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心武 爱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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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刚下早班，车间主任魏师傅就把我叫去了。
我随他走到用三合板隔出来的、当作办公室用的车间一角。魏师傅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咦，他怎么呈现出那么古怪的一种表情，仿佛他突然不认识我了，或者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忍不住“噗哧”一声乐了出来。
“你呀你呀，好一个孟小羽！”魏师傅线条刚毅而皮肤粗糙的方脸盘上，一双不大而放光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与关怀的复杂表情，他晃动着裹满老茧的右手食指，喃喃地说：“没想到你也搞起对象来了......你还早啊，急什么呢？等你到了亚梅的岁数，我给你介绍个顶呱呱的的－－你希望什么样的，到时候尽管告诉我好罗！可你现在......”
我好纳闷。谁向魏师傅“告密”了？难道是我自己不谨慎泄露了“天机”？似乎都不是。于是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说：“瞧您都说了些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魏师傅先是缓缓地摇头，然后叹了口气，随之从工作服胸兜里掏出个对折的信封递给我：“传达室老贺送报纸时候一块捎进来的－－那小伙子连邮递员都信不过，亲自把它送到传达室来啦！”
我慌忙接过封口处粘得死死的的信封，一见信皮上那熟悉而亲切的字体：“孟小羽亲启”，心口那儿就象装上了个马达，而且顿时就觉得脸颊在往外放热。我撕开信封，只见信纸上头简简单单地写着：“买到大华电影院三点一刻的票－－《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别晚。”我本能地伸腕一看表：两点过八分！又本能地一转身，正要往外迈步，身后传来魏师傅威严的咳嗽声，于是，便扭回头诚恳地对他说：“魏师傅，你放心－－我明天把什么都告诉给您！”
魏师傅显然不可能马上对我“放心”，但是我却对魏师傅一百个放心。我理解魏师傅的心情。他对我们车间文化大革命当中陆续参加工作的八个青工思想上的指引、工作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怀，简直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当面跟他顶过嘴、犯过倔，背后却简直找不出一句埋怨他的话来。
我匆匆忙忙地跑进更衣室。别人都走了，只有亚梅还在仔细地用小立体梳，对着更衣室里唯一的一面缺了角的长方镜子梳头。在我们车间的八个青工里，她是年纪最大的，这一九七八年一到，她就该满二十八岁了。她正在公开“搞对象”－－谁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连前几年把她管得紧紧的魏师傅，半年前还给她介绍过一个小伙子呢。她见面后很满意，只是后来了解到这小伙子母亲有慢性病、弟妹又多，便“拉吹”了；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满意”的，那优点这些天连我都能倒背如流：“大学毕业，工资不用分给家里，个人还有几百元的存款；会木工活，为准备结婚已经陆续打好了大立柜、一套沙发和一个一头沉书桌；单位有宿舍，据说很有可能分到半个单元；表姐是文工团合唱队的，所以看演出很方便......”
我几下换好衣服，挤过去对着镜子用手抿了抿鬓角。这时亚梅一把抓住我，附在我耳边兴奋地说：“嘿，赶明儿你想照像，甭客气，跟我说一声好啦......他有架海鸥牌的，装一二0胶卷......”
我微微一笑，想说几句话，可是没说又咽了回去。我想说什么呢？想问她：“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呢？你摸透了吗？你－－爱他吗？”我想，归根结底，你亚梅不是嫁给照像机以及那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你要跟他度过今后的一生呢。倘若他一旦没有了存款折、大立柜、照像机以及许多现在吸引你的东西，你将怎么同他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呢？
我怕亚梅伤心，我没把这话说出口。况且现克也没有时间。可是亚梅并不轻易放跑我，她神采飞扬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条拉毛大围脖，抖开围到头上，硬挽着我胳膊往镜子跟前凑，兴奋地睁大着双眼皮的鼓眼睛，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问我：“怎么样？配得上我这件呢外套吧？”
说实在的，我吃了一惊。洋红的拉毛围脖配宝蓝色的呢外套，撇开我个人的口味不论，十个人里怕得有七个要说刺眼－－可是我这个团小组长不应当在这类非原则性问题上去干涉一个同志，便含混地点点头说：“嗯啦。”
当我终于摆脱了沉浸在幸福感当中的亚梅，登上开往大华电影院的电车时，已经是两点二十五分了。
二
我坐电车人来不坐座位－－即便有空座位也不坐。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四人帮”把社会风气搞坏了。不少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上车不排队，坐车抢座位，自己坐在位子上，旁边站着一位颤颤巍巍的白发老大娘，或者是一位抱孩子的大嫂，居然可以无动于衷。他们为什么会丧失了起码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我心里常常发痛地思考这个问题。七六年八月，正是唐山震灾发生后不久，有天下班我上了电车，发现一个留小胡子的青年人坐在单座上，他身旁一位神色疲惫的老大爷吃力地抓住吊环，仿佛随时可能晕倒。“小胡子”不时翻眼瞥那位老大爷－－他那表情，分明是嫌厌老大爷不够整洁的衣裤险些蹭着了他雪白的混纺衬衫。不光是我，周围的几位乘客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鼓起勇气命令“小胡子”让坐，忽然，一个沉着坚定的声音响起来了：“同志，请你站起来，让这位老大爷坐下！”
我抬眼望去，发命令的也是个小伙子。他穿着一身看去很和谐的灰色衣衫，宽宽的肩膀，阔阔的额头，细黑修长的眉毛下，双眼闪着钻头般有力的光芒。
“小胡子”抱着双臂，满脸不屑的神色：“我不让。又不是我一个人坐着，谁爱让谁让。”
这时候老大爷开口了：“算了吧，我站着行呀！”
倒是另一个座位上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站了起来：“您坐这儿吧！”
老大爷叹了口气，坐下了。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
可是发命令的小伙子仍然目光灼灼的望着“小胡子”，用听起来心平气和的声调问：“你能不能讲讲你的道理－－为什么不给老年人让座？”
“小胡子”立即耸着身子，理直气壮地吵了起来：“凭什么给他让座？我知道他是不是地富反坏？你要想坐叫声‘哥儿们’，甭假门假事充好人！......”
胡揽蛮缠的人我也见过一些，可是象“小胡子”这号“高质量”的，倒是头一回碰上。周围的乘客大概和我的心情也差不多。大家都愤怒地瞪视着他，有的还出声叱责：“真不象话！”......
我两眼紧盯着引起我好感的那个青年，他眉毛跳了一跳，一句一顿地对“小胡子”说：“总有那么一天－－你要后悔的！”
电车到站了，他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下下了车。我从车窗里望着他那厚实的背景，直到看不见了为止。当晚在日记里，我记下了他留给我的强烈印象。
后来我发现，每当我上中班的时候，便很容易在电车上碰到他。他总是一上车便站到车尾角落那儿，掏出一扎外语单词卡背着。他在哪个工厂工作？或许他是个技术员？有一回，那已经是揪出“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开春的一天，他上车站到“老地方”以后，兜里掏出来的不再是厚厚的单词卡，而是一本夹着铅笔的袖珍外文书。他翻开书，用铅笔轻轻点着，翕动着嘴唇，不顾车行造成的身体摇摆，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因此我猜想他大概是某个研究所或设计院的“后起之秀”。
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那个时间电车上人不多。车上空出了好几个座位。售票员招呼我和他－－只有我们俩站在车尾那儿－－“同志前头坐吧－－小心拐弯站不稳。”
我微笑着拒绝了。如果说，前几年我那坚决不坐座位的心理状态中，还包含着对“四人帮”造成的坏风气的一种挑战成分的话，那么，现在仅仅只是一种习惯罢了。
售票员是个乐乐呵呵的胖大嫂，她直率地望着我和他，笑着说：“一对怪人！”
这时候，我和他才有了头一回对视。他微笑地望着我，一双眼睛仿佛在问：“难道你也有上车决不坐座位的习惯？”我耳根那儿仿佛爬了上蚂蚁，忙把头低下来了。
打这回以后，他上了电车见到我，便浮出一个淡淡的微笑，然后还是靠在车尾一角读他的外文书。
据说真正的爱情有时会开始在一个偶然事件上。但细想起来，偶然当中往往体现着必然......四月中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开始正式发行的那天早晨，当我跑拢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的时候，等着买书的队伍已经老长老长了，我后悔自己没有更早到来，同时禁不住用眼睛在队伍中搜寻熟人－－不是想“加塞儿”，而是侥幸地想：每人许买两本呢，也许，能说服熟人把买到的书分给我一本－－就这样，我在第二十六个位置那儿发现了他，而他也恰好一眼看见了我，当然，我们同时都微笑了。
“你看，我来晚了......”这是我对他说的头一句话。
“不要紧，我分给你一本好了。”他爽快地回答。
就这样，我们“正式认识”了。当我和他一人拿着一本包着粉纸的五卷，走出新华书店时，不由得随意交谈起来。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长安街上。当我听他说上午也恰好休息时，心里别提有多愉快。我们互相询问着：给周总理灵车送行那天，你来了吗？站在什么位置？悼念周总理的诗集买到了吗？你最喜欢哪一首？你最早听到揪出“四人帮”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正在干什么？高兴成了什么样子？......啊，原来他和我有着那么多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真愿意跟他这么一直谈下去。可是，当走拢东单十路汽车站时，他站住了，简单地同我告别说：“我要上这个车，有点事得去办。”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句什么，也许是“谢谢你帮我买到了书”，也许是“好吧，遇上你我很高兴”，反正，当他乘坐的公共汽车远去时，我忽然变得那么怅然若失，而又那么心旷神怡。我抬起头，望见澄碧的晴空衬托着白杨树那饱含汁液的枝丫，上面的穗状紫花已快落尽，带茸毛的小叶正在春阳下闪着嫩绿的光泽......我意识到，那期待中的、神秘的、难以向哪怕是最贴近的人诉说的感情，终于袭上了我的心头。
第二天，当我们在上班去的电车上再次相逢时，除了互致微笑而外，自然而然地交谈了起来。
“你也学外语吗？”他掏出一本英文书拿在手中，亲切地问我。
“正听日语广播讲座－－我叔叔是个日语翻译，他能辅导我。不过，我现在花工夫最大的是文学......我喜欢读中外古今好的短篇小说。”
“自己也写吗？”
我慌张地点了点头。
“我也喜欢文学。”他仿佛看出了我内心的羞怯，诚恳地说：“不过，现在好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好象还不太多......我喜欢契诃夫的、莫泊桑的、欧·亨利的；中国的，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春夜》，还有孙犁的《山地回忆》......读过了，隔一段时间还想再读一遍......”
我心里象流过了一条温暖的、明净的、铮琮鸣响的小溪。在我接触的同代人当中，几句话就能使人感到这般知心的，他真是唯一的一个。
每次总是他先下车，这回下车以前，我们约好第二天一早到北京图书馆去。
接下来的十几次约会，也都是到北京图书馆去。我们每次分手时说好下次到馆的时间。开头，我发现他同我一样有着严守时间的好习惯，我们总是前后脚地来到存物处的窗口前；不过，有一回我因为表拨快了，早到了一刻钟，当我穿过柏树墙当中的甬道时，偶然朝柏树墙的缝隙中一瞥，恰好发现那当中不但有高高屹立的华表，而且有焦急地朝大门口翘望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发现我已经提前到达。我没有招呼他，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支配下跑进了图书馆前厅。我以为他随后就到，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就来。直到一刻钟以后－－那正是我们约定的时间－－他才仿佛刚刚到达似地走了进来。我没有截穿他的秘密，但内心里感到非常幸福。
就这样，我们在分手后盼望下一次相会，我们在相会后共同坐到安静的阅览室中读自己心爱的书。常常是这样，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开，在短促的对视中汲取一种无名的力量。然后又俯首更用心地读了下去......
不知不觉地，北海公园正门前那几株梧桐树的大叶片已经泛黄。满城都有人在谈论大学招生的事儿。这一天，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出来，边走边谈地穿过了北海大桥，来到团城侧面的梧桐树下。我们站在那儿，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告诉他：“我想写一些关于青年工人的小说，激发我们的同龄人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去拚命劳动、创造......我觉得也许不去上大学中文系更好，我要把工厂和整个社会当作我的大学！”
他使劲地点头，额上的发尖跳动着，热情地支持说：“好！我要去考考外语学院，不过，倘若考不上，我也不会‘流自来水儿’－－我研究过生活里的这一部分现象：‘科班’出身的未必都是金刚钻，‘草台班’出身的也未必都是铁疙瘩。取消‘科班’是荒唐的，迷信‘科班’也不对......写小说，好象从来都是‘草台班’出身的更厉害一些呢！”
真喜欢听他这些话。我想到亚梅在我宣布不考大学时竟“哟－－”地尖叫了一声，并且用两只拳头擂着我脊背笑骂着说：“怪丫头！把你肚子里的墨水倒给我该有多美－－考上了一毕业就是四级工的待遇呀！”......对比之下，更感到他是多么能理解我......
就在这一天，当暮色降临时，在紫禁城的筒子河岸边，呼吸着马缨花的芳馥气息，他先是轻轻、后是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没有松开......
这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住在同楼的冯姨。她六十六岁了，却一直没有成家。我对她油然产生了一种怜悯的感情。我抢过她那并不沉重的手提包，一直帮她提到了家。我决定今后要更加主动地帮她干一些家务事－－我心中盛满了那么多的幸福，我愿意尽可能地去帮助在某些方面欠缺幸福的人......
但是，两天以后，当我和他在电车上刚一相遇，我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仿佛我要拒绝幸福似的：“我一个月之内不去图书馆了......”
他眉尖微微一颤，笑着，并不是开玩笑地问：“怎么，为了写一篇绝妙的小说？”
我也笑着，更加不是开玩笑地说：“先不考虑写小说的事儿。我们车间成立技术革新攻关小组了。每天班后都要坚持战斗，肯定得开它十几二十个夜车，魏师傅连铺盖卷都搬进车间了......他点名让我参加，开头我态度不大坚决，后来我也贴出了决心书......”
他仿佛并不是明知故问：“开头不大坚决，为什么？”
我白了他一眼：“傻瓜！”
他头一回当着我红了脸......
就这样，我们整整一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在这一个月里，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但没有褪色，而且在重温和假想的会晤中，变得更加真切、更加可亲可爱了。在攻关战斗中，魏师傅表扬我说：“小羽呀，你一个人真有两个人的劲呀！”我心里暗笑，魏师傅啊，你算说对罗！可是，魏师傅却一直到看见今天他送来的这个信封，才发现我的的确确不是“一个人”了。细想起来，这很奇怪，难道当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新刀具试车零件时，那眼光和整个神态里所流露出的异样成分，不就是爱情的力量吗？魏师傅怎么就视而不见呢！专能探听别人秘密的亚梅甚至今天还蒙在鼓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
电车还要开七站才能到大华电影院，我有充裕的时间仔细地想一想。
越往深里想，我就越觉得有个“爱情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今年满二十五岁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后来到中学参加了红卫兵，再后来是到农村插队，前几年又由农村来到了工厂。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是在童年时代就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徒步长征、在沸腾的革命浪涛中学习游泳、接受着应接不暇的新鲜事的熏陶、在广阔天地里磨炼......使我们从小就懂得思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随时自觉地把个人、家庭、所在的集体、触及到的一切人和事，同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优点。但是，我们也有不幸的一面。那就是由于“四人帮”的疯狂干扰破坏，使我们在接受正确道理的同时，往往误把“四人帮”塞进的私货也吸进了头脑；由于“四人帮”推行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我们缺乏丰富多彩而富有教益的精神食粮。我们十几年看不到《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这种直接为我们这一代人服务的报刊。我们一天天长大，思想上、感情上、生理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指引，比如说，爱情问题就是这样......
前几年，我曾纳闷过，为什么我们的银幕上、舞台，不但丝毫没有爱情的表现，而且，甚至极少夫妻同台的场面，掐指一算，鳏寡孤独之多令人吃惊。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
我比亚梅那样的同伴幸福。我的父母即使在“四人帮”一伙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也能及时地指导我，启发我，允许我在家里阅读他们保留焉的中外古今文艺名著，也偶尔比较深入地回答我一些无法在别的地方提出的问题。我就问过他们，是不是凡是涉及爱情的文艺作品，都算黄色的东西？事实上“四人帮”猖狂的那几年就是那样一种气氛，我还记得，当我阅读到《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一书中关于保尔与冬尼娅、保尔与丽达的有关章节时，曾经怎样地心跳耳热－－不用别人来“揭发”我，我自己就产生了一种“犯罪”的感觉。保尔不是无产阶级英雄吗？他怎么会对冬尼娅这号人一度产生过那样的热情呢？他又怎么能对丽达产生超出同志之上的感情呢？无产阶级英雄不是都应当象电影《火红的年代》当中的赵四海那样，三、四十岁也守着一个老母亲过活吗？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生活中，似乎是不应当占有位置的啊！
把爱情问题驱除出文艺作品乃至于一切宣传范畴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种，是少数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当作爱情，个别的甚至堕落成为流氓，这一种我暂不愿加以研究。另一种，可就非常之普遍了－－不承认爱情，只承认婚姻。青年男女过了二十五岁，自己也好，家长也好，周围的同志也好，乃至于热心的邻居，便都开始公开谈论并行动起来－－“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我想，人们当然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相爱－－从一见钟情到心心相印；经过可靠的亲友介绍而相见恨晚；在同一单位中逐渐了解而终于互相倾慕......乃至于象李双双和孙喜旺那样“先结婚，后恋爱”，都是能结成美满的姻缘、缔造出幸福的家庭的。但是，我反对根本把爱情排除在外的那种婚姻。不是连值得尊敬的魏师傅也那样问我吗？“你希望什么样的？”仿佛我不是要寻求真正的、健康的爱情，而是要挑选一件可心的毛线衣！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搞恋爱，或者说是“搞对象”，总是同经常性的迟到、早退、工作中的走神，以及花枝招展的装束联系在一起的。而我和他，却并没有如此这般的行迹，难怪连一心真诚地关怀我的魏师傅，以及号称“全知道”的亚梅，都迟迟没有识破我的秘密。倒是爸爸、妈妈，从他们凝视我的目光中，以及他们互相交换眼色的神情中，使我意识到他们已经产生了怀疑－－估计很快就会有那么一个时候到来，他们请我坐在对面，要求我把一切“和盘托出”......
四
下了电车，老远就看见他焦急地等待着我。
我穿过稠密的人群，摆脱开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张退票的影迷的纠缠，快步小跑来到他的身边。
“你真傻！”我嗔怪地说：“干嘛非写信，打个电话不成吗？”
“我买到票，就跑去打公用电话，老占线......恰好我上午办事要经过你们厂门口，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怎么，产生‘副作用’啦？”
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们早就约定，一旦《霓虹灯下的哨兵》复映，无论如何要争取早点看上。我们都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这部影片，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懂，我们想怀着浓厚的兴趣、以成熟了的眼光来重看这部被打入冷宫达十年之久的影片。我们希望能从中获得激动心灵、引人向上的东西，我理解他那种急于把消息通知给我的迫切心情，于是我快活地笑着说：“管他的！反正我们总算看上了......”
可是，他的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他把我引到离电影院门口稍远的地方，一个食品店的橱窗下，道歉似地说：“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儿的老贺，家里孩子病了，中午他跑到我家，求我下午四点去代他的班，我答应了。你别怪我。咱们退掉一张，你先自己看吧......”
我的头一个反应是深深的失望。我自己看......我怎么能一个人自己看呢？用一颗心看，与用两颗贴在一起的心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这个闯入我们生活当中的老贺，我祝愿他一生幸福，可他的孩子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病？他又为什么偏偏要找我现在最需要的人去代班？显然，老贺他们摸透了我对面这个人的脾气，知道他有着怎样的一片心地......
我在烦怨中看到了自己映在橱窗中的面容。啊呀，我的眉头怎么会变得象几何学中的相似符号？我那一贯闪烁着朝气的眼睛里，怎么会侵入了庸俗的色彩？我那会朗诵《雷锋之歌》、会演唱《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小嘴，有什么必要这样紧紧地抿着？......如果说，他你爱慕的人要去作一件虽然微小，但本质是美好的事情时，你却容忍卑微的念头侵扰自己，那么，这难道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
显然，我表情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在他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我听见他迟疑地说：“如果你不能......不愿意......我可以再赶紧打个电话试试，找别的人替他代班，不过恐怕不一定能落实......”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把两张电影票捏在手中。听了他这话，我瞪了他一眼，说了声：“你真傻！”便从他手中抽出那两张票，转向几步迈到已经开始绝望的一对等票人跟前，象发布命令似地把票递到那个娇小玲珑的姑娘手中说：“给你！”
对这从天而降的幸福，他们简直恨不得立即写一首赞美诗来感谢我，但是我接过钱便扭身跑回到“自己人”的向前，嘿，他居然还大睁着惊诧的眼睛，我不由得捶了他的胳膊一下，便大声地责备说：“你真傻！真傻！”
当然，他一点也不傻，因为他双眼里仿佛一下子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当我们并肩向他的工作地点走去时，我们更加心心相印。现在离四点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必着忙。恋人们在走路时总是要舍弃捷径的，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目的地在北边，却先拐向了西面......
五
终于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我们还有许多的话要说，关于我的一个酝酿中的短篇小说的讨论，按理说就不该在兴味正浓时戛然而止。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俩人的手表走得都令人遗憾的准确－－恰恰全是三点五十七分。
没有告别的话。我们明天就会再见的。他扭身迈着敦实的步子朝嵌在一家药房与一家百货商店当中的饭铺走去。那是一家最普通的饭铺，不仅津津乐道“全聚德”、“丰泽园”、“沙锅居”的人们绝不会光顾这里，就是附近居民为招待不期而至的亲友、顾不上买菜作饭而组织一次“随意便酌”，也极少来到这里；这里接待的几乎都是纯粹为临时解决一顿“肚皮问题”的过种人。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光顾过它的人都会为这里桌椅、地面的整洁、荤素炒面的实惠，以及那软硬适度的“蟹壳黄”火烧的质量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就是这家饭铺里一个烙火烧的炊事员。
正当我恋恋不舍的望着饭铺那两扇吸进了他整个身影的玻璃门时，一个人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吓了一跳。
那是亚梅，她那张被洋红色拉毛围脖裹住的长圆脸上，充满了惊疑的神情。她的眼皮双得更加明显，眼珠鼓得更加突然。
“小羽，怎么你－－你跟他－－搞上了对象？！”
我默默地望着亚梅。我的好亚梅，你这是怎么啦？倘若我是跟你身后的那株枫树在“搞对象”，大概你惊诧的程度反倒会减弱一些吧？
亚梅拉着我往前走，仿佛我是站在一处悬崖上，下面就是随时可能吞噬掉我的一片狂涛，她必须赶紧把我引开了再说。她这时的自我感觉，一定是充满了真诚的姐妹之爱－－她感到必须拯救我这只迷路的羔羊。
“我认识他。他不就是陆玉春吗？我们原来是邻居。他妈妈瘫痪好几年了，可是又能吃又能睡，恐怕还能拖上个五年八年的－－就是因为离不了他照顾，才把他分到这么个破饭铺工作的。他跟你说过这回事吗？你愿意当个给瘫子倒屎盆的媳妇去？你这人真是又傻又怪，大学你能考上不去考，找对象又偏找个烙火烧的！我知道陆玉春上月在全区饭馆的技术比赛里得了个烙火烧的冠军，可那算个什么冠军啊！小羽，就凭你这长相，这风度，这才学，找个文工团的名角儿也不难哪......”
刚下早班，车间主任魏师傅就把我叫去了。
我随他走到用三合板隔出来的、当作办公室用的车间一角。魏师傅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咦，他怎么呈现出那么古怪的一种表情，仿佛他突然不认识我了，或者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忍不住“噗哧”一声乐了出来。
“你呀你呀，好一个孟小羽！”魏师傅线条刚毅而皮肤粗糙的方脸盘上，一双不大而放光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与关怀的复杂表情，他晃动着裹满老茧的右手食指，喃喃地说：“没想到你也搞起对象来了......你还早啊，急什么呢？等你到了亚梅的岁数，我给你介绍个顶呱呱的的－－你希望什么样的，到时候尽管告诉我好罗！可你现在......”
我好纳闷。谁向魏师傅“告密”了？难道是我自己不谨慎泄露了“天机”？似乎都不是。于是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说：“瞧您都说了些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魏师傅先是缓缓地摇头，然后叹了口气，随之从工作服胸兜里掏出个对折的信封递给我：“传达室老贺送报纸时候一块捎进来的－－那小伙子连邮递员都信不过，亲自把它送到传达室来啦！”
我慌忙接过封口处粘得死死的的信封，一见信皮上那熟悉而亲切的字体：“孟小羽亲启”，心口那儿就象装上了个马达，而且顿时就觉得脸颊在往外放热。我撕开信封，只见信纸上头简简单单地写着：“买到大华电影院三点一刻的票－－《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别晚。”我本能地伸腕一看表：两点过八分！又本能地一转身，正要往外迈步，身后传来魏师傅威严的咳嗽声，于是，便扭回头诚恳地对他说：“魏师傅，你放心－－我明天把什么都告诉给您！”
魏师傅显然不可能马上对我“放心”，但是我却对魏师傅一百个放心。我理解魏师傅的心情。他对我们车间文化大革命当中陆续参加工作的八个青工思想上的指引、工作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怀，简直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当面跟他顶过嘴、犯过倔，背后却简直找不出一句埋怨他的话来。
我匆匆忙忙地跑进更衣室。别人都走了，只有亚梅还在仔细地用小立体梳，对着更衣室里唯一的一面缺了角的长方镜子梳头。在我们车间的八个青工里，她是年纪最大的，这一九七八年一到，她就该满二十八岁了。她正在公开“搞对象”－－谁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连前几年把她管得紧紧的魏师傅，半年前还给她介绍过一个小伙子呢。她见面后很满意，只是后来了解到这小伙子母亲有慢性病、弟妹又多，便“拉吹”了；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满意”的，那优点这些天连我都能倒背如流：“大学毕业，工资不用分给家里，个人还有几百元的存款；会木工活，为准备结婚已经陆续打好了大立柜、一套沙发和一个一头沉书桌；单位有宿舍，据说很有可能分到半个单元；表姐是文工团合唱队的，所以看演出很方便......”
我几下换好衣服，挤过去对着镜子用手抿了抿鬓角。这时亚梅一把抓住我，附在我耳边兴奋地说：“嘿，赶明儿你想照像，甭客气，跟我说一声好啦......他有架海鸥牌的，装一二0胶卷......”
我微微一笑，想说几句话，可是没说又咽了回去。我想说什么呢？想问她：“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呢？你摸透了吗？你－－爱他吗？”我想，归根结底，你亚梅不是嫁给照像机以及那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你要跟他度过今后的一生呢。倘若他一旦没有了存款折、大立柜、照像机以及许多现在吸引你的东西，你将怎么同他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呢？
我怕亚梅伤心，我没把这话说出口。况且现克也没有时间。可是亚梅并不轻易放跑我，她神采飞扬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条拉毛大围脖，抖开围到头上，硬挽着我胳膊往镜子跟前凑，兴奋地睁大着双眼皮的鼓眼睛，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问我：“怎么样？配得上我这件呢外套吧？”
说实在的，我吃了一惊。洋红的拉毛围脖配宝蓝色的呢外套，撇开我个人的口味不论，十个人里怕得有七个要说刺眼－－可是我这个团小组长不应当在这类非原则性问题上去干涉一个同志，便含混地点点头说：“嗯啦。”
当我终于摆脱了沉浸在幸福感当中的亚梅，登上开往大华电影院的电车时，已经是两点二十五分了。
二
我坐电车人来不坐座位－－即便有空座位也不坐。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四人帮”把社会风气搞坏了。不少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上车不排队，坐车抢座位，自己坐在位子上，旁边站着一位颤颤巍巍的白发老大娘，或者是一位抱孩子的大嫂，居然可以无动于衷。他们为什么会丧失了起码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我心里常常发痛地思考这个问题。七六年八月，正是唐山震灾发生后不久，有天下班我上了电车，发现一个留小胡子的青年人坐在单座上，他身旁一位神色疲惫的老大爷吃力地抓住吊环，仿佛随时可能晕倒。“小胡子”不时翻眼瞥那位老大爷－－他那表情，分明是嫌厌老大爷不够整洁的衣裤险些蹭着了他雪白的混纺衬衫。不光是我，周围的几位乘客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鼓起勇气命令“小胡子”让坐，忽然，一个沉着坚定的声音响起来了：“同志，请你站起来，让这位老大爷坐下！”
我抬眼望去，发命令的也是个小伙子。他穿着一身看去很和谐的灰色衣衫，宽宽的肩膀，阔阔的额头，细黑修长的眉毛下，双眼闪着钻头般有力的光芒。
“小胡子”抱着双臂，满脸不屑的神色：“我不让。又不是我一个人坐着，谁爱让谁让。”
这时候老大爷开口了：“算了吧，我站着行呀！”
倒是另一个座位上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站了起来：“您坐这儿吧！”
老大爷叹了口气，坐下了。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
可是发命令的小伙子仍然目光灼灼的望着“小胡子”，用听起来心平气和的声调问：“你能不能讲讲你的道理－－为什么不给老年人让座？”
“小胡子”立即耸着身子，理直气壮地吵了起来：“凭什么给他让座？我知道他是不是地富反坏？你要想坐叫声‘哥儿们’，甭假门假事充好人！......”
胡揽蛮缠的人我也见过一些，可是象“小胡子”这号“高质量”的，倒是头一回碰上。周围的乘客大概和我的心情也差不多。大家都愤怒地瞪视着他，有的还出声叱责：“真不象话！”......
我两眼紧盯着引起我好感的那个青年，他眉毛跳了一跳，一句一顿地对“小胡子”说：“总有那么一天－－你要后悔的！”
电车到站了，他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下下了车。我从车窗里望着他那厚实的背景，直到看不见了为止。当晚在日记里，我记下了他留给我的强烈印象。
后来我发现，每当我上中班的时候，便很容易在电车上碰到他。他总是一上车便站到车尾角落那儿，掏出一扎外语单词卡背着。他在哪个工厂工作？或许他是个技术员？有一回，那已经是揪出“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开春的一天，他上车站到“老地方”以后，兜里掏出来的不再是厚厚的单词卡，而是一本夹着铅笔的袖珍外文书。他翻开书，用铅笔轻轻点着，翕动着嘴唇，不顾车行造成的身体摇摆，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因此我猜想他大概是某个研究所或设计院的“后起之秀”。
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那个时间电车上人不多。车上空出了好几个座位。售票员招呼我和他－－只有我们俩站在车尾那儿－－“同志前头坐吧－－小心拐弯站不稳。”
我微笑着拒绝了。如果说，前几年我那坚决不坐座位的心理状态中，还包含着对“四人帮”造成的坏风气的一种挑战成分的话，那么，现在仅仅只是一种习惯罢了。
售票员是个乐乐呵呵的胖大嫂，她直率地望着我和他，笑着说：“一对怪人！”
这时候，我和他才有了头一回对视。他微笑地望着我，一双眼睛仿佛在问：“难道你也有上车决不坐座位的习惯？”我耳根那儿仿佛爬了上蚂蚁，忙把头低下来了。
打这回以后，他上了电车见到我，便浮出一个淡淡的微笑，然后还是靠在车尾一角读他的外文书。
据说真正的爱情有时会开始在一个偶然事件上。但细想起来，偶然当中往往体现着必然......四月中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开始正式发行的那天早晨，当我跑拢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的时候，等着买书的队伍已经老长老长了，我后悔自己没有更早到来，同时禁不住用眼睛在队伍中搜寻熟人－－不是想“加塞儿”，而是侥幸地想：每人许买两本呢，也许，能说服熟人把买到的书分给我一本－－就这样，我在第二十六个位置那儿发现了他，而他也恰好一眼看见了我，当然，我们同时都微笑了。
“你看，我来晚了......”这是我对他说的头一句话。
“不要紧，我分给你一本好了。”他爽快地回答。
就这样，我们“正式认识”了。当我和他一人拿着一本包着粉纸的五卷，走出新华书店时，不由得随意交谈起来。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长安街上。当我听他说上午也恰好休息时，心里别提有多愉快。我们互相询问着：给周总理灵车送行那天，你来了吗？站在什么位置？悼念周总理的诗集买到了吗？你最喜欢哪一首？你最早听到揪出“四人帮”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正在干什么？高兴成了什么样子？......啊，原来他和我有着那么多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真愿意跟他这么一直谈下去。可是，当走拢东单十路汽车站时，他站住了，简单地同我告别说：“我要上这个车，有点事得去办。”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句什么，也许是“谢谢你帮我买到了书”，也许是“好吧，遇上你我很高兴”，反正，当他乘坐的公共汽车远去时，我忽然变得那么怅然若失，而又那么心旷神怡。我抬起头，望见澄碧的晴空衬托着白杨树那饱含汁液的枝丫，上面的穗状紫花已快落尽，带茸毛的小叶正在春阳下闪着嫩绿的光泽......我意识到，那期待中的、神秘的、难以向哪怕是最贴近的人诉说的感情，终于袭上了我的心头。
第二天，当我们在上班去的电车上再次相逢时，除了互致微笑而外，自然而然地交谈了起来。
“你也学外语吗？”他掏出一本英文书拿在手中，亲切地问我。
“正听日语广播讲座－－我叔叔是个日语翻译，他能辅导我。不过，我现在花工夫最大的是文学......我喜欢读中外古今好的短篇小说。”
“自己也写吗？”
我慌张地点了点头。
“我也喜欢文学。”他仿佛看出了我内心的羞怯，诚恳地说：“不过，现在好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好象还不太多......我喜欢契诃夫的、莫泊桑的、欧·亨利的；中国的，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春夜》，还有孙犁的《山地回忆》......读过了，隔一段时间还想再读一遍......”
我心里象流过了一条温暖的、明净的、铮琮鸣响的小溪。在我接触的同代人当中，几句话就能使人感到这般知心的，他真是唯一的一个。
每次总是他先下车，这回下车以前，我们约好第二天一早到北京图书馆去。
接下来的十几次约会，也都是到北京图书馆去。我们每次分手时说好下次到馆的时间。开头，我发现他同我一样有着严守时间的好习惯，我们总是前后脚地来到存物处的窗口前；不过，有一回我因为表拨快了，早到了一刻钟，当我穿过柏树墙当中的甬道时，偶然朝柏树墙的缝隙中一瞥，恰好发现那当中不但有高高屹立的华表，而且有焦急地朝大门口翘望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发现我已经提前到达。我没有招呼他，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支配下跑进了图书馆前厅。我以为他随后就到，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就来。直到一刻钟以后－－那正是我们约定的时间－－他才仿佛刚刚到达似地走了进来。我没有截穿他的秘密，但内心里感到非常幸福。
就这样，我们在分手后盼望下一次相会，我们在相会后共同坐到安静的阅览室中读自己心爱的书。常常是这样，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开，在短促的对视中汲取一种无名的力量。然后又俯首更用心地读了下去......
不知不觉地，北海公园正门前那几株梧桐树的大叶片已经泛黄。满城都有人在谈论大学招生的事儿。这一天，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出来，边走边谈地穿过了北海大桥，来到团城侧面的梧桐树下。我们站在那儿，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告诉他：“我想写一些关于青年工人的小说，激发我们的同龄人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去拚命劳动、创造......我觉得也许不去上大学中文系更好，我要把工厂和整个社会当作我的大学！”
他使劲地点头，额上的发尖跳动着，热情地支持说：“好！我要去考考外语学院，不过，倘若考不上，我也不会‘流自来水儿’－－我研究过生活里的这一部分现象：‘科班’出身的未必都是金刚钻，‘草台班’出身的也未必都是铁疙瘩。取消‘科班’是荒唐的，迷信‘科班’也不对......写小说，好象从来都是‘草台班’出身的更厉害一些呢！”
真喜欢听他这些话。我想到亚梅在我宣布不考大学时竟“哟－－”地尖叫了一声，并且用两只拳头擂着我脊背笑骂着说：“怪丫头！把你肚子里的墨水倒给我该有多美－－考上了一毕业就是四级工的待遇呀！”......对比之下，更感到他是多么能理解我......
就在这一天，当暮色降临时，在紫禁城的筒子河岸边，呼吸着马缨花的芳馥气息，他先是轻轻、后是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没有松开......
这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住在同楼的冯姨。她六十六岁了，却一直没有成家。我对她油然产生了一种怜悯的感情。我抢过她那并不沉重的手提包，一直帮她提到了家。我决定今后要更加主动地帮她干一些家务事－－我心中盛满了那么多的幸福，我愿意尽可能地去帮助在某些方面欠缺幸福的人......
但是，两天以后，当我和他在电车上刚一相遇，我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仿佛我要拒绝幸福似的：“我一个月之内不去图书馆了......”
他眉尖微微一颤，笑着，并不是开玩笑地问：“怎么，为了写一篇绝妙的小说？”
我也笑着，更加不是开玩笑地说：“先不考虑写小说的事儿。我们车间成立技术革新攻关小组了。每天班后都要坚持战斗，肯定得开它十几二十个夜车，魏师傅连铺盖卷都搬进车间了......他点名让我参加，开头我态度不大坚决，后来我也贴出了决心书......”
他仿佛并不是明知故问：“开头不大坚决，为什么？”
我白了他一眼：“傻瓜！”
他头一回当着我红了脸......
就这样，我们整整一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在这一个月里，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但没有褪色，而且在重温和假想的会晤中，变得更加真切、更加可亲可爱了。在攻关战斗中，魏师傅表扬我说：“小羽呀，你一个人真有两个人的劲呀！”我心里暗笑，魏师傅啊，你算说对罗！可是，魏师傅却一直到看见今天他送来的这个信封，才发现我的的确确不是“一个人”了。细想起来，这很奇怪，难道当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新刀具试车零件时，那眼光和整个神态里所流露出的异样成分，不就是爱情的力量吗？魏师傅怎么就视而不见呢！专能探听别人秘密的亚梅甚至今天还蒙在鼓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
电车还要开七站才能到大华电影院，我有充裕的时间仔细地想一想。
越往深里想，我就越觉得有个“爱情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今年满二十五岁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后来到中学参加了红卫兵，再后来是到农村插队，前几年又由农村来到了工厂。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是在童年时代就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徒步长征、在沸腾的革命浪涛中学习游泳、接受着应接不暇的新鲜事的熏陶、在广阔天地里磨炼......使我们从小就懂得思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随时自觉地把个人、家庭、所在的集体、触及到的一切人和事，同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优点。但是，我们也有不幸的一面。那就是由于“四人帮”的疯狂干扰破坏，使我们在接受正确道理的同时，往往误把“四人帮”塞进的私货也吸进了头脑；由于“四人帮”推行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我们缺乏丰富多彩而富有教益的精神食粮。我们十几年看不到《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这种直接为我们这一代人服务的报刊。我们一天天长大，思想上、感情上、生理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指引，比如说，爱情问题就是这样......
前几年，我曾纳闷过，为什么我们的银幕上、舞台，不但丝毫没有爱情的表现，而且，甚至极少夫妻同台的场面，掐指一算，鳏寡孤独之多令人吃惊。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
我比亚梅那样的同伴幸福。我的父母即使在“四人帮”一伙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也能及时地指导我，启发我，允许我在家里阅读他们保留焉的中外古今文艺名著，也偶尔比较深入地回答我一些无法在别的地方提出的问题。我就问过他们，是不是凡是涉及爱情的文艺作品，都算黄色的东西？事实上“四人帮”猖狂的那几年就是那样一种气氛，我还记得，当我阅读到《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一书中关于保尔与冬尼娅、保尔与丽达的有关章节时，曾经怎样地心跳耳热－－不用别人来“揭发”我，我自己就产生了一种“犯罪”的感觉。保尔不是无产阶级英雄吗？他怎么会对冬尼娅这号人一度产生过那样的热情呢？他又怎么能对丽达产生超出同志之上的感情呢？无产阶级英雄不是都应当象电影《火红的年代》当中的赵四海那样，三、四十岁也守着一个老母亲过活吗？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生活中，似乎是不应当占有位置的啊！
把爱情问题驱除出文艺作品乃至于一切宣传范畴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种，是少数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当作爱情，个别的甚至堕落成为流氓，这一种我暂不愿加以研究。另一种，可就非常之普遍了－－不承认爱情，只承认婚姻。青年男女过了二十五岁，自己也好，家长也好，周围的同志也好，乃至于热心的邻居，便都开始公开谈论并行动起来－－“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我想，人们当然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相爱－－从一见钟情到心心相印；经过可靠的亲友介绍而相见恨晚；在同一单位中逐渐了解而终于互相倾慕......乃至于象李双双和孙喜旺那样“先结婚，后恋爱”，都是能结成美满的姻缘、缔造出幸福的家庭的。但是，我反对根本把爱情排除在外的那种婚姻。不是连值得尊敬的魏师傅也那样问我吗？“你希望什么样的？”仿佛我不是要寻求真正的、健康的爱情，而是要挑选一件可心的毛线衣！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搞恋爱，或者说是“搞对象”，总是同经常性的迟到、早退、工作中的走神，以及花枝招展的装束联系在一起的。而我和他，却并没有如此这般的行迹，难怪连一心真诚地关怀我的魏师傅，以及号称“全知道”的亚梅，都迟迟没有识破我的秘密。倒是爸爸、妈妈，从他们凝视我的目光中，以及他们互相交换眼色的神情中，使我意识到他们已经产生了怀疑－－估计很快就会有那么一个时候到来，他们请我坐在对面，要求我把一切“和盘托出”......
四
下了电车，老远就看见他焦急地等待着我。
我穿过稠密的人群，摆脱开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张退票的影迷的纠缠，快步小跑来到他的身边。
“你真傻！”我嗔怪地说：“干嘛非写信，打个电话不成吗？”
“我买到票，就跑去打公用电话，老占线......恰好我上午办事要经过你们厂门口，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怎么，产生‘副作用’啦？”
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们早就约定，一旦《霓虹灯下的哨兵》复映，无论如何要争取早点看上。我们都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这部影片，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懂，我们想怀着浓厚的兴趣、以成熟了的眼光来重看这部被打入冷宫达十年之久的影片。我们希望能从中获得激动心灵、引人向上的东西，我理解他那种急于把消息通知给我的迫切心情，于是我快活地笑着说：“管他的！反正我们总算看上了......”
可是，他的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他把我引到离电影院门口稍远的地方，一个食品店的橱窗下，道歉似地说：“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儿的老贺，家里孩子病了，中午他跑到我家，求我下午四点去代他的班，我答应了。你别怪我。咱们退掉一张，你先自己看吧......”
我的头一个反应是深深的失望。我自己看......我怎么能一个人自己看呢？用一颗心看，与用两颗贴在一起的心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这个闯入我们生活当中的老贺，我祝愿他一生幸福，可他的孩子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病？他又为什么偏偏要找我现在最需要的人去代班？显然，老贺他们摸透了我对面这个人的脾气，知道他有着怎样的一片心地......
我在烦怨中看到了自己映在橱窗中的面容。啊呀，我的眉头怎么会变得象几何学中的相似符号？我那一贯闪烁着朝气的眼睛里，怎么会侵入了庸俗的色彩？我那会朗诵《雷锋之歌》、会演唱《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小嘴，有什么必要这样紧紧地抿着？......如果说，他你爱慕的人要去作一件虽然微小，但本质是美好的事情时，你却容忍卑微的念头侵扰自己，那么，这难道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
显然，我表情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在他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我听见他迟疑地说：“如果你不能......不愿意......我可以再赶紧打个电话试试，找别的人替他代班，不过恐怕不一定能落实......”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把两张电影票捏在手中。听了他这话，我瞪了他一眼，说了声：“你真傻！”便从他手中抽出那两张票，转向几步迈到已经开始绝望的一对等票人跟前，象发布命令似地把票递到那个娇小玲珑的姑娘手中说：“给你！”
对这从天而降的幸福，他们简直恨不得立即写一首赞美诗来感谢我，但是我接过钱便扭身跑回到“自己人”的向前，嘿，他居然还大睁着惊诧的眼睛，我不由得捶了他的胳膊一下，便大声地责备说：“你真傻！真傻！”
当然，他一点也不傻，因为他双眼里仿佛一下子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当我们并肩向他的工作地点走去时，我们更加心心相印。现在离四点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必着忙。恋人们在走路时总是要舍弃捷径的，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目的地在北边，却先拐向了西面......
五
终于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我们还有许多的话要说，关于我的一个酝酿中的短篇小说的讨论，按理说就不该在兴味正浓时戛然而止。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俩人的手表走得都令人遗憾的准确－－恰恰全是三点五十七分。
没有告别的话。我们明天就会再见的。他扭身迈着敦实的步子朝嵌在一家药房与一家百货商店当中的饭铺走去。那是一家最普通的饭铺，不仅津津乐道“全聚德”、“丰泽园”、“沙锅居”的人们绝不会光顾这里，就是附近居民为招待不期而至的亲友、顾不上买菜作饭而组织一次“随意便酌”，也极少来到这里；这里接待的几乎都是纯粹为临时解决一顿“肚皮问题”的过种人。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光顾过它的人都会为这里桌椅、地面的整洁、荤素炒面的实惠，以及那软硬适度的“蟹壳黄”火烧的质量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就是这家饭铺里一个烙火烧的炊事员。
正当我恋恋不舍的望着饭铺那两扇吸进了他整个身影的玻璃门时，一个人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吓了一跳。
那是亚梅，她那张被洋红色拉毛围脖裹住的长圆脸上，充满了惊疑的神情。她的眼皮双得更加明显，眼珠鼓得更加突然。
“小羽，怎么你－－你跟他－－搞上了对象？！”
我默默地望着亚梅。我的好亚梅，你这是怎么啦？倘若我是跟你身后的那株枫树在“搞对象”，大概你惊诧的程度反倒会减弱一些吧？
亚梅拉着我往前走，仿佛我是站在一处悬崖上，下面就是随时可能吞噬掉我的一片狂涛，她必须赶紧把我引开了再说。她这时的自我感觉，一定是充满了真诚的姐妹之爱－－她感到必须拯救我这只迷路的羔羊。
“我认识他。他不就是陆玉春吗？我们原来是邻居。他妈妈瘫痪好几年了，可是又能吃又能睡，恐怕还能拖上个五年八年的－－就是因为离不了他照顾，才把他分到这么个破饭铺工作的。他跟你说过这回事吗？你愿意当个给瘫子倒屎盆的媳妇去？你这人真是又傻又怪，大学你能考上不去考，找对象又偏找个烙火烧的！我知道陆玉春上月在全区饭馆的技术比赛里得了个烙火烧的冠军，可那算个什么冠军啊！小羽，就凭你这长相，这风度，这才学，找个文工团的名角儿也不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