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经常称赞的一位党代表

古田会议召开前后，是红四军部队建设的重要时期，党代表在这段时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毛泽东在这里对连队党代表的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而罗荣桓正是毛泽东经常称赞的一位党代表。他作为连、营党代表，以至后来担任红四军政委，在具体实践毛泽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方面，作出了忠诚的努力，其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大有相知恨晚之感。
力倡实行民主主义
1928年底以来，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扎扎实实做了大量的巩固部队方面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肃清封建残余，提倡民主主义，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红四军的主力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都是由国民革命军脱胎而来的。这些部队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但军官中军阀习气仍然相当严重。他们认为，“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掌”，“马鞭子下面出好兵”。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成家常便饭。罗荣桓对这种作风非常看不惯。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他从来没有打骂过士兵。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常说：响鼓不用重锤敲。这一句话，他一直说到当了元帅以后。对下级和士兵，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诱导。为了扭转打骂士兵的坏习气，他作为红四军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
1928年初冬，三营驻在永新。一天傍晚，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气温急剧下降，池塘里结上了一层薄冰。九连四班放军士哨回来，因为没有拾柴草，无火可烤，大家都钻进稻草堆，一个个瑟瑟缩缩地当了“团长”，冻得怎么也睡不着。一位被俘虏过来的永新籍战士建议烧老乡一点柴草来烤火。班长黄永胜告诉他：“老乡的东西不能动！”这位战士耸耸肩，出屋去了。过了不一会儿，这个战士抱着一捆柴草高高兴兴地进了屋。他一面大声招呼大家来烤火，一面就抽出一把柴，蹲在地上烧了起来。黄永胜从稻草堆里坐起身来，责问他：
“你这柴禾是从哪里来的?”
这位战士抬起头，眨巴眨巴眼说：“是从老表院子里抱来的。”黄永胜没好气地说：“快给我送回去！”    这位战士没有理他，仍然蹲在那儿往火堆里加柴。
黄永胜猛然爬起来，几步走到这战士跟前，把他手中的柴禾一把夺过来扔到地上，再次命令他把柴禾送回去。这位战士仍然蹲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快要熄灭的火堆，一动也不动。黄永胜火了，大声骂道：
“他娘的，你耳朵聋啦？”
这位战士不服，站起身来和黄永胜顶嘴。黄永胜感到触犯了自己的尊严，伸手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战士没有还手，捂着脸扭过头像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雨仍然不住地下，天气阴冷而潮湿。罗荣桓打着雨伞，踩着泥泞来到九连。连长曾振平忙招呼他坐下烤火。罗荣桓听曾连长汇报了黄永胜打人的事，便命令传令兵去把黄永胜找来。
黄永胜进屋，看到罗党代表，拘谨地敬了一个礼。罗荣桓招呼他坐下，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他：“听说你昨天晚上打人啦?你何事打人啊?”
黄永胜辩解道：“那个战士违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罗荣桓边听边披上烤干的上衣。他耐心地听完黄永胜的话，说：“哦，这么说来你打人是对的喽。”他把手放在火上烤着，停了一会，又抬起头看看黄永胜，“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
黄永胜答不上来。
“怎么?你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是当兵的，犯了一点错误，班长把你打一顿，你的心里会好受吗?”
黄永胜低下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    罗荣桓接着耐心地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你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人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看看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黄永胜承认了错误。
罗荣桓离开九连后，九连的曾连长就曾因违犯群众纪律而被士兵委员会打了屁股。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赶到九连来处理。这时，恰好士兵委员会又决定要打排长曹响的手板。
曹响原来是湘南起义农军的一个大队长，“八月失败”以后将他调到九连当排长。他认为这是降级使用，心里很不高兴。其实，因为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当排长也是不太称职的。每逢他带操，口令总是喊不到点子上；做示范动作，连个“枪上肩”也做不好。他一带操，有些战士就忍不住要笑。他一见战士笑就骂，谁要不服就打，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爱赌钱。在红军里既没有纸牌，也没有牌九，他赌瘾发作时就悄悄找几个人用一个铜板猜字背。曹响赌钱的事很快被士兵委员会发现了。士兵们早就对曹响的军阀主义不满了，这一回岂能轻轻放过。连士兵委员会决定，当众给他以打手心的处罚。
罗荣桓把士兵委员会的委员们找来开会。他仔细听取了委员们关于曹响情况的汇报，然后问大家：“官长打士兵对不对?”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对。”
罗荣桓点点头说：“是啊，官长打了士兵是要记过扣发零用钱的。官长打士兵不对，可士兵打官长难道就对吗?官长打士兵要受处分，士兵打官长就不受处分，你们看，这样做公道吗?”
一位委员嘟嘟嚷嚷地说：“可他赌钱啦！”另一位委员又补充了一句：“他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骂起人来可难听了。”
“那也不能打啊！”罗荣桓耐心地说，“无论是官长打士兵，还是士兵打官长，都解决不了问题嘛!他有缺点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他，教育他，为什么要打呢?你们这一打，他今后在连里还怎么工作？”
在罗荣桓的耐心说服下，九连士兵委员会撤销了打曹响手板的决定。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力促军队内部团结
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来到四军军部不久，部队转移到汀州、上杭一带进行休整。1930年6月上旬，罗荣桓出席了在汀州南阳（现属上杭县）召开的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联席会议。
汀州会议之后，红军根据中央决定进行了扩编。
在红四军3个纵队中，一纵队是老二十八团，战斗力很强；二纵队经过罗荣桓等半年来辛勤的工作，也赶了上来；比较差的就是这个三纵队了。罗荣桓非常注意对这支新部队的培养锻炼。到瑞金后，罗荣桓便把行李搬到三纵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一天，他带了三位干事、一位警卫员、一位马夫来到三纵队的特务大队。
他们由战士领到大队部时，干部们正在开会。大队政委是从二纵队调来的，认识罗荣桓。他朝门口一瞥，脱口喊道：“啊，是罗政委！”听到大队政委的喊声，同志们都“腾”地站了起来。罗荣桓双手下按，忙示意让大家坐下。大队政委又敬了一个礼，用浓重的客家话口音报告：“罗政委，我们现在在开会研究反敌袭击作战计划。”罗荣桓还了礼，随和地说：“你们继续开吧。既然赶上了，我们也一块听一听。”
说话间，通信兵端来两张板凳。罗荣桓和大家都坐下后，感到有几分紧张的大队长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首长下来不先打个招呼，弄得我们连杯开水也没有准备，真是……”大队政委接话说：“罗政委下来，从来也不打招呼，说到就到。”罗荣桓微笑着点点头说：“我又不是么子贵客，要做么子准备。开水嘛……”他从身上解下一个漆皮剥落的铝制旧水壶，“我随身带着呢。”罗荣桓亲切的话语很快消除了大家的紧张情绪。    散会后，大队干部给罗荣桓单独安排一间住房。罗荣桓拒绝了，要住到班排里去，大队干部说，班排住房挤，安排不下。罗荣桓便让队部的通信兵小陈领他到各班走了一遭，看到确实住不下，方才同意住到大队部。但他又提出，不要安排单间，他要和同来的干事们以及警卫员、马夫都睡在一起。他说这样做便于每天晚上研究工作。于是，他们六位就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地上铺了稻草，上面再铺一张晒谷子用的竹席，这就是他们的床铺。罗荣桓一放下行李，便和三位干事分头去找干部、战士谈话去了。
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团结问题突出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人，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这位大队长又有点军阀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嘴里骂骂咧咧的却仍然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出席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会议。在支委会上，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罗荣桓发了言。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像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大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不同的口味。”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这个大队几个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起来。
罗荣桓离开特务大队后，又走访了几个大队，发现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间的团结问题，不仅特务大队有，也不仅仅表现在吃辣椒问题上。    这个纵队的福建籍战士大部分是上杭、永定、连城一带的人，都不会讲普通话，同其他地方的战士语言不通，讲不到一块。一开会，福建人就同福建人坐在一起。福建人管蛤蟆叫土狗子。开会时，江西籍的战士就开福建籍战士的玩笑，说什么“土狗子又到一堆去了”。福建籍的战士也反唇相讥，说江西战士是“蛤蟆子”。
罗荣桓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召开了专门研究和解决团结问题的政工会。罗荣桓在会上说：“福建的同志刚从地方上出来，讲话别人听不懂，他们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不是什么小宗派、小集团，讲他们是‘土狗子’就不好了。当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学普通话，你们干部今后向部队讲话，要学着讲普通话，不要讲土话。在这个问题上，干部也要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影响战士。今后，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碰到。如果不会讲普通话，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至于吃辣椒不吃辣椒，这本来是小事情，但它影响到团结，就成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成了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一项任务。对不同籍贯的同志的不同生活习惯，要互相照顾。不吃辣椒的不妨学着吃一点；吃辣椒的，没有辣椒也要能够吃饭。今后部队发展了，还会有湖南人、广东人、江浙人、北方人乃至少数民族参加红军。大家生活习惯不同，都要互相谅解，互相照顾……”
会后，由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团结问题很快解决了。
大力培养年轻人
罗荣桓不仅手把手地教红四军政委办公厅的年轻人，使他们锻炼成优秀的革命战土，还手把手地将他们培养成模范的政治工作人员。
一天，罗荣桓叫通信兵把青年委员肖华请来。肖华来后，罗荣桓示意他坐下，然后请他谈谈自己对工作的打算。当时才15岁的肖华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我原来是在地方工作的。现在调到四军来当青年委员，对部队的情况不熟悉，还不晓得应该怎样开展工作……”
罗荣桓笑咪咪地注视着这一位热情活泼的少年，认真听取了他的介绍，然后鼓励他说：“前一段你在兴国县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工作得不错嘛！这次毛委员调你到四军做青年工作，这可与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儿童团、少先队，搞扩红参战；而部队团的工作作为党的助手，却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要一切服从战争需要。”
说到这里，他又稍梢沉吟了一下，用商量的口气说：“以前部队没有专职的青年工作干部。这项工作还刚刚建立，怎么搞我也没有经验。但这件事很重要，因为红军中绝大多数是青年，这是红军的一个重要特点。我看，情况不熟悉并不要紧，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就会熟悉起来。你现在是不是马上着手做这样几件事。”    罗荣桓说到这里，停了一会。肖华掏出笔记本和铅笔，准备记录。
“第一件事，就是把各师、各团的团组织建立起来。要调一部分青年党员作团的骨干，将师团的青年委员配齐，然后经过他们，将连队的团支部和团小组建立起来，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
罗荣桓边说边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他走到肖华身边，停下脚步，俯下身去看肖华的笔记。他等肖华停了笔，又接着说：“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部队搞得活跃一些，要朝气蓬勃、生动活泼，不要死死板板的。生龙活虎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工作就要符合这个特点，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要发动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团员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斗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要组织团支部作好帮助掉队战士和巩固部队的工作……”
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在各级政治机关共同努力下，肖华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在军、师、团各级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