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救灾忧思录——如何从救灾大国变为救灾强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7:53:47
中国救灾应急体系成效不高 专业救援队伍缺失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小康》杂志2010008期封面：救灾忧思录
救灾忧思录
当超过1998年的大洪水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触目所及，中国的南方雨水淋淋，洪灾遍地。当广州一月之内被淹了三次，当江西唱凯一夜决堤，当三峡大坝迎来了建成后的第一次大洪峰，都明确无误地显示出南方洪灾的狂暴无情。
但南方真正的汛期本月才拉开序幕。三峡防洪的第一次“考试及格”或可让我们转过头来再次观察江西唱凯的决堤，唱凯决堤的原因被归结为洪水超历史纪录，堤身堤基土质差，堤坝决口处为迎流顶冲位置，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减灾、防灾、预报的原因。
7月22日，一部名为《唐山大地震》的电影再度勾起人们对32年前那场大灾难的回忆，如是我们重新回到了两年前的汶川、一百天前的玉树，在经历了如此的毁灭性打击后，人们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重建自己的家园。
32年，12年，2年，100天，现在。
时间的河流从未停止，中国面对的天灾从未减少。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的应急救援体制会怎么响应，在灾难过后，用什么模式来重建自己的家园。当我们直面中国的应急机制、求援体系、重建模式的时候，既观察到了其中巨大的进步，也看到了过程中的摇摆不定，其中的疏忽和不足则更应该引起关注，因为使这些缺陷逐步完善才能使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才能让无数的伤痛不再重演。也唯有正视现实、直面争议，防患于未然，才能使我们从一个救灾强国逐渐转变为一个防灾强国。
聚光灯下的三峡大考
面对新一轮的大洪水，在争议声中建立起来的世界第一坝，被人提及已经不再是建与不建之争，而是它对长江流域的防控功能如何体现。
文｜《小康》记者 朱文强
7月20日8时，三峡大坝稳稳挡住了流量达70000立方米/秒的特大洪峰。
在洪峰来临时，三峡坝区甚至有数千名游客专程前来观看洪峰过坝的壮观景象。面对新一轮的大洪水，在争议声中建立起来的世界第一坝，被人提及已经不再是建与不建之争，而是它对长江流域的防控功能如何体现。
洪峰过后，三峡考验才刚刚开始。
洪水中的大坝
7月初，长江流域连续遭遇暴雨袭击，三峡入库流量今年首次突破2万立方米/秒，到7月10日，三峡入库流量最高达到36000立方米/秒。
三峡水库首次开启三个泄洪深孔泄洪，7月15日，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出第12道调度令，要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从当日13时起至19时止，将三峡水库下泄流量由25000立方米/秒，逐步加大至32000立方米/秒，腾出防洪库容，迎接洪水的到来。
这也意味着，三峡大坝随时将迎来洪水的冲击。
1998年，长江发生的全流域型特大洪水至今仍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其时，三峡工程刚刚完成大江截流半年多。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灾害的根本原因是，上游干流及中游支流洪水来量大，中游没有一个有足够容积的调洪、滞洪场所，而且河道渲泄能力又不足，当洪水来量超过河槽安全泄量时，势必造成堤防溃决，洪水漫流而成灾。
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主任袁杰说：“这次洪水能够安然过去，与1998年相比，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有三峡大坝发挥拦洪作用。”
长江水文局多年的实测资料表明，无论哪种类型的洪水，宜昌以上即长江上游的洪水来量都占长江中下游洪水的主要部分。长江主汛期7、8两个月的多年平均洪水总量中，宜昌以上洪水来量占枝城洪量的95%。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表示，三峡水库入库流量最高约70000立方米每秒，经水库调蓄后，出库流量40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控制下游荆江河段不超警，有效减轻中下游防洪压力。丹江口水库最大入库流量达27500立方米每秒，最大下泄仅1900立方米每秒，削减洪峰94%。
防洪已经成为三峡工程最大的功能定位。
紧张的调度
没有人去设想，如果没有三峡工程在中间进行调蓄，以7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会发生怎样的后果。
“70000立方米每秒下来，就是荆江河道现在的泄洪能力，就是它的行洪能力大概在60000～68000立方米每秒的能力。在洞庭湖，也就是“城陵矶”这个地方的行洪能力大概在60000立方米每秒，而这个流量一旦到达，江堤肯定要超保证水位以上。这是三峡水库起到重要的作用之一。”刘宁说。
根据三峡水库的运行标准，在正常运行期间，水库汛期防洪水位为14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在此高差内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相当于四个荆江分洪区的蓄洪量。长江年径流量约为1万亿立方米，降雨通常集中在七八月，如果只蓄不泄，待洪水再次来临时，三峡就会失去作用。
而正是三峡的调度，有效地拦蓄了40亿立方米洪水，当时三峡工程水位已经达到了154米。
就泄洪调度权而言，出库25000立方米/秒以下由三峡总公司自行调度，出库25000立方米/秒到56000立方米/秒由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决定，56000立方米/秒以上，则由国家防总决定。
大洪水来临后，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做出重要的批示，要求水利部一定要合理地、科学地调度三峡等水利工程，要兼顾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和库、湖、塘这几个方面的水情，全力防汛，合力抗洪，充分发挥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综合效益。
这成为调蓄三峡工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亲自上阵，研究三峡工程的调度和运用。随后，三峡大坝采取的调度方式是，当长江上游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小于500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三峡工程控泄34000立方米每秒。当大于500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三峡工程控泄40000立方米每秒。
分段调度实行后，基本控制了荆江大堤沙市河段水位不超警，即使拦蓄了洪水，也不至于顶托而影响嘉陵江的行洪，以尽可能减少重庆市受淹的范围。
目前来看，三峡工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中下游的河段和两湖的水位当前有所上涨，但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国家防总加强了长江上的第一大支流汉江的调度，在它的上游发生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后，丹江口水库已经事先进行了腾库，当它入流是27000多立方米每秒的时候，水库拦蓄后向下面泄洪只有1900立方米每秒，避免它和长江三峡放下来的40000立方米每秒发生再遇，以尽可能地降低中下游的水位。
争议中的三峡
三峡的第一次防洪“考试”是在聚光灯下完成的。
在暴雨刚刚袭来的时候，三峡的防洪就成为网络与媒体热议的焦点。三峡的防洪能力，在各种媒体、不同受访者和不同时段的报道下，有着百年、千年和万年乃至能力有限的不同说法，网络上则疯狂张贴“从万年一遇到不能指望”的新闻标题。
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有着不同前提条件的。有了三峡大坝，长江最险处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将从不到二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以上；即使出现千年一遇及以上的洪水，辅助启用分洪措施，可保证荆江大堤的安全；在万年一遇乃至更恶劣的情况下，通过综合调节，可避免江汉平原发生毁灭性灾害。
中国三峡集团公司总经理陈飞表示，这个问题在三峡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过，三峡水库它要应对的不仅是这次洪峰，而是整个汛期，未来还有一个多月。“如果这次把剩余的上百亿立方米的库容全部用完，下游可以高枕无忧，但后边连续多次的洪峰怎么办？上游再连续下几场暴雨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为后边一个月的洪峰留下更多的空间。”
但目前的情况是，今年洪水更多的发生于长江的各大支流，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大量的支流和湖泊，如果再有更大的降水，支流的防洪压力将是巨大的。而对此，三峡似乎无法顾及。
“三峡跟所有的水库大坝一样，对于上游的洪水的确是无能为力，它真的管不了。对于下游而言，也存在一个影响范围的问题。三峡防洪主要负责的，是下游荆江段的安全，毕竟荆江段在历史上是洪灾多发区。除了荆江段，三峡也能兼顾到洞庭湖、城陵矶一带的防汛，但再往下游影响就非常有限了。” 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主任袁杰说。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三峡，综合考虑上下游的防汛压力，加上防洪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三峡在防洪上所能发挥的能力确显是有限。三峡集团枢纽管理局局长张曙光表示，“整个长江流域的防洪措施不能靠一个三峡大坝包打天下，毕竟我们还没有达到人定胜天的程度，只要是进入汛期，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都必须提高警惕。”
在停航76小时之后，三峡船闸在7月22日重新开启，迎来了首批上、下行船舶。首度“洪水考验”看起来波澜不惊，媒体纷纷以“三峡顺利通过大考”对此进行了报道。但考验才刚刚开始，洪水带来的垃圾物有近2万平方米，这些漂浮物是威胁三峡库区水环境的“杀手”，甚至会影响大坝机组发电。
在清理漂浮物的同时，长江上游的雨水并未减轻，本刊截稿时，据长江水利委员会通报最新汛情称，未来1至2天，长江上游干流以北和汉江上中游又将迎来中雨和局部大雨，长江流域汛情依然严峻。长江防洪的最突出矛盾——峰高量大及河道的安全下泄能力不足——仍然存在。
江西唱凯：严防死守下的决堤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江西唱凯：严防死守下的决堤
时至今日，抚河堤坝旁的村民仍需每年上缴30元/人名为“一事一议经费”的防汛费用。 但“缺钱”的唱凯堤仍然溃坝，尽管决堤后抢险救人展现了应急体系的能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减灾、防灾中的种种局限和不足
文｜《小康》记者 朱文强 江西报道
2010年6月27日18时，决口6天的唱凯堤成功合龙。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唱凯镇低洲涂村的涂军龙终于可以回家了，一条7岁的大狼狗飞快地从二楼跑下来迎接主人。
“离开家的时候只留下这条狗，我和它讲，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后来它自己跑到二楼，一直帮我看家。”涂军龙说。洪水肆虐后的涂家已经面目全非，屋里屋外积聚了一尺厚的泥沙，三面围墙倒了两面。涂军龙经营了10年的养龟池在几分钟内被毁，上万只甲鱼和乌龟全部被水冲走。
“损失要几百万。”涂军龙一脸无奈。
7月6日，因在防汛抗洪中擅自离岗、脱岗、工作不负责任，抚州市7名干部职工被给予党内警告、解聘劳动合同等处理。随后，江西省水文部门发布消息称，今年1月～7月，江西省平均降雨量达1574毫米，超出1998年的1552毫米，7月中下旬长江江西段及鄱阳湖将维持较高水位，防汛形势仍不容乐观。
7月14日，受强降雨袭击，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大港镇梅溪水库水位超过泄洪道1米左右，启闭设备出现失灵，洪水倾泻而下，临近村庄和千亩农田被淹。
洪水接连肆虐着江西，唱凯决堤前的种种征兆并未挽救这座年迈的大坝，洪水从340米宽的决口倾泻而下，6月21日，经受了连续5天的强降雨，江西省抚州市唱凯堤终于没有抗住洪水的冲击，唱凯镇、罗针镇、罗湖镇、云山镇瞬间变成一片汪洋，10万人受灾。对于久居于此的人们来说，危险才刚刚开始。
与洪水赛跑
时至今日，村民家的墙面上被洪水浸泡过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最低的地方淹到2米5，村委会当时水深1米多。” 唱凯镇灵山村党支部书记何子龙说。
灵山村下辖的3个自然村1672口人均在这次洪水中受灾。相比1998年的大洪水，这次唱凯决口要大得多。“这次差不多是最大的，创历史了。”何子龙摇摇头说。
自5月27日开始下雨以来，江西省即要求全省防汛系统紧急动员起来，决战三十天，确保防汛总目标的实现。江西省委书记苏荣6月11日晚亲自致电省防总负责人和新余、宜春等5市级防办，要求各地严防汛情。
决口前，何子龙正在堤坝巡堤，每年这个季节，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巡堤是他的必要工作。这是抚州市堤坝修护和管理的方式，官民共治、划片分区，主要依靠基层干部组织村民除险加固。
整个村子都处在紧张的气氛中。“决堤之前防汛的会开了有四五个，防汛物资是否到位，都开会布置了。我们村里也开了会，有时候一天要碰两三次头。”
何子龙将村民分成四个组，抢险组、物资提供组、敲锣组、道路输送组。万一出问题，就只能疏散人口。这个制度一直实行了好多年。这些不时之需终于在今年派上了用场，唱凯还是决堤了。
“我当时看到有人叫，一边跑一边往家里打手机。从决口跑回村子几百米，五六分钟，跑得很快。”何子龙说，“我先打电话给敲锣组，等跑到村里的时候，全村人都在打锣了，有人用脸盆敲啊。”
慌乱的村民拥挤着跑向村口大道的一个岔口，“不仅我一个支部，有灵山，官州，石吴口，古港的一部分人都用这一个岔路口。当时有骑电动车的，背着包的，老人家牵着牛的。”何子龙说。
10米宽的岔路口瞬间挤满了上千名村民，何子龙站在那个路口旁大声叫喊，指挥着村民往上边跑。“有人不知道哪个地方决口，不知道往上跑还是往下跑。”
“那么多人，我们把老人和小孩拉到边上来，不然碰倒了，跑不起来，非死不可，当时那个路口差不多五六千人以上。”何子龙说。疏散人口用了2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已经上水了，村里被淹了一米深。当时统计人口的时候有灵山村80多个人没有出来。晚上11点多第二次统计的时候还有10多个人没出来。
当晚9点30分，武警部队已经集结到京福高速路口，但天黑加上水流太急，冲锋舟根本停不住，进村救人只能等到天亮。第二天还没天亮，何子龙找到当地武警部队借冲锋舟，但对方回答必须要等上面的通知。“我说我就是这里的村支部书记，这里我相当熟悉的，后来他们就给我3个冲锋舟。”何子龙说。
随后，四五个武警战士跟随何子龙准备用冲锋舟救人，冲锋舟开到金临渠的时候，却卡在那里过不去，武警战士说冲锋舟要过去至少需要80公分深的水，并且要快速通过，而当时那里水位最多四五十公分。
“当时我们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我就跳到水里，试下水到底有多深。水相当急，我说赶紧去拿锹，我把这儿弄开。挖的时候水越来越深，我被冲倒了两次。那里都是石头，差不多搞了两个半小时，他们用绳子把我绑住，我把石头一块一块搬出来，搬不动的时候还要用锹去挖。我挖了一米多深，10多米宽。冲锋舟才开下去，后来几天救援都是从那里走。”何子龙说。
6月22、23、24日三天是救人的高峰期，一个冲锋舟可以装10个人左右，那几天一个冲锋舟刚进村子，马上就挤满了人。当时部队已经戒严，其他人都进不去村，后来当地武警部队给了何子龙一个特别通行权，可以随意进出帮助救人。
“从21日开始的5天，我一直在冲锋舟上，部队看到我太累，就给些压缩饼干和矿泉水，23日中午和24日中午和抚州市政法委书记一起吃了两次盒饭。”何子龙说。6月25日，古港村有一个40多岁的女哑巴，带着一个儿子和女儿，为了看家里的东西就是不肯离开。“一些不讲理的，就是不走，我说你不走我也没办法拖你走，但小孩我必须带走，他没有判断能力，小孩一上冲锋舟，她也跟着一起走了。有时候我们进去也没法讲理，看到小孩的时候抱起来就走。”何子龙说。
6月22日上午，第一批获救的村民被安置在抚州体育馆，到25日，开始转移到东华理工大学，一人一个床位，26块钱一天的标准。25日下午，在东华理工大学，江西省委副书记王宪魁给党员召开座谈会，要求村民先不要回家。但27日，一些灾民听说家里有东西被人家偷了，纷纷要求回家，情绪一度失控。“我们那个组织了10个人，坐车到华溪，然后租了3个船，那个时候还有好大的水，到村庄看了一下，没有出现家里有被盗现象，当时还有武警24小时巡逻。”涂军龙说。
不达标的防洪堤
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副院长季晓声在抚州市“6·21”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唱凯堤总长81.8公里，而投入资金有限，该堤大部分并没有达到抵御20年一遇洪水的设计标准。
“洪水超历史纪录，堤身堤基土质差，堤坝决口处为迎流顶冲位置，是垮堤的三大原因。” 抚州市副市长黄赛荣说。唱凯决口后，当地官方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根据《唱凯镇志》记载，唱凯堤修于中华民国25年即1936年，全部就地取土，为土堤。堤身立于河滩沙石之上，是沙基。汛期渗漏严重，外坡堤岸陡峭，抗洪能力差。
由于堤基易溃决成灾，1989年至1997年，当地政府组织沿堤群众多次进行大型维修加固，总投资2044万元，其中当地百姓出工出力约合资金1376.2万元。但多年的修葺并未让这座大堤固若金汤，1982年6月19日，唱凯堤华溪段决堤237米。
地洲涂村的村民们还清晰地记得1982年的大洪水。“1982年那次倒堤，发生在端午节前，凌晨3点多钟，我们的上游将近6公里的地方倒堤，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水才到我们这里。那次死了人的。”涂军龙说，“那个时候苦啊，飞机空投一点饼干，大家就抢，抢到就有，没抢到就没有了。”
1982年抚河大洪水过后，由原抚州地区水电勘测设计院提供设计书，抚州市政府于1992年至1997年对唱凯堤进行了部分堤段的除险加固，防洪标准则从8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但1998年6月23日，唱凯堤再次出现严重险情，东乡河段多次发生漫顶现象。当年8月，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重新设计唱凯堤除险加固工程。11月，江西省水利厅将该工程列入抚河整治防洪工程除险加固子项目中，此次施工被称为唱凯堤一期工程。
自1998年开始，唱凯堤共实施了四期除险加固工程，至2009年12月，抚州市临川区唱凯堤除险加固工程完成中央总投资3068万元，部补投资300万元，省补投资170万元，地方自筹资金3959.64万元。
2009年12月，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再次编制《抚州市临川区唱凯堤除险加固初步设计报告》，该报告预算工程款为2.2亿元。
审批还在进行，唱凯堤已然决口。
抚河之殇
唱凯堤决口让生活在河畔的村民切实体会到洪水的猛烈和恐怖，作为江西省第二大河，抚河的伤痛却早已暴露。
“1982年洪水时，基本就是自救了，当时下雨时间比较长，我们当时都在堤坝上防洪，政府通知，有可能决堤，村民赶紧往堤坝上走，当时是有准备的。好多人自己扎的树排，然后救人。”涂真泉说。
随后，这个大坝再次经历了1998年大洪水，每经历一次洪水，当地政府就会对堤坝进行修缮和加固，但是这种减灾防灾的平常工作，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所有的这些都将累积成为抚河之殇。
抚州市临川区水利局副局长黄克华坦承，河堤虽然分段到各个村镇，但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有村镇对于本身利益不直接的堤段维护不够。
时至今日，抚河堤坝旁的村民仍需每年上缴30元/人名为“一事一议经费”的防汛费用。
抚州市临川区抚河河道提防管理局原局长杨龙水认为，“这些年来，中央累计下拨了3400多万元治理资金，但是分批下拨，只能用于其应急工程。即先将整个大堤上各种险情打分，险情重的进入应急工程。”
目前，抚州市防洪设施在长期运行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养护。临川区唱凯堤、中洲堤、河东堤等，金溪县浒湾堤，崇仁县沙堤、孙坊堤，南城县八堡堤除险加固设计标准均为20年一遇，但这些堤坝的抗洪能力并未达到设计标准。
6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抚州市副市长黄赛荣回应说，抚州财政有限，上级调拨的资金也不多。“地方自筹资金无法落实。”杨龙水说，第五、六期的地方配套资金到现在仍没有着落。
“2009年，我们建议将唱凯堤列入环鄱阳湖规划，争取建设资金2.222亿元，加上地方自筹资金，总投资大概3～4亿元，报告已递交给省发改委和水利厅，但还没有批下来。如果资金到位的话，可以实现‘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杨龙水说。
抚州市副市长黄赛荣透露，这次唱凯决口造成约10亿元的损失。
目前，抚州市将对抚河唱凯堤和中洲堤开展除险加固工程，目前已成立工程建设指挥部，并开始规划设计、制订方案、资金筹措管理、征地拆迁和清障等工作。该工程预计8月10日前完成施工设计，8月20日后开始施工。
江西唱凯堤防建设的困境并非孤例，据水利部部长陈雷透露，全国2/3中小河流都达不到规定的防洪标准。除了唱凯，每逢大水都会令人紧张的还有九江，这里的水位已经居高运行超过了20天。
玉树地震百日重访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玉树地震百日重访
如果抢险救灾是百米冲刺，灾后重建就是万米长跑。物质重建、文化重兴、社会重构，玉树沿着这三个维度，一砖一瓦重绘破碎的山河、一心一意重建倾覆的家园
文|《小康》记者 苏枫
7月17日傍晚，玉树结古镇赛马场，夕阳西下，炊烟袅袅。草原上的格桑花，正在怒放。几千个蓝色救灾帐篷散落在绿色草地上，黑红面孔的藏族男人开着白色面包车穿梭其间，尘土轻轻扬起。孩子们在帐篷间追逐打闹，女人们用黄铜锅子烧开了酥油茶。土豆块在锅里翻滚着，大家要吃晚饭了。
结古镇的赛马场是玉树地区最大的灾民安置点。玉树地震百日后，这里安静了许多。面对硬生生闯入自己生活的大灾难，人们在短暂的哭泣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
结古镇的清墟战役
一切归零，从头再来。
清理废墟是玉树重建家园的前提。玉树地区海拔高，一年的有效施工期不超过5个月，所以，清墟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役。
根据青海玉树地震灾害评估报告，玉树地震波及范围划分为极重灾区、重灾区、一般灾区和灾害影响区。其中，极重灾区是玉树州、县、镇三级政府所在地结古镇，受灾人口达106642人。
结古镇党委书记尼玛扎西对《小康》记者说，镇政府是“干活的地方”，“上面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来。”
“4·14”地震后，经过救人阶段，结古镇机声隆隆，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来自省内外的建设大军日以继夜地拆除危房、清理废墟。
一系列加快清墟进程的超常规举措迅速出台：确保道路运输通畅和社会治安井然有序；从各地加紧调运清墟设备，科学合理调配人员和机械，合理划定清墟责任片区，提高清墟效率；继续加快居民危房鉴定工作，解决建筑垃圾填埋场容量不足的问题；抽调州县干部，加强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发动群众主动支持、参与清墟；调动企业的清墟工作积极性，根据清墟企业工程进度情况，及时拨付清墟经费；进一步加强清墟现场的安全管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施工现场人员和交通安全；加强干部教育管理，严肃清墟工作组织纪律，确保资金和国有资产安全。确保5月22日前所有公共服务设施清墟完毕，6月20日前整个结古地区所有废墟完成清场。
清墟战的号角吹响了。玉树州红旗小学院内，挖掘机一铲一铲地清理倒塌的建筑废弃物，几十名部队官兵手拿铁锹和镐头挥汗如雨。7月底，堆积如山的倒塌废墟已被清理干净。
在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100天内，灾难随着废墟一起被清空。
禅古寺的搬迁
7月10日，在玉树县第三完小，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解放军和群众们聚集在一起，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万人誓师大会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宣布玉树地震灾后重建第一批项目开工。
位于结古镇南部的禅古寺是计划开工的第一批重点项目之一。禅古寺是整个藏区唯一一座供有藏传佛教四个教派佛堂的白教寺庙，至今已经有750多年的历史，初建时有僧人10万。经过历史尘烟，地震前共有喇嘛260名。玉树地震中，禅古寺有22位喇嘛圆寂，大雄宝殿、高级佛学院、闭关中心、禅古寺小学、图书馆受到重创，《小康》杂志曾在5月份对这里的灾后救援做过报道，禅古寺所在山体开裂，经专家鉴定后，不适宜在原址重建。规划中的新址在不远处的禅古村农田。
住持洛卓尼玛仁波切在今年5月1日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了一封信，感谢党和政府在玉树地震后对禅古寺的帮助，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胡锦涛主席很快给他回了信，希望他在灾后重建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近，活佛洛卓尼玛有点着急。因为规划的禅古寺新址是老百姓的农田，而政府针对这块地的政策迟迟还没出来。“一亩地补给老百姓多少钱？老百姓让出这块地以后到哪里去种地？这些具体问题没解决之前，是不能动工的。”
洛卓尼玛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喇嘛们住宿的僧舍能赶紧开工，让大家今年冬天能住得暖和点。另外，他希望今年大雄宝殿的地基能先打起来，这样，明年春天就能重修大雄宝殿，信众的修行就能有活动场所。
禅古寺的原址，洛卓尼玛希望能够作为地震遗址保留下来。“一方面这是历史的见证，另一方面，老百姓在精神上能有所寄托；政府也可以发展旅游经济。”
蓝图的规划和重构
恢复重建，不是简单复原。
规划，是灾后恢复重建的根本依据。全面掌握玉树灾区各类房屋的基本情况及玉树地震后房屋受损的情况，是编制玉树灾后住房重建规划的基础，为了确保重建进程按计划展开，在玉树，城乡房屋基本情况调查工作在第一时间启动。青海省内外规划专家走遍扎曲河、巴塘河和通天河两岸，进行调查评估。
经过多次论证会的集体讨论，大家对总体规划提出见解：一定要充分体现出民族特色、康巴风情、传统文化、地方风貌；在建设理念、景观设计、装饰装潢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和人文历史传承，让民族文化特色渗透其中，把结古镇建成一座集文化、旅游和环保为一体的新城市。
6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准并印发了《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这标志着通过紧张的调研、讨论、编制、公示、征求意见、修改等若干环节后，一个新玉树的蓝图已经绘就。
40天，60天，80天，100天——在玉树不几天就有新项目开工。
在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的结古镇禅古、甘达两村试点重建工程在7月已经进入收官阶段。7月8日，玉树灾后重建项目总承包合同暨第一批项目实施协议签字仪式在玉树举行。承担重建对口援建任务的是北京市、辽宁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六家援建单位。
青海省委书记强卫之前接受《小康》专访时说：“如果我们工作抓得紧，推进得快，就能让老百姓早一点享受新家园。”今年玉树的重建项目共计约200个，总投资达160亿元。
7月初，玉树极乐法会在赛马场连续举行七天。活佛洛卓尼玛主持了第七天的活动。几万名信众共同念诵佛教经文，向着这片受伤的土地长跪不起，祈望得到菩萨慈悲的力量。或许，有信仰的人更容易与自己的命运和好如初。
物质重建、文化重兴、社会重构，玉树沿着这三个维度，一砖一瓦重绘破碎的山河、一心一意重建倾覆的家园。
再访汶川：在余震中进行的重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再访汶川：在余震中进行的重建
两年过去了，汶川的余震仍时有发生，人们在或大或小的震动中开始重建，新生是艰难而又痛苦的蜕变
文｜《小康》记者 金依莎 孙晓青 汶川报道
汶川，因岷江得名，因“5·12”大地震而备受关注，正如威州镇巷子里默默而倔强开放的夹竹桃，正如水磨镇老街上跳着锅庄的女人，正如在随处可见默默工作的人们，生命在这里显现出它的顽强与韧性。时隔两年，《小康》记者重访汶川，寻找那些在这里直面悲痛、继续生活的人们。
在余震中进行的重建
2010年7月17日，尽管已经晚上10点半了，李少武仍然在和广州援建工作组的同志们开会，讨论不久以后在威州镇援建工程整体移交的事情。震后的汶川县威州镇和其他汶川老区一样满目疮痍。李少武至今仍忘不了那天最后定格在他记忆里的片段，“地震发生时那个孩子正在给他爸送饭，到出事手里都拿着那饭盒，太惨了。”李少武不禁皱了皱眉。
现在的李少武在镇政府工作，主要就是配合广州援建工作组搞重建。
“成绩很显著，但过程非常辛苦。援建一直都要面对余震缺水、缺材料、缺工人等层出不穷的状况。”李少武说。
去年10月的一天，广州一位专家来威州指导工作，深夜3时左右，突然发生五级余震。“第二天，这专家就很好奇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人跑出来，很多人都说太累了，其实也是习惯了。”从“5·12”至今年3月底，汶川共发生大小余震累计72082次，其中4级以上的余震就有312次，“整个镇的重建几乎就是在余震中进行的，所有参与援建工作的人都是好样的。” 李少武希望将来有一天将这一切写下来，出一本回忆录。
如今的威州镇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汉式、羌式风格的新楼鳞次栉比，岷江红军桥边每到夜晚就射出五彩灯光，古老的高山与江水染上梦幻般的现代色彩。文化广场上情侣漫步、孩子嬉戏、老人围坐，正常的生活消弥了往日的伤痛。
新城建了起来，承载的是援建人的辛劳和汗水，当地的老百姓终于开始了新生活，但在他们的心里，面对新的一切却仍很艰难。56岁的陈梦如今在镇上卖烧烤，“东西太贵喽，土豆要两块多一斤。”陈梦不愿意说起两年前的一切，心里的阴影还在，提起前几天政府发放的心理辅导小册子，陈梦轻描淡写地说：“那个我不看。”
“很累，无论是干部还是百姓，心里都很累。”在汶川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张莞说。在他看来，现在的人们仍然需要心理辅导，特别是对教师的心理辅导。“现在学校建起来了，硬件很好，但软件还是有些欠缺，很多老师心里不稳定，得过且过的心态比较严重。”
现在，有条件的汶川人把孩子送到异地就学，但张莞却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经济上不能承受。这也是很多当地百姓需要面对的现状。尽管如此，相比于映秀镇，当地人说已经是很幸运了。
在映秀，一万两千人的镇子，只幸存了四千多人，很多家庭妻离子散。成都一家媒体的记者王成是映秀镇人，妻儿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但直到现在，孩子在睡梦中还会大叫：“快跑！快跑！来了来了！”他感慨地说映秀是伤元气了。不仅仅是人口，还有经济。
由于映秀是所有灾区最后一个确定原地重建的乡镇，所以重建比较慢，镇民们大部分还分散在都江堰生活，每个月的收入主要是政府分发的每人550元的生活费。
“现在映秀人心里有点彷徨，对于一无所有的灾民来说生存是个大问题。当时很多映秀人都是借钱买的房，一个大地震，所有的房子都没了，财产也没了，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现在政府给建了新房子，但住新房子要补差价，就算不补差价，没有一技之长，也很难生存。有人说得很形象：把那个新房子看着就饱了？还是要有产业支持。现在政府要发展旅游，也许是个希望。”王成说。
活着的要好好活着
7月17日，大禹文化旅游节在汶川县绵大禹祭坛开幕。这个活动对于大禹出生地绵有着特别的意义，活动开幕当天，300多位来宾见证了大禹后人对他的崇拜，也见证了像大禹一样顽强的汶川人的新生。
两年多的时间，汶川县重建工作基本完成，11个乡镇重新打起精神开始了新的生活。许多汶川人说：“5·12”是汶川的祭日，也是生日。汶川县副县长、水磨镇当委书记王志勇说：“死去的我们永远会怀念，活着的要好好活着。”
除了威州镇，在映秀，这个被称作“建筑博物馆”的新城正在加紧施工当中；在三江，以旅游为主的乡镇拔地而起；在水磨，“禅寿老街”、羌城交相辉映，城与湖温柔相依；在绵，大禹故里的品牌已初步形成……所有汶川人都说：震后的汶川，道路、房屋等各种硬件设施其码要提前了三十年的水平。
广东省援助工作组副组长吴泰国说：“广东省对口援建汶川县总投资82亿元，那么大的地震如果不是制度保证，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建得这么好。” 现在，汶川已进入了“后援建时代”，如何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新生后的阿坝州进行了产业转型，从第一工业重镇逐渐传向了文化旅游、生态农业等低碳产业。吴泰国表示，当时他们根据现状考虑了很多产业，但最后还是确定了这样的发展思路，让青山绿水永留汶川。
“现在我们要把政治品牌转变为经济品牌。”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说。
除了文化旅游产业外，广东的援助还在继续，“今年我们已经在汶川进行了两次招工活动，并在成都建成了4.5平方公里的广东汶川产业园，将广东的企业引进来，继续从产业、管理等方面对汶川进行帮扶。”
对于这个羌汉藏多民族混居的小城，发展旅游是个陌生却又让人欣喜的决定。“过去也搞旅游，但是80%是过境游，节假日游客比较多些，主要是去九寨沟的。自从国务院确定汶川将成为羌文化体验区，政府对羌绣、释比文化、羌式建筑等都很重视。”汶川县羌禹文化旅游管理局副局长周云川介绍说。
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发展旅游带动了当地种植、羌绣等多个行业。绵镇和坪村二组的王国琴对此很高兴，“我最会绣花，发展旅游以后可以多卖些钱了。”她一边说，一边拿出自己绣的围裙给《小康》记者看：“看，多好看，要不要买嘛？”
在汶川，羌绣公司已经成立，这家有壹基金背景的公司不仅收购羌绣作品，还定期定点举行羌绣培训班，让这里的老百姓有了更多的就业渠道。
王国琴的绣品里很多都用到了风信子的花样，这种花代表着“重生”。
《唐山大地震》：32年后的影像余震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唐山大地震》：32年后的影像余震
23秒的惊天大地震。天塌地陷后，心灵的裂缝，远不及城市的伤疤愈合得那样快
文|《小康》记者 罗屿
1976年7月28日，唐山无数钟表的指针永远定格在了3时42分53.8秒。死神的手腕紧紧扼住这座城市，残暴地蹂躏了23秒。之后，大地一片死寂，活的气息从这里被完全抽离。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在众多资料中，试图寻找与当年那段往事的联系。
在搜索的过程中，她似乎远远望见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坚强。”张翎说，“‘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地干涸了。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张翎记得，在众多资料中，孩子们的后来，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张翎偏偏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慰，她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那些未知的“后来”给了女作家灵感。2006年，她完成中篇小说《余震》。而今，小说被导演冯小刚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7月22日全线上映。
伤疤下，有些东西暗暗涌动
张翎并没有亲历过唐山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离她生活的温州很远。北方的消息传到江南小城时，剩下的是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的口号。“我也曾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 张翎说。
真正让张翎“疼痛”的，正是她在30年后通过往日资料，远远望见的那些孩子。其中一个故事尤其触动了她：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对护士说：“阿姨，我手痒。” 护士给他仍在的那只手臂挠痒，孩子说：“阿姨，是另外那只。”
“我想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平复。而在人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下，暗暗渗流得更久，更久。”张翎说，她不想写血淋淋的伤口，而是写结痂的伤疤下，暗暗涌动的东西。
于是，她构思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王小灯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常年焦虑失眠，多次企图自杀，她来到了一家心理诊所，在医师的引导下学习哭泣与倾诉。30年前唐山地震那天的经历开始复活：王小灯与弟弟小达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下，一根房梁悬在二人头顶，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会被永埋地下，王小灯在瓦砾下听到妈妈李元妮向救援者说“救弟弟”……众人都以为王小灯早已不在人世，但她却活了下来，她被收养、成长、上大学、出国，但心里的伤痛却日益刻骨，余震不止。
书中最“揪心”的情节，莫过于王小灯母亲的“两难选择”。张翎说，这个构思，来自她查阅资料时，看到的一个细节：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在那种时候依旧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
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说，张翎认为，女性灾后的生存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更多的故事性。女人是一条细线，可以被生活拉扯到无限的细长，却似乎很难被彻底扯断。于是，她决定让小灯成为灾难中那个“被遗弃者”。
但这又并非全部原因。“尽管母亲先前说过‘闺女是妈妈的贴身棉袄’，而当她被天灾逼到极限时，她还是选择了救儿子。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男丁的重视，另外，我想说的是，在大自然的突兀发怒中，人被推到了极限。这个‘人’，男女是浑然一体的。在这种时刻，残酷和力量同时展现。”
《余震》是部让张翎写得很“疼”的小说。小灯被埋在地下，是疼的开始，但那只是肉体的疼。后面三十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的疼痛像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丈夫和女儿给她的。“她一直没有从7岁的回忆中间苏醒过来，她被包裹在一种对世界极端疏隔的情绪里行走，她跟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
小说写到结尾时，张翎哭了。所以她安排成年后的王小灯回到唐山。母女隔着一层楼，似乎见了，似乎没见。之后，小灯给她的心理医生发了一封信，说：“我终于打开了那些窗。”
张翎或许认为，“并不是所有苦难都能成就一个人。有的时候，苦难可以把人打倒，永远让人站不起来。”但她还是在小说结尾扔给了自己一剂安慰药。“我愿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隧道时能依稀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
本能的爱，消解所有矛盾
张翎笔下稀薄的亮光，到了电影《唐山大地震》中，被加入了更多暖色。
导演冯小刚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他自身价值观看，经历过灾难的人，很可能把伤痛一直带到坟墓中，弥合很难。但他希望一部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可以唤醒人对善、对爱的渴望，表现出人性中最温暖最柔软的东西。
找寻温暖的工作，落到了编剧苏小卫手中。苏小卫之前作品《那山，那人，那狗》、《暖》、《赢家》……，虽带股淡淡的忧伤，但不失温暖情绪弥漫。
苏小卫的“暖”，来自她对人的积极看法。在她看来，“心结解开”始终都是人们最美好的愿望，而心灵的愈合一是靠大家互相抚慰，一是自我疗伤，还有就是等待时间去弥合。
苏小卫接手创作后，冯小刚和制片方“华谊兄弟”找她聊过，希望这是个格局大的情感故事；一个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的温暖的情感故事。
改编后，《唐山大地震》中最温暖的地方莫过于结尾：女儿32年后重回到唐山，并非“似乎见了，似乎没见”的悬念，而是进屋看到一盆凉水，里面盛满西红柿——地震那晚，母亲把唯一的西红柿留给了弟弟，许诺明天买给她吃，而今履行承诺，已隔32年。当祭奠了多年的女儿来到眼前，母亲一点不陌生：“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30多年没有个信。”说着，步履蹒跚的她突然向女儿跪下，母女冰释前嫌。
苏小卫说，为原著增加“暖”色调，她找的出口是“家”与“亲情”。“中国人最注重家庭。地震就是在破坏家庭。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让那么多家庭在几秒钟就不存在了。”在苏小卫看来，那个硬的、冷的、捂不热的女儿，越是决绝地不与母亲相见，越是表明她对母亲当初选择的不释怀，而不释怀的根源就是中国人对家庭的那种执著。
一个家庭的爱恨离愁成了电影主线，也是剧中人一切痛苦的原罪。但中国人对“家”是有种“老讲究”的，源自亲情的最本能的爱，或许是消解痛苦的唯一良药。
电影中，“家”的概念不仅体现在“母亲、女孩、弟弟”这三个人间，也体现在女孩与养父母的种种关系上。其中，女孩的养父王德清在电影中的形象被彻底改变。小说中他是工厂的财务人员，女孩长大后，他曾对养女有过隐形性骚扰，致使女孩心灵的创伤不断加大。在电影中，养父不仅身份变为军人，另外，性骚扰等灰色因子均被拿掉，变成了一位典型的慈父。片中有这样一段：女孩成人后，未婚先孕，继而退学，养父把她的男友揍了一顿，随后迅速衰老。当消失多年的女儿携自己女儿回养父家时，养父悲喜交加地说：“这些年你上哪去了，我天天担心。”
父女俩没有血缘，但亲情高于血缘。亲情的温暖，成了医治受伤心灵的良方。
在张翎写作《余震》时，还没有汶川地震，但它在《唐山大地震》筹备期间发生了，苏小卫觉得，这没法回避，正好有了一头一尾。片中，汶川大地震，分隔多年的姐弟俩分别赶赴抗震第一线，弟弟这才知道姐姐还在人间，于是，引出了姐姐回家的剧情。而姐姐在近乎重演的历史面前，才真正触摸到当年的疼，理解母亲曾经的决定。
在苏小卫看来，“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
至于原著作者张翎，汶川发生地震时，她从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看到那些令人心碎的画面后，感觉自己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 张翎感慨说。
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
中国灾害应急体系之变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对话张翎：直面心灵创伤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
文|《小康》记者 罗屿
《小康》：小说《余震》结尾，虽没有指明母女相认，但毕竟留了一个稍显温暖的尾巴。您真的觉得母女相逢，可以让两个受伤几十年的心灵，最终获得抚慰？
张翎：直面心灵创伤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余震》中王小灯30多年不能打开心结，就是因为她不能正视并面对自己童年所遭受的创痛。承认人在自然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为力是勇敢者的行为，一旦人敢于面对自身和他人的无奈，重建生活的漫长隧道里就已经现出光亮。
小灯除了转过身来面对过去以外，别无治愈的可能性。但是面对过去只是治疗的第一步，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能力让小灯达到治愈的结果，但我至少给了她一个可能性。
《小康》：小说中的弟弟小达，同样也是在地震中心灵受伤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母亲李元妮，虽然灾难之后仍可活得遭人艳羡，但她亲手放弃了女儿，她内心的伤痛是否可随着母女相见被治愈？
张翎：灾后余生的每一个人，无不经受着心灵的折磨，小灯如此，小达如此，元妮也如此。小灯感受的是“被遗弃”的疼，元妮感受的是“遗弃”的疼，而小达感受的是“偷生”的疼。
小说里的主视角是小灯的视角。小灯的痛苦在小灯心目中是遮天蔽日的，大到了小灯已经无法看见别人的痛苦。而电影中的主视角是导演的视角，导演的视角没有盲点，导演看到了每一个人的痛苦。
李元妮始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她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希望她的家是整个街区最气派的，她穿的衣服在一条街上是最引人注目的，她的孩子是所有人中最出色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灾难带给她的冲击和毁灭就会比别人更强烈。
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苟活者，灾难带给他的冲击反而不是这么大。而像李元妮这样诸事追求完美的人，却陷入这么一种残缺不全的生活境遇，她的悲剧性是更为令人震惊的。小说里的李元妮总是招人恨，因为她总是走在别人前头，她总是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一种女人——哪个年代里都一样。灾难之后，她也是第一个站起来，朝前走的。她的性格是多面的，除了自立、刚强，也有俏媚、固执等等。电影丰富了她自强的一面和母性的一面。如果女儿能重新回到她的生活，她内心几十年的那个空洞，应该可以得到极大的弥补。
《小康》：小说中，继父冒犯了小灯。但我个人感觉，您并不想把他塑造成所谓的“坏人”。这是否可理解为，灾难过后，每个人其实都深藏着自己的伤痛？
张翎：人处在地震的灭顶之灾里，在这么一个极端的境遇里，性格是会被挤压成畸形的。多重的环境因素使得他身上具有多面性格，很难在一个层面上定义他。失去家园的疼痛加上多年家庭生活的孤寂，使他成为小说里呈现的那种人。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多年来对小灯没有丝毫懈怠的经济支持和抚养。社会环境有多复杂，人性就有多复杂。我希望大家看他的时候，能看到他身上洋葱一样复杂多层的内容，这些内容都不是用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可以解释清楚的。
《小康》：文学隐藏着心灵的伤。而文学或许只是提出问题，并给出光明的希望。但我想了解，您作为一个写作者，您觉得在一种无可避免的伤痛面前，究竟是什么，能尽量地减少伤害。
张翎：地震给人带来的疼，首先是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疼，再者是失去原有生活环境的疼。灾后余生的人，像是树被猛然拔起，即使再落土，也不是原来的那片土了。把错位的根须重新在新土里安置，再扎根，树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敏感反应。对待失去家园的疼，当然需要万众一心的积极重建。地貌和建筑物的修复是相对简单的，假以时日，新的城市，新的地貌都会出现——唐山的重建就是一个坚实的例子。失去亲人的疼痛，和失去原有生活环境的疼痛，却是更深一层的，它有可能伴随人的一生，影响人后来很长时间的生活。
天灾如飓风扫过大地，尘埃落定时，人们往往发现他们在世上唯一的财产，就是亲情了。受伤的人如果能从自己的视角里走出来，走入别人的视角，就像小灯如果能走到自己的影子之外，看到母亲的视角，那治愈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灾害应急体系之变
中国的应急体系已经有了跨越式的转变，但专业队伍的建设目前仍没有跟上，中国的紧急救援市场还未形成有效产业链
文｜《小康》记者 李秀江
7月以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已针对多个省份灾情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7月14日，台风“康森”进入南海东部海面，中国气象局紧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这是中国气象局今年以来首个台风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是一套怎么样的制度，在突发重大灾害面前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如何演变和发展，又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从“清官机制”到“四级响应”
曾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告诉《小康》记者，中国救灾管理制度，从原来的“清官机制”转变为现在的“四级响应体系” ，实现了体制性的跨越。
2003年的“非典”触动了中国应急管理的软肋，从而催生应急体系从无到有。2006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下称《总体应急预案》)，一年后，《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实始，中国的危机管理制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王振耀认为，汶川大地震的灾害救助基本是成功的，就是因为有了这套体系，可以说，现在各类灾害的救助是有条不紊的。“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四级响应体系也非常重视。”
这套以“防患于未然”为基本要求的总体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依据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把预警级别分为4级，特别严重的是Ⅰ级，严重的是Ⅱ级，较重的是Ⅲ级，一般的是Ⅳ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王振耀告诉记者，《总体预案》明确规定灾害发生后，一个地区死亡、转移多少人数，倒塌多少房屋的情况下，启动哪级预案，根据预案级别，明确要求哪些单位的哪级领导，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灾害现场，而不是以前模糊地说“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他评价称，以前的“清官机制”靠的是清廉、有责任感的官员来救灾，现在靠的是一套制度。通过灾害应急体系看到，一个好的体制、体系，可以让普通的人做伟大的事。但是如果体系不健全，在重大灾害面前，伟大的人可能也无能为力。
不过，有专家认为，现行应急预案制度的作用，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完全发挥出来，真正的应急工作还是依靠党政领导体制来完成。
“应急管理机构不够强大，不够权威，全国协调机制薄弱，机构众多、职能交叉、多头管理、分段管理、分行业管理，是当前我国重大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认为，一个完好的国家应急体系，必须具备灾害处置方面的完备法律，我们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但配套法规几乎是没有。“就像汽车一样，有很好的发动机，但是没有轮子是不行的。”
另外，虽然中国有了总体应急预案，但是还没有形成管理系统和应急准备预案，它不能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框架结构。刘铁民建议，“国务院修订总体预案的时候，一定要关注顶层设计。”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救灾物资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调运到灾区，是考验一个国家应急能力的重要一环。因此，救灾物资要有一个常态的储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早在1998年，中国就建立了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制度，其后在全国共设定了10个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但10年之中，物资储备不足、品种较少、储备库分布不均的弊端越来越突出。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帐篷储备不足成为这次灾害救助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据统计，地震后的第10天，帐篷缺口为90万顶，按照民政部的采购计划，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为此，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赶赴浙江两家生产帐篷的公司，也只解决了8.6万顶帐篷的民政部紧急采购订单。同时，外交部两次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国际社会优先紧急提供更多帐篷援助。
“储备不足，品种较少，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并未充分展现其战略意义。”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国事后评价说。
根据规定，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由当地省级民政部门实行代储管理，主要承担特大灾害物资救援。
中国最早设立的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中，唯一指定的储备物资只有帐篷一项。储备物品种类单一，而且储备库分布不均，天津、沈阳、哈尔滨、合肥、郑州、武汉、长沙、成都、南宁、西安10个代储点，大都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中部，整个西部只有西安和成都两个。
更为严重的是，这10年之中，有些代储点的监管和维护日渐松懈。
1998年被首批确立的某中央救灾物资代储点，当地民政部门却将仓库用地建起酒店，地下室用作储备库；在另一个省份的储备库建设用地竟然盖起了职工宿舍。而在己建成的储备库中，管理无绪、专业人员不足、维护资金短缺等问题也使得救灾物资储备库的功能弱化。
经过2008年汶川地震的考验，有关部门开始反思中央储备救灾物资中存在的问题。2009年，民政部对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重新规划布局，数量由原来的10个规划增加到24个，但多数都在规划或在建之中。
今年5月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昆明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号称是中国目前已建成的规模最大救灾储备库：“可同时停放起降两架大型直升机；可满足70万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在建中的成都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号称是中国在建中规模最大的物资储备库。
救灾物资品种除了帐篷、棉被、救生衣、应急包、等物资，一些在建的救灾物资储备库，甚至将冲锋舟、橡皮艇、发电机、挖掘机等各类救援工具也列入其中。
“储备物资的日常采购属于政府采购序列，但具体采购什么，采购物品的标准、规格都需要清晰的界定。”政府采购联合体秘书长李百超认为，“小到应急包、救生衣，大到冲锋舟、挖掘机甚至是直升机都可以采购，但有几个人懂得如何采购冲锋舟、挖掘机？更别说采购直升机了。如果监督不力，很容易出现花大钱办小事、暗箱操作、滋生腐败等问题。”
另外，紧急状态下的应急采购更需要加快立法。李百超介绍，“应急采购是抢险救灾、战争状态以及应付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的特殊采购，在采购过程中难免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容易出现损失浪费和弄虚作假等问题，目前尚没有法律层面的制度对如何开展应急采购做出明确规范。”
此外，专业人氏认为紧急救援从设备需求、救援专业人员需求、医疗救助保障、保险完全赔付、通讯网络等等，隐藏着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对中国这个人口和经济大国来说，每年国内将有上千亿人民币的市场潜力，国际需求也将近千亿美元。目前，救援产业链在民间市场还未得到进一步开拓和提升。
“应急”急缺专业队伍
“中国的应急体系已经有了跨越式的转变，但专业队伍的建设没有跟上，这么大一个国家，专业救援队只有几百人，少得可怜。” 王振耀称，应急专业队伍的缺失，使整个应急体系的实际效率大打折扣。
为了缓解人才缺乏的困境，民政部今年7月专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民政系统招收20名自然灾害学硕士生，方向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据统计，我国现有各类应急救援人员50余万，分散在多个部门和行业，缺少综合性，存在着“多队单能”的弊端。
目前，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只有中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又称中国国际救援队)，基本上再无其他专业救援力量。今年6月，这支专业队伍扩编了一倍，也只有480人左右。
王振耀说，我们现在大部分救援工作是依靠军队、武警，但他们并不具有灾害救援的专业技术，“与非专业的队伍相比，专业队伍的作用可以说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一支专业队伍是不够的。
其实，汶川地震后，许多学校、专家和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考虑如何组建、培训更多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
200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总队政委王育新就提出，应该将消防队伍建设成一支综合性常备应急救援骨干力量。王育新分析说，从汶川特大地震的实际救援效果看，国家地震救援队由于人员较少，只能对局部受灾区域实施救援，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虽然人数众多，但缺乏针对性装备和专业训练，救援成效受到影响。
他建议，国家不宜再重复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应当整合现有应急救援力量，形成以消防部队为主体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把消防部队建设成为各级政府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布《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今年4月，总参谋部应急办主任田义祥对媒体宣布，军队将建成8支共5万人的国家级专业应急救援部队，按要求2010年底将全部形成应急救援能力。
7月5日，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表示，将跨部门、跨地区联动，抓紧组建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年底前，东部所有省份要完成应急救援总队的组建，80%的市、县要完成组建任务；中部50%、西部30%的省、市、县要完成三级组建任务。
对此，有学者担心，以军队为主体的救援队伍也有其弊端，按军队的体制管理，一些参加过灾害救援的官兵，刚刚具备了实践经验，很快就会转业或复员，而刚刚入伍的新兵，又需要在实践中重新积累经验，整个队伍的轮换期不到五年。
目前，消防部队对一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员采取返聘形式，但数量极少，更多具有经验的官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失。“在突发灾害面前，组建更多具备专业技术、专业设备的救援力量，才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这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王振耀说。
俄罗斯：救灾机构属强力部门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下设指挥中心、民兵部队、搜寻和救援局、国家小型船只局、物资技术和装备保障局、国际合作局、基金投资和开发局等多个部门；其所负职能也颇为繁杂，除在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和战争发生时领导消除后果的工作外，还承担组织民防训练、储备用于应对危机的武器和兵力、建立国家保险基金等多项任务。
作为俄罗斯负责危机应对的中央部门，紧急情况部下辖6大区域中心，并且在全国89个州都设有分支机构，藉此铺开一个层级分明、覆盖整个俄罗斯的减灾救援网络。
就机构设置和职能权限而言，紧急情况部在俄联邦政府中的地位绝对不容小觑。如今，紧急情况部已成为俄联邦政府中与内务部、国防部、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同等重要的强力部门，俄罗斯对救灾应急工作的高度重视由此亦清晰可见。
美国：机制完备，效率欠佳
美国负责指挥重大灾害救援活动的中央部门是“联邦应急管理署”。“管理署”成立于1979年，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并入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目前救灾行动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则是1974年修订后的《斯坦福法案》。
美国救灾工作的开展遵循先地方、后中央的程序。当某地发生灾害或紧急情况时，州政府首先会借助当地的警察、志愿者和财政力量自行应对。如灾势超出州政府的处理能力，则州长可依据《斯坦福法案》，请求总统宣布该地区所受灾害为重大事件。经过“初步危害评估”程序对灾害的严重性进行确认，只有当灾势确实大至需动用联邦的救援力量时，总统才会根据《斯坦福法案》发布重大事件宣告。直到此时，“联邦应急管理署”方有权协调联邦交通、食品、医疗等部门向地方派出救援人员和应急物资。联邦能够为灾区提供的救助包括建设临时住所，向灾民提供补助、食物券、心理咨询，对公共建筑进行修复，清理废墟等。但救助所需经费的25%须由州政府承担，除非获得总统的免除许可。
由于申请、评估程序比较繁琐，所以从灾情发生到“管理署”的首批救灾力量到达灾区可能会相隔若干天，而这往往使得美国的救灾效率大打折扣。事实上，完备的法规和明确的程序对于灾后救援而言无疑至关重要，只是如何使形式健全的机制更加灵活有效地发挥作用尚需思考，这同样也是很多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日本：应对始于灾发之前
早在1880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旨在应对突发灾害的《备荒储蓄法》。该法规定，日本国民须在家中常备食品、水、蜡烛等应急物资，以便灾发被困后有时间等待救援。130年后，日本应急物资储备、管理相关的规定也更加细致。
日本的应急物资大多分散储备在居民社区中，物资储备点通常建于学校的操场旁边，每个储备点储藏的食物、药品等一般能满足几千人一周的需要。对于日本家庭而言，一个装有水、速食品、手电筒、收音机、毛毯等应急品的急救包是不可或缺的；幼儿园、保育园和学校则必须为每个孩子准备一个急救包。事实上，日本的很多超市都出售小至压缩饼干，大到帐篷、担架等震灾应对物资，因此，常备应急包对于日本人来说并不困难。为在灾害发生时将损失降至最低并有效实施救援，日本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也有专门规定。根据日本的《建筑标准法》，日本所有房屋建筑必须具备在七级地震发生时不坍塌的抗震能力，房屋建设开始前必须提交防震报告，且只有在获得专家认可后才能动工。就预警监测而言，目前日本气象厅拥有由330余个站点组成的地震监测网络和覆盖全国的“潮位与海啸监测系统”。基于此，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气象厅在地震发生后2分钟内报出地震强度，3分钟内预测出海啸浪高，4分钟内确定地震震中。地震发生后，震情必须首先报告首相，首相经中央防灾会议做出决策后向全国公布，并同时展开救援。
_xyz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小康》杂志2010008期封面：救灾忧思录
救灾忧思录
当超过1998年的大洪水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触目所及，中国的南方雨水淋淋，洪灾遍地。当广州一月之内被淹了三次，当江西唱凯一夜决堤，当三峡大坝迎来了建成后的第一次大洪峰，都明确无误地显示出南方洪灾的狂暴无情。
但南方真正的汛期本月才拉开序幕。三峡防洪的第一次“考试及格”或可让我们转过头来再次观察江西唱凯的决堤，唱凯决堤的原因被归结为洪水超历史纪录，堤身堤基土质差，堤坝决口处为迎流顶冲位置，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减灾、防灾、预报的原因。
7月22日，一部名为《唐山大地震》的电影再度勾起人们对32年前那场大灾难的回忆，如是我们重新回到了两年前的汶川、一百天前的玉树，在经历了如此的毁灭性打击后，人们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重建自己的家园。
32年，12年，2年，100天，现在。
时间的河流从未停止，中国面对的天灾从未减少。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的应急救援体制会怎么响应，在灾难过后，用什么模式来重建自己的家园。当我们直面中国的应急机制、求援体系、重建模式的时候，既观察到了其中巨大的进步，也看到了过程中的摇摆不定，其中的疏忽和不足则更应该引起关注，因为使这些缺陷逐步完善才能使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才能让无数的伤痛不再重演。也唯有正视现实、直面争议，防患于未然，才能使我们从一个救灾强国逐渐转变为一个防灾强国。
聚光灯下的三峡大考
面对新一轮的大洪水，在争议声中建立起来的世界第一坝，被人提及已经不再是建与不建之争，而是它对长江流域的防控功能如何体现。
文｜《小康》记者 朱文强
7月20日8时，三峡大坝稳稳挡住了流量达70000立方米/秒的特大洪峰。
在洪峰来临时，三峡坝区甚至有数千名游客专程前来观看洪峰过坝的壮观景象。面对新一轮的大洪水，在争议声中建立起来的世界第一坝，被人提及已经不再是建与不建之争，而是它对长江流域的防控功能如何体现。
洪峰过后，三峡考验才刚刚开始。
洪水中的大坝
7月初，长江流域连续遭遇暴雨袭击，三峡入库流量今年首次突破2万立方米/秒，到7月10日，三峡入库流量最高达到36000立方米/秒。
三峡水库首次开启三个泄洪深孔泄洪，7月15日，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出第12道调度令，要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从当日13时起至19时止，将三峡水库下泄流量由25000立方米/秒，逐步加大至32000立方米/秒，腾出防洪库容，迎接洪水的到来。
这也意味着，三峡大坝随时将迎来洪水的冲击。
1998年，长江发生的全流域型特大洪水至今仍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其时，三峡工程刚刚完成大江截流半年多。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灾害的根本原因是，上游干流及中游支流洪水来量大，中游没有一个有足够容积的调洪、滞洪场所，而且河道渲泄能力又不足，当洪水来量超过河槽安全泄量时，势必造成堤防溃决，洪水漫流而成灾。
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主任袁杰说：“这次洪水能够安然过去，与1998年相比，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有三峡大坝发挥拦洪作用。”
长江水文局多年的实测资料表明，无论哪种类型的洪水，宜昌以上即长江上游的洪水来量都占长江中下游洪水的主要部分。长江主汛期7、8两个月的多年平均洪水总量中，宜昌以上洪水来量占枝城洪量的95%。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表示，三峡水库入库流量最高约70000立方米每秒，经水库调蓄后，出库流量40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控制下游荆江河段不超警，有效减轻中下游防洪压力。丹江口水库最大入库流量达27500立方米每秒，最大下泄仅1900立方米每秒，削减洪峰94%。
防洪已经成为三峡工程最大的功能定位。
紧张的调度
没有人去设想，如果没有三峡工程在中间进行调蓄，以7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会发生怎样的后果。
“70000立方米每秒下来，就是荆江河道现在的泄洪能力，就是它的行洪能力大概在60000～68000立方米每秒的能力。在洞庭湖，也就是“城陵矶”这个地方的行洪能力大概在60000立方米每秒，而这个流量一旦到达，江堤肯定要超保证水位以上。这是三峡水库起到重要的作用之一。”刘宁说。
根据三峡水库的运行标准，在正常运行期间，水库汛期防洪水位为14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在此高差内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相当于四个荆江分洪区的蓄洪量。长江年径流量约为1万亿立方米，降雨通常集中在七八月，如果只蓄不泄，待洪水再次来临时，三峡就会失去作用。
而正是三峡的调度，有效地拦蓄了40亿立方米洪水，当时三峡工程水位已经达到了154米。
就泄洪调度权而言，出库25000立方米/秒以下由三峡总公司自行调度，出库25000立方米/秒到56000立方米/秒由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决定，56000立方米/秒以上，则由国家防总决定。
大洪水来临后，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做出重要的批示，要求水利部一定要合理地、科学地调度三峡等水利工程，要兼顾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和库、湖、塘这几个方面的水情，全力防汛，合力抗洪，充分发挥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综合效益。
这成为调蓄三峡工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亲自上阵，研究三峡工程的调度和运用。随后，三峡大坝采取的调度方式是，当长江上游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小于500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三峡工程控泄34000立方米每秒。当大于500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三峡工程控泄40000立方米每秒。
分段调度实行后，基本控制了荆江大堤沙市河段水位不超警，即使拦蓄了洪水，也不至于顶托而影响嘉陵江的行洪，以尽可能减少重庆市受淹的范围。
目前来看，三峡工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中下游的河段和两湖的水位当前有所上涨，但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国家防总加强了长江上的第一大支流汉江的调度，在它的上游发生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后，丹江口水库已经事先进行了腾库，当它入流是27000多立方米每秒的时候，水库拦蓄后向下面泄洪只有1900立方米每秒，避免它和长江三峡放下来的40000立方米每秒发生再遇，以尽可能地降低中下游的水位。
争议中的三峡
三峡的第一次防洪“考试”是在聚光灯下完成的。
在暴雨刚刚袭来的时候，三峡的防洪就成为网络与媒体热议的焦点。三峡的防洪能力，在各种媒体、不同受访者和不同时段的报道下，有着百年、千年和万年乃至能力有限的不同说法，网络上则疯狂张贴“从万年一遇到不能指望”的新闻标题。
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有着不同前提条件的。有了三峡大坝，长江最险处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将从不到二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以上；即使出现千年一遇及以上的洪水，辅助启用分洪措施，可保证荆江大堤的安全；在万年一遇乃至更恶劣的情况下，通过综合调节，可避免江汉平原发生毁灭性灾害。
中国三峡集团公司总经理陈飞表示，这个问题在三峡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过，三峡水库它要应对的不仅是这次洪峰，而是整个汛期，未来还有一个多月。“如果这次把剩余的上百亿立方米的库容全部用完，下游可以高枕无忧，但后边连续多次的洪峰怎么办？上游再连续下几场暴雨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为后边一个月的洪峰留下更多的空间。”
但目前的情况是，今年洪水更多的发生于长江的各大支流，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大量的支流和湖泊，如果再有更大的降水，支流的防洪压力将是巨大的。而对此，三峡似乎无法顾及。
“三峡跟所有的水库大坝一样，对于上游的洪水的确是无能为力，它真的管不了。对于下游而言，也存在一个影响范围的问题。三峡防洪主要负责的，是下游荆江段的安全，毕竟荆江段在历史上是洪灾多发区。除了荆江段，三峡也能兼顾到洞庭湖、城陵矶一带的防汛，但再往下游影响就非常有限了。” 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主任袁杰说。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三峡，综合考虑上下游的防汛压力，加上防洪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三峡在防洪上所能发挥的能力确显是有限。三峡集团枢纽管理局局长张曙光表示，“整个长江流域的防洪措施不能靠一个三峡大坝包打天下，毕竟我们还没有达到人定胜天的程度，只要是进入汛期，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都必须提高警惕。”
在停航76小时之后，三峡船闸在7月22日重新开启，迎来了首批上、下行船舶。首度“洪水考验”看起来波澜不惊，媒体纷纷以“三峡顺利通过大考”对此进行了报道。但考验才刚刚开始，洪水带来的垃圾物有近2万平方米，这些漂浮物是威胁三峡库区水环境的“杀手”，甚至会影响大坝机组发电。
在清理漂浮物的同时，长江上游的雨水并未减轻，本刊截稿时，据长江水利委员会通报最新汛情称，未来1至2天，长江上游干流以北和汉江上中游又将迎来中雨和局部大雨，长江流域汛情依然严峻。长江防洪的最突出矛盾——峰高量大及河道的安全下泄能力不足——仍然存在。
江西唱凯：严防死守下的决堤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江西唱凯：严防死守下的决堤
时至今日，抚河堤坝旁的村民仍需每年上缴30元/人名为“一事一议经费”的防汛费用。 但“缺钱”的唱凯堤仍然溃坝，尽管决堤后抢险救人展现了应急体系的能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减灾、防灾中的种种局限和不足
文｜《小康》记者 朱文强 江西报道
2010年6月27日18时，决口6天的唱凯堤成功合龙。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唱凯镇低洲涂村的涂军龙终于可以回家了，一条7岁的大狼狗飞快地从二楼跑下来迎接主人。
“离开家的时候只留下这条狗，我和它讲，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后来它自己跑到二楼，一直帮我看家。”涂军龙说。洪水肆虐后的涂家已经面目全非，屋里屋外积聚了一尺厚的泥沙，三面围墙倒了两面。涂军龙经营了10年的养龟池在几分钟内被毁，上万只甲鱼和乌龟全部被水冲走。
“损失要几百万。”涂军龙一脸无奈。
7月6日，因在防汛抗洪中擅自离岗、脱岗、工作不负责任，抚州市7名干部职工被给予党内警告、解聘劳动合同等处理。随后，江西省水文部门发布消息称，今年1月～7月，江西省平均降雨量达1574毫米，超出1998年的1552毫米，7月中下旬长江江西段及鄱阳湖将维持较高水位，防汛形势仍不容乐观。
7月14日，受强降雨袭击，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大港镇梅溪水库水位超过泄洪道1米左右，启闭设备出现失灵，洪水倾泻而下，临近村庄和千亩农田被淹。
洪水接连肆虐着江西，唱凯决堤前的种种征兆并未挽救这座年迈的大坝，洪水从340米宽的决口倾泻而下，6月21日，经受了连续5天的强降雨，江西省抚州市唱凯堤终于没有抗住洪水的冲击，唱凯镇、罗针镇、罗湖镇、云山镇瞬间变成一片汪洋，10万人受灾。对于久居于此的人们来说，危险才刚刚开始。
与洪水赛跑
时至今日，村民家的墙面上被洪水浸泡过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最低的地方淹到2米5，村委会当时水深1米多。” 唱凯镇灵山村党支部书记何子龙说。
灵山村下辖的3个自然村1672口人均在这次洪水中受灾。相比1998年的大洪水，这次唱凯决口要大得多。“这次差不多是最大的，创历史了。”何子龙摇摇头说。
自5月27日开始下雨以来，江西省即要求全省防汛系统紧急动员起来，决战三十天，确保防汛总目标的实现。江西省委书记苏荣6月11日晚亲自致电省防总负责人和新余、宜春等5市级防办，要求各地严防汛情。
决口前，何子龙正在堤坝巡堤，每年这个季节，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巡堤是他的必要工作。这是抚州市堤坝修护和管理的方式，官民共治、划片分区，主要依靠基层干部组织村民除险加固。
整个村子都处在紧张的气氛中。“决堤之前防汛的会开了有四五个，防汛物资是否到位，都开会布置了。我们村里也开了会，有时候一天要碰两三次头。”
何子龙将村民分成四个组，抢险组、物资提供组、敲锣组、道路输送组。万一出问题，就只能疏散人口。这个制度一直实行了好多年。这些不时之需终于在今年派上了用场，唱凯还是决堤了。
“我当时看到有人叫，一边跑一边往家里打手机。从决口跑回村子几百米，五六分钟，跑得很快。”何子龙说，“我先打电话给敲锣组，等跑到村里的时候，全村人都在打锣了，有人用脸盆敲啊。”
慌乱的村民拥挤着跑向村口大道的一个岔口，“不仅我一个支部，有灵山，官州，石吴口，古港的一部分人都用这一个岔路口。当时有骑电动车的，背着包的，老人家牵着牛的。”何子龙说。
10米宽的岔路口瞬间挤满了上千名村民，何子龙站在那个路口旁大声叫喊，指挥着村民往上边跑。“有人不知道哪个地方决口，不知道往上跑还是往下跑。”
“那么多人，我们把老人和小孩拉到边上来，不然碰倒了，跑不起来，非死不可，当时那个路口差不多五六千人以上。”何子龙说。疏散人口用了2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已经上水了，村里被淹了一米深。当时统计人口的时候有灵山村80多个人没有出来。晚上11点多第二次统计的时候还有10多个人没出来。
当晚9点30分，武警部队已经集结到京福高速路口，但天黑加上水流太急，冲锋舟根本停不住，进村救人只能等到天亮。第二天还没天亮，何子龙找到当地武警部队借冲锋舟，但对方回答必须要等上面的通知。“我说我就是这里的村支部书记，这里我相当熟悉的，后来他们就给我3个冲锋舟。”何子龙说。
随后，四五个武警战士跟随何子龙准备用冲锋舟救人，冲锋舟开到金临渠的时候，却卡在那里过不去，武警战士说冲锋舟要过去至少需要80公分深的水，并且要快速通过，而当时那里水位最多四五十公分。
“当时我们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我就跳到水里，试下水到底有多深。水相当急，我说赶紧去拿锹，我把这儿弄开。挖的时候水越来越深，我被冲倒了两次。那里都是石头，差不多搞了两个半小时，他们用绳子把我绑住，我把石头一块一块搬出来，搬不动的时候还要用锹去挖。我挖了一米多深，10多米宽。冲锋舟才开下去，后来几天救援都是从那里走。”何子龙说。
6月22、23、24日三天是救人的高峰期，一个冲锋舟可以装10个人左右，那几天一个冲锋舟刚进村子，马上就挤满了人。当时部队已经戒严，其他人都进不去村，后来当地武警部队给了何子龙一个特别通行权，可以随意进出帮助救人。
“从21日开始的5天，我一直在冲锋舟上，部队看到我太累，就给些压缩饼干和矿泉水，23日中午和24日中午和抚州市政法委书记一起吃了两次盒饭。”何子龙说。6月25日，古港村有一个40多岁的女哑巴，带着一个儿子和女儿，为了看家里的东西就是不肯离开。“一些不讲理的，就是不走，我说你不走我也没办法拖你走，但小孩我必须带走，他没有判断能力，小孩一上冲锋舟，她也跟着一起走了。有时候我们进去也没法讲理，看到小孩的时候抱起来就走。”何子龙说。
6月22日上午，第一批获救的村民被安置在抚州体育馆，到25日，开始转移到东华理工大学，一人一个床位，26块钱一天的标准。25日下午，在东华理工大学，江西省委副书记王宪魁给党员召开座谈会，要求村民先不要回家。但27日，一些灾民听说家里有东西被人家偷了，纷纷要求回家，情绪一度失控。“我们那个组织了10个人，坐车到华溪，然后租了3个船，那个时候还有好大的水，到村庄看了一下，没有出现家里有被盗现象，当时还有武警24小时巡逻。”涂军龙说。
不达标的防洪堤
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副院长季晓声在抚州市“6·21”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唱凯堤总长81.8公里，而投入资金有限，该堤大部分并没有达到抵御20年一遇洪水的设计标准。
“洪水超历史纪录，堤身堤基土质差，堤坝决口处为迎流顶冲位置，是垮堤的三大原因。” 抚州市副市长黄赛荣说。唱凯决口后，当地官方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根据《唱凯镇志》记载，唱凯堤修于中华民国25年即1936年，全部就地取土，为土堤。堤身立于河滩沙石之上，是沙基。汛期渗漏严重，外坡堤岸陡峭，抗洪能力差。
由于堤基易溃决成灾，1989年至1997年，当地政府组织沿堤群众多次进行大型维修加固，总投资2044万元，其中当地百姓出工出力约合资金1376.2万元。但多年的修葺并未让这座大堤固若金汤，1982年6月19日，唱凯堤华溪段决堤237米。
地洲涂村的村民们还清晰地记得1982年的大洪水。“1982年那次倒堤，发生在端午节前，凌晨3点多钟，我们的上游将近6公里的地方倒堤，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水才到我们这里。那次死了人的。”涂军龙说，“那个时候苦啊，飞机空投一点饼干，大家就抢，抢到就有，没抢到就没有了。”
1982年抚河大洪水过后，由原抚州地区水电勘测设计院提供设计书，抚州市政府于1992年至1997年对唱凯堤进行了部分堤段的除险加固，防洪标准则从8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但1998年6月23日，唱凯堤再次出现严重险情，东乡河段多次发生漫顶现象。当年8月，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重新设计唱凯堤除险加固工程。11月，江西省水利厅将该工程列入抚河整治防洪工程除险加固子项目中，此次施工被称为唱凯堤一期工程。
自1998年开始，唱凯堤共实施了四期除险加固工程，至2009年12月，抚州市临川区唱凯堤除险加固工程完成中央总投资3068万元，部补投资300万元，省补投资170万元，地方自筹资金3959.64万元。
2009年12月，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再次编制《抚州市临川区唱凯堤除险加固初步设计报告》，该报告预算工程款为2.2亿元。
审批还在进行，唱凯堤已然决口。
抚河之殇
唱凯堤决口让生活在河畔的村民切实体会到洪水的猛烈和恐怖，作为江西省第二大河，抚河的伤痛却早已暴露。
“1982年洪水时，基本就是自救了，当时下雨时间比较长，我们当时都在堤坝上防洪，政府通知，有可能决堤，村民赶紧往堤坝上走，当时是有准备的。好多人自己扎的树排，然后救人。”涂真泉说。
随后，这个大坝再次经历了1998年大洪水，每经历一次洪水，当地政府就会对堤坝进行修缮和加固，但是这种减灾防灾的平常工作，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所有的这些都将累积成为抚河之殇。
抚州市临川区水利局副局长黄克华坦承，河堤虽然分段到各个村镇，但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有村镇对于本身利益不直接的堤段维护不够。
时至今日，抚河堤坝旁的村民仍需每年上缴30元/人名为“一事一议经费”的防汛费用。
抚州市临川区抚河河道提防管理局原局长杨龙水认为，“这些年来，中央累计下拨了3400多万元治理资金，但是分批下拨，只能用于其应急工程。即先将整个大堤上各种险情打分，险情重的进入应急工程。”
目前，抚州市防洪设施在长期运行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养护。临川区唱凯堤、中洲堤、河东堤等，金溪县浒湾堤，崇仁县沙堤、孙坊堤，南城县八堡堤除险加固设计标准均为20年一遇，但这些堤坝的抗洪能力并未达到设计标准。
6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抚州市副市长黄赛荣回应说，抚州财政有限，上级调拨的资金也不多。“地方自筹资金无法落实。”杨龙水说，第五、六期的地方配套资金到现在仍没有着落。
“2009年，我们建议将唱凯堤列入环鄱阳湖规划，争取建设资金2.222亿元，加上地方自筹资金，总投资大概3～4亿元，报告已递交给省发改委和水利厅，但还没有批下来。如果资金到位的话，可以实现‘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杨龙水说。
抚州市副市长黄赛荣透露，这次唱凯决口造成约10亿元的损失。
目前，抚州市将对抚河唱凯堤和中洲堤开展除险加固工程，目前已成立工程建设指挥部，并开始规划设计、制订方案、资金筹措管理、征地拆迁和清障等工作。该工程预计8月10日前完成施工设计，8月20日后开始施工。
江西唱凯堤防建设的困境并非孤例，据水利部部长陈雷透露，全国2/3中小河流都达不到规定的防洪标准。除了唱凯，每逢大水都会令人紧张的还有九江，这里的水位已经居高运行超过了20天。
玉树地震百日重访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玉树地震百日重访
如果抢险救灾是百米冲刺，灾后重建就是万米长跑。物质重建、文化重兴、社会重构，玉树沿着这三个维度，一砖一瓦重绘破碎的山河、一心一意重建倾覆的家园
文|《小康》记者 苏枫
7月17日傍晚，玉树结古镇赛马场，夕阳西下，炊烟袅袅。草原上的格桑花，正在怒放。几千个蓝色救灾帐篷散落在绿色草地上，黑红面孔的藏族男人开着白色面包车穿梭其间，尘土轻轻扬起。孩子们在帐篷间追逐打闹，女人们用黄铜锅子烧开了酥油茶。土豆块在锅里翻滚着，大家要吃晚饭了。
结古镇的赛马场是玉树地区最大的灾民安置点。玉树地震百日后，这里安静了许多。面对硬生生闯入自己生活的大灾难，人们在短暂的哭泣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
结古镇的清墟战役
一切归零，从头再来。
清理废墟是玉树重建家园的前提。玉树地区海拔高，一年的有效施工期不超过5个月，所以，清墟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役。
根据青海玉树地震灾害评估报告，玉树地震波及范围划分为极重灾区、重灾区、一般灾区和灾害影响区。其中，极重灾区是玉树州、县、镇三级政府所在地结古镇，受灾人口达106642人。
结古镇党委书记尼玛扎西对《小康》记者说，镇政府是“干活的地方”，“上面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来。”
“4·14”地震后，经过救人阶段，结古镇机声隆隆，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来自省内外的建设大军日以继夜地拆除危房、清理废墟。
一系列加快清墟进程的超常规举措迅速出台：确保道路运输通畅和社会治安井然有序；从各地加紧调运清墟设备，科学合理调配人员和机械，合理划定清墟责任片区，提高清墟效率；继续加快居民危房鉴定工作，解决建筑垃圾填埋场容量不足的问题；抽调州县干部，加强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发动群众主动支持、参与清墟；调动企业的清墟工作积极性，根据清墟企业工程进度情况，及时拨付清墟经费；进一步加强清墟现场的安全管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施工现场人员和交通安全；加强干部教育管理，严肃清墟工作组织纪律，确保资金和国有资产安全。确保5月22日前所有公共服务设施清墟完毕，6月20日前整个结古地区所有废墟完成清场。
清墟战的号角吹响了。玉树州红旗小学院内，挖掘机一铲一铲地清理倒塌的建筑废弃物，几十名部队官兵手拿铁锹和镐头挥汗如雨。7月底，堆积如山的倒塌废墟已被清理干净。
在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100天内，灾难随着废墟一起被清空。
禅古寺的搬迁
7月10日，在玉树县第三完小，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解放军和群众们聚集在一起，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万人誓师大会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宣布玉树地震灾后重建第一批项目开工。
位于结古镇南部的禅古寺是计划开工的第一批重点项目之一。禅古寺是整个藏区唯一一座供有藏传佛教四个教派佛堂的白教寺庙，至今已经有750多年的历史，初建时有僧人10万。经过历史尘烟，地震前共有喇嘛260名。玉树地震中，禅古寺有22位喇嘛圆寂，大雄宝殿、高级佛学院、闭关中心、禅古寺小学、图书馆受到重创，《小康》杂志曾在5月份对这里的灾后救援做过报道，禅古寺所在山体开裂，经专家鉴定后，不适宜在原址重建。规划中的新址在不远处的禅古村农田。
住持洛卓尼玛仁波切在今年5月1日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了一封信，感谢党和政府在玉树地震后对禅古寺的帮助，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胡锦涛主席很快给他回了信，希望他在灾后重建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近，活佛洛卓尼玛有点着急。因为规划的禅古寺新址是老百姓的农田，而政府针对这块地的政策迟迟还没出来。“一亩地补给老百姓多少钱？老百姓让出这块地以后到哪里去种地？这些具体问题没解决之前，是不能动工的。”
洛卓尼玛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喇嘛们住宿的僧舍能赶紧开工，让大家今年冬天能住得暖和点。另外，他希望今年大雄宝殿的地基能先打起来，这样，明年春天就能重修大雄宝殿，信众的修行就能有活动场所。
禅古寺的原址，洛卓尼玛希望能够作为地震遗址保留下来。“一方面这是历史的见证，另一方面，老百姓在精神上能有所寄托；政府也可以发展旅游经济。”
蓝图的规划和重构
恢复重建，不是简单复原。
规划，是灾后恢复重建的根本依据。全面掌握玉树灾区各类房屋的基本情况及玉树地震后房屋受损的情况，是编制玉树灾后住房重建规划的基础，为了确保重建进程按计划展开，在玉树，城乡房屋基本情况调查工作在第一时间启动。青海省内外规划专家走遍扎曲河、巴塘河和通天河两岸，进行调查评估。
经过多次论证会的集体讨论，大家对总体规划提出见解：一定要充分体现出民族特色、康巴风情、传统文化、地方风貌；在建设理念、景观设计、装饰装潢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和人文历史传承，让民族文化特色渗透其中，把结古镇建成一座集文化、旅游和环保为一体的新城市。
6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准并印发了《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这标志着通过紧张的调研、讨论、编制、公示、征求意见、修改等若干环节后，一个新玉树的蓝图已经绘就。
40天，60天，80天，100天——在玉树不几天就有新项目开工。
在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的结古镇禅古、甘达两村试点重建工程在7月已经进入收官阶段。7月8日，玉树灾后重建项目总承包合同暨第一批项目实施协议签字仪式在玉树举行。承担重建对口援建任务的是北京市、辽宁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六家援建单位。
青海省委书记强卫之前接受《小康》专访时说：“如果我们工作抓得紧，推进得快，就能让老百姓早一点享受新家园。”今年玉树的重建项目共计约200个，总投资达160亿元。
7月初，玉树极乐法会在赛马场连续举行七天。活佛洛卓尼玛主持了第七天的活动。几万名信众共同念诵佛教经文，向着这片受伤的土地长跪不起，祈望得到菩萨慈悲的力量。或许，有信仰的人更容易与自己的命运和好如初。
物质重建、文化重兴、社会重构，玉树沿着这三个维度，一砖一瓦重绘破碎的山河、一心一意重建倾覆的家园。
再访汶川：在余震中进行的重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再访汶川：在余震中进行的重建
两年过去了，汶川的余震仍时有发生，人们在或大或小的震动中开始重建，新生是艰难而又痛苦的蜕变
文｜《小康》记者 金依莎 孙晓青 汶川报道
汶川，因岷江得名，因“5·12”大地震而备受关注，正如威州镇巷子里默默而倔强开放的夹竹桃，正如水磨镇老街上跳着锅庄的女人，正如在随处可见默默工作的人们，生命在这里显现出它的顽强与韧性。时隔两年，《小康》记者重访汶川，寻找那些在这里直面悲痛、继续生活的人们。
在余震中进行的重建
2010年7月17日，尽管已经晚上10点半了，李少武仍然在和广州援建工作组的同志们开会，讨论不久以后在威州镇援建工程整体移交的事情。震后的汶川县威州镇和其他汶川老区一样满目疮痍。李少武至今仍忘不了那天最后定格在他记忆里的片段，“地震发生时那个孩子正在给他爸送饭，到出事手里都拿着那饭盒，太惨了。”李少武不禁皱了皱眉。
现在的李少武在镇政府工作，主要就是配合广州援建工作组搞重建。
“成绩很显著，但过程非常辛苦。援建一直都要面对余震缺水、缺材料、缺工人等层出不穷的状况。”李少武说。
去年10月的一天，广州一位专家来威州指导工作，深夜3时左右，突然发生五级余震。“第二天，这专家就很好奇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人跑出来，很多人都说太累了，其实也是习惯了。”从“5·12”至今年3月底，汶川共发生大小余震累计72082次，其中4级以上的余震就有312次，“整个镇的重建几乎就是在余震中进行的，所有参与援建工作的人都是好样的。” 李少武希望将来有一天将这一切写下来，出一本回忆录。
如今的威州镇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汉式、羌式风格的新楼鳞次栉比，岷江红军桥边每到夜晚就射出五彩灯光，古老的高山与江水染上梦幻般的现代色彩。文化广场上情侣漫步、孩子嬉戏、老人围坐，正常的生活消弥了往日的伤痛。
新城建了起来，承载的是援建人的辛劳和汗水，当地的老百姓终于开始了新生活，但在他们的心里，面对新的一切却仍很艰难。56岁的陈梦如今在镇上卖烧烤，“东西太贵喽，土豆要两块多一斤。”陈梦不愿意说起两年前的一切，心里的阴影还在，提起前几天政府发放的心理辅导小册子，陈梦轻描淡写地说：“那个我不看。”
“很累，无论是干部还是百姓，心里都很累。”在汶川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张莞说。在他看来，现在的人们仍然需要心理辅导，特别是对教师的心理辅导。“现在学校建起来了，硬件很好，但软件还是有些欠缺，很多老师心里不稳定，得过且过的心态比较严重。”
现在，有条件的汶川人把孩子送到异地就学，但张莞却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经济上不能承受。这也是很多当地百姓需要面对的现状。尽管如此，相比于映秀镇，当地人说已经是很幸运了。
在映秀，一万两千人的镇子，只幸存了四千多人，很多家庭妻离子散。成都一家媒体的记者王成是映秀镇人，妻儿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但直到现在，孩子在睡梦中还会大叫：“快跑！快跑！来了来了！”他感慨地说映秀是伤元气了。不仅仅是人口，还有经济。
由于映秀是所有灾区最后一个确定原地重建的乡镇，所以重建比较慢，镇民们大部分还分散在都江堰生活，每个月的收入主要是政府分发的每人550元的生活费。
“现在映秀人心里有点彷徨，对于一无所有的灾民来说生存是个大问题。当时很多映秀人都是借钱买的房，一个大地震，所有的房子都没了，财产也没了，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现在政府给建了新房子，但住新房子要补差价，就算不补差价，没有一技之长，也很难生存。有人说得很形象：把那个新房子看着就饱了？还是要有产业支持。现在政府要发展旅游，也许是个希望。”王成说。
活着的要好好活着
7月17日，大禹文化旅游节在汶川县绵大禹祭坛开幕。这个活动对于大禹出生地绵有着特别的意义，活动开幕当天，300多位来宾见证了大禹后人对他的崇拜，也见证了像大禹一样顽强的汶川人的新生。
两年多的时间，汶川县重建工作基本完成，11个乡镇重新打起精神开始了新的生活。许多汶川人说：“5·12”是汶川的祭日，也是生日。汶川县副县长、水磨镇当委书记王志勇说：“死去的我们永远会怀念，活着的要好好活着。”
除了威州镇，在映秀，这个被称作“建筑博物馆”的新城正在加紧施工当中；在三江，以旅游为主的乡镇拔地而起；在水磨，“禅寿老街”、羌城交相辉映，城与湖温柔相依；在绵，大禹故里的品牌已初步形成……所有汶川人都说：震后的汶川，道路、房屋等各种硬件设施其码要提前了三十年的水平。
广东省援助工作组副组长吴泰国说：“广东省对口援建汶川县总投资82亿元，那么大的地震如果不是制度保证，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建得这么好。” 现在，汶川已进入了“后援建时代”，如何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新生后的阿坝州进行了产业转型，从第一工业重镇逐渐传向了文化旅游、生态农业等低碳产业。吴泰国表示，当时他们根据现状考虑了很多产业，但最后还是确定了这样的发展思路，让青山绿水永留汶川。
“现在我们要把政治品牌转变为经济品牌。”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说。
除了文化旅游产业外，广东的援助还在继续，“今年我们已经在汶川进行了两次招工活动，并在成都建成了4.5平方公里的广东汶川产业园，将广东的企业引进来，继续从产业、管理等方面对汶川进行帮扶。”
对于这个羌汉藏多民族混居的小城，发展旅游是个陌生却又让人欣喜的决定。“过去也搞旅游，但是80%是过境游，节假日游客比较多些，主要是去九寨沟的。自从国务院确定汶川将成为羌文化体验区，政府对羌绣、释比文化、羌式建筑等都很重视。”汶川县羌禹文化旅游管理局副局长周云川介绍说。
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发展旅游带动了当地种植、羌绣等多个行业。绵镇和坪村二组的王国琴对此很高兴，“我最会绣花，发展旅游以后可以多卖些钱了。”她一边说，一边拿出自己绣的围裙给《小康》记者看：“看，多好看，要不要买嘛？”
在汶川，羌绣公司已经成立，这家有壹基金背景的公司不仅收购羌绣作品，还定期定点举行羌绣培训班，让这里的老百姓有了更多的就业渠道。
王国琴的绣品里很多都用到了风信子的花样，这种花代表着“重生”。
《唐山大地震》：32年后的影像余震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唐山大地震》：32年后的影像余震
23秒的惊天大地震。天塌地陷后，心灵的裂缝，远不及城市的伤疤愈合得那样快
文|《小康》记者 罗屿
1976年7月28日，唐山无数钟表的指针永远定格在了3时42分53.8秒。死神的手腕紧紧扼住这座城市，残暴地蹂躏了23秒。之后，大地一片死寂，活的气息从这里被完全抽离。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在众多资料中，试图寻找与当年那段往事的联系。
在搜索的过程中，她似乎远远望见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坚强。”张翎说，“‘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地干涸了。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张翎记得，在众多资料中，孩子们的后来，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张翎偏偏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慰，她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那些未知的“后来”给了女作家灵感。2006年，她完成中篇小说《余震》。而今，小说被导演冯小刚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7月22日全线上映。
伤疤下，有些东西暗暗涌动
张翎并没有亲历过唐山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离她生活的温州很远。北方的消息传到江南小城时，剩下的是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的口号。“我也曾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 张翎说。
真正让张翎“疼痛”的，正是她在30年后通过往日资料，远远望见的那些孩子。其中一个故事尤其触动了她：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对护士说：“阿姨，我手痒。” 护士给他仍在的那只手臂挠痒，孩子说：“阿姨，是另外那只。”
“我想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平复。而在人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下，暗暗渗流得更久，更久。”张翎说，她不想写血淋淋的伤口，而是写结痂的伤疤下，暗暗涌动的东西。
于是，她构思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王小灯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常年焦虑失眠，多次企图自杀，她来到了一家心理诊所，在医师的引导下学习哭泣与倾诉。30年前唐山地震那天的经历开始复活：王小灯与弟弟小达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下，一根房梁悬在二人头顶，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会被永埋地下，王小灯在瓦砾下听到妈妈李元妮向救援者说“救弟弟”……众人都以为王小灯早已不在人世，但她却活了下来，她被收养、成长、上大学、出国，但心里的伤痛却日益刻骨，余震不止。
书中最“揪心”的情节，莫过于王小灯母亲的“两难选择”。张翎说，这个构思，来自她查阅资料时，看到的一个细节：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在那种时候依旧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
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说，张翎认为，女性灾后的生存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更多的故事性。女人是一条细线，可以被生活拉扯到无限的细长，却似乎很难被彻底扯断。于是，她决定让小灯成为灾难中那个“被遗弃者”。
但这又并非全部原因。“尽管母亲先前说过‘闺女是妈妈的贴身棉袄’，而当她被天灾逼到极限时，她还是选择了救儿子。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男丁的重视，另外，我想说的是，在大自然的突兀发怒中，人被推到了极限。这个‘人’，男女是浑然一体的。在这种时刻，残酷和力量同时展现。”
《余震》是部让张翎写得很“疼”的小说。小灯被埋在地下，是疼的开始，但那只是肉体的疼。后面三十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的疼痛像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丈夫和女儿给她的。“她一直没有从7岁的回忆中间苏醒过来，她被包裹在一种对世界极端疏隔的情绪里行走，她跟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
小说写到结尾时，张翎哭了。所以她安排成年后的王小灯回到唐山。母女隔着一层楼，似乎见了，似乎没见。之后，小灯给她的心理医生发了一封信，说：“我终于打开了那些窗。”
张翎或许认为，“并不是所有苦难都能成就一个人。有的时候，苦难可以把人打倒，永远让人站不起来。”但她还是在小说结尾扔给了自己一剂安慰药。“我愿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隧道时能依稀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
本能的爱，消解所有矛盾
张翎笔下稀薄的亮光，到了电影《唐山大地震》中，被加入了更多暖色。
导演冯小刚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他自身价值观看，经历过灾难的人，很可能把伤痛一直带到坟墓中，弥合很难。但他希望一部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可以唤醒人对善、对爱的渴望，表现出人性中最温暖最柔软的东西。
找寻温暖的工作，落到了编剧苏小卫手中。苏小卫之前作品《那山，那人，那狗》、《暖》、《赢家》……，虽带股淡淡的忧伤，但不失温暖情绪弥漫。
苏小卫的“暖”，来自她对人的积极看法。在她看来，“心结解开”始终都是人们最美好的愿望，而心灵的愈合一是靠大家互相抚慰，一是自我疗伤，还有就是等待时间去弥合。
苏小卫接手创作后，冯小刚和制片方“华谊兄弟”找她聊过，希望这是个格局大的情感故事；一个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的温暖的情感故事。
改编后，《唐山大地震》中最温暖的地方莫过于结尾：女儿32年后重回到唐山，并非“似乎见了，似乎没见”的悬念，而是进屋看到一盆凉水，里面盛满西红柿——地震那晚，母亲把唯一的西红柿留给了弟弟，许诺明天买给她吃，而今履行承诺，已隔32年。当祭奠了多年的女儿来到眼前，母亲一点不陌生：“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30多年没有个信。”说着，步履蹒跚的她突然向女儿跪下，母女冰释前嫌。
苏小卫说，为原著增加“暖”色调，她找的出口是“家”与“亲情”。“中国人最注重家庭。地震就是在破坏家庭。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让那么多家庭在几秒钟就不存在了。”在苏小卫看来，那个硬的、冷的、捂不热的女儿，越是决绝地不与母亲相见，越是表明她对母亲当初选择的不释怀，而不释怀的根源就是中国人对家庭的那种执著。
一个家庭的爱恨离愁成了电影主线，也是剧中人一切痛苦的原罪。但中国人对“家”是有种“老讲究”的，源自亲情的最本能的爱，或许是消解痛苦的唯一良药。
电影中，“家”的概念不仅体现在“母亲、女孩、弟弟”这三个人间，也体现在女孩与养父母的种种关系上。其中，女孩的养父王德清在电影中的形象被彻底改变。小说中他是工厂的财务人员，女孩长大后，他曾对养女有过隐形性骚扰，致使女孩心灵的创伤不断加大。在电影中，养父不仅身份变为军人，另外，性骚扰等灰色因子均被拿掉，变成了一位典型的慈父。片中有这样一段：女孩成人后，未婚先孕，继而退学，养父把她的男友揍了一顿，随后迅速衰老。当消失多年的女儿携自己女儿回养父家时，养父悲喜交加地说：“这些年你上哪去了，我天天担心。”
父女俩没有血缘，但亲情高于血缘。亲情的温暖，成了医治受伤心灵的良方。
在张翎写作《余震》时，还没有汶川地震，但它在《唐山大地震》筹备期间发生了，苏小卫觉得，这没法回避，正好有了一头一尾。片中，汶川大地震，分隔多年的姐弟俩分别赶赴抗震第一线，弟弟这才知道姐姐还在人间，于是，引出了姐姐回家的剧情。而姐姐在近乎重演的历史面前，才真正触摸到当年的疼，理解母亲曾经的决定。
在苏小卫看来，“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
至于原著作者张翎，汶川发生地震时，她从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看到那些令人心碎的画面后，感觉自己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 张翎感慨说。
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
中国灾害应急体系之变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10:18 《小康》杂志
对话张翎：直面心灵创伤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
文|《小康》记者 罗屿
《小康》：小说《余震》结尾，虽没有指明母女相认，但毕竟留了一个稍显温暖的尾巴。您真的觉得母女相逢，可以让两个受伤几十年的心灵，最终获得抚慰？
张翎：直面心灵创伤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余震》中王小灯30多年不能打开心结，就是因为她不能正视并面对自己童年所遭受的创痛。承认人在自然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为力是勇敢者的行为，一旦人敢于面对自身和他人的无奈，重建生活的漫长隧道里就已经现出光亮。
小灯除了转过身来面对过去以外，别无治愈的可能性。但是面对过去只是治疗的第一步，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能力让小灯达到治愈的结果，但我至少给了她一个可能性。
《小康》：小说中的弟弟小达，同样也是在地震中心灵受伤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母亲李元妮，虽然灾难之后仍可活得遭人艳羡，但她亲手放弃了女儿，她内心的伤痛是否可随着母女相见被治愈？
张翎：灾后余生的每一个人，无不经受着心灵的折磨，小灯如此，小达如此，元妮也如此。小灯感受的是“被遗弃”的疼，元妮感受的是“遗弃”的疼，而小达感受的是“偷生”的疼。
小说里的主视角是小灯的视角。小灯的痛苦在小灯心目中是遮天蔽日的，大到了小灯已经无法看见别人的痛苦。而电影中的主视角是导演的视角，导演的视角没有盲点，导演看到了每一个人的痛苦。
李元妮始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她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希望她的家是整个街区最气派的，她穿的衣服在一条街上是最引人注目的，她的孩子是所有人中最出色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灾难带给她的冲击和毁灭就会比别人更强烈。
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苟活者，灾难带给他的冲击反而不是这么大。而像李元妮这样诸事追求完美的人，却陷入这么一种残缺不全的生活境遇，她的悲剧性是更为令人震惊的。小说里的李元妮总是招人恨，因为她总是走在别人前头，她总是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一种女人——哪个年代里都一样。灾难之后，她也是第一个站起来，朝前走的。她的性格是多面的，除了自立、刚强，也有俏媚、固执等等。电影丰富了她自强的一面和母性的一面。如果女儿能重新回到她的生活，她内心几十年的那个空洞，应该可以得到极大的弥补。
《小康》：小说中，继父冒犯了小灯。但我个人感觉，您并不想把他塑造成所谓的“坏人”。这是否可理解为，灾难过后，每个人其实都深藏着自己的伤痛？
张翎：人处在地震的灭顶之灾里，在这么一个极端的境遇里，性格是会被挤压成畸形的。多重的环境因素使得他身上具有多面性格，很难在一个层面上定义他。失去家园的疼痛加上多年家庭生活的孤寂，使他成为小说里呈现的那种人。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多年来对小灯没有丝毫懈怠的经济支持和抚养。社会环境有多复杂，人性就有多复杂。我希望大家看他的时候，能看到他身上洋葱一样复杂多层的内容，这些内容都不是用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可以解释清楚的。
《小康》：文学隐藏着心灵的伤。而文学或许只是提出问题，并给出光明的希望。但我想了解，您作为一个写作者，您觉得在一种无可避免的伤痛面前，究竟是什么，能尽量地减少伤害。
张翎：地震给人带来的疼，首先是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疼，再者是失去原有生活环境的疼。灾后余生的人，像是树被猛然拔起，即使再落土，也不是原来的那片土了。把错位的根须重新在新土里安置，再扎根，树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敏感反应。对待失去家园的疼，当然需要万众一心的积极重建。地貌和建筑物的修复是相对简单的，假以时日，新的城市，新的地貌都会出现——唐山的重建就是一个坚实的例子。失去亲人的疼痛，和失去原有生活环境的疼痛，却是更深一层的，它有可能伴随人的一生，影响人后来很长时间的生活。
天灾如飓风扫过大地，尘埃落定时，人们往往发现他们在世上唯一的财产，就是亲情了。受伤的人如果能从自己的视角里走出来，走入别人的视角，就像小灯如果能走到自己的影子之外，看到母亲的视角，那治愈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灾害应急体系之变
中国的应急体系已经有了跨越式的转变，但专业队伍的建设目前仍没有跟上，中国的紧急救援市场还未形成有效产业链
文｜《小康》记者 李秀江
7月以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已针对多个省份灾情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7月14日，台风“康森”进入南海东部海面，中国气象局紧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这是中国气象局今年以来首个台风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是一套怎么样的制度，在突发重大灾害面前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如何演变和发展，又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从“清官机制”到“四级响应”
曾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告诉《小康》记者，中国救灾管理制度，从原来的“清官机制”转变为现在的“四级响应体系” ，实现了体制性的跨越。
2003年的“非典”触动了中国应急管理的软肋，从而催生应急体系从无到有。2006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下称《总体应急预案》)，一年后，《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实始，中国的危机管理制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王振耀认为，汶川大地震的灾害救助基本是成功的，就是因为有了这套体系，可以说，现在各类灾害的救助是有条不紊的。“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四级响应体系也非常重视。”
这套以“防患于未然”为基本要求的总体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依据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把预警级别分为4级，特别严重的是Ⅰ级，严重的是Ⅱ级，较重的是Ⅲ级，一般的是Ⅳ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王振耀告诉记者，《总体预案》明确规定灾害发生后，一个地区死亡、转移多少人数，倒塌多少房屋的情况下，启动哪级预案，根据预案级别，明确要求哪些单位的哪级领导，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灾害现场，而不是以前模糊地说“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他评价称，以前的“清官机制”靠的是清廉、有责任感的官员来救灾，现在靠的是一套制度。通过灾害应急体系看到，一个好的体制、体系，可以让普通的人做伟大的事。但是如果体系不健全，在重大灾害面前，伟大的人可能也无能为力。
不过，有专家认为，现行应急预案制度的作用，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完全发挥出来，真正的应急工作还是依靠党政领导体制来完成。
“应急管理机构不够强大，不够权威，全国协调机制薄弱，机构众多、职能交叉、多头管理、分段管理、分行业管理，是当前我国重大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认为，一个完好的国家应急体系，必须具备灾害处置方面的完备法律，我们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但配套法规几乎是没有。“就像汽车一样，有很好的发动机，但是没有轮子是不行的。”
另外，虽然中国有了总体应急预案，但是还没有形成管理系统和应急准备预案，它不能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框架结构。刘铁民建议，“国务院修订总体预案的时候，一定要关注顶层设计。”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救灾物资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调运到灾区，是考验一个国家应急能力的重要一环。因此，救灾物资要有一个常态的储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早在1998年，中国就建立了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制度，其后在全国共设定了10个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但10年之中，物资储备不足、品种较少、储备库分布不均的弊端越来越突出。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帐篷储备不足成为这次灾害救助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据统计，地震后的第10天，帐篷缺口为90万顶，按照民政部的采购计划，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为此，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赶赴浙江两家生产帐篷的公司，也只解决了8.6万顶帐篷的民政部紧急采购订单。同时，外交部两次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国际社会优先紧急提供更多帐篷援助。
“储备不足，品种较少，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并未充分展现其战略意义。”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国事后评价说。
根据规定，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由当地省级民政部门实行代储管理，主要承担特大灾害物资救援。
中国最早设立的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中，唯一指定的储备物资只有帐篷一项。储备物品种类单一，而且储备库分布不均，天津、沈阳、哈尔滨、合肥、郑州、武汉、长沙、成都、南宁、西安10个代储点，大都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中部，整个西部只有西安和成都两个。
更为严重的是，这10年之中，有些代储点的监管和维护日渐松懈。
1998年被首批确立的某中央救灾物资代储点，当地民政部门却将仓库用地建起酒店，地下室用作储备库；在另一个省份的储备库建设用地竟然盖起了职工宿舍。而在己建成的储备库中，管理无绪、专业人员不足、维护资金短缺等问题也使得救灾物资储备库的功能弱化。
经过2008年汶川地震的考验，有关部门开始反思中央储备救灾物资中存在的问题。2009年，民政部对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重新规划布局，数量由原来的10个规划增加到24个，但多数都在规划或在建之中。
今年5月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昆明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号称是中国目前已建成的规模最大救灾储备库：“可同时停放起降两架大型直升机；可满足70万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在建中的成都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号称是中国在建中规模最大的物资储备库。
救灾物资品种除了帐篷、棉被、救生衣、应急包、等物资，一些在建的救灾物资储备库，甚至将冲锋舟、橡皮艇、发电机、挖掘机等各类救援工具也列入其中。
“储备物资的日常采购属于政府采购序列，但具体采购什么，采购物品的标准、规格都需要清晰的界定。”政府采购联合体秘书长李百超认为，“小到应急包、救生衣，大到冲锋舟、挖掘机甚至是直升机都可以采购，但有几个人懂得如何采购冲锋舟、挖掘机？更别说采购直升机了。如果监督不力，很容易出现花大钱办小事、暗箱操作、滋生腐败等问题。”
另外，紧急状态下的应急采购更需要加快立法。李百超介绍，“应急采购是抢险救灾、战争状态以及应付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的特殊采购，在采购过程中难免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容易出现损失浪费和弄虚作假等问题，目前尚没有法律层面的制度对如何开展应急采购做出明确规范。”
此外，专业人氏认为紧急救援从设备需求、救援专业人员需求、医疗救助保障、保险完全赔付、通讯网络等等，隐藏着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对中国这个人口和经济大国来说，每年国内将有上千亿人民币的市场潜力，国际需求也将近千亿美元。目前，救援产业链在民间市场还未得到进一步开拓和提升。
“应急”急缺专业队伍
“中国的应急体系已经有了跨越式的转变，但专业队伍的建设没有跟上，这么大一个国家，专业救援队只有几百人，少得可怜。” 王振耀称，应急专业队伍的缺失，使整个应急体系的实际效率大打折扣。
为了缓解人才缺乏的困境，民政部今年7月专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民政系统招收20名自然灾害学硕士生，方向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据统计，我国现有各类应急救援人员50余万，分散在多个部门和行业，缺少综合性，存在着“多队单能”的弊端。
目前，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只有中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又称中国国际救援队)，基本上再无其他专业救援力量。今年6月，这支专业队伍扩编了一倍，也只有480人左右。
王振耀说，我们现在大部分救援工作是依靠军队、武警，但他们并不具有灾害救援的专业技术，“与非专业的队伍相比，专业队伍的作用可以说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一支专业队伍是不够的。
其实，汶川地震后，许多学校、专家和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考虑如何组建、培训更多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
200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总队政委王育新就提出，应该将消防队伍建设成一支综合性常备应急救援骨干力量。王育新分析说，从汶川特大地震的实际救援效果看，国家地震救援队由于人员较少，只能对局部受灾区域实施救援，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虽然人数众多，但缺乏针对性装备和专业训练，救援成效受到影响。
他建议，国家不宜再重复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应当整合现有应急救援力量，形成以消防部队为主体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把消防部队建设成为各级政府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布《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今年4月，总参谋部应急办主任田义祥对媒体宣布，军队将建成8支共5万人的国家级专业应急救援部队，按要求2010年底将全部形成应急救援能力。
7月5日，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表示，将跨部门、跨地区联动，抓紧组建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年底前，东部所有省份要完成应急救援总队的组建，80%的市、县要完成组建任务；中部50%、西部30%的省、市、县要完成三级组建任务。
对此，有学者担心，以军队为主体的救援队伍也有其弊端，按军队的体制管理，一些参加过灾害救援的官兵，刚刚具备了实践经验，很快就会转业或复员，而刚刚入伍的新兵，又需要在实践中重新积累经验，整个队伍的轮换期不到五年。
目前，消防部队对一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员采取返聘形式，但数量极少，更多具有经验的官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失。“在突发灾害面前，组建更多具备专业技术、专业设备的救援力量，才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这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王振耀说。
俄罗斯：救灾机构属强力部门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下设指挥中心、民兵部队、搜寻和救援局、国家小型船只局、物资技术和装备保障局、国际合作局、基金投资和开发局等多个部门；其所负职能也颇为繁杂，除在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和战争发生时领导消除后果的工作外，还承担组织民防训练、储备用于应对危机的武器和兵力、建立国家保险基金等多项任务。
作为俄罗斯负责危机应对的中央部门，紧急情况部下辖6大区域中心，并且在全国89个州都设有分支机构，藉此铺开一个层级分明、覆盖整个俄罗斯的减灾救援网络。
就机构设置和职能权限而言，紧急情况部在俄联邦政府中的地位绝对不容小觑。如今，紧急情况部已成为俄联邦政府中与内务部、国防部、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同等重要的强力部门，俄罗斯对救灾应急工作的高度重视由此亦清晰可见。
美国：机制完备，效率欠佳
美国负责指挥重大灾害救援活动的中央部门是“联邦应急管理署”。“管理署”成立于1979年，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并入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目前救灾行动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则是1974年修订后的《斯坦福法案》。
美国救灾工作的开展遵循先地方、后中央的程序。当某地发生灾害或紧急情况时，州政府首先会借助当地的警察、志愿者和财政力量自行应对。如灾势超出州政府的处理能力，则州长可依据《斯坦福法案》，请求总统宣布该地区所受灾害为重大事件。经过“初步危害评估”程序对灾害的严重性进行确认，只有当灾势确实大至需动用联邦的救援力量时，总统才会根据《斯坦福法案》发布重大事件宣告。直到此时，“联邦应急管理署”方有权协调联邦交通、食品、医疗等部门向地方派出救援人员和应急物资。联邦能够为灾区提供的救助包括建设临时住所，向灾民提供补助、食物券、心理咨询，对公共建筑进行修复，清理废墟等。但救助所需经费的25%须由州政府承担，除非获得总统的免除许可。
由于申请、评估程序比较繁琐，所以从灾情发生到“管理署”的首批救灾力量到达灾区可能会相隔若干天，而这往往使得美国的救灾效率大打折扣。事实上，完备的法规和明确的程序对于灾后救援而言无疑至关重要，只是如何使形式健全的机制更加灵活有效地发挥作用尚需思考，这同样也是很多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日本：应对始于灾发之前
早在1880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旨在应对突发灾害的《备荒储蓄法》。该法规定，日本国民须在家中常备食品、水、蜡烛等应急物资，以便灾发被困后有时间等待救援。130年后，日本应急物资储备、管理相关的规定也更加细致。
日本的应急物资大多分散储备在居民社区中，物资储备点通常建于学校的操场旁边，每个储备点储藏的食物、药品等一般能满足几千人一周的需要。对于日本家庭而言，一个装有水、速食品、手电筒、收音机、毛毯等应急品的急救包是不可或缺的；幼儿园、保育园和学校则必须为每个孩子准备一个急救包。事实上，日本的很多超市都出售小至压缩饼干，大到帐篷、担架等震灾应对物资，因此，常备应急包对于日本人来说并不困难。为在灾害发生时将损失降至最低并有效实施救援，日本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也有专门规定。根据日本的《建筑标准法》，日本所有房屋建筑必须具备在七级地震发生时不坍塌的抗震能力，房屋建设开始前必须提交防震报告，且只有在获得专家认可后才能动工。就预警监测而言，目前日本气象厅拥有由330余个站点组成的地震监测网络和覆盖全国的“潮位与海啸监测系统”。基于此，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气象厅在地震发生后2分钟内报出地震强度，3分钟内预测出海啸浪高，4分钟内确定地震震中。地震发生后，震情必须首先报告首相，首相经中央防灾会议做出决策后向全国公布，并同时展开救援。
_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