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博雅清谈”开场白

朋友谈起我80年 代写的《逛书摊》，说是很有趣；紧接着问，你现在还经常逛书店吗？说实话，那一瞬间，我深感惭愧——已经好久没在书店“流连忘返”了。有各种原因：出版社 赠书，朋友寄送，网上购买，学生代劳，还有自家藏书空间的限制等……但不管如何辩解，还是必须反省：难道我失去了追寻新知识的热情？内行人都明白，逛书店 不纯粹是为购买专业书籍，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休憩，一种精神享受；因此，金钱之外，更重要的是“闲心”与“闲情”。而今日中国的大学教授，实在是太忙碌 了。
忙什么呢？忙着上课，忙着写作，忙着演讲，忙着开会，忙着立项与结项……整日里昏天黑地，忙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没有闲心翻阅那些与课题无关的书籍，更不 要说自由自在地在书海里遨游。这可不是读书人的理想状态，尤其是人文学者，散步、清谈、遐想、做梦，都必不可少。没有超越日常生活的渴望，没有纯粹知识的 追求，没有形而上的思考，必定飞不高、跑不远。80年代中国学界流行“侃大山”，那太虚了；今日竞相做课题，又太实了。虚实如何结合，不太好拿捏；但有一点，太虚太实都不是理想状态。
关于今日中国大学，我有两个小小的观察：第一，教授们没有听同行演讲的习惯（朋友捧场是另一回事），坐在听众席上的，绝大多数是研究生；第二，除了合作 做课题，系里同事绝少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学问。全都来去匆匆，对别人的工作不感兴趣，也很少了解。不说“世界一流大学”的故事了，单是民国年间的大学教 授，便多有互相听课的；至于请同事阅读文稿提意见，那更是平常事。今日中国，除了评奖、审稿或提职称，教授们很少翻阅同事的著作。作为学者，你我经常与古 人对话、与外国人对话，唯独忽略了近在眼前、同样聪明绝顶的同事，这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最好的对话者，应该就是你我身边的同事。我们曾经每周参加政治学习，被迫不断“交心”，彼此间多有伤害，可也多有了解；现在反过来了，谁也不管谁，上课下课，各走各的。说实话，我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讨论时争得脸红脖子粗，或许学理性不够，过于慷慨激昂，但那种“坐而论道”的兴致，至今难以忘怀。无关具体的研究课题，而是思路的碰撞、视野的交汇以及趣味的融合，由此酿成一种浓烈的学术风气。
今日中国，满街跑“大师”，那多是夸饰之词，不外稍微著名一点而已。依我浅见，好的学术环境，能让“中才”做出上等业绩；而坏的学术氛围，则使本就悬在空中的“大师”迅速陨落。
记得1989年底，王瑶先生去世前不久，曾再三告诫：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很可能是“前途光明看不见，道理曲折走不完”；大的环境你改变不了，但小环境还能自己把握。一定要学会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小环境，沉下心来做学问。
不想再对目前中国大学的状态指手画脚，只希望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同事有兴趣、有心情坐下来，不计功利地畅谈学问、探索真理——既超越柴米油盐，也超越论文和课题，那是我们举办“博雅清谈”的最大愿望。
我始终相信，北大中文系的不少教师，在职业生涯之上，还有更高远的志向与情怀。
乐黛云: 我的五字人生感悟
谢 谢大家来，特别是严（家炎）老师远道而来。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但对于这个“博雅清谈”我是很拥护的。我觉得如果说上一任系主任有最大的德政的话， 那就是我们北大中文系从来不趋时跟风。当校园里满眼是各种“老板班”招生的横幅和招贴时，中文系虽然穷，就是不办这样的班！我并不反对为企业家提高国学知 识和人文精神贡献力量，但北大到底是办什么，你到底是以什么为核心，你对学生能花多少力气呢你 的重心放在什么地方呢？这始终是我一直非常忧心的事情。可是中文系没有受这个感染，值得欣慰。新主任提出的“博雅清谈”和上一任主任的德政有一脉相承的地 方，并且它是对时下风气的一种无声或有声的抗议，至少是回归人文精神、回归北大真正传统的一个小小的、值得肯定的举措。
我想谈什么呢，我的书就在这里。过去我写过的散文集，如《透过历史的烟尘》、《绝色霜枫》什么的，如果说当时写作时，还有些遮掩，那么，这一本，虽然还是有所不讲，因为有好多东西还是不能讲的，但我可以保证我讲的都是实话。
我觉得，我的一生可以说还是体现着佛经讲的五个字，并可用之加以表述。佛经认为人的一生贯穿着五个字：第一个字是“命”，你必须认命，比如说你生在哪一 种家庭，你长成什么样，你没法选择。你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和你生在一个大富豪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命运，你不能选择的。这叫“命中注定”。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运”，“时来运转”的“运”。这个“运”是动态的，如果说“命”是注定的，不动的，而“运”则是动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时 来运转”的时候，也有很多运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多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可就是发生了某种“运”。比如当时我们刚大学毕业，办一个刊物《当代英雄》。 为此，1958年反右已经快结束了，我还是被补进去，划成了极右派。我为此二十多年离开学术界。后来我搞比较文学，也真是“时来运转”。那时已经是1981年了，我都已经50岁 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就不知道怎么把我选去哈佛了。而且，不单是在哈佛访学了一年，当时伯克利大学有人来哈佛开会，看见我，就邀请我到他那儿做两年的特 约研究员。我完全没有想到！怎么可能呢？伯克利和哈佛都是很好的学校。后来，我就相信这个“运”，就是说“时来运转”。“运”是不能强求的，“运”没有来 的时候，强求也没有用。当运气很坏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运气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它是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力量在后面推动的，并不是你 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字是“德”，就是道德的“德”，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修”的，孔夫子讲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如果你不讲 “德”，不讲“学”的话，那是非常大的忧患了。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我总觉得自己要做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像费孝通先 生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一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一定就望子成龙，可是他希望孩子是个好人，不要是个坏人，这是生存在我们老百姓文化中的一个基因。在 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两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然任何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 好人。我在乡下被监督劳动时，正是大饥饿的年代，领导要求我创造一个奇迹，要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也能养肥了给大家过年。就这个任务，当时我 很着急呀，每天漫山遍野让猪在地里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后来把那猪养得还可以，反正不算肥，但是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吃得挺高兴，我觉得也很好。所以不管 怎么样，就算在很困难的环境里，还是要独善其身，竭尽全力，做个好人，所以老乡都很喜欢我。当时我住的那一家，老大爷是个放羊的，他去放羊的时候，捡到一 个核桃、半颗花生什么的都带回来给我吃。那时候的下放干部都得了浮肿，因为粮食不够，可是我没有浮肿，那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吃捡到的核桃、花生、白薯 头，而且我们那个大娘养鸡，除了上交的鸡蛋定额外，总还能剩下几个。我们三个人，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鸡蛋宴”，三个人吃8个鸡蛋！所以我一直没有浮肿，身体很好。如果那时候看不见前途就完全消沉，什么也不想干了，或者说你对老百姓很冷漠，对大家很抗拒，如果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就会觉得日子没法过下去。
第四个字是“知”，知识的“知”。“知”是你自己求的，就是说你要有知识，要有智慧。这一点,我 觉得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我也一边放猪，一边念念英文单词什么的，没有把英语基础全丢掉。我原来是喜欢外国文学的，特别是屠格涅夫等俄国 小说。他写的革命女性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很奇怪，一方面我欣赏那种特别进取的，像我喜欢的俄罗斯文学都是如此， 立志要为别人、为大众做一点事；可另一方面，中国的诗词，特别是元曲里那些比较消极的东西对我影响也很大。比方说老背的那些元曲：“朝如青丝暮成雪”，“ 上床和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之类。这些“知识”对我以后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知道一点西方，又知道一点中国，然后又运 气好，到了哈佛大学，接触了比较文学学科，这就使我有了从事比较文学的愿望，特别喜欢这个学科，也看到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未可限量。所以这个“知”对人很 重要，有时也会决定人的一生。如果你没有这个知识领域，没有看过相关的书，你根本不接触，那就不可能向这方面发展，你这个人就会很闭塞，可供你选择的道路 也会很少。所以，我很看重这个“知”字。
第五个字是“行”，上面谈到的一切，最后要落实到你的行为。这个“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当你面临一个个关口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人所面临的选择往往 是很纷繁的，也有很多偶然性。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这一步走慢了，或者 走快了，你照样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关口，例如那时到苏联去开会，领导真的很挽留我，告诉我你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兼做国 外学生工作，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北大。后来季羡林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写序的时候，他说，乐黛云这个选择是对的，也可能中国失掉了一个女性外交官，但中国有了一 个很有才华的比较文学开拓者。这就是说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有时选择对了，有时选择错了！选择对了，运气不来也不行。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彭真市长调我去 做秘书，我选择不去，但也由不得我！没想到一来二去，当时竟把我的档案弄丢了，我也不想去找，后来也就算了。这样，我还留在北大，这就是选择和命运的结 合。
总之，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对此有些感悟，我讲出来与大家分享。