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睿智的陈文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20:53
白岩松：特别不容易在台北采访文茜，其实有的时候会隔很远看你的节目的一些直播，然后看到你的装束的变化也像你的语言一样，非常的具有新意。每次会特别考虑出镜时的形象吗？
陈文茜：没有，就是随心所欲，其实女人你要是很刻意装扮，那个刻意装扮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玩。当然我常常讲女人的服装其实里面有政治，政治如果是可以伪装出来的，装出来的它就像口号，你把口号拿来嘴巴喊喊，说出去就算了，你把口号粘在身上，像你的第二个皮肤，结果它是伪装的，就好像面具包在身上，多难受。所以我基本上，这么说吧，我是完全随着我的心情起伏，就是你尽量不要把你的服装变成一个凸显的标志，人们可以多看到你的专业，注意到你讲话，然后你脑袋里头想要传输的概念，可是我老是用我的很多外表装扮打散人们的看法，这也不是刻意的，我就是生性如此，小时候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现在已经很收敛，因为我以前头发染了七个颜色，在我20岁的时候，当朋克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
白岩松：但是当比如说1995年回来要跟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身边是否也会有一些人不断地告诉你都很好，才气、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能不能头发再短一点，能不能再收敛一点？
陈文茜：那个时候不是头发短一点，我是裙子穿得很短的问题，穿马靴，穿短裙，那个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绰号等等。我有我天生个性上的困难，可以说我有一个优势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我从小有困难，压抑自己，有一些人其实他有办法跟社会体制做某一种妥协，他在那个妥协里头，他还很有生活的毅力，我不是的，就是说即使我想向你妥协，可是一旦妥协我就完了，我的创意也没了，我的才气也没了，我的快乐也没有了，我的坚定力量也没有了，我的自信也没了，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那个li－bital（力比多）大很多，那个libital你把它压下去的时候，它就弹回来。你自己的东西不见了以后，你本来原来有的能力就跑掉了一半，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说我刻意，我嚣张，我不管大家，我只是说在所有我可以扮演的角色里头，我就是很自然，我非如此不可。
从政女性就是符合众人期待下的傀儡
白岩松：其实好多人好像天生就有一种概念，比如说当政治和这个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性就应该被模式化，头发应该相对短一点，然后穿的应该是职业装，笑得一般不会特别的剧烈等等，但是在陈文茜的身上，这一切都被打破。
陈文茜：应该这么说吧，我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女性政治人物，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到底女人在政治里头要做什么，我感觉政治是要管理众人之事，结果你自己都做不了主，你管什么人家的事。所以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她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我是个女的，我先从我的整个外表、我的服装都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顶好你不在我的性别上做文章，你因此可以承认我的专业性、我的严肃性、我的代表性。所以每个女人当她竞选的时候，或者当她从政的时候，在台湾也好，或者是在华人的社会，甚至在华盛顿地区都有这个特质。比如我们看Albright（奥尔布赖特），或者是我们看Condoleezza（赖斯），她才刚刚离开北京，她们一站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套装，头发梳得很整齐，Condoleezza因为她是黑人，她还擦了很红的口红，Albright她是美国国务卿，基本连这个东西都没有，她头发梳得很利落，然后她讲话的时候一定是很凶煞的样子，让你无法否认她的专业跟权威。相反的，你看一下比如昆特，你如果想象昆特是一个女的，他这样吹萨克斯风，然后讲话的时候对你这样抛眼睛，有一种迷一样的笑容，你会觉得他很charming，你会既被他吸引，又觉得很不安，但其实他是一个男人，当你觉得他是一个男人，你更可能把他看成是政治人物。所以大多数的女性找了这样一个很安全的方法，可是这个安全的方法某个程度来讲，是你没有个人的特殊性，而且否认你自己的特殊性，否认你自己代表的性别。所以你把自己一下杀了三遍以后，才让自己活过来说我是你的代表，所以我觉得女性从政，你到底帮谁争取权威，你把自己杀了算什么，你就是一个傀儡，符合众人期待之下的一个傀儡。
人生最怕格局小
白岩松：其实我会有这种感触，因为很多人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总不笑，你要改掉这个缺点就很好了，我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改变的事情，但是有一天当我笑着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会说话了，仿佛是一个点，但是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可能你也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在接触政治的时候，大陆会有一些朋友想问你，政治好玩吗？
陈文茜：好玩啊，对一个女人来讲好玩。我说一个很正式的回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女人，女人在这个社会并不容易独处，你嫁丈夫也不容易独处，你单身也不容易独处，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家庭主妇、职业妇女都不太快乐，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世界上可以给一个女人的东西相当的少，她就守住一块天，守住一块地，守住一个家，守住一个男人，守住一群小孩，她的人生到后来，她成了中年女子，她很少感到幸福，她感到的是一种被剥夺感。这是我到现在慢慢退出政治以后的一个新的感慨，从政有一个好处，它就让我从小活得跟一般女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都不重要，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讲你就有这种气魄，这个气魄未必帮助你真正在政治事业里头表现杰出，可是真的帮助一个女人在处理她的私人事情时表现杰出，她就变得很超脱，格局很大。其实人生处境最怕你格局很小，我觉得从事政治工作有一件事情帮助我，面对自己真正实际生活里的困境的时候，你很容易比一般人放得开，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幸福的来源。
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
白岩松：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女性最美的时候，是当她从众多女性当中被挑出来走在T型台的时候，她把最好的一面给了观众。政治对于文茜来说是不是你的T型台，当你走在这个T型台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秀出来？
陈文茜：这个不太应该由我来回答，比如有些人会认为我做一个文化人跟艺术家，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杰出，会觉得可惜。作为一个写作者，像我以前是艺术界的人，他觉得你做一个创意者比在政治上头，看起来好像更杰出。可是我必须承认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所以我就回过头来问为什么。当我慢慢地惊讶地发现这是我小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当我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将近半百的时候，我还要回过头来看我身边的很多人，看看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头发光，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种毅力，一种很奇怪的与生俱来的毅力，有一种信念，有一种信仰，它可能不切实际，可能跟客观环境脱离得很远，可是你从来不会那么细致地去进行计算，所以你这个毅力变成一种勇敢，这个勇敢使你发光，这个东西就跟你说的一个很好的文学写作者或者一个艺术家，他能够发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你说像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可能在当年一万个作品里头你写得最好，因为你很勇敢，因为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都活得很怯懦、很伪装，这种勇敢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事件上，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关键时刻，结果就变成很多人会觉得你“虽千万人吾亦往矣”，所以它帮助你迅速地发光，而发出的那个光亮就比在文学等其他领域里来得大。所以你真的要问政治，我的政治好像跟别人又不太相同，它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总是以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走在别人的前头，为什么不在乎，还是天生个性，我也说不上来，以前小时候不觉得，后来才发现。
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
白岩松：有人觉得一谈到政治的时候，要么喜欢政治，因为它可以展现自己，还有人觉得因为政治的确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你看重前还是后？
陈文茜：我觉得当我在从事政治工作，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热情的时候，想象自己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大，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长得很大很大，然后跟历史有某种连接，你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个人，所以你会很快乐。但是这几年我必须承认我对政治的热情没有以前我20岁的时候那么高，因为我已经强烈地理性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这个时代，我就活在现在限制性的处境之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超越一个民族里头的悲剧跟困境，然后你就知道，你就得度过那个历史的辩证关系，你现在就走到了整个历史的一个低潮，在两岸的，在台湾内部的，族群的，这个历史的起伏岁月它不走到一个极端，它就不会反弹回来，这个辩证关系的极端直到出现为止，它才能够慢慢地回到历史的一个新的循环。
你这么意识到，这么理性，这么冷静，你的热情就不见了，因为你不觉得你可以像马克思讲的“Man can make history”，就是人可以改变历史，你现在发现人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回过头来决定你，你就觉得好挫折，突然之间你多出好多时间，多出可以照顾你实际利益的一些空间，你觉得你好像不需要为理想而牺牲，以前你觉得你是为理想牺牲，结果发现当你不需要为理想牺牲的话，你是如此的不快乐，你发现你很沮丧，你真正把自己牺牲掉了，所以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其实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一点。
白岩松：其实大家看到了一段时间你跟政治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和这种热情，可是你又会有另外的一句话“其实我没有政治野心”，我该怎么理解呢？这两个之间仿佛有落差，甚至很矛盾，同时却都摆放在那儿。
陈文茜：应该这么说吧，我不是没有（矛盾），就是你一开头问我的问题，你的衣服有没有人跟你说这些那些的，我其实是超越不了我性格的某些限制，其实多数人都超越不了，我只是比多数人了解自己。我如果还想从政，以当时蓝军溃败的状况，我应该去选台湾最大县台北县县长，或者去选台北市市长，这个选择代表了一连串你生活的结论，跟你以前的各种都不同，从我的个性来讲是妥协，所以他就清楚地在那里问你说要还是不要，愿意或是不愿意，我心里很清楚，我可能愿意要这个政治影响力的结论，可是我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所以所谓说没有野心，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不是如此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我是一个如此要求自己活在一种真诚状态中的人，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超越不了的。我今天如果要选台北县县长，我要加入国民党，我要取得提名，我必须跟很多地方派系的人合作，我要跟很多县市议员的人周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一步一步说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要放弃我的文学小巷，放弃我对很多艺术的偏好，我做不到，我不是这种人，简单讲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料，你要看清自己，所以不用讲什么太伟大的话。
曾经想接辜振甫的班
白岩松：可是你又说假如有一个角色能扮演的话，你很希望扮演像辜振甫老人这样的角色？
陈文茜：对，这是我的精明，因为那个符合我的性格，符合我的理想愿望，就是说当时其实我最想，不是现在，是在1998年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时候跟那个时候真是根本没有差别。所以政治未必是累积型的，那个时候，1998年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在台湾的政治做得差不多了，我那个时候要不就是做县市首长，那太可怕了，早上起来救火灾，晚上我去救水灾，太可怕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对政治有我的理想，我想做什么，其实我就是一个一直想要把自己跟历史联系起来的人，所以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所以我就一心一意地要接辜先生的位置，我跟辜先生说过很多次，我说我来当你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当然辜先生对我很疼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在两岸谈判里头扮演一个角色，在这个角色里头我希望能讲到两岸里头的某些桥梁、某些成见，把桥梁建立起来，把成见抛在旁边，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如果它的定义叫做政治，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政治。如果政治为的是个人利益，权力的政治，那我觉得我的牺牲太大，我不干，可是如果是历史性的政治，我觉得我对它充满了幻想，对它充满了热情，对它充满了……我们讲就是你愿意献身的愿望，那个时候你好像觉得牺牲自己是一个小事，所以，我如果愿意交换的，那就只有这类型的工作。
白岩松：我知道这里的意思，比如说，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几年才能谈一次，而谈一次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这几天就注定被写进历史当中。
陈文茜：就是你的一生，而且是永远的历史。比如宋美龄，你看她，她五十几岁之前去美国国会演说，那短短演说的几十分钟是她人生的高峰，从此她的人生就下来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到后期的时候，她希望回去，要求美国总统支持她、要杜鲁门支持她，杜鲁门后来没有支持她，她再回到美国以后，完全得不到美国的喜爱跟支持，她人生的最高峰就是那一刻，她在美国国会为了战乱中被日本侵略的中国讲话，就是那一刻她登上历史高峰。她后来到台湾以后，蒋介石逝世了，蒋经国接班，她也聪明地在权力处境下选择闭嘴不讲话。所以她原来是一个练习演讲术的女人，那个演讲让她登上历史高峰，就是在美国国会演说，可是当她来台湾的时候，她选择沉默不语，也不写回忆录。所以你讲她的人生，好像当时战乱的中国、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包括她小时候的训练，以及宋家的所有一切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场演说。
白岩松：之前是准备，之后是回忆。
陈文茜：其实人生就是一个moment。
白岩松：但是你这一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回到了非常非常女性的一种对政治的解读方式上，男性不会这样。
陈文茜：这是很history，无关女性不女性，我就是学历史的。
我看穿了权力
白岩松：大家会关注的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在你的个性中就是妥协，但是大家在你的外在，在你的节目当中，在你的一些文章当中，经常解读出文茜的攻击性来，那么这种攻击跟你的妥协看着又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陈文茜：说服不了自己，这个家伙就是该骂，你明知道骂他对自己不利，可是不骂他不行，日子活不下去，不行。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一部分的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精明的我，可是有一部分的我，是完全属于梦幻型的，这个梦幻型的跟一个精明的我。在政治里头，像我那么多年的政治经验，其实我从20几岁就开始进入政治，我看到很多权力人物的起起伏伏，所以也看穿了权力。因为我们在20出头的时候就在政治里头，你就看到所有重要权力人物的起起伏伏，看到那种权力的现实跟苍凉，我对权力其实是看得很穿，你得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快要失去，所以你得到的时候也不太快乐，你一旦得到，又害怕失去，结果你得到的不是权力，而是你变成那个权力的俘虏。所以你在问我说为什么我老是这样，其实说穿了，在政治里头，所有说大话的都不是真的，这是我的信仰。我自己就觉得说好吧，你是一个大财团，我本来应该巴结你，巴结你对我有好大的好处，很明显，第一个有钱，第二个有势，第三个何必跟这种有社会地位的人（过不去），得罪他，他对你是排山倒海地反扑，而老百姓傻傻呆呆的也不见得感激你，赚的钱也不到你口袋里，帮了老百姓之后也不一定有好处，这个好处算计出来很明显，拿个算盘一打就很清楚，可是我没办法，我很不爽，我觉得我在这里干什么，这很糟糕，这不是我，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所以很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精明的我、妥协的我说服不了梦幻的我一直想要突破某些大局或者某些体制，这很困难，没办法，你命中注定就是当一个永远的反对者，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权力好处，你到了权力高峰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你人生最要知道的就是你的命。
要让我骂的人尊敬我
白岩松：当你骂了一些人的时候，会不会最后形成这样一个结果，被你骂的人都会因为被你骂了觉得很受伤，很惨，但是你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你即使骂了他们，他们给你的这种反弹的力量，也会比其他人小。
陈文茜：不小，因为我跟他不接触，无所谓，其实你到社会上只要对他没什么需求。有很多财团被我骂，我看他还笑眯眯的，我觉得人到后来，他还是会尊敬你，因为如果你骂他的目的，这里头你跟财团之间的关系，我举例来讲，你跟一个财团的关系，你批评他，可是你不是去勒索他，他气你归气你，他内心是尊敬你，而且是怕你的，在怕里头带一点尊敬。其实最怕的就是说他怕你，可是他很看不起你，那个时候他对你的反击就会非常强。有的时候，其实我未必掌握这些财团那么多的黑资料，可是当我站在质询台上质询他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因为他真的是作贼会心虚的，其实这个世界很少人会作贼不心虚的，有的时候我就只有露一点点资料，他就以为我拥有全部的资料，大家就打这个心理战。可是某个程度来讲，像你刚刚讲它的反弹没有那么大，最后他只好找一些下三烂出来骂脏话，骂你，对我来讲并没有骂到我，那是侮辱他自己的政党跟他的政治属性。这些财团本身他看到你，他就只觉得他跟你保持距离，刚开始他很气，后来他也拿你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其实政治上头如果你可以让你的敌人尊敬你、怕你，大概就算是某种成功，是不是？
离开民进党像一个太太离开无望的先生
白岩松：我们应该透过文茜的嘴来关注一下台湾的现实，有很多像台湾政治的这种格局等等并不是大陆的朋友都能那么深入地了解。其实最早的一个变化来自于当时你从民进党突然退党，后来被人家开除，但是你又跳到了曾经被你骂过的国民党当中，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刺激了你？
陈文茜：可能从我来讲，时间很长，从你来讲，时间很短。我在民进党的时间，严格来讲，如果从民主时代，是从我19岁，到我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应该是40 岁左右，21年，我为一个民主的概念、自由的概念跟他们合作，到他觉得要本土化，我也同意，到后来族群我不同意，到后来我们站在第一线上要求正视两岸问题跟族群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地下电台，用各种骂女人的脏字，侮辱我长达三四年。我后来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就像一个受虐的妇女的心情。我到后来就是经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我就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台独”基本教育派在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力量，所以当我离开这个党很像一个太太离开她所了解的一个无望的先生。
要让台湾的百姓一起分享中国的崛起
白岩松：但是还是有些人在说，面对政治的时候，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要体现出你的良心和判断，但是好的政治人也应该想对未来怎样才能够说“yes”，你面对两岸关系的时候，你希望下一步怎样走？
陈文茜：我希望让台湾更多的人把在大陆发展的路线能大幅度走下去，你今天把台湾老百姓关在海峡的那一边，然后告诉他大陆的崛起，大陆很强，你越强我越穷，你越强我跟你的冲突关系就越深。第二个就是说，我讲一句话让很多大陆的人做一个参考，其实你想想大陆的农民为什么当时会支持革命，为什么？为什么老是有一群最穷苦的人他很容易被动员？包括当时俄国时代的那种农民运动。我有一次到高雄南部去，我去看了一群农民，他在台湾这么富裕的社会里头，很热的夏天，三四十度的，他脸包起来，身上统统都包着布，两人呆滞地看着前面，三四个人坐在一个很小的卡车里头，这在一个穷苦的社会里头是常见的，可是在台湾富裕的社会里头，你会惊讶地说他跟我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吗，你问他是外劳（从外地来台的劳工———编者注）还是台湾当地的劳工，是台湾当地的、失业的，一天只有 300块钱台币，等于人民币只有七十几块钱的工资，这个在台湾现在的生活水平太低太低了。
你看到这群人不用太多的分析，你去看他的眼神，看着前方呆滞的样子，旁边开的是宾士各种轿车。我请问你，他除了追求生存的尊严，他能追求什么，因为他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给他希望，改变他，让他觉得他不要去追求那种虚幻的、假的台湾意识，而让他可以很理性地看整个大局势的改变，然后抛弃掉这个地方给他的那种满足感，是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条件。所以你Say yes，这个yes不是靠说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不是的。他没有了未来，给他未来，他没有了希望，给他希望，你把整个中国崛起的希望让台湾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共享，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改变的方法，否则如果没有这种质变，政治人物、少数领导者的操弄跟一时选举的胜败，就使得这个问题永远只是摆在那个地方，是不会动的，而且随时爆发危险，这是我的看法。
不做政治启蒙者，愿做心理辅导师
白岩松：大陆有很多的观众通过他们的渠道，包括很多媒体人员会注意到你在台湾不停地说话，因为各种各样的节目，其实文茜都经常会出现，是不是有时候也会问自己，我说的这些东西谁在听，我要说哪些东西？
陈文茜：是啊，其实我尤其是2004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说的是废话，我改变不了他们，也改变不了很多人的成见，台湾现在是用偏见在思考事情。我想过要不要说，（不说）不行，还是因为我的个性，不说我还是陈文茜吗，我不是说陈文茜很厉害，可是我活不下去，我不要为别人而说，我觉得我不说就表示我最后连最起码的一点自我都放弃掉了。所以我就会想起我小孩子的时候，20岁，在那之前台湾有像殷海光，或者是某一些人，你要知道所有革命年代出生的人，他很多事情从来不是很短线地去注意立即发生什么，我说的马上就能有用吗，我不知道我有用没有用，或许我种个种子，或许我就是一个最后被铺上去的没有意义的石头，但是我说了，至少表示我存在，就是存在主义，我说了表示我存在，我是把我自己很真诚的想法当一回事，有一天我不说了，我连我自己都不当一回事，我被你践踏本来就是理所当然，那不是吗？所以我到现在很多事情，不是为任何人说，就为自己，肯定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你是有意义的存在，为这个事情而说。你每天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观众，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活得很痛苦，他觉得他没有未来，你说的话相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政治的启蒙，而是一个心理的辅导，因为你好像在给他做一个心理的安慰工作，因为大多数人是活得很没有自信，他也不知道他想的对不对，他在一个集体环境里，因为他不是执政的一方，他看到好像他是弱势，他到底想的对不对，他开始怀疑自己。所以他打开电视，他打开广播，他看文章，他听到你，他阅读到你，他看到你，他突然发现，我是对的，你就帮助一群人，（让他）相信他的真理，因为他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就整体崩溃掉了。
台湾就像马戏团
白岩松：有的时候听别人说话是跟这三个“解”是有关的，要么解惑，听听大家说什么；要么解气，说得过瘾；要么解决，你觉得这三个“解”里面，哪些话是听文茜的时候最多的选项？
陈文茜：我觉得是前两个，解决以前很多，现在越来越少，比如“三一九枪击案”，公共政策他们觉得比较可能（解决），所以台湾最近开始有很多人会希望讨论公共政策，觉得这个问题不牵涉“台独”总能解决吧，贪污总能解决吧，那些事你说说他总可以解决吧。最近大家对这个层次比较在乎，两岸问题在连战先生访问中国大陆那一次之后，许多人认为气氛变好了，说不定可以解决，所以他想听到两岸问题的很多现状。我自己认为说，我不是从他们想要听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会想他们该听什么，所以像我现在自己做电视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转型，比如说像我自己常到大陆去，在香港，看那边的报纸，海峡这么短，可是那个距离好远，好像一个北极、一个南极。台湾大多数的人因为他的资讯非常local，非常本地化，他不是本土化，是本地化到可怕的地步，他连国际发生什么事，大多数都不太晓得，每天追逐非常综艺的，有人说台湾热衷政治，这是错的，台湾是马戏团，每天都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名模在大连摔马了，它希望（这个消息）比什么都重要；一个名模她先生打了她一顿，家庭暴力，这件事情就可以被讨论八九天。
白岩松：这几天我已经感受到了。
陈文茜：有一个艺人自杀死了，他可以闹个二十几天，比宋楚瑜访问大陆来得重要，所以台湾是一个马戏团，很多人说它热衷政治，它不是，它是热衷综艺。我自己会想这些人该知道什么，他不能不知道大陆发展的事情，他跟大陆，对于大陆所有的资讯越隔阂，其实那个心理的距离、文化的距离、感情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他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少，他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在很多事情的判断的偏见就会不断地重复。所以像我自己现在就会觉得，我应该多说一些话，多做一些节目，甚至每一个礼拜固定地把大陆当地很多地方发生的不同的事情，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包括像你们现在跟美国Unico石油公司并购的事情，跟美国的争执等等，还有比如说上海浦东要变成经济的金融实验特区这个事情，让台湾人民知道，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他跟这些人分享了，其实我们常常说什么叫我跟你是同胞，我跟你是同胞不仅在一千年前是同胞，也不仅在一百年前是，是我跟你在这个事情上有共同的记忆。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由于资讯的拉开的关系，它没有共同的资讯，也就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大家的关系就越来越远。所以我刚刚讲说质的改变，一个是经济的部分，一个是人的思想的部分，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其实是需要改变的。
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深的感情
白岩松：我也听到最新的一句话，这是文茜说的，我不应该只让2300万的台湾百姓认识我，也应该让中国的13亿人都认识，是不是因为在这方面做的好多事情已经做到头了，也许换一个方向去做，也同样可以去促成你希望促成的很多事情？
陈文茜：几个原因，一个是年龄，而且第二是台湾的事，重复性，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停滞的社会，你知道中国也曾经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大概从16世纪停滞，没有任何发展，世界一直在改变，中国没有改变。
白岩松：有一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陈文茜：《停滞的帝国》，是吧。台湾现在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全部都停滞在那里了，它停在那里，可是岁月一天一天过去，我不是 20几岁还跟着它停滞就算了，我现在到了一个年龄，我说我人生还可以在某些事情上有它的发挥，就那么十年，我把这十年消耗给停滞的这群人，等到想通了，我已经完蛋了。还是我把这十年花在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些未来新的事情上。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到了台湾这个时局，其实这个年头全球化跟整个大陆的崛起，你也没有必要死守一个小岛，所以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本来比较重视思想性的、文化的，或者说整体历史性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自己所有的，像我20几岁关切的重点慢慢转移，这个也并不容易，因为你在大陆这块的了解没有像过去你对台湾问题那么清楚，所以你就逼自己要学，看更多的东西，学更多的东西，把专注、把各方面的背景往那个地方去移动。给我一个感觉，你好像重新年轻了，你觉得你好像又变成第二个人生、第二个童年、第二个开始，也有好处，这对中年人绝对有好处的。
白岩松：当然你谈的是自己，但是毕竟要通过媒体、通过文章的方式，在大陆的一些杂志上现在也会偶尔看到你的文章，而且密度在逐渐地加大，另外去凤凰做节目，包括连宋行的时候你会在大陆的媒体经常露面，可以说陈文茜来了，面对大陆她来了，你希望带来什么，你希望对大陆的观众、读者都说些什么？
陈文茜：我觉得最早期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告诉他们，中国大陆崛起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世界，我其实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深的感情，特别在16世纪，我一直在了解为什么中国停了，在最富强的时候停下来，它的问题在哪儿，它一定有问题，它不是只有帝国主义侵略，不仅是帝国主义，如果是我们自己努力不够，那需要努力的应该是什么，那个错误是什么？我有一个答案，可能中国大陆很多民众并不接受，因为我在凤凰说过，他们很生气，我认为中国没有一个真正面对全球的观点，它欠缺一个世界观，它觉得它是世界中心，可是它非常封闭地活在自己的紫禁城里面。
对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很感兴趣
白岩松：我相信你这段话反而在大陆是特别容易接受的，因为在大陆无数的学者、文章其实都在写这样的东西，甚至大家都会熟悉一个笑话，过去皇帝在面对外国人进贡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来了，跪着”，人跪着可以拿走他的国土，但是他觉得跪完之后他就会很开心。大陆一直在反思过去的几百年，也在寻找原因。
陈文茜：今天我们刚好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那个时候全球最大的舰队后来为什么没了，现在的中国在崛起了，可是它改变了吗，它真正ready去面对这个世界局势的改变，而且了解它在这样一个大国的世界里头，它在一个大的世界里头，除了它过往的悲情之外，它在全世界的新的战略地位里头，它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比你的军事准备，比你在很多经济上头的准备，可能对一个国家、对一个领导者来讲，更是重要，对老百姓也是。所以我如果讲16世纪的中国，它的经济准备、它的军事准备绝对都是充分的，可是它的心理准备出了问题，就是它对世界的观点，它不了解说我要不断地扩张，这个扩张不见得是侵略别人，可是我不断地学习，我不断地改变，我从来不满足我的现状，我要不断不断学习，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这些，我还要加入更多，我有了这些还不够，我要加入更多。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因为它过去的这段时间将近100多年了，甚至200、300、400年的空白，所以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好像在跟世界抢时间，它的发展速度都是坐直线电梯上去，它已经很了不起了，说起来它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像上海几步跳，所有在全世界看过不同国家发展的人都对大陆竖大拇指，就是一句话，敬佩。可是它有些问题走到了顶点的时候，它也会碰壁的，比如说它上次大家就捏一把冷汗，WTO的问题它能过关。第二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受到美国文化侵袭的时候，中国怎么一方面维持它的全球化，可是一方面找到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这些问题其实对中国来讲，它的考验越来越大，是的，改革开放，是的，跨出一步，你经过了很多的困境，可是在你前面困难还有很多很多，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如果想到中国大陆去，我第一个想做的就是这个领域的事情。
中国的文化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文化人出身，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怎么去维持它独特的文化的主体性，像我特别爱北京，我也很喜欢上海，二三十年代的风格，可你不能像这样搞一个新天地，全部通通都是，都是外国的教堂，这是中国，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上海虽然不古老，可是它总是二三十年代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你怎么会搞得全部都是像那种非常无趣的西方教堂的复制。而且，像沃尔玛进去你那里，所有的大卖场都是美国的文化内容，好莱坞进去了，你的文化产业统统被挤倒了，它有商业机制，你就垮掉了，所以我对这些部分的兴趣其实跟台湾问题是没有关联的。
北京对我不是一个城市而像一个男人
白岩松：所以文茜特别喜欢北京是吧？
陈文茜：特别特别喜欢。
白岩松：而且一定不是新东方，而是类似故宫、颐和园等等。
陈文茜：当然，而且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城市，它像一个男人，脸上有很多沧桑的表情。想到它的悲情就觉得它特别迷人，可是觉得它很倔强，然后又看到它的柳树，又觉得它很温柔，所以我对北京的感情很特别，我曾经说北京像一个满布创伤的男人，可是脸上有一种温柔的表情。我就看到你们在冬天的时候，天安门前面那个长安大道上很冷很冷，晚上都没有人，只有几个人骑脚踏车，然后就几个俄罗斯式的路灯，然后再经过一条路，又有一些运河，杨柳没有全部落光叶子，还有一些绿色的叶子，运河在冬天的时候有一点点白白的雪，好美丽。
白岩松：如果把它转化成男人的话，会不会是现在单身的文茜一个理想的老公的形象？
陈文茜：大概是，我想是，没错，就是北京那种热情的，我基本上不会喜欢上海那种风骚型的男人，不过我常常吹牛说我要去找一个上海男人，他很顾家，他很体贴，不过人有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选的是另外一回事，我喜欢北京，非常喜欢。
不能忍受生命停滞的感觉
白岩松：但是经常住旅店，甚至你会说要把世界上100家非常有名的旅馆都给住到，这种流浪的感觉，包括17岁会从台湾的南部到台北，27岁会去美国，37岁会从美国回台湾，47岁会去香港，如此一种流浪的感觉，有没有内心希望它停下来的这种冲动？
陈文茜：我想停不下来吧，这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天生注定很多事，像我就是，从你刚才问我的几乎每一个问题，我后来知道我回答的样子其实引起我在讨论问题时候的障碍，可是我天生如此，我也知道说我这样子做政治工作，对抗这些财团，或者某些事情，或是台湾执政党，老是这样子跟人家无法妥协，对我是不利的，可是我命运就是如此。很大的问题不是你想要流浪，很大的问题是你觉得你停滞了，我特别不能忍受那种整个人生命停滞的感觉，你就觉得你一下就老了，人会觉得老，不是你的岁月，而是你停了，那个钟停掉了，我这几年就很强烈的感觉我的钟停掉了，所以我需要去香港，再从香港到大陆去，我需要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新的青春，新的生命，钟又可以有重新动的动力。
容易迷恋“历史性”
白岩松：如果有一天在我们还都没有年老的时候，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一点，海峡两岸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并且是双方都接受了，你会热泪盈眶吗？
陈文茜：会啊，我看连先生到北京去，就已经是了，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历史，历史性，historical这个英文，就是你很容易对“历史性”这三个字迷恋，会被那个东西感动。所以我到北京去会感动，在上海的黄浦江你想到当时黄浦江外滩怎么起来，日本人进来，国民党最后还要把军队撤走，那条江有多少悲剧，你就会很感动，就是说“历史性”这三个字对我的召唤好像超越常人，有一点魔幻的，好像魔术，一按，你的眼泪就会掉下来。
写文章会让自己很平静
白岩松：有的时候在做政治的时候，要跟别人吵，要跟别人骂，甚至要拍桌子等等，但是你经常会写文章，这个文章是不是你的降落伞？
陈文茜：我不拍桌子，我几十年从政没有拍过桌子，也很少大声骂人。写作，你知道我写的很多作品，像我写一篇文章很有名，叫《女人夕阳情》，是一个中年女子，我当时住院出来，被抓到“立法院”表决，后来吵架，我就写写写，它有点像和尚在念经，心情就一边写一边好，好好休息就很平静。
白岩松：非常像季羡林，季老曾经跟我讲过，他说他的好多文章是开会的时候写的，这个耳朵听着，这个耳朵传出来的是自己要写的东西，草稿就打完了。
陈文茜：反而特别平静，在乱世里头，像《西线无战事》他们怎么写出来的，在战壕里头写，回到家乡，看着马铃薯，没有战事就写不出来。你对和平的渴望，战乱中特别强，真的战乱结束的时候，那个和平就没那么美了，你知道吧。
白岩松：写文章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陈文茜：你好像拿了一个笔杆，然后就觉得我还在，然后好安静，我不受外界影响，我自己在那个地方跟自己对话，所以在这个时刻写文章，它是你的一切，家庭、亲人、情人、爱人一切，然后在那个里头你有一种，你知道吗，你就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平静，说不出来的。
希望未来我的墓碑上只有三个字：陈文茜
白岩松：最后一个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文茜会因为节目，会因为从政的历史很长，可能会被很多的人用各种各样的词汇去罗列，可是今天我们聊天完了之后，我最大的一个词汇是，也许可以把“诗人”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很稀少了的词给你，会不会对？
陈文茜：希望如此，希望如此，我最怕被人家摆一个牌子在前面，好像做政治评论家，好像我很难抗拒这个ti－tle，可是有一个说法供你参考，他们说，哦，有一次有一个人说如果我死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帮我写墓碑，他是杨照，一个文史家，他就是一个诗人，他就说我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ok，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墓碑就写陈文茜就好了，既然无法归类，你就把她归成一类，这个类就是她的名字，这样比较简单。
白岩松：我觉得政治可能是你一种写诗的方式吧。
陈文茜：对我来讲，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旅行是一首诗》，不过我的诗跟李敖不同，我的诗是属于苍凉感的，李敖的诗是打油诗型的，他的政治也是嘻笑怒骂，是打油诗型的，所以他比我开心一点。
○我以前头发染了七个颜色，在我20岁的时候，当朋克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
———陈文茜
○其实女人你要是很刻意装扮，那个刻意装扮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玩。
———陈文茜
○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她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我是个女的，我先从我的整个外表、我的服装都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顶好你不在我的性别上做文章，你因此可以承认我的专业性、我的严肃性、我的代表性。
———陈文茜
○我是很担心新闻的娱乐化和色情化，我一点都没有用错词，在台湾新闻当中都会看到“三级”的画面。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林志玲受伤这是台湾岛内大新闻，第一条新闻是林志玲受伤被轮椅推出来，第二条新闻是台湾男士痛恨林志玲的主治医师，因为他摸遍了林志玲的胸，第三条新闻是盐水袋破裂，她的母亲出来澄清没有这回事。这种竞争他们底下都说觉得这种局面不对，但是你让谁改谁都不敢改，因为僵在那了，这种方式不好，但是用一种什么样方式慢慢让这种娱乐节目做得更有智慧？台湾有很多非常棒的节目，我还非常钦佩台湾很多同业人员，虽然你平时看到很多新闻，觉得有点色情化、娱乐化，但是当台风来的时候，他们的节目也做得很深刻。
———白岩松
○岩松在采访陈文茜的时候，陈文茜说台湾更像一个马戏团，每天都有一出戏，今天是林志玲，明天可能是竞选。但是在台湾经历海棠来袭之后，台湾媒体特别专业，我们到哪儿，直播车到哪儿，包括他们记者也是非常危险，广告牌随时会刮下来，但是他敢站在广告牌下去拍，有的记者重一百六七十斤都被刮倒了，眼镜找不到，非常敬业、职业。海棠这个事之后，我就敬佩他们的职业感，他们在报道口径或者报道方式、观念上跟我们是有差别的，可能是受环境的限制，但是确实在职业感方面，是我非常敬重的。
———王立明
○我问她如果把北京变成一个男人的话，是不是单身的你特别想嫁的那个男人？她说是啊。我觉得其它的都不用说了，就这一个“是啊”就证明她对北京的感情。
———白岩松
陈文茜
1958年3月25日生于台中。
1976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20岁就已经开始参加党外政治运动，属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毕业后，她白天在《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下班后做传单，完全是义务的工作。1987年赴美留学，取得历史社会学博士学位。1995年5月1日，她结束在美国10年的留学生活，回到台北成为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她十个指甲涂十个颜色，染一头长长柔柔的红发、穿着大胆出位，思路清晰、口才敏捷，一出场就抓住众人的眼球；她组织的载歌载舞的助选活动一扫民进党一贯的苦情形象，不到一个月，全台湾人就认识了她；她的出现立即在岛内政坛刮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不穿灰色套装、不剪“男人头”的政坛女性获得了成功，改变了女性从政的形象和语言模式。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词语———“陈文茜现象”。李敖称她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1998年被《亚洲周刊》英文版评选为全亚洲25位“创造趋势人物”之一
陈文茜最经典语录
晚婚一般都幸福，早婚一般都不幸，但婚姻之所以能过下去就是因为看谁能忍耐
爱情根本就是一种疯狂
在权力顶峰，男人＆女人只有两种关系：你可以选择让男人喜欢你，但瞧不起你；也可以选择让男人怕你，但尊重你。
骂另一个女人好像是女人生来就训练出来的本事，我觉得最没有出息。这个世界一旦有两个女人为一件事情吵架，事情本身就不见了，只剩下两个女人。
女人要成为典范，要么40岁以前就死，在美丽消逝之前，可以成为偶像——像戴安娜、玛丽莲·梦露；要么在70岁以后，成为圣人——像苏珊·桑塔格、西蒙·波娃。最悲惨就是50岁上下去世，已不够美丽，又不够有成就！
一个人的出轨叫犯罪，一千个人的出轨就只叫现象。
人在激情时往往不需要理由，特别是男人；等东窗事发后，却找一堆道理自圆其说。（他是我们）
悲剧之后，是否仍有悲剧？就看承受悲剧的人如何处理悲剧。（悲剧之后）
美丽与权势一旦结合，它就成了一种奇妙的麻醉。（高铁的美丽传说）
人要死有八百种理由；人不要死，只需一个理由，怕死。（失乐园）
年轻时爱情是喜剧，在一起是喜剧，分开也是喜剧；中年后，爱情注定是悲剧，给不起也放不下，在一起是悲剧，分开更是悲剧。（失乐园）
贫乏的本地新闻和政治剥夺我们的，不只是现在的机会，更是永远的未来。（资讯孤岛）
没有自由的躯体，却创造了真正自由的音乐。（那个诞生Jazz的地方）
人生永远不会太迟，因为人生永远不会太长。（WhatIf）
罗马不曾真正消逝，就像我们的人生；留个笔记本，等于留住了人生。（应该有一笔记本）
没有人在等待平凡，也没有人相信平凡。
在一个几近〞死亡〞的城市中，我们都象〞长错了一根骨头〞的孽种，没得超脱。
女人的服饰在左派男人的眼中，只是一种商品；在女人的心里，它是第二个自我认同。衣服一直是女人人生戏剧中的道具，表演着它们内心世界中的言语。
每个女人或多或少，都会在衣服里寻觅属于她的美丽传奇。
黑色是人的灵魂，在黑色还给女人后，女人衣服的形式，立即被舒展开来。
白日不准，人会是假的；夜里，人才是最真诚的自我，城市也如此。
我们被自己出生的地方牢牢限制，尽管我们称它为〞故乡〞，对它充满了恋眷与回忆，但故乡往往是最大的牢笼。
爱情本来都只是在补足自我，我们多数的人不肯承认这一点。
爱情需要包装与遮掩，没有一个爱情纯粹是交易，但它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否认爱情的交易性质。男人是一棵树，女人是一枝草，树的姿势辽阔，它遮得了阳光，却有时遮不住自己。
〞爱〞象一棵树，一年之中随着季节不断改变，每一季都有着不同的枝叶形态，但我们如此脆弱，我们总想驾驭秩序与认同，只好忽略了树的改变，忽略了某个季节它会有树叶，而另一个季节无叶枯木的事实。
白色面具是虚假的，正如我们的表面人生；那不经修饰的颈项，才是人类欲望之华。艺妓以绝对含蓄的意象，反差诱惑男子潜藏的情欲。
人生的一端在居住地，另一端在原始，只有旅行，可以找到原始。
旅行，它象朗读一首诗，不需经历太繁复的转折，句子短，却美不胜收。
每一个旅行地点，都好似与你发生恋情的某段回忆，虽缠绵不断却见好就收。
每次巧遇都已预言了道别，人生总在惊喜与悲伤交替之中，创造各种可能性。
人生不需要太多的回忆，只需不断地选择，探索，选择。那些命定的禁锢，弹指之间，即解开了。
移动的乐趣，已超越目的地本身，成了旅行中最大的快乐。
人不快乐的原因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跑不掉的地方。
或许我们注定在某一个可怕的城市中生活，但并不表示我们命定绝望，总有一些可能性，总有。
人生如果真是一副动人的作品，就看他如何带领自己的后半生和他的后代。
悲剧之后，是否仍有悲剧？就看承受悲剧的人如何处理悲剧。
除非我们勇敢认知，不愿活在悲剧之中，我们才能真正逃离仇恨，逃离悲剧。
〞爱国主义〞，原来都是受了伤的民族精神。
没有完全过去的人，也没有完全斩断过去的事件。
慈悲者的干涉，永远是最可怕的干涉。
聪明人都知道，某些往事，不能再提。谁提，谁掀起，谁就承担那理性的缺口，如火山爆发，面对一切的灾难
年轻时爱情是喜剧，在一起是喜剧，分开也是喜剧；中年后，爱情注定是悲剧，给不起也放不下，在一起是悲剧，分开更是悲剧。
人生最可怕的，还是没有想象。
时间并不等同于机会，有的时候它只意会着折磨。
艺术节象这些城市的守护神，帮着当地人们追寻俗世中失去的灵魂。
没有自由的躯体，却创造了真正自由的音乐。
时间在天才的脑里，只是翻转的塔罗牌，可动也可停。
女人是最容易向时间投降的动物。
人生永远不会太迟，因为人生永远不会太长。
某个程度人生是公平的，境遇固然又幸也有不幸；但怎么面对他，还是个人的选择。
爱情在中年人是禁忌，在中国人是伪善的毒药。
海是魅影，它的黑暗是魅影，它的美丽也是魅影。它永远是吞没其它事物的主宰者。
每个海浪总欺骗着我们，让我们想象它是下一个可能的美丽事物。
节庆中的礼物往往不是赠与而是取悦；取悦有时为了爱情，有时只为了赎罪。
情人节这一天是男人们最〞磨掉〞情意的一天。
旅行是检查爱情虚构最好的东西，你以为熟悉的，一切已远；你以为陌生的人事，却离你最近，象真正的亲人。
笔记本就象古迹，它会老去，但留下来给未来的你，永远新的感受。
陈文茜：没有，就是随心所欲，其实女人你要是很刻意装扮，那个刻意装扮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玩。当然我常常讲女人的服装其实里面有政治，政治如果是可以伪装出来的，装出来的它就像口号，你把口号拿来嘴巴喊喊，说出去就算了，你把口号粘在身上，像你的第二个皮肤，结果它是伪装的，就好像面具包在身上，多难受。所以我基本上，这么说吧，我是完全随着我的心情起伏，就是你尽量不要把你的服装变成一个凸显的标志，人们可以多看到你的专业，注意到你讲话，然后你脑袋里头想要传输的概念，可是我老是用我的很多外表装扮打散人们的看法，这也不是刻意的，我就是生性如此，小时候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现在已经很收敛，因为我以前头发染了七个颜色，在我20岁的时候，当朋克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
白岩松：但是当比如说1995年回来要跟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身边是否也会有一些人不断地告诉你都很好，才气、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能不能头发再短一点，能不能再收敛一点？
陈文茜：那个时候不是头发短一点，我是裙子穿得很短的问题，穿马靴，穿短裙，那个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绰号等等。我有我天生个性上的困难，可以说我有一个优势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我从小有困难，压抑自己，有一些人其实他有办法跟社会体制做某一种妥协，他在那个妥协里头，他还很有生活的毅力，我不是的，就是说即使我想向你妥协，可是一旦妥协我就完了，我的创意也没了，我的才气也没了，我的快乐也没有了，我的坚定力量也没有了，我的自信也没了，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那个li－bital（力比多）大很多，那个libital你把它压下去的时候，它就弹回来。你自己的东西不见了以后，你本来原来有的能力就跑掉了一半，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说我刻意，我嚣张，我不管大家，我只是说在所有我可以扮演的角色里头，我就是很自然，我非如此不可。
从政女性就是符合众人期待下的傀儡
白岩松：其实好多人好像天生就有一种概念，比如说当政治和这个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性就应该被模式化，头发应该相对短一点，然后穿的应该是职业装，笑得一般不会特别的剧烈等等，但是在陈文茜的身上，这一切都被打破。
陈文茜：应该这么说吧，我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女性政治人物，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到底女人在政治里头要做什么，我感觉政治是要管理众人之事，结果你自己都做不了主，你管什么人家的事。所以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她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我是个女的，我先从我的整个外表、我的服装都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顶好你不在我的性别上做文章，你因此可以承认我的专业性、我的严肃性、我的代表性。所以每个女人当她竞选的时候，或者当她从政的时候，在台湾也好，或者是在华人的社会，甚至在华盛顿地区都有这个特质。比如我们看Albright（奥尔布赖特），或者是我们看Condoleezza（赖斯），她才刚刚离开北京，她们一站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套装，头发梳得很整齐，Condoleezza因为她是黑人，她还擦了很红的口红，Albright她是美国国务卿，基本连这个东西都没有，她头发梳得很利落，然后她讲话的时候一定是很凶煞的样子，让你无法否认她的专业跟权威。相反的，你看一下比如昆特，你如果想象昆特是一个女的，他这样吹萨克斯风，然后讲话的时候对你这样抛眼睛，有一种迷一样的笑容，你会觉得他很charming，你会既被他吸引，又觉得很不安，但其实他是一个男人，当你觉得他是一个男人，你更可能把他看成是政治人物。所以大多数的女性找了这样一个很安全的方法，可是这个安全的方法某个程度来讲，是你没有个人的特殊性，而且否认你自己的特殊性，否认你自己代表的性别。所以你把自己一下杀了三遍以后，才让自己活过来说我是你的代表，所以我觉得女性从政，你到底帮谁争取权威，你把自己杀了算什么，你就是一个傀儡，符合众人期待之下的一个傀儡。
人生最怕格局小
白岩松：其实我会有这种感触，因为很多人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总不笑，你要改掉这个缺点就很好了，我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改变的事情，但是有一天当我笑着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会说话了，仿佛是一个点，但是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可能你也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在接触政治的时候，大陆会有一些朋友想问你，政治好玩吗？
陈文茜：好玩啊，对一个女人来讲好玩。我说一个很正式的回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女人，女人在这个社会并不容易独处，你嫁丈夫也不容易独处，你单身也不容易独处，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家庭主妇、职业妇女都不太快乐，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世界上可以给一个女人的东西相当的少，她就守住一块天，守住一块地，守住一个家，守住一个男人，守住一群小孩，她的人生到后来，她成了中年女子，她很少感到幸福，她感到的是一种被剥夺感。这是我到现在慢慢退出政治以后的一个新的感慨，从政有一个好处，它就让我从小活得跟一般女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都不重要，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讲你就有这种气魄，这个气魄未必帮助你真正在政治事业里头表现杰出，可是真的帮助一个女人在处理她的私人事情时表现杰出，她就变得很超脱，格局很大。其实人生处境最怕你格局很小，我觉得从事政治工作有一件事情帮助我，面对自己真正实际生活里的困境的时候，你很容易比一般人放得开，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幸福的来源。
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
白岩松：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女性最美的时候，是当她从众多女性当中被挑出来走在T型台的时候，她把最好的一面给了观众。政治对于文茜来说是不是你的T型台，当你走在这个T型台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秀出来？
陈文茜：这个不太应该由我来回答，比如有些人会认为我做一个文化人跟艺术家，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杰出，会觉得可惜。作为一个写作者，像我以前是艺术界的人，他觉得你做一个创意者比在政治上头，看起来好像更杰出。可是我必须承认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所以我就回过头来问为什么。当我慢慢地惊讶地发现这是我小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当我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将近半百的时候，我还要回过头来看我身边的很多人，看看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头发光，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种毅力，一种很奇怪的与生俱来的毅力，有一种信念，有一种信仰，它可能不切实际，可能跟客观环境脱离得很远，可是你从来不会那么细致地去进行计算，所以你这个毅力变成一种勇敢，这个勇敢使你发光，这个东西就跟你说的一个很好的文学写作者或者一个艺术家，他能够发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你说像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可能在当年一万个作品里头你写得最好，因为你很勇敢，因为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都活得很怯懦、很伪装，这种勇敢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事件上，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关键时刻，结果就变成很多人会觉得你“虽千万人吾亦往矣”，所以它帮助你迅速地发光，而发出的那个光亮就比在文学等其他领域里来得大。所以你真的要问政治，我的政治好像跟别人又不太相同，它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总是以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走在别人的前头，为什么不在乎，还是天生个性，我也说不上来，以前小时候不觉得，后来才发现。
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
白岩松：有人觉得一谈到政治的时候，要么喜欢政治，因为它可以展现自己，还有人觉得因为政治的确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你看重前还是后？
陈文茜：我觉得当我在从事政治工作，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热情的时候，想象自己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大，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长得很大很大，然后跟历史有某种连接，你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个人，所以你会很快乐。但是这几年我必须承认我对政治的热情没有以前我20岁的时候那么高，因为我已经强烈地理性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这个时代，我就活在现在限制性的处境之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超越一个民族里头的悲剧跟困境，然后你就知道，你就得度过那个历史的辩证关系，你现在就走到了整个历史的一个低潮，在两岸的，在台湾内部的，族群的，这个历史的起伏岁月它不走到一个极端，它就不会反弹回来，这个辩证关系的极端直到出现为止，它才能够慢慢地回到历史的一个新的循环。
你这么意识到，这么理性，这么冷静，你的热情就不见了，因为你不觉得你可以像马克思讲的“Man can make history”，就是人可以改变历史，你现在发现人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回过头来决定你，你就觉得好挫折，突然之间你多出好多时间，多出可以照顾你实际利益的一些空间，你觉得你好像不需要为理想而牺牲，以前你觉得你是为理想牺牲，结果发现当你不需要为理想牺牲的话，你是如此的不快乐，你发现你很沮丧，你真正把自己牺牲掉了，所以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其实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一点。
白岩松：其实大家看到了一段时间你跟政治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和这种热情，可是你又会有另外的一句话“其实我没有政治野心”，我该怎么理解呢？这两个之间仿佛有落差，甚至很矛盾，同时却都摆放在那儿。
陈文茜：应该这么说吧，我不是没有（矛盾），就是你一开头问我的问题，你的衣服有没有人跟你说这些那些的，我其实是超越不了我性格的某些限制，其实多数人都超越不了，我只是比多数人了解自己。我如果还想从政，以当时蓝军溃败的状况，我应该去选台湾最大县台北县县长，或者去选台北市市长，这个选择代表了一连串你生活的结论，跟你以前的各种都不同，从我的个性来讲是妥协，所以他就清楚地在那里问你说要还是不要，愿意或是不愿意，我心里很清楚，我可能愿意要这个政治影响力的结论，可是我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所以所谓说没有野心，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不是如此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我是一个如此要求自己活在一种真诚状态中的人，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超越不了的。我今天如果要选台北县县长，我要加入国民党，我要取得提名，我必须跟很多地方派系的人合作，我要跟很多县市议员的人周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一步一步说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要放弃我的文学小巷，放弃我对很多艺术的偏好，我做不到，我不是这种人，简单讲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料，你要看清自己，所以不用讲什么太伟大的话。
曾经想接辜振甫的班
白岩松：可是你又说假如有一个角色能扮演的话，你很希望扮演像辜振甫老人这样的角色？
陈文茜：对，这是我的精明，因为那个符合我的性格，符合我的理想愿望，就是说当时其实我最想，不是现在，是在1998年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时候跟那个时候真是根本没有差别。所以政治未必是累积型的，那个时候，1998年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在台湾的政治做得差不多了，我那个时候要不就是做县市首长，那太可怕了，早上起来救火灾，晚上我去救水灾，太可怕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对政治有我的理想，我想做什么，其实我就是一个一直想要把自己跟历史联系起来的人，所以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所以我就一心一意地要接辜先生的位置，我跟辜先生说过很多次，我说我来当你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当然辜先生对我很疼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在两岸谈判里头扮演一个角色，在这个角色里头我希望能讲到两岸里头的某些桥梁、某些成见，把桥梁建立起来，把成见抛在旁边，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如果它的定义叫做政治，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政治。如果政治为的是个人利益，权力的政治，那我觉得我的牺牲太大，我不干，可是如果是历史性的政治，我觉得我对它充满了幻想，对它充满了热情，对它充满了……我们讲就是你愿意献身的愿望，那个时候你好像觉得牺牲自己是一个小事，所以，我如果愿意交换的，那就只有这类型的工作。
白岩松：我知道这里的意思，比如说，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几年才能谈一次，而谈一次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这几天就注定被写进历史当中。
陈文茜：就是你的一生，而且是永远的历史。比如宋美龄，你看她，她五十几岁之前去美国国会演说，那短短演说的几十分钟是她人生的高峰，从此她的人生就下来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到后期的时候，她希望回去，要求美国总统支持她、要杜鲁门支持她，杜鲁门后来没有支持她，她再回到美国以后，完全得不到美国的喜爱跟支持，她人生的最高峰就是那一刻，她在美国国会为了战乱中被日本侵略的中国讲话，就是那一刻她登上历史高峰。她后来到台湾以后，蒋介石逝世了，蒋经国接班，她也聪明地在权力处境下选择闭嘴不讲话。所以她原来是一个练习演讲术的女人，那个演讲让她登上历史高峰，就是在美国国会演说，可是当她来台湾的时候，她选择沉默不语，也不写回忆录。所以你讲她的人生，好像当时战乱的中国、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包括她小时候的训练，以及宋家的所有一切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场演说。
白岩松：之前是准备，之后是回忆。
陈文茜：其实人生就是一个moment。
白岩松：但是你这一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回到了非常非常女性的一种对政治的解读方式上，男性不会这样。
陈文茜：这是很history，无关女性不女性，我就是学历史的。
我看穿了权力
白岩松：大家会关注的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在你的个性中就是妥协，但是大家在你的外在，在你的节目当中，在你的一些文章当中，经常解读出文茜的攻击性来，那么这种攻击跟你的妥协看着又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陈文茜：说服不了自己，这个家伙就是该骂，你明知道骂他对自己不利，可是不骂他不行，日子活不下去，不行。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一部分的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精明的我，可是有一部分的我，是完全属于梦幻型的，这个梦幻型的跟一个精明的我。在政治里头，像我那么多年的政治经验，其实我从20几岁就开始进入政治，我看到很多权力人物的起起伏伏，所以也看穿了权力。因为我们在20出头的时候就在政治里头，你就看到所有重要权力人物的起起伏伏，看到那种权力的现实跟苍凉，我对权力其实是看得很穿，你得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快要失去，所以你得到的时候也不太快乐，你一旦得到，又害怕失去，结果你得到的不是权力，而是你变成那个权力的俘虏。所以你在问我说为什么我老是这样，其实说穿了，在政治里头，所有说大话的都不是真的，这是我的信仰。我自己就觉得说好吧，你是一个大财团，我本来应该巴结你，巴结你对我有好大的好处，很明显，第一个有钱，第二个有势，第三个何必跟这种有社会地位的人（过不去），得罪他，他对你是排山倒海地反扑，而老百姓傻傻呆呆的也不见得感激你，赚的钱也不到你口袋里，帮了老百姓之后也不一定有好处，这个好处算计出来很明显，拿个算盘一打就很清楚，可是我没办法，我很不爽，我觉得我在这里干什么，这很糟糕，这不是我，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所以很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精明的我、妥协的我说服不了梦幻的我一直想要突破某些大局或者某些体制，这很困难，没办法，你命中注定就是当一个永远的反对者，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权力好处，你到了权力高峰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你人生最要知道的就是你的命。
要让我骂的人尊敬我
白岩松：当你骂了一些人的时候，会不会最后形成这样一个结果，被你骂的人都会因为被你骂了觉得很受伤，很惨，但是你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你即使骂了他们，他们给你的这种反弹的力量，也会比其他人小。
陈文茜：不小，因为我跟他不接触，无所谓，其实你到社会上只要对他没什么需求。有很多财团被我骂，我看他还笑眯眯的，我觉得人到后来，他还是会尊敬你，因为如果你骂他的目的，这里头你跟财团之间的关系，我举例来讲，你跟一个财团的关系，你批评他，可是你不是去勒索他，他气你归气你，他内心是尊敬你，而且是怕你的，在怕里头带一点尊敬。其实最怕的就是说他怕你，可是他很看不起你，那个时候他对你的反击就会非常强。有的时候，其实我未必掌握这些财团那么多的黑资料，可是当我站在质询台上质询他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因为他真的是作贼会心虚的，其实这个世界很少人会作贼不心虚的，有的时候我就只有露一点点资料，他就以为我拥有全部的资料，大家就打这个心理战。可是某个程度来讲，像你刚刚讲它的反弹没有那么大，最后他只好找一些下三烂出来骂脏话，骂你，对我来讲并没有骂到我，那是侮辱他自己的政党跟他的政治属性。这些财团本身他看到你，他就只觉得他跟你保持距离，刚开始他很气，后来他也拿你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其实政治上头如果你可以让你的敌人尊敬你、怕你，大概就算是某种成功，是不是？
离开民进党像一个太太离开无望的先生
白岩松：我们应该透过文茜的嘴来关注一下台湾的现实，有很多像台湾政治的这种格局等等并不是大陆的朋友都能那么深入地了解。其实最早的一个变化来自于当时你从民进党突然退党，后来被人家开除，但是你又跳到了曾经被你骂过的国民党当中，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刺激了你？
陈文茜：可能从我来讲，时间很长，从你来讲，时间很短。我在民进党的时间，严格来讲，如果从民主时代，是从我19岁，到我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应该是40 岁左右，21年，我为一个民主的概念、自由的概念跟他们合作，到他觉得要本土化，我也同意，到后来族群我不同意，到后来我们站在第一线上要求正视两岸问题跟族群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地下电台，用各种骂女人的脏字，侮辱我长达三四年。我后来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就像一个受虐的妇女的心情。我到后来就是经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我就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台独”基本教育派在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力量，所以当我离开这个党很像一个太太离开她所了解的一个无望的先生。
要让台湾的百姓一起分享中国的崛起
白岩松：但是还是有些人在说，面对政治的时候，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要体现出你的良心和判断，但是好的政治人也应该想对未来怎样才能够说“yes”，你面对两岸关系的时候，你希望下一步怎样走？
陈文茜：我希望让台湾更多的人把在大陆发展的路线能大幅度走下去，你今天把台湾老百姓关在海峡的那一边，然后告诉他大陆的崛起，大陆很强，你越强我越穷，你越强我跟你的冲突关系就越深。第二个就是说，我讲一句话让很多大陆的人做一个参考，其实你想想大陆的农民为什么当时会支持革命，为什么？为什么老是有一群最穷苦的人他很容易被动员？包括当时俄国时代的那种农民运动。我有一次到高雄南部去，我去看了一群农民，他在台湾这么富裕的社会里头，很热的夏天，三四十度的，他脸包起来，身上统统都包着布，两人呆滞地看着前面，三四个人坐在一个很小的卡车里头，这在一个穷苦的社会里头是常见的，可是在台湾富裕的社会里头，你会惊讶地说他跟我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吗，你问他是外劳（从外地来台的劳工———编者注）还是台湾当地的劳工，是台湾当地的、失业的，一天只有 300块钱台币，等于人民币只有七十几块钱的工资，这个在台湾现在的生活水平太低太低了。
你看到这群人不用太多的分析，你去看他的眼神，看着前方呆滞的样子，旁边开的是宾士各种轿车。我请问你，他除了追求生存的尊严，他能追求什么，因为他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给他希望，改变他，让他觉得他不要去追求那种虚幻的、假的台湾意识，而让他可以很理性地看整个大局势的改变，然后抛弃掉这个地方给他的那种满足感，是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条件。所以你Say yes，这个yes不是靠说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不是的。他没有了未来，给他未来，他没有了希望，给他希望，你把整个中国崛起的希望让台湾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共享，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改变的方法，否则如果没有这种质变，政治人物、少数领导者的操弄跟一时选举的胜败，就使得这个问题永远只是摆在那个地方，是不会动的，而且随时爆发危险，这是我的看法。
不做政治启蒙者，愿做心理辅导师
白岩松：大陆有很多的观众通过他们的渠道，包括很多媒体人员会注意到你在台湾不停地说话，因为各种各样的节目，其实文茜都经常会出现，是不是有时候也会问自己，我说的这些东西谁在听，我要说哪些东西？
陈文茜：是啊，其实我尤其是2004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说的是废话，我改变不了他们，也改变不了很多人的成见，台湾现在是用偏见在思考事情。我想过要不要说，（不说）不行，还是因为我的个性，不说我还是陈文茜吗，我不是说陈文茜很厉害，可是我活不下去，我不要为别人而说，我觉得我不说就表示我最后连最起码的一点自我都放弃掉了。所以我就会想起我小孩子的时候，20岁，在那之前台湾有像殷海光，或者是某一些人，你要知道所有革命年代出生的人，他很多事情从来不是很短线地去注意立即发生什么，我说的马上就能有用吗，我不知道我有用没有用，或许我种个种子，或许我就是一个最后被铺上去的没有意义的石头，但是我说了，至少表示我存在，就是存在主义，我说了表示我存在，我是把我自己很真诚的想法当一回事，有一天我不说了，我连我自己都不当一回事，我被你践踏本来就是理所当然，那不是吗？所以我到现在很多事情，不是为任何人说，就为自己，肯定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你是有意义的存在，为这个事情而说。你每天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观众，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活得很痛苦，他觉得他没有未来，你说的话相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政治的启蒙，而是一个心理的辅导，因为你好像在给他做一个心理的安慰工作，因为大多数人是活得很没有自信，他也不知道他想的对不对，他在一个集体环境里，因为他不是执政的一方，他看到好像他是弱势，他到底想的对不对，他开始怀疑自己。所以他打开电视，他打开广播，他看文章，他听到你，他阅读到你，他看到你，他突然发现，我是对的，你就帮助一群人，（让他）相信他的真理，因为他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就整体崩溃掉了。
台湾就像马戏团
白岩松：有的时候听别人说话是跟这三个“解”是有关的，要么解惑，听听大家说什么；要么解气，说得过瘾；要么解决，你觉得这三个“解”里面，哪些话是听文茜的时候最多的选项？
陈文茜：我觉得是前两个，解决以前很多，现在越来越少，比如“三一九枪击案”，公共政策他们觉得比较可能（解决），所以台湾最近开始有很多人会希望讨论公共政策，觉得这个问题不牵涉“台独”总能解决吧，贪污总能解决吧，那些事你说说他总可以解决吧。最近大家对这个层次比较在乎，两岸问题在连战先生访问中国大陆那一次之后，许多人认为气氛变好了，说不定可以解决，所以他想听到两岸问题的很多现状。我自己认为说，我不是从他们想要听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会想他们该听什么，所以像我现在自己做电视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转型，比如说像我自己常到大陆去，在香港，看那边的报纸，海峡这么短，可是那个距离好远，好像一个北极、一个南极。台湾大多数的人因为他的资讯非常local，非常本地化，他不是本土化，是本地化到可怕的地步，他连国际发生什么事，大多数都不太晓得，每天追逐非常综艺的，有人说台湾热衷政治，这是错的，台湾是马戏团，每天都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名模在大连摔马了，它希望（这个消息）比什么都重要；一个名模她先生打了她一顿，家庭暴力，这件事情就可以被讨论八九天。
白岩松：这几天我已经感受到了。
陈文茜：有一个艺人自杀死了，他可以闹个二十几天，比宋楚瑜访问大陆来得重要，所以台湾是一个马戏团，很多人说它热衷政治，它不是，它是热衷综艺。我自己会想这些人该知道什么，他不能不知道大陆发展的事情，他跟大陆，对于大陆所有的资讯越隔阂，其实那个心理的距离、文化的距离、感情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他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少，他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在很多事情的判断的偏见就会不断地重复。所以像我自己现在就会觉得，我应该多说一些话，多做一些节目，甚至每一个礼拜固定地把大陆当地很多地方发生的不同的事情，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包括像你们现在跟美国Unico石油公司并购的事情，跟美国的争执等等，还有比如说上海浦东要变成经济的金融实验特区这个事情，让台湾人民知道，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他跟这些人分享了，其实我们常常说什么叫我跟你是同胞，我跟你是同胞不仅在一千年前是同胞，也不仅在一百年前是，是我跟你在这个事情上有共同的记忆。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由于资讯的拉开的关系，它没有共同的资讯，也就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大家的关系就越来越远。所以我刚刚讲说质的改变，一个是经济的部分，一个是人的思想的部分，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其实是需要改变的。
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深的感情
白岩松：我也听到最新的一句话，这是文茜说的，我不应该只让2300万的台湾百姓认识我，也应该让中国的13亿人都认识，是不是因为在这方面做的好多事情已经做到头了，也许换一个方向去做，也同样可以去促成你希望促成的很多事情？
陈文茜：几个原因，一个是年龄，而且第二是台湾的事，重复性，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停滞的社会，你知道中国也曾经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大概从16世纪停滞，没有任何发展，世界一直在改变，中国没有改变。
白岩松：有一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陈文茜：《停滞的帝国》，是吧。台湾现在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全部都停滞在那里了，它停在那里，可是岁月一天一天过去，我不是 20几岁还跟着它停滞就算了，我现在到了一个年龄，我说我人生还可以在某些事情上有它的发挥，就那么十年，我把这十年消耗给停滞的这群人，等到想通了，我已经完蛋了。还是我把这十年花在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些未来新的事情上。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到了台湾这个时局，其实这个年头全球化跟整个大陆的崛起，你也没有必要死守一个小岛，所以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本来比较重视思想性的、文化的，或者说整体历史性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自己所有的，像我20几岁关切的重点慢慢转移，这个也并不容易，因为你在大陆这块的了解没有像过去你对台湾问题那么清楚，所以你就逼自己要学，看更多的东西，学更多的东西，把专注、把各方面的背景往那个地方去移动。给我一个感觉，你好像重新年轻了，你觉得你好像又变成第二个人生、第二个童年、第二个开始，也有好处，这对中年人绝对有好处的。
白岩松：当然你谈的是自己，但是毕竟要通过媒体、通过文章的方式，在大陆的一些杂志上现在也会偶尔看到你的文章，而且密度在逐渐地加大，另外去凤凰做节目，包括连宋行的时候你会在大陆的媒体经常露面，可以说陈文茜来了，面对大陆她来了，你希望带来什么，你希望对大陆的观众、读者都说些什么？
陈文茜：我觉得最早期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告诉他们，中国大陆崛起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世界，我其实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深的感情，特别在16世纪，我一直在了解为什么中国停了，在最富强的时候停下来，它的问题在哪儿，它一定有问题，它不是只有帝国主义侵略，不仅是帝国主义，如果是我们自己努力不够，那需要努力的应该是什么，那个错误是什么？我有一个答案，可能中国大陆很多民众并不接受，因为我在凤凰说过，他们很生气，我认为中国没有一个真正面对全球的观点，它欠缺一个世界观，它觉得它是世界中心，可是它非常封闭地活在自己的紫禁城里面。
对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很感兴趣
白岩松：我相信你这段话反而在大陆是特别容易接受的，因为在大陆无数的学者、文章其实都在写这样的东西，甚至大家都会熟悉一个笑话，过去皇帝在面对外国人进贡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来了，跪着”，人跪着可以拿走他的国土，但是他觉得跪完之后他就会很开心。大陆一直在反思过去的几百年，也在寻找原因。
陈文茜：今天我们刚好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那个时候全球最大的舰队后来为什么没了，现在的中国在崛起了，可是它改变了吗，它真正ready去面对这个世界局势的改变，而且了解它在这样一个大国的世界里头，它在一个大的世界里头，除了它过往的悲情之外，它在全世界的新的战略地位里头，它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比你的军事准备，比你在很多经济上头的准备，可能对一个国家、对一个领导者来讲，更是重要，对老百姓也是。所以我如果讲16世纪的中国，它的经济准备、它的军事准备绝对都是充分的，可是它的心理准备出了问题，就是它对世界的观点，它不了解说我要不断地扩张，这个扩张不见得是侵略别人，可是我不断地学习，我不断地改变，我从来不满足我的现状，我要不断不断学习，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这些，我还要加入更多，我有了这些还不够，我要加入更多。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因为它过去的这段时间将近100多年了，甚至200、300、400年的空白，所以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好像在跟世界抢时间，它的发展速度都是坐直线电梯上去，它已经很了不起了，说起来它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像上海几步跳，所有在全世界看过不同国家发展的人都对大陆竖大拇指，就是一句话，敬佩。可是它有些问题走到了顶点的时候，它也会碰壁的，比如说它上次大家就捏一把冷汗，WTO的问题它能过关。第二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受到美国文化侵袭的时候，中国怎么一方面维持它的全球化，可是一方面找到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这些问题其实对中国来讲，它的考验越来越大，是的，改革开放，是的，跨出一步，你经过了很多的困境，可是在你前面困难还有很多很多，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如果想到中国大陆去，我第一个想做的就是这个领域的事情。
中国的文化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文化人出身，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怎么去维持它独特的文化的主体性，像我特别爱北京，我也很喜欢上海，二三十年代的风格，可你不能像这样搞一个新天地，全部通通都是，都是外国的教堂，这是中国，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上海虽然不古老，可是它总是二三十年代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你怎么会搞得全部都是像那种非常无趣的西方教堂的复制。而且，像沃尔玛进去你那里，所有的大卖场都是美国的文化内容，好莱坞进去了，你的文化产业统统被挤倒了，它有商业机制，你就垮掉了，所以我对这些部分的兴趣其实跟台湾问题是没有关联的。
北京对我不是一个城市而像一个男人
白岩松：所以文茜特别喜欢北京是吧？
陈文茜：特别特别喜欢。
白岩松：而且一定不是新东方，而是类似故宫、颐和园等等。
陈文茜：当然，而且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城市，它像一个男人，脸上有很多沧桑的表情。想到它的悲情就觉得它特别迷人，可是觉得它很倔强，然后又看到它的柳树，又觉得它很温柔，所以我对北京的感情很特别，我曾经说北京像一个满布创伤的男人，可是脸上有一种温柔的表情。我就看到你们在冬天的时候，天安门前面那个长安大道上很冷很冷，晚上都没有人，只有几个人骑脚踏车，然后就几个俄罗斯式的路灯，然后再经过一条路，又有一些运河，杨柳没有全部落光叶子，还有一些绿色的叶子，运河在冬天的时候有一点点白白的雪，好美丽。
白岩松：如果把它转化成男人的话，会不会是现在单身的文茜一个理想的老公的形象？
陈文茜：大概是，我想是，没错，就是北京那种热情的，我基本上不会喜欢上海那种风骚型的男人，不过我常常吹牛说我要去找一个上海男人，他很顾家，他很体贴，不过人有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选的是另外一回事，我喜欢北京，非常喜欢。
不能忍受生命停滞的感觉
白岩松：但是经常住旅店，甚至你会说要把世界上100家非常有名的旅馆都给住到，这种流浪的感觉，包括17岁会从台湾的南部到台北，27岁会去美国，37岁会从美国回台湾，47岁会去香港，如此一种流浪的感觉，有没有内心希望它停下来的这种冲动？
陈文茜：我想停不下来吧，这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天生注定很多事，像我就是，从你刚才问我的几乎每一个问题，我后来知道我回答的样子其实引起我在讨论问题时候的障碍，可是我天生如此，我也知道说我这样子做政治工作，对抗这些财团，或者某些事情，或是台湾执政党，老是这样子跟人家无法妥协，对我是不利的，可是我命运就是如此。很大的问题不是你想要流浪，很大的问题是你觉得你停滞了，我特别不能忍受那种整个人生命停滞的感觉，你就觉得你一下就老了，人会觉得老，不是你的岁月，而是你停了，那个钟停掉了，我这几年就很强烈的感觉我的钟停掉了，所以我需要去香港，再从香港到大陆去，我需要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新的青春，新的生命，钟又可以有重新动的动力。
容易迷恋“历史性”
白岩松：如果有一天在我们还都没有年老的时候，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一点，海峡两岸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并且是双方都接受了，你会热泪盈眶吗？
陈文茜：会啊，我看连先生到北京去，就已经是了，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历史，历史性，historical这个英文，就是你很容易对“历史性”这三个字迷恋，会被那个东西感动。所以我到北京去会感动，在上海的黄浦江你想到当时黄浦江外滩怎么起来，日本人进来，国民党最后还要把军队撤走，那条江有多少悲剧，你就会很感动，就是说“历史性”这三个字对我的召唤好像超越常人，有一点魔幻的，好像魔术，一按，你的眼泪就会掉下来。
写文章会让自己很平静
白岩松：有的时候在做政治的时候，要跟别人吵，要跟别人骂，甚至要拍桌子等等，但是你经常会写文章，这个文章是不是你的降落伞？
陈文茜：我不拍桌子，我几十年从政没有拍过桌子，也很少大声骂人。写作，你知道我写的很多作品，像我写一篇文章很有名，叫《女人夕阳情》，是一个中年女子，我当时住院出来，被抓到“立法院”表决，后来吵架，我就写写写，它有点像和尚在念经，心情就一边写一边好，好好休息就很平静。
白岩松：非常像季羡林，季老曾经跟我讲过，他说他的好多文章是开会的时候写的，这个耳朵听着，这个耳朵传出来的是自己要写的东西，草稿就打完了。
陈文茜：反而特别平静，在乱世里头，像《西线无战事》他们怎么写出来的，在战壕里头写，回到家乡，看着马铃薯，没有战事就写不出来。你对和平的渴望，战乱中特别强，真的战乱结束的时候，那个和平就没那么美了，你知道吧。
白岩松：写文章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陈文茜：你好像拿了一个笔杆，然后就觉得我还在，然后好安静，我不受外界影响，我自己在那个地方跟自己对话，所以在这个时刻写文章，它是你的一切，家庭、亲人、情人、爱人一切，然后在那个里头你有一种，你知道吗，你就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平静，说不出来的。
希望未来我的墓碑上只有三个字：陈文茜
白岩松：最后一个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文茜会因为节目，会因为从政的历史很长，可能会被很多的人用各种各样的词汇去罗列，可是今天我们聊天完了之后，我最大的一个词汇是，也许可以把“诗人”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很稀少了的词给你，会不会对？
陈文茜：希望如此，希望如此，我最怕被人家摆一个牌子在前面，好像做政治评论家，好像我很难抗拒这个ti－tle，可是有一个说法供你参考，他们说，哦，有一次有一个人说如果我死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帮我写墓碑，他是杨照，一个文史家，他就是一个诗人，他就说我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ok，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墓碑就写陈文茜就好了，既然无法归类，你就把她归成一类，这个类就是她的名字，这样比较简单。
白岩松：我觉得政治可能是你一种写诗的方式吧。
陈文茜：对我来讲，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旅行是一首诗》，不过我的诗跟李敖不同，我的诗是属于苍凉感的，李敖的诗是打油诗型的，他的政治也是嘻笑怒骂，是打油诗型的，所以他比我开心一点。
○我以前头发染了七个颜色，在我20岁的时候，当朋克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
———陈文茜
○其实女人你要是很刻意装扮，那个刻意装扮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玩。
———陈文茜
○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她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我是个女的，我先从我的整个外表、我的服装都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顶好你不在我的性别上做文章，你因此可以承认我的专业性、我的严肃性、我的代表性。
———陈文茜
○我是很担心新闻的娱乐化和色情化，我一点都没有用错词，在台湾新闻当中都会看到“三级”的画面。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林志玲受伤这是台湾岛内大新闻，第一条新闻是林志玲受伤被轮椅推出来，第二条新闻是台湾男士痛恨林志玲的主治医师，因为他摸遍了林志玲的胸，第三条新闻是盐水袋破裂，她的母亲出来澄清没有这回事。这种竞争他们底下都说觉得这种局面不对，但是你让谁改谁都不敢改，因为僵在那了，这种方式不好，但是用一种什么样方式慢慢让这种娱乐节目做得更有智慧？台湾有很多非常棒的节目，我还非常钦佩台湾很多同业人员，虽然你平时看到很多新闻，觉得有点色情化、娱乐化，但是当台风来的时候，他们的节目也做得很深刻。
———白岩松
○岩松在采访陈文茜的时候，陈文茜说台湾更像一个马戏团，每天都有一出戏，今天是林志玲，明天可能是竞选。但是在台湾经历海棠来袭之后，台湾媒体特别专业，我们到哪儿，直播车到哪儿，包括他们记者也是非常危险，广告牌随时会刮下来，但是他敢站在广告牌下去拍，有的记者重一百六七十斤都被刮倒了，眼镜找不到，非常敬业、职业。海棠这个事之后，我就敬佩他们的职业感，他们在报道口径或者报道方式、观念上跟我们是有差别的，可能是受环境的限制，但是确实在职业感方面，是我非常敬重的。
———王立明
○我问她如果把北京变成一个男人的话，是不是单身的你特别想嫁的那个男人？她说是啊。我觉得其它的都不用说了，就这一个“是啊”就证明她对北京的感情。
———白岩松
陈文茜
1958年3月25日生于台中。
1976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20岁就已经开始参加党外政治运动，属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毕业后，她白天在《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下班后做传单，完全是义务的工作。1987年赴美留学，取得历史社会学博士学位。1995年5月1日，她结束在美国10年的留学生活，回到台北成为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她十个指甲涂十个颜色，染一头长长柔柔的红发、穿着大胆出位，思路清晰、口才敏捷，一出场就抓住众人的眼球；她组织的载歌载舞的助选活动一扫民进党一贯的苦情形象，不到一个月，全台湾人就认识了她；她的出现立即在岛内政坛刮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不穿灰色套装、不剪“男人头”的政坛女性获得了成功，改变了女性从政的形象和语言模式。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词语———“陈文茜现象”。李敖称她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1998年被《亚洲周刊》英文版评选为全亚洲25位“创造趋势人物”之一
陈文茜最经典语录
晚婚一般都幸福，早婚一般都不幸，但婚姻之所以能过下去就是因为看谁能忍耐
爱情根本就是一种疯狂
在权力顶峰，男人＆女人只有两种关系：你可以选择让男人喜欢你，但瞧不起你；也可以选择让男人怕你，但尊重你。
骂另一个女人好像是女人生来就训练出来的本事，我觉得最没有出息。这个世界一旦有两个女人为一件事情吵架，事情本身就不见了，只剩下两个女人。
女人要成为典范，要么40岁以前就死，在美丽消逝之前，可以成为偶像——像戴安娜、玛丽莲·梦露；要么在70岁以后，成为圣人——像苏珊·桑塔格、西蒙·波娃。最悲惨就是50岁上下去世，已不够美丽，又不够有成就！
一个人的出轨叫犯罪，一千个人的出轨就只叫现象。
人在激情时往往不需要理由，特别是男人；等东窗事发后，却找一堆道理自圆其说。（他是我们）
悲剧之后，是否仍有悲剧？就看承受悲剧的人如何处理悲剧。（悲剧之后）
美丽与权势一旦结合，它就成了一种奇妙的麻醉。（高铁的美丽传说）
人要死有八百种理由；人不要死，只需一个理由，怕死。（失乐园）
年轻时爱情是喜剧，在一起是喜剧，分开也是喜剧；中年后，爱情注定是悲剧，给不起也放不下，在一起是悲剧，分开更是悲剧。（失乐园）
贫乏的本地新闻和政治剥夺我们的，不只是现在的机会，更是永远的未来。（资讯孤岛）
没有自由的躯体，却创造了真正自由的音乐。（那个诞生Jazz的地方）
人生永远不会太迟，因为人生永远不会太长。（WhatIf）
罗马不曾真正消逝，就像我们的人生；留个笔记本，等于留住了人生。（应该有一笔记本）
没有人在等待平凡，也没有人相信平凡。
在一个几近〞死亡〞的城市中，我们都象〞长错了一根骨头〞的孽种，没得超脱。
女人的服饰在左派男人的眼中，只是一种商品；在女人的心里，它是第二个自我认同。衣服一直是女人人生戏剧中的道具，表演着它们内心世界中的言语。
每个女人或多或少，都会在衣服里寻觅属于她的美丽传奇。
黑色是人的灵魂，在黑色还给女人后，女人衣服的形式，立即被舒展开来。
白日不准，人会是假的；夜里，人才是最真诚的自我，城市也如此。
我们被自己出生的地方牢牢限制，尽管我们称它为〞故乡〞，对它充满了恋眷与回忆，但故乡往往是最大的牢笼。
爱情本来都只是在补足自我，我们多数的人不肯承认这一点。
爱情需要包装与遮掩，没有一个爱情纯粹是交易，但它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否认爱情的交易性质。男人是一棵树，女人是一枝草，树的姿势辽阔，它遮得了阳光，却有时遮不住自己。
〞爱〞象一棵树，一年之中随着季节不断改变，每一季都有着不同的枝叶形态，但我们如此脆弱，我们总想驾驭秩序与认同，只好忽略了树的改变，忽略了某个季节它会有树叶，而另一个季节无叶枯木的事实。
白色面具是虚假的，正如我们的表面人生；那不经修饰的颈项，才是人类欲望之华。艺妓以绝对含蓄的意象，反差诱惑男子潜藏的情欲。
人生的一端在居住地，另一端在原始，只有旅行，可以找到原始。
旅行，它象朗读一首诗，不需经历太繁复的转折，句子短，却美不胜收。
每一个旅行地点，都好似与你发生恋情的某段回忆，虽缠绵不断却见好就收。
每次巧遇都已预言了道别，人生总在惊喜与悲伤交替之中，创造各种可能性。
人生不需要太多的回忆，只需不断地选择，探索，选择。那些命定的禁锢，弹指之间，即解开了。
移动的乐趣，已超越目的地本身，成了旅行中最大的快乐。
人不快乐的原因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跑不掉的地方。
或许我们注定在某一个可怕的城市中生活，但并不表示我们命定绝望，总有一些可能性，总有。
人生如果真是一副动人的作品，就看他如何带领自己的后半生和他的后代。
悲剧之后，是否仍有悲剧？就看承受悲剧的人如何处理悲剧。
除非我们勇敢认知，不愿活在悲剧之中，我们才能真正逃离仇恨，逃离悲剧。
〞爱国主义〞，原来都是受了伤的民族精神。
没有完全过去的人，也没有完全斩断过去的事件。
慈悲者的干涉，永远是最可怕的干涉。
聪明人都知道，某些往事，不能再提。谁提，谁掀起，谁就承担那理性的缺口，如火山爆发，面对一切的灾难
年轻时爱情是喜剧，在一起是喜剧，分开也是喜剧；中年后，爱情注定是悲剧，给不起也放不下，在一起是悲剧，分开更是悲剧。
人生最可怕的，还是没有想象。
时间并不等同于机会，有的时候它只意会着折磨。
艺术节象这些城市的守护神，帮着当地人们追寻俗世中失去的灵魂。
没有自由的躯体，却创造了真正自由的音乐。
时间在天才的脑里，只是翻转的塔罗牌，可动也可停。
女人是最容易向时间投降的动物。
人生永远不会太迟，因为人生永远不会太长。
某个程度人生是公平的，境遇固然又幸也有不幸；但怎么面对他，还是个人的选择。
爱情在中年人是禁忌，在中国人是伪善的毒药。
海是魅影，它的黑暗是魅影，它的美丽也是魅影。它永远是吞没其它事物的主宰者。
每个海浪总欺骗着我们，让我们想象它是下一个可能的美丽事物。
节庆中的礼物往往不是赠与而是取悦；取悦有时为了爱情，有时只为了赎罪。
情人节这一天是男人们最〞磨掉〞情意的一天。
旅行是检查爱情虚构最好的东西，你以为熟悉的，一切已远；你以为陌生的人事，却离你最近，象真正的亲人。
笔记本就象古迹，它会老去，但留下来给未来的你，永远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