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制度存在缺陷时，时间只会使邪恶升值

许少民　刊发时间：2008-02-14 16:58:22　光明网-光明观察
今天随手翻翻一本多年前的名家散文集，突然看到“余秋雨”三字，便有一种想阅读的冲动，不过散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并不多，但幸好都是我未曾见过的文章。翻开扉页，眼睛定格在一篇题为《道士塔》的文章，我知道余秋雨的写作风格，知道这样的一篇文章肯定是沧桑历史与悲伤情怀融合的写照，因此，我做好了感叹的准备，虽
然够不着他“千年一叹”的深度。然而，当我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沉重，虽然说莫高窟的壁画与惊世绝伦的文化宝藏于我而言相距十万八千里，虽然它的存在与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关联，没有莫高窟沉甸甸的文化宝藏，我一样可以活得很潇洒，不过当我看到原本隶属于中国的无穷文化宝藏于润物细无声之中从无知的王道士手中源源不断的流入西方的考古家、冒险家、学者手中时，我还是很伤感，因为这样的遭遇本来就不应该发生。
王圆箓，一个原本世湖北麻城的无知农民，一个曾经饥肠辘辘的道士，一个靠化缘艰难度日的下层人士，竟然阴错阳差的当上了山崖洞窟的主持；也正是这个道士，在1900年5月26日的清晨阴错阳差地“打开”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敦煌学就是靠这个门户中的文化宝藏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也正是这个道士，使得今天研究敦煌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不止。历史就是这么诡异，一个无知的道士，一个败家子，竟然给中国民族的文化宝藏带来莫大的损失。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一笔文化重债，是不是应该只由王圆箓来背负呢？显然，他卑微的地位与身份无论如何也承当不起这笔文化重债，正如余秋雨说到：“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他对牛弹琴，换得一个默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参见陈斐等主编：《感动中国的名家散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9月版，P138），那么，谁应该承担责任呢？余秋雨在文中末尾强烈的阐述到：“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的说一句：‘宁肯存在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同上，P142），显然，承当这笔文化重债的主要责任人，不是王圆箓，而是王圆箓所生存所依赖的那个没落制度。一位敦煌学者曾经悲愤的论述到：“他（王圆箓）的确无知得一塌糊涂，但无知难道比无耻与无赖的朝廷命官还要不可原谅吗？无知难道比腐朽的清王朝还要不可原谅吗？一个腐朽的昏庸王朝所酿成的历史罪责，何以要由一个小人物来承当！”（参见王和声：“王圆箓和斯坦因”，引自王剑冰主编：《2003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版，P524）。的确，这个石破天惊的文化“罪责”的的确确直接由王圆箓所犯，但更让我们深思的却是那个年代的制度缺陷：当欧美的学者乃至考古文学蜂拥而至时，这里没有森严的文物保护宫坻，没有碰到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只有一个道士；而当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运费太贵”是中国官员的口头禅；而当莫高窟的价值好不容易得到了京城学者们的认可，好不容易要求清政府下令陕西总督清查藏经洞并将所剩的文化全部运往北京，可让人惋惜的是，四万多卷经卷文书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仅剩下8000多卷（无缘无故少了那么多的经卷，个中原因或许你可以猜到）。俄国诗人布洛茨基说：“时间只会使邪恶升值”，我重新补充下：“当制度存在缺陷时，时间只会使邪恶升值”，制度的缺陷往往放大了个人的罪恶，升值了个人的罪责，不是么？
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所作所为时，或许你会发现，这个古老的民族似乎并没有从历史的沧桑中寻找经验教训。今日的中国，许许多多的历史建筑与历史文化地标在“开发”的名义下惨遭毒手，令人叹息，更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的无奈责问。今天的中国缺乏保护文化历史遗迹的专家学者么？今天的中国官员是不是和清朝官员一样腐朽堕落么？今天历史文化遗迹的守护者都和一个世纪前的王圆箓一样懵懂无知么？或许不是，那么，铺天盖地的破坏活动却在今天的中国如火如荼的开展，根源何在，令人扼腕！
当时间调转到2008年，我发现与王圆箓年代同样的历史悲剧。当“韩第一号国宝毁于人为纵火”的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同样震惊。虽然所谓的国宝与我并不相关，我也不会像某些朋友那样仿造鲁迅先生“论雷锋塔的倒掉”的手笔写出“论崇礼门的倒掉”之类的文章挖苦韩国，但我依旧对这个事故感兴趣，因为韩国人似乎犯了和王圆箓时代某些人类似的错误。所谓的第一号国宝，指的无非是“崇礼门”，这个文化地标始建于1395年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时期，1398年建成，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国宝竟然被一个有着对文化遗产有着纵火前科（他曾于2006年4月纵火焚烧韩国昌景宫文政殿）的蔡某所焚烧，甚是不可思议。同样的问题是：既然堪称第一好国宝，既然有着600多年的历史，既然像某些韩国人所宣称的那样它是韩国5000年文化的见证者，既然这是标志性的建筑，文化象征，为什么韩国人并没有一套成熟规范的制度来保护这个国宝呢？为什么等到生米做成熟饭时，韩国人才对这个制度缺陷说三道四，所谓的“火灾发生初期，消防部门没有找到真正火源，只向楼阁内盲目喷水，甚至一度做出错误判断”，“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官员以文物性质特殊为由，不允许他们进入建筑物内部灭火，延误扑救时机”，“崇礼门贵为国宝，但没有相关防火措施并不到位，城门附近甚至没有摆放灭火器等初级消防装置”，“国宝不就是我国的脸面吗？平日里竟会没有一个人看管”，“大国家党指责卢武铉政府保护古迹不力”的言论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因为道理很简单，任何指责与漫骂都无法弥补这个惨痛的损失。缺乏制度的规约，个人的罪恶往往容易扩大与升值，当崇礼门依旧昂首挺立时，没有人会注意到制度的缺陷，没有人会关心这个国宝的保护制度是不是规范有力，等到一个无知的老头毫无怜悯的将其焚毁时，悲剧已经发生，这样一个人要如何承当这笔文化重债？指责漫骂，重罚监禁似乎总也弥补不了他的罪过，与中国人一样，韩国人应该从中学到什么呢？
实际上，在个人与制度这个问题上，无论是王圆箓悲剧，韩国崇礼门悲剧，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违规操作造成49亿欧元损失的重大悲剧以及所有涉及个人罪恶的悲剧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我们总怀有某种惰性，一种懒于对制度进行检测与置疑的钝感，我们总习惯于“理所当然”，而不去深究“假如”的问题，不去探究制度是否完善的问题，只要太阳不从西边升起，没有人会怀疑太阳会从东边升起，而正是这种心安理得熟视无睹的态度导致了许多悲剧的诞生。当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时，当制度的缺陷不为我们所感知时，个人所造成的罪恶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累积与升值，直到真相大白之日，悲剧造成时，人们才如梦初醒，遂有对制度缺陷的指责与反思，这似乎是历史的吊诡。对于韩国人来说，那焚烧的两个小时是老翁罪恶不断升值的暗淡时段；对法国兴业银行来说，那不算漫长的几个月却是交易员掩埋罪恶，累积罪恶的黑色时期；对中国人来说，那不算短暂的一个世纪是王圆箓历史罪恶最沉重的时期，直到今天，他的罪恶似乎还在延续，只不过是别的主角替代了他……
制度，完善的制度，或许对于我们平民百姓而言非常的深奥，但却非常实际，完善的制度，就是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崇礼门焚毁的保护机制，就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杜绝类似兴业银行交易员违规操作的监管机制，就是可以最最大可能避免一个无知的道士，一个颟顸的官员，一群胆大妄为的“文化流氓”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制约机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