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

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         1899年生，父亲缪芸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参加创办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缪伯英1917年7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结识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何孟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常去看书读报、听演讲。中断女师大的学习，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北京工读互助团1919年12月成立，是王光祈等人发起的。自愿结合，无政府主义色彩，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设四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缪伯英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的憧憬，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　　“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失败。第三组难以维持，缪伯英与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洁(朝鲜人)是坚持到最后的4名成员。此事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妇女杂志》刊登她们的照片。消息传到长沙，“不要钱的书不安心去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长进”。缪芸可深知女儿的为人，未加干涉。在北京大学参加活动，使她在女师大推迟一年毕业。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19人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9月，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又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团员之一，参加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一次思想论战，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小组。北京共产党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5人入党。        缪伯英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女党员，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最早的一名女党员。        1921年秋，与何孟雄结婚。被同志们称为“英”、“雄”夫妇。北京地委书记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罢工。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做妇女部工作，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宣传马克思主义。8月，遵照党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又南下南京，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彭声名狼藉、不学无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愿与他共事，挂冠离去，北京学生爆发挽蔡驱彭运动。从南京回来的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立即转赴武汉，2月6日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历数彭允彝的罪行，呼吁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鼓励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湖北女师学生坚持斗争。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罢工因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几个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散发，以唤醒工人继续斗争的勇气。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女高师临近毕业。党内出现叛徒，在狱中供出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北方区委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缪伯英当天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回长沙乡下老家。不久，冯玉祥发动政变，把北洋军阀曹锟赶下台，原军阀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通缉，不了了之了。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从枫树湾来到长沙。长沙是缪伯英早年读书的地方，一女师是她的母校。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附小任主事。何孟雄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养病读书，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留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请她任湘区委第一任妇委书记。3月湖南团省委执委会指定“平之、述凡、子璋、罗问哉(女)与CP妇女部缪伯英联合组织一妇女运动委员会”，缪伯英为主任兼做宣传。    　一女师附小除缪伯英外，还有几个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民，任附小庶务。他们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因该校坐落在落星田而得名）。“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民主管理学校。缪伯英的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议论，有人向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饰，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在缪伯英主持湖南妇女工作期间，正值大革命高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长沙举行盛大的悼念会，身为悼念会筹备处职员的缪伯英在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在她的组织下，第一女师附小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不久，青岛、上海相继发生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运动，声援青岛、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此，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    　缪伯英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头发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湖南的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下令对长沙实施戒严，“宣传过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一批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25日，26岁的缪伯英生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由她母亲照料。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她与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一道，在会上揭露和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任大会主席。她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又与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组织了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在会上，她做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示威游行时被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杀害。消息传来，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运动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与周以栗、张汉藩3人担任常委，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迎接北伐军入湘的斗争。3月11日，赵恒惕被迫辞职”，12日，自长沙逃走。不久，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交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被派到武汉，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暗地里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她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帮她带小孩、搞家务，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武汉陷入白色恐怖。党中央转入地下，9月迁上海。10月党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缪位荣、何重九同行。缪伯英任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任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缪伯英在华夏中学任物理教员，化名廖慕群。        1928年3月生女儿何小英。斗争环境十分险恶，他们住在租界，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1929年10月伤寒病辞世，30岁。
　　缪伯英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遗体也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她的两个孩子在龙华监狱监禁一年多，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二人失散，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