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45外蒙独立公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8:03:55
写在前面：笔者一直以为，外蒙独立问题本不是什么复杂而充满秘辛的问题，谁知近年来老在论坛上看到有人混淆视听以讹传讹，遂写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方家指正。
一、外蒙独立始末
1、清初——1911辛亥革命
清初，蒙古分为三部分，分别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与清朝关系最为紧密，最早满族即是与漠南蒙古诸部结盟，进入中原，建立清朝。漠西和漠北蒙古为外蒙古，清政权建立后逐步成为清朝的臣属，与清中央政府关系较内蒙颇为疏淡。清政府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大臣，以防外蒙割据。
沙俄从16世纪开始经营西伯利亚，从而同外蒙古地区产生往来。1727年中俄签定了《布连斯奇条约》，约定两国以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今属俄罗斯）至额尔古纳河一线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条约确定外蒙古属于中国，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权利。之后随着沙俄势力的扩张，沙俄对外蒙古的觊觎之心愈发膨胀，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之后随着清政府式微，沙俄趁机培植亲俄势力。
1911年，辛亥革命之年，大清政局风雨飘摇，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在沙皇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7月30日，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杭达多尔济（亲王）、车林齐密特（大喇嘛）出使俄国，请求军事援助，后在库伦策划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简单商谈后沙俄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同意军事援助。10月上旬，800多名沙俄步兵和哥萨克骑兵进入库伦。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但因国力孱弱，也不得不接受其独立自治现实。
2、1911辛亥革命-1945雅尔塔会议
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自治”的外蒙再次名正言顺的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1918年北洋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7日，利用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联国内战争而无暇顾及外蒙古之机，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11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孙文因此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1919年，牧民出身的外蒙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向共产国际寻求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两人在拜见过列宁之后取得了列宁的信任，成功的使列宁转向支持外蒙独立的立场。1920年在列宁的帮助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组织，即蒙古人民党，积极从事分裂活动。
1920年7月，中国国内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库仑仅留守部份兵力。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恩琴的军队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了当地守军。由于中国国内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外蒙古地区的军事冲突。苏联红军于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开入库伦，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于1922年与同年成立的苏联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苏联率先承认外蒙独立。
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京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苏俄政府还玩起了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中苏协定》又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俄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1928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蒋介石对此忧心忡忡，多次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局势陷入僵持。
3、1945雅尔塔会议
1945，日本战败，美、苏、英召开旨在瓜分胜利成果的“雅尔塔会议”。一般的看法是斯大林强压宋子文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无奈同意后辞职，王世杰签字。但笔者查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国社科院 邓野）所辑材料，却发现事实与惯常说法有一定出入。
中苏第一次谈判，会议一开始即逐条讨论雅尔塔协定苏方条件，首先即外蒙问题。
宋子文说：“外蒙问题，蒋委员长已告彼大使，非目前可以解决之问题……现在可予搁置，吾人不拟提出此问题。”
斯大林随即表示反对，并陈述苏方观点（未必如惯常描述的那般盛气凌人，因为根本没到撕破脸的时候）：“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蒋经国追问这个“他人”是不是美国，斯大林朗然回答：“当然!”）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
之后斯大林以旅顺军港为砝码，希望中方能够让步，未果。
斯大林又将话题引到中国内政问题上：“中国是否将容纳若干自由分子参加政府？”
斯大林此话的背景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呼吁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尚未作出最终回应。所谓“自由分子”，主要就是指中共。
宋子文回答：“吾人曾试与中共妥协，三月间吾人拟成立一战时内阁，即为容纳共党参加，余自赫雷大使方面获知，阁下对共产党认为实似农政改革主义者。”
斯大林回答：“彼等诚为爱国者，但是否系属共产党，则颇有疑问。”
宋子文见与斯大林就中共看法取得了小小的一致，就进一步试探道：“吾人希望有一个统一之军队及一个中央政府，吾人不愿有如张作霖军阀，或另组割据政府与军队之政党。”
斯大林回答：“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分子领导，实甚有益。”
宋子文就坡下驴：“国民党希望在政府中居于领导之地位，故不愿有联合政府，盖如为联合政府，一旦他党退出，则易于倾倒。”
斯大林回答：“此实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自中国历史上观察，实至属明显。”
由此双方心照不宣，国民党的条件为：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唯一合法政权，拒绝“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目标则是：“外蒙古现状予以维持。”
会谈后，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万一史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钧意如何？”可见宋子文对于承认外蒙独立仍然顾虑极大，不愿承此骂名，只好交由蒋介石定夺。
蒋介石回答：“唯苏联对支持中共及新疆匪乱，在普通外交谈判中绝不肯自承者，我与之谈判，彼必躲闪谈之……故对苏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剀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准备。”——话说得很明白，只要苏联答应不支持中共及“新疆匪乱”，一切就有得谈。
近年来解禁的蒋介石日记清楚地记录了当时其心情：“接子文冬亥报告电，乃知史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灾祸，决非误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也。”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的电报后曾征求王世杰的意见，王世杰认为：“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之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其后蒋介石又召集孙科、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诚等党内元老议论此事，陈立夫、陈诚坚持不让步，吴鼎昌、王世杰认为应最大限度照加拿大办法，孙科则同意外蒙独立。权衡利弊，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外蒙独立之事可让步。”
7月7日蒋介石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以外蒙为中苏关系最大之症结所在，如果此一症结既除，而我之要求目的仍不能达到，则不仅牺牲毫无代价，而且今后必增两国之恶果，东方更多纠纷矣。务望注意我之要求之主目的：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
终于，国民党政府同意让步，允许外蒙独立“公投”，而宋子文请辞，王世杰签署了协议。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在蒙古人民党的操作下，97.8%的公民赞成独立，联合国所派观察员不承认此次投票。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2月13日，国民政府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宗主权。
苏联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周恩来于1960年回忆道：“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刘少奇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指联合政府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师哲（当时负责中苏往来电报翻译工作）则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指出斯大林来电有两封，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已再三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共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
由此我们看出苏联用心之险恶，既不要中国打内战，又不允许中共走联合政府路线，还委婉指责毛泽东不去重庆和谈，纯粹把人往死里逼啊！先前毛泽东已经拒绝了两次蒋介石的邀请，这一次，在苏联的刺激下，毛泽东决定亲赴虎穴，并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历史真是一幕吊诡的荒诞剧！
4、1945-1994
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苏联之前及时看出了胜利的走向，重新支持中共。1949年1月，毛泽东曾非正式地试图通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但遭到拒绝。
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是蒙古自治、苏联驻军、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方面原因，使得中国共产党也只能接受外蒙独立的现实。以承认蒙古独立，保证了苏联归还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和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等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利益。
1950年7月3日，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中蒙两国正式成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2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台湾某些人认为这是蒋介石的重大功绩，我认为言过其实，有了美国做保护伞，又不接壤了，宣布撕毁协议是很轻松的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955年，中华民国在安理会上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认为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其能否加入联合国尚有待讨论。
1960年代中苏决裂初期，蒙古人民共和国试图保持中立。后来倒向苏联一边，把大约7000名中国的援建人员驱逐回国。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
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宣布开始从蒙古撤军。
1992年苏联军队全部撤出蒙古。
1994年中蒙两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表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外蒙独立问题述评
上文已经基本交代了外蒙从拥有到失去的全部过程，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1、首先，要谈一谈“领土观”的问题。“国家神圣领土不可侵犯”这话好听，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必须以实力为后盾。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是要有捍卫领土的实力，否则侵犯你也没办法。历史上大部分国家的疆域都曾经历白云苍狗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实力，就扩张，没实力，就被占领，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虽然不好听，但是基本可以概括国家疆域变化的规律。
2、让我们回到外蒙问题上来。如前所述，外蒙向来同中央政府较为疏离，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城府，都没有在外蒙推行过系统性的归化政策，因此外蒙本地精英的分离主义倾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有效遏止，沙俄的煽动之所以一煽就成，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政策有莫大关系。从文化角度讲，无论是中央政府官员还是民间精英，都有根深蒂固的“中原”情结，重视的是中原文化的传承发展，对于外蒙这类“化外”之地，没有关注的兴趣，缺乏文化交流，这使得外蒙的文化发展游离于中原文化体系之外，造成疆域名为一国而实质文化迥异的状况。可以说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外蒙最终独立的结局。
3、外蒙独立事件的前后两个主角：蒋介石、毛泽东，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民族主义者，对于汉民族固有领地的重视远超外蒙。细品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年轻时代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视外蒙为独立国家（关于此我没找到详细资料，原谅我的不严谨），蒋介石日记中多次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万分的愤慨，但对放弃外蒙却只有遗憾而已。因此，蒋介石为了获得苏联支持可以在外蒙问题让步，共产党可以为了大连旅顺东北也把外蒙当做弃子，其根源就在于其实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并不把外蒙领土当做如同中原大地一样的神圣领土罢了。
4、苏联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就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接壤的地方越少越安全，之所以要策动外蒙独立，就是为了换取一个战略缓冲带，减少中苏直接接壤面积。在没有精确制导武器的年月，战略缓冲带的意义远比今日为甚，而对中国而言，有这样一个缓冲带也是有好处的，因此，新中国政府从不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但是对外蒙问题，则在讨价还价后作出了让步。
5、最后，回到“谁丢失了外蒙？”这个总题上来，我认为，考察不同时代背景下关键决策人物的内心世界，无论蒋、毛，他们都没有以“卖国贼”的心理活动来作出放弃外蒙的决策，世事如棋，他们只是在面临棋路选择的时候作出了合乎自身逻辑的决定罢了。当你的实力足够，你可以不弃任何一个子，但当你没有足够实力的时候，只能两相其害取其轻。从公正的角度讲，蒋介石放弃外蒙，最根本原因还是实力所限鞭长莫及，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也只是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或曰“添头”罢了，如果国力足够，他完全可以既不给苏联面子，也不怕中共割据，而毛泽东若早有原子弹和机械化大军，恐怕苏联不想还外蒙都不行。世界就是黑暗丛林，古今如一，如此而已。
本文写作较为粗疏，笔者懒散，难免错漏，欢迎指证。
一、外蒙独立始末
1、清初——1911辛亥革命
清初，蒙古分为三部分，分别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与清朝关系最为紧密，最早满族即是与漠南蒙古诸部结盟，进入中原，建立清朝。漠西和漠北蒙古为外蒙古，清政权建立后逐步成为清朝的臣属，与清中央政府关系较内蒙颇为疏淡。清政府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大臣，以防外蒙割据。
沙俄从16世纪开始经营西伯利亚，从而同外蒙古地区产生往来。1727年中俄签定了《布连斯奇条约》，约定两国以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今属俄罗斯）至额尔古纳河一线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条约确定外蒙古属于中国，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权利。之后随着沙俄势力的扩张，沙俄对外蒙古的觊觎之心愈发膨胀，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之后随着清政府式微，沙俄趁机培植亲俄势力。
1911年，辛亥革命之年，大清政局风雨飘摇，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在沙皇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7月30日，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杭达多尔济（亲王）、车林齐密特（大喇嘛）出使俄国，请求军事援助，后在库伦策划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简单商谈后沙俄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同意军事援助。10月上旬，800多名沙俄步兵和哥萨克骑兵进入库伦。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但因国力孱弱，也不得不接受其独立自治现实。
2、1911辛亥革命-1945雅尔塔会议
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自治”的外蒙再次名正言顺的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1918年北洋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7日，利用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联国内战争而无暇顾及外蒙古之机，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11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孙文因此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1919年，牧民出身的外蒙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向共产国际寻求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两人在拜见过列宁之后取得了列宁的信任，成功的使列宁转向支持外蒙独立的立场。1920年在列宁的帮助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组织，即蒙古人民党，积极从事分裂活动。
1920年7月，中国国内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库仑仅留守部份兵力。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恩琴的军队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了当地守军。由于中国国内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外蒙古地区的军事冲突。苏联红军于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开入库伦，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于1922年与同年成立的苏联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苏联率先承认外蒙独立。
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京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苏俄政府还玩起了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中苏协定》又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俄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1928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蒋介石对此忧心忡忡，多次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局势陷入僵持。
3、1945雅尔塔会议
1945，日本战败，美、苏、英召开旨在瓜分胜利成果的“雅尔塔会议”。一般的看法是斯大林强压宋子文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无奈同意后辞职，王世杰签字。但笔者查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国社科院 邓野）所辑材料，却发现事实与惯常说法有一定出入。
中苏第一次谈判，会议一开始即逐条讨论雅尔塔协定苏方条件，首先即外蒙问题。
宋子文说：“外蒙问题，蒋委员长已告彼大使，非目前可以解决之问题……现在可予搁置，吾人不拟提出此问题。”
斯大林随即表示反对，并陈述苏方观点（未必如惯常描述的那般盛气凌人，因为根本没到撕破脸的时候）：“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蒋经国追问这个“他人”是不是美国，斯大林朗然回答：“当然!”）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
之后斯大林以旅顺军港为砝码，希望中方能够让步，未果。
斯大林又将话题引到中国内政问题上：“中国是否将容纳若干自由分子参加政府？”
斯大林此话的背景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呼吁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尚未作出最终回应。所谓“自由分子”，主要就是指中共。
宋子文回答：“吾人曾试与中共妥协，三月间吾人拟成立一战时内阁，即为容纳共党参加，余自赫雷大使方面获知，阁下对共产党认为实似农政改革主义者。”
斯大林回答：“彼等诚为爱国者，但是否系属共产党，则颇有疑问。”
宋子文见与斯大林就中共看法取得了小小的一致，就进一步试探道：“吾人希望有一个统一之军队及一个中央政府，吾人不愿有如张作霖军阀，或另组割据政府与军队之政党。”
斯大林回答：“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分子领导，实甚有益。”
宋子文就坡下驴：“国民党希望在政府中居于领导之地位，故不愿有联合政府，盖如为联合政府，一旦他党退出，则易于倾倒。”
斯大林回答：“此实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自中国历史上观察，实至属明显。”
由此双方心照不宣，国民党的条件为：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唯一合法政权，拒绝“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目标则是：“外蒙古现状予以维持。”
会谈后，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万一史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钧意如何？”可见宋子文对于承认外蒙独立仍然顾虑极大，不愿承此骂名，只好交由蒋介石定夺。
蒋介石回答：“唯苏联对支持中共及新疆匪乱，在普通外交谈判中绝不肯自承者，我与之谈判，彼必躲闪谈之……故对苏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剀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准备。”——话说得很明白，只要苏联答应不支持中共及“新疆匪乱”，一切就有得谈。
近年来解禁的蒋介石日记清楚地记录了当时其心情：“接子文冬亥报告电，乃知史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灾祸，决非误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也。”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的电报后曾征求王世杰的意见，王世杰认为：“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之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其后蒋介石又召集孙科、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诚等党内元老议论此事，陈立夫、陈诚坚持不让步，吴鼎昌、王世杰认为应最大限度照加拿大办法，孙科则同意外蒙独立。权衡利弊，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外蒙独立之事可让步。”
7月7日蒋介石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以外蒙为中苏关系最大之症结所在，如果此一症结既除，而我之要求目的仍不能达到，则不仅牺牲毫无代价，而且今后必增两国之恶果，东方更多纠纷矣。务望注意我之要求之主目的：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
终于，国民党政府同意让步，允许外蒙独立“公投”，而宋子文请辞，王世杰签署了协议。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在蒙古人民党的操作下，97.8%的公民赞成独立，联合国所派观察员不承认此次投票。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2月13日，国民政府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宗主权。
苏联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周恩来于1960年回忆道：“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刘少奇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指联合政府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师哲（当时负责中苏往来电报翻译工作）则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指出斯大林来电有两封，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已再三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共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
由此我们看出苏联用心之险恶，既不要中国打内战，又不允许中共走联合政府路线，还委婉指责毛泽东不去重庆和谈，纯粹把人往死里逼啊！先前毛泽东已经拒绝了两次蒋介石的邀请，这一次，在苏联的刺激下，毛泽东决定亲赴虎穴，并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历史真是一幕吊诡的荒诞剧！
4、1945-1994
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苏联之前及时看出了胜利的走向，重新支持中共。1949年1月，毛泽东曾非正式地试图通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但遭到拒绝。
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是蒙古自治、苏联驻军、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方面原因，使得中国共产党也只能接受外蒙独立的现实。以承认蒙古独立，保证了苏联归还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和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等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利益。
1950年7月3日，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中蒙两国正式成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2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台湾某些人认为这是蒋介石的重大功绩，我认为言过其实，有了美国做保护伞，又不接壤了，宣布撕毁协议是很轻松的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955年，中华民国在安理会上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认为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其能否加入联合国尚有待讨论。
1960年代中苏决裂初期，蒙古人民共和国试图保持中立。后来倒向苏联一边，把大约7000名中国的援建人员驱逐回国。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
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宣布开始从蒙古撤军。
1992年苏联军队全部撤出蒙古。
1994年中蒙两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表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外蒙独立问题述评
上文已经基本交代了外蒙从拥有到失去的全部过程，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1、首先，要谈一谈“领土观”的问题。“国家神圣领土不可侵犯”这话好听，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必须以实力为后盾。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是要有捍卫领土的实力，否则侵犯你也没办法。历史上大部分国家的疆域都曾经历白云苍狗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实力，就扩张，没实力，就被占领，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虽然不好听，但是基本可以概括国家疆域变化的规律。
2、让我们回到外蒙问题上来。如前所述，外蒙向来同中央政府较为疏离，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城府，都没有在外蒙推行过系统性的归化政策，因此外蒙本地精英的分离主义倾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有效遏止，沙俄的煽动之所以一煽就成，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政策有莫大关系。从文化角度讲，无论是中央政府官员还是民间精英，都有根深蒂固的“中原”情结，重视的是中原文化的传承发展，对于外蒙这类“化外”之地，没有关注的兴趣，缺乏文化交流，这使得外蒙的文化发展游离于中原文化体系之外，造成疆域名为一国而实质文化迥异的状况。可以说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外蒙最终独立的结局。
3、外蒙独立事件的前后两个主角：蒋介石、毛泽东，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民族主义者，对于汉民族固有领地的重视远超外蒙。细品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年轻时代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视外蒙为独立国家（关于此我没找到详细资料，原谅我的不严谨），蒋介石日记中多次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万分的愤慨，但对放弃外蒙却只有遗憾而已。因此，蒋介石为了获得苏联支持可以在外蒙问题让步，共产党可以为了大连旅顺东北也把外蒙当做弃子，其根源就在于其实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并不把外蒙领土当做如同中原大地一样的神圣领土罢了。
4、苏联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就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接壤的地方越少越安全，之所以要策动外蒙独立，就是为了换取一个战略缓冲带，减少中苏直接接壤面积。在没有精确制导武器的年月，战略缓冲带的意义远比今日为甚，而对中国而言，有这样一个缓冲带也是有好处的，因此，新中国政府从不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但是对外蒙问题，则在讨价还价后作出了让步。
5、最后，回到“谁丢失了外蒙？”这个总题上来，我认为，考察不同时代背景下关键决策人物的内心世界，无论蒋、毛，他们都没有以“卖国贼”的心理活动来作出放弃外蒙的决策，世事如棋，他们只是在面临棋路选择的时候作出了合乎自身逻辑的决定罢了。当你的实力足够，你可以不弃任何一个子，但当你没有足够实力的时候，只能两相其害取其轻。从公正的角度讲，蒋介石放弃外蒙，最根本原因还是实力所限鞭长莫及，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也只是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或曰“添头”罢了，如果国力足够，他完全可以既不给苏联面子，也不怕中共割据，而毛泽东若早有原子弹和机械化大军，恐怕苏联不想还外蒙都不行。世界就是黑暗丛林，古今如一，如此而已。
本文写作较为粗疏，笔者懒散，难免错漏，欢迎指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