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论坛十周年--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力量之比较研究

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力量之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八年杭战中，国共两党在敌后郊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杭战的政治路线，将沸击战王于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考察，发动民众，建立起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武装相结合的井击兵团体制，为敌后游击战的长期发展和取得天后胜利莫定了强大的武装墓拙。而国民党在敌后，由于将游击战五于从属正规战的地位，不敢真正发动民众参加杭战，因此未能建立起多种武装相结合的游击兵团体制，其敌后式装力t 呈单一化发展的趋势，主要以正规军和准正规军为主。在作战上，没有大童的中下层地方和民众武装的有力配合，在组织发展上得不到强大的民众武装的补充，其敌后井击战日益走向衰放的道路。本文通过对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武装力圣构成的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的探讨，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两党故后游击战不同结局的原因。
 关健词：国共两党 游击战 式装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双方都在敌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但是结局迥异：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3 万武装力量，到抗战后期，发展到正规军120 多万，民兵自卫武装220 多万。而当初在数量上相对于日本驻军和中共占优势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却日渐减少，作用也日益降低。史学界对两党抗日游击战不同结局的原因近年已有论述，但还有探讨的必要，。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特别方面，即由国共双方用于敌后的武装力量来评价双方游击战的成败。武装力量从广义上讲是指国家的正规军队及其它武装组织的总称。本文只从狭义的角度，就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敌后的武装力量作一比较分析。
一、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力量的构成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 年8 月，在洛川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会议规定：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并向平原发展①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只有3 万多人。中国共产党就这3 万多武装，在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探入敌后，打击日寇，成为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军。同时，抽调部分正规军组成各种工作队到敌后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武装起来，建立起“数百万脱离生产强有力的游击队”，也建立“数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② ，使之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助手。1941 年n 月，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中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既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 ' ，③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军事建设上，建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兵团”④ 体制。中国共产党对敌后游击战争中建立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种武装力量的标准、性质和任务、建制、指挥关系等方面规定如下：
 1 ．明确规定三种武装的性质和任务。彭德怀同志在《 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的报告中，对三种武装的标准和具体任务及相互关系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野战军是“完全脱离地方性”和具有“高度严密的组织性”的主力军。战时，“领导地方军粉碎敌人有计划的围攻与扫荡，求得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单独行动战术单位（大队即营）之一路或数路，夺取敌人某些必要的据点，开辟某些重要地区”，平时，要善于培养帮助地方武装和民兵。地方军是“脱离生产的地方游击队、地方正规兵团”，具有高度的作战“自动性”，须“坚决在划定的军分区及县的地域内斗争，保卫政权及党的领导机关之安全，保卫群众利益”，而地方游击队则要适时的“由小而大由弱而强逐级升为正规军”。民兵则是“不脱离生产的抗日人民自卫武装组织”，其任务是坚持本区、本村配合野战军和地方军从事“封锁消息，侦察敌情，破坏敌人交通，打击敌人便衣及武装汉奸”，掩护群众转移等战勤⑥ 。
2 ．明确规定三种武装的建制及指挥机关是彼此独立的。主力军受八路军总部指挥。在扩大编制或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不是吞并地方军，而是由自卫队、民兵、地方三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主力军在作战时规定地方军的一般作战任务，就这个意义上讲，地方军才是受主力军指挥的＠。地方军的建制为：“区应有约50 人枪的区游击队，县应有约200 人枪的独立营团。”其指挥机关分别为“区游击队归区的党政机关指挥；县游击营归县的党政机关指挥；分区则应成立指挥部，不由主力兼，地委书记应兼分区政委”⑦ 。自卫队和民兵也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由各级（由边区到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统一领导＠。在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领导之下，民兵“村设中队、区设大队、县设总队，统一指挥，统一调遣’，⑨ ，成为一个战斗体系。民兵平时在总的意图下，应受政府指挥，进行独立自主的活动，在配合主力作战时，应接受正规军或游击队的指挥。
　　3 ．明确规定三种武装之间应维持一定的比例。中共中央军委在《 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中规定：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之比，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开展稍晚于中共。由于处于执政党、执政府的地位，国民党不可能象中共那样于战争之初就直接开展游击战，而是在正面战场正面防御不断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才决定开展敌后游击战，并且主要依靠正规军、准正规军（地方保安团队）进行，其敌后游击武装力量体制较为单一。1937 年冬，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白崇禧提议“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会议经一番辩论乃作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但是，由于此时日军仍以主要兵力迅猛进攻国民党军队，国军溃败太快，而无法开展和组织有效的、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只有令被迫滞留敌后的部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如在山西的国军，接到大本营命令：由阎锡山率所有部队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阎锡山于是按行政区分七个游击区，把在晋的正规军分散到各区游击。这是国民党正规军担任游击战任务之始。1938 年10 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 月，国民政府军委会于湖南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研讨第二期抗战方针。会议决定，在第二期抗战中，大规模地开展敌后游击战。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正规军配合地方团队，深入敌后，发动广泛之游击战，像变敌后方为前方”。。此后，国民党即派出大批正规军担任开展游击战的任务。国民党军委会策定各战区作战要领：以战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为中心，于每战区内划分若干游击区，每一游击区内，配置若干游击基干部队，指定其任务，另组野战兵团一至二个直接指挥⑩ 。而“野战兵团与游击区，不分割集团军之建制，统属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使正面抵抗部队与侧面游击部队协同动作”。。据此，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基干部队和野战兵团几乎全是由正规军组成。如第三战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决定“刘建绪集团以李觉军及另配保安团之一部为基干部队，担任浙赣与杭雨铁路两侧第一游击区之任务，陶广军为野战兵团，担任正面作战。罗卓英集团，以万耀煌部为第一野战兵团，担任浙赣公路正面作战，罗卓英军吴奇伟部为第二野战兵团，担任杭微公路及京赣路正面作战，浙江省保安部队担任钱塘江两岸至杭微公路以南，王东原军担任长心宜城公路南，杭微公路以北，第二游击区游击之任务。唐式遵集团，以唐式遵军为野战兵团，担任正面作战及江岸守备，潘文华军为基干部队，担任宣城至芜湖公路两侧第三游击区之游击任务’啪。国民党其他战区， 包括特设的冀察、苏鲁游击战区，其游击武装的配置也大都如此。除上述由正规军担任游击战任务之外，国民党敌后游击武装力量中还有一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各种地方武装。抗战之初，由于国民党军溃退太快，未能有计划地留下部队领导地方武装。而对国军撤退后，各地自发组织的武装，则委以各种游击的名义或番号，让其在敌后游击。这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敌后武装有二部分，第一部分为国民党地方公务人员及地方武装组成的游击队；第二部分则是各地自发组成的群众武装，包括帮会、土匪及其它形式的武装。此外，还有战区内各县之保安团队及常备队编组的地方游击队，其司令多由各县县长兼任。例如，昌化地方游击队司令董中生，于潜地方程远启、临安地方何俊等。．由一县或数县地方游击队又组成某地区游击队，。随着敌后游击战的开展，国民党为了切实控制敌后游击部队，陆续制订了一些措施，不断收编整训这些地方武装。收编后的敌后武装以某某游击纵队、某某游击支队、某某挺进纵队番号出现，或直接转为正规军。
此外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也推行过国民兵团制度，除为正规军建立后备力量外，也想把敌后民众组织起来，配合正规军进行淤击作战。国民党战时征兵法令规定：" 18 至45 岁的男子都应接受国民兵训练，在不妨碍其生产的原则下，各县市编组实施”。。由“县长兼自卫团长，副团长为军人，辅助县长督练指挥自卫队。乡（镇）长兼自卫队大队长，村（街）长兼中队长。凡乡村壮丁成年后，均纳入组织，接受训练”，。在国民党各省中，只有廖磊任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时，在安徽省推行过国民兵团制度。具体办法为“凡于皖省境内之游击区，各县与非游击区之安全地域，县长兼国民兵团团长。… … 凡18 岁以上，45 岁以下之男子，皆须纳人组织，接受军训，与各军合作一同打游击，以打击敌人，保护地方政权”。。这种国民兵团制，本可收到全国皆兵、寓兵于农的效果。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具备，整个抗战时期，其国民兵团制“普遍推行的省份很少”。。
从上所述，我们可见，国共双方敌后武装力量表面上都是由主力军、地方游击队和民众自卫武装三部分构成．但有以下不同之处：第一，双方三种武装力量构成的比例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敌后三种武装力量中，以主力军为骨干，但其数量与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自卫武装相比并不占多数。随着敌后游击战的探入发展则更是如此。中共最初用于敌后的主力军只有3 万多人。到1945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军发展到120 万，民兵自卫武装22 。万。三种武装力量的构成恰好为一个金字塔形。塔顶是主力军（／又路军、新四军），而塔身和塔基则是大量的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自卫武装。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构成中，其正规军所占比重很大，其次为各省保安部队等组成的准正规军。据统计，到1938 年底，国民党在敌后的各种武装力量总数约六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有30 多万人。。抗战进人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通令所有战区均以三分之一的军队用于敌后，则大大提高了敌后武装力量正规军的比重。1941 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不下100 万（华北约有80 万，华中约有20 万）" ，。国民党专设的两个游击战区，所辖正规军也多。如，苏鲁战区，总计有正规部队7 个师，10 余万人，地方保安部队则达24 个旅15 万人以上。。以后，在整编敌后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将质量较高的游击队转为正规军导，更增大了敌后正规军的比重。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中的最下层，即民众自卫武装，由于其国民兵团制实行的省份很少，成为其敌后武装力量中最为薄弱的一层。因此，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又恰好构成一个倒金字塔形，头重脚轻，根基不稳。第二，双方敌后各武装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敌后三种武装在建制及指挥机构方面是彼此独立的。三种武装各有自己的建制和各级指挥机关，平时各司其事。但是，三种武装之间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在组织形式上，在不同的环境下，三种武装可以互相转化，即主力军转为地方军，地方军适时的升为主力军，民兵又上升为地方军。在作战时，三种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上，既各显神通，又互相配合和支持。在指挥上，为了保证军政步调的一致性，在各战略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军事大政方针由各级党委决定，而具体军事行动由各军事负责人决定，保证了各武装力量适时指挥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国民党敌后各战区游击部队，由各集团军派出有力部队组成野战兵团或基干游击队，在建制上是不分割的。而各地方武装组成之游击队，通过整编也并入所属战区游击序列，以战区司令为指挥中心，如，国民党第一战区游击部队序列为：总司令卫立煌下辖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孙桐营，副总指挥何柱国，豫东游击司令杜淑，豫南游击司令田镇南… … 这种建制指挥上的不分割性，貌视一整体，虽然保证了总体作战时的统一性，但是缺乏层次性，限制了各游击部队独立发展和行动上的灵活性。
由上述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起了由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武装相结合的游击兵团体制，国民党则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多种武装相结合的游击兵团体制，其敌后游击战主要依靠正规军、准正规军进行，与中共相比，其武装力量体制较为单一。
二、国共两党不同游击武装力量体制产生的原因
国共两党在敌后为何形成不同的武装体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两党自身性质的不同，还有两党军队性质的不同，以及两党在敌后实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不同。除此外，置抗日游击战于什么地位，敌后民众的动员组织的成功与否，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就抗日战争的总体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下，抗日游击战就不只是战术问题，它还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间》 等文章中，就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作了专门的论述。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象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的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广大国家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的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这段话精辟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何以要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考察，强调了抗日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地位与作用不是正规战所能取代的。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游击战争置于战略地位的高度，从而确定其敌后游击战武装力量构成的模式及发展前途，必然是三种武装力量相互结合的游击兵团体制。因为，其一，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以及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国的抗战是以游击战为主，正规战为辅。这就决定了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那么，仅仅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 万多武装”是绝对不够的。而必须以这3 万多人为骨干、火种，在敌后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组织各种形式的游击武装，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建设上，首先以主力军为骨干，深入敌后，打击日寇，与此同时，派出工作队组织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自卫武装，从而建立起多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游击兵团体制。以主力军为骨干，提高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水平，而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自卫武装的建立，又使主力军在敌后有了有力的助手和巨大的经过训练的后备力量。其二，由于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因此，“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 … 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因此，敌后游击战发展的前途必然是：由零星的游击战发展到大规模的运动战，零星的游击队必然向大规模的正规兵团发展拯。毛泽东指出：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为正规部队与正规兵团特。这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必须发展和扩大地方游击队与民兵自卫武装，以便于抗战后期，将他们逐级上升为正规兵团，投入大反攻。
　　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因战争之初就成为日本侵略者重点进攻的对象，所以，制定了由正规军、正规战、正面防御的总的战略方针。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虽开始大规模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但只是将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方式，将它置于从属正规战的地位。蒋介石在《 抗战检讨与必胜要决训词【 下］》 中说：“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是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 ．· … 要知到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不可视为一种奇巧的名称。’，摊蒋介石还特别强调，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各地所称为游击队的，只能叫做“别动队”；而由正式建制部队，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才叫做“游击队’，材。浙江省保安司令朱家弊说，“从事游击战，决心杀敌，其精神至可钦佩。惟此仅战术之一，决无专恃游击战可以制胜之理’，尽。这些材料说明，国民党领导层对游击战在抗战中所具地位认识的局限性。在这种从属思想的指导下，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主要依靠正规军和准正规军进行，也就不足为奇。在敌后军事武装力量的建设上，则着重发展扩大正规军编制，而不注重发展巩固中下层地方武装力量。反而不断将初期委以的地方游击武装通过整编，使其转为正规军，纳入正规军指挥系统。何应钦也说：“自第二期抗战后，游击战重干正规战，但担负游击战之主要部队，仍为开入沦陷区之正规军，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摊。当然，国民党派出大批正规军到敌后，有限制敌后共产党武装力量发展，与共产党争夺敌后地盘的目的。因为，国民党决定大规模开展敌后游击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在敌后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如果仅靠敌后那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地方武装的话，是很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相抗衡。为此国民党必然要派出大批的正规军到敌后与中共争夺地盘。如果说，抗战之初，国民党采取正规军、正规战作正面防御的战略是不得而为之的话。那么，在正面防御战略方针已失败的情况下，在相持阶段到来后，在已决定大规模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后，并没有将其战略方针作适时的调整，不将游击战置于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考察，反而将游击战置于从属、配合正规战的地位，则是及不可取的。这也是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的构成表现为以正规军和准正规军为主，并呈单一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
　　抗日游击战争是敌后民众反侵略愿望和行动的凝聚体现，是敌后民众直接参加抗日的最好方式。在当时社会上对游击战的论争中，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游击战的组织成分是一种民众的武装，它在平时都是民众，战时都是武装。他们在一个游击区域内，除了军事工作外，更能做生产工作韵。这些人士还指出：用抽壮丁的强制方法来征募补充正规军，不但效力不大，而且增加了逃避兵役的难民孙。国共两党之间，在战争中民众的作用问题上看法根本不同。国民党认为军队“爱护人民”是重要的，但战争的主体说到底是政府和军队，民众只是客体。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把民众作为战争的主体。因此，两党在敌后具有完全不同的民众动员的方式和经过。
　　中国共产党于战争之初就实行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对建立敌后民众武装组织非常重视。朱德同志给抗日游击战战争下的定义中说：抗日游击战争就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我们指明它是抗日的，以与其它的游击战争分别开来；我们指明它是大众战或民兵战，以与正规武装部队的战争分别开来’，另。刘少奇在华北正规战尚未结束时就指出，将民众组织武装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具有政治上军事上的伟大意义与光明的前途。他说：“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 如果真能在华北动员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那么，这一件事实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下列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 … ”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挺进敌后之初面临的困难也是十分大的。但是八路军、新四军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打开了局面，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如新四军在华中，当初“民众害怕新四军，不肯留士兵在自己家里寄宿”、“民众的抗战情绪低、缺乏抗战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作为保卫地方和人民生活的卫士，显示出了最优秀的品质。连日军也承认“其出色的政治工作绝对超过其他派系的军队”．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抗日状况：尽管日本方面的机关“严令立即报告（新四军的去向），农民也不报告”。通过抗日宣传，对民众进行了彻底的民族主义教育，新四军成功地将“生活的逻辑”同“抗战意识”结合起来了舫。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在敌后实施利民护民的政治经济政策，调动敌后民众生产和参战的积极性，建立根据地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同时着手建立民兵自卫武装，把建立民众自卫武装当作建军计划的重要部分，把民兵、地方游击队和正规军作为三位一体的军事组织。由各级党委、各个军区抽调许多优秀干部参加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工作，人民政府用各种方法提高民兵的政治地位，奖励民兵英雄。军队则抽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发给民兵，并帮助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因此，在敌后各根据地，民兵和自卫队的组织，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减租减息、民主参政等群众运动的开展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这些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方式选举自己的小队长、分队长和中队长等，并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机关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起了数量大大超过主力军和地方军的民兵自卫武装。当时的美国驻华史官谢伟斯在向其国内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经过深人细致和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进行群众动员。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消灭了原由的‘民团’而代之以新成立的民兵”幼。国外研究者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动员群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它的地方部队和民兵”的组建。。并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是，“有力的领导，党的纪律，正确的政策，军队的指挥和素质’，等等。
　　国民党政府于战争之初，在动员民众参战的宣传上也是十分重视的。他要求国民有力出力，有钱的出钱。但是，实际上，国民党的面向战争的民众动员，是“强制地抓民众充军和向民众转嫁负担’，。。因此，国民党政府战时的民众动员无论是在中国未被日寇占领的地方，还是在敌后，都是极不成功的。自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动员民众的工作只停留在“开会、游行、呼口号、贴标语”上，而没有实际措施调动民众的参战积极性。就连国民党中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承认，战时的民众动员工作做得相当差。白崇禧在《 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 中，分析抗战遭受局部失利和挫折的原因时指出，“过去只有军队的全体动员，没有民众的全体动员”特。陈诚在总结第一期抗战经验与教训时也指出：“动员民众，过去成效确实甚微。”原因之一是“只有法令而没有实际行动，动员只成了一种纸上空谈’, ＠。这些领导人还纷纷提出如何补救的办法。白崇禧说：“我们要打破这当前的困难，非把沦陷地区的民众通通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领导他们作抗敌运动不可。’，转陈诚指出，今后在敌人后方主要的工作是，发动民众，消灭伪组织，组织武装队伍，打击敌人。
　　然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一直未能解决战时民众动员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严重的缺陷和不当”问题。在战时，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主要表现为实行义务征兵制。在敌后，国民政府于1939 年规定游击战区募集壮丁办法：由各战区司令长官设法募集，即以之补充其建制缺额，。但是，其战时的募集壮丁“有一多半都公然进行贿赂和不正当手段”, “拉壮丁买卖壮丁公然进行’，。。其征兵制的苛刻和不平等，使“国民政府失去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贫民的民心”鹅。又由于国民政府派到敌后的部队大多是杂牌军，旧军阀的残部，这些军队的纪律、政治信念、素质等都不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以前驻守城市，过着悠闲的生活，而且脱离人民。到贫困和人口稀少的山区和湖沼地带进行艰苦的游击战，对他们来说一点也没有吸引力。他们“不采用共产党人的办法，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这样作”。他们在敌后不实行有利于民众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反而“苛政暴敛和过渡的征兵”，使人民无意于生产，并把军队视为他们的敌人特。这种单方面的过重负担，不仅剥夺了民众参加抗战的意愿，而且使民众产生了厌战情绪，新兵的逃亡及农民为了逃脱拉壮丁而去当土匪的现象比比皆是。当时社会上就有人谴责这些军队，说他们不是到敌人后方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领导群众的斗争，却在“自己的后方乱委名义，收编土匪”，这简直是“假游击队之名，以扰乱地方”，。遗憾的是，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始终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国民党在敌后始终未能建立起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强大的地方民众自卫武装，从而失去了一支巨大的经过训练的后备力量，致使其敌后武装力量的构成日趋单一。
　　三、不同的武装力量体制对两党敌后游击战发展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自卫武装相结合的游击兵团体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者的关系好比一支手的骨、筋和血肉，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正规军是骨，地方游击队是筋，民兵是血肉。这种游击兵团体制在敌后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能够长期坚持下来，而且还能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最终实现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反攻。第一，由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游击兵团体制，在敌后游击战中既具有广泛性和大众性，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同时，又具有极强的正规性，在政治上、军事上呈现出空前的坚韧性、顽强性、持久性的特点。在敌后战场上，三种武装力量既互相配合和支持，又各显神通，成为打不跨砸不烂的抗日武装队伍。八路军、新四军是主力军，是骨干，他们的存在，则大大地保持和提高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水平。他们在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寻机打击敌人的进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在战场上则配合主力兵团去完成较大的作战任务。民兵自卫武装给正规军、地方军以莫大的帮助，如了解敌情、地形、群众条件、作向导等，使正规军有了耳目、手足，更可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除此外，他们也能独挡一面，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其长处，创造出有声有色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交通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同时他们还创建了许多有特色的地方游击队，如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雁领队等。于是在敌后战场上，形成各自为战、村自为战、全民皆兵的局面，体现了游击战争的群众性和广泛性的特点，极大的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日本侵略者在尝到民兵苦头后，也把民兵称为“八路”、“便衣八路”、“八路外围”等。华北日军认为，“八路军这种‘逢弱便打、遇强则退’, 武力与‘农民阶层紧密结合’的作战方法，是日本军队在作战中遇到的新问题”扬，而不得不对日军进行对付这种游击战的训练。日本侵略者已被这种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得顾此失彼，交头烂额，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不能自拔。“有了这三者的互相配合，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无法摧毁我们”。第二，三种武装力量相配合的游击兵团体制，在战略上还蕴含着强大的渗透性和广延性。朱德在《 论抗日游击战争》 一文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抗日游击战争是民众的抗日学校… … 那里能训练和锻炼出百折不挠的铁汉、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从这种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队伍，补充到国民革命军中或者创立成为新的兵团，他们的胜任愉快是毫无疑问的。抗日游击队的前途，是保卫中国抗御日寇的正规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种武装力量不仅在战场上互相配合和支持，在组织形式上，又可互相转化。在敌情严重时，主力军可化整为零，施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大型部队小型化、群众化的原则。在日伪顽的夹击围攻下，避开其锋芒，在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支持下，经受住日寇的反复“扫荡”“清乡”“蚕食”，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也经受住长期战争的考验，他们的坚强与壮大，也使正规军有了受过训练的兵员补充。在情况好转时他们又适时的逐级上升为正规军或发展为新的主力兵团。因此，到1944 年，当局势一好转，“中国共产党再次获得主动权，命令各地部队迅速扩充力量”。。到1945 年9 月，中国共产党已能宣布，其控制地区拥有近一亿人口，正规军扩大到120 多万，民兵发展到220 多万，转变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在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完成了从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军、正规战发展的战略转变，实现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反攻。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游击兵团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敌后游击战能够长期坚持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 … 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3
　　国民党在敌后因未能建立起多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武装体制，其敌后游击战则主要依靠正规军和准正规军（地方保安团队）进行，民众自卫武装力量相当薄弱。因此，其敌后游击战虽具有极强的正规性，但是缺乏广泛性和大众性，难以发挥出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大大地降低了敌后游击战的效能，未能达到其顶期的目的。而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大多数也没有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这种较为单一的游击武装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如下弱点：第一，这种以正规军、准正规军为主的游击武装，在敌后游击作战中，常常背离游击战的特殊规律性，往往将敌后游击战打成正规战。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对游击战术的原则也不乏正确的论述。如在军事政治部制定的《 游击战纲要》 中，就要求游击队在敌后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击虚．… … 故攻坚、硬战、死守等皆须力求避免喻。蒋介石在致阎锡山电中也要求“化整为零，最多以一旅为单位”, 要“昼伏夜行，密探夜袭”。。但是，由于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主要是由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构成。而“正规军组成者装备稍优，但官兵不惯游击战”．由“民团、警察所组成者，装备训练较好，熟悉地方情形，惟不惯游击战”和。而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正是由这些成分所组成，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不擅长游击战术，并且他们也不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具有游击战的实践经验。在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难免会放弃游击战主动、轻便、灵活、突袭、变化无常的优势，将敌后游击战打成敌后正规战．例如国民党敌后部队对日军搞了许多“攻势”作战，诸如“春季”、“夏季”、“冬季”攻势等，这种“攻势”作战，声势很大，但消耗也大，而且收获小，与游击战的特殊性相背离，实际上成为正规战。另外，在反击日寇的残酷“扫荡”作战中，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不是采取化整零，正规军地方化、群众化的办法，以避开敌人的进攻锋芒，而是照搬过去正规战的打法，采取大兵团作战，分兵堵口，步步为营，打阵地战，节节抗击。结果是打又打不赢，走又走不掉，损失很大。1941 年5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大举进攻中条山根据地时，驻守中条山的卫立煌部就是如此打法，激战一周后，中条山根据地丧失．庞丙勋在太行山根据地也是这种打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种一个亲自参加过敌后游击战的国民党军官，也指出他们当时的打法是不符合游击战原则的。他在《 鲁西游击与反游击》 一文中说：“民国32 年春天，在陇海铁路南北打击日军，虽然是真枪实弹，炮火连夭，但在本质上应当是游击战，可是那种硬拼硬打正规战法，是不合游击战原则的。”。国民党派出大量正规军担任敌后游击战的任务，具有极强的正规性，能保持和提高游击战的水平，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敌后游击战指挥者的作战思维方式也就往往不能脱离这种“正规性”的框架，不能按照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去思考问题。在指挥作战中，那种“正规战”作战的思维定势常常不自觉地在发挥作用，使其敌后游击战常表现为正规战的打法。因此，尽管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在敌人的“扫荡”进攻中都进行过较顽强的抵抗，但由于未发挥游击战的优势，多以失败而告终。第二，这种以正规军、准正规军为主的游击武装力量，由于没有广大的民众武装作基础，难以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国民党整个敌后武装力量的结构中，除多数是正规军，准正规军外，还有部分地方游击队。这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地方游击队，成分复杂，素质低劣，军纪荡然，号令不一，往往是抗敌不足，扰民有余。当时就有人指出“以组织游击队的名义，把他们集中起来，而又不能控制他们，训练他们，自然那些‘对民众游击’的事情，成为半合法状态，而且骚扰得更可怕了’，林。国民党后来也对地方游击队进行整训，但效果不大。另外，国民党敌后下层民众武装组织又未广泛建立。因此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在作战上，地方军由于上述状况而不能起到配合主力军作战或独立作战的作用。而下层民众武装力量的缺乏，又使正规军得不到适时的帮助，如了解敌情、地形、作向导等，犹如失去了耳目和手足，难以在作战中取得胜利。就其正规军之间也矛盾重重，有中央军与地方军、嫡系军与杂牌军的矛盾。在作战时也很难作到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与策应，共同打击敌人。如在山东，日寇“扫荡”于学忠部时，沈鸿烈不予支援。这种无密切配合和支持的作战，难以发挥出总体战的优势，不能最后取得胜利。在组织形式上，几种武装又难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实现互相转化。而“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则又是游击战惯用的一种形式。能否实现组织形式上的相互转化，是其敌后游击战运用自如的关键。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敌后正规军在这点上的差别作了一个比较。他们认为，" ‘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尤为共军之拿手戏… … 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击溃尚为容易，而共产党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开之小组皆为有机体”．。由此可见，国民党敌后正规军在敌情严重时难于实现地方化、群众化，大型部队小型化的游击原则。而中下层武装力量的薄弱，使情况好转时，正规军又缺乏经过战争考验的受过军事训练的大量兵员的补充。
　　总之，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体制的单一性，在敌后实践中暴露出的弱点，对其敌后游击战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从1941 年以后，在日军的反复“扫荡”“清乡”“蚕食”和封锁下，国民党敌后游击根据地及部队大多在政治上民心丧失殆尽，经济上陷入困境，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失利、挨打的局面，敌后部队降的降，逃的逃，出现了“降将如毛，降兵如潮”的局面，其敌后游击战逐渐走向衰败的道路。到1944 年，还在敌后的只有三部分地方性的军队，总过“不过2 至3 万人”。
　　
结语
　　　　　　　　　　　　
国共两党在敌后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双方都为此目的作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只是结果截然不同．不可否认，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取得了一些战绩。但是，与同时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相比，这一战绩又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当初相对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数量、装备、军晌上占有极大优势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上，所获得的战果却不尽如人意，其游击战的发展结局则更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而中国共产党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时的美国驻华使官谢伟斯就充分肯定共产党人取得的这一成就。他说，“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论，情况就恰好相反。战争使他们发展壮大并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他们“从抗日战争开始几乎一无所有，在华北、华中一个很大地区里，不仅保存下来，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在那些地区里，他们正继续牵制着大量日军’，。。而造成两党敌后游击战结局如此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所论及的武装力量体制仅是其原因之一。由于本人掌握的史料有限，因此只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两党敌后游击武装力量作一初步的对比，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同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