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失衡根源在"三大差距" 不能單靠漲工資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正在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定調”。種種資訊表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將在未來五年的改革中得到全面加強,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將進一步加大。

　　近一段時間以來,全國各省市相繼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少地方更是借機出臺“工資倍增計劃”,以增加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時間,“漲工資”成了一個熱門詞彙,也為普通勞動者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與此同時,完善收入分配機制也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2010年上半年,記者應邀參與民盟中央“完善收入分配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專題調研。通過對廣東、上海、河南、貴州等地的實地走訪,對收入分配機制改革有了一些客觀認識:解決收入分配失衡不能單靠“漲工資”,關鍵還在於分配機制的完善。

　　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三大差距”

　　改革開放30年,“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有效激發了中國人追求財富的熱情,也在客觀上推動了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然而,隨著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分配不均又成了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317,2006年則升至0.496,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0.4的“警戒線”;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失衡的數據背後,有著相當深刻的內在根源。

　　其一,源於“二元分割”的城鄉差距。民盟調查數據表明,廣東省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2.67：1擴大到2009年的3.12：1;河南省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2.99：1,而貴州省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則高達4.2：1。有學者認為,如果把醫療、教育、養老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5至8倍之間。如此之大的“落差”,不僅遠高於發達國家,也高於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

　　其二,源於“發展失衡”的區域差距。就城鎮來講,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區上海達到28838元,是最低省份甘肅人均可支配收入11929元的2.42倍;從農村來看,最高仍是上海,達到12420元,是甘肅2980元的4.14倍。民盟中央調研結果還顯示,即使是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廣東省,其珠三角地區與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差距也從2002年的1.62倍、1.46倍擴大到2007年的1.77倍、1.54倍;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五位的均位於珠三角地區,排在後三位的均位於山區,最高的是深圳,達26729.31元,是最低的梅州市12109.30元的2.2倍。

　　其三,源於“產業特色”的行業差距。民盟中央調研發現,高收入階層主要集中在金融、通信、石油、電力、煙草、軟體、電子等具有壟斷性或高新技術性的行業。上海市工資最高的四大行業2008年年收入分別為117463元、75965元、74611元、72079元,最低的四大行業則分別為18349元、23831元、24806元、29085元,相差懸殊。根據官方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間。

　　以上提及的“三大差距”,是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所在。這三大因素既彼此獨立又相互聯繫,並由此衍生出戶籍制度、社會福利、教育資源、醫療衛生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攔路虎”。要想徹底解決收入分配失衡的弊病,首先必須打倒這“三隻老虎”。

　　分配公平的前提是“機會均等”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有不少有識之士提出要培育一個龐大而穩定的中間階層;黨的“十六大”也明確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然而時至今日,理想中的“橄欖形社會”依然沒有形成;即便那些勉強躋身於“中等收入階層”的民眾,也不得不承受住房、教育、醫療的重壓,絲毫沒有外界想像之中的那種閒適。

　　專家認為,“橄欖形社會”之所以難以成形,關鍵是處於低端的勞動者缺乏向上發展的有效通道。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認為:“工薪階層、農民家庭的優秀子弟通過自身努力‘鯉魚躍龍門’、入職高薪管理機構和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削弱了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的效率,也導致收入階層的不斷分化與強化——富者愈加富有,貧窮家庭延續貧窮。”

　　參與民盟中央調研活動的學者也認為,我國勞動就業制度改革的任務尚未完成,現實中的就業體制界限森嚴;體制內的勞動者往往能夠享受到一切法定的勞動就業及保險福利權益,而處於體制外的人則成為二等勞動者,即使同工也不能同酬,更談不上享受同一制度保障和同等權利,這就是農民工為什麼工資低、無福利保障的體制障礙。

　　在阻隔階層流動的諸多障礙中,戶籍制度首當其衝。在薄薄的戶口本上,附加了太多的“福利”:醫療、住房、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都是只認“本本”不認人;尤其是在教育資源配置不均的今天,戶口本就成了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首要條件。擁有城市戶口,往往還意味著可以有更多選擇“體面”職業的機會。調查顯示,北京等地黑市為應屆畢業生“代辦戶口”的價碼已經超過了10萬元。

　　除此以外,家庭出身、社會關係也與收入水準有著直接關聯。家庭環境優越、社會關係較廣的人,往往更有機會謀取收入相對較高的職業;而那些不具備這些條件的人,即便自身素質相對較高,也難以站上一個理想的發展平臺。不管是前途還是“錢途”,前者都具有後者無法比擬的優勢。

　　機會均等,是實現合理分配的基礎和前提;唯有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才能擁有公平的“競賽”。為此,民盟學者建議,應迅速啟動第二次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切實落實勞動者同工同酬、同制同權,同時進一步落實就業優先戰略。他們認為,這不僅是工業化與社會發展進步的要求,也是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和諧的必須舉措。

　　分配體制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

　　面對日益偏離正常軌道的收入分配現狀,黨和國家給予了高度重視。2010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改革收入分配製度”的任務,強調“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

　　低工資,曾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所在,中國工人平均工資至今仍只是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6%,大大降低了“中國製造”的成本;然而,低工資也使得中國的內需消費市場始終無法拉動。2010年以來,各地紛紛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大部分省市上升幅度都達到10%左右,有的甚至調高了25%;與此同時,更有許多省市提出了“工資倍增計劃”,期待“十二五”期間達成“倍增”的目標。

　　這些舉措的目的十分明顯,都是為了讓收入分配向普通勞動者傾斜,實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僅僅依靠“漲工資”是無法完成“分蛋糕”的任務的,應當對整個分配機制進行“綜合治理”。有學者為此規劃了三種手段:其一是法律手段,包括規定最低工資制度,建立企業職工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其二是市場手段,給資源重新定價,調節壟斷企業暴利等;其三是行政手段,改變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推動工資制度改革等。

　　在民盟中央最終形成的調研報告中,也提出了一套全面的改革建議:深化國企、戶籍、就業三大體制改革,為構建長久公正的收入分配製度奠定堅實基礎;大力調整財政、稅收、社保三大宏觀政策,發揮再分配對利益格局的重大調節作用;從就業品質、最低工資、社會保險、職業福利、工資談判五個方面入手,扭轉勞動者報酬偏低、初次分配利益失衡的格局。除此以外,報告還建議通過完善政績指標、加大反腐力度、規範行政開支三大措施來增強地方發展理性,緩和社會矛盾。

　　“不患貧,患不均”,是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所認可的基本理念。在人們看來,“貧”絕對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均”卻更容易引發社會的動蕩與不安。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關乎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牽動著社會運行的每一根神經。任何一項改革措施的推出,都必須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才能取得相應的實際效果。唯有如此,才能讓老百姓更多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夏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