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坛打黑：在高潮中收官

足坛是制度性腐败
近16年来，足球从改革的突破口堕落成反腐的突破口：从足协“黑色”高员典型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到近十余年中国足球赛场假赌黑空前泛滥，中国足球这么多年，目睹了太多的无耻之徒以正人君子的嘴脸侃侃而谈，目睹了赛场上太多的虚情假意或欢笑或痛苦……
如今，随着历时整整一年的足坛打黑风暴进入收官阶段，当我们回过头来细细品味以谢亚龙为代表的正厅级高官变身足协巨贪、以陆俊为代表的业界优秀裁判从最牛的金哨变成了最大的黑哨等一出出“讽刺剧”时，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足球的腐败早已不是某个官员的道德问题，更多是制度性缺陷所致。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中国足球应该如何重建？
【内文导读】
足坛打黑：在高潮中收官
外界一直都在期待着能有更大的“鱼”落网，然而在国庆节前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对反黑事件“盖棺论定”式的表态，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这一场足坛打黑在高潮中收官……
谢亚龙的“红与黑”
现在谢亚龙的人生，被彻底颠覆了，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不露声色的“狠角色”。
祸起“福特宝”
福特宝公司正是中国足协特殊体制下产生的“阴阳怪物”，间接“搞死”了中国足球，直接将中国足协的贪官送进大牢……
陆俊如今很“配合”
绿茵场上，法官的决断影响着球队的命运；而在场外，裁判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有的时候却发现命运并非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
足坛打黑：在高潮中收官
有资深媒体人分析：老大一开口，凡事不标志着“开始”就意味着“结束”。其实，老大说什么不重要，开口最重要。按惯例，一言九鼎的人不说话，这事就没完。
特约记者/晨 曦
席卷全国足坛的中国足球反黑风暴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随着不久前谢亚龙、蔚少辉、李东生三名足协高官相继被抓，外界一直都在期待着能有更大的“鱼”落网，然而在国庆节前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对反黑事件“盖棺论定”式的表态，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这一场足坛打黑在高潮中收官……
总局“结案陈辞”学问大
自谢亚龙一干人等锒铛入狱，就在打黑风暴再掀高潮之际，沉默了整整一年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国庆前夕破天荒地发表了“结案陈辞”，首次面对媒体回应了中国足坛的反赌扫黑行动。
有资深媒体人分析：老大一开口，凡事不标志着“开始”就意味着“结束”。其实，老大说什么不重要，开口最重要。按惯例，一言九鼎的人不说话，这事就没完。而且，老大讲的话，往往就是舆论导向所系，因此，时机的拿捏准确、出手的恰到好处，颇有学问。
当时，刘鹏面对镜头铿锵有力、侃侃而谈：“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揪出一些蛀虫，大快人心，得到各方面的赞誉，这是足球领域进行整肃的成果，也是足球领域进行教育整顿的成果。同时也说明足球领域的问题严重，触目惊心。我们必须举一反三，高度警醒，常抓不懈……”看得出来，为了这次讲话，刘鹏和整个国家体育总局都进行了十分充分的准备，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进行了严密的推敲。
刘鹏局长称在此次行动展开之后，体育总局对足球管理中心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总局已经给足球管理中心派出了强大的领导班子，对中心内部进行教育整顿工作，与此同时总局从其他单位选派了一些优秀的干部调配到足球管理中心任职中层干部。”
谈及中国足球出现的丑恶现象，此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谈“举国体制”优势的刘鹏这一次却不再提及，“我们需要尽快建立多项监管机制，来促进足球改革”，刘鹏表示，“首先要建立职业联赛俱乐部的准入制度，其次要建立日常的监管机制，另外关于职业足球的体制也必须要改革。目前足协既办赛又管赛，这导致问题重生，这明显是不合理的现象，而且也成为了腐败的温床。所以这个体制必须改革，目前改革办法正在酝酿之中。”
常言道：锣鼓听音，说话听声。刘鹏此次在央视上的表态，与其说这意味着中国足球新一轮改革的开始，倒不如说这是总局率先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打黑行动将在高潮中收官”的信号。
细细品味刘鹏局长掷地有声的讲话，不难发现中国足坛出现这些假丑恶的事件，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因此中国足球要想健康发展必须要改革。有人感叹：“刘鹏的讲话太好，也太有远见了。”可是，让人不太明白的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进行了整整16年，总局局长也更换了三代人，从伍绍祖到袁伟民，再到刘鹏，为什么直到今天，直到公安部动了真格，将一大批足协贪官绳之以法时，总局方面才“慷慨激昂”地声称：体制问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这一观点也似乎有点老生常谈，要知道许多年来，有多少媒体、专家甚至球迷都在不停地呼吁“体制改革”，那个时候为什么足协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呢？到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强调体制问题了呢？
这其中，或许有总局的苦衷，中国足球联赛体制的改革面临太多的阻力，牵涉太多方面的利益，而且中国体育在顺延了“计划体制”仍以“举国体制”为主导的情况下，总局高层似乎对“体制改革”向来有着颇多顾虑。如今，刘鹏大谈“体制改革”，或许是被时势所逼。这一年来，打黑风暴席卷全国上下、震惊世界足坛，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吧？总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查下去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刘鹏出来讲话了。
漏网之鱼吃下“定心丸”
打黑风暴持续整整一年，在此期间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员，无论是普通足协工作人员还是高层官员，可谓是谈“球”色变。要知道，这些年他们生活在中国足球这个大染缸里，哪个人敢说自己的屁股是干净的？为此，这些人不仅连虎年春节都没有过好，而且有些人提心吊胆地甚至连一天的安稳觉都没有睡好，这一年可谓是惶惶不可终日……
如今，终于等到局长出来讲话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早在去年年底中国足坛掀起反毒扫黑风暴时，资深体育记者李承鹏和两位朋友一起出了一本书：《中国足球内幕》，他们将自己掌握的一些中国足坛的丑恶现象公布出来，并提出口号“欢迎对号入座”。这其中，除了广州名帅陈亦明告其诽谤外，书中其他人物全部保持沉默。其中，最受关注的当数已经退休的原国家体育总局某高官和现任中国男足主帅高洪波。
有人分析总局那位官员“被退休”，肯定与公交部的打黑行动有着某些直接的联系，其间还有多次传闻称其被带走“协调”。不过，传闻毕竟是传闻，最终他本人先后两次通过新华社澄清被带走的传闻。两周前，在刘鹏局长首次对足坛扫黑一事进行回应之际，那位官员还以退休后新职务的身份在浙江湖州出席了第十一届全国极限运动大赛的开幕式。顿时，有业内人士分析：“已经退休的人在这个时候高调露面，而且参加的是非奥运项目的运动会开幕式，无非是想向外界证明：现在没事了！”
除了体育界高官，作为国家队主帅的高洪波也曾受到外界质疑，尤其是当年他曾与尤可为在厦门蓝狮队一起共事，如今尤可为都犯事儿，他会一点问题没有？此外，还有一大批新老国脚，其中还不乏当年国家队队长，都遭遇到外界的公开指责。然而，如今随着刘鹏局长总结性发言，一切都走向了安全和平静了。
相关人士调侃：如果这么一直查下去，中国足坛联赛只能在狱中进行了……所以说，如今打黑行动在高潮中收官，似乎更像是一次战略性调整，未来中国足坛的主题将从“打黑反腐”转向“改革发展”。
可是，接下来如何改革怎样发展，成为摆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面前的又一难题。
体制变革如何推行？
日前，一位体育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中国足球应该成立职业大联盟，由司法介入监管，日常管理办法是《公司法》和《职业体育法》，而不是人事任命，否则当前的这种体制必然会培养更多的谢亚龙和南勇，“因为这里面的利益比一个上市公司大多了，把我弄去当足协主席，我一样贪污”。
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体制之下产生的贪官未必是官员自身的问题，同时我们明白了为何刘鹏局长会在这个时候出面回应，为什么打黑风暴要在高潮中落幕。几天前，记者与一位体育界元老在一起闲聊，提及足坛打黑，他深有感触：“中国足球是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排头兵，如今它也不可避免地充当中国体育体制的‘牺牲品’。现在外界都在看中国足球的笑话，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其他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和官员。可是，我倒不明白了，试问除了足球，其他项目就没有腐败吗？谁敢说没有！”
在此，我们不妨将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体制变革做一下对比。
据李承鹏在博文中介绍，当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中、日两国足协曾经不约而同地相继进行了改革。那一年，王俊生在中央“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指令下开始了所谓的“职业化改革”，就是“红山口会议”。同一年，日本足球也在改革。日本足球职业化改革只比中国早半年多，但和王俊生不一样，日本足球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原日本足协主管联赛的干事54岁的川渊三郎(相当于郎效农)因屡次向足协提议改革联赛体制不被采纳愤而退出，出走民间，联合部分俱乐部成立了“J联赛”的前身，并在一场“民选”中当选了联盟主席，由于坚持商业化运作、俱乐部利益清晰，J联赛搞得非常红火，在川渊出走后三年多，日本足协请回了川渊让他兼任副主席一职，后来又因为“民选”成为日本国足协主席，四年前川渊还因其对职业足球推广做出的卓越贡献被国际足联授予“国际足联功勋奖”。
据悉，日本足球界的所有事务由日本足协总体负责，下面包括J联盟、全国社会人足球联盟、全日本大学足球联盟等12个分类组织。另外还有裁判协会、球员协会等自发组织。但一般情况下，日本足协不能干涉J联赛内部的运作、经营等具体事务。J联赛虽然每年也要向足协缴纳一定百分比的球市收入，但J联赛一开始就是本着联盟保护球员利益、尊重俱乐部利益，俱乐部要服从联盟安排的原则进行的。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足协主席之所以强于中国足协主席，这并非个体能力差距，而是民间普选和政府任命的先天差距，“民选”的主席在竞选过程中就遇到了诸多是非具备了超强的应变能力，因此在日后的工作中绝不会像中国足协的主席总是那般武断、草率，官本位息气浓重。
应该说日本足球改革成功始于一场“退出”，中国足球改革失败始于一次“行政任命”。在遇到阻力时毫不动摇地与旧体制与旧观念斗争，人们通常注意到：日本足球改革首脑人物都不受政府节制，或者受的节制只是观念上技术上而不是行政任命上的，而在中国，这很难办到。很难想象郎效农离开足管中心去成立一个C联盟，他一出足协的大门就会被修理，也很难想象谢亚龙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地去申办世界杯，先别说他可能连个申办书的英、西、法语翻译都找不齐，可能还没有等他的想法成为现实其乌纱帽就被摘下来了。可见，在中国足球体制改革难度有多大。
除此之外，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长期不愿放权也是改革很难推行的主要原因。当前，刘鹏局长首次提出了中国足球要“管办分离”，这其实是一个被外界和专家呼吁了近10年的老话题。然而，为什么中国足协始终不愿意放权呢？原因很简单，如果足协充分下放经营权，那么中国足协的经济利益和权力范围将受到极大的削减。改革之后，如果中国联赛委员会或者称为是职业联盟像欧洲顶级联赛英超那样完全独立于中国足协，那么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如何坦然面对？▲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
谢亚龙的“红与黑”
现在谢亚龙的人生，被彻底颠覆了，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不露声色的“狠角色”。
记者/张 伟
在“龙王”从政的20年时间里，如同《红与黑》中的于连·索莱尔，他孤独又高傲、虚伪又正直、自尊又自卑，时而妥协，委曲求全，时而反抗，野心勃勃……甚至谢亚龙最终的命运结局也与于连一样，等待着他的是一场审判……
贪官原本是清官？
国庆期间，公安部再度公布足坛打黑新进展：上月初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原国家足球队领队蔚少辉因涉嫌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犯罪，经检察机关批准，被依法执行逮捕。
直到现在，还有人无法想象，曾经口碑不错、仕途光明、堪称中国体坛官员缩影的谢亚龙怎么就成为阶下囚了呢？
此时此刻，身在大牢的这名“黄马夹”也许正感慨万千，甚至还会从心底发出像于连·索莱尔那样的叹息：“在监狱里最不幸的不幸，就是不能关上自己心中的牢门……”，或许还有追悔莫及的悲怆。
一切都要从他空降中国足协时说起。2005年2月，卧薪尝胆两年后的谢亚龙来到中国足协，顿时他成为了国家体育总局知名度最高、新闻曝光率最高的体育官员。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从那一刻起注定他的从政生涯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随着总局一纸任命公布于众，几乎一夜间，谢亚龙成了最热门的体育新闻人物。因此，挖掘“龙王”背后的故事也成为了诸多新闻媒体的“攻坚目标”，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谢亚龙原本是一个体育官员的楷模：低调、随和、务实，关心百姓疾苦，有政治远见，而且深得民心……
当年在陕西安康就职期间，“龙王”曾给体育总局写过一封《述职报告》，里面一句话让人记忆犹新，他就像于连·索莱尔一样为社会不公平现象鸣不平：“北京的干部跟这里的干部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谢亚龙在安康期间依然是总局给他发的工资，据谢亚龙本人透露，一个月打到工资卡上的钱有5000元左右。然而，让“龙王”没有想到的是，一次无意间看到安康市委书记王忠民的工资条，不禁吃了一惊：“他的工资一个月才1800元钱！”
更大的触动是安康的一次洪灾，其间谢亚龙写了一篇纪实报告——《安康，30万灾民如何越冬？》，作为新华社内参发了。结尾这样写道：“此次灾害使安康损失惨重，对于灾民来说，失去亲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失去生产生活资料，已是痛苦不已，如果不能安置30万灾民越冬的生活，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只有帮助他们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灾民们才能挺起脊梁，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写完这份内参之后，他让在北京上学的儿子进行文具义卖，同时发动了班上的同学一起义卖，最后捐出820元钱。此事报道后曾感动过不少人。
在安康的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被谢亚龙挂在嘴边，总之这是一段特殊而宝贵的经历，他让谢亚龙脱离了原本那个独特的官场系统重新回到了基层中去。安康贫困、落后、闭塞，但是民风纯朴热情，这让当时在北京郁郁不得志的“龙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2004年春天，他甚至把他的老领导伍绍祖拉到了汤坪镇，看看自己现在工作的地方。伍绍祖在汤坪只待了短短半天，给汤坪镇题了幅字：“宁陕南大门”。走的时候，他对谢亚龙说了一句话：“好好干吧，你会有新发现的。”
的确，一年后“龙王”又重新得到了总局的重用，担任了国家体育总局最富有的项目——足管中心的一把手。
在“龙王”走马上任的前一天，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谢天竞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记者向这位13岁的小男孩儿发问：“爸爸马上就要成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了，此时此刻你最想跟爸爸说什么？”向来都是品学兼优、阳光健谈小天竞歪着脑袋想了想，突然冒出一句——“爸爸，你可别当贪官啊！”
常言道：童言无忌。对于“清廉从政”、“一心进取”的“龙王”来说，他似乎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微微一笑，当成了是孩子对他的善意提醒。其实，在爱子谢天竞的眼中，父亲一直都是让他崇拜的英雄。记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男女足球队的糟糕战绩让足协掌门人谢亚龙成为了媒体和网民攻击的目标。为此，谢亚龙的儿子谢天竞甚至还跑到贴吧专门发帖为自己的父亲喊冤：“我爸爸是个好人！我爸爸工资很低而且还承受很大压力。我爸爸也想过辞职，但是上级领导不允许他这么做。请你们不要把所有的失败都怪罪在一个人身上。”后来还有人证实，这个帖子确实是谢亚龙之子所发。“很多人怀疑这是假的，但我知道是他儿子写的。我对他非常熟悉，从帖子的口气就可以看出来。”北京的一位记者同行告诉《新民周刊》。
然而， “龙王”最后还是成了贪官。于连·索莱尔曾经这样告诫自己：“人间地狱就在这里了，只要我走进去，我就不能脱离它了！”谢亚龙为何不能牢记在心呢？
当年，被誉为农民兄弟贴心人的凤阳县小岗村书记沈浩，在离开省城到小岗村挂职时，10岁的女儿写给他的临别赠言和谢天竞如出一辙——“爸爸我爱你，你别做贪官。”同样有着亲情的警醒，谢亚龙为何走上了与沈浩截然相反的一条绝路，何以在足协呆了几年，就犯事了？与其说是那些地方没油水可捞，还不如说中国足球反腐防腐的制度建设形同虚设，以至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不贪白不贪。酱缸文化下，谁能独善其身？《新民周刊》当年曾经刊登过一篇《谢亚龙，不倒翁》的报道，揭示过这种酱缸文化，不过现在不倒翁却还是倒了。以前比较了解谢亚龙的一位老朋友向记者透露：“表面看，谢亚龙还算一个随和的人，但实际和他接触时，却发现他是一个骨子里个性很强的人。一个挺自负的人，对自己很有信心，听不得不同意见。”归根到底，错就错在“龙王”的自负，导致他成为体制的牺牲品。
不露声色的“狠角色”
追寻谢亚龙的生活、从政轨迹，记者发现，他的确与于连·索莱尔如出一辙。
于连出身低微，父亲是农民木匠，他的出身被人歧视，因此发誓要出人头地。在他那个年代，西朗神父和拿破仑的老外科军医从相反的两方面为他指引了两条道路：参军或当神父。拿破仑的骑兵远征意大利的雄姿“使他发狂”“热血沸腾”，拿破仑的垮台又使他凭借才干做将军的美梦破灭。与此同时教会显示了它强大的势力，于是他急急忙忙念拉丁文，做起穿道袍升红衣主教的美梦。 他怀着要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不断往上爬的强烈愿望，在不懈的向往和奋斗中养成了孤傲、内向、自尊、圆滑的复杂性格，也正是由这种性格和社会的影响让他走上人生的不归路……
作为伍绍祖秘书，那时刚满40岁的谢亚龙曾经风光无限，那个时候他已经先后担任了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副司级)、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正司级)。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伍绍祖被免职时，很多人认为谢亚龙将在体育系统内销声匿迹，被打入“冷宫”了，然而怀着不断进取的梦想，“龙王”在中国体坛的官场又一次崛起……
在伍绍祖离开之时，“龙王”如愿来到国家田径管理中心担任主任，而且甫一上任就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那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积极配合兴奋剂检测中心严查严办兴奋剂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悉尼奥运会前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的运动员。当时，在奥运开赛前一个月的飞行检测中，中国田径队的尿检结果让体育总局的领导们触目惊心，其中“马家军”队伍中有2人尿检呈阳性、4人血检超标，总共才7人的参赛人员居然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在当时申奥的大背景下，如果出现大面积服用兴奋剂的事件，对中国体育的形象绝对是一个大污点。所以，尽管当时地方高层领导与体育总局进行了“协商”，最终这些有嫌疑的运动员还是全部被排除在名单之外，从而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到26人。应该说，这一事件让谢亚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反兴奋剂的斗士。“马家军”事件过后，谢亚龙说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不杜绝田径界的兴奋剂问题，我就下台，宁愿去北京前门卖大碗茶。”
2002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谢亚龙怎么也想不明白，工作做得挺好的他突然被“下放”到大西北去挂职锻炼了。
在事业的低潮期，“龙王”不仅没有消沉，而且把工作做得更好。作为主管宣传、文化和体育的副书记，谢亚龙结合自身工作的实际，提出了“绿色文化”的口号，要求各县根据自身实际，推出“一县一品”：在汉滨区搞“龙舟文化”、在汉阳县搞“三沈文化”、在石泉县搞“鬼谷子文化”、在平阳县搞“女娲文化”、在紫阳县搞“民歌文化”…… 这样一系列的动作，让谢亚龙在地方上赢得了好名声。
亲民，那是安康许多与谢亚龙接触过的人对他的印象。实际上，安康那两年，也是谢亚龙真正有机会与农民零距离接触的时期。
那时安康市宁陕县汤坪镇汤坪村村长邵勇波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张名片，普通的纸张印着普通的字体——“谢亚龙 安康市委副书记”。这是他见过的最大的官。
随和、平易近人，这是邵勇波对谢亚龙的感受。2003年谢亚龙下乡蹲点，曾在他家同吃同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只要路过汤坪村，就会去邵勇波家随便坐坐。谢亚龙生活很俭朴，红薯、土豆，只要是熟的他就吃。在他家蹲点时，谢亚龙拿着锄头弯下腰来种果树，挖坑、挑水、埋树，都是自己做。他种的树现在都长起来，已经可结果了。栽的是杏树。“一般像他这种领导，就是指手画脚，根本不会下地干活。”邵勇波说。
两年后，在“龙王”离开安康的那天，很多人送他去西安。路过他在安康任职期间的党建联系点——宁陕县汤坪镇汤坪村，谢亚龙特意让司机停下，他走出车门，走进村里，与党员们一一道别。村主任邵勇波和很多农民党员都在场，看到谢书记与他们道别，顿时老泪纵横，“谢书记，多保重啊。”他们紧紧握着谢亚龙的手，都舍不得他走。
应该说，也正是在安康那段时间，“龙王”为自己捞足了印象分。
在生活和爱情方面，谢亚龙同样算是成功，至少算是成功过的。
在《红与黑》中，清秀帅气的于连因为能将《圣经》倒背如流，成为无数人尤其是女性所崇拜的偶像。同样是帅气清秀的谢亚龙在北体大读研时，因为颇有文学天赋、擅长诗词歌赋，而俘获了比自己年轻10岁的小师妹的芳心。其实谢亚龙的文学天赋早在中学时代就展露出来。
谢亚龙初中时代，在重庆建设中学留下了一张1970年7月的成绩单——“政治：良，语文：97，算术：100，英语：100”。曾担任该校副校长的赵稼天透露，这个成绩是全班第一。当年和谢亚龙同班的徐吉华透露：“谢亚龙文笔很好，毛笔字写得很棒，是组织活动的积极分子，班上的各种文艺晚会、诗歌赛都是他在组织。那一个学期，他在我们班里专门组织了一个宣传队，编排了很多的节目，我们去很多厂都演出过。”谢亚龙当年的语文成绩为97分，在这方面得到了说明。而且谢亚龙的古文功底很深厚，课外阅读也很丰富，柳宗元的《三戒》诸篇他都能解能背，还能告诉当时还很懵懂的同学们里面蕴涵的丰富哲理。按照谢亚龙的理解，其中《永某氏之鼠》寓意是做人有时候不能太软弱，而《临江之麋》则揭示了仗势欺人者晚景必然不佳，而最耳熟能详的《黔之驴》篇，谢亚龙的解读是做人一定要有真才实学，才能在社会上创出一番事业，若“技止此耳”，早晚会被“断其喉，食其肉”。
在“龙王”没有出事前，他和妻子李益群、儿子谢天竞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幸福无边。据说，李益群在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属于那种平时不多言多语、不好事的处级干部，人缘不错，那时熟悉这对夫妇的人一提到他们，就会讲一讲他们夫妻8年前合写的那本《体育博弈论》如何时至今日都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以及谢亚龙如何有那么一点点“怕”老婆，有空的时候会很自觉地陪老婆外出购物、饭后散步，出差也经常给老婆买礼物。可是随着谢亚龙“出事”，一切都变了，大家谈论的焦点变得高度统一起来——谢亚龙犯了多大的事？李益群会不会有事？他们那即将迈过18岁成人门槛的儿子谢天竞，将怎样承受家庭的突然变故？
尽管大家都在关注着李益群，但实际情况是自从9月3日谢亚龙被以到总局开会的名义带走的那天(《新民周刊》在第一时间刊发了《笼中龙王》进行了报道)，此后李益群和她那辆平常总在研究所进进出出的老款蓝色POLO轿车，就再没在研究所的院子里出现过。2005年的2月18日，谢亚龙就是开着这辆POLO去足协履任的，这辆不起眼的车，想当年还给足协同事们留下了关于他平庸、胆小、没大作为等印象，不过也给一些人的印象无形中加分不少。谁知道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车还在，只不过多跑了若干公里而已，后来“龙王”来到了中体产业，坐上了黑色的公车“奥迪A6”，拿着155万元的年薪，现在谢亚龙的人生，被彻底颠覆了，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不露声色的“狠角色”。
关于谢亚龙的故事远不止这些，据说早年在陕西苦读期间，那个时候20来岁的谢亚龙长得一副好身材，阳光帅气、玉树临风，因此也成为无数少女心仪的对象。谢亚龙也爱上了体育系统的一个女孩子，可是谢亚龙想到自己未来的前程，后来干净利落地终止那段恋情。据有关媒体报道，2005年谢亚龙入主足协后，熟悉谢亚龙当年这段恋情的一位人士在一次闲聊中，提到谢亚龙这段往事，仍然替当时受到伤害的一方感到不平，并对谢亚龙在足协的仕途不看好，说了一句：“人在做，天在看。”想不到，5年后，这句话一语成谶。▲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
祸起“福特宝”
福特宝公司正是中国足协特殊体制下产生的“阴阳怪物”，间接“搞死”了中国足球，直接将中国足协的贪官送进大牢……
特约记者/京 友
“福特宝”(后来从其中分离出来中超公司)，这家直属于中国足协的国有企业，原本应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管制经济、官办企业的大环境之下，这家大公司的设置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方便某些足协高官贪污，成为中国足球黑金交易的幕后推手……
暗箱操作，疯狂敛财
国庆前夕，鉴于“被协查”的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迟迟无法回归岗位，中国足协正式任命中超公司副总经理刘卫东兼任福特宝公司副总经理，主持福特宝工作；同时还提拔了中国足协外事部31岁的董铮担任副总经理。
据记者了解，这两个人都是现任足管中心主任韦迪的“嫡系”。刘卫东是今年中超公司首次聘用的业务副总经理，他原是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成员、天下上善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刘卫东的搭档，董铮也一直是足协外事部的业务骨干，长年担任国字号翻译工作，深得韦迪赏识。
从这次闪电任命两大副总经理不难看出，中国足协牢牢地控制着旗下这家公司。
对于福特宝这大企业，外界似乎一直都不是很了解，它们与中国足协到底是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为足协疯狂敛财？
福特宝的全称是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是1993年在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之际，经国务院经贸委批准成立的中国足球协会直属国有企业，享有中国足球协会全部赛事及各项活动的商务开发权，肩负着开拓中国足球市场的重任。然而，由于相关监管制度上的欠缺，福特宝公司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某些贪官的摇钱树。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惊人内幕：近十余年来福特宝公司在中国之队和联赛的招商引资过程中都为中国足协那些贪官提供了巨大的捞钱空间。凡是中国足球的赞助商，签一份合同一般几年不等，而提供的赞助费则从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据知情者曝料，福特宝与后来成立的中超公司都通过签取“阴阳合同”的方法从中获利，所谓的“阴阳合同”就是，先签一份“伪合同”对外公开，再签订一份金额低于伪合同的实际合同，而这两份合同的差价在20%左右，差价则进了公司和某些人的口袋。
2001年，飞利浦电子中国集团与中国足协签订为期4年的赞助合同，参与方之一的ISL的退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飞利浦的合作态度，于是这份本该是4年期的合同提前夭折。按照协议，飞利浦赞助中国之队期间，每年都要投入上百万美元的赞助金额。两年里，福特宝公司从中受益大约40万美元，按照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合人民币约300万元人民币。两年后，西门子和“中国之队”商务推广机构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在广州正式签约，西门子移动成为了“中国之队”7支球队的主赞助商。据业内人士分析，西门子两年的赞助费大约接近1亿元人民币。以此估算，两年里，福特宝公司又从中获取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2004年，阿迪达斯成为“中国之队”主赞助商，并签下了6年6000万美元(约5亿人民币)的天价合同。每年包括200万到3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价值400万美元左右的各种装备。以此估算，福特宝在这项合作中又得到了约2500万人民币。
面对如此巨大的“黑金交易”，中国足协的高层领导想不贪都难。
2006年，为了顺应职业联赛的发展潮流，中超公司应运而生。这是一家从福特宝公司分离出来的另一个公司，负责中超联赛的经营运作，性质与福特宝完全一样。据悉，中国足协是该公司的大股东，占有36%的股份。16家中超俱乐各占有4%股份。中超公司说白了就是足协为了“顺应改革潮流”将部分权利分给俱乐部而组建的，但实际大权还是足协掌控。
中超公司从成立至今，能够留在公众记忆中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与一家叫做爱福克斯的公司签署了价值6000万的中超联赛赞助合同。尽管这些钱最后只有1/10到账、16家中超俱乐部分文未得，但南勇钦定的经办人——白川则一分不差拿走全部“代理费”，并凭借与南勇的特殊关系在中国足坛继续牟利。当足协打算通过法律渠道去追讨剩下的5000余万巨款时，白川和他的皮包公司几乎在一夜间人间蒸发。
那时的谢亚龙刚刚主政中国足协一年时间，中国足球丑陋现象严重，“龙王”不仅没有扭转阎世铎豪赌世界杯给中国足球造成的泡沫化生存危机，假毒黑现象也愈加严重，国字号成绩也一落千丈。在此期间，足协二号人物、身为足协副主席兼中超公司董事长的南勇具体操作爱福克斯赞助中超事宜。这起类似于皮包公司诈骗的“赞助案件”，让中国足协直接损失达5400万元，而据传南勇从中捞到不少好处。但当时的经纪人白川事后对媒体爆料：“这么大一件事，怎么可能是南主席一人定的呢？”白川这番话一度被外界解读为爱福克斯事件还与足协乃至更高一级的其他人有关，显然作为一把手的“龙王”难脱干系。
贪官“提款机”
如今的中国职业足球以惨痛的教训告诉外界：资本都有垄断的天性，权力也有独裁的偏好，如果失去制度的制约，足协的强权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这些年来，足协管制下的这两家公司利用其垄断性的商业资源，疯狂聚财，成为足协贪官的“提款机”。
当年，中国足球协会甲A联赛甫一运营便球市火爆，众多企业倾巢而入，每年投入上千万元，追逐广告效应。福特宝以官办企业身份，在改革中获益。
1996年至2002年，福特宝公司年营业额从四五百万增长到一千余万，增长明显，其中主要增长源于对足球卡等产品的开发，以及为中国足协从IMG集团代收的8%授权费。中超联赛开始后，在游戏规则未明之际，足协“钦定”福特宝公司负责经营开发。获得中超经营权后，福特宝公司营业额剧增，工商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5年，年营业额分别约为3420万、6120万、6453万。
随着足球职业化的发展，福特宝与俱乐部利益冲突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譬如，中超招商中，福特宝曾公布了19种“统一招商产品”，涉及服装、啤酒、汽车、家电、移动电话等19种商品。各家俱乐部则因此不得在冠名、胸前、背后服广告中洽谈这些商品的赞助商。但令人不解的是，从注册成立至今，福特宝的净利润却低得惊人。一位内部人士道出其中奥妙：“公司净利润那么低，一方面是足协从中提成，并以授权费方式纳入了成本；另一方面那就是某些官员假公济私。”
在此让我们看看世界上最成功的足球职业联赛——英超是如何经营的？英超联赛的主体是由各俱乐部组成的英超联盟，它本身就是一个营利性质的有限公司，目前每个赛季成绩最差的球队也能分到4000万欧元的电视转播费。英超联盟从成立之初就拥有独立于英足总的商业开发权，并有权单独进行转播和赞助合同的洽谈。英超联盟的所有权属于20家英超俱乐部，其最高管理机构为“英超委员会”，作为股东的俱乐部每个季度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任何一家俱乐部都可以在会上提出动议，所有的规则改变和重要的商业合同都要得到三分之二的俱乐部的同意才能生效。英足总也是英超联赛的一个特别股东，它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拥有一票否决权，比如英超委员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任免等，但在其他事务上没有发言权。由此可见，在英足总即使有的官员想贪污受贿，可在完善的体制之下他也没有那样的机会。
可见，在中国，足球协会的权力真是太大了。凭借旗下的这两家公司，某些足协高官可以很容易地大把大把捞钱。除了签约赞助商，他们还可以通过联系国足参加热身赛、海外拉练等方式疯狂敛财。如果你是一位球迷，一定会深有感触，这些年东南亚小国以及一些非洲落后国家的球队成为福特宝钟爱的对象。博茨瓦纳、马其顿、安道尔、马尔代夫、海地、关岛、爱沙尼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如果不是因为国足跟这些国队打过比赛，这些小国的名字你一定会感到陌生。据统计，近16年间，中国队的高质量热身场次仅11场。
那个时候很多球迷不解，负责联系国家队热身赛事宜的福特宝公司怎么都挑了这样的对手啊？显然这很难达到练兵目的啊，可是为什么成绩糟糕透顶的国足还是乐此不疲呢？多年前，记者还曾就此事跟一位国脚聊了起来，他私下里很隐晦地说了一句：“我们也不想和那样的对手打比赛啊，可是商家有商家的想法啊！”原来，为国足挑选热身赛对手那可是一个捞钱行当。
热身对手一个比一个差，东南亚球队占了绝大多数，最终害苦了国家队，却乐坏了某些人。去年9月，中国队主场与塞内加尔队热身，中国足协答应塞内加尔足协25万美元的出场费，而且还要负责球队往返机票以及食宿费。而这样一支排名与中国队不相上下的对手还真敢要价啊。两年前，国足曾前往美国进行拉练，对手分别为以墨西哥青年队为主的墨西哥队和萨尔瓦多国家队。这样的拉练实在让人看不出有任何质量可言。“各级国字号球队的海外拉练和出访也会成为某些人敛财的手段。一些低级别的友谊赛，往往是国外邀请方负责承担参赛经费，但相关人士还是会向上打报告申请相关‘活动资金’，而批复者多数时候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多年潜心研究亚洲地区腐败问题的诺贝尔奖得主缪尔达尔曾将这种腐败总结为一种“代理－共生”现象。比如，白川就是南勇疯狂捞钱的“代理人”和“共生体”。有专家分析，白川的出现，说到底也是他和南勇之间利益共生的必然选择，这是所有“官商勾结”式腐败的固定模式。当年，南董事长敢于在没有“至少两名以上董事在场”的情况下和一家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皮包公司签订如此巨额的合同，这也绝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南勇还谢亚龙，都拥有官方的正式身份、从事着光鲜亮丽的改革事业，这是“阳”的一面。而他们真正的阴谋则在寻找像白川这样的利益合作伙伴，则是“阴”的一面。要理解中国足协，就必须要懂得这阴阳两界的相生相克和循环变化。
由此可见，福特宝公司正是中国足协特殊体制下产生的“阴阳怪物”，间接“搞死”了中国足球，直接将中国足协的贪官送进大牢……▲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
陆俊如今很“配合”
绿茵场上，法官的决断影响着球队的命运；而在场外，裁判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有的时候却发现命运并非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特约记者/晓 光
“我现在这样的身份，已经没有资格跟球迷、裁判说些什么，希望我的教训能告诉他们一个事实……”态度老实、情绪平稳、其言也善，这就是那个陆俊，国庆长假期间，被禁锢在沈阳的大牢里在央视屏幕上向外界定格的客观印象。曾几何时，他是纵横中国足坛最牛B的“金哨”，呼风唤雨、荣誉无数，身家千万、舍我其谁，然而如今却成为了全国最大的“黑哨”。这是中国足球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的黑色记忆……
查实陆俊，打黑收尾
前不久，记者在沈阳调查采访时获悉，身在大狱中的“金哨”陆俊，同此前抓进去的足球圈的尤可为等人一样：该招的招了，不该招的也招了，总之什么都招了。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接受央视的采访时，陆俊显得相当配合，记者问什么说什么。不过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央视将陆俊羁押期间的采访录制完毕后，何时播出那档节目却一度成为一个疑问。中秋节前，传闻称中秋节期间将播出；中秋节过后，又传闻说国庆节期间将播出。最终，央视在收视率最低的国庆节长假期间“低调”播出。
在扫赌打黑过程中，外界一再提及那个“黑金利益链”，那就是有受贿，必有行贿。据称，执法职业联赛期间，陆俊商业受贿的金额高达500万元。而陆俊操纵比赛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与原足协裁委会的主任张健强等人联手“做球”，足坛的江湖上以前盛传陆俊是中国足协的官哨，就是这个意思。
流程是这样的，有需求的俱乐部向张健强发出花钱买球的信息，张健强与之谈好价钱后，立即安排陆俊或者其他官哨按照私下约定好的办法操纵比赛的最终结果。当然，受贿的黑金不可能是陆俊一个人独占，还要与张健强等人瓜分。也就是说，若陆俊真的受贿达到500万元，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这个数字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其一，陆俊不可能只受贿一次或几次；其二，不可能只有一家俱乐部向陆俊行贿。按照逻辑，当陆俊案被央视曝光后，随之浮出水面的应该还有向他行贿的一些俱乐部以及相关人员。
也许人们会明白了，陆俊的忏悔为什么“刚开头却又煞了尾”。本来，自央视采访陆俊的消息不胫而走之后，外界开始密切关注“公映”时间，然而9月5日央视播出的陆俊等三黑哨露面的镜头才姗姗到来，而且播出时间选择在国庆长假的第五天傍晚，同样是耐人寻味。
有资深体育记者撰文分析，央视此前播出的反腐新闻，均对出镜当事人的罪行做了详细披露，今年初被降级的成都谢菲联和广药俱乐部，就是央视曝光后遭足协重罚的。而陆俊等黑哨主吹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十几年，掌握的假球线索极其丰富，一旦公开，牵扯出具体人和俱乐部，难免形成比蓉、穗降级不知要猛烈多少倍的“核爆效应”。这一次央视选择在10月5日假日期间播出，且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新闻，而将播出时间，选定在国庆长假第五天，那正是该出去旅游的人还在外面、准备回家的人尚未踏上归程之际，央视这条新闻的收视率可想而知。无疑，这波足坛反腐的最新动向是“点到为止”。
通过解读央视这组录像播出的内容和时机，有专家认为这背后有着太多的玄机：首先，陆俊等人的确招出了“猛料”，若央视仍以前几次那种模式制作和播出，恐怕中国足坛将迎来更强烈的毁灭性地震。呆在同一口大染缸里，你怎么能指望还有出污泥而不染者生存的空间？让成都、广药这样的下游球队降级，中超是承受得起的，而假如所有的球队都要降级，掌握生杀大权的足协决策者们就不能不三思而行。
可见，“黑哨”忏悔，刚开头却煞了尾，在这背后有着太多太过复杂的纠结。
同时，让人唏嘘不已的是，陆俊的“起伏人生”简直如同中国职业足球“假丑恶”的缩影……
从体育老师到最牛“金哨”
整整半年时间，陆俊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因此，国庆长假期间，他在央视新闻中突然亮相，着实让人吃惊不小，尽管身上的那件黄色马夹，足以说明他如今的身份和处境，尽管剪短后缺乏打理的头发和稍显蜡黄浮肿的脸，让他看上去要比实际的51岁苍老，但是和另外一个面对镜头泣不成声，崩溃到只会说“对不起球迷、对不起父母”的“黑哨”黄俊杰比起来，陆俊还算非常有“风度”的了。
1959年早春，陆俊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教师家庭。自上中学开始，陆俊就一直在接受田径方面的训练，有出众的体能和身体素质，同时他还是足球爱好者，学习成绩也不算太差。于是19岁那年，依靠差强人意的文化课成绩和加分特招的照顾，顺利进入北体大(当时还是北京体育学院)足球专业，成了曾经的中国足协裁委会副主任、国际级裁判曹镜鉴的学生。
就这样，凭着良好的田径身体素质和对裁判学问的追求，陆俊成了“学院派”的中国足球裁判中的希望之星，但是198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担任体育教师。后来，曹镜鉴慧眼识才，力排众议，一手将陆俊培养成为高水平的裁判员。当时，曹镜鉴是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副主任，陆俊和其同窗好友蔚少辉都是曹镜鉴的学生，蔚少辉毕业后有幸进入国家体委足球处任职，10年后成为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秘书长。
光拜师傅还不够，在北京体院的那段学习生活，陆俊还深交了两个对他裁判事业而言很重要的人：蔚少辉和张健强。蔚少辉比陆俊高两届，读书的时候两人混出了不错的交情，张健强更是陆俊的同班同学。陆俊后来的履历证明，他的裁判之路和这些人充满了交集：有老师曹镜鉴的培养提携、有时任中国足协秘书长孙宝荣的提拔举荐，32岁时他就当上了国际级裁判，陆俊作为中国足球裁判的楷模，一直被媒体誉为“金哨”，不过“金哨”也有尴尬的时候。中国足球传媒界最早掀起反黑风暴是在1994年，当时南方某媒体刊登了资深记者张东的署名文章，揭露中国内地足球裁判界有人收红包，时任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秘书长蔚少辉带领一批北京籍的国家级以上足球裁判驱车到张东所在的单位勒令张东拿出证据，结果以张东赔礼道歉收场。4年后，广州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曾经向《羊城体育》等媒体记者爆料，称陆俊“受贿20万元”，而陆俊居然恶人先告状，双方也因此走上了法庭，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那场官司最终陆俊获胜。从此，陆俊还成为中国裁判的一面旗帜，裁判的学习楷模。
除了在足球裁判事业上如日中天，日渐成为名人的陆俊也利用自己的名声，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想法设法疯狂赚钱。在1997年前后，已经身为“金哨”的陆俊认识了个生意场上的“大哥”，于是他决定辞掉大学体育教师的公职，一边享受着这位“大哥”每月给他数千元的薪水，一边风风光光地做职业裁判。2000年前后，国内钢材、外贸生意几近疯狂，坊间流传陆俊在迎来裁判事业的巅峰同时，一边也借用那位“大哥”的圈子和自己的知名度，大刀阔斧地做起了生意。据说在10年前，陆俊曾和一位朋友喝酒，高兴之余大发感慨：“没想到自己竟然也有一千万，算是有钱人了。”
不过，有人怀疑，陆俊说自己有一千万，更像是在为“黑哨行为”转移视线。试想，一个人都有千万存款了，难道还会为一场数十万的黑哨贿金押上职业声誉？要知道，那个时候陆俊的好友、曾经和他一同执法中国职业联赛首场比赛的龚建平已经被抓了，在裁判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有一点可以证实，在陆俊满45岁从足球裁判职位上退下来后，他的确在北京安贞桥附近开了一家公司，从事外贸生意，而且退出了裁判界之后，陆俊也不再避嫌，将其座驾换成了宝马5系。按理说，他若果真是靠做生意发家，这样的高调做派倒并不为过，可是人们怀疑他的财富都是在执法联赛时依靠非法黑金积累的。日前，记者还专门暗访了陆俊所开的、这家名叫“北京中联世通商贸”的公司。当记者来到北京北三环安贞桥安贞苑，按地址找到了公司所在的大楼时，不禁大失所望。这幢破旧的楼房根本不是什么商务楼，而是一幢老式居民楼，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今已基本成为平民阶层和流动人口的聚集地。陆俊这家公司位于11层的1122房间，记者走进“办公室”后惊讶发现，在仅有的一张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台电脑，墙边立着一个很小的文件柜，很难相信就是这间“办公室”一年创造出了上千万的利润，怎么看都像是皮包公司。
由此可见，陆俊发家之路说到底还是靠“吹”出来的，靠“潜伏”在足球裁判这棵摇钱树上，实现了他疯狂“吸金”的梦想。
隐形的黑色利益链条
作为“潜伏”在中国足球界的一条“蛀虫”，陆俊与中国足球官员之间有一条隐形的黑色利益链条，他们可谓是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有人指出，在张健强的这条不归路上，他的铁哥们陆俊是最大的帮凶。张健强是具体主管裁判的领导，但受贿却必须通过陆俊等人来完成。而陆俊在其十几年的执法生涯中，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裁判界的大哥大，就是靠主管中国裁判的长官张健强的鼎力提携。
这种提携，不仅是在国内赛场，甚至还在国际赛场。张健强凭借自己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副主任的职位，让陆俊成为在国际赛场上露面最多的中国裁判，2002年陆俊甚至执法了韩日世界杯，成为中国裁判第一人。
当时，由陈祖德、宋卫平等反黑斗士掀起的一场反黑风暴轰轰烈烈，尽管如此，陆俊已经被亚洲足联推荐给国际足联，而各俱乐部公布的黑名单中都没有陆俊的名字。时任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和中国足协秘书长阎世铎把陆俊推荐给国际足联时，已经为陆俊的无犯罪记录和足球裁判业务能力签名担保，所以陆俊能去韩国主哨了墨西哥队对克罗地亚队、波兰队对美国队两场世界杯分组赛。
在主吹墨西哥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中，陆俊把克罗地亚队长的阻击式犯规判罚为追击式犯规，红牌加点球的判罚引起轩然大波。相比之下，他的亚洲同行叙利亚的谢里夫、日本的高田静夫、同辈中沙特阿拉伯的阿里、阿联酋的布基萨伊姆布、科威特的曼内、日本的上川策等，却能主哨第二阶段淘汰制的赛事，这对陆俊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反差。
两年后，在主哨中国足球联赛那场引人关注的上海德比大战中，陆俊再遭尴尬。当时在中场休息时间，陆俊在前往裁判员休息室的过道内，被上海国际时任老总王国林狠狠抽了一记耳光，并被骂道，“你是个大骗子”。显然，陆俊被抽的背后有着更多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利益关系，然而随后中国足协某些高官却给出这样的溢美之辞：本来根据规则第五章，主裁判在认为比赛官员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完全有权中止比赛，但是陆俊顾全大局为数万到场观众或上百万电视观众着想，忍着心灵或肉体的双重伤痛在下半时比赛推迟17分钟后重新进场主持比赛，其职业精神难能可贵。
事实证明，陆俊在国内国际比赛执法中也没有表现出多少过人之处，而且屡屡遭遇非议。再往前追溯，就能发现其实他一开始就是个二流裁判。在1991年刚取得国际级裁判徽章的当年，他就栽了个大跟头。那一年在广州举行的女足世界杯，陆俊成为东道主足协推荐的唯一主裁判，当时他在执法巴西队对日本队的比赛中，陆俊赶在南美姑娘有所反应前，把一个正在日本队球门线上滚动的球吹成得分，使日本队0：1失利。有人分析，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巴西法学与经济学博士阿维兰热到场观看比赛，陆俊或许有讨好主席之嫌，可是最终日本队按照规程赋予的权利赛后两小时向国际足联抗议，并且得到认可，为此陆俊的国际足球裁判生涯遇到了第一大挫折，被国际足联裁委会以非正式的方式打入冷宫，直到靠着正常新陈代谢，当年把他写进不任用黑名单的那些裁委会官员们相继离开，国际足联裁委会彻底改朝换代了，陆俊在时隔8年后才盼到了出头之日。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执法水平非常一般的裁判员却在中国足坛成为了标志性人物，这不能不说其人脉关系的强势，不能不说是中国足球的荒唐。
当年在裁判界，陆俊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张健强，就没有我的今天。”而在这次反黑风暴中，自从南勇、杨一民以及张健强三人被警方控制之后，关于裁判有人涉赌的消息就一直流传着，但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没有裁判涉案的消息。其间，关于陆俊被警方带走协查的消息就曾传出过，可是随后陆俊却在央视镜头前高调否认自己被警方带走，“我的执法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我肯定没问题，所以我不需要解释什么，这些传言根本就很无聊。”
其实谁都明白，作为铁哥们，张健强和陆俊其中的一个进去了，另外一个必然难脱干系。果然，不到两个月后，陆俊就东窗事发。此时再回味陆俊那句“没有张健强，就没有我的今天”，更是别有一番味道。有足协人士说：“陆俊能在裁判界平步青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张建强。张建强掌管裁判委员会工作后，大力扶植陆俊在裁判界的威信。那时候，联赛中有一批1958年出生的裁判，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执法经验都是非常不错的。但陆俊在张健强的帮助下，将1958年出生的这批裁判员逐渐清理出了裁判队伍。所以现在的中超联赛裁判水平低，造成这一后果的幕后元凶，不是别人，就是陆俊以及陆俊背后的张健强。”
在多年的足球采访中，记者发现陆俊就是这样一个强势的人，这种性格帮助他赢得过无数成功和荣誉，却又注定他以悲惨的结局收场。据那位足协人士透露，有一次在高级裁判学习班上，陆俊与孙葆洁在一个判例上出现相反意见，性格直率的孙葆洁在教室内据理力争，惹得陆俊很是不爽，“脏字”随口就冒了出来。孙葆洁当着与会的所有裁判面质问陆俊为什么骂人，后者更加暴怒，走出座位直奔孙葆洁而来。要不是其他裁判急忙阻拦。两个国际裁判就要在规则讨论会上演一场全武行了。
很多人不解，陆俊缘何如此嚣张？因此那些年，他就是裁判界的老大。坊间传说，在陆俊挂哨前后，曾经出现了个别俱乐部通过与陆俊的关系，行贿或者以其他方式“打点”执法裁判的事件，这甚至成为了一种风气。“金哨”在业内拥有绝对的权威，比他出道晚的师弟们都要听他的，原因不难分析：陆俊任中国足协裁委会委员期间，他对于一些争议判罚的意见可谓一言九鼎。赛后裁委会分析录像时，只要陆俊说你这个判罚没问题，那么这名裁判就可以继续执法，否则被停上三四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裁判后辈们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也必然要对陆俊言听计从。绿茵场上，法官的决断影响着球队的命运；而在场外，裁判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有的时候却发现命运并非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中国足球人的人格分裂到如此地步？曾经最牛的“金哨”到底是为何一步步蜕化为中国足坛最大的“黑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