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概述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所有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 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很低的，毛泽东对此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陈云主持，从1951年开始着手先后历时4年，五易定稿，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自1953年至1957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First Five-Year Plan of China ）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3～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历史背景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2年底，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一方面，制止了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物价，恢复了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基本上完成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确立了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领导地位，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计划内容

　　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国家规定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并以此为中心，进行财政、信贷、市场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
　　按照这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1954年基本定案，到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前后共修改五次。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7％，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27.4亿元，1957年农村入社户数达到总户数的1/3左右，钢产量412万吨，粮食产量1.9亿吨等。这些指标既符合实际，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制订计划的方法是重视各部门各主要产品比例关系的协调，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平衡。

执行结果

　　1956年宣布提前完成了计划规定的任务。1953年底，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1957年生产钢 535万吨，原煤 1.3亿吨，粮食1.95亿吨。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农业为4.5％，工业为 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五年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52.1％，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11.9％，工业物质消耗降低2.3％，每百元产值提供利润17.1元；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4.2％，其中，农民3.2％,职工4.9％。同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到1957年底，各项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喜报频传。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密切了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也便利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从此，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主要经验

　　①注意从国情、国力出发，在发展速度上，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
　　②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
　　③注意做好综合平衡，留有一定后备力量，并兼顾重点与一般的关系；
　　④为适应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和发展，采取了一些灵活政策。但是，由于某些方面要求过急，农、轻、重比例不协调的苗头已经出现，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在这个时期内实行了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
　　“一五”计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生产的步伐，以工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70%和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占60%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二是1956年出现全局性的冒进，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7.35亿元，比上年增长70%，高于1953、1954两年的投资额，基本建设贷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30.2%猛增到48%，造成国家财政紧张。三是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为以后相当长时间留下后遗症。 

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1953～1957)：
　　工业增速 超英赶美
　　? 背景: 1.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2.基本上完成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就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为有计划地建设创造条件。1951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试编了全国国民经济年度计划。1952年，成立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同时，加强了对国营企业和基本建设的管理。尽管如此，在既缺乏编制计划的经验，又无精确统计资料的当时，编制和实施全国性的经济计划难度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历时4年，其间大的修改就有6次。陈云具体主持了这项工作。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55年4—5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吸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的意见和参考苏联顾问的建议作了适当修改。计划草案由原来的12.7万字减少到10.4万字左右。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五”计划。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一五”计划是在实施两年半后才定案。
　　“一五”计划的制定充分体现了计划工作认真、细致、谨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注重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特点。具体来看，这个计划有5个突出特点：
　　1．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先进分子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理所当然地被提为重要议事日程。当时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苏联的办法，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这两种战略各有利弊，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中共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这一选择是出于当时的国情。旧中国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长期落后，以致在国际交往中受制于人；在被国际资本严密封锁的环境中，农业、轻工业也难以发展。当时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有限财力，如果平均使用，百废待兴，可能一事无成。没有基础工业，也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 供应机车、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为了应对战争威胁，也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这一切都决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结构充分反映了优先发展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方针。在投资总额中，工业的比重占第一位，共248.5亿元，占58.2%；在工业投资中，苏联帮助设计的主要是重工业的建设单位的投资占44.3%，加上直接配套的建设投资，则占51.5%。
　　2．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统筹兼顾。具体体现在：
　　(1)反映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计划编制和计划作用的特点。它对于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要求国营企业对于国家的计划必须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间接计划，即对个体经济通过合作的道路，对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并通过国家的价格政策和各种具体政策，对其起调节作用；对于集体经济则是指导性计划。
　　(2)在建设投资规模上，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一五”计划开始编制时遇到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需要与可能的矛盾：计划安排的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项目有近万个，基建投资占了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总支出的55.8%，规模很大。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指出：建设规模能否扩大，不单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一五”计划根据这一原则所安排的基本建设，尽管规模是巨大的，但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力，符合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从而进展比较顺利。
　　(3)在投资结构的安排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兼顾其他。在427.4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各部门的分配比例为：工业占58.2%，农林水利占7.6%，运输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和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占3.7%，其他占1.1%。这样的投资结构突出了重工业与基础设施的地位，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要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要供应全国人民的口粮，而且要用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换取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的外汇，同时还为工业提供原料，农村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扩大工业品的市场。为了促使农业增产，“一五”计划一方面以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5%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如果加上水利投资、军垦费、农村救济费、黄河治理费、长期农贷等，则为15%)；另一方面，国家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大体是1：9，轻工业比例较低。这是考虑到，当时轻工业还有些基础，增产的潜力较大，而且若干轻工业产品不能大幅度增产，除了战后人民购买力较低，销路不畅外，主要原因是原料不足，影响设备利用率(1950年设备利用率，棉纺工业只达到60%，面粉35%，卷烟40%，火柴48%，毛纺不到30%，丝织35%，只有造纸和棉布超过了60%)。在农业和重工业的投资不能大幅度增加时，即使增加轻工业部门的投资，提高其设备能力，也达不到增产的目的。因此，轻重工业的这种投资比例在“一五”时期是合理的。
　　(4)在发展速度上主要考虑原有企业增产能力与农业发展水平，留有一定余地。在最初试编五年计划概要时未经过严格的计算，对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要求过快，安排平均每年递增20%，其中国营工业平均年递增24%左右。后来经过反复测算，在五年工业总产值中，靠原有企业生产的比重占70%，只有30%靠新建企业。此后，在具体指标的计算上，计划安排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6%，其中工业产值每年递增14.7%，生产资料的生产每年递增17.8%。执行结果，工业发展速度达到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年递增25.4%。农业的发展是保证工业发展和整个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增长，最初的草案也安排得比较高，要求平均每年递增7%，原因主要是对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及农村互助合作的有利条件估计过高，而对限制农业发展的许多不利条件估计不足。后来在修改计划过程中，考虑到农业生产1953年、1954年连续两年都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的主要指标，又作了适当的调整。最后确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
　　(5)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全国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的。在解决资金和人材问题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这个比例说明，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取得经济建设所需资金。1952年8月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草案中，明确提出资金积累的4个主要来源：
　　①靠有计划地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国营工商业的收入；②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商税；③在增加农业生产条件下，增加农业税收入；④适当节约行政费用的支出。此外，国家还通过发行公债增加建设资金，从1954年到1957年共发行4次，实际发行额27.5亿元；同时，在城乡大力吸收储蓄存款，以补充建设资金的不足，1952年底城乡居民存款余额约为19亿元，到1957年底达到38亿元。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排斥接受友好国家的援助。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的困难条件下，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时期新建、改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从选择厂址、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供给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以及培训技术人员、接受留学生和实习生等多方面，苏东国家都给予了具体帮助。对于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各项援助、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用来购买军事装备、物资的贷款在内，中国从1955年开始用大量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来偿还，到60年代初全部还清。
　　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其标志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它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石与里程碑。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其中建设的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最高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535万吨，只花了5年时间；而美国钢产量从1880年的127万吨提高到1892年的501万吨花了12年时间；英国由1880年的131万吨提高到1903年的511万吨，经过了23年时间；法国从1897年的134万吨提高到1923年的530万吨，则经过了26年的时间。这就是说，“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5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12年、英国23年、法国26年所走过的路程。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近千个工业建设项目，也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旧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有限的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大西北，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弱，近百年来始终没有工业基点。微弱的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个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局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部分造船厂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资金大部分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占32.9%；西部地区占20%。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酃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等。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形成第一次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156项”等重点建设项目也为中国工程设计、技术、施工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这使“156项”进入自主建设阶段。截至1960年底，“156项”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我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
　　“156项”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扩大工业规模，这些企业将全部利润上缴国家，固定资产折旧率很低、更新很慢，当它们把相当于国家投资十几倍、数十倍的利润上缴国家的同时，却没有权利与能力更新改造自己，以至迅速地衰老了。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对经济体制认识上的僵化，使我国于1956年、1965年和20世纪70年代多次与改革机遇失之交臂。以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考验，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建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充满活力的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企业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其中大部分经过改制、重组、转产、调整结构等艰难跋涉而重新崛起。
　　随着工业化建设的进展，至“一五”时期结束的1957年，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显反映在产业结构与社会劳动者的行业构成。
　　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经济建设的“冒进”，但都得到及时纠正。
　　工业化奠基之役
　　【决策回眸】
　　“当时，松花江北岸地区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没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运输车辆经常抛锚；松花江像天然的‘封锁线’，隔断南北两岸，许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摆渡小船。同时，又缺乏建设经验，缺少施工工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建设大军开进了施工现场，艰苦奋斗，排除困难，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吉林化工区的一名老职工回忆说。
　　吉林化工区是我国“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包括“156项”中的3个化学工业项目。
　　1952年7月，“一五”计划第一草稿完成。按照陈云的话说，该计划的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随身携带的就是该草案。斯大林看后表示，中国应该降低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以免计划太满，没有回旋余地。“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虽然这156个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只有146项，另有4项推迟施工，还有6项最终没有从图纸变现实，但这仍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工程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
　　从“156项”(实际为150项)的产业结构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
　　其中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1953年7月15日，工程破土动工，建设者经过3年奋斗，终让一座宏伟的汽车厂矗立在长春大地上。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就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钢铁是大工业的基础。根据“一五”计划，我国不仅要扩建当时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还将兴建两个新的钢铁基地，即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而鞍钢的建设又是“一五”计划钢铁建设的中心。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支援鞍钢”的号召，全国共有55个城市、199个企业从人力、物资、设备等各方面支援了鞍钢建设。1953年12月26日，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建成投产典礼，并向中共中央报捷，毛泽东亲自复信祝贺。本报记者董伟整理
　　【数字】
　　921
　　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它们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其中有许多是我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等等。
　　三年半
　　据一机部调查，“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就能收回投资。同期日本是3年，美国是4年，苏联是5年。
　　18%
　　“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计划规定为14.7%)。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一五”计划的制订

2009年09月08日18:29　　来源：  

　　“一五六项工程”是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的总称，这一庞大的援建工程，旨在帮助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以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陈云作为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成功地统筹了“一五六项工程”建设。

　　以苏联援助的“一五六项”为中心制订一五计划

　　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在周恩来领导下，陈云具体组织中财委在1951年试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纲要。由于当时资料不全，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尤其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1952年，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比预想的顺利得多，朝鲜战争大局已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８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

　　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７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次编制完成。尽管时间仓促，经验和数据不足，但这个计划还是较为详细。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

　　７月１日，计划草案印出来后，陈云致信毛泽东，对这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说：“这次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五年中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这个计划提到中央后，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带到苏联征求意见，并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据。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基础是微不足道的，技术力量、管理水平都极其低下。要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不争取外国的援助是有巨大困难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提出了援助请求。

　　８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当时没有大飞机，一架飞机只能坐16人。中共代表团分乘三架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飞了三天，第一晚在伊尔库斯克，第二晚在新西伯利亚，第三天才到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陈云和我国的专家一起，在苏维埃旅馆下榻。

　　这次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在莫斯科，周恩来、陈云等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期间，周恩来和陈云两次会见了斯大林。

　　苏联领导人详细研究了中方提出的计划，对计划方针和要达到的目标，表示欣赏，但对计划本身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草案，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陈云时还就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他认为，计划草案中考虑的五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14%。他还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这次访苏的最大成果。

　　９月下旬，周恩来、陈云先行回国，留下李富春和一大批专家与苏联专家一起做进一步的工作。

　　回国后，陈云把中财委日常工作交给薄一波，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根据苏方的建议，全力以赴地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陈云病倒了。1953年３月，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五年计划未定，计划的第一年只能通过年度计划来体现。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确定制定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4月，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给予了正式的答复意见，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有关内容编制了一些详细的图表等，供中国参考。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一些项目也基本上确定下来了。于是，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但是，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了。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战争双方实现停战，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外在威胁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的五年计划纲要编制八人工作小组，（陈云任组长），以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

　　于是，陈云又投入了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这一次毛泽东要求计委从２月15日起，一个月内，拿出初稿，然后，交由陈云领导的小组迅速定稿。计委的同志感到时间太紧，压力很大，向毛泽东请求延长一些时间，毛泽东只同意给他们延长5天的时间，要求３月20日必须拿出初稿。

　　接到指示后，２月19日，陈云即召集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开会，布置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会上，陈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时指出：“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规定的时间非常紧，但现在编制‘一五’计划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项目是141个，设计和设备安装的时间也大致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的支出都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

　　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的时间及时向陈云提供了所需的材料。接到计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后，陈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他和张玺、梅行、周太和、邱纯甫5人组成。张玺是计委的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纯甫是陈云的秘书，梅行是请来的笔杆子。5个人昼夜兼程，开了14次会，用了15天的时间，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并于４月初拿出了第五次编制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这一初稿于４月15日印好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6月29日至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国家计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正式出笼。

　　虽然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助的“一五六项工程”为中心，是在苏联的指导帮助下制订的，但陈云的基本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没有盲目、教条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他说：“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他在总结“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后提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陈云的这种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0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广州集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共同审阅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1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1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建设重点、工农关系、地区布局和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对初稿提出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意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审阅，中央责成国家计委对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再作进一步修改。这些修改，基本上是以初稿为基础的，没有再重新编制。

　　1955年３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６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７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以粮食换机器

　　在短短5年中，苏联政府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帮助新中国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且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来中国帮助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国际关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但这种援助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无偿的，而应该是互利的。通过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技术资料和管理方法来建设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外汇资金。中苏两国协定中规定，中方在1954年至1959年间提供钨砂、铜、锑、橡胶(资讯,行情)等战略物资作为援助的部分补偿。但中国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国内需求尚难满足，可用于出口的物资就更为紧缺，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外汇资金极其紧张……那么，用什么东西去换回中国的工业化呢？陈云认为，只能在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上打主意。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提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现在我们是在粮食、棉花(资讯,行情)上打算盘。”他在1954年9月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这个“算盘”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必须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国改造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进口机器装备，我们必须用出口物资去交换。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000061,股吧)。”

　　但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了很大增产，但过去长期被抑制在极低水平的消费，特别是粮食、油脂、肉蛋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消费有了很大增长，供求关系本来就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和国家建设需要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在生产还不能大量增长时，只能在消费上打主意，在保证国计民生的的基础上先外销后内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对外贸易部：“密切内外销结合，扩大内外交流，保证供应工业建设的需要”，“凡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如粮食、大豆(资讯,行情)、植物油等），保证国内供应是需要的，但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凡对国计民生关系较小的商品，应积极组织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花生）更可适当节减国内消费，以满足出口需要。”1954年7月13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中，在商业工作的部署上，又专门就处理内外销关系提出：“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满足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必要的出口，以换回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对于这种做法，陈云在1954年9月的讲话中解释说：“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由此来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地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全国人民应该自觉地节省凡属可以节省的消费品，以便供应出口”，“不但是现在，而且是今后十多年内，只能采取节省国内消费、首先供应出口的办法。只有工业基础建立以后，工业装备的进口可以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有所改变。”

　　虽然陈云主张先外销后内销，但为兼顾国内市场供应，在出口商品的数量上还是有所控制的。一旦发现出口过多确实影响到国内供应时，他又立即纠正。1953年食油供应紧张，陈云计算后指出：1952年出口总量为29万吨，1953年出口增长至33.7万吨，出口增加8万吨。这与误认为1952年食油积压有关，是带有盲目性的，直接导致了1953年食油供应的紧张。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食油供应情况的报告建议：为了缓和食油市场的紧张程度，1954年食油出口，比原定控制数字减少10万吨。1956年11月11日，在猪肉和各种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下，他又提出在1956年已减少5万吨猪肉出口的基础上，1957年出口猪肉再减少10万吨，油脂减少7万吨。他说：“我们主动地减，比和外国先订合同，出不了那样多，而被动地减要好一点。”

　　陈云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9年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过去陈云曾经提过有些东西应该内销服从外销，我很赞成这样提。我们要节衣缩食保证出口，否则六亿五千万每人多吃一口就吃掉了。 

“一五”计划简介

2009年08月01日17:20　　来源：  

　　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早在1951年春开始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简称中财委)着手试编；195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1952年8月，中财委编出“一五”计划轮廓草案；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提要；同年，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根据中央指示，并参考苏联国家计委意见，对“一五”纲要又修改了一次；1954年4月，中央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开始全面编制工作。到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同年6月，中央对“一五”草案作了适当修改，建议由国务院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1955年7月30日通过)。　

　　为什么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开始实行2年之后才编制出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时指出，“这是由于我国资源缺乏调查，统计资料也很少，有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我们又没有编制长期计划的经验，建设工作的经验又很不够。而且，从国家的整个情况来说，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到1953年7月底才实现了停战。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个工业单位中的主要部分--第二批91个单位，也到1953年5月才确定。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过去两年，只能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长期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原苏联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规定：在5年内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427.4亿元，占总支出55.8%；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占58.2%；农村水利占7.6%；交通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其余为1.1%。

　　5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由827.1亿元增加到1249.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6%，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8.3%，即平均每年增长14.7%，约70%为原有企业增产，约30%依靠新建企业。农业及副业总产值增长23.3%，即平均每年增长4.3%。具体指标为：到1957年，钢、原煤、粮食、棉花(资讯,行情)的产量分别达到412万吨、1.13亿吨、3856亿斤、3270万担。在上述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98亿元左右，1/3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半的私营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把一半以上的私营商业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

　　1956年，国家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实现。1953-1956年，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484.9亿元，其中对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151.5亿元，对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26.4亿元；1956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1639亿元，比1952年增长60%左右；工农业总产值为1252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为287.4亿元，均比1952年增长60%左右；工业总产值642亿元，农业总产值61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9.6%和4.8%；交通运输有明显增长，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1956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据报纸报道，1957年我国社会总产值1606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388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4%，其中，工业总产值78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6亿元；农业总产值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4.8%；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3.32亿元，比1952年增长229%；财政总收入310.2亿元；钢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3%；煤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5%；粮食1.9505亿吨，比1952年增长19%。
 

“一五”计划语录

2009年08月01日17:22　　来源：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毛泽东(1956年8月)

　　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1956年2月)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2009年06月30日17:08 　 新华网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是指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家的大力援助，到1957年底胜利完成，使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建成了一大批重要工程，五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总值的1.9倍。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初步铺开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等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49年问钢的总产量760万吨的218%，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

 

 

“一五”计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生产的步伐，以工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70%和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占60%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二是1956年出现全局性的冒进，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7.35亿元，比上年增长70%，高于1953、1954两年的投资额，基本建设贷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30.2%猛增到48%，造成国家财政紧张。三是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为以后相当长时间留下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