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关系过度政治化是不正常的

——访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
日期：2010-06-14 作者：田晓玲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田晓玲
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是美国密西西比河到加州海岸之间最重要的中美关系研究机构，该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是美国外交思想库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日前，他来到上海社科院，围绕“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挑战与前景”做了专题讲演，并就有关中美关系、中国模式等热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经济摩擦是两国关系中的正常现象
文汇报：中美关系中，经济问题的比重越来越大，贸易摩擦不断。您多年来一直研究两国关系，您对当前的中美经济关系怎么看？
答：中美贸易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长期问题，两国贸易间的不平衡问题一直存在。奥巴马上台后，很强调中国储蓄率太高，美国储蓄率相对太低，提出要再平衡，也就是说中国要增加国内消费，美国要增加国内储蓄；中国能够更多地进口，美国能够更多地出口。所以，中美贸易间的不平衡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经济结构本身导致的摩擦，它可以通过经济结构本身的逻辑来加以调整。
但是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将它政治化了。从美国方面来讲，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不一样的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起了很大作用；是政府干预导致了贸易不平衡。比如汇率问题，美国认为中国人为压低了人民币汇率，以给中国出口增加优势。美国人把自身经济结构中的很多问题归结于中国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平衡，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通过美国国会、政府和财政部对中国施压。这就是美国方面的政治化。
在中国方面，中国人认为，美国不想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么多年来，中国已经处在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的作用是多年来形成的，而且对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又是必要的；美国人看不到中国的现实，试图用政治手段来延缓中国的发展。所以我说，双方都把这种经济结构不平衡归结于政府行为，同时又希望通过政府行为来改变这种经济结构。
文汇报：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答：我认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通过经济发展，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本身来加以解决，而且，现在事实上已经在解决之中。这种贸易结构不平衡对两国都有伤害。对中国来说，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增加自己的国内市场，尤其是经历这次经济衰退和危机，国外市场的需求降低，国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国内也有需求进行经济再平衡。美国所说的经济再平衡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包括中国的货币和汇率问题，在中国的经济调整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撇去政治因素，这些方面的调整本身也在进行之中。
同时，也必须看到，两国的贸易和经济摩擦是不会消失的，即使现在某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会出现。因为，在经济结构很不一样的两个庞大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和经济纠纷是再正常不过了。美国和自己的盟国也有很多经济摩擦，中国和周边友好国家也有，这是两个国家正常关系中的正常现象。只不过在成熟的国家关系中，它不是借助政治手段、而是用经济手段本身来解决的，当然，政府也会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过度的政治化却是不正常的。
文汇报：美国至今还没有完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您提到的政治化是不是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答：有一定关系。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一个月内就可以拿出来了。政府干预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发生，只是程度不一。这种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经济效应，所以，美国人并不是认为政府干预在这方面有问题，他们只是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同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竞争优势。美国人不认同这个。但是中国也在逐渐变化和改进。我相信，美国最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只是时机问题。
中美之间更加需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文汇报：很多人认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从而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
答：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处理危机方面，比美国更有优势。这次危机，美国整个金融体系都出了很大问题，需要重新进行改革；而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危机中反而有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信心增强了。
我想，中美之间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现在贸易顺差大，有很多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往哪里放？现在看全世界，美国国债依然还是最安全的，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跟美国国债相比较。所以，中美之间相互依存，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
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中国的GDP已经是全世界第三位，中国也是全世界的最大出口国，中国的国力增加也非常迅速。所以，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声音也更加受到重视。
在这当中，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愿不愿意作为一个大国，承担全球的领导责任。中国过去在很多国际组织中只是参与，顺从别人都已经建立起来的规则；而G20，中国一开始就进入，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参与进来的。大家对中国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国内问题，尽管GDP总量很大，但是人均还很少。所以，中国似乎一方面是崛起的大国，一方面又是发展中国家。
文汇报：经济问题会不会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性因素？
答：经济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很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中美是全球性的大国，最近三四年来，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双边关系，它在很多时候需要处理的都是全球性问题，包括伊朗问题、巴基斯坦问题、阿富汗问题，这些都事关全球的战略安全。经济问题作为双边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中美关系要远远超过单纯的经济关系，涉及地区安全、全球治理以及价值观念的构建等，所以，中美关系现在牵涉面越来越广，这从去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就看得出来，双边、区域、全球问题都有涉及。
西方世界甚至包括中国自己对中国都有很多误解
文汇报：“中国模式”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过去一年，西方学者出版了不少著作来褒奖“中国模式”，其中甚至不乏一些溢美之辞。您对此怎么评价？
答：西方世界甚至包括中国自己，对中国都有不少误解。把中国国力、中国的成功过分夸大，只是对中国的诸多误解之一种。也有正好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要“崩溃”了。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市场。具体说到这些问题和“中国模式”的关系，中国这些年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应当看到，中国是在本身起点很低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是在自身特定的国情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发展的。这种模式在什么程度上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值得商榷。谈到“模式”，多年来出现过所谓的“美国模式”、“台湾模式”、“日本模式”，每个模式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其成功都是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很难说哪个模式会变成通用的模式。“中国模式”不会成为通用的模式，“美国模式”也不会。所以，“中国模式”只是中国特定的发展形式，它是众多发展形式中的一种。从这个角度来谈“中国模式”，才有道理，如果把它当作一个通用的东西，那就和现实有距离了。
文汇报：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要进一步提高全体国民的福祉，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答：贫富差距是很大的问题，它不纯粹是市场行为，也不纯粹是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同政治有关。现在中国社会两极大、中间阶层体量很小；美国则是两极很小、中间很大。所谓中产阶层，不仅是经济上的考量，不仅意味着这些人有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经济社会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政治参与，他们是稳定社会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