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全文）顾炎武著

日知录(全文)
顾炎武
日知录简介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以示其笃学之志。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日知录》，也应如此。
序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卷一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也》，二曰《归藏》，三《易》之名以名之也。犹之墨子书言“周之《春来》，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燕、宋、齐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也。《左传•僖十五年》：战于韩，卜徙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十六年》：战于鄢陵。公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裳《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考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义 《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步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放此。”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馀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依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此据孔氏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王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如杜元凯注《左传》，分经之年与传相附。故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魏志》：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博士淳于后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其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后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后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后人曰：“古义宏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是则康成之书已先合之，不自辅嗣始矣。乃《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记晁氏说，谓：“初乱古制时，犹若今之《乾卦》。”盖自《坤》以下皆依此，后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独存《乾》一卦以见旧本相传之样式耳。愚尝以其说推之，今《乾卦》“彖曰”为一条，“象曰”为一条，疑此费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于各爻之下，其为“象曰”者八，馀卦则为“象曰”者七，此郑玄所连，高贵乡公所见之本也。程传虽用辅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处也。”传曰：“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意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戾。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渖之书，而《易》亡矣。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而《春秋》亡矣。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
●卦爻外无别象 圣人设卦观象而系之辞，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外，惟《颐》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飞鸟之象，本之卦辞，而夫子未尝增设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这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普炎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易》之互体卦变，《诗》之叶韵，《春秋》之例月日，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
●卦变 卦变之说，不始于孔子，击公系《损》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六子之变皆出于《乾》、《坤》，无所谓自《复》、《后》、《临》、《遁》而来者，当从程传。
●互体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其说已见于《左氏•庄公二十二年》：陈侯筮，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是也。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晋书》：荀ダ尝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其文不传。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张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尔。”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惟《大壮》六五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两爻为一爻则似之也。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大壮》自三至五成《兑》，《兑》为羊，故爻辞并言羊。
●六爻言位 《易》传中言位者有二义。列贵贱者存乎位，五为君位，二三四为臣位，故皆曰同功而异位。而初上为无位之爻，譬之于人，初为未仕之人，上则隐沦之士，皆不为臣也，故《乾》之上曰“贵而无位”，《需》之上曰“不当位”。若以一卦之体言之，则皆谓之位，故曰“六位时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则卦爻之位非取象于人之位矣。此意已见于王弼《略例》，但必强彼合此，而谓初上无阴阳定位，则不可通矣。《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
●九二君德 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后可以尧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师出以律 以汤、武之仁义为心，以桓、文之节制为用，斯之谓律。律即卦辞之所谓贞也，《论语》言子之所慎者。战长勺以诈而败齐，泓以不禽二毛而败于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虽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既雨既处 阴阳之义莫著于夫妇，故爻辞以此言之。《小畜》之时求如任、姒之贤，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阴畜阳，妇制夫，其畜而不和，犹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于独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为，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犹高宗之于武后也。
●武人为于大君 武人为于大君，非武人为大君也。如《书》“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之“为”。六三，才弱志刚，虽欲有为而不克济，以之履虎，有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于其君，其济则君之灵了民，不济则以死继之，是当勉为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断ㄕ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过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谓之邑，《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书》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臣附于大邑周。”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是也。《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后，一人仅亦守府，而号令不出于国门，于是焉而用师则不可，君子处此，当守正以俟时而巳。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师，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师而歧之兵直犯阙下。然则保泰者，可不豫为之计哉。《易》之言邑者，皆内治之事。《》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毕公“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者也。《晋》之上九曰“维用伐邑”，如王国之大夫，“大车槛槛，毳衣如”，国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为自治则同，皆圣人之所取也。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殁于宫。《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圣人虑人之有过不能改之于初，且将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虽其渐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犹可以不至于败亡。以视夫迷复之凶，不可同年而论矣。故曰：“惟狂克念作圣。”
●童观 其在政教则不能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笾豆之事；其在学术则不能知类通达，以几大学之道，而所习者占毕之文。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小人则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故君子为之则吝也。
●不远复 《复》之初九，动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至一阳之生而动矣，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颜子体此，故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慎独之学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夫亦择之于斯而已，是以不迁怒，不贰过。其在凡人，则《复》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苟其知之，则扩而充之矣。故曰：“《复》，小而辨于物。”
●不耕获不杨氏曰：初九动之始，六二动之继，是故初耕之，二获之，初之，二畲之。天下无不耕而获，不而畲者。其曰不耕不，则耕且，前人之所已为也。昔者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既历三纪，世变风移。而康王作《毕命》之书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无所事矣。击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圣，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是故《六经》之业，集君圣之大成，而无所创矣。虽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无终之述之者，是耕而弗获，而弗畲也，其功为弗竟矣。六二之柔顺中正，是能获能畲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为而不自多也，犹“不富以其邻”之意。
●天在山中 张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而况初之居下位，未命于朝者乎！“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此所谓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矣。
●有孚于小人 君子之于小人也，有知人则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断，坚如金石，信如四时。使忄佥壬之类皆知上志之不可移，岂有不革面而从君者乎？所谓“有孚于小人”者如此。
●损其疾使遄有喜 损不善而从善者，莫尚乎刚，莫贵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赖初之刚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断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阴，皆是道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为政者玩岁而岁日，则治不成；为学者日迈而月征，则身将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为言，遄之谓也。故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
●上九弗损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ㄜ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诗》曰：“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所谓“弗损益之”者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道在是矣。
●利用为依迁国 在无事之国而迁，晋从韩献子之言，而迁于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国而迁，楚从子西之言，而迁于鄀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之乱。盛治之极，而乱萌焉，此一阴遇五阳之卦也。孔子之门四科十哲，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于是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盛矣，则《老》、《庄》之书即出于其时。后汉立辟雍，养三老，临白虎，论《五经》，太学诸生至三万人，而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为之称首，马、郑、服、何之注，经术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兴于其世。是知邪说之作与世升降，圣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系于金，柔道牵也。”呜呼，岂独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包无鱼 国犹水也，民犹鱼也。幽王之诗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五行志》以为鱼阴，类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从君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鱼乱于下，鸟乱于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 刘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离本而实，女子外属之象。”一阴在下，如瓜之始生，势必延蔓而及于上五，以阳刚居尊，如树杞然，使之无所缘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颦笑有时，恩泽有节，器使有分，而国之大防不可以逾，何有外戚、宦官之祸乎！
●已日 《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贵者中。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当过中而将变之时，然后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已为变改之义者，《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注：“内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变改，皆为谨敬。”而《汉书•律历志》亦谓“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是也。王弼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以已为“已事遄往”之已，恐未然。
●改命吉 《革》之九四犹《乾》之九四，诸侯而进乎天子，汤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故曰：“信志也。”
●艮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获其身”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见其人”也。
●艮其限 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捍格而不通，则忿忄生而五情瞀乱，与众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盖无几也。孔子恶果敢而窒者，非独处事也，为学亦然。告子不动心之学，至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孟子以为其弊必将如蹶趋者之反动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说也。君子之学不然，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故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而无熏心之厉矣。
慈溪黄氏《日钞》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不待言心而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孟子不幸当人欲横流之时，始单出而为求为之说，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又曰：“夫心之说有二，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无一息不运，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岂空寂无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摄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于其言，亦将遗落世事，以独求其所谓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参商，所谓老子之弊流为申、韩者。一人之身已兼备之，而欲尤人之不我应，得乎？”此皆足以发明“厉熏心”之义，乃周公已先系之于《易》矣。
●鸿渐于陆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安定胡氏改“陆”为“逵”，朱子从之，谓合韵，非也。《诗》“仪”字凡十见，皆音牛何反，不得与“逵”为叶，而云路亦非可翔之地，仍当作“陆”为是。渐至于陵而止矣，不可以更进，故反而之陆。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而未尝不践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于人君，而其身则与一国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与九三同为陆象也。朱子发曰：“上所往进也，所反亦进也。渐至九五极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杨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极；上九，上卦之极，故皆曰陆。自木自陵，而复至于陆，以退为进也。”巽为进退，其说并得之。
●君子以永终知弊 读《新台》、《桑中》、《鹑奔》之诗，而知卫有狄灭之祸；读《宛丘》、《东门》、《月出》之献计献策，而察陈有征舒之乱。书“齐侯送姜氏于欢”，而卜桓公之所以薨；书“夫人姜氏入”，书“大夫宗妇觌，用币”，而兆子般、闵公之所以弑。昏姻之义，男女之节，君子可不虑其所终哉！
●鸟焚其巢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庄王之围郑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赞之，犹以“满招损，谦受益”为戒。班师者谦也，用师者满也。上九处卦之上，离之极，所谓有鸟高飞，亦传于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闻谏争之论，灾必逮夫身者也。鲁昭公之伐季孙意如也，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于是叔孙氏之甲兴，而阳州次、乾侯唁矣。“鸲鹆鸲鹆，往歌来哭。”其此爻之占乎？
●巽在床下 上九之“巽在床下”，恭而无礼则劳也。初六之“进退”，慎而无礼则葸也。
●翰音登于天羽 翰之音虽登于天，而非实际。其如庄周《齐物》之言，驺衍怪迂之辨，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者乎？以视车服传于弟子，弦歌遍于鲁中，若鹤鸣而子和者，孰诞孰信？夫人而识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乱，岂非谈空空、核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山上有雷小过 山之高峻，云雨时在其中间，而不能至其巅也。故《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侧。”或高或下，在山之侧，而不必至其巅，所以为小过也。然则《大壮》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 《尔雅》：“父曰考，母曰妣。”愚考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谓之妣，经文多以妣对祖而并言之，若《诗》之云“似续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过其祖，遇其妣”是也。《左传•昭公十年》：“邑姜，晋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盖二十世矣。过其祖，遇其妣”，据文义，妣当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则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论此义。周人以姜螈为此，《周语》谓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礼•大司乐》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诗曰：“似续妣祖。”笺曰：“妣，先妣姜螈也。祖，先祖也。”或乃谓变文以协韵，是不然矣。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爻辞屡言之矣。《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本义》：“我者，文王自我也。”
●东邻 驭得其道，则天下皆为之臣；驭失其道，则强而擅命者谓之邻。臣哉、邻哉？邻哉、臣哉？《汉书•郊祀志》引此，师古注：“东邻谓商纣也，西邻谓周文王也。”
●游魂为变 精气为物，自无而之有也；游魂为变，自有而之无也。夫子之答宰我曰：“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蒿凄怆。”所谓游魂为变者，情状具于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张子《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鬼者，归也，张子曰：“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此之谓归。”陈无巳以游魂为变为轮回之说，辨之曰：“长生而不化，则人多，世何以容？长死而不化，则鬼亦多矣。夫灯熄而然，非前灯也。云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复有生，岂前生邪？”邵氏《简端录》曰：“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昧于散者，其说也佛；荒于聚者，其说也仙。”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故曰：“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圣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状者如此。“维岳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托而生也。“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实，而诚之不可扌也。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来，月往日来，一日之昼夜也。寒往暑来，暑往寒来，一岁之昼夜也。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一世之昼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而有以尽乎《易》之用矣。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继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与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天地纷纭，万物化醇。”善之为言犹醇也。曰：何以谓之善也？曰：诚者，天之道也。岂非善乎？
●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
●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裳而天下治”，变质而之文也，自黄帝、尧、舜始也，故于此有通变宜民之论。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人之为学，亦有病于憧憧往来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 “内文明而外柔顺”，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陈之厄，弦歌之志，颜渊知之，而子路、子贡之徒未足以达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爱恶相攻，远近相取，情伪相感，人心之至变也。于何知之？以其辞知之。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是以圣人设卦，以尽情伪。夫诚于中必形于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先王之所以铸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于是矣。
●易，逆数也 数往者顺，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验，顺以考之于前也；知来者逆，变化云为动日新而无穷，逆以推之于后也。圣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为《易》书，以前民用。所设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谓之逆数。虽然，若不本于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观其会而系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刘汝佳曰：“天地间一理也，圣人因其理而画为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为变以占之。象者，体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为往，往则有顺之之义焉；未然者为来，来则有逆之之义焉。如象天而画为《乾》，象地而画为《坤》，象雷、风而画为《震》、《巽》，象水、火而画为《坎》、《离》，象山、泽而画为《艮》、《兑》，此皆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也，不谓之数往者顺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来，笑言哑哑”；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筮得《坎》，而知“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筮得《离》，而知“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筮得《兑》，而知“兑亨，利贞”，此皆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者也，不谓之知来者逆乎？夫其顺数已往，正所以逆推将来也。孔子曰：“殷因于复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数往者顺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知来者逆也。故曰：“易，逆数也。”若如邵子之说，则是义、文之《易》已判而为二，而又以《震》、《离》、《兑》、《乾》为数已生之卦，《巽》、《坎》、《艮》、《坤》为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书以就己之说矣。
●说卦 杂卦互文“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亘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举象，下四举卦，各以其切于用者言之也。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言山，独举卦名者，以动挠燥润，功是风雷水火，至于终始万物，于山义则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论也，得之矣。”古人之文，有广譬而求之者，有举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复言山水者，意有所不尽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兑》，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举六方之卦而见之也，意尽于言矣。虞仲翔以为《坤》道广布，不主一方，及《兑》象不见西者，妄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先言亲寡，后言旅，以协韵也。犹《楚辞》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为别有义，非也。
●兑为口舌 《兑》为口舌，其于人也，但可以为巫为妾而已。以言说人，岂非妾妇之道乎？凡人于交友之间，口惠而实不至，则其出而事君也，必至于静言庸违。故舜之御臣也，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而孔子之于门人，亦听其言而观其行。《唐书》言韦贯之自布衣为相，与人交，终岁无款曲，未尝伪辞以悦人。其贤于今之人远矣！
●序卦杂卦 《序卦》、《杂卦》皆旁通之说，先儒疑以为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来，承《泰》之小往大来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东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义也。《益》之六二即《损》之六五也，其辞皆曰“十朋之龟”；《济》之九三即《济》之九四也，其辞皆曰“臂无肤”；《未济》之九四即《即济》之九三也，其辞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对之义也。必谓六十四卦皆然，则非《易》书之本意。或者夫子尝言之，而门人广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续经之作耳。
●晋昼也明夷诛也苏氏曰：“‘昼日三接’，故曰昼；‘得其大首’，故曰诛。《晋》当文明之世，群后四朝而车服以庸，揖让之事也；《明夷》逢昏乱之时，取彼凶残而杀伐用张，征诛之事也。一言昼，一言诛，取其音协尔。”
●孔子论《易》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系辞传》，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而《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然辞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观之者浅，玩之者深矣。其所以与民同患者，必于辞焉著之，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有恒然后可以无大过。
●七八九六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系九、六者，举隅之义也。故发其例于《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变也。亦有用其不变者，《春秋传》穆姜遇《艮》之八，《晋语》董因得《泰》之八是也。《艮》言之，二爻独变则名之六，余爻皆变而二爻独不变则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时也。《乾》爻皆变而初独不变，曰“初七，潜龙勿用”可也；《坤》爻皆变而初独不变，曰“初八，履霜，坚冰至”可也。占变者其常也，占不变者其反也，故圣人系之九、六。欧阳永叔曰：“《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赵汝梅《易辑闻》曰：“揲蓍策数，凡得二十八，虽为《乾》亦称七；凡得三十二，虽为《坤》亦称八。”杨彦龄《笔录》曰：“杨损之，蜀人，博学善称说。余尝疑《易》用九、六，而无七、八。损之云：‘卦画七、八，爻称九、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举九、六以该七、八也。朱子谓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洪范》曰：“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孔子之赞《易》也，亦曰：“人谋鬼谋。”夫庶人至贱也，而犹在蓍龟之前，故尽人之明而不能决，然后谋之鬼焉。故古人之于人事也信而有功，于鬼也严而不渎。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当为，虽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圣人之徒欤！《卜居》，屈原自作，设为问答，以见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为，往至太卜之家，决之蓍龟，冀闻异策，以定嫌疑。”则与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兴祖补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从，下句皆原所去。时之人去其所当从，从其所当去。其所谓吉，乃原所谓凶也。”可谓得屈子之心者矣。
《礼记•少仪》：“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子孝臣忠，义也；违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怀仁义也。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南蒯将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堂凶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南蒯果败。是以严君平之卜筮也，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而高允亦有筮者，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之论，其知卜筮之旨矣。《申鉴》：“或问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损。’曰：‘何谓也？吉而济凶而救之谓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谓损。’”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乡，告其为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若是，则无可为也，无可行也。不当问，问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为人前知也。求前知，非圣人之道也。是以《少仪》之训曰：“毋测未至。”郭璞尝过颜含，欲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文中子子谓：“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金史•方伎传序》曰：“古之为术以吉凶导人而为善，后世术者或以休咎导人而为不善。”
卷二
●帝王名号 尧、舜、禹皆名也。古未有号，故帝王皆以名纪，临文不讳也。考之《尚书》，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尧崩之后，舜与其臣言，则曰“帝禹崩之后”。《五子之歌》则曰“皇祖”，《胤征》则曰“先王”、无言尧、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启至发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为号者。桀之癸，商之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皆号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号也。商之王著号不著名，而名之见于经者二：天乙之名履，曰汤、曰纣，则亦号也。号则臣子所得而称，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汤”，《颂》曰武汤、曰成汤、曰汤孙也。曰文祖，曰艺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庙号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谥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汤，曰宁王，而称号繁矣。自夏以前，纯乎质，故帝王有名而无号。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号。而德之盛者，有谥以美之，于是周公因而制谥。自天子达于卿大夫，美恶皆有谥，而十干之号不立。然王季以上不追谥，犹用商人之礼焉，此文质之中，而臣子之义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圣人也欤？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后异姓；丧服之纪，重本属而轻外亲。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后德，以亲九族。”孔传以为自高祖至玄孙之亲，盖本之《丧服小记》“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之说，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数商之罪，但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而不及外亲；《吕刑》申命有邦，历举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而不言甥舅，古人所谓先后之序从可知矣。故《尔雅》谓于内宗曰“族”，于母妻则曰“党”。而《昏礼》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并释为父、子、孙。杜元凯乃谓：“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亲有服而异族者。”然则史官之称帝尧，举其疏而遗其亲，无乃颠倒之甚乎？且九族之为同姓，经传之中有明证矣。《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传曰：“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纪亲疏之别。”“九庙之子孙，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时已有七族，若其历世滋多，则有不止于九者。而五世亲尽，故经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又孔氏《正义》谓高祖、玄孙无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与玄孙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后魏国子博士李琰之所谓“寿有长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齐同”者。如宋洪迈《容斋随笔》言：“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在绍熙为曾叔祖，在庆元为高叔祖。”其明证矣，亦何必帝尧之世，高祖、玄孙之族，无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当之，其亦昧于齐家治国之理矣。《路史》曰：“亲亲，治之始也。”《礼•小记》曰：“亲亲者，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是所谓九族者也。夫人生则有父，壮则有子，父子与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别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于己之祖；子者父之孙，因下推之，以及于己之孙。此《礼传》之以三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视之，则为曾祖王父；自己孙视之，则为高祖王父。己之孙，自己父视之，则为曾孙；自己祖视之，则为玄孙。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谓以五为九也。陈氏《礼书》曰：“己之所亲，以一为三；祖孙所亲，以五为七。《记》不言者，以父子一体，而言玄与曾同服，故不辨异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则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齐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亲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减其日月，恩杀也。此所谓上杀。服嫡子三年，庶子期，嫡孙期，庶孙大功，则曾孙宜五月，而与玄孙皆缌麻三月者，曾孙服曾祖三月，曾祖报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齐衰；曾孙，卑也，故服缌麻。此所谓下杀。服祖期，则世叔宜大功，以其与父一体，故加以期。从世叔则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缌麻：此发父而旁杀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缌麻，高祖兄弟无服：此发祖而旁杀者也。同父至亲，期；同祖为从，大功；同曾祖为再从，小功；同高祖为三从，缌麻：此发兄弟而旁杀者也。父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犹子而进之也；从兄弟之子小功，再从兄弟之子缌麻：此发子而旁杀者也。祖为孙大功，兄弟之孙小功，从兄弟之孙缌麻：此发孙而旁杀者也。盖服有加也，有报也，有降也。祖之齐衰，世叔从子之期，皆加也；曾孙之三月与兄弟之孙五月，皆报也。若夫降有四品，则非五服之正也。观于九族之训，如丧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纪之数，盖前乎二帝而有之矣。后魏孝文太和中，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此由古圣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辞已明，则无嫌也。
●惠迪吉从逆凶 善恶报应之说，圣人尝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从逆凶，惟景响”，汤言“天道福善祸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岂真有上帝司其祸福，如道家所谓天神察其善恶，释氏所谓地狱果报者哉！善与不善，一气之相感，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无不感也，无不应也。此孟子所谓“志台则动气”，而《诗》所云“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者也。其有不齐，则如夏之寒，冬之燠，得于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时之正气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间官长之为，则报应之至近者，反推而之远矣。
●懋迁有无化居 “懋迁有无化居。”化者，货也。运而不积则谓之化，留而不散则谓之货。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货名。《仲虺》有“不殖货利”之言，三风有殉于货色之儆，而《盘庚》之诰则曰“不肩好货”，于是“移化”之字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敛之君、发财之丰多不化之物矣。舜作《南风之歌》，所谓劝之以九歌者也。读之然后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财；而自阜其财，乃以来天下之愠。
●三江 北江，今之扬子江也。中江，今之吴淞江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见之；南江，今之钱塘江也。《禹贡》该括众流，无独遗浙江之理，而会稽他日合诸侯计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导水尔。“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泽底定”，又一事也。后之解《书》者必谓三江之皆由震泽，以二句相蒙为文，而其说始纷纭矣。
●锡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无土，人人有姓。盖自锡土之法废，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侪于庶人，无世守之固；锡姓之法废，而魏、齐以下，朔漠之姓杂于诸夏，失氏族之源。后之鄙儒，读《禹贡》而不知其义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国而为公侯者不见于经。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并建茅土，为国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以奉守禹祀，二十余世，至于越之句践，卒霸诸侯，有禹之遗烈，夫亦监于太康孤立之祸而然与？若乃孔子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者，亦从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从之，于是侨国河南，传至相，卒为浞所灭。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国者也。周失丰、镐，而平王以东；晋失洛阳，宋失开封，而元帝、高宗迁于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迁圮于河，而非敌人之窥伺，则势不同尔。唐自玄宗以后，天子屡尝出狩，乃未几而复国者，以不弃长安也。故子仪回銮之表，代宗垂泣；宗泽还京之奏，忠义归心。呜呼！幸而浇之纵欲，不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众而诛之。尔后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为兴复之计者，其念之哉！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于洛表，而羿距于，则冀方之地入于羿矣，惟河之东与南为夏所有。至后相失国，依于二斟。于是使浇用师，杀斟灌，以伐斟鄩，而相遂灭。乃处浇于过，以制东方；处台于戈，以控南国。其时靡奔有鬲。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内，无不安于乱贼者矣。合魏绛、伍员二人之言，可以观当日之形势。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谋者，亦难乎其为力矣。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楚辞•九歌》：“览冀州兮有余。”《淮南子》：“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路史》云：“中国总谓之冀州。”《谷梁传》曰：“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
●胤征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于动六师之诛，兴邻国之伐，古之圣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绌诸侯，必先于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盖汤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练而，“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阙祖”，汤于庙也。先君庙，而后嗣子即位，故成之为王，则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也。若自桐归毫，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则适当其时，而非有所取尔。“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则事死如生，位犹先君之位也，故庙而后嗣子即位。殷练而，即位必在期年之后；周卒哭而，故逾年斯即位矣。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鲁之文公、成公者，其礼之末失乎！三年丧毕，而后践天子位，舜也，禹也。练而，而即位，殷也。逾年正月即位，周也。世变愈下，而柩前即位，为后代之通礼矣。
●西伯戡黎 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师 古之官有职异而名同者，“太师”、“少师”是也。比干之为少师，《周官》所谓“三孤也”；《论语》之少师阳，则乐官之佐，而《周礼》谓之“小师”者也。故《史记》言纣之将亡，其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而后儒之传误以为微子也。
●殷纣之所以亡 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驰，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纣之为君，沈缅于酒，而逞一时之威，至于刳孕胫，盖齐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变而《盘庚》之书，则卿大夫不从君令；再变有《微子》之书，则小民不畏国法；至于“攘窃神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可谓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犹不能保，而况以纣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恶未必减于纣，而齐以强；高纬之恶未必甚于文宣，而齐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余，纪纲粗立，而又有杨辈为之佐，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也；至高纬而国法荡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
●武王伐纣 武王伐商，杀纣而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时殷未尝亡也。所以异乎曩日者，不朝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书序》言：“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是则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纣之自燔；而亡其国也，在武庚之见杀。盖武庚之存殷者，犹十有余年，使武庚不畔，则殷其不黜矣。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国。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国，而犹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无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孙，所以异乎后世之篡弑其君者，于此可见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启代殷，而必于宋焉，谓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迁其地也。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诛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国，诛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岂不知商之臣民，其不愿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风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为摇动，而必以封其遗胤。盖不以畔逆疑其子孙，而明告万世以取天下者，无灭国之义也。故宋公朝周，则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远矣，而曰“孝惠取于商”，曰“天之弃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为商也。盖自武庚诛而宋复封，于是商人晓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无复有恐怼不平之意。与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而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者异矣。或曰：迁殷顽民于雒邑何与？曰：以“顽民”为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误也。盖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杀而待人也仁。东征之役，其诛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谋主一人，管叔而已。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迁。而所谓顽民者，皆畔逆之徒也。无连坐并诛之法，而又不可以复置之殷都，是不得不迁而又原其心。不忍弃之四裔，故于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顽民”。其与乎畔而迁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与乎畔而留于殷者，如祝佗所谓“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是也，非尽一国而迁之也。或曰：何以知其为畔党也？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非敌百姓也，古圣王无与一国为仇者也。上古以来，无杀君之事。汤之于桀也，放之而已。使纣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汤之所以桀者待纣；纣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当时八百诸侯，虽并有除残之志，然一闻其君之见杀，则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骇，而不能无归过于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后人，而无利于其土地焉，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也，然后乃安于纣之亡，而不以为周师之过，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无余恨焉。非伯夷亲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终仁也，其时异也。《多士》之书：“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亡国之民而号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称“我小国”，以天下为公，而不没其旧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悦而诚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 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可至于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仇之，岂非《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托之乎梦，其谁信之？殆即《吕氏春秋》载夷齐之言，谓武王扬梦以说众者也。《孟子》引《书》：“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后儒虽曲为之说，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责，今我当顺民心，以诛无道也。蔡氏谓民皆有责于我，似为纡曲。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诰》：“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毕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后之人君骄恣惰佚，于是有辇而行国中，坐而见群臣，非先王之制矣。《吕氏春秋》：“出则以舆，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宋吕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宫禁之中亦乘舆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太祖实录》：“吴元年，上以诸子年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屦行滕。每出城稍远，则马行其二，步趋其一。”至崇祯帝，亦尝就祷南郊。呜呼！皇祖之训远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传》言：“武王于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骏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二说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庙。”而其告庶邦冢君，称“大王、王季”。《金滕》之册祝曰：“若尔三王。”是武王之时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为得也；《绵》之诗上称“古公亶父”，下称“文王”，是古公未上尊号之先，文已称王，而《大传》之言未为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举兵之日，已称王矣。故类于上帝，行天子之礼，而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必非史臣追书之辞。后之儒者，乃嫌圣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与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时，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践阼之后。”
●彝伦 “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
●龟从筮逆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并用，而终龟为主。《周礼•筮人》言：“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注：“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者，则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故《传》曰：“筮短龟长。”自汉以下，文帝代来，犹有大横之兆；《艺文志》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而后则无闻。唐之李华遂有废龟之论矣。
●周公居东 主少，国疑，周公又出居于外，而上下安宁，无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众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于此见之矣。《荀子》：“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
●微子之命 微子之于周，盖受国而不受爵。受国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为臣之节，故终身称“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衍之继其兄，继宋非继微也。而称微仲者何？犹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则远矣，于是始称“宋公”。呜呼！吾于《洪范》之书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矣守也。后之经生不知此义，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于天下。
●酒诰 酒为天之降命，亦为天之降威。纣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兴。兴亡之几，其原皆在于酒，则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后人不可不谨矣。
●召诰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营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师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纣，癸巳，自周；戊午，师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汉书》以为三十一日，误。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为殷王元子。《召诰》则又以纣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又曰：“有王虽小，元子哉！”人君谓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亲。
●其稽我古人之德 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锋。”武王之诰康叔：既祗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首！
●节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说所自出也。”节性，惟日其迈”，此性相近之说所自出也。”“岂弟君子，俾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汝其敬识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故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戎明王之慎德，所谓“敬识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张相千秋之镜，听元生《一之歌》，亦能以謇谔为珠玑，以仁贤为器币。及乎王心一荡，佞谀日崇，开广运水潭，致江南之货，广陵铜器、京口绫衫。锦缆牙樯，尔亘数里；靓妆鲜服，和者百人。乃未几而蓟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岂非享多仪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尔王家我适 朝觐者不之殷而之周，讼狱者不之殷而之周，于是周为天子，而殷为侯服矣。此之谓“惟尔王家我适”。
●王来自奄 《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为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后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于三年。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于篇之先后而台为之说。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书，谓“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者，时代不远，其多寡何若此之悬绝哉。且天下之事，一职之微，至于委吏、乘田亦不可阙，而谓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该内外之务，吾不敢信也。考之传注，亦第以为因时制宜，而莫详其实。吾以为唐、虞之官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余九官之佐，殳┥、伯与、朱虎、熊罴之伦，暨侍御仆从，以至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以名达于天子者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穆王之命所谓“慎简乃僚”，而天子不亲其黜陟者也。故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夏、商之世，法日详，而人主之职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观于《立政》之书，内至于亚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卢、、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则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补，历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故刘炫对牛弘，以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流之议，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后之人见《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以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则周之制虽详，而意犹不异于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预铨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传谓“主国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颜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易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诗》云：“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今河东之人尚多人穴居者。洪水之后，莫包于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为九官之首。
●顾命 读《顾命》之篇，见成王初丧之际，康王与其群臣皆吉妥，而无哀痛之辞。以召公、毕公之贤，反不及子产、叔向，诚为可疑，再四读之，知其中有脱简。而“狄设黼扆、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于即位之礼重矣，入即位于庙，受命于先王，祭毕而朝群臣，群臣布币而见，然后成之为君。《春秋》之于鲁公，即位则书，不即位则不书，盖有遭时之变，而不行此礼，如庄、闵、僖三公者矣。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仪文、训告，以为一代之大法，此《书》之所以传也。《记》曰“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逾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而今曰“诸侯出庙门俟”，是已之后也。《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余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后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后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礼也，以宗庙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此义之所在，而天子之守与士庶不同者也。《商书》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岂以丧服而入庙哉！传之世，天下可以无君，故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传子之世，天下不可无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自“狄设黼扆、缀衣”以下，皆陈之朝者也。设四席者，朝群臣，听政事，养国老，燕亲属，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说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庙中之事也。自“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康王临朝之事也。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见庙者矣。《左传•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荣锜氏。五月庚辰，见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见王”者，见王子猛于先王之庙也。不待期而见王猛，不待斯而葬景王，则以子朝之争国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见王”而已。孰谓成、康无事之时而行此变礼也？《书》之脱简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为尚有阙文。《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月日，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盖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宾牟贾言：“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余于《顾命》敢引之，以断千载之 矣。
●矫虔 《说文》：“矫，从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义。《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曰：“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周语》注：“以诈用法曰矫。”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 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铁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明明常，鳃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 《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师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元年，王东徙雒邑。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以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其旨微矣。《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幽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颃，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诗，故录《秦诗》。述而不作也。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圣人矣。秦穆公之盛，仅霸西戎，未尝为中国盟主，无论齐桓、晋文，即亦不敢望楚之灵王、吴之夫差，合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后，秦盖中衰。吴渊颍曰：“秦之兴，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蚕食六国，并吞二周。”战国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恶知周之必并于秦哉！若所云“后世男子，自称秦始皇，入我房，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于图澄、宝志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诸侯之事也。并存之，见诸侯之事可以继天子也。《费誓》、《秦誓》之存犹是也。
●古文尚书 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序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此今文与古文为二也。又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常授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又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菜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为二也。《后汉书•儒林传》曰：“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又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然则孔僖所受之安国者，竟无其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安国之传，而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此则孔、郑之学又当为二，而无可考矣。《刘陶传》曰：“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汉末之乱，无传。若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开元之时，尚有其书，而未尝亡也。按陆氏《释文》言马、郑所注二十九篇，则亦不过伏生所传之二十八，而《泰誓》别得之民间，合之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谓得多十六篇者，不与其间也。《书•经籍志》曰：马融、郑玄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子旧书，自余绝无所师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伪《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为篇，则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阙，取王肃本“慎徽以下”之传续之。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者，于大航头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之朝，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异之，刘炫遂以列诸本第。然则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世更三圣，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
●书序 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唐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
●丰熙伪《尚书》 《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征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征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诊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
卷三
●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 《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入乐者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云者，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
●四诗 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
●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了民。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菟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何彼秾矣 《山堂考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秾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雝乎？是讥之也。”按此说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邶、鄘以讫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钟》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南”，《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繻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录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而为是纷纷之说，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德可知矣。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麇》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谣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说也。《何彼秾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
●邶鄘卫 邶、鄘、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鄘、卫。邶鄘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鄘，某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礼观乐于鲁，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曰邶鄘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意者西周之时，故有邶鄘之诗，及幽王之亡而轶之，而大师之职犹不敢废其名乎？然名虽旧而辞则今矣。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师但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卫人之作。桧之亡未久，而诗尚存，故别于郑，而各自为风。匪风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邶、鄘、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国，今其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并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其地绵广，不得为邶、鄘、卫也。
●黎许二国 许无风，而《载驰》之诗录于鄘。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录于邶。圣人阐幽之旨，兴灭之心也。
●诸姑伯姊 《泉水》之诗，其曰“诸姬”，犹《硕人》之“庶姜”。古之来媵而为侄娣者，必皆同姓之国。其年之长幼，序之昭穆，则不可知也，故有诸姑伯姊之称，犹《礼》之言伯父、伯兄也。贵为小君，而能谦以下其众妾，此所谓“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于大国，朝聘会盟征伐之事，谓之王事。其国之事，谓之政事。
●朝隮于西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礼》十晖注，以隮为虹是也。谓不终朝而雨止则未然。谚曰：“东虹晴，西虹雨。”盖虹霓杂乱之交，无论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气。楚襄王登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所谓朝云者也。
●王 邶、鄘、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而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鄘、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录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大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说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之诗亡矣。春秋时，君卿大夫之赋诗无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见也，是故诗无正风。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周颂，西周之诗也。鲁颂，东周之诗也。成康之世，鲁岂无诗？而今迹已亡矣。故曰诗亡，列国之诗亡也。其作于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颂，则固未尝亡也。
●日之夕矣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当归之时也。至是而不归，如之何勿思也？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于文“日夕为退”。是以樽俎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
●大车 “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
●郑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师之次序。先邶、鄘、卫，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东都也。何以知其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晋而谓之唐也，皆西周之旧也。惟郑乃宣王所封，中兴之后始立其名于大师。而列于诸国之先者，郑亦王畿之内也，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时，其诗不存，故首《缁衣》也。
●楚吴诸国无诗 吴、楚之无诗，以其僭王而删之与？非也，太师之本无也。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弧，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者乎？滕、薛之无诗，微也。若乃虢、郐皆为郑灭，而虢独无诗；陈、蔡皆列《春秋》之会盟，而蔡独无诗，有司失其传尔。
●豳 自周南至豳，统谓之国风。此先儒之误，程泰之辨之详矣。豳诗不属于国风，周世之国无豳。此非太师所采，周公追王业之始，作为《七月》之诗，兼雅颂之声，而用之祈报之事。《周礼•章》：“逆暑迎寒，则歙豳诗；祈年于田祖，则歙豳雅；祭蜡则歙豳颂。”雪山王氏曰：“此一诗而三用也。”《鸱鸮》以下或周公之作，或为周公而作，则绵附于豳焉。虽不以合乐，然与二南同为有周盛时之诗，非东周以后列国之风也，故他无可附。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豵，献豣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
●承筐是将 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篚”。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远财而养耻也。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宁，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愧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远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
●罄无不宜 “罄无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孙，宜民人也。“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斫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群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质矣，兼百官与庶人而言，犹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步乘相资，短长相卫，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繻葛之战，郑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已异矣。大卤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于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远矣。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
●变雅 《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宣王中兴之作，何以为变雅乎？《采芑》传曰：“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观夫《鹿鸣》以下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曲当而未尝有夸大之辞。大雅之称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过曰“会朝清明”而止。然则宣王之诗不有侈于前人者乎？一传而周遂亡。呜呼，此太子晋所以谓“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固不待沔水之忧、祈父之刺而后见之也。
●大原 “薄伐严狁，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是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严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吾读《竹书纪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祸也，盖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戎于太原。以黩武之兵而为徙戎之事，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则是昔日所内徙者，今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与后汉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于是关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间，而陕东之申侯至与之结盟而入寇，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戎之所由来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弧之谣皆适会其时者也。然则宣王之功计亦不过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犹鲁人之颂僖也，事劣而文侈矣。书不尽言，是以论其世也如毛公者，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
●莠言自口 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鹑奔》之诗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谑浪之辞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慢，宋玉登墙之见，淳于灭烛之欢，遂乃告之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叙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言，发自临丧之际；啮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于是摇头而舞八风，连臂而歌万岁，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臧孙纥见卫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何以复国？”以粪土喻其言，犹诗之莠言也。
●皇父 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逼，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孥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时用钱未广，《诗》、《书》皆无货泉之文，而问卜者亦用粟。汉初犹然。《史记•日者传》：“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孔氏曰：“私人，皂隶之属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故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所以辩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县，魏是以削。贱妨贵，小加大，古人死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讥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而多端，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举贤材，慎名器，岂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耻 “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得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以六千里而为仇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载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成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劳》本召穆公谏王之辞，乃托为王意，以戒公卿百执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犹之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
●夸毗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须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
●流言以对 “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诵。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杀幽王乃未几而为楚所病，戍申之诗作焉。当宣王之世，周兴而申以强；当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庄王之世，而申为楚县矣。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读二诗者，岂徒论二王之得失哉！
●德如毛 “德如毛”，言易举也。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韩城 《水经注》：“圣水径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韩城东。《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王肃曰：‘今汲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按《史记•燕世家》：“易水东分为梁门。”今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即汉之方城县也。《水经注》亦云：“显水径良乡县这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旧说以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韩，其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为司空，王命以燕众城之。”窃疑同州去燕二千余里，即令召公为司空，掌邦土，量地远近，兴事任力，亦当发民于近甸而已，岂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召伯营申，亦曰“因是谢人”；齐桓城邢，不过宋、曹二国；而《召诰》“庶殷攻位”，蔡氏以为此迁洛之民，无役纣都之理。此皆经中明证。况“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国不到，亦似谓韩土在北陲之远也。又考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汉时去古未远，当有传授，今以《水经注》为定。按毛传梁山、韩城皆不言其地，郑氏笺乃云：“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至“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则郑已自知其说之不通，故训燕为安，而曰：“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惟王肃以梁山为汲郡方城县之山，而以燕为燕国。今于梁山则用郑说，于燕则用王说，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为司空之说，可谓甚难而实非矣。双“其追其貊”，郑以经传说貊多是东夷，故职方掌四夷九貉，郑志答赵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隶”注云：“征东北夷所获。”而汉时所谓貊者，皆在东北。因于笺末添二语云：“其后追也貊也，为严狁所逼，稍稍东迁。”此又可见康成之不自安而迁就其说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营法也；“如川之流”，阵法也。古之善用师者，能为营而后能为阵。故曰“师出以律”，又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管子霸国之谋，且犹作内政，以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溪矣。
●不吊不祥 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德也。
● 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来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厩有肥马、野有饥莩而能国者也。
●实始翦商 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余年，作诗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
●玄鸟 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呴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慄慄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鸟鸟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而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
●鲁颂商颂 《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此最学者之大病也。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
●诗序 《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闪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厉王之诗。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
卷四
●鲁之春秋 《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春秋阙疑之书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 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杜预《春秋》后序曰：“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ぶ（上不下十合字，同丕，姓）郑父，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有一月壬戌”，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后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为今年之事。新君入国之日，反为旧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经乃错简，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曰：“九月，晋惠公卒。”晋之九月，周之冬也。《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传作“秋”。刘原父曰：“《左氏》日月与经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经所云‘冬’，传谓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则建酉之月，周以为冬，宋以为秋矣。”《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作“春”。刘原父曰：“传所据者以夏正纪时也。”《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在九月，传作七月。《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为周正，则麦禾皆未熟。《四年》：“秋，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盖芟践之。”终是可疑。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间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闰月 《左氏传•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并是鲁历。春秋时，各国之历亦自有不同者，经特据鲁历书之耳。《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传在上年闰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传在上年闰月。皆鲁失闰之证。杜以为从告，非也。《史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则以鲁历为周历，非也。平王东迁以后，周朔之不颁久矣，故《汉书•律历志》六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其于左氏之言失闰，皆谓鲁历。盖本刘歆之说。
●王正月 《广川书跋》载《晋姜鼎铭》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论之曰：“圣人作《春秋》，于岁首则书王说者，谓谨始以正端。今晋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当时诸侯皆以尊王正为法，不独鲁也。”李梦阳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权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观之，《春秋》‘王正月’，必鲁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别于夏、殷，并无他义。刘原父以‘王’之一字为圣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于此见之。”赵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诸侯，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庙，所谓禀正朔也，故曰王正月。”《左氏传》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经之善，后人辨之累数百千言而未明者，传以一字尽之矣。未为天子，则虽建子而不敢谓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为天子，则谓之“正”，而复加“王”以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时月并书 《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滕》：“秋，大熟，未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召诰》：“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则不言时。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建子之月而书春，此周人谓之春矣。《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熊朋来《五经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此之谓天统。”
●谓一为元 杨龟山《答胡康侯书》曰：“蒙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五代史•汉本纪》论曰：“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徐无党注曰：“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闲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吕伯恭《春秋讲义》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训》也。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盖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说《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元’，殆欲深求经旨，而反浅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证，见于《白虎通》所引《尚书大传》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氏引《伊训》、《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为商人不改月之证，与孔传不合，亦未有明据。胡氏又引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为证，则不然。《汉书•高帝纪》“春正月”注，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叔孙通传》：“诸侯群臣朝十月。”师古曰：“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岁之礼，史家追书十月。”
●天王 《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是也。
●邾仪父 邾仪父之称字者，附庸之君无爵可称，若直书其名，又非所以待邻国之君也，故字之。卑于子男，而进于蛮夷之国，与萧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贵之”，《公羊》曰“褒之”，非矣。邾仪父称字，附庸之君也。阝犁来来朝称名，下矣。介葛卢来不言朝，又下矣。白狄来，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 《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曰僖公成风者，僖公之母成风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说得之。《左氏》以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礼尊其母，又未薨而，皆远于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鲁有两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而隐之夫人又是子氏。二传所闻不同，故有纷纷之说。此亦《鲁史》原文，盖鲁有两仲子，不得不称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宫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辞也。《释例》曰：“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如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是也。妾不得体君，不得已而系之子。仲子系惠公而不得系于孝公，成风系僖公而不得系于庄公，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者矣。《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见于经者：桓夫人文姜，庄夫人哀姜，僖夫人声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齐姜，皆书薨书葬。文夫人出姜不书薨、葬。隐夫人子氏书薨不书葬。昭夫人孟子变薨言卒，不书葬，不称夫人。其妾母之见于经者，僖母成风，宣母敬赢，襄母定姒，昭母齐归，皆书薨书葬，称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变薨言卒，不称夫人小君。其他若隐母声子、桓母仲子、闵母叔姜，皆不见于经。定母则经传皆阙。而所谓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夫人者，隐公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则书，葬君之母则书，葬妻则不书，所以别礼之轻重也。隐见存而夫人薨，故葬不书。注谓“隐弑贼不讨，故不书”者非。
●成风敬嬴 成风、敬嬴、定姒，齐归之，书“夫人”，书“小君”，何也？邦人称之，旧史书之，夫子焉得而贬之。在后世则秦芊氏、汉薄氏之称太后也，直书而失自见矣。定姒书“葬”，而不书“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孟子则并不书葬，不成丧也。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从《左氏》为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系之君以为别，犹仲子之系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则当举其名，不但言氏也。或疑君氏之名别无所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盖当时有此称。然则去其“夫人”，即为“君氏”矣。夫人子氏，隐之妻，嫡也，故书薨。君氏，隐之母，惠公之继室，妾也，故书卒。不书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远，嫡、妾之分尚严，故仲子别宫而献六羽，所谓犹秉周礼者也。僖公以后，日以僭逾，于经可见矣。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贬之乎？贬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尽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犹今也。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之人无字之者，言及之则名之，名之者恶之也，恶之则名之焉尽之矣。若降其少师而为太子少师，降其尚书而为侍郎、郎中、员外，虽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则三国之降焉何？沙随程氏以为是三国者，皆微困于诸侯之政而自贬焉。春秋之世，卫称公矣；及其末也，贬而侯，贬而君。夫滕、薛、杞犹是也，故鲁史因而书之也。小国贫，则滕、薛、杞降而称伯称子；大国强，则齐世子光列于莒、邾、滕、薛、杞、小邾上，时为之也。左氏谓以先至而进之，亦托辞焉尔。
●阙文 桓公四年、七年阙秋冬二时，定公十四年阙冬一时，昭公十年十二月无“冬”，僖公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无“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无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无“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有日而无事，皆《春秋》之阙文，后人之脱漏也。《谷梁》有“桓无王”之说，窃以为夫子于继隐之后而书公即位，则桓之志见矣，奚待去其王以为贬邪？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阙文也。若曰以其锡桓而贬之，则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书楚子，商人而书齐侯，五等之爵无所可贬，孰有贬及于天王邪？《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不言“氏”。此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孙忌不言“何”同，皆阙文也。圣人之经，平易正大。邵国贤曰：“‘夏五’，《鲁史》之阙文欤？《春秋》之阙文欤？如谓《鲁史》之阙文者，笔则笔，削则削，何独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乎？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推不诚伯高之心，是不诚于后世也，圣人岂为之哉。不然，则‘甲戌’、‘己丑’、‘叔喜生’、‘仲孙忌’又何为者？是故‘夏五’，《春秋》阙文也，非《鲁史》之阙文也。”范介儒曰：“‘纪子伯’、‘郭公’、‘夏五’之类，传经者之脱文耳。谓为夫子之阙疑，吾不信已。”
●夫人孙于齐 《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复称姜氏，见鲁人复以小君待之，忘父而与仇通也。先孙后会，其间复归于鲁，而《春秋》不书，为国讳也，此夫子削之矣。刘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谓鲁人绝文姜，不以为亲，乃中礼尔。然则母可绝乎？宋襄之母获罪于君，归其父母之国。及襄公即位，欲一见而义不可得，作《河广》之诗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为尝试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废命也。孔子论其诗而著之，以为宋姬不为不慈，襄公不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绝不为亲，何伤于义哉！”《诗》序《猗嗟》刺鲁庄公不能防闲其母赵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诚敬以事母，威刑以驭下之说。此皆禁之于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于鲁，必其与公之丧俱至。其孙于齐，为国论所不容而去者也，于此而遂绝之，则臣子之义伸，而异日之丑行不登于史策矣。庄公年少，当国之臣不能坚持大义，使之复还于鲁。凭君母之尊，挟齐之强，而恣睢淫佚，遂至于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左氏》“绝不为亲”一言，深得圣人之意。而鲁人既不能行，后儒复昧其义，所谓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岂不信夫。
●公及齐人狩于禚 《庄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冬，公及齐人狩于禚。”夫人享齐侯，犹可书也；公与齐侯狩，不可书也。故变文而曰“齐人”，“人”之者，仇之也。杜氏以为微者，失之矣。
●楚吴书君书大夫 《春秋》之于吴、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与之也。楚之见于经也，始于庄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于其来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复称“荆”而不与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称“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二十一年，会于盂，始书“楚子”。然使宜申来献捷者，楚子也，而不书“君”。围宋者子玉，救卫者子玉，战城濮者子玉也，而不书“帅”。圣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吴之见于经也，始于成之七年，曰“吴”而已。襄之五年，会于戚，于其来听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复称“吴”，殊会而不与其“人”也。二十五年，门于巢卒，始书“吴子”。二十九年，使札来聘，始有“大夫”。然灭州来，败鸡父，灭巢，灭徐，伐越，入郢，败李，伐陈，会且，会鄫，伐我，伐齐，救陈，战艾陵，会橐皋，并称“吴”，而不与其“人”。会黄池，书“晋侯及吴子”而殊其会。终《春秋》之文，无书“帅”者，使之终不得同于中夏也。是知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于中国矣。以后世之事言之，如刘、石十六国之辈，略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于史。辽、金亦然。此夫子所以录楚、吴也。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圣人之心盖可见矣。
●亡国书葬 纪已亡而书“葬纪叔姬”，存纪也。陈已亡而书“葬陈哀公”，存陈也。此圣人之情而见诸行事者也。
●许男新臣卒 许男新臣卒，《左传》传曰：“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而经不言于师，此旧史之阙，夫子不敢增也。谷梁子不得其说，而以为内桓师，刘原父以为去其师而归卒于其国，凿矣。
●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鲁人有疑焉，故不祔于姑，至是因而致之，不称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与弑二君，而犹以之配庄公，是乱于礼矣。明乎郊社之礼，烝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致夫人也，跻僖公也，皆鲁道之衰，而夫子所以伤之者也。胡氏以夫人为成风；成风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顺也。
以成风称小君，是乱嫡妾之分。虽然，犹愈于哀姜也。说在乎汉光武之黜吕后，而以薄氏配高庙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晋献公之立奚齐，以王法言之，易树子也；以臣子言之，则君父之命存焉。是故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卫 《春秋》之文有从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二十年》：“齐人、狄人盟于邢。”并举二国，而狄亦称“人”，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则不称“人”，《十八年》“狄救齐”，《二十一年》“狄侵卫”是也。《谷梁传》谓：“狄称‘人’，进之也。”何以不进之于救齐，而进之于伐卫乎？则又为之说曰：“善累而后进之。”夫伐卫何善之有？《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不称“于越”而称“越人”，亦同此例。
●王入于王城不书 襄王之复，《左氏》书“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经不书。其文则史也，史之所无，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为襄王未尝复国，而王子虎为之居守，此凿空之论。且惠王尝适郑，而处于栎矣。其出不书，其入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出，未尝入也。庄王、僖王、顷王崩皆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崩也，而可乎？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尝告难于诸侯，故仲尼据策而书之。其入也，与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尝告于诸侯，策所不载，仲尼虽得之传闻，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则仲尼所见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诸侯，况天王乎？策之所具盖昭如也，故狄泉也书，成周也书。事莫大于天王之入，而《春秋》不书，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星孛 《春秋》书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不言及汉，重不在汉也。
●子卒 叔仲、惠伯人君而死，义张，而国史不书。夫子平日未尝阐幽及之者，盖所谓匹夫匹妇之谅，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者也。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孔宁仪、行父从灵公宣淫于国，杀忠谏之泄治，君弑不能死，从楚而入陈，《春秋》之罪人也，故书曰：“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杜预乃谓二子托楚以报君之仇，灵公成丧，贼讨国复，功足以补过。呜呼：使无申叔时之言，陈为楚县矣，二子者，楚之臣仆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复封，成公反国。二子无秋毫之力，而杜氏为之曲说，使后世诈谖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呜呼：其亦愈于已为他人郡县而犹言报仇者与？与楚子之存陈，不与楚子纳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陈悕矣。”
●三国来媵 十二公之世，鲁女嫁于诸侯多矣，独宋伯姬书“三国来媵”，盖宣公元妃所生。庶出之子不书生，故子同生特书。庶出之女不书致，不书媵，故伯姬归于宋特书。《卫•硕人》之诗曰：“东宫之妹。”正义曰：“东宫，太子所居也。系太子言之，明与同母，见夫人所生之贵。”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独子也，女亦然矣。
●杀或不称大夫 凡书“杀其大夫”者，义系于君，而责其专杀也。盗杀郑公子、公子发、公孙辄，文不可曰“盗杀大夫”，故不言大夫。其义不系于君，犹之盟会之卿，书名而已。胡氏以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阍弑吴子余祭。”言吴子，则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吴阍弑其君”也。《谷梁子》曰：“不称其君，阍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来会公《定公十四年》：“大搜于比蒲，邾子来会公。”《春秋》未有书来会公者，来会非朝也，会于大搜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复来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赢，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迟而至于明日者，事之变也，非用刚日也。汉人不知此义，而长陵以丙寅，茂陵以甲申，平陵以壬申，渭陵以丙戌，义陵以壬寅，皆用刚日。《穆天子传》成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收为后人伪作。
●诸侯在丧称子 凡继立之君，逾年正月乃书即位，然后成之为君；未逾年则称子，未逾年又未葬则称名。先君初没，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称名，《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则子道毕，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卫子，《二十八年》陈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则已成之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卫侯、《宣公十一年》陈侯、《成公三年》宋公、卫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鲁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传》曰：“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得之矣。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陈子是也，所以从同也。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别也。“郑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郑世子忽复归于郑”者，已葬未逾年之子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圣人之抑忽而进突也。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者，未葬居丧之子也。里克“弑其君卓”者，逾年已即位之君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谷梁传》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非也。
●未逾年 书爵即位之礼，必于逾年之正月，即位然后国人称之曰君。春秋之时，有先君已葬，不待逾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齐侯使国佐来聘。”《成公四年》：“郑伯伐许。”称爵者，从其国之告，亦以著其无父之罪。
●姒氏卒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书薨，不称夫人，葬不称小君，盖《春秋》自成风以下，虽以妾母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后称之。以姒氏之不称者，本无其事也。后世之君多于柩前即位，于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为皇太后。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贰于君，子疑于父，而先王之礼亡矣。
●卿不书族 《春秋》之文，不书族者有二义。无骇卒；挟卒；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溺会齐师伐卫：未赐氏也。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晋；至自晋：一事再见，因上文而略其辞也。春秋隐、桓之时，卿大夫赐氏者尚少，故无骇卒，而羽父为之请族，如挟、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庄、闵以下，则不复见于经，其时无不赐氏者矣。刘原父曰：“诸侯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大国之卿三命，次国之卿再命，小国之卿一命。其于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称了。周衰礼废，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尽如古，见于经者亦皆当时之实录也。故隐、醒之间，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颇有存者，是以鲁有无骇、柔、挟，郑有宛、詹，秦、楚多称人。至其晚节，无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转从小国之例称人而已。说者不知其故，因谓曹、秦以下悉无大夫，患其时有见者害其臆说，因复构架无端，以饰其伪，彼固不知王者诸侯之制度班爵云尔。”或曰：不称公子何与？杜氏曰：“公子者，当时之宠号。”之称公子也，桓赐之也。其终隐之篇不称公子者，未赐也。若专命之罪则直书而自见矣。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赐氏也。卫州吁弑其君完，未赐氏也。胡氏以为以国氏者国及乎上，称公子者诛及其身，此求其说而不得，故立此论尔。
●大夫称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为五等之爵，而大夫虽贵，不敢称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以伯、仲、叔、季为称。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孙氏之称子也自蔑也，叔孙氏之称子也自豹也，季孙氏之称子也自行父也。晋之诸卿在文公以前无称子者，魏氏之称子也自也，栾氏之称子也自枝也，赵氏之称子也自衰也，郤氏之称子也自缺也，知氏之称子也自首也，范氏之称子也自会也，韩氏之称子也自厥也。晋、齐、鲁、卫之执政称子，他国惟郑间一有之，余则否，不敢与大国并也。鲁之三家称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称焉，不敢与三家并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称之，如赵孟知伯死，则谥之而后子之，犹国君之死而谥称公也，于此可以见世之升降焉。读《春秋》者，其可忽诸？春秋时，大夫虽僭称子，而不敢称于其君之前，犹之诸侯僭称公，而不敢称于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卫孔悝之《鼎铭》知之，曰“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兴旧耆欲”。成叔，孔成子Θ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犹有先王之制存焉。至战国，则子又不足言，而封之为君矣。《洛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犹《春秋》传之言群子也。唐孔氏以为大夫皆称子，非也。《春秋》自僖、文以后，而执政之卿始称子。其后则匹夫而为学者所宗亦得称子，老子、孔子是也。又其后则门人亦得称之，乐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故《论语》之称子者，皆弟子之于师。《孟子》之称子者，皆师之于弟子，亦世变之所从来矣。《论语》称孔子为子，盖夫子而省其文，门人之辞也。亦有称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叹曰”，“夫子不答”，“夫子莞尔而笑”，“夫子怃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辞也。
●有谥则不称字 《春秋》传，凡大夫之有谥者则不书字；外大夫若宋、若郑、若陈、若蔡、若楚、若秦，失谥也，而后字之。内大夫若羽父，若众仲，若子家，无谥也，而后字之。公子亦然。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谥，康王、灵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无谥而后字之，子干、子是也。他国亦然，陈之五父，郑之子、子仪是也。卫州吁、齐无知，贼也，则名之。作传者于称名之法，可谓严且密矣。
●人君称大夫字 古者人君，于其国之卿大夫皆曰伯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独诸侯然也，《曲礼》言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革，然而天子接之犹称其字。《宣公十六年》：晋侯使士会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闻乎？”《成公三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曰：“巩伯实来。”《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诸乎？”周德虽衰，辞不失旧，此其称字，必先王之制也。周公作立政之书，若侯国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并列于王官之后，盖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遗小国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贰于虢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左氏之记周事曰：“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之尊，而曰贰、曰叛，若敌者之辞，其不知《春秋》之义甚矣。
●星陨如雨 “星陨如雨”，言多也。《当书•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言：‘《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庄以来至今再见。’”此为得之。而后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织”，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纵横查余”，皆其类也。不言“石陨”，不至地也。传曰：“与雨偕也。”然则无雨而陨，将不为异乎？
●筑 “筑，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旧唐书•礼仪志》太常博士顾德章议引此，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曰城，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义亦知其不可通，而曲为之说。
●城小谷 “城小谷，为管仲也。”据经文，小谷不系于齐，疑《左氏》之误。范宁解《谷梁传》曰：“小谷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谷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当即此地。杜氏以此小谷为齐邑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同。按《春秋》有言“谷”不言“小”者。《庄公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谷。”《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文公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成公五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四书“谷”，而一书“小谷”，别于谷也。又《昭公十一年》传曰：“齐桓公城谷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则知《春秋》四书之谷及管仲所封在济北谷城，而此之小谷自为鲁邑尔。况其时齐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见于天下，岂遽勤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齐人杀哀姜 哀姜通庆父，弑闵公，为国论所不容，而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义也。而传谓之“已甚”，非也。
●微子启 “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何孟春曰：“按《书》，殷纣无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应当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后，无复还之理。而牧野之战，亦必不从人而伐其宗国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托之古人以规楚子乎？”
徐孚远曰：“《史记》言微子持祭器造于军门，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后武庚之郑，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
●襄仲如齐纳币 经书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齐纳币，则但书“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于十一月，而犹在二十五月之内，恶得谓之礼乎？
●子叔姬卒 据《传》，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鲁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鲁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于鲁而再出之，必无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误重书之尔。且文公十二年，经书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为杞妇乎？赵子曰：“书卒义与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为时君之女，故曰‘子’，以别其非先君之女也。”
●齐昭公 《齐公十四年》：“齐侯潘卒。”传以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经书“齐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当以先君之名为谥。疑《左氏》之误。然僖公十七年传曰：“葛嬴生昭公。”前后文同，先儒无致疑者。
●赵盾弑其君 《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笔也。“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此董狐之巽辞也。传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为越境乃免，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讨穿犹不得免也。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
●临于周庙 《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杜氏以为文王庙也。《昭公十八年》：“郑使祝史徙主于周庙。”劳动致富氏以为厉王庙也。传曰：“郑祖厉王。”而《哀公二年》，蒯聩之祷亦云；“敢昭祖也。始封之君谓之祖。虽然，伯禽为文王之孙，郑桓为厉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国也，将何祭哉？天下有无祖考之人乎？而况于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庙以祀文王、厉王，而谓之周庙欤？汉时有郡国庙，其亦仿古而为之欤？《竹书纪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大于周公庙。”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周公未薨，何以有庙？盖周庙也。是则始封之君有庙，亦可因此而知之说。
●栾怀子 晋人杀栾盈，安得有谥？传言“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岂其家臣为之谥，而遂传于史策邪？
●子大叔之庙 《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即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十八年》：“简兵大搜，将为搜除。子太叔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斯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此亦一事，而记者或以为葬，或以为搜，传两存之，而失删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传：“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卫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传“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干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两收，而失删其一。周之正月，晋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斯，计徒庸，虑财用，书侯粮，以令役于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几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传分为两年，岂有迟之两月而始栽，宋仲几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过三旬而毕矣。
●五伯 五伯之称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杜元凯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台卿注：“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二说不同。据国佐对晋人言，其时楚庄之卒甫二年，不当遂列为五，亦不当继此无伯而定于五也。其通指三代无疑。《国语》：“祝融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其后八姓，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庄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轨注：“彭祖名铿，尧臣，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年七百岁。”是所谓五伯者，亦商时也。是知国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称五伯，而以桓公为盛，则止就东周以后言之。如严安所谓“周之衰三百余岁，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赵氏以宋襄并列，亦未为允。宋襄求霸不成，伤于泓以卒，未尝霸也。《史记》言越王句践“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伯”。子长在台卿之前，所闻异辞。然则言三代之五伯，当如杜氏之说；言春秋之五伯，当列句践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庄、阖闾、句践为五伯，斯得之矣。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记•天官书》：“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时占事者，《越绝书》公孙圣：“今日壬午，时加南方”，《史记•贾谊传》“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为占，《史记•龟策传》：“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汉书》翼奉言：“白鹤馆以月宿，亢灾”，《后汉书》苏竟言：“白虹见时，月入于毕”是也。《周礼•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则古人之法可知矣。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占愈凿，加以日时、风角、云气迟疾变动，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于此者或迕于彼，岂非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合；而太史公亦谓皋、唐甘、石书传，凌杂米盐，在人自得之于象占之外耳。干宝解《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曰：“一卦六爻则皆杂有八卦之气，若初九为震爻，九二为坎爻也。或若见辰戌言艮，己亥言兑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离，以子位名坎。或若得来为恶物，王相为兴，休废为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义，君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形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说《易》如此，小数详而大道隐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验，天文亦然。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以日同为占 裨灶以逢公卒于戊子日，而谓今七月戊子，晋君将死。苌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谓毛得杀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于古人者为占，又是一法。
●天道远 春秋时，郑裨灶、鲁梓慎最明于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灾，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子产不从，亦不复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将水。”叔孙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虽二子之精，亦有时而失之也。故张衡《思玄赋》曰：“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
●一事两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郑皆饥。一事两占，皆验。
●春秋言天之学 天文五行之说，愈疏则多中，愈密则愈多不中。春秋时言天者，不过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验之日食、星孛之类而已。五纬之中但言岁星，而余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简也。而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之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故其说也易知，而其验也不爽。扬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尽信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列国官名 春秋时列国官名，若晋之中行，宋之门尹，郑之马师，秦之不更庶长，皆他国所无。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尹、右尹、连尹、针尹、寝尹、工尹、卜尹、芋尹、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嚣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厩尹、监马尹、杨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异于他国。
●地名 《左传•成公元年》“战于鞍，入自丘舆”，注云“齐邑”；《三年》“郑师御晋，败诸丘舆”，注云“郑地”；《哀公十四年》“坑氏葬诸丘舆”，注云“坑氏，鲁人也。泰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又是鲁地：是三丘舆为三国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莅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战于鄢陵”，注云“郑地，今属颍川郡”：是二鄢陵，为二国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或林，为二国地也。《襄公十七年》“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齐地”：是二重丘，为二国地也。《定公十二年》“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无注，当是鲁地；《哀公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东阳大末县”：是二姑蔑，为二国地也。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卫太子蒯聩献盂于齐”，卫之盂也；而晋则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为盂大夫”，今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阴人、盂、壶口”此盂当在邢、洛之间。州国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国在城阳淳于县”；《十一年》“郧人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注“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
●昌歜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阅来聘，飨在昌歜、白、黑、形盐。”注曰：“昌歜，昌蒲菹。”而《释文》歜音在感反，正义曰：“齐有邴歜，鲁有公父歜，其音为触。《说文》：“歜，盛气怒也。从欠，蜀声。’此昌歜之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与彼为同为异。”今考顾氏《玉篇》有“歜”字：“歜：徂敢切，昌蒲俎也。”然则传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误作“蜀”。是知南北之学陆、孔诸儒犹有不能遍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见之君将之。”今本作“[A11M]”，《广韵》注曰：“《说文》从口。”盖经典之误文不自天宝、开成始矣。
●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义曰：“此与二十一年频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缣以代简，纸以代缣，多历世代，转写谬误，失其本真，后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论。考《魏书》江式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考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世谓之古文。”自古文以至于今，其传写不知几千百矣，安得无误？后之学者，于其所不能通，必穿凿而曲为之说，其为经典之害也甚矣！
● 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颜氏家训》曰：“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皮、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文字不同 《五经》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经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见于卫诗，而鲁则为“ホ”；“鬯弓”著于郑风，而秦则为“”《左氏》一书，其录楚也“氏”或为“氏”，“箴尹”或为“针尹”，况于钟鼎之文乎！《记》曰“书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见异辞 孔子生于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则所闻也，隐、桓、庄、闵、僖则所传闻也。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均匀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互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阙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公子益师之卒，《鲁史》不书其日，远而无所考矣。以此释经，岂不甚易而实是乎？何休见《桓公二年》会稷之传，以恩之浅深，有“讳”与“目言”之异，而以书日不书日，详略之分，为同此例，则甚难而实非矣。窃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三语必有所本。而齐、鲁诸儒述之，然其义有三：阙文，一也；讳恶，二也；言孙，三也。从前之一说，则略于远而详于近；从后之二说，则晦于近而章于远。读《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汉书》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学。夫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曾子且闻而未达，非子游举其事实之，亦乌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乱。
●纪履纟俞来逆女 “何以不称使？昏礼不称主人。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笃曰：“此言经所以不书纪侯者，以见母虽不通，而纪侯有母，则不得自称主人，以别于宋公之无母也。”
●母弟称弟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公羊传：“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何休以为：“《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疏，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由此。诗人美尸鸠均爱七子，岂有于父母则望之以均平，于兄弟则教之以疏外？以此为质，是所谓直情而径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说，则异母兄弟不谓之兄弟乎？”程子曰：“《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说，其曰同母弟，盖谓嫡耳，非以同母弟为加亲也。若以同母弟为加亲，则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兽也。”
●子沈子 《隐公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后师，明说此意者。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按传中有“子公羊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何后师之多欤？然则此传不尽出于公羊子也明矣。
●谷伯邓侯书名 “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称侯、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其义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时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说；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恶人之说。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贬归之于天道矣。
●郑忽书名 “郑忽出奔卫。”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传文简而难晓。李因笃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是则公、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也。故子产曰：‘郑伯、男也。’遭丧未逾年之君，公侯皆称子，如宋子、卫子、陈子之类是也。以其等本贵于伯、子、男，故降而称子。今郑，伯爵也，伯与子、男为一等，下此更无所降，不得不降而书名矣。名非贬忽之辞，故曰‘辞无所贬。’”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从逆者而言，谓之王后；从归者而言，谓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犹《诗》之言“为韩吉相攸”也，犹《左氏》之言“息妫将归过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国之号，此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为“王者无外，其辞成矣”，又以为“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是其说经虽巧，而非圣人之意矣。今将曰“逆季姜于纪”，则初学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将曰“王后归于京师”，则王后者谁之女？辞穷矣。公羊子盖拘于在国称女之例，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顺者也。传文则有不同者，《左氏•庄公十八年》：“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
●争门 《公羊•闵公二年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或曰自鹿门至于争门者是也，或曰自争门至于吏门者是也。”注：“鹿门，鲁南城东门也。”据《左传》“臧纥斩鹿门之关出奔邾”是也，争门、吏门并阙。按《说文》：“净，鲁北城门池也。从水、争声。士耕切。”是争门即以此水名，省文作“争”尔。后人以“氵静”字省作“净”，音才性切。而梵书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为才性之净，而鲁之争门不复知矣。
●仲婴齐卒 鲁有二婴齐，皆公孙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婴齐卒。”其为仲遂后者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于。”则子叔声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赐氏。故其子即以父字为氏。生而赐氏，非礼也。以父字为氏，亦非礼也。《春秋》从其本称，而不没其变氏，其生也书“公子遂”，其死也书“仲遂卒于垂”；于其子也，其生也书“公孙归父”，其死也书“仲婴齐卒。”《公羊传》：“仲婴齐者何？公孙婴齐也。”此言仲婴齐，亦是公孙婴齐，非谓子叔声伯。故注云：“未见于经，为公孙婴齐；今为大夫死见经，为仲婴齐。”此汉人解经之善。若子叔声伯，则战鞍、如晋、如莒，已屡见于经矣。“为人后者为之子”，此语必有所受。然婴齐之为后，后仲遂，非后归父也，以为为兄后则非也。传拘于孙以王父字为氏之说，而以婴齐为后归父，则以弟后兄，乱昭穆之伦矣，非也，且三桓亦何爱于归父而为之立后哉。
●隐十年无正 隐十年无正者，以无其月之事而不书，非有意削之也。谷梁以为隐不自正者，凿矣。赵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旧史阙也。”得之矣。
●戎菽 《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传曰：“戎，菽也。”似据《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为之说。桓公以戎捷夸示诸侯，岂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诗曰：“艺之荏菽，荏菽旃旃。”传曰：“荏菽，戎菽也。”《尔雅》：“戎菽谓之荏菽。”则自后稷之生而已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陨石于宋五 《公》、《谷》二传，相传受之子夏，其宏纲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数十条。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辩，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陨石于宋五，六退飞过宋都”，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六”，而夫子改之“六”也。谷梁子曰：“陨石于宋五，后数，散辞也。”“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辞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聚辞乎？初九潜龙，后九也；九二见龙，先九也。世未有为之说者也。石无知，故日之；然则梁山崩不日，何也？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则有ず鹆来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无，其文则史也。故刘敞谓：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与陨石同日，书“是月”以别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谷梁以为叔服。按此后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成公元年，刘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明叔服别是一人，非王子虎。
●谷梁日误作曰 《谷梁传•宜公十五年》：“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婴儿贤也。”疏解其迂，按传文“曰”字误，当作“其日，潞子婴儿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