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高级干部的军衔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再度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8月25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按战斗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改编后，八路军各级将领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原则，先后被国民政府授予了相应的军衔，他们中：
朱德（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司令）、叶剑英（八路军参谋长）、林彪（八路军第115师师长，一说1938年1月挂少将军衔）、贺龙（八路军120师师长）、萧克（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刘伯承（八路军129师师长）、宣侠父（八路军总部总参议）等被授予过陆军中将军衔。
八路军其他主要将领中，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指挥部参谋长）、聂荣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徐向前（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周昆（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后携款脱队）、周士第（八路军120师参谋长）、倪志亮（八路军129师参谋长）、陈光（八路军343旅旅长、后代理师长）、周建屏（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徐海东（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黄克诚（八路军344旅副旅长）、卢冬生（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张宗逊（八路军358旅副旅长，后旅长）、陈伯钧（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八路军120师359旅副旅长，后旅长）、王宏坤（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王维舟（八路军385旅副旅长）、陈赓（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再道（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等被授予过陆军少将军衔。
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虽然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编制问题上毫不松口，但是对于这些主要将领的军衔，蒋介石还算是大方，据说对八路军、新四军将领的军衔问题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原则：改编时候授的军衔原则上不低于部分将领在1927年（包括1927年）之前拥有的军衔，例如朱德、刘伯承、贺龙就曾经获得过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叶剑英、叶挺、宣侠父等也有过陆军中将军衔；这从表面上看的确是照顾了这部分高级将领的历史资历的，其实这只是蒋介石笼络人心的一贯手段罢了。然而就是授予军衔这种笼络人心的手段对蒋介石来说也是“临时的”，随着八路军的部队发展和壮大以及蒋介石的顽固反共立场，八路军将领再也未被国民政府授予和晋升过军衔！
在整个抗战时期，八路军前线各级指挥员除林彪、罗炳辉、徐海东、彭雪枫、周昆等因为工作需要佩戴过军衔，其他将领几乎均未佩戴军衔领章，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党不承认国民政府历史给我军将领临时授予的各级军衔，其实这时候的军衔一般本人都清楚，主要见于履历表和相关工作报告中。
1938年3月八路军120师给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提交了一份120师营以上干部的履历表，从这张履历表上我们可以看到：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为中将军衔；120师参谋长周士第、358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为少将军衔；120师参谋处长彭绍辉、359旅参谋长郭鹏、385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715团团长王尚荣、716团团长贺炳炎、770团团长张才千、支队长宋时轮等为上校军衔。
1938年底，八路军115师提交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担任团长的杨勇和杨得志也被提到有上校军衔。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过军衔的高级将领只是少数人，此外还有部分人由于需要经常与国民党打交道或搞统战工作，也被中共自己临时授予了相应的军衔或以相应军衔的身份。他们中有：
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中将衔)、周素园（少将衔）、童陆生（少将衔）、张克威（少将衔）等。
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少将衔）、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少将衔）、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张云逸（少将衔）、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少将衔）、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上校衔）、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伍修权（上校衔）等。
在国统区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相应的军衔，如叶剑英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参谋处的张爱萍、聂鹤亭、李涛、边章五、张经武等高级参谋也曾经被临时授予少将军衔。1938年罗炳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在武汉协助叶剑英等开展工作时，也以少将军衔的身份参加统战活动。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总部派出了8人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是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代表八路军总部，少将衔）、周昆（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少将衔）、边章五（代表八路军120师，少将衔）、张经武（代表八路军129师，少将衔）参加参谋长会议；罗瑞卿（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名义，上校衔）、张爱萍（以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长）、欧阳毅（以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谭政（以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衔）参加政治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