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与中华

目录
(一) 人心的预备
(二)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
(三)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
(四) 康熙与天主教
(五)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端
(六) 更正教会在中国宣教的先驱
(七) 鸦片战争前后的基督教宣教工作
福音与中华
一) 人心的预备
一
中国教会的历史虽然不长，但神却早已借着祂的普通启示，为福音在中华民族中的传播，为中国教会的建立而预备了属灵的种籽。
在中国古籍中，记载有上古时代君主统领众百姓，敬拜上帝的大祭，即「禘礼」。敬拜的形式和古代以色列人的祭礼十分相似，同样要以牲畜作燔祭。
中华先祖认识真神，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圣经说得清清楚楚，天下万族，同出一本。离创世之初越近的人，便越了解上帝与人亲密交往，大道通行天下的那个时代。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特别迷信，凡有华人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是千奇百怪的偶像。其实，中国历史上反对迷信、反对敬拜偶像的人也不少。孔子就教导他的学生们，不要讲有关「怪、力、乱、神」之类的事，要「敬鬼神而远之」。他在这里所说的「神」，完全不同与圣经所说的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中国古籍中，只有「天」、「天帝」、「上帝」，或者「皇上帝」、「皇天上帝」等， 才指的是至高无上的真神，即上帝。
孔子精通古籍，非常了解中华先祖本来所认识的独一真神。这在孔子的言论中有很多明证。
大家都知道，他所认定、并终身追求的，就是向世人解释和宣扬他所了解的「天命」之真谛。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讲，就是追求上帝的旨意，宣扬上帝之道。
这里要指出的是，孔子手里没有圣经，他不可能完全了解天命的真谛。尽管如此，他在终身的追求中，对天命有着非比常人的了解。例如，当有人问他拜哪个神更好时，他的回答是拜那个都不好，因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就是说，如果冒犯了上帝，求别的甚么神都没有用。这和圣经所说的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一致的。
孔子赞扬尧帝说：「大哉尧之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尧帝为甚么那么伟大呢？因为，只有尧帝真正作到了处处以天意为至尊至大这个准则。这和圣经赞扬戴维王完全出于同一个理由。戴维之所以蒙耶和华喜悦，就是因为他顺从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旨意治国安民。
由此可见，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不是他有无神论倾向，而是他心中只有「天」，而不要敬拜鬼神。他所说的「鬼神」之「神」，指的就是山神、土地神、河神、灶神、等等。他们只不过是灵界的一些散兵游勇，根本不值得敬拜。
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导中，核心的信息就是「敬天畏命」，这与圣经的中心信息也是十分接近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不敬畏上帝，不「敬天畏命」的人，为民则作奸犯科，为君则暴虐无道，这是铁一样的因果律。因为，人是有罪性的，一旦放纵私欲，就会受到恶的辖制，就会有败壤的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孔子之所以要「兴灭国，继绝世」，提倡「克己复礼」，就是想回到尧舜时代「惟天为大」、「敬畏天命」的理想状态中去。
孔孟这种对「天命」的追求，使中华民族受到长期的熏陶，无形中为福音在中华民族中的传播，预备了心理上的沃土。(首刊于「真理报」1999年9月号)
二
另一位认识真神的古代名人，就是老子。虽然老子在死去好几百年后，被道教徒捧成了甚么「天尊」，甚么「老君」，其实老子也是一个对天道有深切感悟的人。他在《道德经》中明白无误地讲到，天道是万物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与圣经所讲的「太初有道」(约 1:1)，真是惊人地相似。老子和圣经都认为，创世以前，只有道是自有永有的存在者。道就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创始者。然而，世人却背离了天道，所以人间世事才错乱荒谬。
但是，他又预言，大道既隐，必有圣人出现，来拯救世人。这个圣人，并非儒家所说的，像孔子、孟子那样道德高尚、学问出众的人。他所说的圣人，是天道的化身。只有这样的圣人「知其荣、守其辱」，牺牲自己，才能够拯救众人。(请参阅远志明弟兄的《老子VS圣经──跨越时空的迎候》一书，台湾《宇宙光》社出版)。
老子曾期望出现一位与天道合一，作天下万民榜样的圣人，由祂来彰显天道的光明与永恒，使普天下的人都归向祂，从而普救世人，将众人从过犯中领回来。不想，老子西出函谷关四百多年后，他所预言的圣人却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出生。圣经说他就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道成肉身」，就是「天道的化身」，含意完全相同。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并未明言那位圣人是哪国人。而且，他留下这部唯一的著作后，就骑牛西行，去而无踪。
我们虽然不能说老子的《道德经》就像圣经一样，是从神而来的默示，但他的话语中确实包含着非常深奥的道理。圣经是神的特别启示，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最高权威。但是，神也常常借着祂所创造的宇宙、自然现象以及人们的思想和言语，来开启我们的心智。这就是神的「普通启示」。人的智慧和良心，本身就是神赐给每个人的装备，好让我们运用这两样装备来认识神的真理。正是因为有了像老子和孔子这样一些善用智能和良心的大师，中华民族才得以维系数千年而不坠，这不能不说是出于神的怜悯和保守。我们固然不可以把老子或孔子的言论等同于圣经，但他们的智慧中确实包含着神的「普通启示」，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了为福音的传播预备人心的作用。反过来讲，也只有在圣经真理的光照下，透过这类「普通启示」而来的道理，才能得到最后的升华与成就。(首刊于「真理报」1999年10月号)
三
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的。但是，人却滥用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一条背逆造物主的险路。然而，上帝的形象仍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存留着，使人们有能力在福音的启发下领悟上帝的正道，并重新与造物主和好，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获取那与主耶稣基督联为一体的永恒生命。按我的粗浅知识，我认为良知(conscience)就是上帝的形象留下的印记，或者说是上帝在人们心中预设的道德律。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五节讲得很清楚:「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这段经文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很大的安慰，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个很大的应许。很多慕道友都有一个疑惑:假如我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列祖列宗都因没有机会领受福音而灭亡，我自己一人得救又有甚么意思呢？
有的人也会说，既然连古圣先贤如尧舜禹汤及孔孟者，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这一介草民又何必另辟蹊径呢？读了上述经文，就可明白，上帝对那些从未听到福音的人是另有计划的。倒是我们这些生在福音广传时代的人，切不可失去那上好的福份呵！
鲁伊斯(C. S. Lewis)指出，凡有人的地方，都会出现争议。一旦争议发生，人们或指责对方，或为自己辩解，都自觉不自觉地诉诸某一共认的行为标准，也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共认尺度。
我们常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甚么叫「人皆有之」?就是普遍地存在于任何人的心中，无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无论东方人西方人，文明人野蛮人，古代人现代人，都有一些大致相同的是非标准。比如，不可以强凌弱，不可夺人所有，不可以怨报德，不可过分自私贪婪，等等。在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故事中，善与恶的对立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是非善恶之心超越了民族和文化的界限，而有着普世一致的特点。
物质世界本身不会产生是非善恶的标准。例如狼吃羊，羊吃青草，都不存在是非问题。那么，在人类的意识里，强者欺压弱者为甚么就不对呢?
物质主义者认为，是非善恶之心是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并通过教育学习传递下来的。这一解释听起来好象很有道理，但它却无法说明为甚么历史上一些「天才」人物所发明的，违背人类良知的行为标准，虽可得意于一时，却最终难免被人们抛入历史的垃圾桶。例如本世纪在纳粹德国实行过的排犹虐犹政策，曾有貌似有理的理论根据，有强大的宣传教育机器加以灌输，且有整个国家政权予以推行，到头来却在人类的良心面前遭到彻厎的破产。还有，如果说单单为了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良心的话，我们也无法解释为甚么人们要同情和保护巳经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良心」应该允许人们毫不怜惜地把他们抛弃，以便减轻生产力发展的拖累才对。
有的无神论社会学家也用「维系种族存续的本能」来解释良心的来源，可是这一解释无法说明人类为甚么会有「舍身取义」的大智大勇，为甚么会甘冒牺牲自己的危险而维护抽象的道义原则。「维系种族存续的本能」应该阻止这种牺牲才对，人的生命不正是种族命脉的承担者吗?
鲁伊斯认为，不去从上帝那里寻找良知的源头，我们就永远无法解开良知从何而来这个千古之迷。让人们能够识别是非善恶的良知，并非凭空产生于物质世界，也不能由人们通过约定俗成而形成。良知来自创造万事万物的上帝。正如他把物质运行的定律放在物质世界中那样，他也把人伦道德的定律放在人们心里。孔孟之所以堪称为「中华民族的良心」，就是因为他们顺应良知的引导，竭尽全力，去探求「天命」的真谛，因「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而达到「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的境地。
物质主义理论在人类的良知面前，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我自己正是在深入思考良知问题时彻厎弃绝物质主义的。我想，这一世界观的总破产，也必定会发生在人类的良知普遍觉醒之时。(首刊于「真理报」1999年11月号)
二)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
在前篇文章中，我们很简单地讨论了上帝为了拯救中国人，早已在我们的心中预备下向往属天真道的意念。这一点，从戴德生所讲述的一件事情中，得到了清楚的见证。他于1853年初次来到中国，那时他只有二十二岁，「中国内地会」也还没有成立。有一次，他和一位儒生谈论基督的救恩，那位儒生听了，大受感动，便问戴德生：「你们英国人认识这位耶稣有多久了?」当他听说英国人认识主耶稣已经二百多年时，便惊诧地问戴德生：「你们那么早就认识了他，为什么现在才来和我们分享?」
那位儒生急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凡是认识了基督真理的人，有谁不感到相见恨晚呢?
然而，并不是上帝忘记了中国，事实恰恰相反，是我们中国人长期抗拒上帝的真道，硬着颈项往死路上走，一次又一次地错失得到上好福分的良机。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福音信息传到中国的时间，实际上比传入英国的时间还要早。有一些印度的文献就认为，被称为「东方使徒」的多马，早在第一世纪就把福音传到了印度和中国。这一点，因无法找到中国的历史文献印证而不能被史学家所确认。其实，在1623年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现之前，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根本找不到有关景教的任何线索。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历代王朝都对史册的编纂严密控制，一切不符合封建道统的内容，都被彻底删除。难怪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出土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弄得清楚碑文的内容。后来，经当时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修士确认属基督教文献之后，连西方学术界人士都认为是耶稣会传教士伪造的。自那次的发现以后，学者查遍古代文献，也没有找到有关景教在中国传播的任何记录。由此可见历代史家对非正统的宗教和学术思想的清洗，真的是十分彻底的。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二百多年后，人们才在位于甘肃西部沙漠中的敦煌「莫高窟」一个密封的佛教藏经洞中，又发现了景教曾在中国传播的确切证据。至少有八卷混杂在佛教经典中的文献中，包含明显的基督教信息。虽然其中的文字和用语带有太多佛、道及儒家意味，但多处提到「阿罗阿诃」(Elohim)、「弥诗诃」(弥赛亚)、「三一分身」(三位一体)、「室女诞圣」(童贞女生圣婴) 等等，毫无疑问是出自基督教的福音书。
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景教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由一位来自「大秦」(即叙利亚)的阿罗本传至唐朝首都长安，并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准许在京城及各地中心城市建立教会。虽然景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一样，受到儒家学者和道教徒的抵制，但在二百多年里，一直在中国各地传播，直到公元845年才在唐武宗对佛教的大迫害中遭到鱼池之殃，从此湮没无闻。在四百多年后的元朝，这一宗派再度传入中国，当时的中文译名是「也里可温教」。元朝末期，这个教派再次失传，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可供研究。
景教自公元635年传入长安之后，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兴旺发达，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教堂或修院，也很可能吸引了不少中国信徒。
然而，为什么经过二百年的发展之后，竟然会因遭受到一时的逼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件事。
纵观基督教的二千年历史，在其最初传播到一个地区时，总要遭遇到原有宗教或所谓「正统」意识形态的顽固抗拒。大规模的逼迫，在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但因为遭受大迫害而被彻底消灭的例子还真是少见。如果不是教会本身的属灵生命中的问题，由主耶稣亲手建立在「盘石」上的教会，怎么会被人世间的潮流所冲垮呢? 中国大陆教会在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仍能够重新站立，并在重重困难之下不断壮大，说明神所建立的教会是人的手所无法摧毁的。
那么，我们怎样看唐代景教的湮灭无踪这件事呢?直接的原因是武宗灭佛，景教遭到池鱼之殃。但这仍然不能回答为什么发展了近二百年的教派，竟然不能经受一时的逼迫这个问题。一些西方教会历史学家认为，景教未能经受住大迫害的主要原因是:
(1) 虽然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景教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以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自中东的商人)为主的宗教团体。
(2) 景教由于远离母会(远在叙利亚)，不能及时得到来自母会的人力和属灵的支持。
(3) 景教过分仰赖唐朝皇室的政治保护，没有能够在普通人民群众中扎下生命的根基。
(4) 景教僧侣和佛教僧侣一样，积累了过量的财产，招致儒道两家的妒嫉，最后也引起朝廷的不满。
上面所列举的问题，可能都有助于说明景教被湮灭无踪的部分原因。但是，我认为其属灵生命上的问题才是最根本的。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景教仍然只是外国人的宗教这一点，我们找不到很多证据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在那么长的年代中，未能吸收大量本地信徒似乎也太出人意外了。对此我们不妨存疑，并不影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重点。
从现有的数据看，景教在属灵生命上的确存在致命的缺陷。也许因为来华传教的景教修士找不到更好的助手来帮助他们翻译经典和文献，所以不得不依靠佛教僧侣来帮忙，因而使得景教文献中渗入了太多的佛教朮语。例如，「上帝」一词被译成了「佛」，「浸礼」被译成了「受戒」，「基督徒」被译成了「善智识」，还有提到「弥诗诃」(即弥赛亚)降世要「普渡众生」等等，让一般读者很难分清这些与佛教经文有何不同。另外，景教修士也和佛教僧侣一样不结婚、剃光头、敲木鱼诵经、为死人超度，等等。难怪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他们只不过是另一种「佛教徒」而已。如此看来，景教之所以在武宗灭佛中受到同样对待，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方式和信仰的实践，都太像佛教了。他们惟一有别于其它宗教的标志，也许就是十字架了，因而景教修院被称为「十字寺」，景教修士则被称为「十字僧」。
那么，景教的覆灭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实践有哪些借鉴意义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坚固的信仰原则，要认定主耶稣的教训和主耶稣所行出来的榜样，在社会潮流、文化环境乃至政治的压力下，都不可动摇自己的信仰原则。虽然今天的基督教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不容易发生与别的宗教观念相混淆的事，但在来自外面的环境影响之下，教会因丧失了自己的信仰原则而被世界所吞没的例子并不少见。可以说，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就在于基督救恩的独特性，这是基督教属灵生命的根本。在这一点上有任何的妥协或含混，都会给教会带来严重的伤害。(文载真理报2000年1-2月号)
三)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
天主教和景教在元末明初的大动乱中消声匿迹之后，又过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才有天主教宣教士再次尝试去中国宣教。
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欧洲无论在工商业还是文化教育上，都落后于中国。但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在新兴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带动下，经济文化开始蓬勃发展。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航海家，先后到达印度和美洲，并成功地完成环球航行，这使他们在贸易以及开拓海外殖民地方面占了先机。发端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带动了欧洲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当时的欧洲文明正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并随着他们的远洋商队、探险队、海外殖民者和宣教士，把欧洲的科技、文化和宗教带到了全世界。
葡萄牙人率先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开通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道。接着，他们进而通过马六夹海峡，开通了到达中国的航道。在十六世纪初期，他们已经常常在中国南方的港口出现。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欢迎任何外来访客，凡来往外人一律驱逐。可是，不久之后，大约是1553年前后，葡萄牙商人运用贿赂手段，使当地政府准许他们在澳门上岸「晾晒货物」。然而，从1557年开始，他们进一步在澳门建造住宅，长期居留。从此，澳门成了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
天主教宣教士紧跟着欧洲商人和探险家的脚步，来到中国南方口岸。耶稣会修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于1542年到达果阿(Goa)，他抱定心志要把天主教传遍整个东亚地区。1549年，他赴日本开展宣教工作。在那里，他了解到日本文化的源头在中国，更加强了他去中国宣教的热心。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归向天主教，日本就必定会追随其后，成为天主的子民。1551年，沙勿略返回果阿，和他的一些朋友和同工准备去中国的行程。1552年，他从印度出发去中国，并且找到一位受过天主教教育的中国人随行担任翻译。他到达中国外海的一个称为上川(音译，Shang Ch'uan)的岛屿之后，就开始招集一些当地青少年，教导他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可惜的是，就在他想方设法准备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却患上重病，并且不久便去世了，使他向中国人传教的大计划功亏一篑。
十六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永久性据点。与此同时，西班牙也在菲律宾发展他们的势力。这其间，曾有一些天主教宣教士试图从菲律宾或者澳门进入中国，但都不成功。直到意大利耶稣会修士罗明坚(Michael Roggierius)于1579年奉命来到澳门之后，情况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一到达，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官话」(Mandarin)，而不是澳门当地的方言－广东话。因为，他已经了解到，要去中国内地宣教，不学好这种中国的儒生和全国官员所通用的语言是不行的。
罗明坚多次试图进入内地，但除了短暂地访问过几次广州之外，他的努力在明朝闭关锁国政策面前，一次又一次地碰了壁。同时，他在学习汉语上，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甚至找不到一位愿意教他中文的老师。据说由于他在遭遇到许多挫折之余，有一次站在窗前，面对中国大陆，悲痛地喊着说:「岩石啊，岩石，你何时纔能开启呢？！」
果然，「岩石」终于开启了。1583年，又有两位耶稣会修士来到澳门，作罗明坚的同工。其中的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正是由于他的工作，纔使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真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利玛窦的宣教活动
利玛窦(Matteo Ricci) 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奇拉达市(Macerata)一个贵族家庭。他自幼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学生。他父亲要他去罗马学习法学，准备将来作律师，然而他却加入了耶稣会，作了修士，并决心去海外宣教。他于1577年被差遣赴远东地区，于1582年到达澳门。一到那里，他便立刻开始学习中国官话(国语)。
就在他到达澳门的第二年，他和罗明坚(Michael Ruggerius)一起在广东肇庆市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立足点。虽然明朝对外国人入住内地的限制仍未放松，但是由于罗明坚曾为当地官员处理涉外事务做翻译，深得赏识，因而特许他在城内居住。他们最初虽然没有隐瞒自己的信仰，但也没有公开他们的宣教意图，祇是说他们对中华文明仰慕已久，因而来此学习中国的典章文化。他们带来了世界地图，向来访者指出欧洲的国家在那里，有时也送一些钟表之类的小礼品，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等他们认识了一些当地儒生和官员后，便进一步和他们探讨学问，并向他们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这样慢慢地把话题引到宗教信仰方面来。
在这里，利玛窦继续学习中文，并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不到一年，他已经把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他研究中国典籍的目的，就是想多多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以便寻找一个向中国人传教的适当切入点。
有趣的是，他们开始以为中国的和尚和他们自己在西方的身份相当，都是职业宗教人士、僧侣，都不结婚，所以在初次进入内地时，特意穿上袈裟，剔了光头，装扮成和尚的模样。后来纔发现，和尚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是很高的，反而是儒生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地位，进可为官为宦，管理国家和地方政务；退则成为绅士，仍然是一乡一镇的领袖人物。于是，他们便脱下袈裟，改穿当时儒生的服饰，以便赢得民众的尊敬和儒生、官吏的接纳。
他们的这一宣教策略是植根于耶稣会，甚至整个天主教的传统之中的。自从第三世纪康士坦丁把天主教尊为罗马帝国国教，并强制国民改信该教以来，天主教就处处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要着力点，力促一国一族自上而下地改变信仰，归入教皇的名下。罗明坚和利玛窦争取儒生认同的目的，就是因为看到他们掌握着通往高层统治阶级的钥匙，祇有靠着他们，纔能一步步地向上攀登，最终接近中国的皇室。而一旦使皇室了解了天主教的信仰，就有可能逐渐感化他们，并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中国的「康士坦丁大帝」来。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也为达成那个看似遥远的目的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他们结识的一些官员帮助下，他们于1585年去内地旅行，并一度到达杭州。1588年，罗明坚返回欧洲，不久即去世，中国的宣教工作便完全由利玛窦负责。第二年，他和他的同事被逐出肇庆，但他们又在潮州建立了据点。他于1594年进一步深入内地，一直到了南京，但不幸被逐，却在江西省的南昌落下脚。1599年，利玛窦首次进入北京，但未能找到落脚点，祇好回到南方，在南京找到了住处。在那里，他认识了几位真正对天主教教义感兴趣的儒生，其中就有中国天主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徐光启(Paul Hsu)。徐光启全家信奉天主教之后，对他家乡的普通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他的故乡徐家汇也就成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最古老、势力最大的根据地。
1601年，利玛窦的长期努力有了结果－他终于成功地进入北京，并被准许居留下来。由于他对中国和西方学术文化的广博知识以及他对中华文明所表现的认同和敬仰，他很快就成了京城里儒生和大小官员最喜欢结交的人物。据说有很多儒生，其中甚至有翰林学士，都改奉天主教了。1610年，在徐光启的大力协助下，耶稣会修士们又在上海建立了新的宣教据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并被埋葬在皇城内某个太监家的后院里。
利氏虽然死了，生前甚至未能见到中国的皇帝－他心目中的「东方康士坦丁大帝」，但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他开辟的宣教工场，他所推行的宣教策略，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研究和解析，都成了后来的宣教工作不可缺少的资源和指引。他和徐光启等人所翻译的大量西方科技、数学、地理、水利、工程和人文学术方面的文献，也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对与天主教来讲，最重要的是利玛窦为其宣教事业打开了通往中国内地，通往明朝首都北京的门户，直接造就了第一代中国信徒，并建立了潮州、南昌、南京、上海和北京的永久性宣教据点。他的功劳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宣教活动
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之后，耶稣会的宣教工作并未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罗马教廷委任另一位在华宣教的耶稣会修士，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的洛拔蒂(Nicolo Logobardi)接替利玛窦的职务。从1610年到1613年间，又有六位耶稣会传教士被差派来华。1615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修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从中国返回欧洲，向各天主教国家的王室贵族宣传他们在远东地区的辉煌成就，取得了一笔固定的资助，使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事业有了财政上的保障。
在1606年，因着利玛窦的推荐，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被派来华，协助主管天文历算的「钦天监」修订朝廷的历法。此事并未因利玛窦的去世而发生变化，反而更因西欧历算的精确，加上徐光启等人的大力保举而受到明廷的器重，于1611年委派熊三拔主持历法的修订。从这时起，直到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满清皇朝为止，除了1616年至1622年间因范礼安(Alphonsus Vagnoni)被礼部怀疑与「白莲教」之乱有牵连而招致对天主教的短暂逼迫之外，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事业保持了不断壮大的态势。
在这期间，也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宣教士，特别是方济格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修士，多次从菲律宾经由澳门等地进入中国内地，但很少有像耶稣会那样成功建立永久性居点的例子。
从1620至1629年，又有十九位耶稣会宣教士来到中国，使天主教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了宣教的根据地，甚至远在内陆的西安府都有了天主教教会。就在这时，熊三拔于1620年去世后，邓玉函(Joannes Terrentius)接替他的职位。可惜，这位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的朋友未能为中国的天文历算作出太大的贡献。他在接掌「钦天监」后不久便谢世，由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接替他的工作，同时也成为天主教宣教士中最有威望的领袖人物。
这些耶稣会宣教士的工作是卓然有成的。据史家记载，明朝末期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人数大幅增加，单是在明朝宫廷内就达到540之众，其中包括后妃、皇族、宦官和王公大臣。此外，他翻译介绍的西方科技和学术著作，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了当时西欧最先进的学术文化和科学成就。例如，除了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的著作和译作外，熊三拔着有泰西水法六卷，后由徐光启收入农政全书；金尼阁所著奇器图说，由王征翻译成中文；邓玉函编着崇祯历书100卷，后来收入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改名为新法算书；汤若望编着的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新历法书等等，对于丰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促进中国科技和学术文化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军入关之后，在那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天主教的势力虽然难免遭受一些冲击，却没有像景教在唐末或元末那样遭遇到灭顶之灾。相反，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稳固，耶稣会在华宣教工作很快便恢复起来，并且继续成长。汤若望虽然曾帮助明廷铸造铁炮，用以抗拒清军，清廷似乎并不怪罪他，顺治皇帝还延用明朝的做法，让他仍旧主持「钦天监」天文历法的修订工作。后来，为了表示对其工作的赏识和对其学术成就的推崇，顺治皇帝给汤若望和他远在意大利的父母都封了爵位，而且在皇宫里面赐予土地，以建造住宅和教堂。这次所造的教堂，便是北京城里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教堂，至今仍完好保存的「南堂」。
四) 康熙与天主教
康熙时期天主教的发展
由于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礼遇，使天主教的传播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天主教信徒已经达到十几、二十万，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顺治皇帝于1662年去世之后，六岁大的康熙继位，由几位摄政王把持朝政。他们开始时还能维持顺治时对传教士的礼遇，但过了不久，就在坚决反对天主教的大臣杨光先和因重用西方传教士出掌「钦天监」而失势的阿拉伯天文历法学者的合力攻击之下，致使摄政王于1664年发动了对天主教宣教士的逼迫。汤若望和他在「钦天监」的助手南怀仁(Ferduandus Verbiest)都遭到监禁，甚至准备要处死所有的西方宣教士。然而，由于皇太后的干预，再加上突然发生地震，摄政大臣们担心上天降灾害，便将他们释放，但「钦天监」的天文历算工作则交给阿拉伯学者负责。
1666年，汤若望在北京逝世，被安葬在利玛窦的陵墓旁边。1668年，康熙从摄政大臣手中成功地夺回主政大权。他指责杨光先和他的阿拉伯朋友所修订的历法不够精确，故命令南怀仁等天主教宣教士和阿拉伯学者比赛，看谁的算法更准确。最后，康熙评断西方宣教士取胜，南怀仁于1669年入主「钦天监」，接续汤若望的事业。杨光先被判死刑，但念他年老体衰，故恩准他告老还乡。
南怀仁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常要他讲解西方数学、科学及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并授予他从一品顶带。南怀仁于1688年逝世，埋葬在利玛窦和汤若望的坟墓旁边。康熙继续重用天主教传教士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并请几位法国耶稣会修士为自己和皇子们讲授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科学、人文及宗教知识。这几位传教士在写回本国的书信中，都乐观地认为康熙皇帝已经接受天主教信仰，他下令全中国人民皈信天主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事，沙勿略(Francis Xavier)和利玛窦等人理想中的「东方康士坦丁大帝」即将出现在「中央帝国」(The Middle Kingdom)。
康熙是否准备皈信天主教，仍可存疑。但从他所作的七言律诗基督死的内容看，他对福音书的信息显然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耶稣基督的事迹也明白无疑地打动了他的心。请看他的诗是怎样写的:
基督死
功成十字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警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这首诗把主耶稣受难的事描述得十分完备，文字简洁、生动。如果没有熟读圣经，绝对写不出来。十字架、彼得三次不认主、鞭挞肤裂、与二盗同死以及「十架七言」等，都有所交代。诗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百丈恩流分自西」一句，的确表明康熙有让中国人民同西方人民一道分享基督宝血所成就的「百丈恩流」的心意。
所谓「礼仪之争」及其后果
康熙几乎接受了天主教信仰，这点在他所写的基督死一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楚。不过，他所愿意接受的天主教信仰，就是利玛窦所阐释的，与中国的儒家礼教相融合的天主教。其中最有指标性意义的，就是对祭祖和祭孔的态度。利玛窦在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之后，清楚地认识到祭祖和祭孔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神圣的地位。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祭祖是他们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也是他们维系家族传统的有力手段。而祭孔则是当时国家体制中的盛大庆典，与朝廷科举选士制度紧密结合，对于维护皇朝官僚统治体制的传承，有着无可代替的功用。因此，祭祖和祭孔是关系到整个皇朝统治基础的大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废弃的。
利玛窦看清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就想要绕开这个阻碍中国人，特别是阻碍士大夫和上层贵族接受天主教信仰的问题。利玛窦借用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一词指称圣经中的创造主耶和华神。他指出祭祖和祭孔祇不过是表达人们对祖先和古圣先贤的怀念及感恩之情，就像西方人去墓地向故人献花凭吊一般，并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他甚至认为供在家里的祖宗牌位和孔庙里的孔孟牌位，都祇是祖先和圣贤的象征，并没有鬼神或灵魂附在其中。因此，他认为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之后，仍然可以参加祭祖和祭孔的典礼，祇要他们心中不把所祭拜的对象看成神灵，也不敬献供品就可以了。
自利玛窦提出以上解释之后，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修士都认同他的做法。他们这种对中国传统礼仪妥协的态度，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这也是他得到朝廷保护的关键所在。然而，继耶稣会之后来华传教的其它宗派中，有很多并不认同利玛窦所作的阐释，因而一方面在中国与耶稣会争辩，另一方面也去欧洲散布攻击耶稣会流言，尤其是屡次上书给教宗，要求就所谓「中国礼仪问题」作出裁决。当时的教宗先是按多明我会(Dominican)和方济格会(Franciscan)修士的告诉否决了耶稣会的作法(1645年)，后来又接受耶稣会的申辩，认可了他们的作法(1656年)。但是，反对派却一直不服，不断抗争。耶稣会也努力维护自己的立场，并要求康熙作出裁定，康熙亦于1700年11月30日宣布了他对耶稣会的支持，并将敕文寄给教廷。结果，教廷却认为耶稣会让一位世俗君主裁定教会事务是很严重的错误，因而新教宗格勒门十一(Clement XI)于1704年11月20日正式发出谕令，禁止用「上帝」一词称呼造物主，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1705年，教宗特使多罗(Charles Millard de Tournon)，要求康熙允许中国信徒遵守「禁约」。康熙先以礼相待，后来因对方态度顽固而发怒，将多罗驱逐出境，软禁在澳门的一处修道院里，直到病死在那里。
教宗又于1715年宣布谕令，再次强调中国信徒不可祭祖祭孔，不可用「上帝」一词，并再帕特使嘉乐(Jean Ambrose Charles Mezzabarba)来华，试图说服康熙。嘉乐于1720年11月25日抵达北京，康熙于12月2日召见，次日又设宴款待。12月17 日再次召见，明确答复他拒绝教宗谕令，并在教宗谕令上朱批说:「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嘉乐遂被驱逐出境。
1722年康熙逝世，雍正继位后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措施。从此以后，在一百多年里，清廷严禁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为止。这其间祇有少数天主教宣教士秘密进入中国，在各地活动，信徒人数也大幅度下降。
关于康熙的天主教信仰
康熙于1662年继皇帝大位之初年仅六岁，在几位摄政王的把持下，曾对西方传教士和天主教发动过一次短时期的逼迫。然而，康熙于1668年从摄政大臣手中成功地夺回主政大权之后，重新采取了保护天主教宣教事业的政策，并仍旧启用西方宣教士南怀仁入主「钦天监」，接续汤若望的事业。南怀仁逝世后，康熙继续重用天主教传教士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并请几位法国耶稣会修士为自己和皇子们讲授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科学、人文及宗教知识。
这几位传教士在写回本国的书信中，都乐观地认为康熙皇帝已经接受天主教信仰，他下令全中国人民皈信天主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事。然而，由于后来发生的所谓「礼仪之争」，却使康熙最终与罗马教廷闹翻了脸，西方传教士造就一位「东方康士坦丁大帝」的理想功亏一篑，至今仍为中外天主教人士及众多教会史家唏嘘扼腕，痛悔不已。他们认为如果当年教宗与康熙达成共识，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中国的历史也许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这祇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天主教在华宣教事业所遭遇到的挫折，必须放在中西宗教和文化的冲突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其中所牵涉的问题极其复杂，而所谓「礼仪之争」则祇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有没有它都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大势。
那么，康熙是否如天主教宣教士所言已经皈信天主教呢?从他所作的七言律诗基督死(参阅本报今年七月号第十三版拙文)的内容看，他对福音书的信息显然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耶稣基督的事迹也明白无疑地打动了他的心。诗中有「百丈恩流分自西」一句，的确表明康熙有让中国人民同西方人民一道分享基督宝血所成就的「百丈恩流」的心意。
康熙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心意在他的另一首诗生命之宝里，似乎得到更为明确的印证:
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
国需宝正直忠臣，家需宝孝子贤孙。
黄金白玉非为宝，祇有生命一世闲。
百岁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
来时胡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
口中吃尽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
淡饭清粥充一饥，锦衣那着几千年。
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从这首诗的最后四句中，我们看到康熙皇帝确实有接受基督为救主的心愿。但从他后来的作为来看，他皈信天主教的过程并未最终达成。这样的结果究竟是罗马教廷对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所造成的呢，还是康熙自身的内心状况所造成的?我认为是后者，因为他无论对天主教信仰有多少宽容，有多少期待，对圣经和天主教教义有多少了解，他仍然是一位深受儒道两大传统影响，并以之为中华文化的「正统」(Orthodoxy)的封建君主。当西方宗教文化伤害到这个所谓的「道统」时，他仍然毫不犹豫他选择本国的宗教文化传统，而放弃外来的所谓「道德文明」。话又说回来，即使康熙真的作了「东方康士坦丁大帝」，强迫国人把天主教尊为「国教」，那又能怎样呢?我相信历史的逻辑发展，仍然会迫使后来的人采取同样的排外行动。
五)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端
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发端(一)
在进入这个题目之前，我想简略谈谈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异同，以便为初次接触这个问题的读者提供一点背景知识。
在一般英文文献中，基督教(Christianity)实际上包括了天主教(Catholicism)、东正教(Orthodoxy)和基督教新教(或者更正教)(Protestantism)。但是，在中文文献中，「基督教」一词则专指新教或更正教。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在历史上有渊源承接的关系，两者在信仰上也有一定的共同点，但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我们从新约圣经，特别是从使徒行传中了解到，基督教会是主耶稣亲自选召并训练出来的几位使徒如彼得、约翰、多马和保罗等人，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在他升天之后的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而真正建立教会的，则是与这些使徒同工的圣灵。在圣经里，圣灵有时称为「上帝的灵」，有时称为「基督的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一个位格。所以，圣经也说教会是上帝亲自建立的。
当主耶稣把建立教会的圣工交给使徒时，祂并没有指定由谁来作众使徒的首领，所有的使徒和门徒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完全平等的。圣灵借着几位使徒，特别是保罗的工作，在第一世纪内已经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小亚细亚、欧洲和非洲。那时，耶路撒冷是最早的福音发祥地，因而那里的教会在各地信徒心目中有一点特殊的地位。此外，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希腊的哥林多、意大利的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等地的教会，都是当时传福音的主要根据地，地位上是不分伯仲的。
但是，在主历313年康士坦丁大帝归信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逐步确立「国教」的地位。罗马的教会便开始假借世俗政权之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抬高自己的地位。他们所找到的一个理由就是，彼得是使徒中为首的，而主耶稣也指着彼得说过「我要把教会建立在岩石上」，因此彼得继承了主耶稣的权柄，而彼得又将此权柄传给了罗马教会的领袖。当然，这在圣经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主耶稣所说的「岩石」并不是指彼得，而是指主耶稣自己。尽管如此，罗马教会还是凭借政治力量的支持，把自己凌驾于众教会之上，并最终宣称本会的主教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他所说的话都和圣经一样是出自上帝的启示，是绝对无误的。这就是教宗(或教皇)的由来。
罗马帝国首都东迁至君士坦丁堡之后，那里的教会主教便同样想借着政权之力提高自己的地位，试图与罗马教廷争夺对普世教会的主导权。后来，于1054年随着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两地教会也分道扬镳，成为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前者首先在西欧传播开来，后者则主要在希腊、东欧及俄国建立了正统地位。
经过差不多十个世纪的发展，到十五、十六世纪时，罗马教廷已变得非常腐败，完全失去了圣经的根基和使徒时代教会的本来面目。所以，从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开始，许多坚定追求圣经真理的人，向罗马教廷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运动，推动教会恢复使徒时代的圣洁，借着圣灵的力量重新把教会建立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之上。英文Protestant, 原意是「抗议者」，由他们建立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urch)，在中文文献里就是与天主教相区别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发端(二)
从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开始，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urch)首先在德国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路德会」或者「信义会」 (Lutheran Church)的开始。这个宗派之所以称为「信义会」，就是因为马丁.路德强调「因信称义」的信念，以此对抗天主教的「教皇无误」论，以及当时罗马教廷用「赎罪券」赦罪的做法。
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引起连串反应，先后有加尔文(John Calvin)和慈运里(Huldreich Zwingli)在瑞士进行宗教改革，建立改革宗教会。后来又有所谓的「再浸礼会」(Anabaptists，不承认婴儿期所受的洗礼，要在重生得救后再次受洗)和门诺会(Mennonotes)在中欧、北欧发起的独立教会运动，以及清教徒(Puritans)和分离宗(Separatists, 主张从受世俗政权控制的国教中分离出来)在英国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当他们在本国受到天主教和世俗统治者的残酷逼迫之后，他们有的就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以新教教义为本的新政府；有的则流亡异国，在新的国家争取宗教信仰的自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六、十七世纪有大量新教人士移民北美洲，而在他们的主导下建立起了美国这个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和宗教完全分离的新国家。
在基督教新教问世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教会受到天主教和专制政权的极大逼迫，以致除了在欧洲当地传教，扩大教会势力之外，还无力他顾，去世界各地传福音。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新教已经在欧洲，特别是中欧和北欧，争得了相当稳固的生存空间。此后，新教在英国也有很大发展，又借着移民北美，在「新大陆」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
但是，新教向欧美以外地区的传播，则是在经历了十八世纪宗教大复兴之后才开始的。1793年，克理维廉(William Carey)受英国浸信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差遣赴印度宣教；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受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遣赴中国宣教；1840年，李文斯东(David Livingstone)同样受伦敦会差遣赴非洲宣教。从此，更正教的信仰便一步一步走向全世界，并对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全人类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我们对中国福音派教会的历史回顾，也就必须从1807年马礼逊来到中国开始
六) 更正教会在中国宣教的先驱
马礼逊来华
马礼逊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赴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urch)宣教士，他于1807年到达广州。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远在1624至1662年荷兰人占据台湾期间，就曾有荷兰新教宣教士在那里向当地人传福音。由于当时从福建沿海移民台湾的汉族人还不多，因此那时信主的主要是原住民，或称为「高山族」、「山胞」。
马礼逊于1782年出生在英国北部一个称为莫培斯(Morpeth)的小城镇，父母都是很虔盏幕酵健Ｋ杂拙秃苈驱f，记忆力很强，十二岁那年曾在一夜之间背下诗篇中最长的第119篇全文，并毫无错误地覆述出来。
少年时的马礼逊也曾有过一段酗酒、狂欢、污言秽语的放纵生活，但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历了重生的喜悦，成为长老会的会友。两年后，他决志奉献自己，作一名海外宣教士。1802年，他赴伦敦求学接受装备，在那里领受到去中国传福音的呼召，并于1804年向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请远赴中国。
当他还在伦敦求学期间，他就藉助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部中译本圣经手稿学习中文。他曾对一位同学说:
「且不论学习中文的困难和其它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大的了－我们若去，必定先有决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
就是抱着这种「决死之心」，马礼逊排除万难，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途。1807年一月，就要出发去中国了。可是，当时垄断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却极不同情宣教士的工作，至使马礼逊无法直接从英国搭船，只好先转往美国，再从那里乘船去远东。
他于四月间到达纽约，便托人帮忙找去中国的轮船。轮船公司的职员听说他要去中国传福音，都觉得十分可笑。有人问他:
「马礼逊先生，你真的相信你能改变中国人崇拜偶像的习俗吗?」
「我不能，先生，」马礼逊十分认真地回答道:「但我相信上帝会做得到。」
五月十二日，马礼逊乘船从纽约出发，经过三个多月的航行，于九月四日到达澳门。当他从海上看到中国的海岸线时，便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
「中国，啊，中国!」
这一声呼唤之中，包含着多少期待，又包含着对未来的多少疑虑啊!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远离自己的祖国和亲友，来到一个如此遥远，如此陌生的地方，不为别的，就为着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古老的中国。这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和爱心才做得到啊!
这一声呼唤，也让我们想起，在马礼逊去中国的二百年前，意大利耶稣会修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就曾在澳门等待十年，始终未能踏足中国本土一步。他在1606年临死前，遥望着中国大陆的方向悲痛而绝望地呼唤道:
「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开门呢?!」
马礼逊会不会重演范礼安的悲剧呢?中国会不会再一次让来自西方的使者失望呢? 在大海中开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的神啊，您让「岩石」开启大门的时候到了吗?
中文圣经的问世
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圣经译成现代德文，从而让每一个德国信徒，都能够直接通过神自己的话语，来寻求神的真理。后来的宗教史家都一致认为，这一点正是宗教改革邉訉ξ鳉W，乃至全世界的近代化产生强烈冲击的地方。现代民族语文圣经的出现，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圣经真理的垄断，使普通信徒不再单靠神父们的解释，就可以凭着神所赐的悟性来领受神的旨意。其结果，就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不但使普通信徒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思想禁锢，也使欧洲的宗教信仰和学术思想，从中世纪的封闭状态中解脱出来。席卷整个西欧的民主化邉樱部芍苯幼匪莸浆F代民族语文圣经的广泛传播。
因此，新教(更正教)宣教士，禀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一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当时的通行语文，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祂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这一点，正是他们为当地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中国也是这样，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最早把部份圣经译成中文的，是远在唐朝的景教宣教士。据考证，唐代景教译本有阿思瞿利容经(福音书)、传化经(使徒行传)、宝路法王经(保罗书信)、启真经(启示录)、浑元经(创世记)、牟世法王经(摩西书，可能是出埃及记)、多惠圣王经(戴维王的诗篇)，等等。这些译本虽未能流传下来，但仅从标题的译法看，就知道受了佛教用语的很多影响。咋一看，几乎分辨不出是基督教的圣经，还是佛教经典。
除景教外，天主教宣教士也翻译过部份或全本的圣经。最早的中文圣经，出于十六世纪在中国宣教的耶稣会修士之手。
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澳门后，由于满清政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他一时无法进入中国本土。但他一点都不气馁，相神必定会为他开路。所以，毫不迟延，草草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后期到达澳门的同工米怜(Milne)的协助下，终于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于1823至1824年间出版。
此外，英国浸信会派驻印度的宣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也想着要为中国人准备一本圣经。他和一位担任澳葡政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于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 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宣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国宣教士郭实猎(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国公理会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于1840年前后完成的全本圣经，其中的新约部份题目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经太平天国删改后采用作钦定经书。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布(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表译本」。由于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90年，上海在华宣教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并于次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溛睦砗蛧Z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其中，「溛睦碜g本」于1904年出版了新约部份，「文理译本」于1906年出版，而于1919年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则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份，默默地发挥着净化心灵，匡正世道的功效。
马礼逊在中国的宣教活动
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乘美国货轮「三叉戟」号由纽约抵达广州，但由于清朝政府严格禁止外国人在广州居住，马礼逊之好躲在美国商馆里学习中文。翌年，马礼逊转往澳门，并于1809年2月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担任其译员。对于他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他向伦敦会作了如下说明:
「(一)可使我安全地居留此地；(二)大有助于我学习中文；(三)所得薪酬可减轻差会的财务负担；(四)或可改变东印度公司敌视宣教工作的态度。」
尽管如此，他对此项工作的心情仍然显得相当矛盾，他表示如有更好的办法使他专心于传教工作的话，他「将十分高兴辞去现职。」
至于后来的学者指责他与走私鸦片的东印度公司挂钩，从而使基督教(新教)的在华宣教事业有了一个「不光彩的」开始的说法，我认为应该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首先，对马礼逊来讲，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职务是可以使他长期居住在广州，并合法地出入中国内地的唯一途径。第二，当时的东印度公司还不是以走私鸦片为主要业务的。第三，当时人们对鸦片的认识就如同现在人们对香烟的看法一样，认为祇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而已，因而并没有非常强烈的道义理由让那时的人自觉地反对鸦片贸易。而后来，正是在宣教士医生的临床观察所积累的数据基础上，才有越来越多的在华宣教士发起抵制鸦片贸易的邉樱瑏K在英国国内信徒的呼应下，最终迫使英国政府采取了限制，以至取缔鸦片贸易的立法行动。第四，马礼逊所提供的祇是翻译服务，并未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对于该公司的历史罪责不可能，也不应该负任何道义责任。所以，我认为上述的责难是毫无道理的。
在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占了很大的份量。上期中我们已经提到他于1823年在马六甲正式出版了新旧约全书中译本，这是他和中国助手们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晶，也是他为中国人所准备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长声在他所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指出:「基督教的圣经全部译成汉文在中国开始传播，这是天主教在华活动了二百多年所没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译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p. 24)
此外，马礼逊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传讲基本信仰的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他们于1815年8月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据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民营中文报纸。他又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
马礼逊的另一项重大的文字工作是编纂华英字典，1817年在澳门出版了第一卷，到1823年陆续出齐，共六卷，4595页，其中仅从康熙字典里所收的汉字加英译就达四万余字。这是他对中英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贡献。
虽然马礼逊在文字事工方面取得了如此丰富的成果，同时又要为东印度公司作翻译，但他仍然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有所收获。据记载，在他来华开展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他为第一位中国信徒施洗，以后就有更多人信了主。其中有位梁阿发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师，也是马礼逊在文字、教育和传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之一。梁牧师所著的福音小册勤世良言在当时曾广泛流传，影响到许多人，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成立「拜上帝会」的。
马礼逊在中国工作二十余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因病早逝，确实为主、为中国人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他自己也因患急症于1834年去世，终年五十二岁，死后安葬在澳门。
七) 鸦片战争前后的基督教宣教工作
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郭士立
郭士立，又称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是德国人，受荷兰差会(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于1827年来到东印度群岛(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开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不久，又转往新加坡、泰国一带，继续学习汉语文。从1831年开始至1838年，他曾不下十次去中国东南沿海活动，最远到达中国东北的奉天(今沈阳)，以及朝鲜和日本。
郭士立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一方面是宣教士，在文字宣教和街头布道方面都很有恩赐；另一方面，他也从事了很多遭人非议的活动。中国的历史书里有许多对他的指责，认为他为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和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搜集情报，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不幸的是，他自己写的日记和专记中，也有很多记载似乎证实了这样的指控。
他第一次去中国沿海是1831年，那次他从泰国出发，经福建、浙江、山东，一直到达天津，之后于同年12月13日返回到澳门。他所带回来的信息显然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极大兴趣，因而很快就决定资助他再次北上，并有一位该公司高级职员林赛陪同，另外还带了一名制图员。
这次他们于1832年2月27日从澳门出发，经厦门、福州、台湾，一直到朝鲜和日本，这才于同年9月5日返回，历时七个月。他们沿途探测航道、测绘海图、收集文化、经济、商业、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情报。当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对于推动传福音的事工也是必要的。但是，他所做的似乎并不是单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这一点，有郭士立自己的日记为证:
「1832年6月30日 上海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
读到这里，我真不知该作何感想!假如他真的是为传主的福音而来，那他为什么对中国的军事设施如此感兴趣呢?联想到那时离鸦片战争爆发只有几年的时间，联想到英军对中国几处口岸炮台的摧毁性攻击，有谁还能对郭士立牧师的「贡献」有不同的解释呢?
从郭士立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常有的弱点和局限。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于这样的事情，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最早来华的美国宣教士
正当马礼逊在中国艰难地开辟福音工场之时，美国的肢体也开始为中国的福音事工作准备。成立于1810年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过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协助，了解中国工场的进展情况和发展前景，并派人赴英协商合作事宜。1820年，美部会聘请马礼逊担任该会的通讯会员，为他们提供有关信息和协助。1829年，该会聘请了刚从神学院毕业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为第一位派往中国的宣教士。
当时在广州经商的美国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他答应为裨治文提供去中国的旅费，并让他免费住在广州的商行里。于是，裨治文便于1829年10月从纽约出发，搭乘奥立芬公司的商船远赴中国，同行的还有美国海员友好协会(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海员军牧(Chaplain)的雅裨理(David Abeel)。经过135天的航程，他们于1830年2月25日到达广州。
裨治文在广州一落脚，就开始努力学习中文。很快，他就向英国的传教先驱马礼逊学习，从教育和文字工作入手，展开他的宣教活动。他先创办了一所男童学校，又在奥立芬的赞助下于1832年创办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该报从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每月出版一期，共出了二十卷，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间西方在华宣教士关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同时提供了有关当时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中外关系的演变以及宣教工作的推展等方面的重要史料。1833年，又有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on)受美部会差遣来到中国，成为裨氏的得力同工。
到了1834年，在中国「医疗传教」的「开山鼻祖」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同样受美部会差遣来到广州。伯驾受过正规的医学和神学训练，来到远东之后先在新加坡学习中文兼行医一年，然后于1835年回到广州，开设眼科诊所，专治白内障之类的常见眼疾，以此为传福音的切入点。他的工作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在打破国人对西方宣教士的疑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在向中国人传播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医药知识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836年，美国浸礼会差会(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 of Baptists)的首位宣教土叔克(J. Lewis Shuck)夫妇来到澳门，次年又有罗孝全(Issacher W. Roberts)自费来到广州宣教，但数年后正式成为美国浸礼会差会属下的宣教士。此外，美国圣公会差会(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的两位宣教士也在1835年到达广州，但均因身体不适的理由辞职返国，直到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于1838年前后来到广州，才真正开拓出了一片属于美国圣公会的在华宣教工场。
西方宣教士在广州的联合组织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宣教士是不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教的，但西方商人却被准许进入广州，长期设置商馆，派员驻守。西方商人中有如美国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这样热心的基督徒，极愿协助宣教士在广州及周围地区从事宣教活动，并出资支持各国各宗派的宣教士成立联合组织，共同推动宣教及慈善事业。
西方宣教士在广州成立的第一个联合组织，是「广州基督教联合会」(The Christian Union of Canton)。该会于1930年问世，首期会员共七位:马礼逊、雅裨理(David Abeel)、 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都是发起人。联合会决定设立一处仓库和图书馆，并且着手编印中文圣经课本，供中国学生使用，另外还为「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筹措了第一年的经费。不过，这个组织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就再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录了。
第二个联合组织，是成立于1834年末至1835年初的「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其目的是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当代实用知识和基督教信仰，成立后不久就出版了世界通史、英国史及「伊索寓言」等书籍。但该组织同样未能长期发挥作用，四年后便消声匿迹了。
第三个联合组织，是「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在马礼逊于1834年去世后不久，他的一些朋友想为纪念他而发起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来传承他的名字。他们认为马礼逊在开创中国基督教教育方面贡献卓著，因而设立「马礼逊教育协会」便是对他的最好纪念，也是继续推动在华基督教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此，他们于1835年设立该协会，专事推动基督教学校的英文教学以及西方当代文理学科和圣经知识的传授。首笔捐款共筹得4，860英镑，用于支持各基督教学校，其中之一就是郭士立牧师所设立的小学。后来，该协会又聘得美国宣教士布朗(Samuel R. Brown)，并于1839年在澳门成立了一所「马礼逊学校」，该校后来迁至香港(1849)。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先在郭士立牧师的小学读书，后来转入「马礼逊学校」学生容闳(Yung Wing)，曾随布朗牧师于1847年赴美国留学，并取得耶鲁大学的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赴美留学生。容闳学成回国后，又在取得朝廷大员支持下，于1872年选召120位小留学生赴美求学，开创了近代史上中国人留学海外之先河。另一位与容闳一起随布朗赴美求学的黄宽(Wong Fun or Wong Foon)，在麻萨诸塞州读完中学后，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学成回国后在广州基督教医院行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本民族西医。这两位一个在教育方面，一个在医药方面，分别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由此也见证出西方宣教士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第四个联合组织就是成立于1838年的「中华医药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首任主席是柯列治(T. R. College)，伯驾医生、裨治文、赖伊(G. T. Lay)等任副主席。该会的宗旨是用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医药帮助贫病交加的中国人，用爱心的服事见证神的爱，在医治的过程中向病人及家属传福音。该会也在把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传递给中国人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文
一) 人心的预备
一
中国教会的历史虽然不长，但神却早已借着祂的普通启示，为福音在中华民族中的传播，为中国教会的建立而预备了属灵的种籽。
在中国古籍中，记载有上古时代君主统领众百姓，敬拜上帝的大祭，即「禘礼」。敬拜的形式和古代以色列人的祭礼十分相似，同样要以牲畜作燔祭。
中华先祖认识真神，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圣经说得清清楚楚，天下万族，同出一本。离创世之初越近的人，便越了解上帝与人亲密交往，大道通行天下的那个时代。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特别迷信，凡有华人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是千奇百怪的偶像。其实，中国历史上反对迷信、反对敬拜偶像的人也不少。孔子就教导他的学生们，不要讲有关「怪、力、乱、神」之类的事，要「敬鬼神而远之」。他在这里所说的「神」，完全不同与圣经所说的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中国古籍中，只有「天」、「天帝」、「上帝」，或者「皇上帝」、「皇天上帝」等， 才指的是至高无上的真神，即上帝。
孔子精通古籍，非常了解中华先祖本来所认识的独一真神。这在孔子的言论中有很多明证。
大家都知道，他所认定、并终身追求的，就是向世人解释和宣扬他所了解的「天命」之真谛。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讲，就是追求上帝的旨意，宣扬上帝之道。
这里要指出的是，孔子手里没有圣经，他不可能完全了解天命的真谛。尽管如此，他在终身的追求中，对天命有着非比常人的了解。例如，当有人问他拜哪个神更好时，他的回答是拜那个都不好，因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就是说，如果冒犯了上帝，求别的甚么神都没有用。这和圣经所说的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一致的。
孔子赞扬尧帝说：「大哉尧之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尧帝为甚么那么伟大呢？因为，只有尧帝真正作到了处处以天意为至尊至大这个准则。这和圣经赞扬戴维王完全出于同一个理由。戴维之所以蒙耶和华喜悦，就是因为他顺从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旨意治国安民。
由此可见，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不是他有无神论倾向，而是他心中只有「天」，而不要敬拜鬼神。他所说的「鬼神」之「神」，指的就是山神、土地神、河神、灶神、等等。他们只不过是灵界的一些散兵游勇，根本不值得敬拜。
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导中，核心的信息就是「敬天畏命」，这与圣经的中心信息也是十分接近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不敬畏上帝，不「敬天畏命」的人，为民则作奸犯科，为君则暴虐无道，这是铁一样的因果律。因为，人是有罪性的，一旦放纵私欲，就会受到恶的辖制，就会有败壤的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孔子之所以要「兴灭国，继绝世」，提倡「克己复礼」，就是想回到尧舜时代「惟天为大」、「敬畏天命」的理想状态中去。
孔孟这种对「天命」的追求，使中华民族受到长期的熏陶，无形中为福音在中华民族中的传播，预备了心理上的沃土。(首刊于「真理报」1999年9月号)
二
另一位认识真神的古代名人，就是老子。虽然老子在死去好几百年后，被道教徒捧成了甚么「天尊」，甚么「老君」，其实老子也是一个对天道有深切感悟的人。他在《道德经》中明白无误地讲到，天道是万物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与圣经所讲的「太初有道」(约 1:1)，真是惊人地相似。老子和圣经都认为，创世以前，只有道是自有永有的存在者。道就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创始者。然而，世人却背离了天道，所以人间世事才错乱荒谬。
但是，他又预言，大道既隐，必有圣人出现，来拯救世人。这个圣人，并非儒家所说的，像孔子、孟子那样道德高尚、学问出众的人。他所说的圣人，是天道的化身。只有这样的圣人「知其荣、守其辱」，牺牲自己，才能够拯救众人。(请参阅远志明弟兄的《老子VS圣经──跨越时空的迎候》一书，台湾《宇宙光》社出版)。
老子曾期望出现一位与天道合一，作天下万民榜样的圣人，由祂来彰显天道的光明与永恒，使普天下的人都归向祂，从而普救世人，将众人从过犯中领回来。不想，老子西出函谷关四百多年后，他所预言的圣人却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出生。圣经说他就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道成肉身」，就是「天道的化身」，含意完全相同。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并未明言那位圣人是哪国人。而且，他留下这部唯一的著作后，就骑牛西行，去而无踪。
我们虽然不能说老子的《道德经》就像圣经一样，是从神而来的默示，但他的话语中确实包含着非常深奥的道理。圣经是神的特别启示，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最高权威。但是，神也常常借着祂所创造的宇宙、自然现象以及人们的思想和言语，来开启我们的心智。这就是神的「普通启示」。人的智慧和良心，本身就是神赐给每个人的装备，好让我们运用这两样装备来认识神的真理。正是因为有了像老子和孔子这样一些善用智能和良心的大师，中华民族才得以维系数千年而不坠，这不能不说是出于神的怜悯和保守。我们固然不可以把老子或孔子的言论等同于圣经，但他们的智慧中确实包含着神的「普通启示」，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了为福音的传播预备人心的作用。反过来讲，也只有在圣经真理的光照下，透过这类「普通启示」而来的道理，才能得到最后的升华与成就。(首刊于「真理报」1999年10月号)
三
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的。但是，人却滥用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一条背逆造物主的险路。然而，上帝的形象仍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存留着，使人们有能力在福音的启发下领悟上帝的正道，并重新与造物主和好，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获取那与主耶稣基督联为一体的永恒生命。按我的粗浅知识，我认为良知(conscience)就是上帝的形象留下的印记，或者说是上帝在人们心中预设的道德律。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五节讲得很清楚:「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这段经文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很大的安慰，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个很大的应许。很多慕道友都有一个疑惑:假如我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列祖列宗都因没有机会领受福音而灭亡，我自己一人得救又有甚么意思呢？
有的人也会说，既然连古圣先贤如尧舜禹汤及孔孟者，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这一介草民又何必另辟蹊径呢？读了上述经文，就可明白，上帝对那些从未听到福音的人是另有计划的。倒是我们这些生在福音广传时代的人，切不可失去那上好的福份呵！
鲁伊斯(C. S. Lewis)指出，凡有人的地方，都会出现争议。一旦争议发生，人们或指责对方，或为自己辩解，都自觉不自觉地诉诸某一共认的行为标准，也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共认尺度。
我们常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甚么叫「人皆有之」?就是普遍地存在于任何人的心中，无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无论东方人西方人，文明人野蛮人，古代人现代人，都有一些大致相同的是非标准。比如，不可以强凌弱，不可夺人所有，不可以怨报德，不可过分自私贪婪，等等。在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故事中，善与恶的对立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是非善恶之心超越了民族和文化的界限，而有着普世一致的特点。
物质世界本身不会产生是非善恶的标准。例如狼吃羊，羊吃青草，都不存在是非问题。那么，在人类的意识里，强者欺压弱者为甚么就不对呢?
物质主义者认为，是非善恶之心是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并通过教育学习传递下来的。这一解释听起来好象很有道理，但它却无法说明为甚么历史上一些「天才」人物所发明的，违背人类良知的行为标准，虽可得意于一时，却最终难免被人们抛入历史的垃圾桶。例如本世纪在纳粹德国实行过的排犹虐犹政策，曾有貌似有理的理论根据，有强大的宣传教育机器加以灌输，且有整个国家政权予以推行，到头来却在人类的良心面前遭到彻厎的破产。还有，如果说单单为了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良心的话，我们也无法解释为甚么人们要同情和保护巳经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良心」应该允许人们毫不怜惜地把他们抛弃，以便减轻生产力发展的拖累才对。
有的无神论社会学家也用「维系种族存续的本能」来解释良心的来源，可是这一解释无法说明人类为甚么会有「舍身取义」的大智大勇，为甚么会甘冒牺牲自己的危险而维护抽象的道义原则。「维系种族存续的本能」应该阻止这种牺牲才对，人的生命不正是种族命脉的承担者吗?
鲁伊斯认为，不去从上帝那里寻找良知的源头，我们就永远无法解开良知从何而来这个千古之迷。让人们能够识别是非善恶的良知，并非凭空产生于物质世界，也不能由人们通过约定俗成而形成。良知来自创造万事万物的上帝。正如他把物质运行的定律放在物质世界中那样，他也把人伦道德的定律放在人们心里。孔孟之所以堪称为「中华民族的良心」，就是因为他们顺应良知的引导，竭尽全力，去探求「天命」的真谛，因「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而达到「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的境地。
物质主义理论在人类的良知面前，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我自己正是在深入思考良知问题时彻厎弃绝物质主义的。我想，这一世界观的总破产，也必定会发生在人类的良知普遍觉醒之时。(首刊于「真理报」1999年11月号)
二)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
在前篇文章中，我们很简单地讨论了上帝为了拯救中国人，早已在我们的心中预备下向往属天真道的意念。这一点，从戴德生所讲述的一件事情中，得到了清楚的见证。他于1853年初次来到中国，那时他只有二十二岁，「中国内地会」也还没有成立。有一次，他和一位儒生谈论基督的救恩，那位儒生听了，大受感动，便问戴德生：「你们英国人认识这位耶稣有多久了?」当他听说英国人认识主耶稣已经二百多年时，便惊诧地问戴德生：「你们那么早就认识了他，为什么现在才来和我们分享?」
那位儒生急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凡是认识了基督真理的人，有谁不感到相见恨晚呢?
然而，并不是上帝忘记了中国，事实恰恰相反，是我们中国人长期抗拒上帝的真道，硬着颈项往死路上走，一次又一次地错失得到上好福分的良机。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福音信息传到中国的时间，实际上比传入英国的时间还要早。有一些印度的文献就认为，被称为「东方使徒」的多马，早在第一世纪就把福音传到了印度和中国。这一点，因无法找到中国的历史文献印证而不能被史学家所确认。其实，在1623年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现之前，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根本找不到有关景教的任何线索。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历代王朝都对史册的编纂严密控制，一切不符合封建道统的内容，都被彻底删除。难怪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出土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弄得清楚碑文的内容。后来，经当时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修士确认属基督教文献之后，连西方学术界人士都认为是耶稣会传教士伪造的。自那次的发现以后，学者查遍古代文献，也没有找到有关景教在中国传播的任何记录。由此可见历代史家对非正统的宗教和学术思想的清洗，真的是十分彻底的。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二百多年后，人们才在位于甘肃西部沙漠中的敦煌「莫高窟」一个密封的佛教藏经洞中，又发现了景教曾在中国传播的确切证据。至少有八卷混杂在佛教经典中的文献中，包含明显的基督教信息。虽然其中的文字和用语带有太多佛、道及儒家意味，但多处提到「阿罗阿诃」(Elohim)、「弥诗诃」(弥赛亚)、「三一分身」(三位一体)、「室女诞圣」(童贞女生圣婴) 等等，毫无疑问是出自基督教的福音书。
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景教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由一位来自「大秦」(即叙利亚)的阿罗本传至唐朝首都长安，并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准许在京城及各地中心城市建立教会。虽然景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一样，受到儒家学者和道教徒的抵制，但在二百多年里，一直在中国各地传播，直到公元845年才在唐武宗对佛教的大迫害中遭到鱼池之殃，从此湮没无闻。在四百多年后的元朝，这一宗派再度传入中国，当时的中文译名是「也里可温教」。元朝末期，这个教派再次失传，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可供研究。
景教自公元635年传入长安之后，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兴旺发达，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教堂或修院，也很可能吸引了不少中国信徒。
然而，为什么经过二百年的发展之后，竟然会因遭受到一时的逼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件事。
纵观基督教的二千年历史，在其最初传播到一个地区时，总要遭遇到原有宗教或所谓「正统」意识形态的顽固抗拒。大规模的逼迫，在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但因为遭受大迫害而被彻底消灭的例子还真是少见。如果不是教会本身的属灵生命中的问题，由主耶稣亲手建立在「盘石」上的教会，怎么会被人世间的潮流所冲垮呢? 中国大陆教会在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仍能够重新站立，并在重重困难之下不断壮大，说明神所建立的教会是人的手所无法摧毁的。
那么，我们怎样看唐代景教的湮灭无踪这件事呢?直接的原因是武宗灭佛，景教遭到池鱼之殃。但这仍然不能回答为什么发展了近二百年的教派，竟然不能经受一时的逼迫这个问题。一些西方教会历史学家认为，景教未能经受住大迫害的主要原因是:
(1) 虽然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景教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以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自中东的商人)为主的宗教团体。
(2) 景教由于远离母会(远在叙利亚)，不能及时得到来自母会的人力和属灵的支持。
(3) 景教过分仰赖唐朝皇室的政治保护，没有能够在普通人民群众中扎下生命的根基。
(4) 景教僧侣和佛教僧侣一样，积累了过量的财产，招致儒道两家的妒嫉，最后也引起朝廷的不满。
上面所列举的问题，可能都有助于说明景教被湮灭无踪的部分原因。但是，我认为其属灵生命上的问题才是最根本的。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景教仍然只是外国人的宗教这一点，我们找不到很多证据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在那么长的年代中，未能吸收大量本地信徒似乎也太出人意外了。对此我们不妨存疑，并不影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重点。
从现有的数据看，景教在属灵生命上的确存在致命的缺陷。也许因为来华传教的景教修士找不到更好的助手来帮助他们翻译经典和文献，所以不得不依靠佛教僧侣来帮忙，因而使得景教文献中渗入了太多的佛教朮语。例如，「上帝」一词被译成了「佛」，「浸礼」被译成了「受戒」，「基督徒」被译成了「善智识」，还有提到「弥诗诃」(即弥赛亚)降世要「普渡众生」等等，让一般读者很难分清这些与佛教经文有何不同。另外，景教修士也和佛教僧侣一样不结婚、剃光头、敲木鱼诵经、为死人超度，等等。难怪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他们只不过是另一种「佛教徒」而已。如此看来，景教之所以在武宗灭佛中受到同样对待，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方式和信仰的实践，都太像佛教了。他们惟一有别于其它宗教的标志，也许就是十字架了，因而景教修院被称为「十字寺」，景教修士则被称为「十字僧」。
那么，景教的覆灭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实践有哪些借鉴意义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坚固的信仰原则，要认定主耶稣的教训和主耶稣所行出来的榜样，在社会潮流、文化环境乃至政治的压力下，都不可动摇自己的信仰原则。虽然今天的基督教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不容易发生与别的宗教观念相混淆的事，但在来自外面的环境影响之下，教会因丧失了自己的信仰原则而被世界所吞没的例子并不少见。可以说，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就在于基督救恩的独特性，这是基督教属灵生命的根本。在这一点上有任何的妥协或含混，都会给教会带来严重的伤害。(文载真理报2000年1-2月号)
三)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
天主教和景教在元末明初的大动乱中消声匿迹之后，又过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才有天主教宣教士再次尝试去中国宣教。
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欧洲无论在工商业还是文化教育上，都落后于中国。但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在新兴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带动下，经济文化开始蓬勃发展。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航海家，先后到达印度和美洲，并成功地完成环球航行，这使他们在贸易以及开拓海外殖民地方面占了先机。发端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带动了欧洲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当时的欧洲文明正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并随着他们的远洋商队、探险队、海外殖民者和宣教士，把欧洲的科技、文化和宗教带到了全世界。
葡萄牙人率先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开通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道。接着，他们进而通过马六夹海峡，开通了到达中国的航道。在十六世纪初期，他们已经常常在中国南方的港口出现。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欢迎任何外来访客，凡来往外人一律驱逐。可是，不久之后，大约是1553年前后，葡萄牙商人运用贿赂手段，使当地政府准许他们在澳门上岸「晾晒货物」。然而，从1557年开始，他们进一步在澳门建造住宅，长期居留。从此，澳门成了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
天主教宣教士紧跟着欧洲商人和探险家的脚步，来到中国南方口岸。耶稣会修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于1542年到达果阿(Goa)，他抱定心志要把天主教传遍整个东亚地区。1549年，他赴日本开展宣教工作。在那里，他了解到日本文化的源头在中国，更加强了他去中国宣教的热心。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归向天主教，日本就必定会追随其后，成为天主的子民。1551年，沙勿略返回果阿，和他的一些朋友和同工准备去中国的行程。1552年，他从印度出发去中国，并且找到一位受过天主教教育的中国人随行担任翻译。他到达中国外海的一个称为上川(音译，Shang Ch’uan)的岛屿之后，就开始招集一些当地青少年，教导他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可惜的是，就在他想方设法准备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却患上重病，并且不久便去世了，使他向中国人传教的大计划功亏一篑。
十六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永久性据点。与此同时，西班牙也在菲律宾发展他们的势力。这其间，曾有一些天主教宣教士试图从菲律宾或者澳门进入中国，但都不成功。直到意大利耶稣会修士罗明坚(Michael Roggierius)于1579年奉命来到澳门之后，情况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一到达，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官话」(Mandarin)，而不是澳门当地的方言－广东话。因为，他已经了解到，要去中国内地宣教，不学好这种中国的儒生和全国官员所通用的语言是不行的。
罗明坚多次试图进入内地，但除了短暂地访问过几次广州之外，他的努力在明朝闭关锁国政策面前，一次又一次地碰了壁。同时，他在学习汉语上，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甚至找不到一位愿意教他中文的老师。据说由于他在遭遇到许多挫折之余，有一次站在窗前，面对中国大陆，悲痛地喊着说:「岩石啊，岩石，你何时纔能开启呢？！」
果然，「岩石」终于开启了。1583年，又有两位耶稣会修士来到澳门，作罗明坚的同工。其中的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正是由于他的工作，纔使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真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利玛窦的宣教活动
利玛窦(Matteo Ricci) 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奇拉达市(Macerata)一个贵族家庭。他自幼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学生。他父亲要他去罗马学习法学，准备将来作律师，然而他却加入了耶稣会，作了修士，并决心去海外宣教。他于1577年被差遣赴远东地区，于1582年到达澳门。一到那里，他便立刻开始学习中国官话(国语)。
就在他到达澳门的第二年，他和罗明坚(Michael Ruggerius)一起在广东肇庆市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立足点。虽然明朝对外国人入住内地的限制仍未放松，但是由于罗明坚曾为当地官员处理涉外事务做翻译，深得赏识，因而特许他在城内居住。他们最初虽然没有隐瞒自己的信仰，但也没有公开他们的宣教意图，祇是说他们对中华文明仰慕已久，因而来此学习中国的典章文化。他们带来了世界地图，向来访者指出欧洲的国家在那里，有时也送一些钟表之类的小礼品，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等他们认识了一些当地儒生和官员后，便进一步和他们探讨学问，并向他们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这样慢慢地把话题引到宗教信仰方面来。
在这里，利玛窦继续学习中文，并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不到一年，他已经把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他研究中国典籍的目的，就是想多多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以便寻找一个向中国人传教的适当切入点。
有趣的是，他们开始以为中国的和尚和他们自己在西方的身份相当，都是职业宗教人士、僧侣，都不结婚，所以在初次进入内地时，特意穿上袈裟，剔了光头，装扮成和尚的模样。后来纔发现，和尚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是很高的，反而是儒生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地位，进可为官为宦，管理国家和地方政务；退则成为绅士，仍然是一乡一镇的领袖人物。于是，他们便脱下袈裟，改穿当时儒生的服饰，以便赢得民众的尊敬和儒生、官吏的接纳。
他们的这一宣教策略是植根于耶稣会，甚至整个天主教的传统之中的。自从第三世纪康士坦丁把天主教尊为罗马帝国国教，并强制国民改信该教以来，天主教就处处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要着力点，力促一国一族自上而下地改变信仰，归入教皇的名下。罗明坚和利玛窦争取儒生认同的目的，就是因为看到他们掌握着通往高层统治阶级的钥匙，祇有靠着他们，纔能一步步地向上攀登，最终接近中国的皇室。而一旦使皇室了解了天主教的信仰，就有可能逐渐感化他们，并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中国的「康士坦丁大帝」来。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也为达成那个看似遥远的目的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他们结识的一些官员帮助下，他们于1585年去内地旅行，并一度到达杭州。1588年，罗明坚返回欧洲，不久即去世，中国的宣教工作便完全由利玛窦负责。第二年，他和他的同事被逐出肇庆，但他们又在潮州建立了据点。他于1594年进一步深入内地，一直到了南京，但不幸被逐，却在江西省的南昌落下脚。1599年，利玛窦首次进入北京，但未能找到落脚点，祇好回到南方，在南京找到了住处。在那里，他认识了几位真正对天主教教义感兴趣的儒生，其中就有中国天主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徐光启(Paul Hsu)。徐光启全家信奉天主教之后，对他家乡的普通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他的故乡徐家汇也就成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最古老、势力最大的根据地。
1601年，利玛窦的长期努力有了结果－他终于成功地进入北京，并被准许居留下来。由于他对中国和西方学术文化的广博知识以及他对中华文明所表现的认同和敬仰，他很快就成了京城里儒生和大小官员最喜欢结交的人物。据说有很多儒生，其中甚至有翰林学士，都改奉天主教了。1610年，在徐光启的大力协助下，耶稣会修士们又在上海建立了新的宣教据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并被埋葬在皇城内某个太监家的后院里。
利氏虽然死了，生前甚至未能见到中国的皇帝－他心目中的「东方康士坦丁大帝」，但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他开辟的宣教工场，他所推行的宣教策略，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研究和解析，都成了后来的宣教工作不可缺少的资源和指引。他和徐光启等人所翻译的大量西方科技、数学、地理、水利、工程和人文学术方面的文献，也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对与天主教来讲，最重要的是利玛窦为其宣教事业打开了通往中国内地，通往明朝首都北京的门户，直接造就了第一代中国信徒，并建立了潮州、南昌、南京、上海和北京的永久性宣教据点。他的功劳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宣教活动
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之后，耶稣会的宣教工作并未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罗马教廷委任另一位在华宣教的耶稣会修士，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的洛拔蒂(Nicolo Logobardi)接替利玛窦的职务。从1610年到1613年间，又有六位耶稣会传教士被差派来华。1615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修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从中国返回欧洲，向各天主教国家的王室贵族宣传他们在远东地区的辉煌成就，取得了一笔固定的资助，使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事业有了财政上的保障。
在1606年，因着利玛窦的推荐，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被派来华，协助主管天文历算的「钦天监」修订朝廷的历法。此事并未因利玛窦的去世而发生变化，反而更因西欧历算的精确，加上徐光启等人的大力保举而受到明廷的器重，于1611年委派熊三拔主持历法的修订。从这时起，直到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满清皇朝为止，除了1616年至1622年间因范礼安(Alphonsus Vagnoni)被礼部怀疑与「白莲教」之乱有牵连而招致对天主教的短暂逼迫之外，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事业保持了不断壮大的态势。
在这期间，也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宣教士，特别是方济格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修士，多次从菲律宾经由澳门等地进入中国内地，但很少有像耶稣会那样成功建立永久性居点的例子。
从1620至1629年，又有十九位耶稣会宣教士来到中国，使天主教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了宣教的根据地，甚至远在内陆的西安府都有了天主教教会。就在这时，熊三拔于1620年去世后，邓玉函(Joannes Terrentius)接替他的职位。可惜，这位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的朋友未能为中国的天文历算作出太大的贡献。他在接掌「钦天监」后不久便谢世，由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接替他的工作，同时也成为天主教宣教士中最有威望的领袖人物。
这些耶稣会宣教士的工作是卓然有成的。据史家记载，明朝末期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人数大幅增加，单是在明朝宫廷内就达到540之众，其中包括后妃、皇族、宦官和王公大臣。此外，他翻译介绍的西方科技和学术著作，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了当时西欧最先进的学术文化和科学成就。例如，除了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的著作和译作外，熊三拔着有泰西水法六卷，后由徐光启收入农政全书；金尼阁所著奇器图说，由王征翻译成中文；邓玉函编着崇祯历书100卷，后来收入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改名为新法算书；汤若望编着的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新历法书等等，对于丰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促进中国科技和学术文化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军入关之后，在那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天主教的势力虽然难免遭受一些冲击，却没有像景教在唐末或元末那样遭遇到灭顶之灾。相反，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稳固，耶稣会在华宣教工作很快便恢复起来，并且继续成长。汤若望虽然曾帮助明廷铸造铁炮，用以抗拒清军，清廷似乎并不怪罪他，顺治皇帝还延用明朝的做法，让他仍旧主持「钦天监」天文历法的修订工作。后来，为了表示对其工作的赏识和对其学术成就的推崇，顺治皇帝给汤若望和他远在意大利的父母都封了爵位，而且在皇宫里面赐予土地，以建造住宅和教堂。这次所造的教堂，便是北京城里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教堂，至今仍完好保存的「南堂」。
四) 康熙与天主教
康熙时期天主教的发展
由于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礼遇，使天主教的传播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天主教信徒已经达到十几、二十万，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顺治皇帝于1662年去世之后，六岁大的康熙继位，由几位摄政王把持朝政。他们开始时还能维持顺治时对传教士的礼遇，但过了不久，就在坚决反对天主教的大臣杨光先和因重用西方传教士出掌「钦天监」而失势的阿拉伯天文历法学者的合力攻击之下，致使摄政王于1664年发动了对天主教宣教士的逼迫。汤若望和他在「钦天监」的助手南怀仁(Ferduandus Verbiest)都遭到监禁，甚至准备要处死所有的西方宣教士。然而，由于皇太后的干预，再加上突然发生地震，摄政大臣们担心上天降灾害，便将他们释放，但「钦天监」的天文历算工作则交给阿拉伯学者负责。
1666年，汤若望在北京逝世，被安葬在利玛窦的陵墓旁边。1668年，康熙从摄政大臣手中成功地夺回主政大权。他指责杨光先和他的阿拉伯朋友所修订的历法不够精确，故命令南怀仁等天主教宣教士和阿拉伯学者比赛，看谁的算法更准确。最后，康熙评断西方宣教士取胜，南怀仁于1669年入主「钦天监」，接续汤若望的事业。杨光先被判死刑，但念他年老体衰，故恩准他告老还乡。
南怀仁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常要他讲解西方数学、科学及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并授予他从一品顶带。南怀仁于1688年逝世，埋葬在利玛窦和汤若望的坟墓旁边。康熙继续重用天主教传教士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并请几位法国耶稣会修士为自己和皇子们讲授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科学、人文及宗教知识。这几位传教士在写回本国的书信中，都乐观地认为康熙皇帝已经接受天主教信仰，他下令全中国人民皈信天主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事，沙勿略(Francis Xavier)和利玛窦等人理想中的「东方康士坦丁大帝」即将出现在「中央帝国」(The Middle Kingdom)。
康熙是否准备皈信天主教，仍可存疑。但从他所作的七言律诗基督死的内容看，他对福音书的信息显然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耶稣基督的事迹也明白无疑地打动了他的心。请看他的诗是怎样写的:
基督死
功成十字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警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这首诗把主耶稣受难的事描述得十分完备，文字简洁、生动。如果没有熟读圣经，绝对写不出来。十字架、彼得三次不认主、鞭挞肤裂、与二盗同死以及「十架七言」等，都有所交代。诗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百丈恩流分自西」一句，的确表明康熙有让中国人民同西方人民一道分享基督宝血所成就的「百丈恩流」的心意。
所谓「礼仪之争」及其后果
康熙几乎接受了天主教信仰，这点在他所写的基督死一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楚。不过，他所愿意接受的天主教信仰，就是利玛窦所阐释的，与中国的儒家礼教相融合的天主教。其中最有指标性意义的，就是对祭祖和祭孔的态度。利玛窦在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之后，清楚地认识到祭祖和祭孔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神圣的地位。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祭祖是他们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也是他们维系家族传统的有力手段。而祭孔则是当时国家体制中的盛大庆典，与朝廷科举选士制度紧密结合，对于维护皇朝官僚统治体制的传承，有着无可代替的功用。因此，祭祖和祭孔是关系到整个皇朝统治基础的大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废弃的。
利玛窦看清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就想要绕开这个阻碍中国人，特别是阻碍士大夫和上层贵族接受天主教信仰的问题。利玛窦借用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一词指称圣经中的创造主耶和华神。他指出祭祖和祭孔祇不过是表达人们对祖先和古圣先贤的怀念及感恩之情，就像西方人去墓地向故人献花凭吊一般，并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他甚至认为供在家里的祖宗牌位和孔庙里的孔孟牌位，都祇是祖先和圣贤的象征，并没有鬼神或灵魂附在其中。因此，他认为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之后，仍然可以参加祭祖和祭孔的典礼，祇要他们心中不把所祭拜的对象看成神灵，也不敬献供品就可以了。
自利玛窦提出以上解释之后，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修士都认同他的做法。他们这种对中国传统礼仪妥协的态度，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这也是他得到朝廷保护的关键所在。然而，继耶稣会之后来华传教的其它宗派中，有很多并不认同利玛窦所作的阐释，因而一方面在中国与耶稣会争辩，另一方面也去欧洲散布攻击耶稣会流言，尤其是屡次上书给教宗，要求就所谓「中国礼仪问题」作出裁决。当时的教宗先是按多明我会(Dominican)和方济格会(Franciscan)修士的告诉否决了耶稣会的作法(1645年)，后来又接受耶稣会的申辩，认可了他们的作法(1656年)。但是，反对派却一直不服，不断抗争。耶稣会也努力维护自己的立场，并要求康熙作出裁定，康熙亦于1700年11月30日宣布了他对耶稣会的支持，并将敕文寄给教廷。结果，教廷却认为耶稣会让一位世俗君主裁定教会事务是很严重的错误，因而新教宗格勒门十一(Clement XI)于1704年11月20日正式发出谕令，禁止用「上帝」一词称呼造物主，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1705年，教宗特使多罗(Charles Millard de Tournon)，要求康熙允许中国信徒遵守「禁约」。康熙先以礼相待，后来因对方态度顽固而发怒，将多罗驱逐出境，软禁在澳门的一处修道院里，直到病死在那里。
教宗又于1715年宣布谕令，再次强调中国信徒不可祭祖祭孔，不可用「上帝」一词，并再帕特使嘉乐(Jean Ambrose Charles Mezzabarba)来华，试图说服康熙。嘉乐于1720年11月25日抵达北京，康熙于12月2日召见，次日又设宴款待。12月17 日再次召见，明确答复他拒绝教宗谕令，并在教宗谕令上朱批说:「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嘉乐遂被驱逐出境。
1722年康熙逝世，雍正继位后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措施。从此以后，在一百多年里，清廷严禁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为止。这其间祇有少数天主教宣教士秘密进入中国，在各地活动，信徒人数也大幅度下降。
关于康熙的天主教信仰
康熙于1662年继皇帝大位之初年仅六岁，在几位摄政王的把持下，曾对西方传教士和天主教发动过一次短时期的逼迫。然而，康熙于1668年从摄政大臣手中成功地夺回主政大权之后，重新采取了保护天主教宣教事业的政策，并仍旧启用西方宣教士南怀仁入主「钦天监」，接续汤若望的事业。南怀仁逝世后，康熙继续重用天主教传教士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并请几位法国耶稣会修士为自己和皇子们讲授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科学、人文及宗教知识。
这几位传教士在写回本国的书信中，都乐观地认为康熙皇帝已经接受天主教信仰，他下令全中国人民皈信天主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事。然而，由于后来发生的所谓「礼仪之争」，却使康熙最终与罗马教廷闹翻了脸，西方传教士造就一位「东方康士坦丁大帝」的理想功亏一篑，至今仍为中外天主教人士及众多教会史家唏嘘扼腕，痛悔不已。他们认为如果当年教宗与康熙达成共识，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中国的历史也许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这祇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天主教在华宣教事业所遭遇到的挫折，必须放在中西宗教和文化的冲突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其中所牵涉的问题极其复杂，而所谓「礼仪之争」则祇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有没有它都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大势。
那么，康熙是否如天主教宣教士所言已经皈信天主教呢?从他所作的七言律诗基督死(参阅本报今年七月号第十三版拙文)的内容看，他对福音书的信息显然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耶稣基督的事迹也明白无疑地打动了他的心。诗中有「百丈恩流分自西」一句，的确表明康熙有让中国人民同西方人民一道分享基督宝血所成就的「百丈恩流」的心意。
康熙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心意在他的另一首诗生命之宝里，似乎得到更为明确的印证:
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
国需宝正直忠臣，家需宝孝子贤孙。
黄金白玉非为宝，祇有生命一世闲。
百岁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
来时胡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
口中吃尽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
淡饭清粥充一饥，锦衣那着几千年。
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从这首诗的最后四句中，我们看到康熙皇帝确实有接受基督为救主的心愿。但从他后来的作为来看，他皈信天主教的过程并未最终达成。这样的结果究竟是罗马教廷对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所造成的呢，还是康熙自身的内心状况所造成的?我认为是后者，因为他无论对天主教信仰有多少宽容，有多少期待，对圣经和天主教教义有多少了解，他仍然是一位深受儒道两大传统影响，并以之为中华文化的「正统」(Orthodoxy)的封建君主。当西方宗教文化伤害到这个所谓的「道统」时，他仍然毫不犹豫他选择本国的宗教文化传统，而放弃外来的所谓「道德文明」。话又说回来，即使康熙真的作了「东方康士坦丁大帝」，强迫国人把天主教尊为「国教」，那又能怎样呢?我相信历史的逻辑发展，仍然会迫使后来的人采取同样的排外行动。
五)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端
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发端(一)
在进入这个题目之前，我想简略谈谈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异同，以便为初次接触这个问题的读者提供一点背景知识。
在一般英文文献中，基督教(Christianity)实际上包括了天主教(Catholicism)、东正教(Orthodoxy)和基督教新教(或者更正教)(Protestantism)。但是，在中文文献中，「基督教」一词则专指新教或更正教。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在历史上有渊源承接的关系，两者在信仰上也有一定的共同点，但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我们从新约圣经，特别是从使徒行传中了解到，基督教会是主耶稣亲自选召并训练出来的几位使徒如彼得、约翰、多马和保罗等人，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在他升天之后的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而真正建立教会的，则是与这些使徒同工的圣灵。在圣经里，圣灵有时称为「上帝的灵」，有时称为「基督的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一个位格。所以，圣经也说教会是上帝亲自建立的。
当主耶稣把建立教会的圣工交给使徒时，祂并没有指定由谁来作众使徒的首领，所有的使徒和门徒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完全平等的。圣灵借着几位使徒，特别是保罗的工作，在第一世纪内已经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小亚细亚、欧洲和非洲。那时，耶路撒冷是最早的福音发祥地，因而那里的教会在各地信徒心目中有一点特殊的地位。此外，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希腊的哥林多、意大利的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等地的教会，都是当时传福音的主要根据地，地位上是不分伯仲的。
但是，在主历313年康士坦丁大帝归信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逐步确立「国教」的地位。罗马的教会便开始假借世俗政权之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抬高自己的地位。他们所找到的一个理由就是，彼得是使徒中为首的，而主耶稣也指着彼得说过「我要把教会建立在岩石上」，因此彼得继承了主耶稣的权柄，而彼得又将此权柄传给了罗马教会的领袖。当然，这在圣经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主耶稣所说的「岩石」并不是指彼得，而是指主耶稣自己。尽管如此，罗马教会还是凭借政治力量的支持，把自己凌驾于众教会之上，并最终宣称本会的主教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他所说的话都和圣经一样是出自上帝的启示，是绝对无误的。这就是教宗(或教皇)的由来。
罗马帝国首都东迁至君士坦丁堡之后，那里的教会主教便同样想借着政权之力提高自己的地位，试图与罗马教廷争夺对普世教会的主导权。后来，于1054年随着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两地教会也分道扬镳，成为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前者首先在西欧传播开来，后者则主要在希腊、东欧及俄国建立了正统地位。
经过差不多十个世纪的发展，到十五、十六世纪时，罗马教廷已变得非常腐败，完全失去了圣经的根基和使徒时代教会的本来面目。所以，从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开始，许多坚定追求圣经真理的人，向罗马教廷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运动，推动教会恢复使徒时代的圣洁，借着圣灵的力量重新把教会建立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之上。英文Protestant, 原意是「抗议者」，由他们建立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urch)，在中文文献里就是与天主教相区别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发端(二)
从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开始，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urch)首先在德国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路德会」或者「信义会」 (Lutheran Church)的开始。这个宗派之所以称为「信义会」，就是因为马丁.路德强调「因信称义」的信念，以此对抗天主教的「教皇无误」论，以及当时罗马教廷用「赎罪券」赦罪的做法。
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引起连串反应，先后有加尔文(John Calvin)和慈运里(Huldreich Zwingli)在瑞士进行宗教改革，建立改革宗教会。后来又有所谓的「再浸礼会」(Anabaptists，不承认婴儿期所受的洗礼，要在重生得救后再次受洗)和门诺会(Mennonotes)在中欧、北欧发起的独立教会运动，以及清教徒(Puritans)和分离宗(Separatists, 主张从受世俗政权控制的国教中分离出来)在英国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当他们在本国受到天主教和世俗统治者的残酷逼迫之后，他们有的就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以新教教义为本的新政府；有的则流亡异国，在新的国家争取宗教信仰的自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六、十七世纪有大量新教人士移民北美洲，而在他们的主导下建立起了美国这个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和宗教完全分离的新国家。
在基督教新教问世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教会受到天主教和专制政权的极大逼迫，以致除了在欧洲当地传教，扩大教会势力之外，还无力他顾，去世界各地传福音。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新教已经在欧洲，特别是中欧和北欧，争得了相当稳固的生存空间。此后，新教在英国也有很大发展，又借着移民北美，在「新大陆」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
但是，新教向欧美以外地区的传播，则是在经历了十八世纪宗教大复兴之后才开始的。1793年，克理维廉(William Carey)受英国浸信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差遣赴印度宣教；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受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遣赴中国宣教；1840年，李文斯东(David Livingstone)同样受伦敦会差遣赴非洲宣教。从此，更正教的信仰便一步一步走向全世界，并对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全人类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我们对中国福音派教会的历史回顾，也就必须从1807年马礼逊来到中国开始。
六) 更正教会在中国宣教的先驱
马礼逊来华
马礼逊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赴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urch)宣教士，他于1807年到达广州。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远在1624至1662年荷兰人占据台湾期间，就曾有荷兰新教宣教士在那里向当地人传福音。由于当时从福建沿海移民台湾的汉族人还不多，因此那时信主的主要是原住民，或称为「高山族」、「山胞」。
马礼逊于1782年出生在英国北部一个称为莫培斯(Morpeth)的小城镇，父母都是很虔盏幕酵健Ｋ杂拙秃苈驱f，记忆力很强，十二岁那年曾在一夜之间背下诗篇中最长的第119篇全文，并毫无错误地覆述出来。
少年时的马礼逊也曾有过一段酗酒、狂欢、污言秽语的放纵生活，但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历了重生的喜悦，成为长老会的会友。两年后，他决志奉献自己，作一名海外宣教士。1802年，他赴伦敦求学接受装备，在那里领受到去中国传福音的呼召，并于1804年向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请远赴中国。
当他还在伦敦求学期间，他就藉助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部中译本圣经手稿学习中文。他曾对一位同学说:
「且不论学习中文的困难和其它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大的了－我们若去，必定先有决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
就是抱着这种「决死之心」，马礼逊排除万难，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途。1807年一月，就要出发去中国了。可是，当时垄断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却极不同情宣教士的工作，至使马礼逊无法直接从英国搭船，只好先转往美国，再从那里乘船去远东。
他于四月间到达纽约，便托人帮忙找去中国的轮船。轮船公司的职员听说他要去中国传福音，都觉得十分可笑。有人问他:
「马礼逊先生，你真的相信你能改变中国人崇拜偶像的习俗吗?」
「我不能，先生，」马礼逊十分认真地回答道:「但我相信上帝会做得到。」
五月十二日，马礼逊乘船从纽约出发，经过三个多月的航行，于九月四日到达澳门。当他从海上看到中国的海岸线时，便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
「中国，啊，中国!」
这一声呼唤之中，包含着多少期待，又包含着对未来的多少疑虑啊!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远离自己的祖国和亲友，来到一个如此遥远，如此陌生的地方，不为别的，就为着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古老的中国。这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和爱心才做得到啊!
这一声呼唤，也让我们想起，在马礼逊去中国的二百年前，意大利耶稣会修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就曾在澳门等待十年，始终未能踏足中国本土一步。他在1606年临死前，遥望着中国大陆的方向悲痛而绝望地呼唤道:
「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开门呢?!」
马礼逊会不会重演范礼安的悲剧呢?中国会不会再一次让来自西方的使者失望呢? 在大海中开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的神啊，您让「岩石」开启大门的时候到了吗?
中文圣经的问世
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圣经译成现代德文，从而让每一个德国信徒，都能够直接通过神自己的话语，来寻求神的真理。后来的宗教史家都一致认为，这一点正是宗教改革邉訉ξ鳉W，乃至全世界的近代化产生强烈冲击的地方。现代民族语文圣经的出现，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圣经真理的垄断，使普通信徒不再单靠神父们的解释，就可以凭着神所赐的悟性来领受神的旨意。其结果，就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不但使普通信徒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思想禁锢，也使欧洲的宗教信仰和学术思想，从中世纪的封闭状态中解脱出来。席卷整个西欧的民主化邉樱部芍苯幼匪莸浆F代民族语文圣经的广泛传播。
因此，新教(更正教)宣教士，禀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一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当时的通行语文，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祂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这一点，正是他们为当地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中国也是这样，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最早把部份圣经译成中文的，是远在唐朝的景教宣教士。据考证，唐代景教译本有阿思瞿利容经(福音书)、传化经(使徒行传)、宝路法王经(保罗书信)、启真经(启示录)、浑元经(创世记)、牟世法王经(摩西书，可能是出埃及记)、多惠圣王经(戴维王的诗篇)，等等。这些译本虽未能流传下来，但仅从标题的译法看，就知道受了佛教用语的很多影响。咋一看，几乎分辨不出是基督教的圣经，还是佛教经典。
除景教外，天主教宣教士也翻译过部份或全本的圣经。最早的中文圣经，出于十六世纪在中国宣教的耶稣会修士之手。
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澳门后，由于满清政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他一时无法进入中国本土。但他一点都不气馁，相神必定会为他开路。所以，毫不迟延，草草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后期到达澳门的同工米怜(Milne)的协助下，终于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于1823至1824年间出版。
此外，英国浸信会派驻印度的宣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也想着要为中国人准备一本圣经。他和一位担任澳葡政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于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 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宣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国宣教士郭实猎(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国公理会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于1840年前后完成的全本圣经，其中的新约部份题目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经太平天国删改后采用作钦定经书。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布(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表译本」。由于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90年，上海在华宣教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并于次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溛睦砗蛧Z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其中，「溛睦碜g本」于1904年出版了新约部份，「文理译本」于1906年出版，而于1919年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则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份，默默地发挥着净化心灵，匡正世道的功效。
马礼逊在中国的宣教活动
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乘美国货轮「三叉戟」号由纽约抵达广州，但由于清朝政府严格禁止外国人在广州居住，马礼逊之好躲在美国商馆里学习中文。翌年，马礼逊转往澳门，并于1809年2月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担任其译员。对于他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他向伦敦会作了如下说明:
「(一)可使我安全地居留此地；(二)大有助于我学习中文；(三)所得薪酬可减轻差会的财务负担；(四)或可改变东印度公司敌视宣教工作的态度。」
尽管如此，他对此项工作的心情仍然显得相当矛盾，他表示如有更好的办法使他专心于传教工作的话，他「将十分高兴辞去现职。」
至于后来的学者指责他与走私鸦片的东印度公司挂钩，从而使基督教(新教)的在华宣教事业有了一个「不光彩的」开始的说法，我认为应该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首先，对马礼逊来讲，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职务是可以使他长期居住在广州，并合法地出入中国内地的唯一途径。第二，当时的东印度公司还不是以走私鸦片为主要业务的。第三，当时人们对鸦片的认识就如同现在人们对香烟的看法一样，认为祇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而已，因而并没有非常强烈的道义理由让那时的人自觉地反对鸦片贸易。而后来，正是在宣教士医生的临床观察所积累的数据基础上，才有越来越多的在华宣教士发起抵制鸦片贸易的邉樱瑏K在英国国内信徒的呼应下，最终迫使英国政府采取了限制，以至取缔鸦片贸易的立法行动。第四，马礼逊所提供的祇是翻译服务，并未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对于该公司的历史罪责不可能，也不应该负任何道义责任。所以，我认为上述的责难是毫无道理的。
在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占了很大的份量。上期中我们已经提到他于1823年在马六甲正式出版了新旧约全书中译本，这是他和中国助手们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晶，也是他为中国人所准备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长声在他所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指出:「基督教的圣经全部译成汉文在中国开始传播，这是天主教在华活动了二百多年所没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译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p. 24)
此外，马礼逊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传讲基本信仰的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他们于1815年8月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据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民营中文报纸。他又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
马礼逊的另一项重大的文字工作是编纂华英字典，1817年在澳门出版了第一卷，到1823年陆续出齐，共六卷，4595页，其中仅从康熙字典里所收的汉字加英译就达四万余字。这是他对中英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贡献。
虽然马礼逊在文字事工方面取得了如此丰富的成果，同时又要为东印度公司作翻译，但他仍然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有所收获。据记载，在他来华开展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他为第一位中国信徒施洗，以后就有更多人信了主。其中有位梁阿发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师，也是马礼逊在文字、教育和传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之一。梁牧师所著的福音小册勤世良言在当时曾广泛流传，影响到许多人，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成立「拜上帝会」的。
马礼逊在中国工作二十余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因病早逝，确实为主、为中国人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他自己也因患急症于1834年去世，终年五十二岁，死后安葬在澳门。
七) 鸦片战争前后的基督教宣教工作
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郭士立
郭士立，又称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是德国人，受荷兰差会(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于1827年来到东印度群岛(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开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不久，又转往新加坡、泰国一带，继续学习汉语文。从1831年开始至1838年，他曾不下十次去中国东南沿海活动，最远到达中国东北的奉天(今沈阳)，以及朝鲜和日本。
郭士立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一方面是宣教士，在文字宣教和街头布道方面都很有恩赐；另一方面，他也从事了很多遭人非议的活动。中国的历史书里有许多对他的指责，认为他为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和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搜集情报，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不幸的是，他自己写的日记和专记中，也有很多记载似乎证实了这样的指控。
他第一次去中国沿海是1831年，那次他从泰国出发，经福建、浙江、山东，一直到达天津，之后于同年12月13日返回到澳门。他所带回来的信息显然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极大兴趣，因而很快就决定资助他再次北上，并有一位该公司高级职员林赛陪同，另外还带了一名制图员。
这次他们于1832年2月27日从澳门出发，经厦门、福州、台湾，一直到朝鲜和日本，这才于同年9月5日返回，历时七个月。他们沿途探测航道、测绘海图、收集文化、经济、商业、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情报。当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对于推动传福音的事工也是必要的。但是，他所做的似乎并不是单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这一点，有郭士立自己的日记为证:
「1832年6月30日 上海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
读到这里，我真不知该作何感想!假如他真的是为传主的福音而来，那他为什么对中国的军事设施如此感兴趣呢?联想到那时离鸦片战争爆发只有几年的时间，联想到英军对中国几处口岸炮台的摧毁性攻击，有谁还能对郭士立牧师的「贡献」有不同的解释呢?
从郭士立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常有的弱点和局限。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于这样的事情，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最早来华的美国宣教士
正当马礼逊在中国艰难地开辟福音工场之时，美国的肢体也开始为中国的福音事工作准备。成立于1810年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过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协助，了解中国工场的进展情况和发展前景，并派人赴英协商合作事宜。1820年，美部会聘请马礼逊担任该会的通讯会员，为他们提供有关信息和协助。1829年，该会聘请了刚从神学院毕业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为第一位派往中国的宣教士。
当时在广州经商的美国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他答应为裨治文提供去中国的旅费，并让他免费住在广州的商行里。于是，裨治文便于1829年10月从纽约出发，搭乘奥立芬公司的商船远赴中国，同行的还有美国海员友好协会(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海员军牧(Chaplain)的雅裨理(David Abeel)。经过135天的航程，他们于1830年2月25日到达广州。
裨治文在广州一落脚，就开始努力学习中文。很快，他就向英国的传教先驱马礼逊学习，从教育和文字工作入手，展开他的宣教活动。他先创办了一所男童学校，又在奥立芬的赞助下于1832年创办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该报从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每月出版一期，共出了二十卷，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间西方在华宣教士关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同时提供了有关当时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中外关系的演变以及宣教工作的推展等方面的重要史料。1833年，又有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on)受美部会差遣来到中国，成为裨氏的得力同工。
到了1834年，在中国「医疗传教」的「开山鼻祖」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同样受美部会差遣来到广州。伯驾受过正规的医学和神学训练，来到远东之后先在新加坡学习中文兼行医一年，然后于1835年回到广州，开设眼科诊所，专治白内障之类的常见眼疾，以此为传福音的切入点。他的工作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在打破国人对西方宣教士的疑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在向中国人传播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医药知识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836年，美国浸礼会差会(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 of Baptists)的首位宣教土叔克(J. Lewis Shuck)夫妇来到澳门，次年又有罗孝全(Issacher W. Roberts)自费来到广州宣教，但数年后正式成为美国浸礼会差会属下的宣教士。此外，美国圣公会差会(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的两位宣教士也在1835年到达广州，但均因身体不适的理由辞职返国，直到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于1838年前后来到广州，才真正开拓出了一片属于美国圣公会的在华宣教工场。
西方宣教士在广州的联合组织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宣教士是不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教的，但西方商人却被准许进入广州，长期设置商馆，派员驻守。西方商人中有如美国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这样热心的基督徒，极愿协助宣教士在广州及周围地区从事宣教活动，并出资支持各国各宗派的宣教士成立联合组织，共同推动宣教及慈善事业。
西方宣教士在广州成立的第一个联合组织，是「广州基督教联合会」(The Christian Union of Canton)。该会于1930年问世，首期会员共七位:马礼逊、雅裨理(David Abeel)、 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都是发起人。联合会决定设立一处仓库和图书馆，并且着手编印中文圣经课本，供中国学生使用，另外还为「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筹措了第一年的经费。不过，这个组织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就再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录了。
第二个联合组织，是成立于1834年末至1835年初的「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其目的是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当代实用知识和基督教信仰，成立后不久就出版了世界通史、英国史及「伊索寓言」等书籍。但该组织同样未能长期发挥作用，四年后便消声匿迹了。
第三个联合组织，是「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在马礼逊于1834年去世后不久，他的一些朋友想为纪念他而发起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来传承他的名字。他们认为马礼逊在开创中国基督教教育方面贡献卓著，因而设立「马礼逊教育协会」便是对他的最好纪念，也是继续推动在华基督教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此，他们于1835年设立该协会，专事推动基督教学校的英文教学以及西方当代文理学科和圣经知识的传授。首笔捐款共筹得4，860英镑，用于支持各基督教学校，其中之一就是郭士立牧师所设立的小学。后来，该协会又聘得美国宣教士布朗(Samuel R. Brown)，并于1839年在澳门成立了一所「马礼逊学校」，该校后来迁至香港(1849)。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先在郭士立牧师的小学读书，后来转入「马礼逊学校」学生容闳(Yung Wing)，曾随布朗牧师于1847年赴美国留学，并取得耶鲁大学的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赴美留学生。容闳学成回国后，又在取得朝廷大员支持下，于1872年选召120位小留学生赴美求学，开创了近代史上中国人留学海外之先河。另一位与容闳一起随布朗赴美求学的黄宽(Wong Fun or Wong Foon)，在麻萨诸塞州读完中学后，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学成回国后在广州基督教医院行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本民族西医。这两位一个在教育方面，一个在医药方面，分别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由此也见证出西方宣教士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第四个联合组织就是成立于1838年的「中华医药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首任主席是柯列治(T. R. College)，伯驾医生、裨治文、赖伊(G. T. Lay)等任副主席。该会的宗旨是用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医药帮助贫病交加的中国人，用爱心的服事见证神的爱，在医治的过程中向病人及家属传福音。该会也在把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传递给中国人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