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产阶级集体“焦虑”

各国中产的非典型烦恼

 美国：上学、旅行都差钱

36％的美国人如今表示，无力再继续向退休账户里存钱了；43％的美国的退休账户里存款余额不足1万美元；在过去一年中，24％的美国工人表示由于经济恶化打算推迟退休。

  这样一组看似枯燥的数据，隐隐暗示着美国的中产阶级正面临危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以教育为例，由于金融危机，州政府进一步缩减教育开支，学校只好涨学费。以拥有20多个分校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为例，今年学费比去年上涨了204美元。而过去五年来，这所学校的学费累计上升了1710美元。

  在此背景下，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处境最为尴尬：富人子弟不缺钱，穷人家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申请救济而且成功率很高。但中产阶级子女既缺钱又不一定符合申领救济的资格，于是他们只好去申请学生贷款。

  印度：家庭主妇投身职场

 老中产阶级通常来到孟买这样的大城市比较早，抓住了经济改革的机遇，他们仅靠房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但这些家庭的收入主要依靠男性家庭成员，对于以经营公司为生的中产家庭更是如此。

今年68岁的拉克家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迁居孟买较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买下了两处房产，而在这二三十年间，房价上涨了二三十倍。不过，拉克并没打算卖房子，他们一家三代5口人住在一套三居室，另外的一套两居室则用来出租，每个月租金和人民币将近2万元。

拉克自己还开了个公司，现在已经交给儿子打理。公司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却也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拉克的夫人和儿媳都是家庭主妇，雇有两个佣人、一个司机。生活富足的拉克已经去过迪拜6次了，对拉克这一阶层的人来说，出国旅游往往会首选欧洲。

比利时：就业成了新问题

比利时人生活中最大的支出就是住房和食品，其中住房在许多家庭的开支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对在一家中资公司工作、月薪2500多欧元的劳拉说，自己现在租了16平米的一个小房子，每月租金就要400欧元，正准备租住的公寓的月租金要850欧元。劳拉表示，从长远来看肯定还是买房子更合算，但是单身的她现在还无法承受。

除去这两项，比利时人在其他方面就不需要太操心了。从教育到医疗再到养老，国家的一系列福利政策为人们解决了诸多后顾之忧。

以教育为例，从幼儿园（接收两岁半以下幼儿的托儿所除外）到大学的收费水平都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公立学校费用低廉，一些教学质量较好的私立学校的收费也在人们的承受范围之内。以比利时的幼儿园为例，孩子每个月只需交50多欧元的饭钱，学杂费一年10欧元，学校组织观看演出或者外出游玩每次也只是5欧元而已。一个月下来平均费用不会超过60欧元。

中国：没房子，不敢“中产”

 “我哪算中产阶级，无车无房无孩子，三无人员。”一见面，张小平就无奈地对记者说。

  河北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张小平2004年来北京闯荡。最初在一家计算机类杂志社工作，由于自己工作勤奋又能干，月收入经常在8000元上下浮动。在出版社工作的女朋友每月也有6000多元的收入。

  那时两人的生活过得很“小资”，几乎很少在家自己做饭吃。然而，2009年底，张小平失业了，婚后买房计划也宣告泡汤。

  “2008年底刚开始看房时，东五环外的房子均价7000一平米，当时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一犹豫就拖到了现在，房价每平米已经涨到了一万七。”张小平说，这几年，他的财力在不断积累，却远远赶不上房价的增长速度。

  “我知道很多人都面临和我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个体的原因，必然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张小平感慨道。

  在北京上地一家大型软件公司上班的周琦也面临着类似的困扰。他和妻子工作不错，收入不菲，算是标准的“中产”家庭。原本他们一直没想买房，直到今年年初妻子意外怀孕，才意识到该有个固定的家。不过周琦无论如何算计，在动辄数百万的房价面前，他备感无力。
 
给世界各国中产们画群像

《绝望主妇》成为经典美国中产生活教科书

  美国中产面临“崩溃”

  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最近几年日子不太好过。美国学者在金融危机前就提出，美国中产阶级内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使得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有“崩溃”的风险。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在《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一文中指出，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重心位置，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中产阶级的上层和富豪阶层。

  美国中产阶级分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许多城市都有所谓中产阶级社区，然而，最近几年以来，许多赚了大钱的专业人士纷纷离开这些社区，搬到新兴的富人区去了。而在加州和夏威夷这些物价较高的地方，由于生活费用上涨，许多下层中产阶级人士不得不搬离原来居住的中产阶级社区，另择廉价居所。

  金融危机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分化和困顿更为明显。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夫妇不得不双双出来工作。而据美国媒体报道，如今许多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即使夫妇双双工作都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

  美国媒体曾这样形容：过去美国的社会结构像维多利亚时期女人上小下大的裙子，而现在则更像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沙漏。换言之，曾经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正在日渐式微。

  欧洲中产忧心养老

  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的中产阶级仍然过得滋润，不过，也不可能悠闲度日。今年27岁的杰西卡一边工作一边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再有一年就毕业了，丈夫弗朗斯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会计师。夫妇俩有两个儿子，一个两岁，一个只有三个月。他们算是典型的比利时的中产阶级。

  婚后，他们在市郊买了自己的房子，各种手续办下来花了9万多欧元。杰西卡说，他们税后的月收入有3000多欧元，只靠自己也负担不起，还得靠公婆帮忙在银行抵押贷款。现在房子每月的月供需要八九百欧元，占了日常开支中的很大部分，另外让她感到有压力的是孩子上托儿所的费用，两个孩子需要500欧元。

  杰西卡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们的时间太少了。早出晚归，回到家后还要做饭打扫卫生，安顿两个孩子。时间总是很紧张。”她说。

  没有这些烦恼的劳拉忧虑的则是养老问题。劳拉告诉记者，欧洲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导致各国政府的养老金支出日益庞大，公共财政不堪重负，不少国家都在考虑进行养老金改革，或者提高退休年龄，或者减少养老金，因此要想保证退休之后的生活质量，早做准备还是很有必要的。

  中印中产压力沉重

  最近几年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产阶层也在迅速发展壮大。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教授李春玲介绍，1988年，以收入标准定义的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城镇中所占比例不到1%，而2006年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在城镇中的比例接近9%。同时，中产的收入增长速度自2001年以来正在加快，2001至2006年的五年间，比例增加了5个百分点，即平均每年增长1%。

  她告诉记者，最近几年，随着国民收入增加，以收入标准定义的中产阶级比例增长幅度应该更大。

  而印度很多人抓住了经济改革带来的机遇，收入可观，生活富足，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今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印度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即超过3亿。不过，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多数压力沉重。

  米塔尔女士是新德里信息咨询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年收入有50万卢比（1元人民币约合6.6卢比），但因为害怕失去这份工作，她经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结婚10年了不敢要孩子，平时也没时间做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餐馆里靠吃快餐过日子。

  “我根本没时间做饭。”她说，许多同事都和她情况类似，经常加班，担心失业，担心孩子不能进好学校读书。

  在中国，同样有很多中等收入者生活在压力中。肖雪是北京某媒体的中层，丈夫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收入不菲。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儿子，还有两处房子，衣食无忧，可以经常旅游。不过，肖雪总感觉压力大。“不是来自工作，是担心孩子的教育。”她告诉记者，幼儿园还好，可以多花钱进私立的。但是要是想让他上个好的小学，就得买学区房。

  “我和丈夫商量过买学区房的事情，5万一平米，买了房子，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我们也都是有体面工作和房子的人，但是在这个城市，这实在不算什么。”她无奈地对记者感叹。

中产生活咋就那么累？

中产阶层的一个特点是收入较高，但来源单一。每当经济有大的波动，或个人生活遇到突发事件时，中产阶层的脆弱性就突显出来。经济危机袭来，中产阶层面临减薪、离职等压力，竞争更加残酷。当前，经济波动较大，房价大幅上涨，中产们要么望房哀叹，要么成超级房奴，工资收入在月供、孩子抚养等开支上精心分配，把个人消费降到较低水平。收入的单一性让他们苦苦支撑，多重压力交织在一起，生活的幸福指数几乎降到了最小值。

中产生活的烦扰还远不止这些。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人往高处走这种想法在许多中产看来难以实现，精英阶层对优质政治经济权利的垄断，压制了中产阶层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许多基本的诉求无法表达，合理的权利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生活完全被固定在经济领域，这对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而言，更增加了几许压抑和苦闷。

中国中产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发展处于关键阶段的真实反映。换言之，中国中产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发展不落入“发展中陷阱”，中产者就有望脱离苦海，得到期盼已久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详细

“中产阶层”难解“休闲悖论”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６日专电（记者舒静）他们永远放不下工作，却又有意休闲、渴望休闲；他们的职位、薪酬越高，休闲的时间和自由反而越少；他们平日里盼着放假，一放假却又更累；他们越来越重视休闲，但又说不出休闲的准确内涵。

  他们工作体面、衣食无忧，他们有钱，但未必有闲。他们有机会总想去旅游，去放逐，年轻的偏爱欧美大片、原版书籍，年长的喜欢爬山散步、访亲会友。摄影、打球、写作、瑜伽，他们尝试着培养一项或几项兴趣爱好。

  这是中产阶层典型的休闲生活。而当人们“跑步进入”中产阶层时，休闲生活真能“跟上趟”吗？>>>

中产社会集体倒退？

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经撰写《中产阶层美国的终结》一书，引起不小的轰动。该书透露出一些中产人士颇为窘困的生活状况。克鲁格曼说，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层占据社会重心，可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

美国并不是这一情形的孤例，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普遍贫困化正在蔓延。

法国中产阶层在二战后三十年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法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当时中产阶层普遍对未来生活感到乐观且有保障感，堪称是法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法国中产阶层开始普遍出现一种焦虑心态，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持续高于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的情况下，许多理论上处于中产阶层位置的人无力购买其同样属于中产阶层父母居住地同等环境的房产，而不得不置业于房价更便宜的区域，因此产生了“身份倒退”之感。

脆弱的“夹心层”

中产者曾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拥有光明无比的未来，被誉为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夹心层。

在金融风暴爆发后，那些享受千万年薪下台的华尔街高管不断引起轰动，但更普遍的事实是成百上千万的中产阶层集体失业。人们常常叹息于所看到的关于富人身家大幅缩水的报道，但富人有着更丰厚、更多元化的资产，有更大能力来吸收冲击。至于穷人，他们通常远离金融市场、与房产无缘，收入并无实质上的变化，政府也不愿意遗忘了他们而背负指责。所以，真正可能被冲击到的，就是中间的夹心层。

在老牌的发达国家，这个夹心层通常都占据国家人口结构的一半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超过90%。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对国家的经济贡献最大，但同时又是极为脆弱的一群，他们往往有少量“资产”，例如一两套房产或市值缩水的股票等，不大可能靠这些东西在短期里重新“生产”出新财富。一旦因经济形势不佳而失业或者因一场大病、一次意外事故而丧失元气，容易很快向下沉沦，跌入工薪和贫民阶层。

以韩国为例，中产阶层作为韩国社会的主要部分，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发展到逐渐减少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曾达到顶点。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1995年中产阶层比重曾高达73%。但其后开始下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呈锐减之势，仅1998年一年就减少超过1个百分点，其后每年减少0.55个百分点，至今已累计减少10个左右百分点。受2008年发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这一递减趋势还可能恶化。

稳压器还是加压阀

在社会学看来，中产阶层早已不是一个财富标杆的象征，而往往被认为起着政治“稳定剂”和“缓冲带”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不仅可以积极缓冲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而且具有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北欧等富裕国家，这种功能性尤为明显。

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其实行的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从而保证了芬兰的长期稳定发展。

芬兰的中产阶层主要由白领和小企业经营者构成，主要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医疗护理人员、会计、教师、政府和私人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小型服务行业的经营者等。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较高文化知识和较强专业技能，拥有稳定的收入，并具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享受较高的生活品质。

富足而安宁的生活是芬兰中产阶层的人生目标。他们在勤奋工作的同时，注重个人修养，尽情休闲，享受生活。在消费方面，芬兰的中产阶层也相当理性。他们注重收支平衡，量入为出，主张适度消费，而不追求超前消费。“知足常乐”是他们心态的真实写照，而这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拯救“社会脊梁”

发达国家的执政者正日益达成这一共识，中产阶层是西方社会的“脊梁”，若这根“脊梁”被折断，西方市民社会将走向毁灭，复兴中产阶层的呼吁愈来愈响亮。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上任后第10天即成立中产阶层工作组，任命副总统拜登为主席。奥巴马认为，“美国经济实力可以通过中产阶层的实力来衡量”。拜登则说，“中产阶层强健等于美国强健”是他所领导的工作组的指导原则。

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尽管中产阶层是按多种综合标准划分的概念，但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仍是工资，因此保证就业成为奥巴马政府帮助中产阶层的核心任务，他特别重视通过加大对住房市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为中小企业减税等来创造就业。

而在英国，自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后，英国经济遭受重创，一些企业倒闭。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金融服务业受损最大，许多白领失业，一夜间由有着稳定收入的中产阶层变成了贫民。为了帮助中产阶层度过这场危机，英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鼓励银行恢复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维持最能“制造”中产阶层的中小企业的生存；拨款4000万英镑对公司高管、职业经理人和其他失业人员进行求职培训；动用1300万英镑资金向失业人员提供心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