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观与决策法

在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能使自己的政治集团生存下来，并保证消灭敌人、迅速发展，这需要有正确的战略决策。吕布集团没有战略决策，军事目标不定，到处树敌，结果在短时间内被剿灭；袁术、袁绍集团战略决策错误，结果均使强大的军事集团迅速崩溃。
[][]曹操有三次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第一次，十八路诸侯联盟解体后，他在山东一带养成势力，遂接受了荀彧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出兵洛阳“保驾”。在许多集团都有“保驾”可能性的情况下，曹操捷足先登，抢先占有了这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其决策的战略意图甚为高远。第二次，操入洛阳保驾天子后，他接受了董昭关于移驾许都的建议，这样，既占有了北方的战略要地，获得了向北发展的有利条件，又摆脱了古都的政治羁绊，把皇帝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加强了第一条决策的有效性。第三次，当曹操击败袁术后，他面临张绣、吕布、袁绍的威胁，而袁绍势力尤其强大，这时，谋士郭嘉向操提出“十胜十败”之说，曹操于是决定以袁绍为主要敌人，决定除掉吕布后北克袁绍，这一军事目标的确定及其实现是曹操集团上升的转折点，使他一跃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
刘备在吕布被消灭后不久即公开打起反曹的旗帜，他在势力单薄、没有根基和缺乏同盟军配合的情况下几次进攻曹操，均被击败，因为其战略决策尚缺乏可行性。接受了孔明“隆中对”的战略思想后，他连续做出了三项重要的决策：一是联合东吴举行了抗击曹操的赤壁之战，造成自身发展的机会；二是接受庞统等人的建议，夺取益州，创造了自己的立身之本；三是接受法正、孔明等人的建议，一鼓作气夺取曹操的汉中，使他的事业走向极盛。
孙权集团的发展中有两次重大决策：一次是孙策接受了朱治、吕范的建议，借兵收复江东，脱离袁术，这使自己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和基业；第二次是孙权经过动摇、彷徨之后终于接受周瑜、孔明等人的建议，下决心迎战曹操，打赤壁大战，这保卫了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又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看来，一项高明的战略决策必须是：第一，和本集团的目标、方向和利益相结合，必须包含深远、宏大的战略意图；第二，必须看准天下形势，分析各种利害因素，参照历史经验，统筹作出考虑；第三，必须考虑时机和条件，使其具有可行性。三国前期的许多政治集团间争夺剧烈、战事频繁，但很少能做出符合上述条件的战略决策。冀州牧韩馥在公孙瓒进攻时决定邀请屯居河内的袁绍入州御敌；益州刘璋在张鲁的军事威胁面前邀请穷居荆襄的刘备入川助守，这些“引虎入羊群”的决策连各集团之间起码的利害关系也顾及不到，他们的失败自然是迟早不可避免的。
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决策中，高明的领导人总是能考虑到自己集团的力量极限，他们一方面要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又要保存自己，或降低自身的消耗。于是，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调动其他集团去争斗，自己尽量超脱，想坐收渔利，这是一种计谋和决策水平的较量。例如孔明安排在华容道放掉手到擒来的曹操，让曹操牵制孙权，而乘他们两家激烈鏖战的间隙，以少量兵力袭取了荆州等地。孙权虽有一肚子的怨气，却还不得公开加兵争夺。这时，孙权谋士顾雍建议：“为今之计，莫若使人赴许都，表刘备为荆州牧，曹操知之，则惧而不敢加兵于东南，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然后使心腹用反间之计，令曹、刘相攻，吾乘隙而图之。”孙权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就把矛盾移到了曹操与刘备之间。曹操接到孙权的表奏后，以丞相身份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当时二地为刘备所占，这样，曹操又把矛盾踢给了孙权和刘备，让他们双方互相吞并。矛盾被推了一个圈子，结果又回到了孙、刘之间，刘备无奈，最后只好答应夺得西川后归还荆州。三个集团都想争夺利益，但都不想出兵动武、消耗自己，他们企图以其他两方的争斗消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在后来一段时期内三方的决策较量。第一次，孙、刘结为唇齿，曹操耿耿于怀，他手下谋士陈群建议，让操率大兵攻江南，他料到孙权受到威胁，必然求救于刘备，而刘备正有心攻西川，势必无心援救孙权，这样，孙权无力取胜，必然丢失江东，而操夺取江东后，可一鼓平定荆州，进而平定天下。操采纳了这个建议，率三十万大军，会合肥之众，向孙权进攻。孙权果然向刘备求救，孔明作出全新的考虑，他既没有如陈群所料拒绝援助孙权，又没有出兵援助孙权以消耗自己，而是让刘备致书于马超，以给马腾报仇、兴复汉室为名，让马超兴兵入关。当马超率三十万西凉兵马杀奔长安时，操只好放弃了南征计划，亲自引兵拒敌。第二次，曹操初得汉中后，益州震动，人们料操必然乘胜攻取西川，时刘备初得益州，人心未归，能否抵御曹操把握实在不大。最后，他采纳了孔明的建议，将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归还东吴，让东吴出兵合肥，以牵制曹操，并答应夺取汉中后归还荆州全土。孙权遂统帅大军征合肥，一时缓解了益州的危急。第三次，刘备夺取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后，曹操非常恼怒，但他未立即出兵相攻，派人去东吴约孙权攻荆州，声言自己同时攻汉川，首尾夹攻刘备，答应破刘之后，共分疆土。孙权谋臣步骘认为这是曹操嫁祸于东吴，他建议派人去许都见曹操，令曹仁从旱路取荆州，吸引关羽领荆州之兵向北争锋，等荆州空虚时，东吴再派兵暗取。孙权依计照办。最后，在关羽放松警惕、孔明又未派兵增援的情况下袭取了荆州。
可见，在战役、战斗的决策上，各集团的领导人总是尽量不直接动用武力，他们做决策的基本原则是：第一，以自己的政治意图为决策的最高目标；第二，设法消耗别人，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他们决策的基本方法是在各个集团的相互关系上大做文章，挑起其他集团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同盟军。高明的领导人做决策时，善于在更大的争夺圈中考虑问题，他们能利用这个争夺圈中身处边缘位置的军事集团，巧妙地利用他们与自己敌人的矛盾，建立起大范围的同盟关系对付自己的敌人。有哪一个集团的领导人对做出这种决策不持认真分析的态度，必然在复杂的争斗中使自己一方处处被动，为他人所算，因为这是一种才能和智慧的较量。
领导人在考虑作战计划时，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敢冒风险，善于做出风险决策。孔明在身边无兵力时，面临司马懿的大举进攻采用“空城计”，即是一次风险决策，这次决策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又为自己军队邓艾像的撤退争取了时间。这是一种防御式的风险决策。司马昭派兵灭蜀时，邓艾率三万精兵偷渡阴平小路，他凿山开路，悬索搭桥，沿路还分兵留守险峻之处，幸得后主刘禅麻痹大意，撤掉了孔明生前安排留守险要之兵。邓艾兵抵江油城，只剩两千人。他不敢停留，一鼓夺取江油，又连下涪城、绵竹，取得了夺取成都的决定性胜利。邓艾偷渡阴平时，有几次都是军士以毡裹身，从山上滚下，有进路而无退路，蜀兵若有百余人守其险要，兵士将全被饿死，这种作战计划是一种进攻性的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在军事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防御中，把握较大的风险决策实际上正是保守性决策，在进攻中，风险决策一旦成功，可以保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功，就战争的全局来讲，它消耗少，费时短，功效大，决策人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孔明一出祁山时拒绝采纳魏延关于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的风险方案，他从大路进兵，损兵折将，耗费国力，屡不得手，这是他用兵的一次战略性失误，连司马懿也不无遗憾地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第九十五回)风险决策得以成功的基本条件是：第一，决策要有起码的客观依据。依据越小，风险越大，因此依据绝不能降低到零；第二，领导人要有实施决策的胆识和必胜的信心，要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鼓舞激励全军将士，一旦实施，绝不能中途畏缩动摇；第三，进攻性风险决策的实施要保证“兵贵神速”，使敌方无掩耳之机。世界上没有万全的选择，当然就没有万全的风险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只是在各种决策中选取最优方案。
在决策方式上，领导人要想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常是主动征求部下的意见，让他们充分发表见解，然后自己从中选择、补充或纠正。曹操手下谋士极多，他在行动作战前总是问计于众谋士，比如在如何对待刘备来降的问题上，在围剿吕布和迎战袁绍时，他都征求谋士的意见。让部下参与决策的好处是：第一，能发挥众人的智慧，避免领导人一人思考问题的片面性；第二，让部下多角度地考虑问题，便于领导人在多种方案的亮相比较中选取最佳方案；第三，让部下参与行动方案的制定，让他们充分了解方案，便于他们宣传和贯彻；第四，能逐步培养部下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责任心。
让部下参与决策，应当注意到：第一，领导人自己要有主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能自己含含糊糊，动摇不定。袁绍是一名喜欢让部下参与决策的领导人，但他胸中无数，好谋无断，遇事决策方案虽多，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第二，对部下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不要妄加怀疑。三国后期诸葛诞在淮南反叛司马昭，被司马昭围困于寿春城内，谋士蒋班、焦彝建议说：“城中粮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吴、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诸葛诞发怒道：“吾欲守，汝欲战，莫非有异心乎!”(第一百十二回)将领文钦建议说：“粮皆尽绝，军士饿损，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以省其粮。”诞又发怒说：“汝教我尽去北军，欲谋我耶?”遂将文钦斩首。在这类领导人跟前，谁有好的设想还敢提出?第三，众人决策，确实应该注意决策的保密性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