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瑞：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

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

陈先瑞 

改组领导班子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12月10日送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我和军区的郑维山、李雪峰、吴德、吴忠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都拥护毛泽东的批示，决定先开军区党委常委会，然后开党委扩大会贯彻。19日、20日，军区党委常委会连续开了两天会。与此同时，中央也决定召开华北会议。 

19日，毛泽东在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中央决定，北京军区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也参加这次华北会议。 

我们接到中央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通知后，立即通知全军区师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到京西宾馆报到，河北省革委会及省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到会了。1971年1月9日后，当时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人也被并入华北会议。这次军委座谈会，在并入华北会议前，已经开了有一个月，因此，被毛泽东批评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两个会合到一起后，北京军区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是叫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  

会议分为小会(北京军区、天津、河北省负责人)、中会(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全体人员)三种形式进行。会议由李德生、纪登奎主持，黄永胜、李作鹏到会不讲话。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黄永胜、李作鹏到会不讲话的缘由。会议按照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围绕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活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等问题，深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严厉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时对刘子厚和我的所谓“严重错误”也进行了批判。 

江青以庐山会议上“反林有功”的姿态，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并作了多次讲话。她又把所谓“二月逆流”，“杨、余、傅事件”，杨勇传达批萧华的问题等提出来，把会锋转向了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她编造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紧接着一个班底”，“你们就是相信聂荣臻、徐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她还造谣污蔑、怒斥北京军区的领导干部，说“郑维山在解决晋东南武斗问题时向我要开枪权、扫荡权”，“陈先瑞让文工团一个吹小号的人坐他的车，用他的红机子(当时我并没有这种电话机)跟踪我”。她还让军区一名副政委和一名军长站起来，罚站训斥。 

对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我很不理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江青为什么对北京军区的仇那么大，对军区的一些人和事记得那么多。她在一次会上点了军区十几个人的名，而且在每个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破口大骂。说军区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为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翻案，同她作对；又说军区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文艺口“支左”时反对她，等等。她声嘶力竭，胡言乱语，主持会议的李德生、纪登奎也无可奈何。会议期间，江青还让与会人员看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有关日本军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几部电影，尔后胡说：“北京军区也是企图挟天子令诸侯，搞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当时的江青位高权重，许多人半信半疑地认为她讲的话不是个人意见。会议被江青搞得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有两位军职干部和两位师职干部，被搞得心脏房颤，有的送进了医院。 

1971年1月24日，华北会议召开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即北京军区与军委座谈会的人都参加的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结论性的讲话。26日，李雪峰、郑维山在全体大会上作了检讨。华北会议只开过这两次大会。大会后，改组了北京军区。改组北京军区的命令没有在大会上宣布，而是采用个别谈话的方式宣布的。命令免去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别任第一和第二政治委员。27日是春节，历时一个月零10天的华北会议结束了。 

春节过后，北京军区以各省军区、各军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军区党委召开机关全体干部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传达贯彻华北会议精神，深入“批陈整风”。这次会议又开了一个多月。会议过程中，不断传来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这使北京军区的会议不断升温。会议进一步深入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路线错误”。郑维山靠边站了。我作为郑维山的同伙，受到了面对面的批判。同时还株连了军区几位领导和机关的一些部长、副部长。会议抓住这些人不放，批判的调子很高，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对先后历时两个多月的华北会议和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我认为，有正确的一面，就是深入批判陈伯达，也有错误的一面，就是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纠纷，冤枉了一批同志，损害了团结。 

我多年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38军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影响很小，毛泽东对他的活动的估计却如此之高，对北京军区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我觉得，这是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起了作用。 

当时的情况是：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北京军区参加会议的除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几位外，我和郑维山、尤太忠、郑三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全会上发表了讲话。24日，各组展开讨论。 

北京军区与会人员编在华北组。全组正在讨论林彪的讲话时，陈伯达来了，并在会上发了言。陈伯达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南方口音极重，听起来很费劲儿，但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我基本听清楚了。 

同陈伯达一起来华北组的还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同志。陈伯达讲完后，汪东兴接着也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 

当天晚上，李雪峰、吴德、解学恭三人签发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简报上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对此，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简报上还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小组会上，没有人说、简报上也没有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这次小组会议以后，再没有开小组会。由大会秘书处通知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会议由此停顿。与会人员当时对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并不知详情，但都觉得事情没有完。 

九届二中全会于9月6日闭幕。对会议的传达贯彻问题，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说：“在中央没有下达正式文件前，会议情况不准透露出去，回去只讲会议公报，会议精神先向主要领导同志吹吹风。”据此，北京军区与华北各省、市到会的领导同志作了协商，决定军区各军、各省军区领导干部分别参加所在省、市的传达，尔后，各军级单位自己组织部队学习会议公报。九届二中全会的公报，一反寻常地于9月10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报》对全会上的斗争只字未提，照例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全会号召“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军区党委和部队把传达学习的情况及时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写了报告。 

这次全会后，毛泽东是从庐山乘火车回北京的。9月16日，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当天中午我接到李雪峰的电话，让我和郑维山下午五点到丰台火车站专线停车处，毛泽东要接见我们。郑维山当时在军区内蒙古前指，赶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前去，我是和吴德一起到达丰台车站的。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军区分片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部队学习会议公报的情况。毛主席肯定了北京军区分片传达的做法。接着询问部队情况，我把部队的思想、战备、训练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事后，我通知郑维山回来，召开军区党委全会，传达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并向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写了报告。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针对庐山会议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爆发的斗争很注意，并不想仅限于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而是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林彪反党集团在军队的势力。这些办法，就是他自己说的“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他对38军报告的批示是“抛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掺沙子”、“挖墙脚”。 

华北会议批判陈伯达的大方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对会议涉及的诸多事情，无需评论是非曲直。但是，有几个问题是应予澄清的。一是会议对人事的处理是错误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反映大家意见，建议宪法设国家主席之职，历史已经证明是对的，不是什么“******之罪”。二是“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的问题。当时除了中央能够阻止陈伯达之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各地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北京军区没有请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三是“太上皇”一说。这也不是事实，从根本上说中央文革当时是全国各地的“太上皇”。四是林彪对毛泽东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这纯系捏造。北京军区没有与陈伯达狼狈为奸，不存在“没有很好打通思想”的问题。38军的报告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是正确的。但是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北京军区这不是事实。说“陈伯达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保定问题”极其复杂。38军与河北省军区各支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38军支持的一派坚决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当时却为中央所信任的。所以“保定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陈伯达。 

“九一三”事件之后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九一三”事件受到空前未有的震惊至今还记忆犹新。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30分，我被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李德生打来的。李德生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周恩来总理在那儿召开紧急会议。从李德生那不同寻常的语气中，我预感到发生了大事情。 

凌晨两点多钟，我赶到人民大会堂。当时，只有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在场。周恩来神情严峻地对我说：“林彪跑了，现在情况不明，北京军区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李德生司令员看看我，然后对我说：“你立即回军区机关，把作战、机要、通信部门和北空指挥所严格控制起来，没有总理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部队。”我站起来，对着周恩来和李德生说：“坚决服从总理的命令。”便转身离开，赶紧驱车急驰军区机关。 

赶到军区机关时，天还没亮。我让作战值班室立即通知军区领导，马上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会上，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和李德生司令员的意见，与会人员都表示，在关键时刻，坚决听从党的指挥。一连几天，我和其他军区领导都住在办公室，坚守岗位，按照分工抓好自己分管的战备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没有出任何问题。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北京军区按照中央部署逐级向部队作了传达。不久，正在进行的“批陈整风”运动变为“批林整风”运动。运动中，不断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批示，中央陆续批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广大指战员对林彪事件的发生感到极大震惊，对林彪一伙制定《571工程纪要》策划谋害毛主席、发动******政变的罪行表示了极大义愤，对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示坚决拥护。后来，中央又陆续批发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之二)和《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等三个材料。军区组织干部战士阅读这些材料，联系部队实际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肃清林彪在部队的影响。结合批林，还组织部队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六本书，学习毛主席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和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通过学习，提高干部战士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批林整风”运动，比较系统地批判了林彪的罪行，使部队认清了林彪一伙的真实面目，提高了对极“左”倾向危害性的认识，给“左”的狂热思潮降温，促进人们冷静思考，对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和军事训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左”的，又有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问题也不少。 

回顾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运动，我认为，总的说来是稳妥的，但发生过几个问题。一是前文说到的又一次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这次把“华北山头主义”与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了。毛泽东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写到：庐山会议上华北组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按全会简报编为第六号)“是一个******简报”。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大将。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中央批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政变斗争》(材料之一)中也说，经过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脚。”这一《谈话纪要》和“材料”，把北京军区的问题说得很严重，纲上得也很高，运动中批判的规模、声势就更大了。就是在这一次，说郑维山是这个“山头主义窝子里的窝主”，我是“副窝主”的。二是批判“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战士运动”。毛泽东在《谈话纪要》中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个一好也许带得好，也许带得不好。”毛泽东在10月4日接见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毛泽东指出“四好连队”运动中的形式主义，“现在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是正确的。但是，部队在贯彻毛泽东这一指示中，批判“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战士”，曾一度引起思想混乱。“四好”、“五好”内容没有错，是搞了多年的、千百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许多人在这个运动中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喜报送回家乡，事迹记入档案，终止“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战士运动”是可以的，批判则是不妥当的。军区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作了纠正。三是对某军政委和山西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1972年12月，北京军区党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讨论深入“批林整风”问题，会上对这两位同志进行了批判。某军政委与林彪在历史上没有瓜葛，在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时，他说“不能以人废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八作风’，还是对的”。这个话没有错误，却被以“为林彪鸣冤叫屈”而受到批判和免职审查处理。那位副司令员分管山西省国防工办工作，参加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和国防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根据周恩来谈的纠“左”精神，要求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他主持召开的山西省国防工业会议，就是贯彻国防会议精神，并写了会议纪要，列举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十种表现，要求把“批林整风、开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群众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当时，周恩来在各个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恐慌和不满，形成了批极“左”与反批极“左”的尖锐斗争。新华社记者把山西省国防工办的做法写了一期内参清样，发到中央各领导人，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这样，这位副司令员便在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左”还是极右的尖锐斗争形势的背景下，受到了严厉的错误批判。  

北京军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还按照上级要求，认真清查了与林彪集团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我与郑维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有过一些接触，郑维山被关押起来，成了揭发清查工作的重点对象。对此，我心里是坦然的。在工作中我与林彪有过接触，但是，我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任何阴谋活动。在清查中，我主动地、如实地讲清了与林彪的五次接触情况。第一次是1967年5月，林彪为军区《战友报》题写了刊头，我和郑维山带着机关的两个同志去取，在林彪那里，我们说了一些感谢的话。第二次是1967年11月，我和郑维山到林彪处汇报“三支两军”工作情况。第三次是“九大”期间，林彪接见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的领导同志。第四次是1969年10月14日，“林办”通知我与郑维山到林彪家去，陪同林彪到南口一带看地形。我们到林彪处后，林彪说有外事活动，没有去成。第五次是1970年7月，我和郑维山到林彪处汇报北线设防问题。这五次到林彪那里去，纯属工作关系，是有案可查的。我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之外，也没有任何私人联系。至于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制定的《571工程纪要》中，把38军列为“借用力量”，把某坦克师一个团列为“基本力量”，这是他们的痴心妄想，我坚信他们是调不动北京军区一兵一卒的。 

为了划清同林彪的界限，我向组织作了多次认真检查交代，讲清了与林彪一伙接触的所有事，并把每次与林彪接触的谈话记录全部上交中央专案组审查。但是，我的交代与检查，总是有人不满意，过不了关。最后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说：“陈先瑞我了解他，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我才得以过关。 

触怒江青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在林彪住处查到林彪肯定孔孟言论的一些材料，便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阅后，认为林彪的思想源于儒家，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便提出了“批林批孔”。 

“四人帮”抓住毛泽东这一想法，立即组织人员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经毛泽东“同意”转发后，用中央文件形式于1974年1月18日印发全党。1月24日和25日，正值春节期间，江青突然在首都体育馆接连两次召开驻京部队和国家机关干部参加的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和迟群、谢静宜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这样“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批林整风”运动忽然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 

对“批林批孔”运动，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我从“九一三”事件中汲取了教训，对江青一伙插手北京军区部队有所警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没有紧跟江青，没有吹捧她，因而触怒了江青，又一次招致挨整。 

“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多次插手北京军区部队。她抓了北京卫戍区某师6连和保定某军8连，作所谓“批林批孔”的试点。她以个人名义给连队写信，送了上百种材料和书籍，如《儒法斗争史讲稿》、《孔丘和儒家的丑态》、《历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资料》、《三字经》、《论语》、《弟子规》、《神童诗》、《女儿经》、《名贤集》、《四书评》等等。这些书，连队干部战士读都读不懂，联系“批林批孔”更难对上号。江青就派人去参加，组织阅读、批判，收集情况，然后直接向她报告。2月4日和6月20日，江青先后两次把连队部分干部、战士召到北京，当面听发言，汇报，作指示。她还抽调一名连队指导员和五名战士，到湖南搞了三个多月的调查；派战士到全国各地的“批林批孔”点上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未定稿)，并收集了解情况。江青还到天津某军九连，直接听发言和汇报，观看军事表演，又打靶、骑马、照相，并亲自唱“样板戏”。她到保定某军八连时，还仿照毛泽东颂南京路上好八连诗的韵律，作了两首歪诗送给部队。胡诌“孔孟道，流毒广，帝修反，因袭用，为了扫除害人虫，必须批林又批孔”，等等。她到部队颐指气使，胡言乱语。对此，我是很有想法的。 

江青不仅自己到军区部队去，还派没有军籍的记者到军区机关搜集情况，规定记者可以参加包括军区党委常委会在内的所有会议，看军区的所有文件，还可以查阅档案材料。对这些“无冕之王”的行动，我既热情欢迎又保持一定距离。有的记者还真有些“作王”的感觉，但也有人政治上很敏感，如《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觉得势头不对，要了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皮手套，到驻内蒙古的边防团去了，再没有到军区机关。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向我说，他不参加军区无“批林批孔”内容的会，不看“批林批孔”以外的文件，也不写《内参》。我觉得，绝大多数记者政治上是清醒的，他们有他们的职责。 

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江青的亲自“关怀指导”下，搞得乌烟瘴气。军区于2月、3月两次召开军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传达江青接见六连、八连的讲话。8月，召开基层“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江青让天津火车站工人代表和蓟县小靳庄贫下中农代表介绍“批林批孔”经验，让某教授作儒法斗争史报告。这次会议，开了近一个月，印发的经验、资料及书成堆，散会时有的军级单位不得不用卡车拉走。在全国“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那时叫“三箭齐发”，在北京军区却是乱箭齐发，又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问题翻腾一遍，军区机关二级部以上的一些领导同志，又受了一次批判。这回给我算了一次总账，查了我14个方面的所谓错误。

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头脑比较冷静。这一方面是“九一三”事件后，有所醒悟，另一方面是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叶帅接触多了，知道了一些情况。“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叶帅就给看了毛泽东2月15日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上的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挟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后来，叶帅还向我说，毛泽东7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当面批评了江青，并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宗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975年，叶帅给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同志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毛主席讲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我向叶帅汇报过江青插手北京军区部队的情况。在我调成都军区工作时，叶帅同我谈话，还说我对“四人帮”的认识是比较早的，要我到成都军区后继续注视“四人帮”的活动。 

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我早就有反感。我一向采取避而远之的办法，有时开会为避免见面便绕道走。江青也看出了我对她的态度，总想找机会报复一下。“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京剧团150多人下放到张家口驻军锻炼，按原定的锻炼时间和计划早已到期，可是国务院文化部不让这些人回京，说京剧团反江青，反对文艺革命，不要他们了。当时正好我到部队检查工作，京剧团就派代表找我，把剧团下放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当时北京军区正筹备演“样板戏”，需要这些演员。我回京后请示周恩来总理，提出把这个团收归北京军区，作为军区的京剧团保留下来。周总理说：“你这个意见很好，以你们军区的名义写个报告来，我批一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精神，这个团很快被改为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京剧团了。为此事江青大为恼火，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我和江青在这件事上“结下了仇”，江青对我耿耿于怀，有机会就想整我。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到处说：“陈先瑞是紧跟林彪的，是郑维山的同伙。”她到天津某军活动时，向该军军长、政委说：“陈先瑞是哪路人马，何许人也?”纪登奎对我的处境感到忧虑和不安，他曾以关心的口气劝说：“你抽时间到6连、8连去看看，那是江青抓的点，看有什么经验，帮助总结一下。”我说：“正因为是她的试点，我才不去，别去了说错话。刚刚反过陈伯达是华北的太上皇，她现在的做法与陈伯达有什么两样!”没过多久，江青在京西宾馆开会，让她抓的试点单位介绍“批林批孔”经验。纪登奎又对我说：“你去听听会，了解下情况，对开展军区的运动有好处。”我说：“她开这类会我不去，如果是军委或总部开会我去。”我没有去参加这次会议，陪陈锡联到北京军区北线看地形去了。 

京西宾馆会议后，北京军区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江青在京西宾馆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将要结束时，我回到北京。当晚，纪登奎就给我打电话，说明天军区会议结束，你做个总结讲话。我对军区召开这次会议情况很不了解，一再推说不能讲，可纪登奎却一再说让我讲讲后会议就结束。就这样，我根据自己对“批林批孔”的理解，讲得很随便。我说：“对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还不够理解，现在要一面学习一面搞运动，在精神上需准备挨点批，挨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想到，我的讲话内容很快就被河北省军区的人告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按捺不住对我的怒火，于5月12日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纪登奎、陈锡联写信，说“陈先瑞不带头批林批孔，不作自我批评，把矛头指向群众，借批林批孔发牢骚，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得不力”等等，弄得北京军区领导很紧张。 

在江青写信的当天晚上，军区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陈锡联、纪登奎传达江青的信，对我进行批评。我于5月13日向江青写了检讨，经陈锡联、纪登奎转给江青。我在检讨中说，江青“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我的错误的严重性，这是对我的关怀和挽救，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时，对我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有重要意义”。其实，这个违心的检讨，是陈锡联、纪登奎同志为保护我过关，亲自帮助写的。在那种高压下，不得不低头。 

写了检讨也没有解江青的恨。不久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说：“陈先瑞不批林批孔，历史上也有问题，要审查。”周恩来打断了江青的话，说：“陈先瑞的历史是红的。在陕南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时很有影响，是我派人与他联系的，以后一直在延安。解放战争初期，毛主席把他派了出去。让他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时，毛泽东还问过他的情况，说陈先瑞大闹过华山，国民党赏几万大洋要他的人头呢。”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才使江青的阴谋一直没能得逞。也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能在军区领导岗位上工作。(本文由江为民整理)■ 

《百年潮》 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