声中，“东野”各路部队潮水般地突入城内，开始了激烈的巷战。
3纵7师冲进城内不久，就被国民党辽西省政府大楼的火力阻住了。这里，每一扇窗户里都喷吐着火舌。从上午11时一直打到下午5时，仍无进展，大楼下的土路上堆满了尸体。
天黑时，19团接到韩先楚的命令：“两小时内必须拿下大楼！”
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地挂上天空，把一切染成惨白。与空中这些人工亮光相辉映的是地面上的熊熊大火和接连不断出现的爆炸闪光。曳光弹漫天飞舞，像无数道流星划过。政府大楼下的地堡火力点不停地喷吐着火舌，子弹像梳子似地来回抹着，覆盖住每一条通路。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8连，他们集中全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爆破组轮番攻击。攻到楼前时，楼上的手榴弹像雨点似地朝下砸，几个爆破组上去，不是负伤就是牺牲。
指导员瞿文清恨得直咬牙，他一扔帽子，准备亲自上去。其他人不同意，都争着要去。瞿文清火了，大喊一声：“都别争了，就是我上！”
他当时眼都红了，全连人已经大部伤亡，连长负伤不能指挥，6个正副排长只剩下一个，20个正副班长只剩下两个，仗打到这个份上，当指导员的再不上去，还有谁能完成任务？
一找炸药包，只有一个了。
这时上级又下了命令：必须在规定时间里攻下大楼！
瞿文清抱起炸药包，连滚带爬地向前摸去，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卟卟地乱穿，手榴弹在身周围咣咣地炸响，却硬是没伤着他。
敌人急了，将成捆手榴弹接连朝下扔，却都在瞿文清身后爆炸了。原来，大楼下是一道很陡的坡，坡下是个坑，手榴弹扔下来都滚到坑里去了。当时瞿文清可没功夫注意这些，他一股劲朝前爬，心想：反正你炸不死我，我就得炸死你！
路上，他又捡了两包炸药，和手中的炸药包捆在一起，一块放到了大楼墙根下，检查了两遍，感觉挺牢靠，这才点燃导火索。他还瞅了一会儿那吱吱作响的火苗，然后转身往回跑，未等卧倒，爆炸的气浪便掀倒了他。
敌人的大楼被攻下来了，拦路虎扫除了。韩先楚迅速调整部署，命令7师沿政府大楼北侧突破，向辽西行署方向发展进攻；命令8师沿政府大楼东北侧突破，向车站方向发展进攻；命令9师向东站和白云公园方向发展进攻。
韩先楚要求各部队大胆穿插分割，多路突击，包围歼灭敌人。3纵各部队像无数把利剑插向敌人，穿插、分割、包围，歼灭；再穿插，再分割，再包围，再歼灭……如此迅猛凛烈的攻势，打得敌人难以招架。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心有余悸地说：“你们的穿心战术，我们实在受不了，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部署打乱了。”
15日下午，化装出逃的国民党锦州最高长官范汉杰被解放军俘虏。
辽西混战，韩先楚一棒打掉廖耀湘兵团及三个军部指挥机关，敌联络信号顿时中断，林彪还以为廖耀湘在玩什么花样。被俘后的廖耀湘发自内心地说：“韩先生，我很钦佩你的指挥！能败在韩先生的手下，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锦州解放后，东北解放军的矛头对准了辽西的廖耀湘兵团。

在我军攻打锦州时，蒋介石为解锦州之围，组织了两个大兵团东西对进。其东进兵团被我军阻于塔山地区难以前进，西进兵团进占了彰武。
西进兵团由国民党的悍将廖耀湘指挥，共有7个军的兵力，装备全部美械化，可谓兵强马壮。但由于国民党军内部勾心斗角，加上蒋介石的瞎指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进展缓慢，在新立屯一线竟徘徊20多天，眼睁睁地看着锦州的失落。
蒋介石不甘心丢掉锦州，他在电话里严厉训斥廖耀湘：“你现在在哪里？你的先头部队在哪里？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到锦州？你为什么一再抗拒我的命令？”
劈头盖脸一顿猛训，廖耀湘无法解释，只好听蒋介石的叫骂。
蒋介石训斥完了，这才对卫立煌和杜聿明说：“如果共军主力真的回师向东，告诉廖耀湘相机吸引共军于开阔一带与之决战。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战！”
蒋介石这时候的判断又是错的。他认为“东野”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伤亡巨大，不经休整不会再战。国民党军的空军又发现攻锦部队大批向阜新方向移动，蒋介石便断定“东野”不会固守锦州。因此他要求“东进”和“西进”兵团迅速行动，南北夹击，重新夺回锦州。
廖耀湘这时显得义不容辞了，率领大军向着黑山、大虎山进发，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
1948年10月21日，廖耀湘令第71军开始猛攻黑山，然而攻了两天没攻下来。廖耀湘改派潘裕昆为攻击总指挥，以新1军、71军协力攻山。潘裕昆也没有新招数，倾泻了一通炮弹，仍没攻下山头。
23日，骑兵侦察回来报告：共军3个纵队已过北镇，距黑山不过50里了。廖耀湘心中焦急，驱车来到前沿阵地督战。只见伤员一批批抬下来，号叫着呻吟着从他身边走过。
廖耀湘久久没有吭声，脸色发青。
25日，黑山仍未得手，廖耀湘信心动摇。只得放弃重占锦州的计划。他想向沈阳撤退，但是退路已被切断了。
廖耀湘兵团有十几万人马，被围在方圆200里的地区里，如何吃掉这一大堆敌人，林彪和“东总”的指挥员们着实费了一番脑筋。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乱战”，林彪知道这时候再按部就班地打阵地战或运动战都延误战机，应趁廖耀湘兵团处于行军状态、序列混乱之际，迅速分割，而后再一口口吃掉。
各部队只是在地图上标明了战斗分界线，然后各自行动，只管将各种火器朝敌军防区喷射就是。
这种极其猛烈的全面进攻，给敌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威慑。
整个辽西打成了一锅粥，当有解放军指挥员向林彪反映说：“敌人的建制乱了，我们的建制也乱了，无法指挥。”
林彪不温不火地说：“乱了怕什么？我们给他来个以乱治乱，纵队不要去找师，师也不要去找团，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打！”
混战中，韩先楚率领的3纵打掉了新6军的军部。
3纵不但打掉了新6军军部，还端掉了新3军和新1军军部。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一举端掉了廖耀湘兵团的电台指挥车，使整个廖耀湘兵团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
25日那天夜里，3纵赶到北镇，这时从黑山方向传来隆隆的炮声。韩先楚判断，自己的部队已经来到主战场了。他从地图上看出，在黑山东北到沈阳的公路上，胡家窝棚是制高点，控制了它就掌握了主动权。于是，韩先楚紧急为各部队划分了攻击区域，要求各部队大胆穿插渗透，分割包围敌人。
他同时打电话给距胡家窝棚最近的7师21团，命令团长毛世昌：“你马上组织个加强营，带上炮连、侦察排，由副团长亲自指挥，明天拂晓前必须赶到胡家窝棚以西，占领有利地形，保障大部队作战行动。”
21团立即行动，在前进途中遇到两个当地村民，听村民说胡家窝棚里挤满了国民党兵，带手枪的特别多，电话线也多。21团副团长徐锐兴奋地直拍大腿：“怪不得韩司令这么重视胡家窝棚，有大鱼啊！”
徐锐带着加强营，像股旋风似地直扑胡家窝棚，见敌就打。前进中3营与友邻部队交织在一起，行军速度受阻，8连2排便主动让开道路向东插去，这一插，竟插到了廖耀湘兵团通讯指挥所里了！
当2排插到大道屯西侧时，正巧撞上了廖耀湘兵团的电台指挥车。敌军还以为遇上自己人，没在意。2排迅速展开，一顿猛烈射击，将敌兵团通讯所全部敲掉。这一下子敌军乱套了，正在混战的各部队突然失去总部的联系，急得更像一群无头苍蝇，不知朝哪里逃了。
就连我“东总”也感到意外，林彪直接打电话给各纵队，问：“敌台讯号完全失踪，是怎么回事？赶紧查一下！”
缜密精算的林彪还以为廖耀湘在玩什么新花招。
3纵7师21团8连2排为辽西会战立下了大功！
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全部溃乱了，没有人指挥战斗，也没有人组织投降，全都在乱跑乱窜。
由于兵团指挥系统被砸烂，廖耀湘不得不借用下级的明码电台呼叫，企图恢复指挥。他的明码呼叫，正好为我军攻击指明了目标。3纵和各路大军的攻击更加猛烈，廖耀湘兵团遭到我军围歼的速度加快了。
在此情况下，廖耀湘只有撤出战斗了，但退往营口的路已被切断，退向沈阳也不容易，前有大河阻挡，后有重兵追击，正在犹豫不决时，接到卫立煌的电报，要其尽一切努力退回沈阳。
廖耀湘终于下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通路退回沈阳。
他命令尚能控制的新22师在前开路。新22师是新6军的主力，是廖耀湘起家的部队，他和新6军军长李涛都是从新22师师长的位置上提拔起来的。
廖耀湘要求新22师不惜代价杀出一条血路。然而，在解放军强大兵力的阻击下，新22师多次冲击，仍突不出去。
解放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廖耀湘的部队东突西撞寻不到出路，很快就意志崩溃，举手投降。
混战中，廖耀湘离开了大部队，与李涛等人悄悄地往沈阳走。走了一夜，天亮时发现李涛又不见人影了。廖耀湘又冷又饿，只好与新22师师长周璞摸进一户村民家，用金表金笔换了点吃的，又换上两身便服，混进了溃散的士兵群里。
周璞身材粗壮，装扮起来倒也像个农民。廖耀湘是个矮胖子，皮肤保养得很好，棉衣又肥又大，腰上又扎了根布带子，显得不伦不类。
沿途解放军设的检查哨很多，每次受到盘查，都是由周璞上前答话，说是到沈阳去做买卖的，廖耀湘的名字叫张得利。这样连过了几个哨卡倒也无事，快到黑山口时，又遇到一个检查哨，查问的是解放军3纵的一个军官。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两个是买卖人，想回关里去。”
解放军军官把目光投到廖耀湘身上：“你把帽子摘下来。”
廖耀湘只好摘下了帽子，露出白白的脑门。
“你是做买卖的？”解放军军官已经产生了怀疑。
廖耀湘见难以躲过，索性仰起头，说道：“我是廖耀湘！”
当了俘虏的廖耀湘被带到了韩先楚面前，韩先楚并没羞辱模样难堪的廖耀湘，而是让他坐下。廖耀湘没敢坐，睁大眼珠打量面前的韩先楚，甚至有点怀疑地问：“阁下就是韩司令？”
韩先楚点点头。
廖耀湘发自内心地说道：“韩先生，我很钦佩你的指挥！我来东北后，多次告诫我的部下，一定要小心你的‘旋风部队’。没想到最后还是旋到了我的头上……”说到这，廖耀湘重重地叹了口气。
韩先楚微微一笑，道：“什么旋风部队？都是你们给瞎嚷嚷出来的！”
廖耀湘认真地说道：“能败在韩先生的手下，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林彪要打海南岛，毛泽东指示要吸取三野打金门的教训。林彪说要准备五至六个月，韩先楚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毛泽东一声令下提前作战，韩先楚再次成为攻岛主力

1948年底，“四野”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带着由3纵改编的40军入关作战，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连立功勋。其中最为辉煌的是他在解放海南岛作战中的表现。
1949年12月18日，“四野”解放海南岛的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拿起了笔，又一次次放下了。
毛泽东不是不想解放海南岛，而是在考虑怎样才能一战成功，避免轻率进攻蒙受损失。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呈椭圆形，面积有5.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1200公里。它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对，海峡最窄处只有36公里。全岛为山地地形，中部突出，有五指山为主干的丘岭。
当时岛上的守敌约有10万人，计有：陆军：5个军17个师73个团；海军：国民党第三舰队全部，共有舰艇50余艘；空军：共有四个大队，飞机42架。
尽管敌军有10万人,但多系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守军司令是薛岳，他制定的防御方针是对外以海空军封锁海面，破坏解放军进攻的准备，对内则以陆军为主对共产党的琼崖纵队实施清剿，逼迫琼纵远离海面，割绝其与大陆解放军的联系，使其无法策应解放军登陆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基本没有海军，也没有几艘军舰，进攻海南岛，只有把陆军变成海军，用木船去战胜敌人的军舰。这在世界战史中是难找先例的。对解放军来说，大规模渡海作战，是个空前的难题。
就在一个多月前，第三野战军进攻金门岛受挫，9000余名官兵血洒海滩。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不由得潸然泪下。
如今“四野”又要打海南岛了，毛泽东不能不慎重考虑。
反复看过“四野”的作战计划，毛泽东还是定下了决心，他相信“四野”的这群虎将，于是致电林彪、邓子恢：“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和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陆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是依靠后援。第三野战军一部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3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之3万人，无援，无粮食，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四野”领导接到毛泽东这一指示，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知道攻打海南岛，只能一仗打胜，不能失败。为此，林彪嘱咐领受作战任务的“四野”15兵团认真细致地完成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
广西战役结束后，40军转属15兵团领导，它和“四野”的另一支王牌军43军共同执行解放海南岛的任务。
1950年1月23日，林彪给中央军委发去电报，说解放海南岛的作战准备工作约需五到六个月时间。根据林彪这个精神，15兵团在广州召开了40军、43军两军首长参加的联席作战会议，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同时决定延长战役准备时间。
对于延长战役准备时间这个决定，韩先楚不以为然。他认为延长备战时间，不仅会使部队松劲，更将错过渡江作战的最佳时机，因为过了6月份琼州海峡就很少刮东北风了。
这一次，韩先楚又“独断专行”了。他回到军里后，下达的指示是：“积极准备，提前完成”，“自己派人购买机器，不依赖上级拨给”，“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以前完成。”
后来，毛泽东致电林彪，说解放海南岛作战时间可以提前，林彪将这一指示传达了下去。这时，韩先楚率领40军已经完成了渡海作战准备。
40军除少数干部从山东进军东北时渡过一次海之外，绝大多数官兵还是第一次看到大海，许多官兵甚至不相信海水是咸的。一些官兵跑到海边捧起海水就喝，喝过之后这才咂嘴：“娘的！又苦又涩什么味啊！”
一些连队登船体验，结果百分之八十的人呕吐头昏，出海转一圈归来，每个人像害了一场大病，四肢无力，吃不下饭。有的连队不懂气像，冒失出海后，遇到风暴，弄得桅断篷破，船底朝天。
有的战士叹气地说：“这次要革命到海底了！”
按作战计划，准备工作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因为琼州海峡每年从正月到清明，多刮东风和东北风，对解放军南渡海峡有利。过了清明，风向则变化无常了，若逆风渡海作战，后果不堪设想。而要在3个月内，使一支对大海完全陌生的陆军熟悉海洋，学会一套航海、作战的本领，又要筹备到足够的船只，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木帆船渡海作战到底行不行？这是当时许多官兵每天谈论的问题。不少人仍有怀疑。
40军在军部驻地海康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吸收全军团以上干部参加，把问题摆出来让众人讨论。通过自由的讨论，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当面的困难和有利的条件，大大激发了主观能动精神。
“我们从松花江打到了海南岛，多少困难都战胜了，今天能让一道海峡挡住？”旋风纵队的豪气上来了！
依靠木船渡海作战的信念坚定了，一场海上练兵的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军师领导机关和团营指挥所都移到了海边，搭起了草棚，与战士们一起学习，一块下海。官兵们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海洋知识和海战史料，连旧书摊上无人问津的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也买来研究参考。
指挥员们吃着饭，也把筷子往碗里一插当帆船，以饭桌当海，研究起航海队形。许多官兵带病参加海训，劝也劝不住。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训练，部队中基本消除了晕船的状况，学会了海上行船的本领。
就在众人劲头正足的时候，传来了一个神话般的消息：一只木帆船出海时把敌人的兵舰战胜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鲁湘云排长带领8名战士乘着一只小木船出海训练，突然，一艘敌舰朝他们开来，鲁湘云见敌人来得猛，小木船已无法走脱，便下令船上的战士与敌战斗。当敌舰开近至小木船五六十米时，鲁排长大喊一声：“打！”船上的所有火器都朝敌舰开火，结果打退了敌舰，小木船安全返航。
活生生的事实，鼓舞了大家战胜敌人的信心。
为了对付敌人的兵舰，军部炮兵主任领导一些技工，利用木船和汽车引擎，制造出一只“土炮艇”，配置上轻重武器，在海上也能快速射击了。各师见这种土炮艇颇具威力，也仿造出同样的“炮艇”。从此，在40军渡海作战的行列中，出现了自己的“舰队”。
第一次潜渡海南岛的部队中途电台损坏，他们用包袱皮当白旗骗过了敌机，韩先楚在焦急中等了三天三夜，结果有惊无险。韩先楚很快又组织了第二次潜渡
小部队率先偷渡，是解放海南岛的预定步骤。
1950年3月5日黄昏，40军首批渡海的800名壮士，在师参谋长苟在松的率领下，登上了14只战船。
韩先楚和军师领导亲自到起渡点送行，并把一面绣有“渡海先锋营”的旗帜授给800壮士。14条战船，载着千万人的希望，扬帆起航了。船队渐渐远去，只有基准船的一盏红灯还隐约可见。送行的战友们爬上海边的沙岗，踮着脚尖眺望大海，直到再也望不见基准船上的红灯，才各自返回驻地。
这是我军第一次偷渡琼州海峡，是对几个月海练的考核和检验。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其他官兵渡海作战的信心。
从起渡点回驻地的路上，韩先楚不时让司机停车，掏出手帕扬在空中，试探风力和风向。上半夜，潜渡营接连发回了两份电报，均报告情况顺利，军部指挥所里的作战参谋在海图上紧张地计算着里程，船队已走完了三分之二的航程，按这个速度前进，拂晓前就可以登陆了。
韩先楚脸上微微露出笑容。
谁知刚过零点，潜渡营突然发来了一封电报：“风停，船行困难。”
军指挥所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俗语说：有风行一天，无风行一年。潜渡营离目的地还有100华里的航程，不靠风力只靠划桨，拂晓前是难以登陆的。而天亮以后，困难就更多了。
指挥部把当地人称“活气象”的一位老渔民请来，他望了望天空，说：“风让五指山挡住了，要起风得等到明天下晚。”
事态变得严重了，韩先楚和军里几个领导全都守候在电台和地图旁边，等着潜渡营新的报告。
第二天上午11时，潜渡营发来电报：“发现敌机、敌船！”随后联络就中断了，无论怎样联系，也没有音讯。
韩先楚的心一下子吊起来了。
过了一天，仍是毫无音讯。
三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韩先楚三天三夜没有好好休息，眼睛里布满血丝，军指挥所里的人眼睛都熬得充满了血丝。不祥的疑问在心头久聚不去：
潜渡营遭遇不幸了？
潜渡营的电台坏了？
潜渡营的成败，不仅关系着800人的安危，也影响着整个战役的部署计划。
40军部此时只有通过在岛上坚持战斗的琼崖纵队沟通联系，几次电询琼崖纵队，得到的答复都是：“情况不明。”
韩先楚心中愈加焦急，这时还有一种探询办法，就是通过敌人的广播，查出我军潜渡营的下落。可是连续收听敌人的广播，仍未听出一点关于潜渡营的消息。
潜渡营命运究竟如何呢？
原来，潜渡营在风停以后，只能依靠人力划船前进。铁锹、枪托、木板都成了划船的工具，虽然没有风，船队仍按每小时10里的速度前进。经过12小时的艰苦努力，距海南岛西侧的白马井登陆点已经不远了。
就在这时，4架敌机突然出现在船队上空。同时，敌人的几十只机帆船也分三路向我船队接近。在这紧张时刻，潜渡营的指挥员没有慌乱，他们在命令全体人员做好战斗准备的同时，尽量设法与敌周旋。所有人员脱掉军帽，敌船上挂起红旗与空中的敌机联络，我军船队也全部插上红旗；敌船换了白旗，我军船队也换上白“旗”，因从不准备白旗，只好用战士们的白包袱皮冒充。
就这样，潜渡营以灵活机智的手段迷惑敌人，敌机敌船居然分不出敌我了，不久即离去。潜渡营整理好队形后，立即开始抢滩登陆，上岸后，全歼了一个营的敌人，随后在琼崖纵队的策应下，直奔五指山。
为何没有及时同军部联系呢？只因电台在登陆前被海水浸坏，无法使用了。
3月8日，琼崖纵队电告40军指挥部：“潜渡营已胜利登上五指山。”韩先楚这才松下一口气，这一消息也迅速传遍全军。
初战的胜利，偷渡的成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战斗士气，从此，全军上下牢固树立了一个信念：大海是可以战胜的，具有海空优势的敌人并不可怕，依靠木帆船完全可以解放海南岛。
我军潜渡部队登陆海南岛的成功，吓坏了国民党海南守军司令薛岳，他不再吹嘘所谓“立体防线”了，急忙把“围剿”五指山的部队抽回，加强海南岛北部东西两侧的防御。
国民党另一将领陈济棠极力反对薛岳的做法，主张力除“内患”，先消灭岛内的琼崖纵队和解放军潜渡部队。
而薛岳坚持认为如不加强两翼防御，将会有更多的共军潜入海南。薛岳是比陈济棠有远见的，但是，他只能估计解放军会再次潜渡，却无法预测解放军从哪个方向登陆。出乎他的预料，解放军没再从海南岛东西两侧登陆，而是从敌军防御的正面一带再次潜渡。
40军第二次潜渡的兵力是一个加强团。这次的准备工作更为慎重。每只船都准备了足够的橹和桨。为了便于海上的指挥和联络，特为潜渡部队配备了9只机帆船。
潜渡前，恰好琼崖纵队副司令马白山从北京开会回来，潜渡任务便由他和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共同负责指挥。
3月26日晚7时，潜渡团出发了。全团近3000人分乘72只木帆船，9只机帆船，按编好的队形，直插海南岛西北岸的临高角。起航时，正是东风西流水，顺风顺流，船行似箭。
谁知到了下半夜，风向发生了变化，海上又生出漫天大雾，联络信号失灵，致使43只船分散漂流。在这种情况下，指挥部紧急议定：按预定作战方案，继续前进，船自为战，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岸。结果一部分船只在玉包港登陆，其余大部分在玉包港两侧分散登陆。
这一带是敌人防御较强的地段，距我军接应部队尚有100多华里，形势对我登陆部队不利。但是，每一条船上的官兵都有一个坚定信念：登上岸去，与岛上部队会合。
面对着敌人军舰、飞机和陆上火力的三面阻击，我潜渡部队强行登陆，哪里有枪声就奔向哪里，有的分队失去了指挥员，班长和党员战士便自动代理。当敌人两艘军舰向正在玉包港地区登陆的我军船只扑来时，352团2营4连两只机帆船上的壮士奋不顾身迎上前去，将敌人引开，与敌激战半日之久，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了其他船只的安全登陆。
潜渡部队没能在预定地区登陆，海南的部队也未能接应上，但是，当海边响起枪声后，沿海许多村庄的地下党员和群众自动奔向海边，冒着敌人的炮火给登陆部队当向导。凡是解放军战斗过的地点，群众们三番五次搜寻，发现了解放军伤员，立即设法救出。有的藏在自己家中用土方治疗，有的及时转送进森林里的琼纵医院。有一位战士腿部受伤后，一位老大娘扶着他通过两道封锁线，爬行了几昼夜，终于找到游击队。
两次潜渡成功后，林彪迟迟不下达渡海作战的命令，心急如焚的韩先楚给上级发出一封长电报，请求实施大部队的渡海作战，获得上级一致肯定。海南解放三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如果没有韩先楚，海南岛也许会成为第二个台湾
我军两批潜渡部队成功登陆，使韩先楚对下一步大规模渡海作战充满信心，他认定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条件基本成熟了。
可是，上级的指示却依然是继续分批偷渡。
时间很快进入4月，横渡琼州海峡的季节风就要过去了。摆在我军面前有两着棋：一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一是继续组织小型潜渡。后一着棋虽然也能逐步控制岛上局势，但旷日持久，分散兵力。显然，需要走的是前一着棋。
形势不等人，季节不等人，谷雨过后，海面上再无北风，因此，我军必须乘谷雨前的季节风行动。如果错过时机，不仅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将长期拖延下去，日后的小型潜渡也将困难。
然而，上级却迟迟没有发出渡海作战命令。
韩先楚有些着急了，作为一个军长，他可能不了解当时最高统帅部的慎重和犹豫，但作为一个担负重任的军长，他必须向上级直言自己的意见。一天夜里，韩先楚给兵团和“四野”总部发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并请转呈中央军委，请求实施大部队的渡海作战。
韩先楚在电报中说：如果43军未准备好，他愿率40军独力完成渡海作战任务。
如此直言，说明韩先楚当时心中的焦急，作为一个大智大勇的战将，作为一线主力军长，他以超乎他人的敏锐看清了失去战机的危险性。在此关键时刻，他必定要直言。
15兵团司令员邓华肯定了韩先楚的意见。
野司和中央军委也肯定了韩先楚的意见。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很快回电，肯定了韩先楚的意见。
1950年4月10日，邓华发出作战命令，以40军6个团、43军两个团为第一梯队，于4月16日夜向海南岛进发。
细心者也许会发现，除去潜渡团之外，总攻海南岛时，40军有6个团同时起渡，而43军只有两个团参加第一梯队，这其中的差别就是：韩先楚早就下令40军在3月底前完成一切渡海作战准备工作！他没有执行上级要求的“5月底完成作战渡海准备”的命令。
而如果不是40军早做准备，攻打海南岛会那么顺利吗？
可以这样说，没有韩先楚所率部队的提前准备，没有韩先楚的直言请示，就没有提前进攻海南岛的作战行动。海南岛解放仅仅过了三个月，朝鲜战争就爆发了。美国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假若解放海南岛的日期推迟进行，其难度会极大，也许会成为今天的第二个台湾。
大规模渡海作战开始，韩先楚随船血战，成为第一个登上海南岛的军级和副兵团级首长。得知韩先楚顺利登陆，聂荣臻说：“先楚登陆了，我就放心了！”
4月16日这一天，东风拂面，平潮伏流，是南渡海峡很理想的时机。渡海船队威武雄壮地排列在港湾里，各师比原计划提前两小时全部上了船。韩先楚也登上了指挥船随军血战。
突然，从西南天空涌来大片黑云，西南风骤起，海上掀起巨浪，猛击船身。本来气象资料和渔民的答复都肯定是要刮东风，却突然起了西南风，多变的海南风云，又一次给我军解放海南出了难题。
大部队渡海作战，必须保持必要的队形，这是关系到海南战役的成败。指挥部只得命令：暂时不起航。
此时，在海南岛上的我军接应部队已经向登陆地区运动。
渡海战役是停止行动，还是逆风起航？
怎么办？韩先楚急切地询问身边的船工：“天黑以后，这股西南风会不会停？”
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不敢轻易回答。
就在这令人心焦的时刻，一位白发银须的老船工站了出来，斩钉截铁地说：“天黑以后肯定会起东风，不起东风杀我的脑袋！”
他不愧是活气象，天黑下来了，海上真的转了风向。
此时此刻，海上岸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指挥官”，自己给自己下达了命令，主动升起篷帆。当军指挥部下达“全队启航”的命令时，千百只战船顺流而下，直奔海南岛。
船队航行了30华里时，敌人的飞机发现了我军的行动，照明弹射上天空，在耀眼的白光下，只见敌机轰炸扫射，敌舰疯狂炮击。高大水柱在船前、船后翻腾，船上的战士不时被水浪撞倒，但船队还是保持严整的队形前进。
航行在船队两翼的护航大队出动了，他们开足马力向着敌舰冲去，采取陆地上的勇猛穿插的战术，逼近敌舰，靠近敌舰，利用其火力死角，打击其要害。
敌舰早已吃过我军土炮艇的苦头，一见我军土炮艇又靠近了，慌忙后退。可是，又不甘心让我军战船安安稳稳前进，过了一会，敌舰又转回头来，有一艘大型军舰竟闯入我军的航队里。我土炮艇立即大显神威，迎上前去给其一顿猛烈打击，敌舰的指挥塔腾起了火焰，其余的敌舰见势不妙，慌忙转舵掉头，跑到了几千米之外，盲目打炮。
4月17日晨2时半左右，远处一片黑色起伏的山峦已隐约可见，这时候，战士们忘记了极度的疲劳，不约而同地高呼起来：“海南岛！”
敌人拼出最后的力量作垂死挣扎，海陆空各种火器一齐开火，企图阻止我军登陆。我军将士毫不畏惧，所有的船只一面猛烈还击，一面急速前进，犹如千百条火龙直向岸边冲去。
先锋船距岸只有几十米了，战士们纷纷跳下船，朝着陆地扑去，当两脚踏地时，犹如猛虎下了山，左侧尖刀连在连长戴成宝的率领下，不到20分钟就冲出5华里，插到敌人滩头阵地的背后，夺下了重炮阵地，随后立即调转炮口向纵深的敌人轰击。
右翼登陆的部队在向敌人纵深穿插时，被一个大型母堡的火力压住了，已经三次负伤的独胆英雄万守叶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后续部队高呼着口号冲了上去，敌人苦心经营几个月的防线不到半个小时就被突破了。
晨6时，40军全部登上海南岛，除少数船受伤外，没有一只船掉队。
此刻，在西南方向升起了3颗红色信号弹，我琼崖纵队和潜渡部队已按计划从敌后展开攻击，占领了登陆地区内惟一的制高点临高山。
17日夜，40军主力与前来接应的琼崖纵队第1总队将临高城团团围住，准备发起攻击时，却发现城内守敌并不多。据原先掌握的情报，临高城内驻守敌军一个整师。可是，此时敌人仅剩下一个师部和一个团了，主力不见了。
按我军原定作战计划，40军首先围歼临高县城之敌，然后主力向加来市急进，包围敌64军。而43军则向澄迈挺进，包围敌62军，然后向海口前进。从一天的战斗情况来看，我军登陆后，虽有敌人抵抗，但却未见敌军援兵，也未见敌人反扑，现在临高县城内的敌主力也不知去向，难道敌人苦心经营的“立体防线”不攻自破了？
在一所茅草棚里，韩先楚和军领导围着腊烛和一张海南地图，对敌情进行认真的分析：根据敌人的部署看，薛岳很可能认为我军又是小部队潜渡，他将其主力集中于东线，企图阻止围攻在东部登陆的我43军。薛岳是只老狐狸，他一旦发现我军大部队登陆了，就会从海上逃跑。
敌情有变，必须立即变更部署。
韩先楚断然决定：不被临高县城内的小部敌人拖住，我军主力立即挥师海口至美亭一线，寻敌主力人作战，会合43军，断敌退路，直捣薛岳的老巢。
40军留下部分部队继续围困临高城，主力连夜出发，向东急进。4月19日，在美台歼灭敌人两个团，赶到澄迈时，未见敌人踪影，询问老乡，得知澄迈守敌已开往美亭了。部队刚要休息吃饭，就听到美亭方向传来了隆隆炮声。原来，在东线登陆的43军歼灭了花场地区的敌人，将美亭之敌包围后，薛岳便调集了一个军加一个师，将我43军主力包围了。
薛岳自信地认为，他是将共军“反包围”了。
还在我军登陆前，薛岳就将国民党海南岛地面部队编为第1、第2、第3、第4路军，分别配置于四个守备区，进行环岛防御。当 “四野”第40军和第43军登上海南岛后，薛岳还误认为是小部队登陆，乃调集兵力妄图消灭解放军。19日，薛岳命令其62军、32军等部由海口向美亭等地增援。20日晨，我43军128师到达美亭、127师进至美仁地区，薛岳自以为消灭共军的时机到了，竭尽全力向我军发动攻击。
根据这种情况，15兵团决心乘敌向我进攻之机，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围歼战，消灭敌人主力，迅速夺取海口。
此战带有决战性质。“四野”15兵团遂命令43军坚守阵地，紧紧吸住敌人，同时命令40军向美亭出援，将敌人“反反包围”。敌我双方把主力都投到了这里，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里里外外三四层，海南岛战役的最后大战在这里展开。
40军快到美亭时，敌机拼命进行轰炸扫射，企图阻止其前进。韩先楚下令部队不再隐蔽前进，改为大胆攻击。“旋风司令”的“旋风部队”在海南岛上又刮起了旋风，激战一直持续到23日拂晓，敌人终于挣扎得精疲力尽，薛岳见大势已去，只得下达总撤退的命令，他自己也乘飞机逃到了台湾。其部队沿海口——榆林公路南逃，企图从万宁和榆林港渡海逃窜。
40军消灭了当面之敌后，直捣薛岳老巢海口，随后开始了大追击。韩先楚即令119师昼夜兼程向南追击逃敌，又令土炮艇大队从海上开往北黎港截击敌人，他自己亲率118师主力直奔海口。
当时摆在40军面前的追击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军没有海空军可以到海上阻截敌人，而海拔千米以上的五指山，这时却又成了我军多路追击敌人的障碍，眼看敌人就要逃脱，指战员们一个个心中焦急。急中生智，一个好主意很快从群众中生出：利用敌人丢弃的汽车组织“快速部队”，插到敌人前面去。没有汽车司机，就到俘虏中去找。很快，一支由加强步兵营组成的快速部队乘上了型号不一的汽车，沿着公路猛追敌人。
第二天上午，40军的“快速部队”终于追上了大股敌人，只见灰乎乎的一片人流，一眼望不到头。
敌人一见我军追上来了，顿时大乱，不到一小时，就有两千余人放下了武器。
沿途的人民群众听说解放军到了，挑着糖水，抱着椰子、菠萝、熟饭团子，请战士们吃喝。五指山的黎族同胞，挑着米、菜、鸡、狗、猫，爬过重重高山，赶到公路上，迎接解放军，不接受他们的礼物，是难以通过的。
除了“快速部队”外，我军大部队仍是徒步行军，4月的海南岛，已经很热了，一些战士走着走着就晕倒了。从师长到战士，脚上都打了血泡，但是大家置一切困难不顾，穷追苦赶，以两条腿硬是在黄竹市追上了敌人62军两个师，不到两个小时就将其全部歼灭，并活捉了副军长。
4月26日，40军主力赶到了万宁港，这时，成千上万的敌人正蜂拥着朝军舰上爬。我军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敌军舰仓皇逃去，岸上的敌人则全部当了俘虏。
4月30日，40军追到了三亚及榆林港，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天涯海角。
祖国的宝岛，全境解放。
据说进攻海南岛战役发起后，聂荣臻多次打电话问军委作战部：“韩先楚登陆了没有？”
当作战参谋报告说韩先楚已经登上海南岛了，聂荣臻这才说：“先楚登陆了，我就放心了！”


“文革”期间，林彪秘书奉叶群之命到福建为林立果“选美”，遭到韩先楚的抵制。他说：“你回去对叶群说，我韩先楚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 叶群听后把向林彪告状：“韩先楚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林彪听后一笑了之


“文革”期间，林彪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即便如此，韩先楚对林彪的错误仍是直言不讳。据林彪秘书张云生透露，他在1970年奉叶群之命为林立果“选美”时，曾经在福建受到韩先楚的坚决抵制。
那次，韩先楚单独接见了张云生，问：“你们出来多少天了?”
“半个多月了。”张云生答。
韩先楚直截了当地说道：“这样搞，我很有意见。给子女选对象，托一托人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派专人出来跑这种事呢?‘林办’秘书又怎么能干这种事呢?花国家的钱，办个人的事，派专人到全国各地选，像什么样子!这要传出去，影响多坏!”
张云生只好说：“您知道，在这种事上，我们做秘书的是左右不了局面的。”
“你们可以提出建议嘛!”韩先楚用令人敬畏的目光看了看张云生。
张云生说：“提过多次，但不起任何作用。”
“一次不起作用，就多提几次!”韩先楚站了起来，目光凛厉，“你们提了不起作用，我来提。你回去对叶群说，我韩先楚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不能这样干了!这关系到党的形象啊!”
张云生对韩先楚一身正气十分敬佩，但心里也不免担忧：韩先楚的这些话，让叶群听了还不火冒三丈?如果叶群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林彪的感情、态度问题，那韩先楚如何是好?
张云生沉默了一下对韩先楚说：“您的这些意见，我可以如实地向叶主任转报。不过……还是不说为好。”
韩先楚语气坚定地：“什么好不好?你回去如实汇报就是了!把我的话转告给叶群。我要见了她的面也会这样说!”
从韩先楚那里出来，张云生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奉命跑了不少地方，所到之处无不是笑脸相迎，前后张罗，谁敢提出异议?只有韩先楚才公然反对。像韩司令这样刚正不阿的人实在太少了!
张云生在福建不敢“选美”了，只好返回北京。回到毛家湾，他如实向叶群转报了韩先楚那些掷地有声的尖锐意见。
叶群听后把脸一扭：“韩先楚这个人，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为此，叶群在林彪面前告了韩先楚一状，林彪听了只是微微一笑。
1976年春，邓小平再度被打倒。在兰州军区党委会议上，围绕要不要在部队点名批判邓小平的问题产生了分歧，众人最后把目光投向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期待他做出决断。只见韩先楚说道：“中央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还保留了党籍，他还是党员。难道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员?点名那不是在骂我们自己吗?”
其时，韩先楚刚到北京参加了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会议议题就是批邓。而在兰州军区，韩先楚就是硬顶着不动。
刚直不阿，铮铮铁骨。难怪同样是铁骨铮铮的硬汉许世友说，他最钦佩的中国将领是韩先楚!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传奇

　　苦难童年不屈性格

　　无论是在开国上将中，还是在历任大军区司令员中，最後能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都堪称屈指可数。韩先楚上将则是其中之一。他是我军高级将领中战功卓著、能打善战的一位，也是颇具传奇色彩、以性格刚烈而著称的一位。
　　1913年2月，韩先楚出生在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童年时期他父母双亡，跟着当童养媳的姐姐长大。
　　也许正是幼年时的艰难困苦，激发了韩先楚的革命意志，磨练了他顽强不屈、独立自强的性格。私塾先生陈善初就因少年韩先楚敢於上佛龛、闹祠堂，曾打过他的手板子，?将他的名字‘先祖’改为‘先楚’。
　　刚烈好斗的性格使韩先楚在14岁时，就在黄麻起义的影响下参加了农民协会，开始斗地主、分田地。据韩先楚晚年自己对儿女们讲，他参加革命是受了《水浒传》中英雄好汉们敢於反抗压迫的影响，要杀富济贫，铲尽人间不平。
　　韩先楚15岁参加反帝大同盟，16岁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任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参加?击队，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韩先楚所在的?击队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一次，红二十五军的首长把筹粮饷的任务交给韩先楚所在的手枪团。
　　据侦察，国民党在湖北省罗田县城集结了大量粮饷、弹药，足以满足我部队当时所需。团长李家良便指派韩先楚、丁平喜等十馀人组成侦察班，全部携带手枪，化装成老百姓，赶集上店，从河南新县附近的山沟驻地出发，直奔湖北罗田。
　　崎岖的山路弯弯曲曲，巴水河水深湍急。韩先楚和战士们都走得满头大汗。
　　罗田县城东濒大河，西、南、北三面碉堡环山，还架设有铁丝网，城门哨兵守备十分森严。
　　韩先楚的任务是侦察敌人的金库。他和战友们通过当地群众打听到金库的地址。
　　主力部队攻破城门时，韩先楚和丁平喜等三人趁敌军正与我主力部队激战，一拥而上，将金库门前的两个敌人哨兵击毙。正当他们拖着敌人的癛首进金库隐藏时，敌人发觉了，疯狂进行反扑。韩先楚指挥丁平喜等二人与敌人搏斗，当场又毙敌三人，?领了金库。
　　金库内，全是用牛皮纸包着的1000块一筒的白花花的银元。为了使这些银元不被敌人抢走，韩先楚等三人紧紧地守住金库门。他坚定地对战士们说：‘要用生命保住金库。’
　　从城门溃败回来的几个敌人发现金库被红军夺取，进行了第三次反扑。韩先楚一面鼓励战友沉着战斗，一面挥枪还击，?向他们高喊：‘缴枪不杀！’但狡猾的敌人拒不投降，仍在顽抗。有一个顽匪朝韩先楚开了一枪，韩先楚躲闪不及，臂膀中弹负伤，然而他全然不顾，忍着伤痛牢牢控制住金库。
　　这一仗，我军生俘敌营长等200多人，缴获长短枪290多支，战马13匹，子弹、粮食、衣服、银元等无数。
　　不久，韩先楚带领几名战士外出执行任务。他所在的部队转移途中遭到敌人偷袭，部队被打散。韩先楚和两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敌人的包围和严密搜索之下，他们钻山林、藏石缝，忍饥挨饿，寻找部队。经过半个多月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韩先楚等终於找到了中共鄂豫皖四大队。虽然四大队收容了他们，但由於没有熟识的人证明韩先楚是党员、部，他不得不又一次从战士当起，然而韩先楚毫不计较这些，直到後来两支部队会合，经原先所在部队证明，韩先楚才被恢复了党籍。
　　韩先楚在担任连长、营长时，就以英勇善战著称。他体魄矫健，有一张严肃的黑苍苍的脸，语言简练而明确，长年战争生活给他留下一只残废的手……他无数次率部冲锋陷阵，过关斩将，阻击追兵，掩护部队脱离险境，荣立过特等功。
　　1936年红军西征战役中，韩先楚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率部随先头部队的两个师跟进。
　　由於种种原因，先头部队未能攻下定边、盐池两城。虽然七十八师没有领受攻击这两座城池的任务，但韩先楚想到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盐池是打不尽的土豪’，便决定先打後奏，攻城歼敌，为後续部队扫清前进的障碍。
　　他一面命令参谋长姚哲发电报给总部和军团，说明‘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我师决计克城歼敌，望速核覆’，一面亲自前往侦察，吸取先头部队的经验教训，周密部署，主动抓住战机，率部一举攻下定边，歼敌一个营和保安团全部，俘敌300馀人，随後又攻克盐池，歼灭马鸿楚部一个骑兵营和县政府、民团及定边逃敌全部，对西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战斗结束後，军团转来彭德怀总指挥的覆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指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充分肯定了韩先楚的果断用兵。
　　对一个指挥员来说，能够常打有命令的胜仗就实属不易了，而善於打没有命令的胜仗，应当说，更是难能可贵。


克敌还赖铁将军

　　抗日战争初期，韩先楚任八路三四四旅六八九团团长。一次，代理旅长杨得志到六八九团驻地检查工作，看到那的群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箪食壶浆，以迎八路’，他问：‘先楚同志，你们这群众工作搞得好，有什么经验？’
　　韩先楚操着湖北红安话说：‘有什么经验？还不是咱们那老一套———严格纪律，爱护群众，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困难。再加上一条，就是对敌、伪、顽和土匪不客气。打几个胜仗，解除群众的後顾之忧。这就行了！’
　　作为一名军队指挥员，韩先楚十分注意军民关系。他经常教育部队———‘军队是鱼，群众是水。鱼不能离水，鱼离水就得死，革命军队脱离群众就要失败。’他要求部队宿营时少住民房，尽量住群众的空闲房子，不挤得群众没房住。
　　同样是军事能手的杨得志深知，韩先楚的这些话虽然说得轻松，但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要想切实做到，却绝非易事，必定要付出巨大心血和代价。
　　1938年日伪军自恃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纠集9路兵力气势汹汹地向我晋东南地区进行扫荡。当兄弟部队两个团在不利地形上遭受敌人火力压制，处境十分险恶时，韩先楚率部与敌军进行了几次白刃战，将敌人打了下去，使兄弟部队转危为安。刘伯承师长在观察所看到这场战斗，拍手叫好。
　　在战争空隙，六八九团奉上级命令在晋东南长治县进行休整，准备再战。
　　韩先楚左手由於战斗中负伤致残，五指不能伸直，学习、生活、行动诸多不便。他对团政委曾思玉说：‘我利用休整之际把我的左手也整治整治。’
　　曾思玉政委劝他：‘目前条件还不具备。’
　　‘没关系，’韩先楚非常乐观，决心很大，‘整治整治，总比挨一枪好吧？’
　　於是，韩先楚让卫生队长带医生来先打麻药，再用绷带夹板将五指逐渐拉直。他咬紧牙关，叫卫生队长拉、拉……
　　曾思玉看韩先楚痛得大汗淋漓，劝他说：‘团长，可不要蛮，影响身体，还是应当到医院去休息治疗。’
　　‘老曾，现在抗日战争正处在生死关头，怎么能离开部队呢？’韩先楚忍着剧痛说：‘要将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治好我的左手，上战场打鬼子去。’
　　几天後，韩先楚便又忍着剧痛到操场上指挥训练了。
　　日军投降後，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一大队大队长的韩先楚传达了朱德总司令进军东北的命令。他对全体人员说：‘我要一个不少地把你们带到东北，交给东北局分配工作。’久盼打仗的学员们无不欢呼鼓掌。
　　行军前，先进行轻装演习。
　　韩先楚下令全大队的500多名学员，包括家属和娃娃等共700馀人，携带行李以及160多头马、驴，全部集中在广场上，绕场三周，进行检查。韩先楚细心地将驴驮筐中的娃娃摆放好位置，使重量保持平衡。
　　演习过後，韩先楚宣布：‘我们从边区到东北遥远的行军，主要靠两条腿步行，要注意安全和互助。妈妈们要照顾好娃娃，为保证行军速度，路上还要轻装。国民党是乘火车、轮船、飞机去东北抢人民胜利的果实，我们要与他们比赛，快速安全地前进。’
　　在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中，他率部首克义县，再破锦州，继战辽西，歼灭蒋军汉杰指挥所、卢浚泉廖耀湘两个兵团司令部，共歼敌42000馀名，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9月，韩先楚到三纵任司令员不久，便接到攻打中长铁路线上的西丰、威远堡地区敌五十三军一一六师的命令。纵队党委召集主要领导部讨论部署这一仗怎么打时，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争论激烈，相持不下。
　　多数人认为敌五十三军3个师都在开原以东地区，互为犄角，又相距不远，可以相互策应支援。为避免两面受敌，应先集中兵力歼灭西丰之敌，而後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但是，刚赶到的韩先楚却不同意这种打法。他认为：如果先攻西丰，一开始就是个攻坚战，就算达到目的，也是个伤亡大、胜利小的战斗，没有打中敌人的要害。韩先楚在分析了敌情我情之後，主张?取远离的奔袭作战方法，直插敌人纵深威远堡，乘敌不备，歼敌一一六师师部及1个团，打乱其指挥，?以一部分兵力分别包围西丰之敌，歼其一部，如敌闻其师部受到攻击，很可能回窜增援，脱离工事依托，则我可以在运动中将敌军歼灭……
　　上级批了韩先楚的作战方案。
　　韩先楚指挥部队於9月29日冒雨朝威远堡开进。在艰苦的行进过程中，韩先楚指示各级领导部一方面要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要把部队生活搞好，多搞些蔬菜吃，每顿要吃大葱、大蒜，一是开胃，二是杀菌，到宿营地每人都要用热水洗脚，?抓紧时间休息……
　　经过200馀公里的长途奔袭，韩先楚指挥的纵队10月1日与敌人交火，激战28个小时，全歼敌一一六师，毙伤俘敌师长刘云川以下8100馀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整个战斗的发展，与韩先楚的预想几乎一模一样。
　　後来，韩先楚又灵活地对蒋军‘杂牌军’———滇军龙云部潘朔端的一八四师使用‘打’、‘围’、‘拉’的战术和战斗策略，争取了一八四师的全师起义。在总结经验时，韩先楚说：‘对蒋军作战首先应区分是中央嫡系还是杂牌军，再决定我们的战术。对蒋军嫡系部队要包围全歼，对杂牌军部队则使用拉打兼施。’ 　　这几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粉碎蒋军妄想在6个月内挽回东北颓势的企图。韩先楚的威信也一下子就在三纵指挥员的心中树立起来。这支作战勇猛顽强、挥戈所向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劲旅，被蒋军称之为‘暴风雨部队’、‘旋风部队’。
　　当时在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指战员中流传着一首诗：‘四平酣战局未分，南满鞍海飞战云。一八四师举义帜，克敌还赖铁将军。’这诗的‘铁将军’，指的就是韩先楚。
助彭总赴朝作战建奇功

　　4月13日，韩先楚所指挥的部队集结完毕。
　　4月16日，天公作美，正是南渡海峡的理想气候。当某师师长向韩先楚报告部队登船情况时，他兴奋地说：‘好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们就等待启航命令吧！’
　　然而就在这时，一架美式敌机嚎叫着飞临上空。它刚一打转，空中就爆发出几朵浓眕。这是我军的平射炮手们创造的奇迹———用山炮高射，驱逐敌机。敌机慌慌张张地扔下几个炸弹，连炮也没顾得上打，就狼狈逃窜了。
　　19时半，军指挥所发出启航号令。担任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和副军长解方登上指挥船，率领6个团的几百只帆船分成东西两队摆开队形向海南进发。
　　船行30馀里，空中亮起一串串照明弹，敌人的‘海狗’号军舰由东向西冲了过来，?向我船队开炮射击。同时，敌人的飞机也飞临上空，轮番轰炸扫射，致使我军有的船被击中，桅折篷破，有的船被打漏。战士们一边堵洞，一边向敌机敌舰还击。韩先楚站在船头亲自指挥‘土炮舰’全力迎战，掩护船队通过。
　　4月17日2时30分，船队逼近敌海岸，指挥船桅杆被敌炮打断，韩先楚奋不顾身地指挥部队登陆。3时，我军一举抢?了滩头阵地。在部队争夺滩头阵地时，韩先楚已跳下船，趟着齐胸深的海水扑上滩头，成为渡海登陆的惟一一位兵团级指挥员。
　　在我军先前登陆的偷渡部队和琼崖纵队的有力策应下，只用3个多小时，全军就登陆完毕。薛岳苦心经营几个月的‘立体防线’顷刻瓦解。
　　登陆後，韩先楚统一指挥岛上两个军的部队进行了决战。当敌人溃逃时，他当机立断，利用缴获来的汽车组成快速纵队展开了全线追击。
　　4月30日9时，韩先楚指挥的部队终於把胜利红旗插到海南岛最南端的‘天涯海角’。
　　这一仗，创造了木船跨海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的壮举。它把陆军变成海战队、用木船航海、战胜拥有现代海空军的敌人，谱写了我军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世界战争史上也找不到的光辉篇章。
　　海南岛解放不到两个月，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第7舰队侵入湾海峡。如果此时再解放海南岛，就可能会成为泡影了。因此韩先楚主动提出早打，主动将6个月的战役准备时间压缩到3个月，力主在谷雨前大举登陆，为海南战役取得了先机，也为祖国南部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战将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打仗。
　　由於韩先楚骁勇善战，又经常积极求战，同志们常开玩笑称他是‘好战’分子。
　　海南岛战役之後，上级向韩先楚征求工作调动的意见。韩先楚说：‘我是打仗的人，还是到有仗打的地方去锻炼吧！’他毅然选择了到准备入朝作战的某兵团当副司令员。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韩先楚练就了一手弹不虚发的好枪法。即便是在和平时期，韩先楚也是从来枪不离身。他有一大特殊的爱好：收藏枪支。他的保险柜，始终放有一只特的铁皮箱子，面放着几十支长短不一、形状各?的枪支。没事的时候或‘枪瘾’犯了，他就打开这只箱子，取出他的宝贝仔细欣赏一番。他的这个爱好，体现了一代战将的特殊性格。
　　韩先楚带病随第一批抗美援朝的部队来到鸭绿江彼岸。他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元帅成功地指挥了几次战役。
　　在第一次战役中，韩先楚指挥部队连续突击，粉碎了麦克阿瑟的疯狂进攻，为我军争取了先机展开之利。
　　在第二次战役中，彭德怀总司令和韩先楚等副司令经过慎重研究认为，美军的部署是一字长蛇阵，‘铜头、铁尾、豆腐腰’。据此，他们特地决定?取中线突破、拦腰斩蛇。这无疑是能够致敌於死命的一招。
　　志愿军司令部决定由韩先楚组成极其精的前进指挥所，指挥两个军担负反击作战的主要任务。
　　韩先楚奉命出发，於11月23日黄昏前赶到担负主攻任务的三十八军的军部驻地。他不顾路途劳累，腹内饥饿，立即听取了德川、宁远方面情况的汇报，?在次日召开了军、师部的会议。
　　这天晚上，雪越下越大，天明时已经是积雪20多厘米了。韩先楚亲自掌握主攻师，25日黄昏开始接敌，一天内完成了包围。
　　26日零时刚到，隆隆的炮声中，红色的信号弹、蓝色的曳光弹腾空而起，划过白茫茫的雪野和半明半暗的夜色……
　　这一仗，韩先楚指挥部队将伪军两个师大部歼灭，?以14小时前进70公里的速度，按时插到三所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打乱了敌军的整个部署。
　　紧接着，韩先楚又指挥部队堵住南逃和北援之敌，‘断敌退路，关门打狗’，对这次战役胜利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战後，韩先楚指挥的三十八军受到彭德怀元帅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高度赞扬与通令嘉奖，被誉为‘万岁军’，韩先楚则被彭总称为‘万岁军’的‘运筹人’。
　　在第三次战役中，韩先楚又指挥三个军的兵力，突破‘三八线’，直捣汉城，对韩朝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许多人都会记得，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从1957年9月受命，到1973年12月调离，在湾海峡斗争前线任职整整16年。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岗位。
　　在此期间，韩先楚协助指挥炮击金门，组织海防斗争，制定防御计划，进行国防工程建设，改进军事训练，同时也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动乱和劫难。

　福建前线防反扑

　　韩先楚受命後的第一件事，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关於准备空军推进入闽的指示，於1958年1月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上将研究了实施方案和工作部署。同年4月，韩、叶又联名向军委上报了在适当时机封锁金门的方案。
　　空军推进入闽是夺取福建沿海的控制权、炮击封锁金门先期行为，也是当时中央政府根据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而?取的特殊手段。
　　从1958年起，韩先楚遵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着手筹划制定福州军区的设防计划，动员计划和各项保障计划。
　　意想不到的是，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後‘反右倾斗争’中，福州军区的这个设防计划却被某些人说成是韩先楚推行彭德怀‘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产物、‘单纯军事观点’等等。加上韩先楚以中央候补委员和省委常委的身份、在地方党委会议上敢於直言不支持‘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做法、为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同志讲公道话，於是被视为‘彭黄漏网分子’，遭到揭发批判。
　　韩先楚思想上想不通，始终接受不了这种批判，内心十分痛苦。
　　後来，韩先楚虽然在组织派出的专人‘帮助’下，勉强同意写了份‘过关’的‘检查’草稿，但他始终没有交出去。
　　他表示：决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决不作违心的检查，坚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终於澄清了是非，由周总理亲自过问，为韩先楚和福建省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几位领导平了反。韩先楚主持制定的设防计划所遭到的错误批判也随之被推倒，这个计划仍然是福州军区反侵略战争准备工作的依据，继续贯彻落实。
　　韩先楚在这场政治风浪中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非凡气概。
　　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由於‘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义，中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国民党认为是其‘反攻复国’的良机，蠢蠢欲动，1962年妄图对我福建沿海实施大规模进犯。
　　然而，由於在韩先楚的领导下，福州部队的工作以战备和训练为中心，抓紧了战备，所以从思想和实际工作上打下了随时歼灭进犯之敌的基础。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紧急备战?增兵入闽时，福州军区迅速完成了作战部署。
　　在我军严阵以待和有力揭露美蒋企图的情况下，国民党未敢冒险行动。
　　1962年之後，国民党虽然叫嚣不受美国制约、独立反攻大陆，但实际上却不得不改变战略，除了继续进行伺机登陆的准备外，主要由其情报局、特情室、金门马祖防卫部和海匪部队等专门编组训练两盝小股武装，夜间袭扰我海岸前沿，‘抓一把就走’，?派遣武装特务寻隙内潜，开展‘敌後斗争’；同时用舰艇炮击和抓捕我海上渔船、货船，破坏我渔业生产和海上运输。他们还以广播和空飘、海飘、发射宣传弹等手段对我进行‘心战’活动。
　　韩先楚组织军区机关，针对敌情特点，把斗争推向海上、地面、空中，密切协同，加强军民联防，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对於打击敌人两盝小股武装的袭扰活动进行了精心的部署，组织种种技术装备和侦察手段，掌握了敌人出扰的规律，形成了以舰艇在海上实施有目标的出击、有准备的反击和陆上纵深围歼内窜之敌的层层防线。
　　从1962年至1965年7月，东南沿海一带共歼灭湾国民党小股武装和特务馀股1000馀人，其中大部分在福建沿海。
　　建国之後，韩先楚就对‘左’的做法十分反感，与老战友们相聚交谈时，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谈出对一些问题的意见。
　　1958年‘大跃进’时，韩先楚回到故乡湖北省红安县。
　　当县委负责同志汇报到‘放“卫星”’的时候，韩先楚拍案而起：‘不要捏着鼻子哄眼睛！’
　　一句话把满屋子的人都镇得不敢吱声。
　　韩先楚接着说：‘放卫星？一亩田能打多少谷？你们不知道，我知道。我放过牛，种过田，能打上千儿八百就算老天爷开眼。打几万斤？真是哄死人不犯法！……这是说假话！说假话就是害人民，害死人！’
　　那一字未改的乡音和熟悉的比喻，使大家很快清醒了过来。
　　韩先楚在福建了解到，农村七亩?一亩，高指标，高征购，层层加码；大炼钢铁大砍树木，把华侨房子上的钢窗、铁栏杆拆下来炼铁，把劳动力都组织去砍树烧炭炼钢铁，田粮食收不起来；刮平调风，群众大杀家畜家禽；老百姓缺粮断顿，得浮肿病，有的饿死……
　　韩先楚痛心地说：‘这么搞法会把工农业生产压垮了的。战争年代我们缴获一支枪不能报成一百支，现在有些同志只图榜上有名，搞虚假浮夸，贻害工作，败坏作风，要赶快纠正。’
　　1959年庐山会议，他和杨得志、许世友都是後来才赶去的。
　　那时，会议上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但是韩先楚还是在一天晚上去看望了当时受到严厉批评的彭老总。
　　不论是在那次会议上，还是後来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韩先楚都很少讲话，当不得不被迫发言时，也没有说过过头的话。
硬汉子中流砥柱

　　庐山会议後，福建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省委有的领导主张，在没有传达中央批判‘彭、黄反党集团’的精神之前，先将彭德怀的意见信印发给大家阅读讨论。韩先楚知道後说：‘不能这样做，不能用钓鱼的办法对待干部。’然而劝阻已经来不及了，结果是很多入场同志不明底细，因说了真话而遭到批判。省长江一直和省委书记魏金水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定为‘江、魏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在对江一真和魏金水展开批判时，韩先楚在几次发言中都提到：江一真和魏金水引用群众的话不能就算成他们的话，要把江一真和魏金水的出发点弄清楚；在党委内部，委员与第一书记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现象，这和反对第一书记的含义不同；党委成员在党组织会议上对第一书记提出批评意见，即使意见不完全正确甚至有错误，也是应该允许的；反头头是不是反党，要看头头是不是正确，要看反的是什么问题。正确的头头不能反，但反头头不等於反党，比如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是头头，反对张国焘就不能说是反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在思想上、工作上要帮助，有了病要关心，不能犯了错误就冷冷清清，没有人上门……这些实事求是的谈话，使江一真和魏金水听了很受感动。
　　江一真和魏金水在受了错误批判、处理後，不得不向党中央申诉。他们除了按组织程序向上送申诉信外，也抄了一份给韩先楚。韩先楚将他俩的申诉信又抄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派人调查了解後，在1961年中央7000人大会期间，亲自主持召集华东局、福建省委领导和福州军区领导开了一次会，纠正了对江一真和魏金水错批错斗错处理的冤案。一些同志不无感慨地说：‘当时只有韩司令看出了问题，他当时的发言是有远见的、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公开批判在行文中冠以毛主席语录的作法不妥。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如今的一些红头文件，连写家信，都要在前边加上毛主席语录，这不是形式主义吗？他把这比做‘穿衣戴帽’。全国学大寨是毛泽东的指示，一时间全国去大寨学习参观的人蜂拥而至。韩先楚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大寨在山西，千里迢迢去参观，劳民伤财，搞花架子搞不出社会主义。我们福建有福建的情况，有福建的先进典型，就近学典型，我看好得很。’
　　‘四人帮’提出‘全国学上海’，韩先楚怒斥道：‘吗非要学上海？上海离开华东各省，连米汤粥都喝不成，我看要加上一句“上海要学全国人民”。’当他得知上海搞工人民兵，形成了很大的气候时，他也是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秀才们造反，要垮的。’‘文革’初期，林彪红得发紫，有人为拍马屁，竟将军史也篡改了，说是林彪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当时知道历史真相的人是敢怒不敢言。而韩先楚却不管那么多，他在福州部队公开讲：‘井冈山会师是朱老总，他领着队伍上了井冈山，朱德的扁担连小学生都知道。有人爱打扮自己，须知打扮过了头就不好看，就像是脸上涂了厚厚一层香脂，成了丑八怪。’那时，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的组长，甚嚣尘上。韩先楚对此极为反感。据曾思玉回忆说：‘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当陈伯达插手福建，进行煽风点火搞串连时，先楚同志正气凛然，面对陈伯达气愤地说：“福建是祖国的海防前线，搞乱了你负完全责任。”’
　　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之後不久，中共中央於1月14日发出了《关於不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又批发了中央军委关於‘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等八条命令。然而有些人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支持下，对命令置若罔闻。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敢做敢当，主持发布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这个公告经毛泽东审阅和当时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元帅批，於2月6日公开发布?被中央军委转发，对回击极左思潮、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韩先楚正气凛然地宣称：‘福建不当上海的殖民地。’许世友听说後，竖起大拇指对人说：‘老韩有胆量！’因而韩先楚被‘四人帮’污蔑为‘党内两霸’。
　　5月15日，福州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福建省军管会，韩先楚受命任军管会主任，担负起福建军队和地方的全面工作。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之後，为了排除军队中对他们阴谋活动的阻力，强迫军队向极左势力公开检讨，从而使军管工作陷入极大的困难。韩先楚向周恩来总理打电话汇报情况，直言‘朝中有坏人’，?打电话向林彪提出军队面临的问题。林彪不接电话，秘书向他转报也置之不理。不久，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动武汉‘七·二○事件’，掀起‘揪军内一小撮’、‘揪带枪的刘、邓’的恶浪。於是，韩先楚成了福建极左派的矛头所向，被批为‘闽老谭’，‘以战备压革命’。这些人大肆夺枪武斗，冲击军事机关，闯入军区办公大楼……他们编织了韩先楚许多‘罪状’，竭力要把他打倒。林彪对此从不表态。江青一伙则闪烁其词，故弄玄虚，实际上是压韩先楚屈从。当时，有些军的领导在那种压力下，被迫公开检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韩先楚时刻以国防安危为重，临乱不惑，硬着头皮顶住，坚持不做这种检讨。
　　这一年‘八一’建军节，毛泽东主席要周恩来总理通知老帅们出席招待会，?指名要韩先楚参加。10月1日国庆节夜晚，毛泽东突然到京西宾馆召见住在该处的几位大军区和省市领导同志，周总理也随後赶到。毛主席当面对韩先楚说：‘打不倒你，你不用怕。’
　　韩先楚回到福州，向军区干部传达周总理讲话时，只传达工作指示，不传达毛泽东主席对自己说的那句话。他认为，毛主席对他本人讲的话，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自己不能传出去作为保自己的‘盾牌’。在这段时间内，林彪、江青一伙继续对军队施加压力，福州军区领导同志中有人要求韩先楚公开检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韩先楚丝毫不为所动，坚持不做违心的事，避免了军区部队思想的紊乱，保持了部队的稳定与常备不懈。‘文化大革命’初期，从1966年到1968年，国民党虽然伺机窜犯，但却不敢轻举妄动，少数几次小股袭扰也遭到了歼灭打击。司令员韩先楚堪称是领导指挥福州部队顶狂风恶浪的中流砥柱。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透露，他在1970年奉林彪、叶群之命为林立果‘选美’时，曾经在福建受到韩先楚司令员的坚决抵制。韩先楚单独将张云生约到会客室里，直截了当地问：‘你们出来多少天了？’
　　‘半个多月了。’张云生答。
　　‘这样搞，我很有意见。’韩先楚直率地说：‘给子女选对象，托一托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派专人出来跑这种事呢？林办秘书又怎么能这种事呢？花国家的钱，办个人的事，派专人到全国各地选，像什么样子！这要传出去，影响多坏！’
　　张云生道：‘您知道，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做秘书的是左右不了局面的。’
　　‘你们提意见不起作用，我来提。你对叶群说，我韩先楚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不能这样了！这关系到党的传统呀！’
　　张云生对韩先楚说：‘您的这些意见，我可以如实地向叶主任转报，这样好吗？’
　　‘没什么不好！’韩先楚的态度斩钉截铁，‘你回去後就如实汇报！’
　　从韩先楚那里出来，张云生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奉命跑了不少地方地选美，所到之处无不笑脸相迎，跑前跑後，谁敢提出?议？只有韩先楚才公然反对。他想，眼下韩司令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张云生在福建实在‘选’不下去了，只好返回北京。他如实向叶群转报了韩先楚那些披肝沥胆的尖锐意见。叶群听後把脸一扭：‘韩先楚这个人，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古稀将军回故里

　　韩先楚反对借政治运动整人。‘文化大革命’中，他主政福建，一些群众因曾经喊过‘打倒韩先楚’而在‘清队’中受到审查。他得知情况後，在群众来信上指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我们党内不能一个搞初一，一个搞十五，昨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
　　1971年3月3日，福建省军区政委倪南山写了检举陈伯达、张春桥的罪行材料。10月10日，副司令员周子韬写了检举张春桥罪行的材料。这两个材料，都是直接送给韩先楚司令员，请他转呈党中央、毛主席的。
　　韩先楚接到检举材料後想：这样的材料既不能压，也不能直接报中央。如果落到张春桥等人的手里，这两个人就没有命了。他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把材料直接送到毛泽东主席手里。
　　1971年批林整风运动中，福建省军区有的领导认为倪南山、周子韬的问题严重，认为他俩的检举材料是‘恶毒攻击张春桥’，是‘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要求福州军区党委处理二人的‘问题’。
　　韩先楚对此心中有数，在召集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一起开会时，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倪南山、周子韬同志是老红军、老革命，工作一贯积极，他们最大的缺点是说话随便。这个问题他们认识到了就不要再提了。言罢，韩先楚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军区的几位同志首先表态：‘同意韩司令的意见！’省军区有的领导虽然思想不通，然而当着韩司令的面也没再说什么。这件事便结束了。这就是韩先楚後来被‘四人帮’一伙指责的‘捂盖子’，指责他捂了‘倪南山、周子韬问题’的‘盖子’，而且捂的时间很长，前後算起来有三年之久。
　　在‘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超脱当时的‘左’倾错误，然而他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抵制，减轻了动乱的危害和损失，为稳定军队、稳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
　　1973年2月，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全军八大司令对调。韩先楚从东南沿海调到大西北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恰恰在这前後，有些人趁‘批林批孔’之机，对敢於坚持真理、胸怀坦荡的韩先楚进行打击迫害。有人甚至揭发他‘在福州军区提倡植树造林，是大树特要树林彪’……
　　‘捂盖子’一事又被某些人‘揭’了出来，使福州军区领导成了大批判的对象。王洪文甚至代表中央打电话：‘这是对着韩先楚的，不是对着你们的。你们要集中揭发批判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
　　1976年批‘右倾翻案风’时，兰州军区有些人也以韩先楚反对把邓小平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斗争、对在部队印发张春桥的文章态度冷淡而再度对其批判。
　　一时之间，军区机关办公楼内贴满了大字报。他虽然身处逆境，但对真理必胜充满信心。他常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一定要相信党、相信毛泽东思想，红的黑不了，黑的红不了……
　　韩先楚不顾‘四人帮’一伙的攻击和诬陷，多次深入边防、部队，扎扎实实地抓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在6年多时间内，他不顾年过花甲，身有残疾，心肺肾肝等主要器官都有慢性活动性疾病，坚持登上高海拔低气压的山峰，穿越荒凉乾燥、狂风肆虐的戈壁，爬上风沙弥漫的了望塔，详细检查800多公里边防线的掩林、坑道、火力点，仔细了解各处边防哨所的训练、生活和军民联防情况。
　　铮铮铁骨，宁折不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是韩先楚的性格特征。据陈云同志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回忆，陈云同志曾几次说过：先楚同志是难得的战将，不但军事上强，政治上也是很难得的。
　　1981年10月29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韩先楚来到了阔别数十年的家乡———红安县新建公社高楼生产大队吴家嘴村。
　　从县城到吴家嘴大约20公里的路程，将军与随从人员同乘一辆面包车行驶在乡间公路上。从红安县城一出发，他就显得格外激动，一路上就打开了话匣子说个不停：从儿童时给‘六裁缝’家放牛，带头与邻村孩子打架，讲到私塾先生陈善初如何因他上佛龛、闹祠堂而打他板子，?将原名先祖改为先楚；讲到在孝感的一次战斗中姐夫田长松如何被白匪用刺刀捅死；还讲到了大军南下时他第一次骑马回乡的难忘情景，讲到了许多战友与敌人搏斗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
　　吴家嘴是个不大的村庄。在乡亲们的簇拥下，他缓步向村中走去。突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急匆匆拨开人群，边哭边喊：‘祖宝！祖宝（韩先楚乳名）！’韩先楚听见呼喊，稍一愣神就急忙迎上前去，一把抓住老人的手，只叫了一声‘秀姐’，?水就夺眶而出。
　　韩先楚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在艰难岁月里苦苦挣扎。他3岁时，母亲死於第三胎产後风，父亲给人家当长工，勉强维持全家生活。姐姐韩先敏大他5岁，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14岁嫁到桥店田家，姐夫就是田长松。韩先楚12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孤苦伶仃，生活无依，除时而投奔姐姐处，全靠本村一个叫‘秀姑娘’的女孩周济帮助，两人情如手足，亲如姐弟。她就是站在司令员面前的这位‘秀姐’。一别五十馀载，相见似在梦中，此时此景，见者无不为之动情。秀姐76岁，身子还挺硬朗，她边走边说，仍一句一个‘祖宝’，还像当年一样。
　　这时，有一位老汉喊着走过来：‘祖宝，官当大了，不认得了！’韩司令一听，叫了声‘陈尊友！’走向前就是一拳，?上下打量着。只见老汉年龄70开外，10月天气，头戴一顶毡帽，身披一件破棉袄，下穿一条单裤，裤角卷起，脚蹬一双草鞋，着实是一身‘四季时装’。韩司令乐了，打趣地说：‘陈尊友，你咋搞的，几十年了还是这个老样子！’陈老汉说：‘你这个大官咋当的，50年了还让我这样穷。’一句话说得韩先楚百感交集，哭笑不得。
　　不一会儿，儿时好友闵永进、陈尊棋、吴少洲、韩志聪等急忙赶来，问寒问暖，又是一番热闹。男女老少，上百口子人紧随韩司令来到了他的‘故居’。说是故居，实际上是两间旧瓦房，原来的草房早已不见了，为了有个纪念，据说还是解放初盖的，乡里曾建议重建一下，韩先楚说啥也不同意，这两间房也一直作为生产队公用呢。
　　进屋後，韩先楚招呼大家坐下。这么多人，屋里屋外被挤得满满的。几个小娃娃被挤到韩先楚面前，韩司令把孩子搂在怀里，急忙叫警卫员胥元山打开箱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带过滤嘴的‘中华’香眕和糖果分给大家。陈尊友叼着香眕，乐不可支，说是‘土包子开洋荤’，尝尝北京大官抽的洋眕卷。韩先楚让小胥给他们点眕。陈老汉对着火怎么也吸不着，韩先楚见状哈哈大笑，原来，老汉把过滤嘴香眕叼反了。为此，在回来的路上韩先楚还嗔怪小胥，说他‘捉弄我们的乡下人’。
　　韩先楚详细询问了‘秀姐’的家庭生活，询问了众老汉农村的雨水、收成，向生产队长陈克厚询问了群众的种子、口粮、收入、分配情况，还询问了乡亲们的油盐酱醋、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看病上学等等。当他得知本大队605户人家、3092人全年人均收入只有77元时；当时得知陈尊棋老伴已经去世，全家四口人只有一条被子时，这位久经沙场、意志刚强、身体多处受伤从不流?的将军伤心地哭了。
　　到了乾河滩，韩先楚对身旁的闵永进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这里与刘家嘴、陈家湾的孩子打架不？’‘咋不记得，还是我为你捡石子送炮弹呢？那时你就是我们的司令。’大家来到大枫树下，韩司令深情地对乡亲们说：‘等我退休以後，要来家乡给你们当个顾问，咱们一起改变这贫穷落後的面貌。不过我也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也可能是最後一次与你们见面了，咱们合个影，留个念吧！’几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就在这棵古老的大枫树下，与韩先楚身挨着身、心贴着心，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镜头。
　　没想到，这竟是他与乡亲们的最後一面。

人民的儿子

　　要走了，韩先楚恋乡恋土，恋恋不舍，众乡亲难分难离，依依惜别。这边，秀姐拉着韩先楚残疾的左手，泣不成声，再三要求他有空常来看看；那边，陈尊友拉着他的右手，久久不想放下，只说了声：‘政策好了，你放心当你的官去吧！’
　　汽车已经发动了，一个村民气喘吁吁地赶来，手提3只嘎嘎乱叫的老母鸡，要送给韩先楚补补身体，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汽车塞。
　　韩先楚打开车门，探出身子，大声说：‘秀姐、永进、友哥、乡亲们，我要请你们去北京玩玩，看看皇帝坐在金銮殿！’
　　汽车缓缓离开了村口，韩先楚与乡亲们不住地互相挥手告别，直到看不见人影……
　　归途中，韩先楚没说一句话。
　　在红安县活动两天後，又到了麻城、罗田、英山、浠水、黄冈等县，先後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十多次，参观了茶场、林场、缫丝厂、水库电站，瞻仰了烈士陵园，走访了红军老战士和军烈属，视察了当地驻军，了解了军民关系，11月14日返回武汉。
　　当天晚上，韩先楚一行在东湖宾馆向省委书记陈丕显、省长韩宁夫同志汇报了这次调查情况。
　　对韩先楚针对上述地区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韩先楚又打电话给武汉军区周世忠司令员，请他考虑给家乡人民解决部分救济物资，很快100多套军用棉被、大衣、鞋帽便送到了家乡人民手中。之後，韩先楚又请铁道兵陈再道司令员给家乡生产队解决了拖拉机、推土机；请军区徐国夫副司令员派人安装维修机械；请中央民政部程子华部长考虑给军烈属、退伍老红军增加优抚费；请国家计划部门照顾老区乡办企业，扶植茶场、眕厂、林场的生产经营。返京後，他向中央正式呈送了一份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在政治局会议上详细作了汇报。对他所提意见，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此韩先楚十分高兴。
　　闵永进、陈尊友等老人被他请到北京家中作客，?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还在天安门前、金銮殿留了影呢！
　　在红安，还流传着韩先楚一个这样的故事。
　　那是韩先楚任兰州军区司令後有一次回故乡，正值隆冬季节。他被接到了公社的办公室。望着漫天的雪花，他犯愁了，说：‘这鬼天气，不是串门的时候。这样吧，你们去把海洲给我接来，我想跟他谈谈。’
　　韩先楚提到的这个‘海洲’叫吴海洲，他和将军有一笔旧账未了。
　　这事发生在几十年前了，当时韩先楚以红军的名义向吴海洲借过4斗谷子做军粮。大军南下时，时任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路过家乡，他没有忘记吴海洲，特地登门拜望了他。他拿出3支钢笔对吴海洲说：‘听说你几个伢子很机灵，这笔送给他们，叫他们好好念书。’吴海洲接过笔後连声道谢，接着韩先楚提到了4斗谷子的事，表示要把账还了，但话未说完，吴海洲便给截住了，说：‘咋的，小瞧我是不是？我吴海洲是那种人吗？如今土改了，有了牛有了地，还缺那点粮食吗？’然後他告诉韩先楚，那几斗谷子算不了什么，可字据他要好好保存着，不是用它来讨债，而是上面有你韩先楚的签字，留着它作个纪念呢！
　　吴海洲被接到了公社。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单薄的衣服外面裹着一层冰霜，进屋时喜形於色。他没想到韩司令还惦记着他这个农村老头。久别重逢，两人拉起家常又像回到昨天一样，无拘无束。谈到最後，韩先楚问：‘伙计，你冷不？只穿这点衣服？’吴海洲说：‘冷啥，山人习惯了，你莫操那么大的心。’
　　韩先楚那天踏着积雪，坚持要到吴海洲家看看。吴海洲推辞不掉，只好让韩先楚随他而来。到了家，韩先楚看到吴海洲的老伴缩在一条千疮百孔的被子取暖。她看将军来了，强装笑颜说下雪天没事只好呆在床上。其实她穿得更破，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是难以抵御风寒的。再看屋冷锅冷灶和黑咕隆咚的一切，这些怎能瞒过韩先楚的目光呢！将军的眼睛潮湿了，他的心仿佛被撕成了碎片，在滴血啊！
　　这天晚上，韩先楚回到县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他的命令：无论如何也要凑够了上万件旧军被和旧军大衣调往红安。当秘书问他这笔账应该下在哪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就从我工资扣，我死了，再扣儿子的、孙子的！’
　　韩先楚和乡亲们血肉相连，他留下的佳话比比皆是。
　　由於旧习惯，红安农村烧的是一种没有眕囱的‘闷眕灶’。既费柴又污染，好多人的眼睛都被熏成了‘眨巴眼’（学名脸缘炎），连一些小娃娃都得了这些眼病。
　　韩先楚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不仅在大小场合给各级领导讲要抓农民生火做饭的问题，还挨家挨户地动员乡亲们拆掉旧灶改新灶。
　　短短几年，红安绝大部分的农民都建起了省柴灶，有的还用上了沼气。
　　当‘眨巴眼’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时，谁不念叨韩先楚的好处呢？
　　红安原政协主席徐觉先谈到韩先楚时说：‘韩司令爱家乡爱得深沉、执著，他几乎无所不问，无所不管。对家乡工作不满意就提出批评，甚至发脾气。1975年他从福州调兰州期间回过一次家乡，把县主要领导召集起来开会。说红安变化太小，速度太慢，与福州那边相比，差得太远。红安的老百姓这样苦，对得起老区人民吗？你们当部的应该检讨自己。不能强调客观，多从主观找原因，变被动为主动。譬如科学种田，发展经济，水利设施等，都要规划和研究……在那个时候讲这些意见是要有胆量的。韩司令本是一个军队首长，却像一个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一样在为红安着想，实在不易。’
　　徐觉先还说：‘韩司令给家乡办了很多实事。他是个绿化司令，也关心家乡的植树，先後帮我们从外地引进500棵水杉和一大批楠竹、樟树和雪松。为了建水电站、抽水站，他到湖北省斡旋帮助解决了全部资金，现在红安百分之八十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了。’
　　1986年10月3日7时40分，韩先楚因病医治无效，病逝於北京，临终之前，嘱咐子女给他穿上军装，把他的骨灰送回生他、养他和战斗过的地方———湖北红安县。
　　今天，当红安人民看到家乡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当看到在大别山南麓的黄土地上的将军墓地时，他们一定会深深怀念这位人民的儿子———韩先楚。

善做思想工作的司令员－韩先楚将军

江如芳

1986年10月3日，一颗将星陨落了！

　　我军失去了一位战将，战士失去了一位知音，我失去了一位敬爱的老首长。这些年来，思念萦萦，梦魂依依，每每回忆起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六年多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他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见；他的欢声笑语，就在耳旁；特别是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对基层，对连队、对战士言传身教，处处关心、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务实作风，使我终生难忘。

　　韩司令员早年参加革命，当过伙夫，抬过担架，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为我军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几十年来的戎马生涯，使他对部队既有深厚的感情，又有丰富的带兵经验．无论是指挥打仗、管理教育，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轻车熟路，样样精通．而且独具风格。

　　韩司令员非常注重讲求实际，积极培养部队扎扎实实的作风。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军时期，对于上级布置的任务，他都强调从实际出发，抓具体落实，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正确执行上级的指示。他说．打仗靠战士，对战士不关心就打不好仗；对下要负责，对下不负责，对上负责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对上级负责与对下级负责的一致性。

　　有几年福州军区部队发生政治事故、行政责任事故较多，有的还很严重。司令员认为事故多的原因．既有行政管理的问题．也有些基层干部管理教育存在简单粗暴的倾向等。又有政治思想教育不落实的问题，讲道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得不好。

　　为此，他身体力行深入部队；深入实际，广泛调查研究。他下去以后，不仅听取军、师、团领导同志的汇报，而且还要同营、连干部座谈，直接到连队找班排长、找老兵、新兵谈话．了解实际情况。

　　有一次到了一个连队，司令员同连排干部座谈。后来．营的干部来了，团的领导也来了。这样一来，连队干部不敢畅所欲言了。他不得不下令把营团干部“赶走”。首长鼓励基层干部，战士要敢讲话，有什么意见、要求，有什么问题都大胆讲，他说：“你们在会上谈如果不方便的话，还可以找我们个别谈嘛。谈错了不会批评你。也不会作你的结论，调动工作的时候也不会在你的鉴定表上鉴定上一条，不会的。”

　　他在同战士座谈的时候，为了打消顾虑．缓解紧张心理。往往是几句家常，几句幽默，就能逗得他们哈哈大笑，一说到他们关心的问题，老兵、新兵都争先恐后地讲开心里话，高兴得滔滔不绝地把问题、想法都讲出来了。

　　后来他经常用这些事例教育团以上的领导同志。他说．基层干部和战士，不是见到上级来的领导和高级首长就会害怕，就会拘束，而是俗话讲的“不怕官，只怕管”；有种种顾虑。因此，上级领导要向他们说明来意，平等待人，·诚心诚意听取意见。才能有共同语言。领导者要有心胸和风度，要有管理部队和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和艺术。韩司令员经常说，现在基层干部都比较新，多数没有打过仗，战士都是在新社会长大的。没有吃过苦，也没有经受过磨炼，思想上也都很稚嫩，因此，各级领导同志都要下去手把手地教，从军区领导同志做起，军、师。团的同志都下去具体传帮带．把我军的光荣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1966年春，司令员又一次下部队调查研究。在下面，或为基层上党课；或给连队作报告。走一路讲一路，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重视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并且强调要落到实处。

　　他说．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要疏通思想渠道。他鼓励干部战士大胆讲话，要敢提意见、建议、要求，敢向上级机关写信反映情况和问题。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指战员的思想脉搏，做思想工作才能有针对性。领导者一定要注意发扬民主，要耐心倾听下面的童见．不能一听到反映就堵回去，那样人家就不敢讲了。

　　前几年学习农业六十条，有的全排集中一起发言表态，还提出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战士因为怕讲错了被‘辩论’(批判)一通，往往是嘴上讲通了，实际上心里不通；这种做法就不好。他要求党支部的联络委员要大胆反映基层连队的情况和问题，反映基层干部战士的童见和要求，经常给领导机关写信反映真实情况，真正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他要求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政治部秘书处要专门设几个秘书，处理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并且要检查督促来信反映的问题是否解决了、落实了，对来访要热情．对来信要答复。
他反复强调，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抄几句语录“贴标签，搞‘穿鞋戴帽’．要着重提高思想水平。在政治教育中，不要光是照中央文件、报刊文章、课本、教材念，而要密切联系实际。解决指战员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要把讲道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实际问题解决了．反过来又会促进思想认识的提高。

　　他根据自己调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列举了大量事实．谈了如何克服行政管理教育中的简单粗暴．打骂体罚战士问题，如何改善生活问题，以及穿衣问题，睡觉问题．洗澡，理发问题，关心病号问题．文体活动问题，连队业余生产问题，帮助战士解决家庭困难问题，战士亲属来队吃住招待问题，战士的请假探家问题，基层干部休假的安排问题，随军家属的生活。住房、团聚问题，子女入托入学问题、等等。

　　他讲事例，谈利害，教方法，晓之以理，动之干情，授之以法，干部战士无不为之信服和感动。他要求思想工作要具体．要过细。而且强调不光是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做，指挥员，行政干部、班排长，支部委员，小组长；党团员。人人都要做思想工作。他认为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只是在30％的政治教育时间起作用，而是要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要在100％的时间里起作用。他批评了军政教育争时间，军政分家的现象。

　　1966年4月，·韩司令员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回来以后．向军区司政后机关于部作了一次报告。他从部队发生的各种政治事故、行政责任事故讲起，指出问题的关键是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的落实。他要求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大力抓好政治思想工作的落实，克服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现象，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切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韩司令员的这个报告，根据录音整理以后．经军区党委常委讨论，以文件的形式印发至团．部队广大指战员普遍反映很好。之后，部队的各种事故明显地减少了。这个文件曾受到总政肖华主任，刘志坚副主任的肯定赞同，肖华同志说。韩司令员这样重视政治工作，亲自抓政治思想工作的落实。在全军是不多的。总参也通报了福州军区部队预防事故、减少事故的经验和措施。

　　1970年，韩司令员针对“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后部队的实际情祝和存在的问题”，又就如何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问题作了一次报告。

　　他在报告中强调，一是要解决好政治教育中的几个关系问题。要正确处理集中教育和经常教育的关系，一般教育和个别教育的关系，思想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关系。他认为。大量的是具体的细致的经常性的教育，是个别教育，是要实际地去做，去解决具体问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只有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这里，才能充分发挥威力．发挥政治工作的引导和保证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切实实行三大民主．疏通思想渠道，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三是要教育干部正确对待战士、上级正确对待下级。要提高基层干部的管教能力，明确官兵关系的好坏是个根本态度问题，作为领导干部，上级，决不允许对下面的同志实行打击报复，要使领导于部懂得每个战土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要循序渐进．切不可要求过高过急，要依靠群众做好思想工作，才能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往往是班排长，好朋友、感情好的，几句知心话就起很好的作用，要爱护下面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四是要教育战士正确对待干部、下级正确对待上级。下面对待上级，要服从要支持，上级有了缺点错误，要从爱护领导出发，提意见提建议，进行批评帮助，战士和下级，要讲纪律，尊重上级，自觉服从命令听指挥。五是要防止和克服地域观念、老乡观念，自由主义等等。

　　他的讲话在福州军区《前线报》全文发表后，受到部队指觇员的极大的欢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收到了很好的职果。

　　军事指挥员还要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这方面，韩司令员树立了光辉的榜痒。

韩先楚同志与福建的组织工作

施守璇

1970年8月，组织上派我到福建省委组织组工作．韩司令员当时主持福建省委工作，我经常随他下地方搞调查研究。对他深入基层，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凡事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的领导作风，我深有感触。特别在干部工作方面，他严格要求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更使我感触尤深。

　　1970年8月，我随韩司令员到莆田检查工作，当看到莆田地区一些地、县级干部长期靠边站闲着没事干，他气愤地说：“社会主义是千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光说不干不行。搞社会主义得靠干部、靠群众，要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工作搞好了．才能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强调说：“福建省的干部很多都是从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不少人是老区的老游击队员。当干部可不能受资产阶级派性影响，尤其是组织部门要注意这一条。有的同志工作作风有点毛病，运动中又批又斗。还给人家戴了一大堆帽子，组织上要为这批干部讲话，要实事求是。要公正。有人说这些老家伙都不行了，说是民主派，我倒要来，安排他们的工作。但也不要太急。目前要抓紧地，县两级干部的配备，要落实干部政策．二者要统一起来考虑。做—事不能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既要有通盘考虑．又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不能搞大呼隆。”

　　返回地委后．听取地区负责干部的汇报，当讲到下放干部时，说省直有个机关干部下放前就有病，到了农村生活不能自理。韩司令听了很生气．他说：“有病就该先去治病，查一查是谁：把生病的干部放下来的?即便是他自己不肯住院治疗，也要说服动员他先去住院治病。”接着交待要迅速安排那个生病的干部住院治疗。

　　路上，我讲了我的顾虑很多：在地方搞组织工作我不热悉也很难做，特别现在派性还很严重，情况又那么复杂，斗争那么尖锐。韩司令很耐心地对我说：“军队干部在地方工作是暂时的，待形势稳定后，仍然要交给地方干部干。我们回军队。但现在还不行。现在要把军队和地方这两边的工作都要做好。不要军队干部一手抓。地方干部的经验多，有事情咱们要同他们多商量，有的事要向他们多请教，要发挥他们当家做主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经过韩司令这么一讲，把我的顾虑打消了。为了革命事业吃点苦受点累算什么，无论如何争口气也要把革命工作做好。

　　同年12月，韩司令指示，为了使原地市级领导同志分期分批参加工作．加强地市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省委决定先分配一批干都出来，但第一次数量不能太多，以免引起资产阶级派性的骚乱。经过协商，组织组提出了11个人的名单，‘他们原来都是地市一级的主要领导干部。省的核心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时，韩司令员对这个名单很满意很支持，顺利地通过了．但事后有人说这些人都是走资派．不登报检讨，不表明态度就恢复他们的职务，这不就说明批他们批错了吗？经过韩司令反复解释，讲清道理，这件事总算平息下去了。不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成了韩司令员的一大罪状，说福建省是‘三无省’(即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走资派，无革命造反派)。历史是无情的．时间证明韩司令这么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翌年3月，召开中共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原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伍洪祥同志被提名为省委委员候选人之。虽然做了工作，但选举时仍然落选了。韩司令员对我说：伍洪样同志是长期坚持福建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你与有关同志商量一下，增补他为省委委员，由省委讨论后直接上报中央审批。又说：“省党代会已开过了，地市、厅局以上干部没有分配工作的要抓紧安排．你要体会他们的心情，长期靠边站闲着没事干是一种什么滋味．”

　　会后，组织组提出了包括伍洪祥在内的51名待分配工作的干部名单。不料，在省常委会上，有位省委书记提出：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县以上领导班子一定要在群众中检讨。取得群众谅解，省委才能任命他们的职务。鉴于1970年12月一批地市级干部在恢复工作时，向群众做自我批评，有的被连续批斗仍揪住不放。韩司令认为有的干部和群众还有些派性，这样做干部一时不易解放出来，还可能派生出其他麻烦。韩司令严肃地说：“领导干部解放不出来，我向主席，总理怎么交待?”经过说理和一番斗争．这51名干部才分期分批的做了安排．加强了各级领导班于．到1973年10月统计，省管的县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恢复党组织生活并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工作的，已占原省管干部的99．11％。

　　1971年全国进口了4套维尼伦厂的设备，韩司令员考虑到福建工业基础薄弱，又非产棉区，群众穿衣有困难，亲自向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要求给福建一套。获准后，工厂就建在永安。韩司令的意思是：建维尼伦厂是为了缓解福建人穿衣的问题，要调一点熟悉工业的厅局一级的领导同志去，将这个“四分之一”建好、管好，争取及早投产。由于上下齐心协力，建厂工作顺利。到1973年底便开始试机生产。

1973年国务院确定上海水产学院迁到福建集美。该学院的7名领导干部都被审查批斗过，既没有审查结论，又不恢复他们党的组织生活。原院长朱原升教授是我国老一辈鱼类学专家．在国际上也很有声望，但也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当时上海市委派来人说：学院原党委书记胡友庭是张春桥点名的人，不能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不能分配工作。并且说，朱原升是靠鉴别一块鱼骨头成为专家教授的．没有实际意义……。

　　不注重实际只凭个人好恶，就将革命数十年的老同志打了下去，这种违反政策的做法令人震惊！学院的领导小组组长刘忠同志向省组织组介绍说，：他1965年就到上海水产学院工作的，他认为：胡友庭同志是抗日初期参加工作的高中生，政治历史清楚，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经过战争和全国解放后和平环境的考验，思想作风是好的，做事稳重有主见，工作有魄力．在干部群众中有威信。但上海的领导说不能恢复胡的组织生活，不能安排工作，学院本身没有办法。

　　韩司令了解了这一事件的详情后说：“你们组织组要派人调查了解，确实是好干部就不管谁说什么，要按党的政策办，恢复组织生活分配工作；要确实按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一丝不苟地落实好。‘文革’到现在几年了，干部又投什么问题．不让人家出来工作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后来经省委研究碗定：胡友庭同志调福州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实为一把手)。朱原升同志为水产学院革委会主任。命令公布后，在水产学院出现了新的气象，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文革”中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被群众组织冲击，审查和批斗的，普遍担忧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危，此外还有两件事：一是子女要求参军怕受影响，二是怕“屁股里塞炸弹’(即在档案中放进被审查批斗、“斗私批修”等材料)。韩司令员亲自过问了这些事，自1970年下半年起先后作了指示：原地委副专员，常委，省直厅、局级以上干部和红军时期入伍的干部．他们于女可以应征入伍．要参加体格检查．合乎体检标准的都应接收入伍。此事传到了北京．北京有些受审查或受冲击的高级干部的于女们纷纷到福州要求当兵。韩司令说：只要身体检查合格都可以参军。

　　至于个人归档材料的问题，福建省于1973年作出决定：“文革”冲各地各级群众组织和筹备领导小组、“斗批改”领导小组批准的：对干部的审查批斗所作的结论，批语和处分一律无效，所有材料包括本人检查、批斗会记录、调查旁证等不得归入干部个人档案，1970年以前地县和相当地县级的党委常委、党的核心小组对干部作的审查结论，批语都要进行复查、审核，并征得被审查、被处分同志本人的意见，同时签具书面意见后。重新按干部任免分管权限逐级上报审批，“文革”期间所有干部作的自我检讨、“斗私批修”小结，整党建党中自我鉴定，大宇报小字报，干部批斗会记录、调查旁证等。一律不得归入干部个人档案，按干部任免权限经党委常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的对干部的政治历史等问题审查结论、批语，经被审查的同志签具本人意见并无原则上出入，审查结论和批语方能生效，可归入干部个人档案。其结论批语的直接旁证本着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清理后才能归档。“文革”中干部个人材料已经归挡的，本着以上原则一律都要逐个清理出来。

　　福建省管的干部“文革”以前的个人档案，在动乱中几经搬迁做到不丢一份、不少一页。“文革”中干部材料不装进一份有派性的材料，确保了个人档案的安全。这都是根据韩司令的指示做的。

　　我常常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尊敬的韩司令，您戎马一生，是率领部队征战沙场的一代名将，为人民解放事业打了许多胜仗，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文革”中，您主持福建省委一段工作时，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什么原因?我终于明白了，这是因为您把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光荣传统和全心全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化到您的高尚品德和可贵的性格之中，所以，您才能不惧邪恶，不怕艰检，顶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种种倒行逆施，做了许多有益于福建人民的好事情．至今，福建人民还在怀念您，崇敬您！

　　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从篾匠到名将——上将韩先楚传奇

夏明星　高桃源    《党史博采》


　　一、从独树镇扬威到板桥街救驾
　　
　　1913年2月，韩先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过放牛娃，学过篾匠，在武汉做过短工。少年时代的艰辛经历，使他很快接受了“官逼民反”的革命思想。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还当过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他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青年人的满腔热血，投入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1930年10月，他参加了孝感地方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历任独立营、团排长，在黄陂、孝感、罗山地区进行游击斗争。
　　1933年4月，为加强留守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韩先楚所在的独立团接受整编，他历任224团副连长、连长、营长，直到随军长征到陕北一直都是营长。相对于陈锡联、陈再道、许世友等鄂豫皖出身的开国上将，韩先楚的进步可谓太慢：上述诸人，长征结束时均为军、师职干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韩先楚较长时期战斗在地方武装序列，另一方面是他曾遭受“左”倾路线干扰。在鄂豫皖根据地，“左”倾思潮一度在党内盛行，他曾因抵制“过左”的行为而遭到错误的处理。
　　1934年11月，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孤军长征。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红25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25军围歼于途中。
　　长征路上，韩先楚多次担负冲锋突击、破阵歼敌、夺关开路、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几次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军主力和军领导脱离险境。其中，独树镇战斗，让他一战成名。
　　1934年11月中旬，红25军在河南罗山县朱堂店突破敌人阻拦，当晚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遂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从桐柏山到伏牛山，须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而许南公路两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给。11月26日下午，红25军正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突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该地区的敌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追，形势相当严峻。加上那天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红25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红25军被逼在独树镇打了一场恶仗。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此战，韩先楚带领部队打得非常勇敢，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守住了一个重要阵地。战斗中，他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恶战，红25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时，吴焕先就说：“唯楚有材，先楚为例！”
　　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是，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韩先楚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率部队顶风冒雪踏上征程。作为红25军一员，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刘华清曾回忆：“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的关键一仗，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二十五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34年11月28日，红25军沿河南叶县、方城边界西进，在方城拐河镇东北孤石滩通过澧河时，遭到上万敌军的追击和夹击，敌军还控制了澧河西岸部分高地。当时，红军不仅兵力处绝对劣势，而且所处地形十分不利。在吴焕先的直接指挥下，韩先楚果敢迅猛，奉命强渡澧河，率领部队奋勇冲击，打退了与他同时抢占澧河西岸一个高地围寨的敌军，控制了这个至关紧要的制高点，以猛烈的火力压住了敌人，掩护了军直属队和后续部队渡过了澧河，摆脱了追击的敌军。
　　红25军进入陕南后，在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打出了鄂豫皖红军的威风：第一次反“围剿”，在文公岭重创敌126旅，在华阳镇打垮敌警备2旅，在葛牌镇击溃敌警备3旅；第二次反“围剿”，先奇袭荆紫关，再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1旅。这些战斗，韩先楚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葛牌镇战斗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仍坚持作战，伤未治好就归了队，左肩左臂成了残疾。
　　1935年7月，红25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越过甘肃泾河，经由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塬兼程西进，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和破坏敌人的大西北后方。在抢渡了马莲河，到合水县板桥镇时，担任后卫团的一个营遭到敌骑兵部队突然袭击，副军长徐海东从前卫赶到后卫，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了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紧急时刻，在该团任一营营长的韩先楚和营政委刘震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了阵地，以猛烈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冲击，打开了一条出路，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建国后，韩先楚和徐海东会面时，有人和他逗趣：“你为鄂豫皖老区保住了一个大将名额！”
　　
　　二、从东征到西征，从反蒋到抗日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和陕甘红军会师，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担任军团长、军团政委、副军团长。在他们领导下，韩先楚参加了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劳山、榆林桥战斗，他率队担任主要突击。10月，中央红军到达时，他受命指挥部队连续打下了东村、张村驿等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围寨碉堡据点，缴获了大批红军急需的粮食物资，并为直罗镇战役扫除了战场障碍。11月，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部首先堵住了敌人的去路，协同兄弟部队歼灭了据守南山的敌人后，又突入镇内。战斗结束，他提升为红15军团75师团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为红75师团长的韩先楚，率部随中路军作战，他以两个营配合山西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以一个营牵制了敌五个团的兵力，并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之后，他又率部在双池镇附近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歼敌一个营和民团百余人，升任红78师副师长。
　　1936年5月，红军开始西征甘肃、宁夏，已经升任红78师师长的韩先楚全程参加。红78师途经宁夏定边时，守敌马鸿逵一骑兵营倚仗城坚，固守不出。他策马绕城一圈，气定神闲：“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正待攻城时，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来电：“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他坚信城可攻破，仍下令攻城，果然一战而下。彭德怀闻讯大喜，发来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前进。”在攻克盐池县城战斗中，红78师又歼马鸿逵部1个骑兵营、1个保安团，缴获战马700余匹，受到红军总部的表扬。此战缴来的战马，装备了红15军团的骑兵团。
　　1937年初，韩先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长期的战场锻炼，加上一定的理论熏陶，为他成为一代名将奠定基础。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韩先楚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688团副团长。当年9月，115师首战平型关，歼日军1000余人，韩先楚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后， 他奉命在平型关、繁峙一线继续抗击日军。太原失陷后，韩先楚所在的344旅奉命随129师主力南下太行，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久，韩先楚调到新组建的689团任团长。
　　1938年4月初，日军集中3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实施“九路围攻”。为粉碎日军的围攻，129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抓住日军一路，予以歼灭。15日，日军第108师团117联队3000余人由武乡北犯榆社扑空，当即撤回武乡。刘伯承决定歼灭该路日军，遂令129师主力及配属的韩先楚部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疾进，当日进抵武乡附近地区候命。黄昏，预感形势不妙的日军弃武乡城沿浊漳河东撤。军情紧急，刘邓迅速决断：以129师772团和韩先楚部689团为左纵队，129师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同时，以129师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16日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将其1500余人夹击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遂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截为数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此时，已通过长乐村之日军主力为解救其被围困部队，集结1000余人，向129师左翼发动进攻。在戴家瑙，772团与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阵地最终失守。由于在不利地形上遭敌火力压制，全团处境十分险恶。这时，韩先楚率团“与日军进行5次白刃战”，将敌人打了下去，使兄弟部队转危为安。刘伯承在观察所看到这一情景，拍手叫好并表扬了他。后来，武乡县在长乐村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牌，还请韩先楚题词。
　　1938年4月下旬，在徐向前领导下，韩先楚率689团与晋东南兄弟部队组成“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先攻克威县，歼灭伪军一个军部又一个师。随后，在威县、广宗、平乡、巨鹿、南宫、临清地区，打开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同年8月下旬，他奉命率部南下参加漳南战役，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9年起，韩先楚历任115师344旅副旅长、代旅长，成为八路军著名将领。1940年4月，韩先楚担任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这期间，他率部配合129师进行了邯长公路破击战。
　　1941年3月，韩先楚抵达延安，先后在军政学院、军事学院学习，并随军事学院高干队调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理论功底日渐扎实。
　　
　　三、指挥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名震全军，七道江会议上却成为“正确的少数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韩先楚奉命率领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到达东北，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东北，韩先楚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
　　1947年2月，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5月，沙岭子围攻战我军失利之后，东北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向北满发起猖狂进攻，直接威胁到东北我军后方的安全。中央军委电令我辽东部队在中长路上选几个城市打一打，以牵制向北满进攻之敌。当时有人说，沙岭子小小窝棚都没能打下，还能打大城市吗？又有的同志说，派个把师到沈阳附近放几枪就回来。但是，韩先楚领会了党中央电令精神，主动请战，建议选择驻守鞍山、海城的敌184师为攻击目标，发起鞍海战役。5月24日拂晓，在他亲临前线指挥下，第4纵队主力很快肃清鞍山外围之敌，在进攻市区的战斗中，他指挥各师采取大胆穿插、迂回的战术迅速占领了国民党鞍山市公署大楼，全歼鞍山守敌。紧接着，第4纵队南下连克营口、大石桥，直逼海城，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突入海城东门，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配合，迫使海城守敌第184师师部及552团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开创了东北国民党军战场起义的先例。在与潘朔端谈判中，是要潘放下武器投降还是带着武器起义的问题上，他当机立断，说服了周围的同志，决定接受潘带着武器起义的要求；一面要潘给其驻守大石桥的一个团下令起义，一面采取了防止该团违令顽抗脱逃的军事打击部署，获得了战役全胜，使敌人不得不从向北满进攻的兵力中抽回4个师回援鞍、海并增强沈阳防务，达成了党中央的意图。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发电表扬鞍海战役打得好。
　　1946年10月，韩先楚又参与指挥了新开岭战役。战役前夕，由于发现敌兵力增加，第4纵队部分领导对打与不打一时决心难下。这时，韩先楚率纵队第10师从200里外日夜兼程赶回，力主下达战役决心。战役中，在我屡攻不下且部队伤亡很大，敌我形成僵局之际，有的领导干部已经认为取胜无望，打算撤出战斗。这时，他力排众议：“现在我们艰苦，敌人比我们还要艰苦!”他看出了敌人的要害，向指挥部建议：把纵队的各种火炮统一组织起来，用榴弹炮与迫击炮射击山后的敌预备队，用野炮和山炮压制山头上敌堡的火力，支援配合步兵突击队强攻。经过半天决战，胜利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在东北战场首创在一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的战绩，保障了辽东党政军民战略转移，夺得了我军四保临江的准备时间，因而得到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嘉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嘉奖电报。在新开岭战役的指挥中，韩先楚表现出一名优秀将领所特有的不避艰险、不畏强敌、敢于决战的胆略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鞍海战役和新开岭战役，让韩先楚在第4纵队中建立了高度的威信，几个师的干部对他都很钦佩，大家一致反映：他生活上和部队同甘共苦，作战上决心果断坚决，指挥沉着灵活，关键时刻亲临一线解决问题。
　　1946年12月中旬，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先南后北，北守南攻”的方针——即集中其在东北的全部机动兵力在南满向我发动进攻，企图将南满我军围歼于长白山下或赶进长白山冻死、饿死、困死，尔后再转而集中兵力向北满进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主持在七道江军区前线指挥所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韩先楚、罗舜初、曾克林、彭嘉庆以及3 、4 纵队师级干部。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研究今后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第一天，军区领导同志作了报告，提出了撤离南满，转移东满的问题。实际上，会前军区已下达了主力北撤的预令，部队做好了过山林的斧头、锯子、绳子和爬犁、干粮等各种准备。对会议的报告，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报告的意见，撤到东满，保存实力；另一部分人主张坚守南满，反对撤退，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少数，只有韩先楚、彭嘉庆等人。其理由是：南满的战略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放弃南满北撤，正中敌人“南攻北守”的战略意图。坚守南满，可以拖住敌人，与敌周旋，等于在敌人屁股后面吊个大冬瓜，牵制敌人主力，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对整个东北战局有利，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敌人虽强，但其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内部矛盾重重。南满我军已有相当实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坚持的。4 纵队全歼敌25师，已充分显示了部队的战斗力。
　　由于韩先楚等的坚持和陈云的力挺，会议最后确定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安东、辽宁3 个军分区所辖的地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制定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因此，军史专家一致认为：韩先楚在七道江会议上成为少数派，是他由出色的战役指挥员向军事战略家迈进的标志。在老同志的回忆录中，有人称韩先楚在七道江会议上是“正确的少数派”。
四、四保临江居功甚伟，反客为主成军史佳话
　　
　　当时，南满我军主力只有第3、第4两个纵队，3纵比4纵历史长，作战经历较多，但3纵领导改组不久，现领导对部队，部队对现领导还不大了解；而4纵经鞍海、新开岭两战役后士气较高，部队对纵队领导尤其对韩先楚作战指挥有信心，且4纵司令员（吴克华）不在位，军事上实际是韩先楚负责。因此，陈云决定：由4纵担负深入敌后作战的任务，把敌人拖在南满。在4纵临出发前，陈云和肖劲光找韩先楚谈话，交待深入敌后的军事行动由他负责，有什么问题电台及时联系，问他有什么困难。韩先楚表示：请分局和军区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除了部队棉衣单薄尚未完全解决外，其他什么困难也没有。
　　陈云、肖劲光马上交代了解决棉衣的办法，韩先楚立即在飒飒寒风中向陈、肖挥手敬礼后跃身策马而去。在目送他去远时，陈云向肖劲光说了一句：现在多需要这样的干部啊！
　　1947年1月－2月间，韩先楚和政委彭嘉庆等率4纵向敌守备重点宽甸、桓仁、凤城、赛马集地区及安（东）沈（阳）铁路两侧实行远程奔袭，在第一次保卫临江战役和第二次保卫临江战役的50多天中，冒零下三、四十度严寒，在敌后东至鸭绿江，南至普兰店，西至抚（顺）本（溪）外围，北至永（陵）通（化）公路长宽几百里之广大地区内，作战50多次，拔掉敌据点40多个，歼敌6000余人，扫清了永（陵）桓（仁）公路以西纵横近百公里地区的敌人，摧毁了敌伪统治，鼓舞了人民，巩固和发展了土改，直接威胁抚顺、本溪，使敌人不得不从进攻临江的兵力中抽回4个师以巩固其后方并对付我4纵，这样配合3纵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共同取得了高力城子、三源浦歼敌之重大胜利。陈云和肖劲光曾为此以南满分局的名义专门给4纵发了嘉奖电报。作为4纵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韩先楚，在这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行动中，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韩先楚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善于深思熟虑，所以他对敌我情况有深切的了解，能正确领会上级意图，抓住敌方要害、掌握战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积极求战不畏强敌的精神和正确果断的决心与勇于负责的态度。
　　1947年3月下旬，在敌第三次向我临江根据地进犯的行动被我军粉碎之后，敌又由吉林、长春、察南拼凑了14个师（计10万之众）的兵力，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进犯。敌东北保安司令郑洞国、13军军长石觉，煞有介事地亲临新宾坐镇指挥，妄图以营盘至通化这条路为枢纽，举行五百里宽的正面进攻，占领通化两侧地区，打通新宾至通化路后，分兵四路直取临江。当时，辽东我军4纵队有两个师在敌后坚持，正面只有4纵队1个师和3纵队3个师不到14个团的兵力。敌我对比形势甚为严重。南满分局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和任务，认为要准备打硬仗，无论战争多残酷也要打胜这一仗，决定组成前线指挥部，以3纵领导、4纵副司令韩先楚为正副指挥，要韩先楚去3纵共商作战计划。他去后却和3纵领导分别给南满分局发来了作战方案的电报。3纵领导的电报主张先打敌中路侧翼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的云南部队暂编20师，认为这样比较稳妥；而韩先楚的电报则主张先打敌中路主力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的蒋嫡系89师加54师的一个团。3纵领导认为打89师如在一天内解决不了战斗，各路敌增援上来，我军有被围的危险，不同意此案。而韩先楚则认为该敌盲目骄傲，刚从外地调来不了解我之特点，如我能争取时间将敌诱至对我有利的地形上突然出击之，就可在较短的时间围歼，该敌是主要进攻的一路，打掉它即可粉碎敌全面进攻。陈云、肖劲光接到这两个电报后分析：按照常规，4纵只1个师参战，作为4纵副司令的韩先楚完全可以同意3纵领导的方案。打好了有自己一份，打不好当然由3纵领导负主要责任。但韩先楚没有这样做，而是另发电报坚持己见，可见他既敢于坚持原则又胸中有数。
　　陈、肖二首长研究后认为，韩先楚的方案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如没有把握不会这样坚持。遂复电同意韩先楚的方案，为利于贯彻作战意图，并决定由韩先楚为主，统一指挥3纵队作战。这种安排，在我军战史上极为罕见，既体现了陈、肖的慧眼识才，也表现了韩先楚的过人将才。
　　两天后捷报传来，在韩先楚指挥下，经10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一举将敌89师及54师的一个团全歼于辽宁红石砬子（红石镇）地区并同时击退敌两个师的增援。此战我军只付出伤亡近300人的代价，获毙俘敌万余人的胜利，首创东北战场上一仗全歼敌一个整师又一个整团的范例，且敌我伤亡比例为惊人的14比1。其他各路敌人见89师被歼，纷纷撤退，敌第四次进犯临江的行动被粉碎，从此扭转了南满敌攻我防的局面，东北战场上我开始转入反攻。
　　
　　五、“旋风部队”所向无敌，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
　　
　　在坚持南满的斗争中，韩先楚一直率部在前线奋战，总是在最艰苦最危急的地方，他在几次关键性的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东北3纵和4纵干部、战士听说他指挥打仗，就浑身来劲、信心倍增！
　　1947年夏季攻势作战中，韩先楚指挥五个团攻克梅河口，歼敌重建的第184师，打通了东北我军的南北联系。9月，韩先楚升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陈云当时就说过，4纵的战斗力给韩先楚带出来了，3纵是个老部队，韩先楚去一定会打得更好。不出陈云所料，3纵在韩先楚指挥下，立了赫赫战功：1947年秋、冬季攻势作战中，他采用“掏心”战术，率3纵急行军120公里，在威远堡、西丰地区全歼敌第116师，配合兄弟部队在安福屯、公主屯地区全歼敌新5军军部及两个师，并攻克开原、四平，全歼守敌；辽沈战役中，他率3纵在攻锦战斗中首先攻克了被敌人吹嘘为“第二个凡尔登”的配水池和亮马山这两个城北制高点，随即迅速突入锦州市内歼灭了范汉杰的兵团指挥部，移师辽西参加歼灭廖耀湘兵团后，因敌我双方都处于运动之中，韩先楚根据形势，要求部队发现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集中，注意和兄弟部队联系，并指出了向沈阳前进的大方向。这一措施充分发挥各师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很快就歼灭了廖兵团的指挥部和新6军军部。
　　由于在1947年东北战场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辽沈战役中，韩先楚指挥3纵勇猛迅速，攻无不克，所向无敌，被称为“旋风部队”。在东北战场，韩先楚打出了威风，他所率的3纵、4纵成为东北野战军五大主力部队。
　　1949年4月，韩先楚出任12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解放武汉。湘赣战役后，他又率部解放了长沙，建立湖南军区并任副司令员。随后，他参加了消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和两广战役，并作为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负责中路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指挥。他带领的部队协同兄弟兵团南下追击一直打到雷州半岛，至此华南地区的大片土地已回到人民的手中。
　　面对着敌人重兵盘踞的海南岛，当时部队个别人滋长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还有部分同志对渡海作战，解放海南有畏难情绪，依赖等靠购买登陆艇。韩先楚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对海南作战的意图，不过元旦、春节，不等上级解决困难，亲自走访船工，实地调查，掌握了解地形、海情、敌情；亲自组织部队，以帆船为主训练渡海作战本领，力主抓住渡海作战的战机，于1950年4月亲自率领部队，在兄弟部队协同和琼崖纵队的接应下，突破国民党以陆、海、空军以及地方武装组成的海南立体防御体系，创造了帆船渡海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壮举，一举解放了海南岛。谈及此战，罗荣桓向陈云说过，“海南战役不大好打，但我们打得很好。使用的部队是12兵团、15兵团各一个军，由15兵团统一指挥，但在战役指挥上韩先楚同志起了主导作用，12兵团参战的是韩先楚同志兼军长的40军，就是原来东北的3纵队。”
　　陈云听完罗荣桓介绍海南战役的情况后，曾对罗荣桓说：韩先楚少年家贫失学，该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以便掌握现代知识，将来解放台湾的登陆作战任务可以交给他。罗荣桓当即表示：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了让他熟悉海空军．准备让他当一段时间中南军区空军司令，正在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学文化的问题．可以先给他配个专职文化教员。
　　
　　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朝鲜战争让他名垂美国陆军史
　　
　　韩先楚是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军事家。当罗荣桓提出了中南军区空军司令等三个职务，向他征求调动工作的意见时，他说：我是打仗的人，还是到有仗打的地方去锻炼吧。结果，他毅然选择了到准备担负援朝作战任务的13兵团任副司令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韩先楚踏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在彭德怀领导下，他深入前线指挥作战：
　　第一次战役，他指挥部队连续突击，为我军争取了先机展开之列；
　　第二次战役，他指挥部队在德川、宁远地区将伪军两个师大部歼灭，打开了战役缺口，继而在三所里地区截歼美军及其盟军部队，对这次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坐镇指挥的38军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
　　尤其是在第三次战役中，他指挥了三个军的兵力，突破“三八”线直捣汉城，对战局起了重大作用。
　　有一天，秘书给陈云念战报，当念到韩先楚指挥的几个军强渡临津江、突破“三八”线解放了汉城，把美军赶到“三七”线附近的消息时，陈云笑着说：“看来这个麦克阿瑟要栽在我们韩将军的手里了。”韩先楚为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其战绩也载入美国陆军史。据说，在所有敌对国家的情报部门里，为中国将军所建立的档案中，韩先楚的那一本是所有上将中最厚的，原因就在于韩先楚仗打得多，也打得奇，因而值得立档的内容就最多。
　　1953年初，韩先楚因病回国，他拖着伤残萎缩的左胳臂，仍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日夜操劳，历任过中南军区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9月，在我军第一次评授军衔时，他被授予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担任福州、兰州部队司令员期间，为制定作战预案和战场建设，他走遍了东南沿海大小岛屿的前沿阵地和西北高原、山川的兵站、哨卡。
　　韩先楚不仅是我军之骁将，而且是一个党性强，骨头硬的共产党员。建国以来，他一贯反对极左思潮。大跃进时，他和一些同志议论过错误的做法。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韩先楚在这次会议以及后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都采取了比较公正的态度。黄克诚出来工作后，多次提到此事，称赞他不说过头话，一直和他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文革”期间，韩先楚公开批评在各种文件头上都冠以毛泽东语录的做法，说这是“穿靴戴帽”。他坚决反对林彪及“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1967年1、2月间，正是全国刮起夺权恶风之时，他主持发布了《福州前线部队公告》，在福建、江西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当即由中央军委批转全国，在当时对回击极左思潮，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因此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忌恨，林彪和“四人帮”为此派人去江西接管支左，实际上夺了他对江西驻军的领导权。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还保护了一些老干部，都是在下放劳动或靠边之时，他设法接到福州帮助安排生活和工作的。
　　“四人帮”把持上海时，韩先楚和许世友、杨得志一道，坚决抵制“四人帮”插手江苏、山东、福建的阴谋，许世友称赞他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硬骨头。“四人帮”一伙则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一再对他们打击迫害。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他在兰州军区，因为他不同意把邓小平作为敌我矛盾批，不同意向军队印发清华、北大的批判文章，他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和批判，说他是邓小平在大西北的代理人，责问他有什么“尚方宝剑”。
　　韩先楚反对借政治运动整人，“文革”中期，他主政福建，一些曾经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清队中在下面受到审查。有位群众将此情况写信给他。他在信上批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他还指示印发了这封信和他的批示，并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这件事再三强调：凡喊打倒我的不算错误，更不能装档案。他一再说，“我们党内不能一个搞初一，一个搞十五，昨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
　　1980年起，因身体原因，韩先楚不再担任大军区司令职务了。但他仍然关心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向中央军委提出过比较系统的建军的建议，提出过军队建设指导方针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意见。
　　1986年10月3，韩先楚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旋风司令”韩先楚
彭　勃　崔景龙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史上，能谋善断、战功卓著的优秀指挥员可以说数不胜数，被称为“旋风司令”的开国上将韩先楚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解放战争初期，韩先楚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他指挥3纵保临江、战四平、攻义县、克锦州，所向无敌，因此3纵人称“旋风部队”，韩先楚亦被誉为“旋风司令”。大军南下，韩先楚以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的身份，率部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天涯海角，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胆识过人，意志如钢，沙场点兵，敢于亮剑
　　
　　韩将军皮肤黝黑，英武果断，人称“铁将军”。《开国将军轶事》对他这样描述：“将军作战，履危难而弥坚，临大敌而愈勇。每至胜败存亡之际，奋不顾身，勇立前沿，唇乌，眼红，如狮怒，如虎啸，势不可挡也。”这种不畏生死、敢打敢拼的精神，每见于他指挥的战斗中。解放海南时，韩将军亲率所部两万余发起总攻，“一时间，千舟竞发，直取对岸，敌海陆空立体拦截，弹雨如飞，激水如柱。忽一弹中指挥船桅杆，将军屹立船头，岿然不动。部队尚未占踞滩头，将军即舍舟下海，带头冲锋。众将士见此皆勇往直前也。”作为一名指挥员，韩将军身先士卒，以过人的胆量和气魄激励着每一名官兵。
　　韩将军常说：“一个指挥员，头脑里就要随时想着消灭敌人，随时想着打胜仗。”1947年末冬季攻势中，敌新5军在公主屯、安福屯遭3纵猛烈打击，军长陈林达率嫡系195师残部退守温家台，妄图伺机逃脱。时我“东总”命令2纵、3纵于翌年1月6日夜完成攻击部署，7日拂晓分由南北两面会攻温家台。考虑到陈林达生性狡猾，与我军交战曾多次脱逃，况西援之敌迫近，加之战场地处平原，敌易突围，韩将军果断决定：提前发起攻击。6日22时许，将军命令3纵7师向敌发起攻击，经近13小时激战，全歼敌新5军军部及第195师、43师，活捉新5军军长陈林达。战后，“东总”发出“表扬三、二、一、十纵作战积极勇敢”的嘉奖电，对3纵指挥员积极求战、敢于拼杀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与韩将军较熟悉的人有时会开玩笑，称他为“好战”分子。耿直的韩将军总是坚定地回答：“我是为革命利益好战，为战争胜利好战……我何尝不知道战争的意义，战斗的紧张艰苦，流血牺牲。但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必须进行革命战争。”“一个革命性强的指挥员，一不能单纯等上级命令任务，二不能怕疲劳、怕死亡。”他曾对时任7师师长的邓岳说：“大兵团作战，就得争先恐后，不能你谦我让，不要怕别人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好战是军人的天性。”
　　
　　指挥打仗，有大气魄，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1947年3月，趁北满我军完成“三下江南”作战任务撤回松花江以北休整之际，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集结新6军、52军、13军等共计11个师19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起第4次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南满军队。敌13军89师与54师162团刚从热河调来，是此次进攻的主力。根据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的决定，由3纵加强4纵第10师迎击该敌。3月26日，中路之敌约10个团，由新滨、清原一线东犯，企图经红石镇、三源浦东犯先解通化之围，然后向八道江实施主要进攻；北路之敌约4个团，企图由海龙、梅河口向孤山子方向进攻；南路之敌共5个团，企图向桓仁、辑安方向进攻。其中，中路之敌第13军89师进展较快，韩将军根据其刚从热河调来，骄狂冒进，位置突出的情况，果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诱歼该敌。4月1日，他指挥我军采用“牵牛”战术，故意示弱，将敌89师和54师162团诱至预定地域。3日，部队发起总攻，经10小时激战，将敌全歼。敌被俘副师长张校堂佩服地说：“没想到你们这么厉害，几分钟的工夫，就把我们的部队打得稀巴烂。”由于中路之敌被全歼，其它各路之敌望风而逃，从而彻底粉碎了敌对临江地区的第4次进攻。此战创造了速战速决歼灭战的光辉范例，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对此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关系东北战场全局的关键”。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巩固扩大了南满根据地”。仅此一战，东北敌军被迫由重点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而我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入局部反攻。
　　1948年秋，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3纵进攻正面上有配水池和大疙瘩两个制高点，一东一西构成城北两扇大门，这两个制高点是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既是易守难攻的屏障，又影响我炮兵对城内的射击。尤其是配水池，敌自吹为“第二凡尔登”，“固若金汤”。韩将军经过慎重考虑，将任务分别交给了7师的20团和8师的24团，并亲临前线指挥。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20团以伤亡600人的代价首先拿下配水池，而在大疙瘩敌我双方仍呈胶着状态。韩将军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指挥，他从刚攻克的配水池阵地侧面观察到大疙瘩后面有一条交通壕，敌人正是从这条交通壕向前补充兵员和弹药的。他马上命令8师“给攻击部队打电话，派一个连从侧后插过去，截断敌人前后方联系”。24团根据指示，调整兵力，奋勇冲杀，终于拿下阵地。总攻开始后，先头部队突破城墙，敌暂编22师依托伪省公署大楼和附近高大建筑物，拼命向我反扑，我后续部队受阻，发展极为困难。韩将军当机立断，急令7、8师主力及9、17师由突破口东侧爬墙突入，19、23团继续围攻省公署大楼，纵队指挥所绕过伪省公署大楼进入城内指挥战斗，在韩将军的指挥下，我军先后攻占敌铁路管理局、车站、交通大学、白云公署等重要据点，并捣毁了中央银行大楼第6兵团指挥部和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迫使敌酋范汉杰仓皇逃窜，其所属部队迅即土崩瓦解。3纵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锦州10万守敌。
　　此外，四平攻坚，韩将军指挥3纵担任主攻，和兄弟部队仅用32个小时就攻克被蒋军自吹为“强固战略要塞”的城区；辽西会战，他率3纵一举捣毁敌西进兵团指挥部，俘获敌“西进兵团”司令廖耀湘；广西追歼，他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创造出运动中一个师歼敌一个军的光辉战例。
　　
　　善战多谋，敢于探索，指挥艺术，屡创奇迹
　　
　　1947年9月，3纵协同兄弟部队在沈阳以东、以北地区对国民党守军发动秋季攻势。“东总”命令3纵，抓住战机歼敌53军116师。当时，敌116师在威远堡、郜家店、拐磨子、西丰一带自西向东组织防御，师部设在最西侧的威远堡，另外两个师分别驻守在开原以东及东北，与116师互成犄角。在选择突击方向上，3纵领导意见不一。司令员韩先楚认为，敌人摆出的是“一字长蛇阵”，主张采取“掏心”战术，远距离渗透奔袭威远堡，首先打乱其指挥中枢，切断主力后路，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分割围歼郜家店、西丰守敌，诱敌出援或迫敌突围，力争在运动中歼敌；而政委则主张稳中求胜，先打敌116师防守西丰的一个团，拔掉敌深入我根据地的“钉子”，尔后再扩大战果。因两种意见难以统一，便同时上报“东总”裁决。最终“东总”采纳了韩先楚的意见。10月1日下午，“旋风部队”隐蔽急进120公里，长途奔袭威远堡，经28小时激战，全歼敌116师，俘敌师长刘润川及副师长、参谋长以下6300余人。此战是东北我军秋季攻势中歼敌最多的一仗，也是打得最干净、最漂亮的一仗。被俘后的敌师长刘润川无奈地说：“我估计你们打西丰，最厉害可能打郜家店，没想到你们打到威远堡来了。”总结会上，3纵政委说：“司令员指挥打仗，不拘一格，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向他学习。”

《林彪麾下的五大虎将——韩先楚》对韩将军指挥打仗如此评价：“若是认为韩先楚一生敢于冒险，只打勇仗那就浅薄了。韩先楚有勇也有谋，他擅长出奇兵、打险仗，却在战前考虑周密，部署详尽。”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3纵担当攻克义县重任。当时义县工事坚固，城高10米，碉堡群外是深3米、宽3米的壕沟，沟外布满地雷、铁丝网、鹿砦等，易守难攻。敌守军第93军暂编20师师长王世高自认“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粮弹充足，守义县是固若金汤，稳如磐石”。对此，韩先楚用了两个奇招，一是命令步兵采取挖掘坑道的方式向城墙逼近，使敌人的防御火力无从施展。经过几天连续作业，3纵在义县外围挖掘的坑道已是四通八达，有的距敌军前沿仅百米；二是给炮兵“上刺刀”，要求各师的炮兵一律推到距敌阵地二三百米处抵近射击。他对炮兵指挥员说：“你别把城墙都给我轰塌了，你得让城墙上面塌，下面成斜坡，好让步兵进城！”这两个“绝招”对攻克义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月1日9时30分，总攻开始，数十门大炮齐发，一排排炮弹向城墙上倾泻，立时砖石横飞，烟尘弥漫。经过100分钟的猛烈炮击，县城东北侧城墙被打开了一个30米宽的口子，城墙内外两侧形成了能上能下便于步兵穿越的斜坡。部队在炮火延伸护送之下，迅速发起冲击。经5小时战斗，干净利落地全歼守敌，敌师长王世高被活捉。义县之战，创造了“以最短促的时间攻歼固守坚工之敌的新纪录”。
　　两广战役后，国民党残敌退守海南，凭借海空军优势，建立立体防线，企图依海据险，长期固守。当时，我军一无渡海登岛工具及经验，二无海空军支援，攻打海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兵团部分同志犹豫不决之际，韩将军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木船打敌舰，尽早解放海南岛。他说：“早日发起海南战役，可趁敌立足未稳，打乱其海上部署，以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如不及早渡海作战，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敌人必然要进一步加强防御，我们将失去有利战机，招致无穷后患。”基于这种想法，他没有对下属传达上级延长战役准备时间的决定，在副军长解方的协助下，他带领官兵开展海上练兵运动，使官兵们在短时间内由“陆上猛虎”变为“水中蛟龙”。同时，他派人四处收集、雇佣船只，发动群众搞技术革新，把汽车发动机或柴油机安装在木帆船上改造为机帆船，还抽调人员研制了土炮艇。为增强海南岛上琼崖纵队的力量，兵团采用偷渡的方法，40军先后两次率先派出数千名官兵秘密登岛。在韩将军的积极建议下，兵团决定提前发起大举登岛。4月16日，将军亲率40军主力两个师，和兄弟部队43军两个团成功登岛。根据敌情变化，又果断改变向西部那大方向攻击的计划，挥师东进于美亭地区与围攻43军的敌主力展开决战，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的配合下，一举解放了海南岛，创造了用木帆船渡海战胜敌陆海空立体防御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打破了东南沿海敌我对峙的局面，奠定了我国南部边疆有利的战略格局。
　　“沙场论英豪，将军列前茅。大功数不尽，汗马冲云霄。”身经百战的韩先楚将军，以过人的胆识、卓越的指挥才能，赢得了部属的尊敬和爱戴。当年曾跟随韩将军北战南征的老同志常说：“有韩司令指挥，无论是大仗、恶仗，还是险仗，我们都敢打，每次总能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出奇制胜的“旋风”司令韩先楚

张正隆

1946年5月，位于沈(阳)安(东——今丹东)铁路中点的小镇通远堡，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潮润的南风中，吐出些微绿意。
　　镇内一户高墙大院的堂屋里，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正在主持会议。
　　这天清晨，毛泽东从延安发来急电，要南满部队集中兵力，在中长路南端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展开进攻，将进攻北满的敌人拉回南满。肖华立即从安东赶来四纵，召集纵队领导研究如何行动。
　　纵队领导坐在炕沿或炕上，屋子里弥漫着呛鼻的关东烟味。
　　有人开口了：连几个“窝棚”都打不下来，还能打大中城市?
　　有人说：派一两个团，去沈阳或别的什么地方，放一阵枪回来就算了。
　　坐在炕沿上的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下地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看了起来。
　　1946年5月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冀东、山东八路军，苏北新四军，还有冀中、陕北部队和一些党政干部，陆续出关进入东北。东北人民本来就不大了解八路军、共产党，再加上进入东北的同为共产党的一些苏联红军纪律很坏，使东北人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我到东北的部队原以为可以接收大批日军武器装备，因此许多主力部队只带少量武器，有的甚至徒手，来了才发现并不尽然。当时，黑土地已经雪花飘飘了，我军还穿着单衣，因无根据地，补给无着，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国民党到东北的几个军，大都是远征缅甸的精锐之师，他们齐装满员，美械装备，后勤补给畅通，夺占山海关后逼压我军。我军从四平撤退后，国民党一直追到松花江边。东北局已经准备放弃哈尔宾，继续北撤。毛泽东发来急电，明令不得放弃哈尔滨，同时指示南满我军发起攻击，将北满之敌拉回南满。
　　有人说的连几个“窝棚”都打不下来，指的是不久前的沙岭战斗。四纵三个旅加一个炮团，围打新六军的一个团，打了3天3夜没打下来，却伤亡2000多人。 
　　韩先楚是沙岭战斗当天到四纵就职的。纵队有主官，还有辽东军区的首长，他一个副职不好说什么，况且战斗已经打上了。四纵是山东部队，抗日战争，他是晋冀鲁豫的第三分区司令。他刚从抗大来这里，属“外来户”，又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就听着看着，在心里琢磨着。现在，他不能不说话了。
　　他认为南满这一仗必须打。他说，一些仗能不能打，并不是以能否打赢来决定的。有些仗即便连战连捷，也是不能打的。因可能惊动了敌人，暴露了战略意图，或是分散了兵力，局部的胜利造成全局的被动、失败。但眼下是东北的战略全局要求你必须打这一仗，无论有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打，因敌人正倾其全力进攻北满，东北我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都在北满，必须策应、保护他们，把敌人拉回来，减轻他们的压力。你不打，苟安于一时，待敌人把北满收拾完了再回过头来，你也完了。
　　促使韩先楚下决心的首要因素，就是这一仗在战略全局上的地位。随着职务的提升，不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使他的胸襟和视野，超越局限而纵横全局。
　　韩先楚认为：现在根本不是研究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研究打哪儿，怎么打。他用手指点着军用地图上的“鞍山”，又向下一划，定在“海城”上。他说：“毛主席让我们在中长路南端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我认为就应该在这两个地方动刀子。”
　　他接着说道：从客观上看，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北满，南满空虚，兵力分散，正是我们用兵的时机。大家知道，六十军是云南龙云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老蒋有矛盾，日本投降后老蒋又把龙云抓了起来。这些因素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一仗不仅必须打，而且能打好。
　　有人沉思，有人点头，也有人摇头。
　　肖华道：“我看这一仗就由你来指挥吧。”
　　韩先楚道：“纵队司令调军区工作了，第一副司令还在休养，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肖华说：“好，你就带四个团去打一仗。”
　　韩先楚感到惊谔：四个团打什么仗啊!
　　肖华有些为难：十二师正在沈安线上与敌对峙，大打也只能是十师和十一师。
　　韩先楚说：最少也得两个师，再加上炮团。
　　肖华沉思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十师、十一师、炮团，还有辽南军分区两个独立团，都给你，大打!”
　　部队冒雨出发了。
　　鞍山、海城、大石桥，敌人一八四师三个团沿着中长路上的这三个点一线摆开。得知四纵行动，敌师长潘朔端判断是要攻取大石桥，就将注意力投向那里。韩先楚很快得到这个情报，将计就计，将辽南独立团留在那里，作出要攻打大石桥的样子，自己率领主力直扑鞍山。
　　十师是四纵主力，下属二十九团更是主力中的主力。在团长杨忠基的率领下，很快拿下城外制高点神社山，又尾追溃逃之敌打进市内，一鼓作气攻下敌五五一团指挥所驻地伪市公署大楼。还在外围的二十八团急了，团长胡润生红了眼睛，要组织敢死队，被韩先楚制止了。
　　见副司令来了，大家就焦急地等着他出点子、拿主意。谁知他却下令暂缓攻击，然后坐在那里，挺有耐性地审讯起俘虏来了。
　　韩先楚估计，这仗下来，我军伤亡当在一半左右，甚至更多。他的既定方针是，哪怕伤亡过半，部队打残了，只要能够达到战役目的，就是成功。打着打着，一个问号在他脑子里闪了出来：能不能迫使这个一八四师放下武器，甚至投诚、起义?
　　我军进入东北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些部队，有些改编、收编的伪军警部队，经不起打，有的战斗打响了一触即溃，有的听说国民党来了就散了、垮了，有的干脆就哗变反了水。四平撤退后，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副科长，都带着文件投敌了。就连捉到的俘虏，一个个也梗着脖子叫号，说你们只会偷偷摸摸搞我们，这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咱们拉开架式打一场试试?实实在在，这时敌对双方脱离自己队伍的人，我军比敌人多得多。而眼下又正是南北满我军开小差逃亡的高峰期，也是敌人最嚣张、狂傲的时候。可韩先楚却在这当口打起这个注意，岂不是异想天开吗?
　　比之国民党到东北的其他主力，这个一八四师装备、战斗力是差的，我军装备则更差，可作风勇猛顽强，战斗力就成倍增大。这个一八四师差的就是股顽强劲儿。他认为不应简单、笼统地将此视为一般敌人的共性，而是要重视其特殊背景中的个性。他觉得一个高明的指挥员就是要窥准对手的死穴，巧施重拳，才能获取出人意料的成功。
　　审问了几个俘虏，那滇地口音实在难懂，只能听出个大概：都说抗战胜利了，本想复员建国，也没想到还要打仗，他们不想打仗，更不想到东北来打仗；说国民党对滇军控制很严，他们还是从家信中得知龙云被老蒋抓起来了；都说老蒋没安好心，把他们赶到东北是利用共产党消灭异己，看不到前途和希望。
　　韩先楚觉得有门儿。他立即下令加强政治攻势，开展战场喊话；同时从俘虏中选了个40多岁的司务长，向他说明我军政策，让他回去相机把队伍拉过来，投降、投诚、起义都行。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司务长就带着连长，把守在前面桥头的一个连领过来了。
　　韩先楚眼前一下子敞亮起来，马上召集会议，说明还是要猛打狠打，往死里打，打到一定火候，就要展开政治攻势，用攻心战术使其放弃抵抗。兵书上讲“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否则，你一味往死里打，他就会也跟你往死里打，打光了算，这种打法不划算。
　　韩先楚不失时机地派人进去谈判。一个马营长率部放下武器，拿着韩先楚写给一八四师师长的一封信，去海城交给了潘朔端。
　　战役初打时，潘朔端已惶惶不安，杜聿明明令他坚守到一人一枪。眼下鞍山已失，海城城破，枪炮声越来越近，从那玉皇山上飞来的炮弹，一发发不紧不慢就在这师部四周爆炸，发发都像落在他心上。
　　韩先楚的那封信潘仔细读了，他承认信中所述都是事实。令他不解的倒是这些共产党将军，特别是这个韩先楚。战役刚发起，就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丝丝入扣，步步紧逼。
　　他不知道那炮是韩先楚让那样打的，但他能体悟出个中的韵味。于是那一发发炮弹就像一个个问号，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炸响着：投降?投诚?起义?还是为老蒋殉葬，将一八四师的云南子弟抛扔在黑土地，成为孤魂野鬼?
　　他选择了起义。
　　当杜聿明从北满调来的援军急火火赶到南满时，潘朔端已率一八四师师部和五五二团2700余人起义，早随着四纵转移了。
　　鞍海战役的大捷直接影响了东北国共两党棋盘上的走势。
　　韩先楚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把一些人不想打、也不敢打，即使打了也是一场不负责任的滑头仗，决战决胜地打了个满堂彩!
　　一八四师被歼，国民党调整部署，决定首先扫荡南满，稳固后方，再向北满进犯。9月，杜聿明调集八个师10余万人，从沈阳地区出发，分左中右三路向南压来。韩先楚接到辽东军区命令，立即率队驰奔新开岭歼敌。
　　拂晓赶到十一师指挥所，这里已激战了三天三夜，部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师长蔡正国板着脸告诉韩先楚：刚接到纵队指挥所电话，要我们停止战斗，准备撤退。
　　撤退?为什么?韩先楚愣了一下，随即赶到纵队指挥所。
　　胡奇才司令告诉他：面前这个二十五师，是国民党的嫡系精锐，全部美械装备。抗战时期远征印度，参加打通印缅公路战役，以敢于承担艰险任务、善于迂回包围著称，号称“千里驹”。这个师近万人。而四纵算上还在路上的十师，只有16万人，装备又不如敌人。还是照毛主席的老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韩先楚听罢，急急地说：敌变我变，兵力不足，这里地形却十分有利，可以弥补。司令员，这是千载难逢的打歼灭战的好地方，你这地形和战机抓得太好了。机不可失，这一仗一定能打好!
　　韩先楚又说：十一师的同志不同意撤退，十二师什么意见?胡奇才道：十二师正向敌人侧后运动，可能还没到达指定位置，没接到通知。韩先楚道：十二师没接到通知会吃亏的，那就更不能走了。韩建议成立一个前线指挥所，司令、政委留在基本指挥所，自已到前面指挥作战。四纵政委彭嘉庆，赞同韩先楚的意见。胡奇才咬咬牙：打!
　　黄埔4期毕业的国军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一个50多岁的老资格军人，根本就没把面前的对手放在眼里。他一路挥军紧追四纵到新开岭，连两边的村庄都不搜索。在沈阳坐镇的杜聿明，发现“千里驹”进入的是个死地，立即下令北路、南路、西路的一九五师、二师和新六军二十二师，分头开进新开岭护卫。
　　大凡骄横者都是有点本钱的。“千里驹”马不停蹄，到了就打，看准老爷岭是个要点，很快将其拿下。
　　新开岭周围起伏的群山间不断的枪炮声，因雨雪雾障而显得沉闷、滞重。敌攻我守，我攻敌守，双方搅杀在一起，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老爷岭下一处山凹里，几块褥单、包袱皮用铁丝缝联起来，四角扯开绑在半空中树干上，下面一台日式军用电话，周围几个参谋，这就是四纵前线指挥所了。
　　韩先楚站在指挥所前，右手拿着望远镜观察老爷岭，他咬牙切齿地说：“拿不下老爷岭，我韩先楚不做人!”
　　胡奇才打电话来了：老韩，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韩先楚觉出有点不对劲儿：司令员，我已经看过地形，马上要去警卫营，让他们从十师和十一师中间插过去，配合二十八团从侧面发起攻击，争取今天晚上拿下老爷岭。
　　傍晚，政委彭嘉庆又打来电话，要他回去参加党委扩大会。鞍海战役是一鼓作气，新开岭打得一波三折。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对于战国初期杰出军事家吴起的这句话，在座的纵队党委扩大会成员在此刻应是体味到的。
　　中等个头，长得很壮实的胡奇才，神态十分严峻：如果不能尽快吃掉二十五师，三面援敌上来，我们将陷于被动。大家要认真考虑考虑，我们是打下去，还是撤出去。是打，是撤，都要快，要争取时间。
　　胡奇才是员虎将，向以勇猛顽强、敢打硬仗著称。辽沈战役中塔山阻击战，林彪、罗荣桓指名要他到塔山村前线坐镇指挥。有他在那儿，你就往死里打拼命仗去吧，谁也休想后退一步。而新开岭战役能够全歼这个全美械装备的二十五师，首先就在于他决心硬，有眼力，善抓战机，将这个“千里驹”引入了死地。

韩先楚开门见山：我不同意撤。
　　他说：现在战场成胶着状态，双方咬在一起，想撤，一些部队、伤员也撤不出来。那个上来的新二十二师虽然离我们只有15公里，但我们还可以阻击迟滞它一天时间，这期间战场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困难很大，敌人的困难也很大，就看谁能咬紧牙、咬到底，谁就能把对手顶倒、吃掉!
　　他把目光对准党委书记：我认为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
　　有人赞同，更多的人则是反对，有人甚至认为现在根本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撤不撤的问题。打了3天3夜，老爷岭连攻九次未拿下，部队伤亡三分之一，再打下去也是白打，晚了怕是想走都来不及了。
　　一个极力主张撤退的团长，说伤亡太大，全团就剩几百人了。韩先楚立即顶回去：不对，你至少还有千把人。
　　后来有人问他你去看过吗?他说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从那枪炮声中，就能知道他还有多少人。”
　　这是山脚下的一幢草房，东北农家常见的南北大炕上，坐着参加党委扩大会的近20个人，显得有些挤。随着映红窗纸的一声轰响，吊在墙上的煤油灯的火苗就忽闪一下。争论激烈时，外面世界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沉寂下来，谁点支烟，火柴哧啦一声，就好像要把室内的空气点燃了。
　　一场争论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攻击老爷岭的战斗。
　　有人说，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打仗打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个决心。
　　据说，在主撤派占了上风，眼看着就要形成决议时，韩先楚吼了起来：要撤你们撤，把部队给我留下来! 
　　韩先楚的光火，使得党委书记和纵队司令都改变了决心。
　　最后形成的决议是：将纵队预备队三十团也拉上去，集中全部炮兵，全力攻击老爷岭，打到明天上午12点再打不下来，立即撤退。
　　一夜未合眼，韩先楚只觉得秒针咔咔地跑得太快，恨不能将时针拨回几圈。
　　很巧，40辆马车拉着炮弹赶到了。韩先楚长长地呼出口气，顿觉一颗心落到了实处。
　　韩先楚来到炮兵阵地，亲自与纵队炮团团长王一平和辽东军区炮团团长刘奠亚，组织步炮协同。他要求炮兵一律向前移动，各门火炮要拉到距敌主阵地500米至1000米内，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又通知各师山炮营，将一部分山炮分解开，搬上前沿阵地，距敌200米以内抵近射击，给步兵当手榴弹用。
　　夜暗中，炮团向前开进了，三十团向老爷岭侧后两翼运动了。二十八团团长胡润生、政委张继璜，还把全团机关干部、炊事员，还有轮训队的学员，编成一个突击队。团长任队长，政委当指导员，关键时刻亲自率队冲锋。
　　拂晓时分，攻击开始了。
　　老爷岭下的炮声与老爷岭上的爆炸声，分不出点儿，硝烟弥漫中，只见上面碉堡的砖石和敌人尸体，不断被抛向空中。就在炮兵转移射向，开始轰击老爷岭北侧山坡上敌人二梯队援兵后不久，我军已从三面攻上老爷岭主峰。炮火随即又转向黄家堡子二十五师指挥所，一辆辆汽车、装甲车、辎重车在雪地上燃起熊熊大火。
　　韩先楚看表，还不到8点。
　　为了实现其“先南后北”战略，3月下旬，杜聿明重又调集重兵，向我临江根据地压来。辽东军区决定由三纵司令曾克林和四纵副司令韩先楚，组成前方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三纵和四纵十师，迎击来犯之敌。
　　曾克林看中的是敌暂编二十师，把它作为首攻对象。
　　暂编二十师是云南部队，装备、战斗力一般，位于外翼侧，从外翼侧一步一步打下去，较为稳妥有利。
　　韩先楚盯住的却是最突出的敌八十九师。
　　这个师为蒋介石嫡系主力，全美械装备，战力很强。但他们不熟悉南满地形，不了解我南满部队的战斗作风。且一路轻敌冒进，我军正可利用这一弱点，诱敌深入，将其全歼。
　　曾克林对这位四纵副司令员深怀敬意。可眼下他不去拣软的捏，挑弱的打，却要硬碰硬，这不是太冒险了吗?
　　双方言辞都不激烈，但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那言来语去碰出火星子。
　　这时，四纵作战科长肖剑飞，在韩先楚耳边参谋了一句：别争了，是否把两种方案都报告辽东军区，请军区首长定夺吧。
　　肖剑飞，认定军区会同意韩先楚的方案，却未想到陈云、肖劲光签名的复电中，还写着这样一行字：“由韩先楚统一指挥三、四纵作战。”
　　应该说，在韩先楚的方案只有他自己一票赞同的情况下，人们只是在无条件地执行军区的命令。现在，这位让人一时间还不知称其为“指挥”还是“总指挥”的四纵副司令，又提出要在白天发起总攻，即便听过作战方案、部署后开了心窍的人，也不免顿生疑窦了。过去都是夜间攻击，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是我军的老战法，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本来就是硬碰硬了，这下子敌人不就更硬了吗?这是打的哪门子仗呀?
　　韩先楚道：如果八师二十三团和十师二十九团诱敌成功，那么，4月3日早晨，敌人就仍将处于麻痹状态向三源浦行进中。这样，敌无工事可守，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迅速、大量歼灭敌人。而且这一带地形复杂，土地爷是我们的朋友，便于我军隐蔽埋伏，近战歼敌。
　　他在一个多小时的作战会议部署中，突出强调两个字：“示弱。”
　　他指着墙上地图上八十九师的位置：要诱使他再前进一步，只准使用轻武器，六○炮以上火器一律不准开火。转移阵地时，要显得混乱些，以显示我军是地方部队或游击队。一句话，要顺着敌人的嚣张狂傲、藐视我军的心理，不断地示弱、示弱、再示弱，让这头蠢牛按着我们的节拍跳舞。
　　果然，一路追来的八十九师，越追就越趾高气扬，师长万宅仁甚至嘲笑起他的同行：都说南满共军厉害，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到底是他们厉害，还是你们都是熊蛋!
　　刹那间，寂静的雪野卷起猛烈的旋风。先是子弹、手榴弹、六○炮弹泼水般地泻来，榴弹炮弹炸起烟尘雪柱搅暗了半边天。接着就是四下里狂潮般扑涌过来的人海，嘹亮的号音伴着雷鸣般的杀声，山呼海啸，摇天撼地。
　　万宅仁算是最早见识了“旋风部队”的国民党将军了。
　　10小时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一个加强师，并俘八十九师代理师长张孝堂以下7500余人。这场战斗，就是史称的第四次临江保卫战。
　　1947年9月下旬，四纵副司令韩先楚调任三纵司令。
　　此时，东北解放军发起秋季攻势，东总要求三纵歼灭开原县的一一六师。
　　政委罗舜初主持研讨作战方案。
　　罗舜初指着地图：大家看到了，这个师在开原威远堡、西丰，距沈阳不到200公里，又骑在铁路、公路线上，又是机械化装备，交通便利，沈阳敌人说到就到了。这次作战，上级没有给我们配属打援的部队，一切都靠自己料理。所以，我认为应该集中全纵兵力，首先打击、歼灭西丰之敌。
　　罗舜初来三纵之前，是辽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自然是韩先楚的上级。罗舜初长期做军事工作，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军事上有一套。而且三纵干部大都是他从山东带来的，在鲁中指挥部队打了许多好仗，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未等讲完，许多人表态，认为这是个稳妥、可行的方案。
　　罗舜初望着坐在长条凳子上的韩先楚说：“下面，请韩司令讲讲。”韩先楚开口就是：我不同意罗政委的意见。
　　他说：“东总”发动秋季攻势的作战意图，就是趁敌人主力西调辽西之际，在中长路上大量消灭敌人。“东总”对我们三纵的指示也很明确，就是要吃掉这个一一六师，所以我们制定作战方案的目标也只能是这个。那么，怎样才能吃掉它呢?
　　他站了起来，将手中抽了半截的香烟扔掉，手指地图：我的设想是，先来它个长距离奔袭，用“掏心”战术直扑威远堡的一一六师师部……
　　这个方案也太出人意料，太大胆、太冒险了，不能不让人想到那个“万一”了。与会的师以上干部和司令部的科长们出于对老首长的尊敬、信赖，甚至忠诚，一些人使大劲也只能是个不吱声。
　　一阵难耐的沉默后，八师副师长杨树元站了出来说：“韩司令这个“掏心”战术好，大胆，出奇，胜利大，伤亡小，我举双手赞成!”
　　韩先楚只高兴了一会儿，就莫名其妙地发现杨树元的发言，反倒使他更不利了。原来，杨树元是冀东来的，打仗是员虎将，有人却认为他马虎、冒失，不稳当。结果，一些稳重的人也就更加稳重起来，认为韩先楚的方案欠稳重了。
　　韩先楚有些急，指着面前七师政委的鼻子点起将来：“李伯秋同志，你是什么意见?说出来嘛!”
　　李伯秋还真就赞同韩先楚的方案：“掏心战术是个奇思妙想，高招绝招，敌人是想不到的。但有一条，必须速战速决，未等援兵上来，就要结束战斗。”
　　没有比在苦战中受到火力支持更让人激动、兴奋的了。韩先楚趁热打铁，又点了七师师长邓岳的名字。他对三纵的干部情况不大了解，但他认为邓岳肯定会站到他一边。邓岳是湖北麻城人，都是鄂东老乡，红四方面军的，彼此比较了解。两人又在延安抗大学习、工作两年，而且七师是主力，说话自然有分量。
　　邓岳却迎头泼来一盆凉水：开原、威远堡一带还有五十三军两个师，会那么容易就让我们插进去?就是插进去了，被敌人缠住了又怎么办?弄不好，就是送上门去让人家掏心了。
　　争来论去，赞同他的只有两票。
　　逢上这种方案之争，通常是应由司令员进行决断的。所以身为副司令时，他必须全力阻截，据理力争，以使正确的决心能够得以贯彻、执行。现在他已成了司令，若在别的场合，他可以说一句“我是司令，军事、作战由我负责。”可眼下是党委扩大会，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何况他还是一个上任不到3天的司令。怎么办?争来论去，最后惟一的办法还是老办法，将两个方案同时上报，请“东总”裁决。
　　第二天下午，署名“林罗刘”的复电到了：“按先楚案实施战斗。”
　　9月29日，各师团开始向攻击和阻援地域运动。未出发即下雨，秋雨阴凉，道路湿滑。
　　经一天半夜强行军100公里，第二天拂晓前，陆续进入指定位置。
　　侦察科长郑需凡带个骑兵班，从前边侦察回来，半路上碰见韩先楚。见司令身边就作战科长和几个参谋、警卫员，郑科长批评韩先楚：“离大部队这么远，身边连个警卫排都没有，您的胆也大得太出格了!”
　　韩先楚不理会说，咱们找个能看到威远堡的地方。一行20多人就爬上距威远堡一公里多远的东山。
　　夜暗中，七师前卫二十团和纵队炮团，陆续从山下通过，对面的威远堡鸦雀无声。
　　天色逐渐亮了，在轮廓越来越清晰的镇子里，突然响起一阵起床号。
　　在起床号中醒来的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听到枪炮声和报告后，第一个反应是共军是从哪里来的呀，我是不是还未睡醒，还在梦中呀?第一个动作是给三十师、一三零师发报求救，第二个动作是给西丰、莲花街的三四六团、三四八团下令，让它们立即赶来救援师部。当这两个团与其说是遵从他的命令，倒不如说是按照韩先楚的意志，乖乖地进入三纵打援部队的伏击地域时，他也到了只有落荒而逃的份上了。
　　最后一个动作，是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他蹲在一片待割的高粱地里，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
　　在威远堡战后总结时，罗舜初说：韩司令用兵，不拘一格，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向他学习。
　　从鞍海战役到威远堡战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分局、辽东军区，不断地给韩先楚率领的部队以通电表彰。
　　国民党也不吝啬褒赞。威远堡战斗后，一些国民党军队敬畏地称三纵为“旋风部队”。

许世友最钦佩的人：四野悍将“韩大胆”

        韩先楚“胆大包天”的故事，在民间说法很多。比如说，韩先楚的胆，有鸡蛋那么大。江青说：“军队有两霸，一是许世友，二是韩先楚。”有人问许世友，在中国众多将领中，你最钦佩的是谁？许世友道：韩先楚。再问为什么，回答是：他有勇有谋。韩先楚，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胆子大得连彭德怀的命令都敢违抗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留下的红军不久后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１９１３年２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吴家嘴村的韩先楚，就在这时参加了红军。　

　　起初，韩先楚被编在红二十五军的交通队。交通队是个后勤运输队，没有配发武器，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给养弹药。用韩先楚的话说，就叫“在二线部队当兵”。在一次转移中，走在部队后面的交通队与当地国民党的十几名民团兵遭遇了。交通队的多数战士，都没有参加过战斗，看到民团兵肩上扛着枪，自己手里只拿着竹扁担，不免有些害怕。在这关键时刻，韩先楚轻喝了一声：“大家不要怕，要沉住气。”接着，韩先楚像个指挥员一样，迅速叫几个人绕到民团兵的后面，自己带几个人迎了上去。民团兵发现前后都有红军，顿时吓得乱了阵脚。韩先楚趁机喊了一声：“冲啊！抓活的！”这一喊，民团兵更是愣住了，认为红军不开枪，为的就是要抓活的，便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韩先楚带领交通队用扁担俘获民团兵一个班的英雄事迹，一下子在红二十五军传开了。军长吴焕先决定：调韩先楚到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二营五连当排长。　

　　有了枪的韩先楚，再加上他的“胆大包天”，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每打一次胜仗，韩先楚就晋升一级。　

　　１９３５年９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组建了红十五军团。韩先楚到陕北后，参加了陕甘苏区反“围剿”。在劳山、直罗镇战斗中，韩先楚英勇奋战，两次身负重伤。１９３６年２月，韩先楚升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　

　　当了师长的韩先楚，胆子更大了，大得连彭德怀的命令都敢违抗。　

　　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８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西征，扩大新根据地。红十五军团分两路西进，北路单独行动的就是韩先楚指挥的红七十八师。　

　　５月２０日，当部队行至定边城关时，侦察员报告城内有国民党军马鸿逵部的一个骑兵营。韩先楚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先头团二三二团，与团长王得荣、政委刘懋功研究打定边的计划。他们在看地形时，发现敌人骑兵营既不出击，也不打枪骚扰，又不逃走。团政委刘懋功分析说：“敌之所以固守孤城不敢行动，一是惧怕被我围歼，二是怕弃城逃跑交不了账。”　

　　“分析得对。”韩先楚说，“你们看，这城墙虽坚固，但并不高，准备云梯，可以攀登，完全有把握消灭守敌。”　

　　看完地形后，韩先楚让参谋长发电报给彭德怀司令员和红十五军团部，报告攻打定边的决定：“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我师决计克城歼敌，望速核复。”同时向二三三团、二三四团下达命令：“务于下午４时前赶到定边准备参战。”　

　　彭德怀的指示很快下来了：“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事后，彭德怀说：“当时顾虑，若定边攻取不下，会影响整个作战行动。”　

　　接到彭德怀的命令后，韩先楚犹豫起来：打，则违令；不打，则太可惜，将来攻取定边，肯定要付大代价。　

　　思前想后，韩先楚决定：“打！”　

　　６月１６日晚，红七十八师３个团进入隐蔽地域。深夜１２时许，各团开始登城。部队很快攻进了城。这时，部队在城内乱得很，因为是夜间，又是巷战，各连的建制都乱了。　

　　“彭义隆同志在哪里？”　

　　二三三团政委周庆安转身循声望去，原来是韩先楚带着警卫员在自己跟前，忙回答：“彭团长在那边整顿部队。”　

　　周庆安回答完毕后，一边派人找团长彭义隆，一边问韩先楚：“师长，我们还没有打开城门，你从哪里进来的？”　

　　韩先楚笑了笑，反问道：“你们能爬城墙，我就不能爬城墙吗？”　

　　周庆安担心地说：“现在很乱，师长你可不要乱跑，要注意安全啊！”　

　　“什么安全不安全，消灭了敌人才安全。”　

　　将在谋，兵在勇。由于韩先楚谋事在先，红军战士英勇顽强，战斗打到拂晓就结束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营全部被歼，还俘虏了３５０余人，缴获战马１８０多匹。　

　　６月１８日，红七十八师在定边召开总结大会，师政委崔田民宣读了彭德怀发来的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即宋时轮、宋任穷任军长、政委的红二十八军），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　
　　
　　　不久，红七十八师到达盐池。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韩先楚率红七十八师又从盐池出发，开赴海源，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东北战场上的“旋风司令”　

　　１９３７年９月，韩先楚从抗日军政大学被派往部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中间在六八九团团长的位置上过渡了一下，１９３８年２月，三四四旅调八路军一二九师建制，韩先楚被任命为该旅副旅长。后来，又代理该旅旅长。１９４０年初，韩先楚率三四四旅东出太行山，开辟冀鲁豫根据地。　

　　１９４１年１月，韩先楚奉命赴延安军政大学学习。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无条件投降。１９４６年２月，韩先楚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局势非常紧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已抢先占领了山海关、兴城、锦西、锦州、黑山、义县、阜新等地。国民党军为了打通锦（州）承（德）线，又抢占了北票、朝阳、建平、建昌、平泉。到了１９４６年２月，国民党军攻占四平、长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撤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危难时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３１日给东北民主联军发来指示电：“哈尔滨不得放弃，北满部队应迅速布防松花江；南满部队要集中兵力在中长路南端，趁敌南满空虚，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展开进攻，将北满敌军拉回南满。”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上级决定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发起保卫临江战斗，并组成前方指挥部，正副指挥员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曾克林和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担任。　

　　原计划４月４日召开作战会议，但韩先楚在３月３１日接到电报的当天就赶到三纵所在地，立即召开作战会议。没有想到，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第三纵队主张打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十师；而韩先楚代表第四纵队则坚持主张打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　

　　第三纵队的理由是充分的：“暂编第二十师是滇系部队，战斗力不强，且部署在主力兵团的侧翼，易集中兵力歼灭该师；而第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且与友邻部队距离近，如果一天之内不能解决战斗，援军一靠上来，自己反而有被反包围的危险。”　

　　韩先楚的理由也十分充分：“八十九师刚从热河调来，对南满的地形、交通和人情都不熟悉，而且与我军是第一次在辽东交手，缺乏经验。只要我们利用好敌人的骄横贪功及弱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人诱至有利地形歼灭，在短期内取胜是有把握的。再说，把强敌打下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就灭了，弱的部队将不战自退。”　

　　争执不下，两个方案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和副政委陈云那儿。　

　　两个小时后，萧劲光和陈云复电：“完全同意韩先楚的意见，由韩统一指挥三、四纵，力争迅速彻底歼灭八十九师。”　

　　曾克林看了电报后，对韩先楚说：“老韩，电报来了，由你统一指挥，我们听你的。”　

　　４月２日晨，战斗打响。　

　　４月３日下午３时，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被诱到指定地域，但仍蒙在鼓里。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还在特别节目中说：“共军狼狈逃窜，我军已占领三源浦，胜利指日可待！”　

　　此时，韩先楚指挥第三、第四纵队，轻轻地一提“袋口”，顿时让进入“口袋”的国民党军八十九师乱了阵脚。战斗结束，俘师长张孝堂少将和副师长秦世杰少将以下７５００余人。至此，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外加１个团，全部被解决。　

　　这一仗，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东北民主联军不再节节北撤，在南满站稳了脚跟。　

　　１９４７年９月，韩先楚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到任的第三天，韩先楚就与纵队政委罗舜初率部参加东北战场上的秋季攻势。１９４８年１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韩先楚改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在东北，对于韩先楚，有个奇怪的现象，坐镇东北指挥的几任国民党军指挥官，竟然都称韩先楚是“旋风司令”。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指挥部队惨败被调离东北。杜聿明离职时说了一句：“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后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取代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陈诚到东北后，调兵遣将，整编部队，声称“六个月消灭共军”。结果，韩先楚指挥第三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围法库，打彰武，活捉了敌新编第五军军长陈林达。陈诚只好称病离职，并在当天的日记中称，“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再后来，卫立煌接替陈诚在东北的职务，同样逃不出失败的命运，也不得不承认说，“韩先楚是个虎将，动作之快，如同旋风般”。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根据中央军委全军实行统一编制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归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韩先楚任军长，罗舜初任政委。韩先楚成了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的首任军长。１１月２３日，韩先楚和罗舜初率四十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并率领部队向广东和广西推进。１９４９年９月，韩先楚被任命为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不久，韩先楚又兼任第四十军军长一职。　

　　力挺早日攻打海南岛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８日，第四野战军决定由十二兵团四十军和十五兵团四十三军解放海南岛的报告??在了案头。毛泽东不是不想解放海南岛，而是在考虑如何才能一战成功，避免轻率进攻而蒙受巨大损失。一个多月前，金门之战的失利，仍历历在目，教训十分深刻。到了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才作出了《关于做好渡海作战的指示》。　

　　为了加强渡海作战的指挥，成立了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在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统一领导下，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任总指挥，领导成员有十五兵团政委赖传珠、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　

　　１９５０年２月，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在广州召开了攻打海南岛的作战会议。与会人员有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和四十军、四十三军两个军的领导。会议决定，５月底渡海作战准备完毕，６月份渡海登陆作战。　

　　对于这个决定，韩先楚保留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在谷雨前的５天内即４月２０日前，不发动攻打海南岛的战役，就要往后再拖整整一年。因为解放军的渡海工具基本上是风帆船，非得依靠谷雨前的季风过海不可。”　

　　广州会议结束后，韩先楚回到四十军，立即召开了军党委会。韩先楚在会上提出要求：“关于６月份登陆作战的时间问题，不向下传达。对部队要强调渡海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３月份前完成。”　

　　３月初，四十军征集到１０５８只风帆船，动员船工１４１７人。这样，基本上解决了渡海船只和船工问题。韩先楚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思考后，直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陈述己见，并立下“军令状”：“如果兄弟部队四十三军没有准备好，我愿亲率四十军主力单独渡海作战。”　

　　当然，中央军委、毛泽东不可能让没有军舰，只有风帆船的一个军去攻打海南岛。毛泽东迅速批示，除确定四十军、四十三军为主力外，再配属一个加农炮团，一个高射炮团及工兵、通信、后勤等部队，并对韩先楚提出的战术思想作了肯定：“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办法有效，即可提前解放海南岛。”　

　　韩先楚率先将指挥所移到了海边，开始组织部队“积极偷渡”。３月５日黄昏，韩先楚倒上满满一碗酒，亲自为“渡江先锋营”的８００名壮士送行：“祝同志们闯龙潭虎穴，踏平琼峡千顷浪，把红旗插上海南岛！”　

　　“渡江先锋营”出发后，整整一夜时间过去了，一点登陆的信号都没有。韩先楚没有睡觉，他哪里还有睡意呢？　

　　３月６日下午１时４０分，韩先楚看到了“渡江先锋营”成功登陆的信号，他兴奋得像个小孩子，逢人便说：“偷渡成功了！”　

　　第一次的“偷渡”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部队。３月１２日，韩先楚决定再次“偷渡”，由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三团执行。三八三团在３月２６日晚７时按时出发，次日夜成功登陆。作战行动按照韩先楚的设想进行着。韩先楚决定在４月１６日大潮前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因为他经过反复计算潮汐，以及风向预测，觉得把握很大。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批准了战役发起时间。　

　　４月１６日１８时３０分，海上果然刮起了东风。韩先楚率领四十军和四十三军乘坐３００多只风帆船，跨海进军海南岛。　

　　４月１７日凌晨３时，四十军的风帆船冲破国民党军炮舰的拦截，胜利抢滩海南岛的临高角。韩先楚随先头部队一起，涉水抢滩。在北京总参作战室坐镇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焦急地问：“韩先楚在什么位置？”　

　　作战值班处长说：“韩先楚已经上岛了。”聂荣臻长吁了一口气：“韩先楚上了海南岛，就意味着胜利！”　

　　果真，薛岳指挥的４个军１０万人苦心经营一年多的“伯陵防线”，随之土崩瓦解。　

　　坐镇三十八军，打出“万岁军”威名　

　　众所周知，三十八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万岁军”的美誉，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里面有韩先楚的一份功劳。当时，韩先楚坐镇三十八军指挥所，为三十八军打好朝鲜战场上的第二次战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２个团又５个营，毙、伤、俘１．５万余人，其中美军３５１８人。第三十八军在这次战役中，由于没按时完成任务，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严厉批评。　

　　第二次战役开始时，韩先楚到三十八军坐镇指挥。据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拥辉回忆：“１１月１５日晚上，我们部队由球场洞向北转移途中，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乘坐吉普车来到了我们军指挥所。志愿军首长亲临前线，这使我们感到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１１月１６日，在球场洞东面鹤首岩召开的三十八军党委会上，韩先楚扫视了面前一张张堆满焦虑的脸，问：“这回彭总要你们后撤３０里，是不是很担心美国人打过鸭绿江？”　

　　这话点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个个瞪大眼睛等待韩先楚说下去。韩先楚点着烟，深吸了一口后说：“我晓得了，你们想打，要拼，要决战，是不是啊？”　

　　这话又点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人人脸上泛起笑容。韩先楚突然提高声音说：“同志们，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是彭总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接着，韩先楚传达了毛泽东为志愿军制订的“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　

　　１１月２３日，三十八军指挥所已从鹤首岩转移到德川东北部的降仙洞，韩先楚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命令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１个师攻打德川。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打德川我们包了！”　

　　韩先楚看了看梁兴初，问：“能行吗？”　

　　梁兴初说：“我们保证吃掉德川的敌人！”　

　　韩先楚同意了，并与三十八军领导一起，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１１月２５日黄昏，德川战斗发起，战至２６日１９时，德川战斗结束，第三十八军歼灭了守德川的全部南朝鲜军。　

　　战场形势的发展，极有利于志愿军继续作战。志愿军总部认为在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中，可以继续扩大战果。１１月２７日下午２时，韩先楚对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副军长江拥辉说：“三十八军下一步的任务是艰巨的。一要插向三所里，二要攻占戛日岭！但关键是插到敌后三所里！”　

　　据江拥辉回忆，“韩先楚把‘艰巨’和‘关键’四个字咬得很重”。这时，参谋人员报告三所里的敌情，韩先楚听完报告后，指着作战地图上的三所里说：“严重问题是，美军３个师共３００多辆坦克、４００多门火炮，而我们１个师却只有十几门迫击炮，只有一些反坦克手雷，懂吗？”沉默了许久，韩先楚盯着梁兴初道：“今晚一定要拿下十八盘。”　

　　到了后半夜，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攻下了十八盘，向三所里穿插。但在指挥所里的韩先楚和梁兴初、刘西元，却不知道第一一三师究竟到了哪里，路上是否受阻，因为这是第二次战役成败的最关键的一步棋。同样，彭德怀也在期待着消息。　

　　一直等到２８日１５时４０分，第一一三师三三八团到达指定位置三所里，并立即展开战斗。同时，发报员张甫熟练地发出三组信号，“我部到达三所里”，“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请示我部任务”。　

　　一向严肃有余的韩先楚，激动地对梁兴初说：“胜利已属于我们！”　

　　１１月２９日，美军开始实施全线撤退。为了切断美军南撤退路，减轻第一一三师压力，２９日午后，军长梁兴初根据韩先楚的指示，下令第一一四师和第一一二师丢掉当面敌人，向三所里和龙源里靠拢。　

　　战至１１月３０日１６时，美军第二师被逐渐压缩至数个狭小地域中。１７时，在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的配合下，第三十八军发起多路进攻，至１２月１日８时，给予美军第二师歼灭性的打击。　

　　战后，彭德怀对第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赞誉，在亲自起草的嘉奖令中，专门写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福州军区战台风，兰州军区顶黑风　

　　１９５２年８月，韩先楚因病回国。同年１１月，韩先楚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１９５３年４月，韩先楚任中南军区参谋长。１９５４年１月，韩先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年，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１９５５年９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１９５７年７月，韩先楚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同年９月，中央军委任命韩先楚为福州军区司令员，同时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此前，毛泽东主持会议说，对于英、美两国阻碍中东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会议最终决定对金门、马祖地区的国民党军实行军事打击，这就是后来常说的“炮击金门”。韩先楚是“炮击金门”的最高指挥员。　

　　当然，对于“炮击金门”，不仅是打炮的问题，作为前线司令员的韩先楚，需要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斗争策略。因为，这不仅仅要对付台湾的国民党，而且涉及到对美国的政治斗争。因此，韩先楚到福建后，带领兵种指挥员和机关参谋人员，走遍了福建沿海的重要战略要地，研究制订出了福州军区防御计划和“炮击金门”的具体方案。　

　　１９６２年，台湾国民党当局趁大陆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之机，叫嚣“自己的行动不受美国的制约，独立反攻大陆”。韩先楚分析说：“这是他们自己往脸上贴金，如台风一样，一阵子就会过去。但他们如果利用金马防卫部队和海匪，趁夜间袭扰沿海前线，打一下就走的战术，则不得不防。”　

　　不出韩先楚所料，国民党军果真采取不断派小股武装部队，袭扰福建前线。但韩先楚早就让部队做好了准备。自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７３年，福州军区部队在韩先楚的指挥下，在东南沿海共歼国民党军小股武装部队和特务９０余次，计１０００余人。　

　　在福建，韩先楚除了指挥部队防御台湾的“台风式”小股袭扰外，还有一项艰苦任务，就是抗击自然灾害的真台风。每年夏秋季节，福建沿海都会来那么几次台风。台风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韩先楚要求部队健全各级应急救援预案，连队也要有抗台风抢险救灾的预案。因谋事在先，每次台风来临时，福建部队为地方抢险救灾，把灾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得到了老百姓的赞誉。　

　　韩先楚在福州军区任司令员期间，比战台风还厉害的事是，??当时已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组织修改军队战斗条例时，其中有一节内容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韩先楚让秘书把自己的建议写上：“把消灭敌人放到前面，保存自己放在后面。”　

　　秘书有些犹豫，悄悄地说：“首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毛主席的原话。”　

　　韩先楚说：“我们打仗只有积极消灭敌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有时还要主动牺牲自己去换取消灭敌人的胜利。你写上，有问题我负责！”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韩先楚从福州军区调到西北的兰州军区任司令员。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离开台风地区的韩先楚，上任到兰州军区的第二天，就赶上了黑风。那天，韩先楚听取了兰州军区机关人员对战区设防情况的汇报后，驱车前往边防部队调查。当年陪同韩先楚去部队的兰州军区作战部部长尹志超回忆说：“韩司令员去部队，遇到的黑风特别大，风带着沙和石子，刮得天昏地暗，人员、车辆不得不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停下来，等黑风过去后再走。韩司令员开玩笑问：‘是不是老天爷要考验我这个新司令的意志啊？’我对韩司令员不熟悉，不敢回答。韩司令员又说，‘我连海上的台风都能战胜，还怕陆地上的黑风吗？’”　

　　在兰州军区，韩先楚还顶住了一股看不见的“黑风”。１９７６年初夏，在兰州军区党委会上，围绕要不要在部队点名批判邓小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最后，大家把目光投向司令员韩先楚，期待他作出决断。韩先楚说：“中央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党籍。难道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员吗？”　

　　就这样，韩先楚的一句话，在兰州军区顶住了批判邓小平的“黑风”。　

　　几天后，韩先楚到北京参加中央会议。会议内容是要求各地批判邓小平。韩先楚硬是顶着。兰州军区没有批邓动作。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军队有两霸，一是许世友，二是韩先楚。”　

　　１９８０年１月，韩先楚从兰州军区领导岗位退下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先楚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在人大工作外，还参与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辽沈战役》等书稿的编纂工作。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日７时，韩先楚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３０１医院逝世。
摘自<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