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袁崇焕与吃奸救国的丑剧

袁崇焕与吃奸救国的丑剧
本来，主战还是主和，应该只是个战略主张不同的问题，与三忠于四无限的路线觉悟毫不相干。该和还是战，应该从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是否可以避免，战、和各自可能导致的后果，开战是不是老子说的不得已而用之的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开战有无取胜把握等诸因素上去全面考量、慎重决定。不幸的是，人们却把这政治军事上的策略考虑道德化了，把对战争的态度当成了道德划线标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主战派一律成了志士，主和派一律成了国贼，不负责任的感情宣泄代替了慎重的庙谟筹划，最后便出现了浮嚣民意强奸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可笑亦复可悲的荒唐局面。
晚明的悲剧就是这样的。万历年间，女真在努尔哈赤率领下崛起，攻城掠地，侵夺大明的疆土和人民。明朝派大军进剿，出动二十万大军，不但有锐不可当的红夷大炮对付人家的原始弓箭，而且还有事大的朝鲜盟军助阵，却被人家的五六万军队打得全军覆没。唯一懂军事的将领熊廷弼好容易稳住了阵脚，守住了关隘，与女真相持，朝中大臣却弹劾他临阵胆怯，不敢出战，派敢打的文官将军走马换将。这主动出击的结果，是再一次全军覆没。熊廷弼再次出为统帅，力主持重坚守，受他名义领导、但不受节制的将领却贸然出战，再次导致全军覆没，害得老熊搬进了锦衣卫的招待所，最后弄到传首九边的地步，变成中国历史上继岳飞、于谦之后第三个被冤枉砍头的民族英雄。因此，从一开始，女真的崛起，靠的不但是明军彻骨的烂，更是主宰大明朝廷的那种只战不守、不容妥协的主动出击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的英明，就是专砍自家将士的头，几场大战下来，不但顺利地高效率地赔进近五十万大军，连熊大帅的脑袋都给成功地砍下来了。
等到袁崇焕匹马出关，靠西洋大炮专打防御战，三战三捷，才好容易堵住了辫子兵，稳住了危局。袁大帅知道，论素质，明军根本不是辫子兵的对手，于是提出了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这个平凡战略的英明，就是它敢于承认自己不如人，承认明军打运动战根本打不过老辫们，只能守坚城，用大炮痛轰原始蛮子，以文明人的唯武器论去堵住蛮子的人的因素第一。在实行守这个正著的同时，袁大帅的伟大之处，是他认识到了和这个旁著的重要。
女真当时局处东北一隅，论全国人口不过数十万，地瘠民贫，和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和上亿人口的大明比起来，端的是耗子比大象。但明军人虽多，士气、将士素质、后勤供应等都远逊后金，除袁大帅外无良帅，特别是朝政更腐败到了溃烂的程度，士兵动不动就因欠饷哗变。这种中国特色决定了明军根本没有可能消灭对方，只能采取战略守势，同时争取达成和议，以赢得时间来训练军队，改善后勤，巩固工事，等到强弱易手后再与对方进行战略决战。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想出来的唯一合理战略。
然而这合理的战略却遭到了朝廷的傲慢拒绝。官家不知自己烂到了何等地步，非要去绷那个绷不起来的天朝臭架子。尽管后金国主皇太极多次卑词求和，甚至自去帝号，愿意在名义上作为大明藩属，颟顸的朝廷就是要坚持主权不容谈判，坚持武力解放建州、消灭辫独。不但朝臣无一赞成袁的议和主张，还有人弹奏他，说他的主张实际就是重复南宋的悲剧。皇太极屡次发来国书，朝廷竟从不回复，以此来否认对方的合法地位。这笼罩在大明满朝文武头上的历史阴影如此浓厚和沉重，连皇太极那个外国人都看了出来。他在给祖大寿的信函中就挑明了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以复我。
皇太极大概没看出来的是，所谓以宋为鉴，其实是无人敢出来顶著清议，不顾骂名，以国事苍生为重，毅然作汉奸，肩起历史的责任来。我想，满朝衮衮诸公，难道就只有袁大帅一人能看出今非昔比，如今的明、金之间的格局根本就不是宋、金之间的关系？宋时大片河山刚刚沦于敌手，金军喘息未定，战线太长，还来不及巩固对新获大片土地的统治，和局只能让他们在那里逆胡传子孙，让细蛇从容消化囫囵吞下去的巨象，所以议和其实是资敌。而明时后金局处一隅，国小民贫，跳蚤顶不起被子，和局不但不会危及国家安全，还能保住腐败无能的军队守不住的土地。问题在于，作汉奸太沉重，当国士最轻松，除了袁崇焕那种不顾身家性命的傻子，谁不愿避重就轻？
袁大帅避轻就重的结果，是终于成了汉奸。也许，历史上最能暴露中国人丑陋的一幕，是满怀义愤的北京市人民把国之干城、撑天独柱活活吃了。袁大帅的肉给炒到一钱银子一片的高价，人民咬一口他的肉骂一声汉奸。只要身有一钱银子，作这样的爱国志士实在既轻松愉快，又热闹过瘾。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爱国姿态比吃人更激烈，只是不知等后来辫子兵进了北京城，当年的吃袁壮士们是否又对著人家亮出了满口白森森的牙齿。
吃奸救国的丑剧最终断送了大明，让全国人民走向反面 ，从壮士沦为亡国奴。崇祯末年，闯贼和献贼的人民起义搞到朝廷昏惨惨灯将尽。崇祯再是疯子，此刻也看得出这内外夹攻的两线作战是再也打不下去了，火烧眉毛，先安内、再攘外是唯一的救国之道。他于是密令国防部长陈新甲背著朝臣去与大清（此时后金为照顾大明朝野的心理变态，已避汉族之讳，改国名为清）秘密议和。不料消息走漏，举朝大哗，崇祯抵赖不成，竟杀陈灭口。金庸叹道：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的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民意昏过强过昏君兼暴君，无复此极。
吃奸救国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到了近现代，便成了打爱国擂台。爱国不再是一种行动，却变成了一种表演，一种比赛谁的唾液腺最发达的口水大赛。奇怪的是，这表演整个是为自己人设计、供国内市场消耗的。在政治家们，喷涎擂胸、斥敌炫己的目的，是在人民心目中把自己打扮成武穆再世，从而打倒政敌；在民众，当务之急不是去考虑如何严肃对待外侮，却是去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秦桧，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一点也不难：只需看谁的大脑比唾液腺发达，谁就一准是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