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闻:是梦华录,也是思痛录

是梦华录,也是思痛录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0年09月02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罗韬


《现代学林点将录》胡文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40元
风云过尽,残阳如血。这一百零八将之中,不违故志者,能得几人?
□罗韬
这部《现代学林点将录》,与其说是一部人物志,不如说一半是现代学术的“梦华录”,一半是现代学人的“思痛录”。
文辉以曲折传神之笔,析入毫芒之思,刻画百年之间的学林英雄,随类赋彩,气韵生动,读来如登凌烟阁,但见个个功业煊赫,气象肃烈,须髯凛然,扪之有温。而掩卷之下,四顾茫茫,但觉风流已过,英雄不作,象床无语,宝帐萧萧,剩有谯周称老,更难掩学林的空寂寥落。
遥想当年,风云际会,人物翩翩。现代学术之繁荣,莫过于20世纪的前五十年:大概以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翌年科举废止作开端,而以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为极盛,以1954年批胡适运动作结。这五十年也可称之为“新子学时代”。此时西学逆传中国,风披草偃,其中德国思想精于运思,英美学术擅于实证,其对国人之影响,更大于佛学初来。又正值王纲解纽,经学衰微,道术既裂,诸子奋起,以海滨为邹鲁,以旧京为稷下,各因其才性,立一端之说,骋一偏之长,上欲以其道易天下,下欲以其学解古今。或左倾或右翼,或承清代朴学之绪,或盗西方社会科学之火,高明者崇史观,沉潜者尚史料。学者之间,既有鹅湖之畔相与论辩的激情,又有乾嘉之际往还函驳的理性。观点相敌,法度相师；明若互异,实为互补。正如黄宗羲所言: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
王国维评价有清一代学术,谓“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见《王国维遗书》第四册《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而“新子学时代”之学,可谓兼有气局之大,学理之精,思致之新。如胡适之学,树范式,辟新境,开后来无数门径,此不可谓不大；又如汤用彤之学,由博返约,凡树一义,取证细密,坚确不移,此不可谓不精；再如郭沫若之学,借西镜以观古史,推翻前垒,号令全改,此不可谓不新。至于眼界之宏博,方法之缜密,识见之超越,学派之发达,都可谓千载一时!回想起来,这真是中华学术史的“华胥之境”。所以说,这是一部“学术史”,更是半部“梦华录”。
梁启超曾提出撰写学术史四大必要条件:网罗各学派之齐,提勾各学说之要,实录各家见解之真,缕述各家人格之全(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黄宗羲》)。揆诸《点将录》,庶几近之,而尤重在标示诸子学问的深造自得之处；对于学派的异同纷纭,多能平心探讨,排比资料,融会群言；而间下己意,辄如老吏断狱,片言解纷,议论在“肯与不肯之间”,如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每每在互校短长之处定去取。此见辨章学术,循名责实之功。
百载苍黄,世变遽剧,人文学者既有“其命维新”之责,复负旧邦继绝之任。开新之学,沾溉后人,启迪来者,随着时浪推排,已如盐之在水,虽形迹渐泯,实无处而不在；而存亡续绝之学,则如矿物之结晶,贞刚而光辉,日久而弥新。
王国维自任文化托命,于天崩地解之顷,以一己性命,维护纲纪之尊严。当日军犯华,中原板荡,陈垣、余嘉锡等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借古喻今,以寄寓亡国之痛、陆沉之忧；1949年以后,以俄为师,此时学者,纵能明志于法西斯,终不能祛魅于乌托邦。唯二三子,能固守其志,陈寅恪抱独立自由之义,虽举世非之而不惑,著述皆别有寄托；钱穆则依回于国门之下,开书院以自膺其薪传之责。传说中之河汾讲学、铁函著史,一时俱见于岭表炎方之地。西方文化自希腊罗马以降,新旧相斫,古今断裂。而汉文化数千年一贯,每一朝代所积累之文化精粹,不因一姓兴亡而全废,不因异族入主而绝灭,不因外来思潮而湮没,其潜在之因,难以一概；而其有形之凭借,往往赖遗民以作断藕之丝,其气虽微,而前代所凝聚之精神价值、文献英华、制度精义,不但赖之谨守而勿失,潜行而不绝,更因斯人之沉忧悲愿,与世运相感激,益发彰显其潜德之幽光。此最见学者之文化担荷,亦一代学术之深度所在。
1954年底,开展批判胡适运动,全面废“子”尊“经”,完成百年学术思想史的彻底转折。也正是这一年的上半年,陈寅恪发表《论韩愈》一文,揭示韩昌黎阴效“新禅宗”之法,而严申夷夏之大防。于我看来,其要旨在“法可学禅、统须辟佛”八字,实寄寓其对独尊一经,全面师俄的深忧。法可学禅,新学可以焕发旧统,隐然反映前五十年学术之要义；而统须辟佛,中土不可独尊西经,则是悬为此后五十年历史之炯戒。
是年之后,中国学林进入“新经学时代”,可以注书,难以立说。此时旧邦一新,山河一统,君师一体,治民如兵,政教浑然。虽说罢黜百家,学归一经,毕竟势高于道,今厚于古,故而先是悬置马恩之“经”,半用列斯之“律”,而真正大行于世者,实为当世之“论”而已。所谓“经学时代”,实是以论代经之时代,此亦“新经学时代”之新也。
郭沫若之学,尚属根柢于“经藏”,及至后来,亦著述为难,极而自请焚书。郭尚如此,众何以堪?可知文化生态失衡,将何止于偏荣偏枯?百年之间,知识分子自期于启蒙民众,而终归于自我改造；朝为木铎,暮为刍狗,其中士心依违,灵魂挣扎,岂易言哉!文辉于难言之处着言,月旦人物,原情定过:对于坚忍于世途,历经苦难,而守志不失者,则重加嗟慕；对于受裹挟于世潮,身不由己,目不及背者,通过语境还原,寄予理解之同情；对于趋时党附,曲学阿世者,则不为尊讳,直笔书出。这是学术消长史,是学人出处考,更是一代知识分子之思痛录。
风云过尽,残阳如血。这一百零八将之中,如阮小七安身梁山,不违故志者,能得几人?倒是多似卢俊义之蹈水,武松之废残,吴用、花荣自经,张横、穆宏客死异乡,李俊、童威乘桴海外。点将台前,后继寥寥,《哀江南赋》所谓“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土不还,寒风萧瑟”,这又岂止是学林之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