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揭秘毛泽东家三代女性 从痴情战士到前卫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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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家三代女性:贺子珍李敏孔东梅
今年是贺子珍诞辰100周年。
百年前的中秋佳节,贺子珍诞生在江西永新。18岁出落成“永新一枝花”。她投身革命,在井冈山的万顷翠竹中,与毛泽东相识。从此,她的生命之舟,随着与毛泽东的婚恋离合,随着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而跌宕起伏。
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是阳刚的、浪漫的、壮怀激烈的。在艰苦的革命年代,他和贺子珍的感情“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他们的6个孩子,或失散在颠沛流离的长征路上,或死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唯一活下来的,只有女儿李敏。“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深切的父爱,都凝聚在这个名字里。待到唯一的外孙女出世时,毛泽东用自己最钟爱的梅花,为她取名“孔东梅”。
作为毛泽东家的女性,她们注定要承担起双重角色:既是温柔的女子,又是坚毅的巾帼英雄。贺子珍、李敏、孔东梅走出了风采各异的人生路:从一生痴情的女战士,到平淡是真的普通人,再到前卫时尚的儒商。她们谱写了毛泽东家三代女性的百年传奇。

资料图: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贺子珍,孤独一世情
本刊记者 刘 畅
30年前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贺子珍等人为政协委员。同时配发了照片: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
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小女孩则是她的外孙女孔东梅。
“贺子珍出来了!”作为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消失”40年后奇迹般地出现,当时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而今,30年过去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经周折,寻访到贺子珍最后岁月的两位见证者。一位是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外孙女孔东梅,另一位是多次走入贺子珍内心世界的新闻记者王行娟。她们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诉说贺子珍的人生和爱情。
最浪漫的事
1927年盛夏八月,18岁的贺子珍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在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成为中共党员,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永新三贺”。少女时期的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洁白。她喜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贺敏学夫人李立英的脑海里。孔东梅正是从这位“舅奶奶”那里,知道了这段爱情。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外婆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孔东梅说:“外公曾经讲过,‘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孔东梅的母亲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成为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王行娟根据贺子珍晚年的回忆分析,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对于“夫人”身份,很不能适应。“她是一个真正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要把重心转到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她心里不痛快。”孔东梅则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柳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但早期她从没点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他们叫她“贺妈妈”。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孔东梅曾经读过外婆晚年写给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长,看后让人心酸。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但妈妈说,不是那种真的狠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妈妈挨打就会哭喊,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个难解之谜。王行娟说,每次提起这段往事,贺子珍就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
心中只有毛泽东
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中国东北(岸英已于1946年回国)。建国后,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孔东梅说:“根据妈妈回忆,那时候外婆曾经考虑过要开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战友讲,她有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外公,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这个心愿,直到12年后才实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贺子珍秘密会面。2004年,孔东梅重上庐山。从参与安排那次会面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那里,孔东梅了解到当时会面的经过: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当晚,贺子珍彻夜难眠。“外婆兴致勃勃地向睡在她身边的水静,讲述他和外公从相识起的点点滴滴,直至天明。”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平时,则是李敏作为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递消息和礼物。“我曾经见过,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捎回的白手绢。外婆去世后,妈妈在她留下的三个箱子中,还看到了那条保存完好的手绢。”
沉默中走完人生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后来搬到徐汇区湖南路262号,期间,只有彭德怀和陈毅去看过她。
贺子珍晚年,身体一直不好。1954年9月,收听完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生病,他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结束后,贺子珍的命运才有了改变。1979年9月,中央接贺子珍到北京。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事先一再嘱咐外婆,不要太激动,不要太伤心。她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我看后非常震撼。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贺子珍在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孔东梅说,外婆贺子珍是一位最好的历史见证者,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晚年的李敏
李敏,最普通的“第一女儿”
本刊记者 刘 畅 崔瑾月
“妈妈很朴素,我从来没有见她戴过一件首饰”;
“妈妈特别温柔,特别谦让别人,非常爱孩子”;
“妈妈当年挺难的,她夹在外婆和外公之间,性格又不是很泼辣,既要为外婆豁得出去,又要顾及外公很多……”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起李敏情况时,孔东梅一连串地说了很多很多。
在孔东梅看来,母亲李敏的命运也十分坎坷。“但妈妈的婚姻是很成功的,她和父亲自由恋爱,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早恋。他们一辈子非常相爱,这同时也是我和哥哥的幸运。”
主席家的“洋宝贝”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唯一活下来的孩子。1936年冬,她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赶来贺喜的邓颖超看她长得又瘦又小,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于是,在一旁的毛泽东当时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娇娇”。
但几个月之后,贺子珍远赴苏联,把娇娇留在了延安。4岁时,娇娇被送到苏联,和贺子珍团聚。
李敏曾告诉采访她的记者王行娟,她在俄罗斯有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那里不仅有她的妈妈,还有她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在父母“分手”之后,她发现妈妈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她有时候觉得妈妈“太厉害,甚至有些狠心”。但她知道妈妈对她的爱是无私的。
在苏联,有一次,娇娇患了肺炎,医生告诉贺子珍,孩子没救了,准备送往太平间副室。但贺子珍没有放弃,她硬是把娇娇带回了家,自己护理。为了每天能找到一点牛奶给她喝,贺子珍四处奔波,拿自己种的土豆去换。就这样,她奇迹般地救活了女儿。
后来,贺子珍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娇娇被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一种孤儿般的生活。
那时的娇娇,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她曾在后来写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回忆:“国际儿童院里面挂着好多国家的伟人像,哥哥指着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
1947年,贺子珍在精神病院呆了两年之后,终于带着娇娇回到中国,住在哈尔滨。那时候,娇娇对中文半懂不懂,是个十足的“洋娃娃”。后来,毛泽东派人接娇娇回北京,她还半信半疑。娇娇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接到娇娇的信,发现全是一行行歪歪扭扭的俄文。他请人翻译成中文后,哈哈大笑。当即回信写道:“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欢迎你回来。”
1949年初夏,娇娇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送娇娇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李敏。娇娇在陕北时,毛泽东曾化名为“李得胜”。
泪别中南海
李敏曾告诉王行娟:“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快乐时光,太短暂了。”
1949年9月,江青带着李讷从苏联考察归来,家里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江青对娇娇的评价,从开始的“文静”、“听话”,逐渐变成了“倔脾气”、“娇气”;而贺子珍又不愿意让娇娇叫江青妈妈,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娇娇夹在中间,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可想而知。
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李敏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了婚。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在中学时的同学,两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也就是孔东梅的哥哥孔继宁。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江青却容不得这些,她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也没有阻拦,只是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自从搬出中南海,李敏夫妇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1964年,李敏夫妇搬进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
毛泽东晚年,江青更加飞扬跋扈,李敏等人要见毛泽东一面更难。从爸爸患病到逝世,李敏总共见过他三次面。
第一次是陈毅逝世时,毛泽东出席追悼会。他见到李敏,拉着女儿的手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泪点点头。第二次是李敏接到堂弟、时任中央政治局“联络员”毛远新的电话,说主席病重,让她赶紧去。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江青冷硬地说:“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是在父亲逝世前几天。他拉着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流泪。
相夫教子度清贫
离开毛泽东后,李敏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简朴,有时甚至很清苦。
据多次跟踪采访李敏的王行娟介绍:李敏夫妇一直都是靠工资吃饭,他们自从搬离毛泽东的住处就自己做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李敏和丈夫都在国防科委上班,工资不高,不仅要抚养两个孩子,每个月还要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母亲贺子珍。
面对这种艰苦的生活,李敏不但毫无怨言,还显得非常适应。李敏常常教育孩子说,外公曾经为一顿伙食召集过一次家庭会议。一次,印尼总统苏加诺送了咖啡和牛奶等给孩子们改善伙食。他们煮了吃,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就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在会上,他严肃地告诉大家,国家财政收入是多少,还有多少人吃不饱,要他们的生活不能超标。那时,他们早饭都是稀饭、咸菜、馒头片。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影响了李敏对孩子们的态度。她让儿子穿丈夫穿过的衣服,孔东梅也穿过哥哥的衣服。
王行娟对此颇为感慨:“李敏太节俭了,有时候连她的丈夫都不能理解,两人还为此闹过一些小别扭。李敏现在走在大街上,也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孔东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虽然母亲经历了苦难,但她和外婆不同。母亲是一个非常爱家庭,重视家庭的人,一辈子相夫教子,非常贤惠温柔的女人。她的生活简单、平静。只有那次回到莫斯科学校的小树林时,我才感受到妈妈的另一面,她好像年轻了,有了活力。”

孔东梅
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时尚的红色后代
在北京东北角大山子地区,有一片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旧工厂,而今被称为“798艺术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片充满后现代气息的街区中,静立着一座古朴的艺术空间——“菊香书屋”。它的主人,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
“798”里的女老板
“我们这个空间,大到整体设计理念,小到墙上的每一幅画,都是老板精心布置的。你看,这是切·格瓦拉,这是甘地,这些摄影作品非常珍贵,很多是老板从国外收藏来的。”正当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时,“老板”孔东梅走了进来。
她一身简洁的黑裙,一条长长的鲜红色围巾,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显出独有的高雅气质和艺术品位。虽然之前从未谋面,但记者早有耳闻:“毛泽东有个漂亮的外孙女,长得和他很像,下巴还有一颗和他一样的痣。”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孔东梅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给了它新的诠释。这里的一切,都充斥着多元的融合与强烈的对比: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巴洛克乐曲回荡其间;书架上,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红色经典作品,整齐地排列着;大厅里,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毛泽东画像,熠熠闪光……新与旧,中与外,理想与现实,记忆与未来,在这里交融。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从中学到大学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也是校杂志社的一员。上中学之前,读过大量17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书籍,还经常听广播小说。我也算是个文学青年吧。”孔东梅还介绍了她所写的书籍:从《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到《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再到《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孔东梅说自己希望做一个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自如穿行的女人。她也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视角追寻先辈的足迹:“对于外公外婆,我心里有许多的谜团和疑问。通过写书,探访过去的一些事情,既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他们,也是对我自身心路历程的梳理,可以释放自己。”
“这个地方很特别。你母亲来过这里吗?她喜不喜欢?”望着眼前个性而前卫的一切,记者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与毛家联系到一起。
“来过。她对这个空间,还是挺满意的。不过走在艺术区里,看着一些行为艺术的雕塑,母亲有些不能理解。”
如今,孔东梅和母亲李敏一起生活。谈到现在的日子,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同时也很感慨:“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找寻回来的,我一直在找回‘普通人的日子’。”
与外婆独处的日子
1972年,孔东梅出生在上海,妈妈李敏把她的照片带给外公毛泽东,又把毛泽东的照片带回给她看。“我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面,外公为我取了‘东梅’这个名字,‘东’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欢的植物。”
孔东梅自小与外婆贺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她们居住的湖南路262号,成了她童年最重要的记忆。“记得那时上学回家,门铃太高够不着,每次我都要用书包垫脚才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个院子非常大,还有假山。我和外婆在花园里种了四棵橘子树,每年都可以收获橘子;还有桃树,枸杞子树等等。”每当孔东梅想起外婆,都会想起那个大院子,想起外婆坐在椅子上,一支一支地抽着烟,望着远方沉思。在家中,孔东梅衣食无忧,工作人员对她照顾得很周到。
“然而,我没有真正的童年,那时我就是一个深宅大院中的小女孩,不自由。哪怕是过马路买一个五分钱的冰棍,都要费尽周折。”孔东梅说,童年的她渴望像普通孩子一样,有父母在身边,可以随意去玩耍。“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又都在北京,工作人员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随便出去玩,童年的那种孤独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某些心理,也受到了那时候的影响。觉得吃别人家的饭就特别香,有什么东西也特别愿意与人分享,都是出于童年对这种回归普通家庭的渴望。”
孔东梅6岁时,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学。她说,如今自己对文化艺术的浓厚兴趣,源于母亲和家庭的教育。“母亲很古典,喜欢欧洲的、浪漫主义的东西。可能因为她从小在俄罗斯长大,受俄罗斯古典艺术的熏陶比较多。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随便出去玩,母亲就给我买了很多书。”
让“红色经典”有个性
1992年,孔东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她说自己更喜欢文学,天生对油墨纸张一类的事物感兴趣:“那时候,我还曾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过着读海明威的小说、喝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
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进入刚刚创办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孔东梅告诉记者,在泰康人寿的3年中,她从端茶倒水打杂干起,几乎在各个部门都干过:“随着泰康人寿变成十几万员工的大企业,我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孔东梅渐渐发现,这并不是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她还有很多梦想,渴望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空间。
1999年是孔东梅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她想过办企业,做自己的生意,“当时公司都注册了,又碰巧遇到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当时我跟妈妈说三个月就回来,可一去就是两年多,快三年。”刚到美国的孔东梅从找房子开始,半年内搬了三次家,才慢慢稳定下来。
“下了飞机,拎着皮箱,谁都不认识你,你就是孔东梅,沧海一粟,淹没在人海中。这个时候你才能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血脉和家族。我开始安静下来,逐步为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美国读书时,孔东梅感觉到西方年轻一代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程度非常好。他们不仅深知历届总统的经历,对过世的总统每年还都去凭吊。“《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爱国、反战题材的电影上座率都非常高。我就开始反思,我们的红色经典文化应该以什么形式出现,才能让年轻人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和喜欢?”
孔东梅坦言,她也是到了国外,才开始真正从不同的文化观念和角度来看待外公、认识外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特别对毛泽东这个人,尽管基本上都听说过,但毛泽东到底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现代中国什么样,他们并不了解。课堂上经常因此发生辩论,碰到他们不理解的事儿,我就讲给他们听。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
那时,母亲李敏寄来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深深触动了孔东梅。“我一看就哭了,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很多细节令人难以平静。毛家三代女性都有在异国学习的经历。29岁出国的外婆算是‘老’留学生,4岁出国的妈妈是小留学生……从外婆到母亲,她们有太多我不知道的历史。”孔东梅开始思索,如何将“红色经典”传承下来?
回国后的孔东梅开始一边走访,一边写书。2001年,孔东梅注册成立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开始传播和推广“红色经典”。在写书的探索中,孔东梅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外公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一种执著、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因为一些小的挫折而放弃。”
王行娟老人向记者谈到孔东梅时,一下舒缓开原本沉重的情绪,笑着说:“东梅啊,一个很外向,很阳光的孩子。他们毛家第三代的两个外孙,都外向,而且都漂亮。东梅有学识,视野开阔,希望她能够生活幸福。”
不管怎样,经历了风风雨雨,毛家第三代的人生,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