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

2007-06-12 11:22　 ◎元和
日元升值的历史，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而对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著名的“广场协议”，甚至在探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时，人们还不时提到该协议。那么，“广场协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广场协议”出笼于1985年9月22日，当时，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该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被称为“广场协议”。
签订“广场协议”的经济背景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在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下美国在1985年以前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经济情况：
1979-1980年，爆发了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12.4%。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是美国出现了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
美元的高利率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进而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为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特别是减缓日本对外收支盈余的急剧增加，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广场协议”的直接效果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政府开始抛售美元，从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地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此后，以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代表和一些专家们不断进行口头干预，一再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偏高，仍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比较来看，日元的升值幅度最大，达86.1%。为了防止美元贬值过度，1987年2月22日，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了七国财长会议，决定将汇率稳定在当时的水平。但是，日元升值一直持续到了1988年末，进入1989年才开始有所回落。
美国本来期待通过日元升值来抑制日本的出口攻势，促进日本扩大进口，纠正两国间的收支不平衡，但是这种期待落空了。统计数据表明，日元升值并未起到纠正日本对外收支不平衡的作用，而美国的“双赤字困局”一直到20世纪末才摆脱，这实际上与“广场协议”的汇率调整也并无必然联系，而主要是美国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领先并从竞争中得到实惠，是克林顿政府积极应对财政赤字、苦练“内功”的结果。　“广场协议”的间接影响
有专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的低迷期，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从表面的时间顺序来看，“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似乎确有某种联系。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日元升值必然带来经济萧条。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在金融方面采取缓和政策，日本央行连续5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此外还通过增加政策性贷款，扩大公共投资规模等手段扩大内需。然而，迅速增大的货币供应无法被产业吸收，大量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巨额虚拟资产的存在导致泡沫经济产生。到1989年末，日经平均股价高达38915.87日元，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1990年日本六大城市中心的地价比1985年上涨了约90%。可见，“广场协议”促成了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成为改变日本经济增长基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恰恰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的起始点。
但从国际比较来看，“广场协议”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均对美元升值。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这说明，“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并无必然联系。可以说，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根源在其内部。这些原因包括：在追赶型经济增长结束后，未能主动向自主开拓型经济增长转变，制度和体制老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原有结构下的经济发展已趋饱和，但却人为刺激景气，造成经济虚涨；金融体制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风潮中，银行监管缺位；对剩余资本的流向缺乏引导，致使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等等。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可能过多地关注了“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的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影响估计不足。其实，“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首先，日元升值大大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使在欧元诞生后，日元仍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四大货币之一，是其他国家外汇储备中的重要币种。
第二，日元升值有助于日本克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其经济发展建立在进口资源的基础上。日元升值后，日本以较少的费用便可以进口足够的资源，加之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已不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三，日元升值使日本的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加。以日元升值为契机，日本的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在海外购置资产，建立生产基地。日本在海外的纯资产迅速增加，1986年达1804亿美元，超过号称“食利大国”的英国(1465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此后，除1990年外，日本一直保持了世界最大纯债权国的地位。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余额达1753080亿日元，按当年12月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4338亿美元，与“广场协议”前的1984年相比，增大了18倍以上。
第四，日元升值提高了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本的人均GNP于1987年超过美国。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总面积不足中国云南省的日本，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